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股权拍卖角度来看，中小银行的股权不再受追捧了。 记者根据阿里司法拍卖统计，截至今年6月30日，今年上半年共有1128次银行股权拍卖，多以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等中小银行股权为主，但大多以流拍而结束。 “股权流拍的现象反应出不少中小银行当前的困境：治理结构不完善，疫情之下经营压力加大，资产质量也面临上升趋势，投资者不太看好这些银行的发展前景，很多股权标的不被市场认可。”一位业内人士称。 中小行股权拍卖多流拍 近年来中小银行股权在拍卖平台上越来越常见。截至今年上半年，记者不完全统计，仅在阿里司法拍卖上可以统计到1128次银行股权拍卖。不过，这些拍卖多数以流拍而告终。 今年上半年银行股权价格最高的拍卖标的为中城建设投资控股持有的河北银行4.65亿股股权，变卖价格为18.67亿元，评估价格为23.05亿元，加价幅度0.9亿元。上述拍卖引起了16841次围观，但无一人报名，最终上次拍卖流拍。 河北银行前四大股东分别为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持股19.02%，百悦投资集团持股8.39%，河北港口集团持股8.19%，中城建设投资控股持股4.65%。近年来，河北银行连续多年净利润下滑。2019年末，该行资产总额3460亿元，虽然较2018年底增加38.43亿元，增长1.1%，但净利润却仅为17.39亿元，较2018年底的20.22亿元下滑14%；而2017年河北银行实现净利润为27.17亿元。 在价格较低的拍卖中，往往几千元就能买到一家银行的几千股股票。例如，在今年5月13日结束的一场拍卖中，有自然人转让山东沂源农商行股权2749股，起拍价为4124元，加价幅度80元，最后以4124元成交。再例如，今年5月1日，安义县人民法院拍卖4668股江西安义农商行股权，询价评估反馈每股2.58元，合计12043.44元，起拍价8431元，加价幅度84.31元。 “中小银行股权在拍卖平台非常多，是因为中小银行本身股权结构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一些农商行和城商行，股权非常分散。在过去改制的过程中，很多的股权被分配给自然人和小机构。一家中小银行出现几千个甚至几万个股东很常见，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称，当这些小股东出现债权、债务纠纷时，就会容易被法院追责，出现司法拍卖的情况。 为何这些中小银行股权拍卖多以流拍告终？ 黄大智表示，上市银行是优质银行的代表，上市银行在几千家银行中，无论是风控能力，还是管理能力，以及资产质量，都可以说是佼佼者。但它们的估值大多数估值较低，更别说中小银行这些被拍卖的股权。当下，市场对很多中小银行未来发展前景并不看好，担心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经营压力等问题，一旦拍卖价格和它的真正估值不符，自然不会有人买，就会出现流拍现象。 另外一位分析人士称，若花费几千、几万元资金拍中小银行的股权，作为一项投资，个人投资者还能承受得住。若股数较多，标的物金额价值数亿元，只有机构投资者才有实力买入。但不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不规范，即使进入董事会中也难以有话语权，这也是机构投资者不太看好中小银行股权的原因。 股权治理或是中小银行改革第一步 突如其来的疫情，更是给中小银行的治理带来压力。要想走出困境，改革迫在眉睫。 5月22日上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此前，金融委称，在充实资本的同时，要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数据显示，目前中小银行有4000多家法人机构，总资产大概在77万亿元左右。 “由于中小银行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特别是其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当前疫情的情况下，中小银行受到的冲击比较明显，资产质量收到很大的冲击，也面临很多问题，如何治理好中小银行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小银行的改革和治理的第一步或是股权的治理。很多中小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由于当年改制后成立时受制于地方政府或者政策的原因，股权非常混乱，存在董事长、行长一人抓、董事会结构不健全等现象。”黄大智称。 今年4月份，监管部门也称，最近查出了一些个别的中小机构，董事长的司机居然是大股东，甚至还有保姆是某机构大股东的，股权的混乱是中小银行特别大的问题。对中小银行要优化股权结构、严格审核股东资质，强化对股东、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穿透式管理，规范股东行为，依法整治违规占用银行资金，非法获取银行股权、股权代持以及使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银行经营管理的行为。 黄大智还表示，中小银行首先要优化其股权结构，查出股东资质不合规、股权管理不到位、违规变更股权、管理交易等问题，健全公司基本治理结构和管理框架体系，提高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市场化程度；其次，完善风险管理治理，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突发事件的应对；另外，合并和重组是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趋势，这对于差的中小银行是好事，可以增加资本金、抵抗风险和管理的能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具体方案来了！地方政府专项债成为当下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能力的重要抓手。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维护其合法权益；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保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发挥中小银行不可或缺的作用。 注资方式受关注 近期，对于专项债以何种方式注入中小银行，市场保持高度关注。 国常会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 从目前来看，银行业资本补充渠道包括：内源性资本补充方式，比如依靠自身盈利；外源性资本补充方式，比如IPO、可转债、永续债、优先股等。 “原则上讲，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是众多资本补充渠道方式的一种。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注入好处在于能够针对一些特定机构，推动其改革，化解和处置一些存量风险。”