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额为57.8%，这虽然是一个正常年份的消费占比，但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然而，2020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为负。虽说是受疫情影响，但是下半年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消费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除了服务业消费，预计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20年同比增速约-4%左右。 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三把火”：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二是扩大就业、深化改革，争取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 当前消费复苏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从三大需求的恢复情况来看，投资、出口等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消费成为明显的短板。 去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民间投资增速在11月年内首次转正；出口增势超预期，带动前11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8%。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预计全年同比增长-4%左右。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 部分人士可能认为，今年消费同比增速对比2020年会显著加快，但实际上这种在2020年的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本质上只是一种数字假象——虽然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但是2021年消费表面上可能呈现的两位数高增长数据，其实只相当于没有疫情下同比增速2%~3%。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 造成消费疲弱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在疫情前，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疫情冲击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放缓，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9%，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增速仅0.6%。 在总体收入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结构性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比如，疫情冲击下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从奢侈品、豪华汽车、金银珠宝甚至商品房热销等迹象上可以反映；而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才是造成疫后消费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疲弱的直接结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的餐饮、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而只要疫情受控，消费就会自然复苏。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主要是商品消费的负增长而非服务，而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服务业的消费负增长，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更加严重。 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而对居民的救济、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占比偏低。不论是2020年消费的负增长，还是2021年同比高增长数据掩盖下的消费不足，都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的影响，并期待疫情后自然恢复。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国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而消费并没有如期恢复到正常状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从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持续放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等深层次原因入手，才能真正找到激发中国消费潜力的药方。 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行，尽快降息 为应对百年来最严重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欧美各国纷纷大幅降息，辅以财政刺激，很多国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水平。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而要降低储蓄率，就是势必要降低利率。因此，2021年稳消费的第一把火应该是尽快降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提出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同时还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务，提出合理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比例关系。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发，通过降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应该是应有之义。 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成本角度考虑，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总债务约在270万亿元，若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可节省2.7万亿的利息支出，释放出大量投资和消费潜能。 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成本，同时也会造成国际“热钱”和套利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过去一年来人民币的不断被动升值就是表现。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规律的。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相应调低利息率。 提高居民收入，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者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重点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则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100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房租、物价等各方面现实情况，这个标准对于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显得有些低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曾给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30%。 假设到2035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这样的增速可能吗？ 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88-2005年间曾呈下降趋势，而到2013年前后才有显著的趋势性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最直接增长动力来自于扩大就业，每年超过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抬高，现有就业人口工资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接近月收入2777元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中等收人群体增长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速。 让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让中等收入者不掉队，扩大就业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径。因此要继续贯彻六保、六稳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尤其要重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扩大就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消除妨碍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规定，让进城人员、非户籍人口也能享受到各类公共服务。为了推动扩大就业，政府可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岗群体、新进城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指导，让他们尽快在新产业中找到岗位，早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加快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后的流转、交易制度建设，使农民的资产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扩大，资本市场的繁荣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途径。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五大要素都创造财富，都应获得合理报酬，但近些年，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得了不合理的超额要素报酬，应当减少这些部门依靠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获取的超额报酬，从而增加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要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并增强中低收入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达到7亿人，占比达到50%，形成橄榄型收入分布结构，不仅是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动力结构，更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结构。 创造新需求：让老树开新花，让新树发新芽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三把火是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 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 比如，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但尚未完成，目前60%左右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未来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不仅因此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也会引发衣食住行等各类消费需求； 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去年7月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增。粗略统计，去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2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购物人数522.2万人次，同比增长30%。考虑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抑制，这类消费回流仍将持续。 当然，除了用各种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 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比如，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去年二季度财政部明确了延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自下半年起，新能源车销量逐月上升，成为稳定全年国内车市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 又比如，中国近几年在5G方面的投资也将创造出更多的新消费场景。想当初2G、3G 时代苹果手机问世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种创新能够带来移动社交网站（如微信）、移动支付、移动视频、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的消费场景，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集中产业化都可以创造出巨大新需求。 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有时候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可口可乐利用圣诞老人创造了冬天喝可乐的新消费场景，通过创新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1931年以前的每一个冬天，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然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该公司产品的红白色设计出的一个大白胡子、戴红帽穿红袄、畅饮可乐的慈祥圣诞老人形象，Holidays Are Coming卡车载着圣诞老人和可乐走向美国和世界各地，一种新的消费需求被创造出来，从此冬天再也不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 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时期，如何用研发、设计、品牌、消费场景、生活方式的创新来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无论对于宏观政策决策，还是对于企业创新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长征为万博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已彻底成为历史。 