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 日前，南京警方破获了一起利用航班延误险获取保险赔款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利用亲朋好友的20多个身份证件，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航班延误险，通过伪造索赔文件等手段，作案900多起，获得保险赔款300余万元。消息一出，不仅是保险业为之震惊，在互联网传播力的推动下，更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大多是法律和新闻工作者，同时，也许多热心民众参与其中。 从总体情况看，社会舆论和议论可谓是“众说纷纭”，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围绕着“罪”与“非罪”展开，即从法律的角度，围绕“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讨论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罪”，或“保险诈骗罪”，参与讨论的基本上是保险业和社会的法律专业人士，他们是各持观点，各抒己见。但更多的是社会民众，也包括保险从业人员，一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既然保险公司推出了这种产品，就应当“保得起，赔得起”，而不能“只赚不赔”，更有人认为，动用公安和刑法这样的“公器”，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由于目前警方披露的信息仍十分有限，所以，很难“就事论事”地进行评判，更无法下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近年来，保险领域的各类诈骗案件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许多案件均具有很强的“专业”特征，一些犯罪团伙，一方面是对保险行业的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漏洞，甚至采用内外串通，里应外合，进行所谓的“套利”；另一方面是不惜大量的投入，把保险诈骗案件做得“天衣无缝”，如一些医疗保险的诈骗团伙，甚至打通整个医疗产业链，而汽车事故的伪造场景，堪比电影摄制的片场，不仅让人惊叹他们的“专业水平”，同时，也让人觉得有点“防不胜防”。由此可见，保险诈骗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合同条款问题，也不是保险行业凭“一己之力”就能够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的齐抓共管，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共治，因为，保险是现代社会风险管理和保障人民生活安宁的基础制度。 这次“航延险风险”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国虽已号称是全球第二大的保险市场，但无论是保险行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还是社会和民众的保险意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因此，“粗放”就成为了我国保险的基本特征，不仅是保险行业经营管理的“粗放”，也包括了社会和民众认知的“粗放”。纵观全球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从“粗放”到“成熟”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问题的关键是要利用好每一次“危机”，并把它转化为成长过程中的反思、学习和进步，只有这样，我国保险行业才能不断地完善与发展。 在这次“航延险风波”的讨论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人们更多地是围绕具体的案情，围绕着条款和法律适用，在法律和保险经营层面进行讨论和争论。但殊不知，现代社会的所有制度都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总结，都是服务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可能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因此，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前，要先回答现代社会的保险制度“为什么”的问题。保险是人类社会在与风险抗争过程中，认识到只有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共渡难关，薪火相传，因此，就有了原始的互助，后来又有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保险。如果要问保险的初心是什么，其实，就是人性中互助友爱的光芒，是人性中“善”的体现。因此，“善意”是保险的前提和基础，虽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投保人都是心怀“善意”而来，如果离开这个“初心”，特别是在事后的评价和判断，依然可以置“善”于不顾，那么，所有的理论和专业，所有的雄辩和论证，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善”是保险，乃至社会的根本，更因为“君子务本，本立道生”。 这些年，在发展市场经济，也包括发展保险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与“初心”的渐行渐远。“市场经济制度”肯定是一个好东西，但前提是“向善”，“善”更是保险的“初衷”与“本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急功近利思想的作用下，不少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法无禁忌”就可以做，甚至热衷于“打擦边球”。其实，做什么和怎么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和为了谁。