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表示。 具体而言，会议提出，一是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能力；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将中小银行完善治理、健全内控机制等作为支持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条件。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用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目前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国资平台或者直接注资的方式给中小银行补充资本；二是通过专项债资金购买中小银行发的资本补充债券。 5月27日，金融委办公室消息称，将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道筹措资金，把补充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 曾刚认为，通过专项债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与IPO、永续债、优先股等市场化再融资渠道的不同之处在于，把改革和资本补充融为一体，能够促进中小银行机制进一步完善。比如城商行层面上可有些合并重组、农商行层面上可以推动省联社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农商行活力等。从长期看，能化解处置一些风险，帮助中小银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拓展已有的市场化融资渠道，让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机制更加完善。 一行一策、强化属地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形式类似，此次专项债注资中小银行也采取了一行一策的方式。 国常会强调，要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的前提下，一行一策稳妥推进补充资本金，地方也要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给予支持。 董希淼表示，专项债由地方政府发放，责任在地方政府，这也是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的作用，强化属地风险处置的责任。 目前，我国中小银行数量有4000多家。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5%和12.81%，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大型银行和股份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6.14%和13.44%。中小银行资本补充迫在眉睫。 “过去，我们看到每家问题银行的风险处置方案都有所不同，毕竟这几千家银行差距非常大，各自面临的情况也不同，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银行进行一行一策的选择。此外，原则上还要保证银行本身的可持续性、体制机制的改革、资金使用有效性以及退出机制等。”曾刚称。 国常会还指出，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制，严防道德风险。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迫在眉睫 当然，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也是为了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着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不但要资金也要资本。在目前强监管严监管的形势下，资本充足率不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就要受到很大约束。”董希淼表示。 除了补充中小金融机构资本金外，此次国常会还提及两项重要事项：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迫在眉睫。 上述相关条例草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同订立、资金保障、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并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条款。 会议要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做落实法规、保障支付的表率，国有企业、大型平台企业也要严格执行法规规定。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法规执行到位。 会议还指出，国家高新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对示范引领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双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要在国家高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相关改革试点政策，加强创新政策先行先试。放宽海外人才长期多次签证、居留许可等规定；要加大国家高新区开放力度，鼓励与国外园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要鼓励商业银行在国家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开发建设主体上市融资。