回顾这令人百感交集的一年，除了疫情，我们听到最多的词语大概就是促消费了。为了提振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不约而同地将“促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抓手，很多人也都见证了直播带货的异军突起，记住了消费券、内循环等关键词。 即将到来的2021年，消费市场又将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呢？我们不妨做一番展望。 一 增长将成全年核心基调 众所周知，2020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所有人的节奏。为了防控疫情，一季度全国居民大面积居家隔离，各地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交通运输管控措施，导致一些地区物流不畅，影响了消费的实现，部分企业的复工复产有所延迟，消费品供给受影响，市场需求难以被充分满足……种种原因，致使消费增速骤降。 此后，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日渐稳定与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稳步推进，国人的跨省流动也不再受限，国民经济运行日益回归正常轨道，消费增长势头不断恢复，8月份就实现了社零当月同比增速的由负转正，累计同比的负增长幅度也在不断收窄，航班的班次也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既彰显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又反映出国人消费的巨大潜力（见图1、图2）。 那么，这种良好的势头会在2021年得到进一步延续吗？在我看来，除非再度发生极端情况，否则答案将是毫无悬念的肯定。 经过了一整年的历练，我们已在疫情防控上积累了大量成熟经验，即便是国内零星病例依然时有发生，我们每次也都能够迅速掌控住局势并将其扑灭，况且疫苗已经问世并推广，因此国内再度大面积爆发疫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就为后续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人们不用再像2020年春节期间那样大面积隔离，商场、餐馆、影院都不用再停业，物流也不会再度大量积压……当疫情不会对消费场景和生产活动造成强限制之时，消费的增长自然水到渠成。 此外，还有三股力量在推动消费市场的提振： （1）需求方面：居民消费需求企稳，信心不断修复。 国民经济的回暖，带动了国人收入增速的反弹。从数据上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累计同比已在2020年第三季度实现了由负转正（见图3），同时人们的消费者信心以及对后续市场走势的预期都在日益改善，这将为消费需求的稳定与消费潜力的释放打下基础。 （2）供给方面：新业态有望继续引领新消费。 在疫情的倒逼之下，2020年线上消费呈现象级崛起之势，从生鲜电商、直播带货、在线拼团，到短视频娱乐、游戏、线上教育、线上医疗问诊、远程办公，各种场景悉数“触网”。现象的背后，是各行各业数字化进程的提速，是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是互联网的全面覆盖，也是消费增长新动能的展现。 如今，借着“新基建”的东风，消费市场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再叠加线上线下融合进程的全面提速，智慧供应链正不断整合，各种新业态与新模式都在蓬勃发展，国人新的消费习惯也日益养成，这些都会给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可以预期的是，2021年新消费将继续扮演消费“压舱石”的角色。 （3）政策方面：政策利好不断涌现。 近些年，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并着力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激发国人消费潜力的释放，而正如前文所说，从中央到地方都将促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抓手。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到，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重申了消费的重要地位。随着前期政策的逐步兑现，消费市场势必继续繁荣。 一言以蔽之，“增长”将会成为贯穿整个2021年消费市场的核心基调。 二 免税消费引导消费回流 元旦假期刚过，一则新闻引来了市场高度关注： “今年元旦假期期间，海口海关共监管销售离岛免税品66.9万件，购物人数7.6万人次，销售金额5.4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00%、80.9%和195.16%，创历年元旦假期新高。” 数据揭示了免税经济的巨大能量，以及海外消费回流的事实。 出于种种原因，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可选择的情况下，都热衷于把钱花到海外去，这在奢侈品消费领域表现尤甚。 连续多年，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根据贝恩的《全球奢侈品市场跟踪》，2019 年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规模约为2810亿美元，其中有35%的份额来自于中国居民，然而超过七成的奢侈品消费都是在境外完成的，包括服饰、香水、箱包、珠宝、手表等等。大量的海外购物不仅造成了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还消耗了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更是加剧了消费外流之势。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奢侈品的关税率较高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国内外价格差异普遍较大，海外更为友好的价格也就成为了吸引中国消费者目光的最大筹码。 不过换个角度看，若是能通过某些有效措施来真正改善奢侈品在国内的售价和丰富程度，那么这部分外流的消费是很容易留在国内的，这种消费的“转移”自然要比一味地“挖掘”国内消费更加容易。 在此背景下，免税经济站上了风口：由于免征了进口海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免税商品普遍要比百货公司相同商品的价格低30%左右；同时，免税商品均为国际著名品牌，都是从各国际品牌供应商直接采购，具有正品保障；商品主要门类包括烟草制品、葡萄酒及烈酒、香水化妆品、时尚品及配件、腕表珠宝及高级书写工具、糖果及食品、旅行用品等等，结构上同外流的海外消费结构也更加接近。 因此，通过积极布局国内免税行业的发展，采取增加免税店数量及免税商品种类、提升免税购物限额等措施，能够精准锁定特定的消费人群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的消费选择，而且不会对全国零售体系及生态造成较大规模的冲击，堪称是承接海外消费回流的最有效的抓手。 于是我们看到了在2020年，我国大力推动海南免税政策的落地，通过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方式来降低商品价格；而在“国内大循环”的发展基调下，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又经数轮调整，优惠力度更上一层楼（见下表），也大大激发了国人前去购物的热潮。 除此之外，免税牌照的放开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长期以来，我国的免税业务都是由国家专营管理，采用的是牌照准入制，企业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具备开展免税品业务的经营资格，开设新的免税店网点同样需要征求有关部门的审批，免税品则是由免税商店的经营单位统一进口、统一制定零售价格、统一制定管理规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再加上免税牌照数量的稀缺，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运营水平的提升。 不过，这一局面已经有所转变。 就在2020年6月9日，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已获得免税品经营资质。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主营业务还是企业性质，王府井集团同此前几家企业相比均有不同，反映出国家对免税资质审批条件和方向正在改变，也表明了我国免税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以及市场化改革程度的加强，而基于自身强大的门店布局，及其在品牌商资源、消费场景、运营经验等领域的积累和优势，王府井集团很有可能会在免税店上发力——这可是又一片浩瀚无垠的蓝海。 一边是海外疫情依然严峻，出国旅游人次急剧下滑，曾经外流的消费都将转移至国内，一边是免税政策的逐渐放开，免税店或将踏上发展快车道。这些对于消费市场来说都是好消息，且看免税经济如何在2021年大展拳脚。 三 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疫情期间，市场上涌现出了不少关于“消费降级”的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国人消费升级的步伐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到来而有所停止或是倒退，只因消费升级的内涵被很多人误读了。 判断消费是否升级，应立足于考察消费者福利是否得到提升；而所谓的“消费者福利”，除了包括人们熟知的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的优化等内容外，还应涵盖消费品质的提升、消费内容的丰富、消费形式的多样等多个范畴。 根据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报告，使消费者福利提升的作用机制有二：一是居民收入增加而引致的“财富效应”，二是科技进步促使生产曲线变化，进而引致居民消费选择与消费方式变化的“进步效应”（参见图5、图6）。各种复杂的消费升级现象与市场行为，基本都可以从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而这也告诉我们，仅从商品价格或质量来判断消费的升级或降级，都是有失偏颇的。 不难发现，当前国人的消费升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来，品质消费需求旺盛。 疫情爆发，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民健康教育，广大消费者对于健康消费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产品使用上还是生活方式上，消费者普遍对带有健康、安全、品质等属性的选项格外重视。于是我们看到了，能够减少疾病、符合营养健康长期需求的商品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生鲜类食品备受追捧，健康家电产品的需求持续上升，全民体育运动兴起使得健身器材热销，这些都是“升级”的表现。 与此同时，偏高端领域的消费需求依然强烈。从数据上看，代表高品质消费的化妆品、通讯器材、金银珠宝等品类，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基本都显著高于社零总额（见图7），更加佐证了国人整体的消费升级态势。 二来，消费心智愈发成熟。 经历了疫情，部分人开始重新思考财富的意义，消费也随之变得更加理性，越来越注重对自我实现需求的追求，也越来越注重商品的品质和性价比：原本就崇尚高性价比商品的消费者变得更加坚定，而之前还在追求个性化商品与名牌的消费者开始有意识地淡化对品牌溢价的执着——这有些类似于日本的“第四消费社会”，即回归消费的真谛，看重商品本身，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性化和高端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受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经历的感染，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得到强化；同时在“国内大循环”的新发展思路下，我们将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寻求发展，这些对于本土品牌的崛起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一轮国货潮已经在路上。 在消费升级的倒逼之下，“品质革命”在2021年势必会进一步提速，而这也将带动产业端的全方位升级，包括产品研发、创意设计、性能把控、产品包装、市场营销各个环节；与此同时，本土品牌也将会快马加鞭地迎头赶上，更加注重商品质量与价值创造，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并有望在抢占未来市场和产业竞争制高点上大放异彩。 这些，都将为2021年我国消费市场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持续赋能。 四 跨境电商迎来机遇 虽然海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但却给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创造了机会，理由有三： 首先，是中国出口持续回暖，产能正在弥补海外缺口。 放眼全球，中国经济可谓一枝独秀，出口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Wind数据显示，自2020年第三季度起，中国的货物出口当月同比一直都呈正增长态势，反观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经济体的出口，尚不能彻底摆脱疫情的困扰（见图8）。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部分行业的停摆引发了明显的产能缺口，而由于中国经济率先走出泥潭，产能持续复苏，故而全球订单中的相当一部分都集中涌向了中国，进而带动了出口的增长。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前10个月，我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塑料制品和家具的出口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3.8%、34.8%、18%和7.9%。 其次，是海外消费者的线上消费习惯得以形成。 当前，海外各国抗疫之路依然艰难漫长，很多无法出门的消费者不得不更多地诉诸于互联网，由此潜移默化地重塑着他们的线上消费习惯，这从亚马逊公司的财报中可以窥探一斑。 数据显示，2020年Q3亚马逊营收达到961亿美元，与2019年Q3的700亿美元相比，大幅度增长了37.3%；其中，在线商店的净销售额为483.5亿美元，同比增长38%，占总净销售额的一半；净利润为63.3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而statista数据也表明，2020年来，Amazon.com访问次数（台式机和移动设备）呈持续上升趋势，9月访问量达24.37亿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8.4%；沃尔玛线上购物平台9月访问量也达到了3.86亿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6.2%。 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海外消费者消费行为自线下至线上转移的趋势。可以预期的是，随着全球疫情防控工作的长期持续，海外的线上消费也将变得常态化，就像2003年我国非典过后，线上消费方式得以沿袭并发展壮大一般。 最后，是海外电商的渗透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我们不妨以中美两国为例来加以对比。根据Euromonitor的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在家用电器、消费电子、酒饮、服装与鞋类、美容与个护、包装食品、宠物护理多个领域的电商渗透率均显著高于美国（见图9），而差距的另一面，恰恰是提升空间的客观存在。 上述三个方面，正是利好我国跨境电商的重要因素。事实上，目前我国跨境电商在欧美韩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已经颇为完善，外汇支付、境内外仓储物流、转运清关等环节都已较为成熟，而借助此次疫情的东风，海外消费市场的电商渗透率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也为中国商品的出海提供了机遇。 其实，我们已经尝到了其中的“甜头”。以家居板块为例，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统计，2020年9月，国内某大型电商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和收入均呈爆发式增长，其中大件家具销售额同比暴涨3倍，居家办公椅在欧洲销售额暴涨500%，沙发销售额同比上涨超200%，大型室内灯具上涨超50%，紫外线杀菌灯同比增幅近200%；另外，该电商平台国际站数据也显示，截至10月下旬，家具行业交易额同比增长191%，支付订单数同比增长112%。行业出口需求火爆，许多工厂订单已经排到年后…… 2021年的跨境电商会逆势崛起吗？拭目以待。 五 结语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或许有人会觉得本文的展望有些偏乐观，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小池塘，既然是大海，就会既有风平浪静，也有惊涛巨浪，有挑战，也有机遇。纵然狂风骤雨能掀翻小池塘，但却无法撼动大海分毫，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任何艰难险阻我们都挺过来了。更何况，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即便如此艰难，我们依然有希望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望2021年，我们不是更应该充满信心吗？ 当然，国家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奋斗。2021年，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加油！