保险，是一个准公共产品，其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讲，保险行业只是社会风险基金的管理者，因此，保险诈骗，最终侵害的是其他投保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对“保险诈骗”单独列罪，并严加处罚的内在逻辑。 面对这次“航延险风波”，法律也面临着“向善”的思考与反思，尽管从“技术”层面看，在这次的争论中，不少法律人士参与其中，他们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既言辞凿凿，又娓娓道来，各种观点是各执己见，见仁见智。但如果回到“森林”的层面，从立法精神的视角看，也许就更容易达成共识。不久前刚刚颁布的《民法典》，就强调了我国民商事法律关系调整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二是明确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三是强调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四是强调“合同目的”的作用和地位。用这四条的任何一条，去观察和分析“航延险风波”，无论是诚信，还是公序良俗，无论是投保目的，还是索赔手段，特别是伪造证明材料，相信即使是一个非法律工作者，也不难得出判断和结论，因为，法律的初心同样是“善”，其本意是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体现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保险业而言，这次“航延险风险”是一次极好的“向善”教育机会。“航延险”本是一个创新型产品，它针对现在社会的“痛点”，很好地分散了消费者的“延误和取消风险”，同时，对于缓解因航班延误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纠纷，也起到了一定的化解和积极作用。同时，从产品开发，特别是在经营的初期，是具有较好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依托“中航信”平台，能够实时地获取航班的相关信息，如乘客、航班和延误取消等信息，因此，就能够支持移动终端的承保与理赔服务，为客户提供良好的客户体验。但从“航延险风波”看，行业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好事，为什么没有办好。 近年来，随着民航领域的信息化服务水平的快速提高，保险公司在经营“航延险”的信息优势不再，社会大众均能够非常便捷地获取相关航班和航路气象信息，更何况是身在这个行业的李某。这客观上，改变了“航延险”领域风险信息博弈的基础和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不少保险公司“不堪重负”，退出这一领域的内在原因，而有的公司则将目光转向国际航班，因为，就一个相对较长的国际航班，延误和取消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大。从这一点看，保险行业要认识到，保险的本质属于认知科学，而认知科学属于计算科学，在科学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如何认知、预测和经营风险，需要行业重新认识和思考，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地打造核心能力，否则，就可能处于“弱势”地位，陷入“尴尬”境地。 科技，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善加利用，能够福祉社会，如果利用不当，则可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保险科技，已经成为保险行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保险业不仅要实现自身的“向善”，还要推动保险科技的“向善”。近年来，保险业，特别是一批新锐保险科创企业，专注利用大数据，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开展保险反欺诈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技术已嵌入业务前端，能够及时地发现“可疑”信息，如伪造的航班延误证明材料，通过与“中航信”平台，是很容易查证和识破的，这样就能够将保险诈骗案件遏制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到900个案件发生后，才发现问题。此外，大多数保险欺诈案件是钻了保险经营管理的漏洞，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呈高速发展的态势，由于业务形态特点，使得传统的风险管控手段失灵，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技制技”，即利用科技手段防范科技犯罪，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时，行业的信息共享也是遏制保险诈骗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中保信在保险行业信息共享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所有的问题，也许最终都会归结到一个点，就是保险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理念与能力。近年来，保险主体增加的比较多，各家公司都希望尽快“做大做强”，于是，客观上加剧了市场竞争，导致许多新公司没有时间和空间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甚至是基本的经营管理能力，因此，市场秩序始终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同时，互联网保险，特别是互联网非车险成为了行业发展的重点，也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加上一些门户和渠道的强势地位和“漫天要价”，使得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经营的原则和底线，无形中给了各种保险诈骗以可乘之机。