图片源自网络 7月1日，中国平安发公告称，董事会同意姚波出任该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Co-CEO），并同意马明哲个人提出的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的请求。辞任首席执行官后，马明哲继续担任董事长。 图片源自中国平安公告 1955年出生的马明哲今年已经65岁，自1988年中国平安创立以来已伴随这家险企走过32个年头。 对于此次卸任CEO职务，有市场声音猜测，马明哲系为退休交接做准备。对此，中国平安方面表示，马明哲目前没有退休计划，且公告表示其将“继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去年以来，中国平安多现人事变化，总经理、联席首席执行官、副董事长均现变动。 去年10月，中国平安总经理由任汇川变更为谢永林，任汇川任副董事长；11月，联席CEO李源祥被友邦“挖角”，辞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等职务；今年3月，在平安任职28年的老将任汇川因身体原因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 与此同时，姚波、陆敏被推上更醒目的位置。姚波“补缺”李源祥任联席CEO；而陆敏接替李源祥任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今年3月获推荐出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 李源祥离任半年后，姚波补位平安联席CEO 2018年12月，中国平安在原来“执行官负责制”的基础上，增设三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由李源祥、谢永林和陈心颖担任。其中，李源祥分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谢永林分管公司客户综合金融业务，陈心颖分管科技业务。三人在马明哲的领导下对三大业务主线实施统一领导、专业分工。 去年11月，原中国平安联席CEO之一的李源祥以702.53万美元（约合4945万元人民币）的年度目标总薪酬被友邦保险“挖角”，辞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常务副总经理及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职务。 接替李源祥任中国平安首席保险业务执行官的是汽车之家董事长兼CEO陆敏，分管中国平安保险业务及个人综合金融业务。但中国平安联席CEO一职未有人立刻“补缺”。 时隔半年，谜底揭晓，姚波出任中国平安联席CEO一职。姚波今年49岁，系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咨询精算师、高级经理。 姚波/图片源自中国平安官网 2001年，姚波加入中国平安，2007年起担任总精算师，2008年起担任CFO，2009年6月出任执行董事、副总经理，现为中国平安常务副总经理、CFO、总精算师，负责平安战略实施、计划落地、财务企划、资金与流动性风险管控等职责。 官网显示，姚波任平安银行、平安寿险、平安产险、平安资产管理等平安多家控股子公司的董事，同时还担任陆金所控股及平安好医生的非执行董事。 此次职务变动后，姚波作为中国平安联席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将主要负责集团的战略规划，业务目标制定、目标追踪和绩效考评，主管集团预算管理委员会、产品委员会、战略发展中心，以及财务、企划、精算、资金等管控等职能。 董事会评价称，姚波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精湛的财务精算专业水平和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由姚波担任公司联席CEO，作为公司整体经营性运营管理、风险管控及协调职能的负责人，是对“执行官+矩阵”集体决策机制的有力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从战略规划到落地的管控体系。 年内两位“老将”现变动 此次马明哲辞任中国平安首席执行官后，将继续担任董事长。公告显示，马明哲将并负责中国平安的战略发展、战略创新、人才培养、文化建设以及重大事项决策等职责，“继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马明哲/图片源自中国平安官网 正如公告所述，马明哲作为中国平安的创始人，带领平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1988年，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委派马明哲参与平安保险公司的筹建工作。1988年3月，年仅32岁的马明哲, 作为招商局的股东代表出任平安保险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评价马明哲称，其不仅圆满完成了历届董事会下达的各项战略及经营目标，“而且清晰地规划了本公司的发展远景及实施路径，培养了一大批拥有很强竞争力、执行力的国际化、专业化人才队伍，为本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年内中国平安另一名职务变动的老将是任汇川。 今年3月16日，中国平安董事会收到任汇川的辞职报告，任汇川因为个人身体原因，辞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日，中国平安董事同意推荐陆敏出任中国平安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任汇川于1992年加入中国平安，作为拥有28年司龄的老员工，曾在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岗位上担任管理职务，并先后出任中国平安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 任汇川在辞任感言中提到，最感恩的人是马明哲，“马总如师长、如父兄”，坚信在掌舵人马明哲的带领下，平安会像一艘有自驱力的航空母舰，一如既往地勇往直前。 在马明哲、任汇川、李源祥职务变动之前，去年10月，中国平安已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中国平安总经理由原来的任汇川变更为谢永林，任汇川任副董事长。董事变更方面，原执行董事孙建一辞任执行董事、资深副董事长职务，蔡方方辞任执行董事。 辞任副董事长以前，孙建一自2008年10月以来已在该职位任职11年。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后，孙建一接替潘忠武出任职工代表监事，并任监事会主席。 彼时官网介绍管理团队时，孙建一仅次于中国平安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居于第二位。目前中国平安官网显示，马明哲、谢永林、陈心颖、姚波分别居于页面前四位。 上半年股价累计跌12.5% Choice金融终端显示，截至7月1日，中国平安股价从年初的83.96元/股跌12.45%至73.5元/股，期间最低至64.84元/股。以182.8亿总股本计算，市值蒸发1912.09亿元。 截至7月1日收盘，中国平安总市值为1.34万亿元。 图片源自Choice金融终端 经营业绩方面，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平安实现3281.72亿元收入，较上年同期的3781.61亿元下降13.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0.63亿元，同比下降42.7%。 中国平安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该公司面临线下业务开展受阻、信用风险上扬、权益市场波动、市场利率下行等诸多不利因素。