2020年10月中旬，深圳以财政出资1000万元，以注册成功的个人抽签中标方式投放5万个红包（每个200元），通过指定银行转换成数字人民币，在设定区域具备接收条件的商家限期消费，过期未用予以收回的方式进行数字人民币使用社会公测。此后，数字人民币社会公测的范围不断扩大，参与的城市、民众、商家（线上线下）和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系统下载与使用流程逐步清晰，各种不实传说不断消除，整个运行体系不断完善，数字人民币真的可能呼之欲出了。 但现在却存在一个亟需认真反思、准确把握的根本问题： 数字人民币真应定位于M0吗？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流通中现金M0，不予计息，其与传统人民币的兑换（兑入、兑出）是免费的。但这可能存在很大问题，值得仔细探究。 首先，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很多人就简单理解为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所以不予计息，不会影响银行存款。不少人还由此认为，数字人民币需要像人民币现钞那样，有不同面额、不同图案、不同编号等，并要将这些因素纳入保密编码，以实现对每一张货币流动的全流程监控。但这其实并不准确。 如果严格限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现金，那么就必须严格限定其只能用现金进行兑换，而不能用存款进行兑换。但在公测中，实际上都不是用现金兑换，而是全部用存款兑换的。而且，数字货币本就可以实现钱包加密和支付监控，实现对每一笔支付进行监控，根本就不应该再像现金一样还要区分不同面额，并跟踪监控每一张货币的流动，否则，数字人民币实际使用时必然涉及到大量的货币鉴别和交易找零问题，会增加大量运行成本，完全是画蛇添足，违反数字货币发展逻辑。所以，从公测展现出来的情况看，数字人民币并不存在不同面额、图案、编号问题（现在数字人民币还有统一的带有毛泽东画像，类似现钞的图案，不同兑换银行提供的数字人民币钱包还在此图案基础上加以不同颜色和标识进行区分，这是否有必要实际上也有待推敲）。 更重要的是，如果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那么它的规模将非常有限，因为目前我国流通中现金也就8万多亿元，这还不可能完全被替代掉，由此，数字人民币的实际规模和占货币总量的比重就会更小。同时，数字人民币仅仅局限于替代现金，它就只能用于支付，不能用于银行发放贷款、投资债券等并相应派生货币，数字人民币增长就会存在瓶颈，其实际功能将被严重束缚，难以发挥更大作用，难以尽快替代更多传统人民币，将会造成数字人民币与传统人民币两套运行体系长期并存的格局，可能给货币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和麻烦。这种情况下，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也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由此可以肯定，数字人民币只能替代流通中现金的定位一定是不准确的，这种定位将严重束缚数字人民币的发展。 实际上，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并不是人民币之外新的一种货币，其人民币的本质不应有任何变化，但其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却可能发生深刻变化，由此推动货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密合规风控，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 这其中，基于划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严格控制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办理金融业务，特别是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包括直接对政府提供透支或购买债券），面向社会公众的金融业务主要交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从而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本要求，数字人民币仍将由人民银行集中管理，并像传统人民币一样，采取“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的“二元运行模式”，而不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社会公众的“一元运行模式”。 但在坚持“二元运行模式”基本架构基础上，数字人民币的运行机制仍会有很大突破和改进：个人、商家、单位和金融机构等要获得和使用数字人民币，必须下载央行统一的数字人民币APP，并通过央行选定的兑换银行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才能进行传统人民币与数字人民币的兑换和使用。这样，央行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APP获得数字人民币最完整的用户信息和交易数据，使央行能够对数字人民币的总量和具体分布、支付流通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从而大大提升货币政策的准确性、有效性。央行掌握全社会最完整的数字人民币用户及交易大数据，可以削弱商业机构可能形成的数据垄断优势，维护社会公平竞争环境等，实现货币金融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可以说，潜力和意义非常之大。 由此，数字人民币绝对不能仅仅局限于替代M0，而应该积极推动其尽可能替代所有传统人民币；不应该只是应用于支付结算，而应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金融业务，包括银行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金融业务仍应由金融机构办理，而不是全部收归中央银行直接办理；用数字人民币办理各种金融业务，必须按照业务约定计息收费，而不应该是全部无息免费的（公测过程中，不仅数字人民币的兑换是免费的，用户消费过程中的支付结算也完全免费，这并不合理，只能是测试过程中的特殊案例）。这样才能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充分供应，充分满足全社会，特别是国际化的需求，充分发挥人民币数字化应有的积极作用。 那么，在数字人民币可以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包括银行用以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派生新的数字货币情况下，是否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央行直接投放出来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而不是所有的数字人民币都定位于M0”？ 相比简单说“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强调“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显然要好得多。 但问题是，如果要广泛推行数字人民币，允许数字人民币应用到所有金融业务，那就意味着现有人民币，包括大量银行存款，都会通过央行转化成数字人民币，再加上流通中现金，就会使M0的规模极度扩大，而M1、M2的规模大幅萎缩，央行如何把握M0的规模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更重要的是，之所以要将货币划分成为M0、M1、M2等，主要就是为了满足货币管理的需要。其中，流通中现金是央行直接负责印制、投放和管理的最原始最狭义的货币，具有特殊的管理要求，所以将其单独列出，标识为M0是必要的。同时，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现金是流动性最强的货币，相对闲置的货币才会存放到银行作为存款，所以，存款流动性一般弱于现金。但随着银行转账结算的发展，银行存款的流动性明显增强，所以又将存款按照流动性强弱划分为M1、M2等，将主要用于支付、流动性强的企业结算类账户的存款纳入M1，而将企业的定期存款以及个人存款等纳入M2。 但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这种划分又遇到新的挑战：现金支付大量被移动支付所取代，社会上的现金量可能还在增加，但现金支付的规模在全社会支付总额中的占比却大幅萎缩，大量现金滞留在社会上闲置不用，其流动性已经明显弱于支付钱包中的存款。即使是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其流动性也大幅提高，甚至比现金或企业结算类账户存款还高，仍把个人移动支付钱包的存款归结到M2，已经与现实背离。这种情况下，可以调整M1、M2的构成，但仍不应把移动支付钱包里的货币纳入M0。M0不再是因为现金流动性强，而只是因为现金具有特殊管理要求。 同时，央行直接投放的货币，除现金外，大量的是央行通过购买黄金、外汇等储备物，或者通过银行间市场向商业银行等提供资金融通，将货币直接注入交易对手方的存款账户中，但这部分投放显然不能计入M0。 由此，如果把央行直接投放的数字人民币，包括商业银行通过央行将传统人民币兑换而来的数字人民币，或者央行以数字人民币向商业银行提供的融资都计入M0，显然也是绝对不可以的。 实际上，尽管很多人强调数字人民币的获取和运行不再基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因而刻意将数字人民币账户叫做“钱包”，但数字人民币绝对不再是现金，“钱包”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型存款账户，只是其运行方式可能与现有的银行存款账户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再把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货币计入M0，从道理上就讲不通，而且还容易使得真正流通中现金的规模难以准确揭示。 综上可见，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强调“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数字人民币不再是现金，理应在统计上将其归类到M1、M2之中。
12月9日，中国统计局公布了11月的经济数据，显示11月的CPI环比下降了0.6%，同比下降了0.5%；而PPI则环比上涨了0.5%，同比下降了1.5%。数据发布后就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高呼“通缩来了”。同样的说法，在2019年也曾出现过。但那时与现在正好相反。当时，CPI高涨，PPI则处于低迷状态，甚至当时有言论表示，拿掉猪就是“通缩”，并鼓励央行采取降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那么，如今我国真的进入到了一个通缩的状态吗？ 经济“通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理解通胀和通缩的概念。顾名思义，通货膨胀中的通货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就是增多。所谓“通货膨胀”（通胀），通俗地说，就是货币相对于商品而言变多了。而导致的结果就是，商品价格上涨。严格来说，通货膨胀需要有物价的上涨做一个全面性的支持，不能因为某种商品的价格涨了就认为是通胀或通胀型经济。而通缩的概念则正好相反，指的是货币相对于商品变少了，从而导致商品价格出现下降。但是，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宏观经济数据还是日常的生活感受，都不能支持以上的判断。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虽然CPI处于负增长的状态，但是，货币的供应量却并没有出现下降的状态。中国人民银行截止到今年11月的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总量的增速连续9个月都超过10%，远高于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长。2020年11月末的社融，同比增长了13.6%，相较于10月的4.3%有超过3倍的增长。而广义货币M2总量，11月也是同比增长10.7%，这项数据同样超出预期。这也说明在刺激经济发展上，我国的货币释放并没有像有些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所说的那样，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同时，11月份的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43万亿元，同比多增了456亿元，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企业借贷的信心足，我国的经济即使相较于2019年来说，也是正在逐步地增长。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从现实生活来看，葱姜蒜的价格也在人们不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了集体性的上涨。网络上的“葱忙涨价”、“姜你军”、“蒜你狠”等，也都一个个地不甘示弱：以11月27日为节点，大葱的价格已经涨到了近4年新高，大葱价格为4.8元/千克，比去年同期上涨300%，且创下了4年半以来的新高；生姜的价格更是创下了近5年以来的新高，价格为13.5元/千克，比去年同期上涨125%；大蒜价格为6元/千克，虽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比之今年年中低点，上涨逾1倍。种种迹象显然与通缩型经济背道而驰。 CPI的负增长 以上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CPI的增长由正转负。要了解CPI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了解CPI的构成。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又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个能够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它是在特定时段内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着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CPI之所以同比出现下降，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来源于猪肉价格的下跌。