因此，要解决保险诈骗问题，从根本上讲，是要基于科学经营理念的能力提升，特别是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近年来，行业就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即意时网的“碎屏险”解决方案，之前的“手机碎屏险”，由于缺乏科技风控手段，导致道德风险频发，赔付率急剧恶化，其中的保险诈骗情况不言自明，随后，意时网推出了基于科技和服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是按照“以技制技”的思路，通过“通关承保”的模式，创新性地解决了“先碎屏，后投保”的难题；二是打造“上门换屏”服务模式，既可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又可以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可能存在的诈骗风险。 保险是一个“善”的事业，这就需要保险行业不断“向善”。“向善”，首先，要解决认识和觉悟问题，其次，要解决理想和情怀问题，第三，要解决技术和能力问题。中国人说：善行天下。中国保险应当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中“良知”、“与人为善”“忠人之事”和“成人达己”的深刻内涵与智慧。同时，保险业还肩负着普及保险的“善知识”，让社会和人们都能够真正理解保险的“善”，继而“向善”并“完善”，让保险的人性光芒普照神州。
当地时间16日，世卫组织表示，英国初步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地塞米松可挽救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生命，对于使用呼吸机的患者，可将其死亡率降低约三分之一，对于仅吸氧的患者，可将其死亡率降低约五分之一。研究指出，地塞米松的改善效果仅在重症患者中可见，未在轻症患者中观察到。(央视新闻) 关注同花顺财经（ths518），获取更多机会
金地集团董事长 凌克 王向南 发自深圳 虽然房地产行业的规模还在增长，但由于调控持续加码，整个行业的增速放缓，利润空间收缩，部分中小房企，甚至部分百强房企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困难。叠加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很多房企及行业从业人员变得茫然——行业还有没有未来？在行业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新的增长曲线？ 在6月12日中城联盟的直播上，金地集团董事长凌克分享了他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凌克认为，国内房地产行业真正起步实际上是1998年，一直到2008年，整个市场取得了高速发展，不管是销量还是房价都获得了跨越式增长。这是因为地产商采用了高周转的发展思想，快速拿地、快速销售、快速建设、快速结转，整体以快周转为基调。所以过去10年间，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非常快。 步入2020年这样一个时点，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在今后呈现出什么样的情形？ “2030年新房销量或将回落至2008年水平”，凌克分析，从2020年到2030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销量将会在顶部徘徊一段时间后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到2030年，新房销量预计在7亿平方米左右，回到2008年状态；未来10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则会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情况和国民收入增长情况呈波段型上升。 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已从原来的“同起同落”演变为现在的“城市分化”，这是国家正在推行的“一城一策”调整方法所致。 目前大家已普遍总结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步入一个较平稳、较低发展速度年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提高房企的投资能力、融资能力、产品能力、营销能力和运营能力很重要。 这些能力为什么需要提高？凌克认为，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增长曲线年代，一个依靠以科技进步的时代，一个地产智能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在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达到在一定数值的情况下，生产产出的增长取决于科技应用的进步。 过去十年间推行了很多快周转经营思模式，在生产方式上通过铝膜、爬架等新工艺，将高层住宅的建造进度从7至8天一层升级为5.5至6天一层，但这已经达到了生产进度的极限，即便再投入更多劳动力生产速度也只能这么快。 快周转的另一个核心思想还有资本投入，过去几年不断加杠杆，表内的负债做到一定程度后表外的负载做得也高，加上前期的土地融资整体负债率很高。在住宅开发的毛利率和净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如果一味采用推高负债率方法企业很难有利可图。 “所以，在建设周期和资本投入都达到一个极限点后，房地产行业想要获得一些新增长需要依靠的是技术进步”，凌克总结。 那么，如何依靠科技进步取得新的增长？ 在凌克看来，未来5到10年，新的增长需要应用到这些新技术能力： 一是经营管理方面全面信息化能力。“全面信息”主要是考察房企是否将所有经营管理系统都用信息化方式管理起来了，以及在此基础上管理的颗粒度管理数据是否精准。如果你应用的水平够高，就可以做到智能化决策。但目前国内房企整体智能化决策水平都不够高，这是需要继续努力的。 要做好全面的信息化，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全面的硬件和软件网络，包括最底层的基础架构，中间的数据交互系统，还有顶层的SaaS系统等。涉及这些技术应用还需要建立一些信息化管理架构平台，把各种应用全面管理起来；在开发、营销、财务等方面也要建立这类管理系统，使它们之间全部能够交互。 全面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建立需要方方面面的能力，在项目层面上要对信息档案管理做到数字化，即能够实时提取各种静态和动态数据，灵活地模拟各种经营活动；进而是公司层面可以去做产能分析和经营敏感性分析，获得相应的报表。 