同时，境内外资本市场大幅下跌，且中国平安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波动加大，导致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图片源自中国平安公告 最新披露的保费收入公告显示，平安财险、平安人寿、平安养老、平安健康今年前5个月分别实现1196.66亿元、2462.8亿元、127.53亿元和40.61亿元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的1091.57亿元、2649.61亿元、117.06亿元和25.05分别增长9.63%、-7.05%、8.94%和62.12%。 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务中的个人新业务和续期业务保费均现下降。今年前5个月，个险新业务保费为628.49亿元，较上年同期的739.46亿元下降15.01%；个险续期业务保费为1884.35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949.04亿元下滑3.31%。
近年来我国债券违约事件有所增多，债券破除刚兑进入常态化阶段。 7月1日，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关于公司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有关事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加快完善规则统一的债券市场基础性制度，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通知》将自8月1日起正式施行。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违约处置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受托管理人等投资者保护制度，充分发挥受托管理人和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在债券违约处置中的核心作用；明确违约处置各方的职责与义务，强化发行人契约精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明确中介机构责任；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提高处置效率；加强监管协调，加大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力度。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收益债分析师梅佳认为，《通知》着眼于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完善信披要求、压实中介“看门人”的法律职责、强化发行人契约精神和风险问题的解决方案等各个主要方面，全方位对信用类债券违约处置给予约束，对建立健全债券违约处置机制，提升违约处置效率，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着重大意义。 由于我国债券市场出现违约的历史还比较短，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对债券违约处置效率不高、处置周期长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破除信用债违约处置难的症结，提高违约债券的处置效率是此次《通知》的一大亮点。 《通知》明确，债券违约处置应同时坚持底线思维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各方尽职原则和平等自愿原则，要充分发挥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在债券违约处置中的核心作用，强化发行人契约精神，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丰富多元化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严格中介机构履职，加大债券市场统一执法力度。 比如，在建立健全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制度方面，《通知》明确引入受托管理人制度，突出受托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同时鼓励优化债券持有人会议机制，提高持有人会议效率，促进国内债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与国际接轨。 梅佳表示，《通知》聚焦于建立健全统一的债券违约制度框架，从完善违约处置机制、加强投资人保护的角度出发，从根源上打破市场上现存的恶性循环，为提高违约处置效率奠定基础，进而提升违约债券的回收比率，降低预期损失，修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讲，《通知》有助于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比较大的背景下，提高信用债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在经济承压和疫情有所反复的宏观背景下，缓释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 “不过，相比央企和国企，民企信用债利差始终处于高位，叠加下半年债券到期相对集中，《通知》的出台，可为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缓释带来积极信号。”梅佳称。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框架下，加快完善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券市场风险防范和处置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构建良好信用生态环境，维护债券市场稳定运行。