在我国现行的CPI统计中，食品的权重比占据了CPI整个权重比的33%，其中，猪肉的占比又是较高的。所以，也被戏称为“猪指数”。而在食品中，当猪肉的价格因为供大于求，导致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后，CPI就被变相地呈现负增长。但是，CPI的负增长却并没有完整地反映出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的通胀水平的现状与趋势。 11月28日，周小川在公开演讲中表示，资产价格不被纳入通胀考虑已经不行了。所谓资产价格指的主要是房价。虽然房价一路上行，但是，却没有被列入通胀的衡量体系当中，以至CPI没有反映我国经济全貌。在我国CPI的构成中，主要包含了食品、衣着、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和医疗等指标。而在居住中，主要包含的是房租和水电，并没有将房价纳入物价篮子之中。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现状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还需参考流动性。 泛滥的流动性 今年年初以来，受到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开启了无限的印钱模式，欧洲、日本亦步亦趋。我国也开始“放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出现通缩更是不可能。虽然在数据上很多的消费品价格并没有出现上涨，但是，在资产市场上，却呈现出了另一番光景。今年年初，在实体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各国的股市、期货、地产甚至奢饰品，却都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走势。除此之外，很多的大宗商品，如：铁矿石、动力煤等大宗商品，更是出现了疯狂炒作的情况。尤其是，受到流动性泛滥的影响，处于上游的大宗商品和股市都展现了大幅的走强。可以预料的是，2021年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以及普及，这样大规模的流动性，会由上游的资本市场，逐步地向下游的居民消费品进行传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我国一、二线城市监测的数据显示，我国一、二线城市呈现出了房租下跌，但房价上涨的背离现象，这也是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的零增长，而货币却释放得过快——不同于欧、美的大放水。我国自从逐步将疫情控制下来之后，LPR已经连续多个月没有下降或者上升。这也是为了能够遏制住过量的流动性。 未来 2020年已经接近尾声，我们即将踏入2021年的大门。我对2020年的结论性意见是，既未出现“通胀”，也未出现“通缩”，而是生产出了一个怪胎：资本和实体背离。而这个怪胎的罪魁祸首，便是流动性泛滥。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我国，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在即将迈入的2021年里，由于美联储这个大水龙头依然没有关停的意思，美国依然呈现出资本市场走牛，实体经济难以恢复——资本与实体背离的状态。受美联储的影响，其它发达经济体的央行，也已经被金融市场高度绑架，在拯救经济的过程中无形地推高了资产的泡沫，从而，出现了实体通缩、资本通胀的两级分化严重的问题。货币在通胀的趋势下飞速的流向资本市场，而当资产价格出现泡沫风险的时候，央行又一次次地进行救市，进一步导致资产价格出现持续上涨的预期，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多的资金涌向了投资周期短、流动性好的资产，并进一步地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恶性循环。 2020年，同样的情况，也在我国上演过。在年初疫情来袭后，深圳的房价就开始出现了飙升。虽然刚开始就被摁住了，但是，近期又已开始。现如今很多一、二线城市的房子，也早已不再是刚需，反而成了投资品。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资产价格势必只会继续上涨，这也导致了更多的富人会继续选择将资金投资到资本市场中去买房和炒作股票。而对于中产阶层以及底层老百姓来说，想要购买刚需住房，只能选择贷款借债，以致其真实债务的不断增加；为了还房贷又得削减开支，从而，导致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20年上半年，中国居民新增债务超过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总和。目前，我国处于一个中年人被房贷绑架，青年人被消费贷绑架的状态。原来喜爱储蓄的中国人，现在很大一部分都背负着债务。这意味着，未来如果还是按照之前传统的CPI数据来做单纯的分析，那就会得出荒唐且不切实际的结论来。比如，如果依然按照把猪去掉就都是通缩的思维来看，那就意味着目前的货币政策还有放松空间。可是，一旦货币政策出现进一步的宽松后，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反弹就会更大。 2021年，我国会不会延续这一趋势？该如何破除以上怪胎，还需作出深入的思考。但前提是，必须认清这个现实，把准这个脉搏。不能只在“通胀”“通缩”之间寻找出路或平衡点。可能的答案包括，调整CPI篮子中的商品结构，以便反映真实的经济状况；通过综合而非单一的措施促使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以创新的方式提升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
主要观点 1．世界经济可能于2021年下半年迎来整体性复苏。全球疫情可能在年中后步入拐点，美国经济转为中强度复苏将带动世界经济逐步回归疫情爆发前水平，2021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先高后低”的数值。 2．全球经济运行呈现多维度不同步。首先是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不同步；其次是全球制造业恢复快于服务业；再次是房地产、金融市场较实体经济复苏更快；最后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不同步。 3．三重深层因素支持中国经济稳步复苏。“十四五”规划的政策红利将逐步释放，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要素市场改革。被动去库迈向主动补库带动企业盈利改善，2021年我国将迈向新一轮主动补库周期，预计将延续7-17个月。美元走弱推动全球经济回暖，“双赤字”预示着2021年美元大概率趋势性走弱，从而推动全球贸易扩张，带动中国进出口贸易。 4．内外需共推经济走上趋势性运行轨道。制造业投资有望接棒成为新的发力点，与之相关的“新基建”投资也将加码；出口增长前快后稳，进口增长将明显加快；经济继续复苏和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消费加快修复。 5．物价波动逐步回归经济基本面。CPI运行大概率回正后走稳，全年控制在3%以内，PPI则逐步上行。物价整体水平将保持温和上涨的格局，给货币政策的运作提供了充裕空间。 6．金融市场运行逐渐趋向常态。逆周期货币政策调节带来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在需求回升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居民和企业融资规模的上升；随着企业债券融资利率的上升，企业发债融资规模将逐渐下行；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可能相对平稳。 7．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中继续升值。在多因素推动下，人民币升值动力可能会先强后弱。上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能冲高至6.1左右，下半年最低可能回落至6.6左右，整体的中枢运行区间在6.4上下，在可以接受的区间范围。 8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灵活、精准和适度；住房政策注重从金融源头管理需求。 9．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新基建、高端制造业和大消费。主要方向包括：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拓展民间投资空间，提升消费能力以扩大内需。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2021年，全球疫情将如何演绎？世界经济能否走向较为稳定的复苏？有哪些深层因素会推动中国经济继续恢复？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回归趋势性运行轨道？金融运行能回归常态吗？宏观政策会转弯吗？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2021年宏观经济九大展望。 展望一：世界经济可能于下半年迎来整体性复苏 2020年世界经济受新冠疫情冲击而深陷衰退泥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2月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萎缩4.2%。疫情爆发之初，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等到疫情大爆发后，疫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经济活动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各主要经济体被迫停工停产、全球产业链陷入停顿、国际贸易跌入冰点，这使得疫情前本已疲软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2020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疫情整体反弹，除中国外多国疫情再度爆发。12月中旬，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均创历史新高。11月，欧洲有近10.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远超此前新冠死亡病例单月高峰。特别是英国发现变异病毒，俄罗斯疫情再度爆发并迅猛扩散，欧洲多地已实施严格的封锁措施。相对而言，亚太地区疫情相对平稳。但自11月下旬开始，亚太多国疫情有失控迹象。日本、韩国12月中旬新增确诊病例创下新高。而印度疫情似乎有所缓解，但其数据存在一定的可疑性。澳大利亚疫情则出现了缓和。东盟国家的疫情情况好于全球水平。拉美国家中，巴西、阿根廷依然疫情严重，暂时未见好转迹象。 全球疫情下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各国政府抗疫采取的措施，而这些包括封锁、隔离在内的措施本身是有损经济恢复的，这就使得这些各国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疫苗的问世和普及。当前全球疫苗研发进展顺利，截至11月底，全球各国共开发200多种新冠疫苗，其中48种正在进行人体临床试验，10款疫苗处于三期临床试验的最后测试阶段。 从各主要经济体人均疫苗、预计首次接种疫苗的时间和疫苗供应能力来判断，全球疫情拐点大概率出现在2021年二至三季度之间。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人均疫苗预订数均超过一剂，预示着发达国家疫苗供应充足。美国2020年12月下旬接种了第一批疫苗，到2021年二季度可全民覆盖；德国2021年1月为高风险人群和医护人员优先接种，夏季可全民接种；法国2021年1月开始接种；俄罗斯2020年12月底已大规模接种。2020年四季度全球疫情再度爆发，使得不少原本对疫苗心存疑虑的人群开始接受疫苗。而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情况则令人担忧。从人均疫苗订单数来看，只有智利和墨西哥超过了一剂，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订单数低于一剂，预示着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接种不足的风险。总体来说，疫苗的接种有一定优先顺序，2021年一季度可能是发达国家的高风险人群优先接种，二季度发达国家全民普及，之后发展中国家跟进。如果疫苗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以判断全球疫情的拐点大概率出现在2021年年中前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新冠疫情病毒变异导致疫情走势再度恶化的可能性。病毒变异使全球疫情发展前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疫情加重促使各国政府重视程度提升，各国日趋严格的抗疫举措必将对未来疫情发展产生重要的抑制效应。 随着全球疫情步入拐点，各国政府将会逐步放松防控措施，各地封锁解除后复工复产陆续展开。再考虑到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拜登执政后，恢复经济成为其首要任务，各项刺激政策将陆续出台，美国经济可能由弱复苏转为中强度复苏，从而带动世界经济逐步回归疫情爆发前水平。因此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运行可能于年中后出现复苏态势，并进入较为稳定的整体性复苏阶段。考虑到2020一二季度，世界经济低基数影响，2021年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先高后低”的数值。 展望二：全球经济运行多维度不同步 首先是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不同步。美国经济有望2021年底回到疫情前水平。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2020年11月制造业PMI录得57.5，虽较10月略有下降，但已经连续6个月站上50荣枯线，显示美国经济进入弱复苏阶段。虽然2020年11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位徘徊，但环比下降0.2%至6.7%，有所好转。冬季疫情再度爆发似乎没有影响到美国经济复苏。2021年一季度后，随着疫苗开始接种和拜登上台执政，经济弱复苏的状态可能转为中等程度的复苏，待疫情影响基本得到控制后，进入强复苏阶段。预计美国经济前低后高，有望到2021年底前回到疫情爆发前水平。 欧元区经济2020年年末出现明显下滑迹象，2021年上半年可能还将处在衰退状态。2020年11月欧元区整体综合PMI录得45.3，改变了之前了连续4个月站上荣枯线的态势，欧洲疫情再次加剧使经济复苏之路受阻，德法两国已经考虑将封锁措施延续至2021年一季度。英国病毒变异导致整体形势急剧恶化。预计2021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都无法进入复苏阶段，下半年随着疫苗的普遍接种，经济才可能进入弱复苏状态。 日韩经济2020年下半年回升态势，2021年可能持续。日本2020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5.3%。近日，日本宣布了7080亿美元一揽子刺激方案，这使得日本经济的复苏更具确定性，预计2021年一季度日本经济继续向好，可能于三季度回到疫情前水平。韩国三季度GDP环比增长1.9%，从连续两个季度的下跌中反弹。韩国政府近期推出韩国史上规模最大高达270万亿韩元刺激预算。预计韩国经济也将在2021年上半年企稳，之后逐步回归到疫情前水平。东盟国家经济复苏态势基本确立。2021年随着全球疫情趋缓，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优势将逐步发挥出来，但考虑到东盟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可能面临不足的风险，其经济整体恢复力度可能偏弱。 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恢复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印度、巴西等国在疫情重压下缓慢复苏，两国2020年11月制造业PMI分别录得52.1、56.3，虽然都在荣枯线上，但涨幅有所收敛。考虑到印度、巴西境内的疫情较为严重，其疫苗订购数量严重不足，后续增长情况并不乐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对疫情时可动用的医疗和财政资源都较为有限，将进一步延后其结束疫情风险的日期。