二是要有基于移动互联的客户交互能力。这需要在三方面去做创新和变革。首先是去做洞察变革。过去大家也经常做客户分析，但更多是依靠经验在对客户做总结判断，今天不一样，很多活跃的移动互联网公司可以做支撑，容易做C端数据分析，精确地采集客户行为，做客户描摹。比如可以跟进客户在不同售楼处网页上的浏览时间，通过家庭智能化网关统计客户行为；从统计意义上讲，PC端、APP等越来越多的工具，都能对客户成交做更加细致的分析，帮助我们做产品定位，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延伸开来这些大数据应用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房地产公司数据分析和城市级数据分析，进行舆情跟踪。 其次是交易变革。事实上，过去几个月交易变革一直发生在地产公司中间，大家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网上销售系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相信今后会促成更多线上房源的信息推广，有一些数字化的开盘。如果今后各种软件和工具都能够配合得上，我们还将会出现线上签约，实现整个互联网交易闭环。 最后是体验变革，借助新技术让客户体验变得更好。有了移动互联网，现在家庭智能化已经在地产公司中间广泛运用；而AR、VR、物联网IOT等新技术，会让我们的客户感受发生变化，以前是看实体样板房，现在可以看VR样板房和虚拟生活场景，客户设计装修的时候还能做到定制化。 三是建筑数字化、工业化和定制化能力。谈到建筑的数字化时离不开BIM技术，这是一个协同开发商、设计师、施工单位和规划执行公司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依靠BIM技术进行房屋设计不是简单的平面图纸设计，而是立体可视的、覆盖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的设计，相信很多地产公司都在应用。如果能在数字化设计的基础上加一些物联网应用，未来可以为家庭提供更多智能服务。 建筑工业化是提高地产公司效益最重要的新技术应用。现在常见的建筑形式有灌浆套筒结构、SPCS结构等多种形式，如果我们应用了新的工业化建筑方式，施工速度将会更快，这其中可以涉及机器人，包括砌砖、焊钢筋、做pc构件、搬运等各类机器人，机器人应该是越简单才能越高效，复杂机器人造价很贵，而且实际运用并不好。再比如云端的建模，可以用直升机去扫描建立楼盘三维模型、测量土方，还可以用更多互联网技术做到施工自动化监督，用更多人工智能做到施工安全管理。 另外一项是建筑定制化，凌克认为这一定会成为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实际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尝试提供不同的定制化产品给客户，同样面积的房子根据家里人口组成，设计出来不同户型；也可以在室内装修方面下功夫，地板选择、柜子的延伸、颜色搭配等，可以去做定制化工作。以厨房为例，对女主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场景，我们为什么不能为她们提供合心意的工作环境呢？有的女主人喜欢现代派的浅灰色调，有的女主人喜欢温暖的米黄色调。过去要完成这样的定制化设计工程管理上比较复杂，今天物联网技术制作和生产的定制化能力都能提高。 四是服务的智能化、AI化能力。目前很多行业具备了智能化场景，比如无人驾驶、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相信在房地产行业也能开展更多应用，例如机器人安保、清洁机器人、智能教育等，已经成为行业内重要的应用场景。
摘要： 对于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市场担心来源还是5月以来的惊魂未定。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判断还在于央行的行动：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展望后市，政策并不只关注环比改善，而更关注政策阈值，最早能够确认就业阈值是否达成还需要等到9、10月（按照往年经验）。在此背景下，央行仍然需要采取更大的对冲力度。 财政部正式披露本周四将发行两期特别国债（5Y、7Y，各500亿），这意味着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正式开启。因为没有看到特别安排，市场倍感担忧，虽然利率供给增大对于债市而言并非全然是负面冲击，但是5月以来调整历历在目，那么该如何看待特别国债发行及其影响呢？ 首先需要明确供给规模有多大？ 包含特别国债，总体政府债券供给有多大？ 如果1万亿特别国债在7月底之前发行完毕，那么确实会带来一定的供给压力，但冲击小于5月。 一是地方债发行显著回落。4月20日财政部提出再提前下达1万亿专项债额度，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5月地方债发行13，024.58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9，980.18亿元，均为历史最高水平。 目前新增一般债、专项债额度分别剩余4279亿元、1.86万亿元，如果在三季度之前发行完毕，则每月需要发行5270亿元新增债，再融资债券每月规模在1000-2000亿元，置换债全年规模较小暂不考虑，那么未来两个月单月地方债发行规模在6000-7000亿元。6月以来地方债发行节奏明显放缓，单月发行规模可能还会低于这个水平。从目前披露的地方债发行计划来看，目前尚未看到发行加速的迹象，下周地方债供给可能维持在1000亿附近。 根据国债发行计划，6、7两月记账式附息国债+贴现国债数量均未超过5月，预计发行规模基本持平。注意到，6月发行计划中仅剩下3期未发，包括1期30年、1期50年和1期贴现国债，其中30年国债将在本周五开始发行。普通国债供给本周稍多（1400亿），下周50年国债和贴现国债总规模可能在500至600亿，处于单周较低水平。 二是特别国债发行节奏相对平滑。5月地方债供给集中在下旬，第四周单周发行规模高达7700亿元，对利率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扰动。从特别国债的发行安排来看，整体预计比较平滑，本周发行两期共1000亿元。如果7月底发行完毕，单周发行规模1000-1500亿元。 