近日，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声明称，已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相关待遇，包括暂停出口许可证豁免，并正在进行差别待遇评估，同时调整相关科技对香港的输出政策。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开始限制本国对香港的出口。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美国商务部的行为颇有破坏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意味。疫情裹挟着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中断的风险在积聚。相比于全球经济衰退是受到短期外部事件影响，产业链的冲击更令人担心，因为全球产业链体系被破坏更像是长期的，也更难恢复。产业链体系被破坏，疫情只是个导火索，但这个导火索有可能演化成对全球化进程的重大打击。到今天，全球化已经有600年历史，会因为此次疫情而终结吗？全球化简史全球化发端于地理大发现，从15世纪至今的600年间，全球化受到各种影响和阻碍，但总体的趋势是不断加深的。1、地理大发现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以哥伦布、达·伽马等为首的航海家开辟了多条新航路，也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在历史上又称为“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以后，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始出现，全球化便经历了断断续续地发展，到了191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但随之而来的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化进程按下暂停键，并在随后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二战后的全球化二战后，诸如关贸总协定等很多国际组织已经使得国际贸易间的障碍大大降低，特别是1995年从关贸总协定演化而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明显加速了近30年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进程。经过了1980年代的滞胀、局部战争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发力，一直持续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在此期间，全球贸易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不到15%上升到将近2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产生直接打击，让各国重新开始考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事件的连锁反应，但这一打击对全球化并非致命性的，贸易依然在随后几年保持较大规模。除了商品和服务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也是全球化的一大体现。世贸组织的核心成员国和领导者是美国，事实上美国也确实通过全球化输出了美元和经济霸权，获得了大量利益，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各地利用成本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近生产和销售，攫取了大量的利润。与国际贸易相似，199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增加，尽管受到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全球金融危机等事件影响，但资本流动增加的大趋势并未改变。3、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十年加速的全球化，正好匹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融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持续增强自身经济实力。彼时，美国忙着和苏联冷战，苏联解体后，又忙着输出政治、军事和经济霸权，收拾南美“后院”，打了两次海湾战争，到处抓本拉登，搞得“无暇东顾”，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态度是开放和欢迎的。在融入自由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的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甚至在2018年达到4.6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4.2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这颇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味。应该说，中国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之一。疫情冲击贸易和产业链疫情下，全球多地生产活动停滞，对贸易造成了直接打击。3月份以来，失业增加、收入减少和生产活动暂停导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明显缩水。即使是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日本，也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下滑。在全球衰退和贸易收缩的情况下，虽然中国目前的内需所占比重更大，能够抵御更大的外需冲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在需求和产业链两方面受到冲击。更令人担心的是，外贸收缩造成大量外贸领域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破产，以及潜在失业问题。从历年数据看，中国出口增长的波动与GDP增长波动高度一致。据统计，全球经济增速下滑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便会下滑6-8个百分点。如此大规模的出口业务收缩，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大量外贸企业的业务收缩，甚至破产。由于中国与全球产业链体系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深刻联系，因此对产业链的打击也涉及中国非常广泛的产业领域。在大量产业中（尤其是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的某些环节上，中国是其他国家的出口国，但在另外的环节上，中国又是其他国家的进口国，其中某一项环节的停滞，便有可能影响整个行业的正常生产。在此，举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一次，笔者乘坐滴滴，与司机师傅攀谈，得知他是在附近建筑工地上班的建造师，以前是利用业余时间开滴滴，但疫情来了之后，工地停工了，他开始全职开滴滴。他说停工不是因为国内不允许复工，而是因为国外一个关键器件的生产企业停工了，缺少这个器件，建设过程就必须暂停。这颠覆了笔者对全球产业链融合程度的认知，因为谈到国际贸易，往往不会联想到建筑业，但就连建筑业在如今也已经深度绑定全球产业链了。