尽管复苏可能推进，2021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都无法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其次是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恢复不同步。疫情爆发之初，各国停工停产停业停学使得经济一度陷入停摆状态。而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刚性需求导致工业制造业的恢复往往好于服务业。这一方面是因为管理制造业工人的重新聚集较之服务业更容易，另一方面则是政府社交隔离政策和人们对疫情的担忧而主动减少聚集性消费所致。四季度美国疫情再度爆发，但制造业PMI不降反升、服务业PMI快速下降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一不同步状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大幅降低，拖累消费能力下滑。这一点在欧元区体现得最为明显。2020年11月欧元区非制造业PMI录得41.7，远低于制造业PMI的53.8，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主要经济体的情况也雷同。2021年上半年，在全球疫情步入拐点之前，预计这一不同步还将继续。而进入下半年，服务业可能强劲复苏，甚或超过制造业增速，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房地产、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恢复不同步。一个时期以来，金融资本收益率高于实体投资收益率，使得资本追逐金融投机倾向越来越严重。疫情冲击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投放巨量流动性的同时保持低利率，进一步刺激了全球资本的风险承担意愿。最靠近流动性源头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较早受益。从美国CS房价指数、欧盟房价指数，以及全球各主要股指走势来看，在经济复苏还不明确的情况下，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已经呈现火热行情。2020年9月，美国CS房价指数由3月的3.83调升至6.57，而2019年全年的平均数约为2.6；欧盟房价指数2020年二季度末为123.98，较2019年底上涨3.33%，预计四季度和明年还将维持上涨态势。2020年12月初，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于突破3万点，2021年以来继续上行。印度、巴西的股市也于近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2021年，房地产、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恢复的不同步可能还将延续，考虑到2021年年中全球疫情进入拐点，金融市场的反应往往早于实体经济，上半年全球主要的金融指数有进一步攀升的可能。但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恢复不及预期、资本流入反转带来的风险。 再其次是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不同步。疫情发展和经济复苏的不同步，导致了各国的宏观政策也不同步，这为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政策协调增添了较大障碍。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后疫情时代还将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宽松政策。2020年8月，美联储宣布将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2%的平均通胀目标。这就意味着，即使2021年美国核心通胀率超过了2%，也有可能不会收紧货币政策。欧洲和日本的货币政策还将维持负利率。发展中国家政策则受制于疫情发展，首先考虑的还是抗疫卫生医疗投入，对于经济刺激政策虽有急迫性但难有充足的财政货币资源支撑。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不同步可能贯穿2021年始终，弱势经济体经济运行会受到主要经济体政策溢出效应的干扰和拖累。 展望三：三重深层因素支持中国经济稳步复苏 1． “十四五”规划的政策红利将逐步释放 我国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将拉开未来5年甚至15年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序幕。2035年远景目标提出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背后蕴含对经济增速的定量目标。2019年，IMF定义的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平均为4.6万美元，中等偏下水平的地区人均GDP在1.7-3万美元之间。2019年，我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若要求2035年人均GDP翻一番达到2万美元，则未来15年GDP增速平均需保持在5%左右。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为保证五年规划能够顺利开个好头，无疑将释放明显的政策红利，改革也将深入展开。具体而言，可能体现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要素市场改革三大领域。一是科技创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二是产业升级，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三是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政策红利将有效形成相应的增长动力。经验显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通常在5年期间内GDP增速是不低的，比如十三五规划第一年2016年，GDP增速达到6.8%。 在相应政策红利释放下，2021年经济结构可能出现进一步调整，表现为高技术投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9年，制造业投资增速3.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4%，而同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高达17.7%。特别是在疫情之下的2020年1-11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3.5%，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2.6%，而同期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高达12.8%。2021年，高新技术投资将成为拉动制造业投资甚或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动力，也将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被动去库迈向主动补库带动企业盈利改善 一个库存周期大约跨度3-5年，可以划分为被动去库（需求上升、库存下降）——主动补库（需求上升、库存上升）——被动补库（需求下降、库存上升）——主动去库（需求下降、库存下降）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对应经济复苏，后两个阶段对应经济回落，复苏平均时长约1.1-2年。具体而言，被动补库存可以大致对应经济复苏期，主动补库存对应经济繁荣期，被动补库存对应经济滞胀期，主动去库存对应经济衰退期。 我国目前处于被动去库阶段，2021年将迈向新一轮主动补库周期，预计将延续7-17个月。由于制造业企业“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新订单是库存周期中的领先指标，而产成品库存只是制造业企业经营行为调整的一个滞后项，因此库存周期的核心在于需求而非库存本身。2020年1月，主动去库存完成。经验表明，接下来对应的将是被动去库。由于新冠疫情冲击，PMI新订单从2020年6月触底回升，于是被动补库阶段开启，目前已持续约6个月。目前工业企业41个细分行业库存大多出现震荡上行的迹象，预计2021年大概率将逐步迈向全面补库阶段。被动去库与主动补库持续时间一般约13-23个月，据此推断，主动补库阶段将延续7-17个月。库存周期对传统行业利润的影响较大，主动补库存周期意味着量价齐升，进而带动企业利润上行，促进企业投资增长。 3． 美元走弱推动全球经济回暖 经验表明，美国“双赤字”大约领先美元指数2年左右，2021年美元大概率趋势走弱。美国财政与贸易双赤字的扩大，均是美元开始贬值的十分重要的条件。财政赤字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动能边际减弱，国债规模飙升，使得投资者越来越质疑美国政府的偿债压力，由此引发对美元信心的动摇。贸易赤字快速扩张则直接导致美元贬值压力加大。2020年美联储超宽松货币政策将导致美元资产相对收益下降，2021年美国的量化宽松和低利率仍将继续维持。虽然2021年美元走弱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随着美国大选尘埃落定、欧洲疫情再度反复，美元指数也存在阶段性回弹的可能。 弱美元下全球贸易通常会趋于扩张。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融资主要以美元标价。当美元贬值时，企业借入美元的积极性较高，全球贸易融资会较为活跃，全球产业链贸易也会趋于扩张。IMF（2017）实证研究表明，美元每贬值1%，未来1年内全球贸易数量将上升0.6%-0.8%。因此，2021年，弱美元下全球贸易将复苏，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回暖，给中国带来新的出口需求。 展望四：内外需共推经济走上趋势性运行轨道 1． 制造业和新基建推动投资恢复性增长 2020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成为后疫情时期稳定投资引擎的主动力。前11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6%。从三大投资领域来看，房地产投资恢复最快，基建投资略逊，制造业恢复相对缓慢，但降幅在持续收窄。三大投资的持续恢复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回升，预计2020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其中基建投资增长1.5%，房地产投资增长7.5%，制造业投资减少1.5%。 展望2021年，投资引擎可能转向新的方向，三大投资增速升降互见。制造业投资有望接棒成为新的发力点。趋紧的产能状态将激活2021年制造业扩大投资的意愿。2020年10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转正，并已超去年同期；财务状况好转有助于企业投资能力提升。国内“宽信用”由短贷向长贷延伸，全球FDI向中国保持稳定流入，都将进一步支撑制造业投资资金需求。2020年1-10月民间投资已转为正增长。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分别排在了明年重点任务的前两位，也表明了制造业在2021年的重要地位，高技术产业获得的投资要远高于传统制造业。2020年基建投资将温和增长。当经济如期大幅反弹，传统基建投资的必要性会适当降低，同时伴随着中央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控力度加大，财政支持也可能有所减弱，但与制造业关系密切的“新基建”投资仍会加码。传统基建走弱、新基建走强综合作用下基建投资整体将温和增长。 鉴于新的银行业房地产信贷的监管政策的实施，2021年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有关部门对违规涉房贷款的监管力度料有所加强，限购、限贷政策直接抑制住房信贷扩张需求。商业银行出于监管要求可能会适度提高的贷款标准，尤其是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地区，以减缓居民加杠杆的步伐。适度上调利率以降低住房市场的投机性需求是大概率事件。2021年，房企融资需求难减，主因表内融资进入“顺周期”调控阶段。在“三条红线”实施的背景下，监管机构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财务状况持高压状态，房企银行信贷规模增长会放缓。鉴于宏观利率趋于平稳并可能阶段性上升，房地产行业不同评级公司的信用债利差料走阔，可能存在阶段性全口径以及局部房企流动性压力。2021年建安工程的推进有望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支撑总体房地产投资。 在2020年低基数的基础上，预计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0%，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1%，房地产投资增长6%，基建投资增长5%。 2． 出口增长前快后稳，进口增长明显加快 2020年我国出口表现大超预期。2020年6月以来，我国出口受海外需求回暖和防疫物资订单不断以及疫情产生的供给替代效应影响，出现大规模增长。据经合组织数据，2020年底，中国出口商品占全球份额可能超过20%，比近3年的平均水平上升6个多百分点。防疫相关类和疫情大背景下产生的“宅经济”驱动类产品的贡献巨大；而在供给替代的逻辑下，非针织钩编服装、家具寝具和家电等也快速增长。预计在2021年上半年，出口的“疫情红利”还能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我国需求持续回升，进口也出现较大波动。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跌，另一方面也和我国加大了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执行力度有关。综合来看，2020全年以美元计出口可能增长4.0%左右，进口减少1.0%左右。 2021年，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和RCEP的签署生效，中国进出口整体环境可能边际改善。2021年上半年，防疫类和“宅经济”类以及海外强劲的需求和自身供给不足仍将维持一段时间，从而继续推动上半年的中国出口。下半年，各国疫情因疫苗可能出现显著缓解，使得防疫类商品需求逐步减少；新兴国家生产供给能力逐渐恢复，推动“宅经济”小商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叠加人民币较年初升值超过5个百分点影响出口的时滞效应显现，我国出口增速将会放缓。 考虑到2020年基数“前低后高”，2021年出口或将呈现“先扬后稳”的走势。中国自身的需求强劲回升，各国的供给能力的恢复，大宗原料价格重新上涨，加之下半年以来的人民币升值，都会对明年的进口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明年仍然存在病毒变异以及疫苗效果不及预期等风险因素，或对全球复苏以及供给能力恢复造成一定影响。综合来看，在2020年全年进口基数较低的前提下，2021年进口增长总体将呈现较快修复态势。预计2021年，以美元计，出口增长12%，进口增长10%，经常项下收支保持较大幅度的顺差。 3． 消费复苏步伐大幅加快 疫情对消费的冲击程度最大，拖累需求侧恢复落后于供给侧。2020年二季度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虽然持续恢复，但增速普遍低于市场预期，消费仍远未恢复至正常水平，累计增速年内基本无可能回正；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可能萎缩3.5%。 2021年，随着疫情被持续有效地控制、经济继续复苏和构建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消费有望加快修复。收入增长是促进消费的首要因素。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修复，并在三季度实现累计实际同比增速转正，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遂回稳。预计2021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会进一步提高。就业改善同时也会增加收入并提振消费信心。2020年有助于推动作为薄弱环节的农民工月均收入重拾同比正增长，有助于推动居民消费信心重回上升通道。