因而，即使考虑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无论是单月还是周度来看，政府债券总供给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下周约3000亿元，不仅远低于五月底的水平（5月最后一周高达9000亿），和5月平均发行规模相比也并未高出多少。但是7月单周4000至5000亿元，相比今年上半年有显著提高，所以即使担心供给压力，6月压力相对较小，7月则需要关注。 需要担忧特别国债发行带来资金面紧张吗？ 经过五月以来的债市调整，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对冲力度可能也心存疑虑。如果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那么可能会对资金面带来较大的扰动，债券市场可能迎来进一步的调整。对此，我们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供给压力是客观情况，对于商业银行可能存在或有的超预期因素，导致资金挤占等问题，但是是否一定影响资金面其实还是在于央行。 5月底资金紧张固然有地方债集中发行的影响，但是在逻辑上完全是央行可以预期的问题，资金紧张的根本还在于货币政策短期偏中性，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希望抑制空转套利、打击“浑水摸鱼”。因而刚刚过去的5月地方债发行高峰叠加所得税汇算清缴导致资金紧张，关键不在于供给过高，而在于货币政策本身。 紧张的资金利率已经导致债券市场出现超预期调整，并且对从地方债到信用债的发行构成了实质性影响。那么政策本身需要调整应对，所以我们看到6月以来虽然央行没有进行降准降息等操作，但是总体市场流动性逐步进入稳定区间。 因为在当前宏观环境之下，边际变化大概率只是阶段性的，货币政策目前并不具备明确转向收紧的条件。 6月2日人民银行新闻发布会上潘功胜副行长表示，“支持地方政府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顺利低成本发行”[1]。6月4日郭树清明确“不折不扣地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涉及人民银行的各项任务”[2]。 近期央行逆回购投放基本显示出呵护资金面的态度，逆回购利率基本构成了DR007的上限，表明央行心目中还是有一个资金利率的合理区间。 只要货币政策不会推波助澜的保持所谓中性，那么大概率还是会按照以往的操作模式，在政府债券大量发行时进行有效对冲。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pl/zj/202005/t20200518_191001.html） 考虑到1998年和2007年两次特别国债发行与当前不具备可比性，我们认为更相近的是1998年-2003年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15年-2016年的专项建设债券。考虑银行间市场情况，专项建设债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2015年8月推出专项建设债券，由国开行、农发行向邮储定向发行，建立专项建设基金，以支持项目建设。2016年开始，专项建设债券定向发行对象扩围，可向四大行、股份行、保险机构、社保基金等定向发行。如果资金不能满足需求，国开行、农发行还可以公开招标发行。因而，专项建设债券经历了定向发行向市场化发行的过渡，这和特别国债比较类似。其中，2016年上半年发行的第五批、第六批专项建设债券规模分别为4000亿元、6000亿元，偏向于市场化发行。 201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整体维持宽松，3月1日降准0.5个百分点，同时逆回购投放力度继续加大。隐性利率走廊约束下资金利率保持平稳，长债利率并没有受到这一发行因素的明显冲击。 此外，根据证券时报报道，为缓解特别国债发行对市场资金面的潜在扰动，财政部已与央行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协调[3]。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充分预计到的风险无需特别担忧。 [1]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33015/index.html [2]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34004/index.html [3] http://stock.stcn.com/2020/0616/16136421.shtml 总结 特别国债带来多大的供给冲击？从政府债券总体供给规模观察，6月后续单周最大发行不仅远低于五月底的水平（5月最后一周高达9000亿），和5月平均发行规模相比也并未高出多少。 债券市场可能需要接受这一事实，即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债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不断屡创新高，但从历史上观察，供给压力从来都不是核心矛盾，至多只是节奏扰动。市场一直担心供给冲击，但其实历史很清晰的展示了：供给冲击是否会发生关键看央行的对冲力度和态度。 对于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市场担心来源还是5月以来的惊魂未定。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判断还在于央行的行动： 就如同此前马骏在财政货币之争中专门撰文提及：即使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其规模并不会太离谱，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展望后市，政策并不只关注环比改善，而更关注政策阈值，最早能够确认就业阈值是否达成还需要等到9、10月（按照往年经验）。在此背景下，央行仍然需要采取更大的对冲力度。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风险提示 政府债券集中发行，货币政策对冲力度不及预期。