另外，加剧这种影响的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传导过程。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17已经达到62%。因此，全球疫情导致的各类原材料和能源的断供，给中国产业链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下游。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为1%，远低于开放经济体的4%和美国的29%（2017年）。上游产品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供应链中断，将对中国部分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从历年进口数据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的进口规模占比呈现整体升高的趋势，同时中国的大量出口产品都是工业制成品。可见中国的贸易领域对国外上游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断供导致的中国工业生产“断粮”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产业链冲击的背后：逆全球化产业链冲击既源自于疫情等外部事件，也是近几年来逆全球化加剧的结果。1、疫情是导火索在1月、2月中国生产活动因疫情停滞后，欧美经济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生产活动所需的中间品和材料供应中断，更严重的是最终消费品供应中断，导致基本的居民消费受到影响。到了3月、4月，欧美国家急需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抗疫物资，但却突然发现，本国不仅没有呼吸机的生产能力，就连最简单的口罩都无法生产，最后只能依赖中国出口，不仅导致价格上涨，而且供应也无法及时保证。此时欧美国家才有所警醒：“不能将鸡蛋放到中国这一个篮子里”。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由于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拉大等自身的原因，大部分普通民众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多的利益被大产业集团和跨国公司所瓜分。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维护民众利益，纷纷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产业分工，这造成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而此次全球疫情必将导致欧美各国内部矛盾更加激化，社会不稳定性加重。这也会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程度。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获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利益，这些利益有可能会在未来被上述变化所消减。产业链冲击将有多严重？一般而言，产业链冲击有3种形式：制造业外迁至印度、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产业链本地化；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但这3种冲击形式，要么存在不完全满足现实条件，要么有相应的应对办法。在长期中，中国仍然还有很大的机会和空间应对这些挑战。1、制造业外迁现在看来，制造业外迁的目的地无非是印度、越南等市场。不过，这些市场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三个致命问题：一是虽然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规模和质量短期内无法与中国比拟，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效率不高；二是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交通、生产设备等设施较差，生产质量无法保证；三是缺少生产性服务业，无法为制造业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因此，短期内，这些国家无法有效承接大规模的制造业。2、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疫情发生后，日本计划从经济刺激计划中拨出2435亿日元来调整在中国的生产线，其中2200亿日元用于帮助日企将生产线搬回国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一直在号召本国的制造业企业回迁，但效果并不怎么理想。因为这种回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基于外资在中国已投入规模，回迁成本是非常大的，这笔“搬家费”企业当然不愿意承担，就连政府也会感受到巨大的财政压力；二是成本和收益评估往往不支持回迁，在巨大的回迁成本下，回迁后的当地人力、配套服务成本明显要高出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卖到中国，还凭空多了一笔关税，怎么算都不划算。另外，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制造业外迁带来的总体影响也打了折扣。3、西方国家对中国某些领域进口和出口的限制这可能是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此次美国商务部针对香港的行为正是属于这一类。但是，中国具有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抵御这种风险。在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的工业总共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举的全部工业门类都能在中国找到。在联合国公布的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约有220种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因此，初步判断，全球供应链中断对中国工业生产的冲击可以控制在外贸领域，蔓延影响到内部更大规模的制造业的风险仍然是可控的。如何应对？虽然从长期来看，产业链冲击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但短期内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企业仍然要面对贸易和产业链动荡的挑战。