2021年，经济向好将带动就业走稳，进而提高收入，提振消费。 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消费是关键。2020年中央相关文件精神要求，运用好农村土地改革、科技创新推进、社保体系完善、资源配置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公共福利增加等方式，激发和提振国内消费。“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配合土地改革和户籍改革，能够从根本上削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从而有助于释放更广大居民的发展型消费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并将此前政治局会议中有关“需求侧改革”的提法变为“需求侧管理”，将有助于稳步扩大新型消费和推进消费结构升级。2021年房地产销售将有所放缓，汽车消费仍以恢复性增长为主，对于消费回升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拖累。预计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10%。 综上分析，预计2020年四季度GDP增长6.5%，全年增长2.5%左右。2021年，在经济持续复苏和低基数作用下，季度GDP可能出现大幅波动，呈现出前高后低走势，部分经济指标或呈现两位数增长。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速可能达到12%到14%；之后逐步恢复到趋势性运行轨道，预计2021全年GDP增长8.8%左右。 展望五：物价波动逐步回归经济基本面 受猪价上涨和油价下跌的影响，2020年的CPI和PPI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基本面。PPI持续徘徊在负增长区间，5月随国内经济复苏同比增速触底反弹，但反弹速率受到了成本传导约束。年初以来CPI“高开低走”，非食品及核心CPI则维持低位，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复苏存在一定压力。 猪肉供给逐渐回归常态，CPI结构性调整。2020年CPI同比高企主要受到去年猪肉价格快速拔高的翘尾影响，但疫情冲击带来的需求不足仍有体现。2021年猪肉价格在供给回升及基数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同比回落，将会对整体价格形成较长时间的负向拉动，消费价格将在新的供需平衡间取得结构性调整。 虽然高基数下猪价同比降幅对CPI的压制将持续存在，但环比回落存在压力。生猪存栏量绝对值仍位于相对低位，预期至2021年二季度后出栏量才能恢复至常年平均水平；且冬季为猪肉消费旺季，消费量增长可能导致未来几个月猪肉供需关系收紧。预期2021年猪肉批发价格会在第一季度经历一段时间的高位震荡后，在供给缺口持续收窄的支持下呈现平缓下行趋势。 消费服务需求的释放将成为2021年影响CPI走势的重要因素。未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序改善，就业及消费将相继回升至常态，核心CPI同比有望呈现低基数水平下的稳步回升。2021年一季度在猪肉价格同比快速下行、核心CPI恢复尚未起色、国际油价维持低位等多重作用下，CPI同比大概率维持负区间，而后将在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需求进一步回升共同发力的带动下逐渐回升至正值，预计全年均值会主要在1%-2%区间波动。 需求复苏和低基数效应拉动PPI趋势回升。2021年，全球生产、贸易及投资增速上升将会成为PPI回升的推动力，2020年主要经济体平均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速于5月触底后强势反弹。2020年美元指数走弱，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相对上涨，将为2021年PPI上行提供支撑。美元流动性保持充裕有利于刺激全球投资增速，拉动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国内需求复苏也可预期。2019年M1同比多数在3%-4%之间小幅震荡，2020年初起开启上升态势，11月已达10%；根据M1增速与PPI走势具有领先约三至四个季度的周期性特征，PPI大概率将在2021年上半年出现较高增速。 从结构性上分析，原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三类对PPI影响权重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缺口正在逐步修复。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环比涨幅将大概率趋于平缓，受2020年上半年低基数影响，2021年上半年石油价格同比涨幅可能会在30%以上，成为PPI快速回正的重要推手。煤炭、铁矿石价格上涨也会对PPI形成支撑。2020年三季度以来随着基建及房地产投资项目施工推进加快，螺纹钢等产品订单量有进一步增长空间。电网投资累计同比上升带动铜的需求量强势增长，全国铜均价同比涨幅已近20%，沪铜期货价格亦维持上升通道。2020年黑色及有色金属行业价格同比涨幅体现出我国经济复苏的内生动力，但2021年在较高基数下其上升斜率可能放缓。 PPI将于2021年上半年走出较为明朗的上行趋势，预计将于在3、4月间恢复正增长；下半年随基数效应修正，同比涨幅可能有所收缩，届时新的涨价因素是否能够对冲2020年全年负增长的翘尾影响，需要进一步观察。 展望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进入趋势性的运行轨道，物价运行大概率的走势是CPI回正后走稳，全年控制在3%以内应无悬念，而PPI则逐步上行。物价整体水平将会回归经济基本面，保持温和上涨的格局，给货币政策的运作提供了充裕空间。 展望六：金融市场运行逐渐趋向常态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货币当局实施逆周期货币政策调节，连续降息降准，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上半年OMO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MLF利率下调同样两次下调共30bp。与2019年末相比，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1个百分点。 逆周期货币政策调节带来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2020年，1年期LPR的报价变动跟随1年期MLF利率下调两次，共30bp，而5年期以上LPR报价下调了15bp。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宽松带来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2020年三季度末，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与去年末相比降低了49bp，居民的房贷利率降低了26bp。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贷款利率降低的幅度，高于LPR下行的幅度，与金融机构贷款相对LPR的加减点有关。这说明LPR的改革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在需求回升的大背景下，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降低，促进了居民和企业融资规模的上升。虽然疫情在2020年一季度对房地产销售带来较大的冲击，但是二季度之后房地产销售迅速恢复，全年房地产销售面积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这与2019年同期居民中长期贷款与基本持平。而居民的短期贷款在今年二季度之后持续回升，反映了居民消费的改善。企业的中长期贷款持续上行，有一定的周期性因素，也与疫情之后流动性的宽松政策鼓励投资有关。2019年末新一轮设备更替周期就出现了回升的迹象。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企业投资带来较大扰动，疫情被充分控制之后，企业设备更替周期恢复，带动企业的投资增速回升。 2020年财政政策积极有为，政府债券融资规模明显高于此前的水平。预计2020年名义GDP绝对规模略高于2019年，但是因为减税降费，财政收入与2019年比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异就由财政赤字来弥补。2020年政府债券的发行占名义GDP的比例接近8%，比2019年高了约3个百分点。 随着企业债券融资利率的上升，企业发债融资规模的趋势也将逐渐下行。2020年11月多家地方政府国企债务违约，对信用债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信用利差分化明显，企业发债推迟或者取消发行的规模也明显上升。信用债违约对一级市场的影响在2021年初将继续显现，但是对全年的影响将有限，影响2021年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债券利率的走势。 2021年，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速能否延续上行趋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央行问卷调查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制造业的贷款需求都处于过去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方面的贷款需求在2020年二季度和三季度也处于过去5年来的最高。未来这种趋势能否持续有不确定性。设备更替上行周期从2019年下半年以来至今已有1年多，过往经验显示设备更替上行期大概为2年左右。设备更替周期如果下行，那么制造业的贷款需求就可能会回落。而制造业投资中占比约60%的民间投资正在快速恢复，经济复苏前景较为稳定将拉动制造业民间投资步伐加快。而随着中国经济在2021年恢复到正常的区间，大规模基建刺激的必要性也将减弱，相应的基础设施贷款需求也可能放缓。对于房地产开发商而言，“三条红线”也会抑制一部分贷款需求。2021年随着国外疫情逐步得到控制，特别是疫苗在大规模使用之后，外需可能会进一步改善，这会进一步提振中国制造业的投资需求。因此预计，2021年企业中长期贷款或保持平稳，大幅变动的可能性较低。 在社融各个分项中，政府债券融资在2021年可能变动较大。名义GDP增速在2021年将明显回升，财政收入也将有明显改善；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与2020年相比也有显著减小，这意味着财政赤字需求将有一定幅度的减少，从而导致政府债券融资也将减少。但前不久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宏观政策应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保持必要的支持经济恢复的力度，因此政府融资不会大幅减少。 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央行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对2021年的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二是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的成果，促进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鉴于此，2021年的相关利率包括MLF和LPR将运行在目前水平区间，难以大幅上升，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可能有所下降。2021年的社融余额增速将从2020年末的13.6%左右降低至12%-11.5%，信贷增速将小幅下行至12.5%附近，M2 增速将小幅回落至8.5%左右，大致回归到常态水平。 展望七：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中继续升值 2020年年初至5月，人民币受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和疫情等经济与政策因素影响曾一度走贬至7.13左右，但随后峰回路转一路走升，至10月初大幅度升值，近日已确立了较为明显的双向波动中升值趋势。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主导因素，可以发现5月至9月，人民币呈现出单边升值，一方面是对美元前期走弱的“补涨”，另一方面是中国疫情控制较好、经济较早恢复以及贸易顺差不断放大。10月之后，商品贸易大幅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缩小强有力地支撑了人民币升值。 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走势、我国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等重要因素还会持续影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上将以升值为主。这是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基本面支撑，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本来就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中，一定幅度的升值有其合理性。当前人民币强劲升值很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扩大，特别是贸易项下的顺差大幅增加，货物贸易顺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缩小，经常项下顺差将大幅扩大。在我国货币政策基调稳健、美国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和零利率条件下，中美之间存在较大的利差。目前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差距约为2%，处在较高水平，支持人民币保持坚挺。 随着2021年疫苗的普遍接种、全球出口能力的恢复、前期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的效应显现，再加上2020年四季度的高基数，较大的经常项下顺差规模可能难以为继，由此就会削弱人民币升值的动力。2021年，美元指数有可能阶段性回强。2020年年末欧洲疫情再度爆发并且有失控之势，一度反推美元走强。2021年全年可能都会呈现美强欧弱的态势。再加上拜登执政后，美国经济较为稳定的复苏可能推进，美元指数可能阶段性走强，从而会抑制人民币升值。所以，2021年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的判断可能并没有很充分的依据。2021年上半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可能冲高至6.1左右，下半年最低可能回落至6.6左右，整体的中枢运行区间在6.4上下，处在可以接受的区间范围。 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而这种由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存在一个时滞效应。按照“J曲线效应”理论，人民币升值的时滞效应可能会在2021年开始发生作用。然而，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的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主要经济体里只有中国因为疫情控制较好而有较强的出口能力。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全球其他国家出口能力依然不足的背景下，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2021年，当全球疫情出现拐点、各国出口能力逐步恢复后，升值的抑制作用就会较为明显地显现。 2021年，应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抑制、吸引资本快速流入推高资产价格泡沫、外债快速上升等风险。事实上，货币和外汇管理当局已经出手，在2020年四季度出台举措管理外汇交易成本和外债，并于2021年初出台措施鼓励企业资本流出。未来，相关监管部门会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跨境资本流动方面。 展望八：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1． 