近日，深交所与海南省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是双方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深交所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深交所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建军出席签约仪式。 王建军理事长在签约仪式上表示，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和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赋予海南新的使命，推动海南站上了新的历史高点。海南自贸港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大胆探索、锐意创新，在这过程中，深交所责无旁贷。 深交所将全面落实框架协议精神，充分发挥深圳资本市场在海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南自贸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作用。一是成立专项工作组。组织精干力量研究支持海南自贸港发展的关键核心问题，推动金融集成创新，精准对接自贸港资本市场服务需求。二是支持海南企业上市、支持海南上市企业。鼓励海南优势产业如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业等领域的企业到深交所上市，支持海南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并购重组做大做强，促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三是为自贸港建设提供融资支持。提供包括公司债、资产证券化、REITs等在内的渠道多样、期限灵活的直接融资工具，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四是为自贸港建设提供专门培训。针对自贸港建设需求，调配优质培训资源，帮助海南更好认识资本市场、用好资本市场。 在琼期间，王建军理事长向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通报了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的相关安排和深交所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具体举措；举办推动提高海南上市公司质量座谈会，调研多家海南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着力优化服务水平，提升监管效能，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 支持海南、服务海南，既是深交所的责任，也是深交所的机遇。深交所将以与海南省政府战略合作为新起点，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主动将推进创业板改革、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等任务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大局上来，用担当实干与锐意创新把党中央绘制的改革蓝图全力组织实施好，努力打造改革精品工程，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关注同花顺财经（ths518），获取更多机会
万科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CEO 丁长峰 赵星雯 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易居沃顿房地产实战经营与商业管理项目课题发布会在上海举行。万科企业集团高级副总裁、冰雪事业部CEO丁长峰出席并发表演讲，他演讲的主题是《主题化时代商业经营的机会与挑战》。 丁长峰首先肯定了易居沃顿在疫情期间坚持举办第九期的勇气。他表示，疫情期间，培训受到非常大打击，尤其是线下的培训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易居可以坚持把培训做下去有非常大的勇气。所有导师都是被这个勇气感召，希望可以继续投入精力，和各位同学一起，共同挺过行业最艰难的时刻。 紧接着，丁长峰分享了他关于疫情后经营性不动产恢复的怎么样、未来应该怎么做的思考。他首先向大家展示了一组易居沃顿第八期学员关于停车场的内部数据，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一、低风险地区经营已基本恢复；第二、南方好于北方；第三、城市周边景区恢复非常的明显；第四、线下支付的比例大大提高。从停车的数据来看，北京和北京的周边比较差，包括河北、东三省的表现也不是很好，江浙沪恢复的最高。这次北京疫情再次爆发，丁长峰估计对北京的打击更大。 关于近期办公市场受到的冲击，丁长峰认为传统办公市场的问题根本上是供需带来的问题，不是疫情。在供给端，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持续三年到五年，每年的供应量在150万以上，基本上就是死。在需求端，外资撤离，中国的经济遇到很大的挑战，只靠线上企业不足以弥补传统办公市场萎缩。供应在增加，需求在缩小，中间的差距在不断的扩大，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个变化。 关于酒店未来的发展方向，丁长峰认为会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对卫生、环境更重视；二、对品质化、个性更凸显。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会得到使用，但未来还是离不开有温情的直接接触的服务。
6月16日，据美国破产法院公开的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方案，贾跃亭在债务信托中建立了10%的逾期提交索赔池。有知情人士透露，这部分是贾跃亭主动给即将退市的28万乐视网(300104)股民预留的赔偿。据一位债权人推算，假如FF公司实现上市，该部分逾期提交索赔池价值可达5亿美金左右。 澎湃新闻记者从贾跃亭个人破产重组方案中看到，关于建立逾期提交索赔池表述为：在生效日当天，建立逾期提交索赔池来解决任何逾期提交的索赔主张，以及把10%的信托资产转至逾期提交索赔池。逾期提交索赔池不开展经营活动，只按照信托协议向获准逾期提交索赔持有人进行分配，并由受托人按照条款基本与信托协议管辖条款相似的单独信托协议管理。停滞期结束时，逾期提交索赔池内未分配的任何资产应归还债权人信托，获准索赔持有人应享有相应比例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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