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状况随经济快速恢复。财政收入增速恢复较快，主体税种中，增值税、企业所得随和个人所得税增速已经恢复较高增速；消费税增速相对较慢，表明需求端仍需进一步释放潜力。支出端，教育、科技、社保和就业、卫生健康和城乡社区事务等项目增速较快，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农林水事务、以及交通运输等项目的支出增速有所下降。2020年1-11月全国一般预算收入已经接近全年目标的88%，超过去年同期水平约1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支出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76.43%，较去年同期少完成近5个百分点。由于实际支出与预算之间差距较大，财政账户全年大概率将以“超收欠支”收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高增长的带动下，地方政府性基金在收支两端均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为对冲疫情对地方经济的冲击做出了突出贡献。2020年1-11月，共计发行6.34万亿元国债（含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和6.26亿地方政府债，其中专项债较去年增加1.6万亿元。由于复工后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税收收入增速迅速回升，因此全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为3.1%左右，显著低于3.6%政策安排。 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展望2021年，积极财政政策将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在支出端，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重中之重。据此判断，2021年卫生健康、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就业等方面的支出增速预计将放缓，而教育、科技、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文体旅游传媒等项目的支出增速则有望止跌回升。同样的情况预计还将出现在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中，更多资金有望投入到在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相关项目中。考虑到今年财政结余规模和财政收入增速恢复情况，2021年财政预算赤字率可能降至3.0%左右，地方专项债增量也很可能较2020年缩减。其中，全国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分别为20万亿元和26万亿元。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目的是为了支撑扩大内需战略。结合相关信息判断，未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可能成为税制改革的先行选择。现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会出现调整，汇算清缴程序或将进一步完善，工薪税不同税率间的收入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低层级税率之间。房地产税改革的目的在于健全地方税体系，使房地产税替代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促进“土地财政”转型。房地产税的不确定性相对较高一些，目前尚无有关改革的具体方案。 2． 稳健的货币政策强调灵活、精准和适度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已作出安排，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政策对缓解小微企业资金压力、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优惠政策的延续，反映了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是“不急转弯”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 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一方面，目前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经连续3个月维持在6.9%甚至更高，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但是从反映居民消费的社融消费品零售增速来看，目前与疫情之前有较大的差距。疫苗的使用将有助于经济的进一步恢复，但是实际效果还存在不确定性。外部环境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恢复尚不均衡，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稳健。另一方面，2020年中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明显领先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相对表现较好，热钱流入概率较高，对于人民币带来一定的升值压力。因此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同时还要注重灵活。 近期央行表示，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货币信贷和社融的增长，从疫情发生之前的与名义经济增长基本匹配，到转为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匹配，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潜在产出波动相对较小，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就是在潜在产出的基础上考虑通胀的影响，即GDP平减指数的影响。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波动相对较小，信贷与社融要与这个相匹配，表明信贷与社融的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这意味着2021年信贷和社融既不可能进一步更大幅度地增长，同时明显收紧的可能性较小。 社融在2020年增速的持续上行，是2020年下半年经济持续改善的重要原因。2021年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继续减弱，同时疫苗的使用也将使国内和国外很多经济活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开。经济活动的恢复意味着通胀可能存在一定的上行压力，特别是非食品价格和工业价格。事实上，反映中国工业生产的一些大宗商品价格，比如铜价和铁矿石的价格，已经到了近年来的高点。在疫苗广泛使用之后，部分经济活动恢复的加速可能加大物价上涨的压力。 物价回升到正常水平将带动企业营收和利润的改善。如果疫苗广泛使用之后。世界经济走向稳定的复苏，内需与外需形成共振，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加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的利率也会承受一定的上行压力。从货币市场来看，2020年四季度，3个月SHIBOR利率已经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虽然政策利率仍然处于低点。考虑到疫苗的大规模使用最早也要在2021年二季度，而疫苗使用之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则要在三季度左右才能显现。因此，如果到2021年三季度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7天逆回购利率与MLF利率都存在小幅上行的可能。 LPR的改革推动了贷款利率市场化，而存款利率目前仍然是参考基准利率。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表示要深化LPR的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使央行政策利率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值得期待。 2021年，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下调的可能性都很小。经济恢复势头明确，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无进一步下调的必要。而目前银行存款增速低于贷款增速，在这种情况下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并不合适。此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有可能带来银行流动性过度偏紧的结果，同时也很有可能抬升银行贷款利率，尤其是会制约银行业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能力，增加后者的融资成本。 3． 住房政策注重从金融源头管理需求 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初中央定调政策纾困、加码“稳增长”，要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7月决策层再提“房住不炒”定位，要求“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从各地实际出发，采取差异化调控措施”。同时，住房金融制度改革也在稳步推进，旨在加快建立房地产金融长效管理制度，针对局部风险强化监管要求和力度。下半年政策环境趋紧，尤其是针对房企的金融风险管控力度有所加大，银保监会更是阐明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多地升级楼市调控政策。但整体来看，除深圳等个别城市外，多数城市出台的调控政策较为温和。 未来住房政策将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明确“房住不炒”政策基调的同时，也提出了“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且涉及的产业链众多，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将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着力在于防控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违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适当控制居民购房贷款规模，严防利用消费贷、首付贷资金违规加杠杆行为；对房企加强融资管控，包括带、信托及境内外债券融资。按照“因城施策”原则，针对热点城市继续采取限购、限贷、限价等调控措施，并单列租赁住房土地指标，加大租赁住房供给建设，从供需两端出台政策稳定房地产市场运行。 监管部门对住房金融管控力度将有所加大，银行业涉房贷款的扩张速度将有可能小幅放缓。基于《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所提出的涉房贷款占比标准，结合贷款质量综合考虑，部分商业银行业务需要做出调整，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将稍有放缓，而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增速可能相对平稳。鉴于目前银行业涉房贷款基本情况与监管新要求之间基本吻合，2021年房地产金融不会大幅收缩。 展望九：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新基建、高端制造业和大消费 在经历了国内外疫情大爆发之后，2021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政策驱动性复苏朝内生增长性复苏转变，扩大内需是转向内生增长性复苏的关键所在。除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改变传统消费习惯外，扩大内需还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结构，重塑内部发展空间和拓展内部投资空间等方面着手。 经济结构的转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占比进一步加大；二是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方发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加快数字化发展”等三方面建议。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就是要求既要做到制造业智能升级，又要做到服务业科技赋能。2021年将会出台相关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科技含量的鼓励政策。 “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可能成为2021年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主要涉及四大领域：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提高农村和边境地区交通通达深度；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加强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加快油气储备设施建设，加快全国干线油气管道建设，建设智慧能源系统，优化电力生产和输送通道布局，提升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政策可能主要从惠及民生的方面入手：一是出台相关5G手机使用优惠措施，鼓励人民群众逐渐向5G使用靠拢；二是加快建设城际高速铁路，作为高速铁路的补充，解决更多群众出行难的问题；三是在全国出现大面积限电的情况下，升级传统模式，由煤电向水电、风电及太阳能发电转变。 高端制造业则重点关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建议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同时，高端制造业应与数字化相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从可实施的具体政策来看，一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且补贴力度还可能进一步加大；二是加大服务型行业和部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力度，减少人民群众现场办理业务的等候时间。 “十四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我国不同省市经济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不同，未来通过区域协调建立更多的城市群，并借助各城市群不同的定位和分工，以及各城市群对三四线市场的辐射，从而进一步促进一个统一的内部大市场的形成。人是城镇化战略的关键。2021年将会出台相关建立城市圈的政策，同时将加快完善鼓励优秀人才落户的相关政策。 拓展投资空间实质是促进民间投资。这次疫情发生后，民营企业生产和出口恢复是最快的，利润增长受到的冲击是最窄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均表现出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依然是非常重视的。未来在市场开放、营商环境以及鼓励民间投资等方面将会出台新的针对性政策。 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是提升消费能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具体包括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2021年，中国消费市场将全面回暖，大消费各行业值得关注。具体来看，“民以食为天”，食品饮料有望在率先复苏；家用电器在消费周期、地产周期以及格局红利的三重叠加下，有望呈现较高景气度；疫情推动“宅经济”加速升温，电商的线上化、集中化将是2021年的主旋律；餐饮酒店步入景气周期，免税政策打开离岛空间，餐饮行业连锁化率提升；服装将受益于冬季提前、经销商补库存以及低基数的影响；全球疫情逐渐进入尾声，但仍旧推升医药生物在制造、市场、价格三大基本面属性。对于消费，最重要的政策还是要从提升群众收入和降低商品制造和流通成本方面着手。 报告撰写团队： 连 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刘 涛 植信投资研究院副院长 邓志超 植信投资研究院秘书长 罗奂劼 高级研究员 马 泓 高级研究员 王 好 高级研究员 刘 鸿 高级研究员 黄春华 高级研究员 许 珂 研究员 董澄溪 研究员
2020年伊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引导利率下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共涉及9万亿元资金供应，并带动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较快增长，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恢复。 当前宏观政策取向已由“稳增长”转变为“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但是远未达到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当前全球主要央行均实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几乎扩张了一倍，美国2020年11月M2同比增速高达25.1%，而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基本稳定。中国货币政策既没有大水漫灌，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目前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稳增长和防风险。中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投资增速不及预期，消费仍有待恢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在经济恢复过程中收紧货币政策，会加剧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同时，当微观主体面临偿债风险时，收紧宏观政策可能会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风险的化解只能逐个企业对症下药，不能操之过急。 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予以适当配合和支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为应对疫情，中国实行减税降费，提高政府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近期个别地方国企债券违约，直接原因来自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但从深层次看，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企业再融资难度增加，借新还旧的老路难以为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全球货币宽松的环境下，若中国过快收紧货币政策，会造成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涌入，推高人民币汇率，削弱出口企业竞争力，扰乱中国货币政策施行。当前中美两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差2个百分点以上。最近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高达9%左右。截至2020年9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债券、股票同比分别增长36.4%、55.55%，增速明显快于往年。 2020年11月，CPI同比下降0.5%，PPI同比下降1.5%，核心CPI连续五个月同比增长仅为0.5%。非标资产继续压缩，房地产价格总体平稳。2020年1至11月社融中新增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分别减少3395亿元和6399亿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并不明显。2020年11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为4.0%，是近20个月来的历史低位，从最高点11.4%下降了7.4个百分点。 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金融各方面情况，短期内几乎没有理由收紧货币政策，而应该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到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我们摘录了冯叔脱口秀的部分精彩内容，一起来看看文字吧。 冯叔：去年一年，我飞了一百零几次，还是飞了很多。在这期间，四五月份的时候，经常到酒店，到酒店以后别人特别爱问，‘从哪来？见没见谁？干什么了？’搞得像出轨一样，被问得特别详细。我就发现，其实以后查出轨的事，基本上老婆不用管了，所有的酒店都帮忙做了。 另外还要问这个码，那个码。我大概下了几十个码，因为要去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码还不一样。不仅要看，还看得很详细，要看是不是我的码。过去有人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现在要到处跟人说‘我码是我码’。 冯叔：我记得去年很多人说‘今年是最差的一年，但又是未来最好的一年’。这话说了好多年，这次确实猜对了。因为这一年大家都不怎么有钱，离钱最近的是柜员，在银行点钱的人。 二三月份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班，因为不上班就没人发工资。所以，就有公司有很多人不断地问，几号上班。二月二号，后来又说二月十号，最后三月突然发通知，公司没了，不用上班了。 公司没了怎么办呢？有一个朋友公司的员工特别有意思，他就去送外卖。结果送外卖的时候，有一天到一个地方，碰到一个送外卖的，是曾经的小主管。他一抬头看见了同事，还想跟他寒暄，结果对方转身就要走，说‘不好意思，我马上还有下一单’。非常的尴尬。 更尴尬的其实是老板。去年有一个老板攒了一个局。他这公司有很伟大的业绩，有几十年了，所以攒一个局，然后说大家一块来搞一个周年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特牛逼的事。大家都去了，去了以后我看见一个朋友，然后也碰到很多熟人。我就问这个朋友，‘怎么今天都来了？’他指了一下这个老板，悄悄地告诉我，‘他欠着我的钱，我过来看看，他还行不行。’ 举杯的时候，这个老板自己先说了，‘今天大家都来了，谢谢各位支持。今日一过，我努力还钱。’然后我才知道，有一桌坐的全是债主。 有一哥们说，这就叫‘丧事喜办’。 后来大家闲聊起来，说起了打仗。突然有人说，‘最好，咣叽一下炸了，咱就心里头的所有疙瘩都解开了。’结果这老板特别有自我解嘲的能力，他就说，‘不对，要炸得炸我。如果你们都死了，我还在，这债还得还。如果是我没了，你们还在，那我就不管了。’ 所以大家都说这真是难。当老板要还钱的时候非常难，借出去钱的人其实也很难。 后来我和边上一老板聊，我说，‘你看开点，你总算碰上了一个好人，今儿还请你吃饭，否则他不承诺还钱，跑美国去了，你又怎么样呢？完了他万一还要造汽车，他还要离婚，然后还要发微博撩骚你，说要回来的，你是不是更难受？至少还请你喝酒，这也不错。’ 冯叔：去年还有一个事让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词儿变多了，而且是挺让人焦虑的词。每年都有很多网上的词，但去年冒出很多词，比如像内卷、打工人、社会性死亡，好像真的反映了一个事，大家是不是挺痛苦？ 但我又觉得，在网上看，挺痛苦，可到餐厅一看，都挺高兴，都在喝酒。我有时候想这些词是怎么冒出来的？总得有点小原因。 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大概是钱的事大家太敏感了。现在，对作风不敏感了，对钱敏感了。这事也挺奇怪的。在以前，说到作风，都超敏感，现在对钱特别敏感。为什么？大家说收入差距开始拉开了，收入差距拉开以后就面临这个问题。人就怕比较，而且现在比较操蛋，都搁到网上。真的假的，愣刺激你，比如说凑钱拍个照，也能把人刺激一下，叫拼名媛，对吧？ 所以搞得我们似乎是很惨。其实没那么惨。刺激你那个人比你还惨。但是现在网上经常出现这样。有钱没钱，怕比较。我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也没钱，但我挺开心。因为我周围的人都没钱。 我觉得这个痛苦的存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现在的家庭结构有关系。大家都知道，相当长时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少子化，90 后，95 后，甚至一些 85 后，上边的老人至少是 4 个，或者 6 个，甚至还有 8 个。老人一多，每个人都能教育你，只要一见面都得说你。而且老人说你还不能回嘴，因为中国讲究孝，孝要怎么体现？关键在顺。孝顺，如果不顺，哪来的孝？所谓顺，就是不管什么事你都得听着。 过去，中国的家庭结构，七八个孩子，上面两三个人，小孩来自于上面的这种压力很小，现在压力特别大。上面的老人一见面就说，一见面就说，而且你都得顺，顺到最后你就憋屈。这也算是一种内卷，被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卷了。 还有第三个事，职场竞争。职场本来是一个挺正常上班的地儿，但是被宫斗戏，还有很多电视剧给描绘得非常恐怖，所以大家也都特别紧张。然后看见别人分钱、分股票、发奖金，就觉得特别羡慕，又担心自己哪天突然被裁了，变成韭菜，然后又觉得怎么努力都不行。因为丧文化就像天天告诉你，好像你再努力，最后也是一无所有。这样的话大家就对职场有恐惧。 再有一个事，痛苦不可怕，就怕憋着。其实就像你憋了泡尿。不怕憋尿，关键得有厕所。痛苦不要紧，你得找个地方把它泄出去。没法宣泄出去，就难受。 其实所谓的痛苦，什么时候特别有价值？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当它流动的时候，痛苦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瞬间的一种感受，过去就过去了，不要太在意。痛苦唯一的价值就是它不流动，它沉淀时。沉淀越多的痛苦，越容易产生哲学家，还产生文学家。因为你越痛苦，就开始怀疑自我，就开始去问一些哲学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今后的命运怎么样？专门写特别苦的作家，其实都得奖了，写快乐的作家，都基本上在夜总会体验生活。 所以痛苦有时候也有点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万一自己痛苦了，千万别让它走，你就把这痛苦留着，没准你就变成哲学家，再次也变成了文学家。 冯叔：也有人说我聊天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还用了个词，叫‘凡尔赛’。我刚才跟‘北脱’的朋友们聊天的时候，说‘我现在说啥，你们都觉得凡尔赛，我给你们说一件真事，你们觉得像不像凡尔赛？’我说，‘我刚从海南回北京的时候，我也是四处漂泊，真的是盖了很多房子，但我没房子住。我在北京各地住，都住五星级酒店。有的住一年半，有的住半年，我认识晃姐的时候，我那会就住在保利酒店。’你们觉得这是凡尔赛吗？我也不知道。 冯叔：大家老觉得代沟这事特严重。但我一直觉得代沟这事不严重，为什么不严重呢？其实就是词闹的。所谓有代沟，就是他说的词我不懂，我说的词他不爱听。如果大家很快在一些词上建立沟通，就像刚才说凡尔赛、内卷，我天天说这么熟练，你们觉得跟我还有代沟吗？自然就没了。 现在你给父母送一本《老年人防骗指南》，他给你一本书，《百年孤独》，这才叫代沟。但是如果你给他一本《老年防骗指南》，他给你一本《P2P 防骗指南》，这就没代沟，词都差不多了。 冯叔：我觉得抖音其实也消解了很多原来的特权，比如明星的特权。为什么？我看完抖音，我才发现这些网红为什么比明星越来越有价值？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原来的明星不生产内容，是别人把内容写好了，给个角色他去演。结果流量是他的，钱他挣了。现在挺好，所有的人演自己，就像‘摞尸大哥’，内容是他的，流量也是他的，当然他应该得到回报，他的生活应该改善，而明星越来越变成躯壳。 明星原来还有一个特点，叫美丽、漂亮，可是现在，漂亮也被技术改变了，所有人都可以漂亮，这个漂亮也不成资源了。所以，有些人奔着明星充值，还弄个VIP，你会发现，这就相当于（明星演的）角色死了，你随个份子而已。其实太不幸了。而且现在经过技术‘改造’以后，你看到的，真真假假，你也分不清了，冯仑跟冯德伦其实你也分不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视频的表达，实际上还真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 冯叔：现在还出现一个事，叫人设，这个事也挺有意思。其实最牛逼的人设是什么？我们早就讲过，就是婊子立牌坊，对吧？又要立牌坊要当婊子，牌坊是人设，那件事叫生活。 我前一段时间去了安徽，我专门看了一下牌坊这事，我发现立牌坊其实太不容易了，为什么？ 在清朝那会儿，立牌坊得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守寡 30 年以上，那个时候平均年龄不到 50 岁，就算 15 岁开始守寡守 30 年，什么意思？犯错误的机会基本没有了，才给立。如果活 80 岁，那守 30 年，后边大把犯错误机会，这牌坊立了还得倒，这叫人设崩塌。所以那会都想到这事了，就一定 30 年以上。 第二，必须生儿子，如果生不了，别人生的收养也一样，总之必须有儿子，因为‘无后为大’。 第三更难，儿子还必须成才，必须牛逼。儿子如果犯罪了，也不能立牌坊。 所以，你想，一个人要想立牌坊，这三件事都做到，那是很不容易的。比我们现在讲的人设实际上更难。所以我们才说立牌坊同时干什么干什么，其实不容易。如果说现在一边立人设一边干什么，其实就太简单了。 冯叔：现在这些平台，弄的很多东西，有时候让我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了，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谁呢？它每天通过投喂这些信息来驯化我。我老想抗拒，我老想知道我是谁，但它天天投喂，我就像一头猪一样，被它改造了。 举个例子，假如我特别喜欢看知性大姐姐，可是算法告诉我我喜欢动物，因为我曾经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次，然后它就不断的诱导我，然后给我讲，‘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又到了交配季节……’ 冯叔：我有个朋友做互联网的，特别有意思，他说人类社会最终取决于连的方法。怎么连接，决定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尺度。 比如说，在原始社会我们怎么连接？吼一吼，一吆喝。我们有了电话以后，叫电一电，后来有了电脑，我们就点一点。现在大家还点一点吗？不点。我们就开始扫一扫。 他说以后就看一看，因为眼镜和芯片连着，你眨眼就知道你跟谁连了。你看对方一眼，马上就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是就连上了。再往后，他说叫想一想，你脑子一闪念，想谁就连谁。我觉得如果想一想就连接，这世界有点恐怖，因为你可能想的是别人老婆，结果就被发现了。 冯叔：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走了很多路，也想了很多未来的前景。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想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扛住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还是说，扛住也是一种本事。虽然本事不包含扛住，但扛住是一种本事。 沈从文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稍微改一下，大概可以应景：我去过许多地方，走过许多路，行过许多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的酒，我却只想做我自己的人。 明天，我们将推送冯叔与洪晃、杨天真的对谈，内容同样精彩，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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