除了政府的对冲和救助政策，中国企业在面对愈加严酷的内外部环境时，也可通过以下方法调整经营和发展策略，以渡过难关。1、精简经营业务，收缩发展战线面对需求的收缩和供应链的中断，企业需要严格控制经营业务内容，加强主业的经营，同时收缩发展战线，才能规避更多的潜在风险。若企业逆势加大投入，实行多角化发展，则可能在多个领域面临经营风险。比如，在某个具体市场遭遇失败，往往引发连锁反应，穿破企业现金流，导致主营业务受损。精简业务，同时也意味着“节流”，对投入的严格控制，消除冗杂现象，甚至涉及适当的减员和减薪，以保留更集中的精力发展主要业务，提升核心竞争力。2、调整目标市场，迎合市场方向的转变在更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大量外贸企业面临着出口转内销的挑战。好在中国的内需市场不断扩大，同时新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涌现，企业需要抓住这些机遇，在自身经营优势的基础上，找准合适的市场方向，主动迎合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大势，例如线下转线上、抓住互联网和平台转型等机遇。3、维护现金流，坚持生存下去中国金融资产避风港作用更加明显，在经济发展的“比差”逻辑下，中国经济和资产的吸引力相较以往变得更大，外资持续流入中国，中国的经济企稳难度是明显小于其他国家的。一旦经济企稳，中国仍有可能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保持全球消费市场规模和经济活跃程度第一的地位，届时中国企业也将重新拥有广阔需求。
保险资金正式站上国债期货的舞台。7月1日，银保监会发布了《保险资金参与国债期货交易规定》（下称《交易规定》），并同步修订了《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办法》和《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相对于后两者的修订，国债期货对保险资金的开闸对于投资债券超过三分之一的险资来说，无疑又是一大重要投资工具。此次国债期货《交易规定》和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一样，都将险资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目的限定在对冲或规避风险上，禁止利用国债期货投机。“目前，我们从技术、系统、风控等角度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在有需求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始操作。”一家大型保险资管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保险资金参与国债期货正式开闸商业银行和保险资金是国债现货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方，对利率变化敏感性较强，尤其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更为迫切，然而以前却缺乏有效的利率风险对冲工具，因此国债期货对这两类机构的开闸近年来一直有较高的呼声。今年，闸门终于打开。2月21日，证监会与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商业银行、保险机构参与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交易的公告》，允许试点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分批推进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紧接着3月初，银保监会就起草了相关的征求意见稿在业内征求意见，而7月1日的《交易规定》发布，意味着国债期货正式对保险资金开放。从此次国债期货的《交易规定》来看，延续了征求意见稿在保险资金参与目的与期限、合约限额、杠杆比例、参与机构硬门槛等要求。对于险资参与国债期货的原则，《交易规定》明确，不得用于投机目的，应当以对冲或规避风险为目的，包括对冲或规避现有资产风险；对冲未来半年内拟买入资产风险，或锁定其未来交易价格；对冲或规避资产负债错配导致的利率风险。这一原则与保险机构的预期一致。同时，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合并轧差计算后的国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本公司上季末总资产的20%。“这一投资比例的划定主要防范保险机构将对冲或避险目的的投资方式转变为投机，也可以避免因投资失误造成资产大幅贬值，形成对机构投资者的保护机制。”长城证券认为。而在参与门槛上，《交易规定》分别就自行参与、委托参与以及所选期货公司列出了不同的门槛。其中，对于自行参与，《交易规定》明确，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自行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专业人员不少于5名；风险控制专业人员不少于3名；清算和核算专业人员不少于2名。受托管理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及其他专业管理机构也需符合这个要求。“这对于大型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而言问题不大，基本都能符合要求，估计部分中小公司会达不到，但也可以通过委托的方式进行操作。”上述保险资管公司高管表示。对于委托投资，《交易规定》明显放低门槛，仅要求保险公司专业人员不少于2名，其中包括风险控制人员。与国债期货《交易规定》一起发布的，还有修订后的《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办法》、《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前者做了诸如删除期限限制、新增保险资金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总杠杆率要求等方面的调整；后者则调整了对冲期限、卖出及买入合约限额和流动性管理相关要求、明确合同权责约定、增加回溯报告。国债期货会带来什么？事实上，从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大型保险资管公司就已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加强建设内部制度、风控体系和人员储备，积极与监管机构交换意见。而几个月过去，这些大型资管机构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目前我们从技术、系统、风控等角度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在有需求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开始操作。”上述高管表示。在业内人士看来，保险资金和国债期货的牵手是一场双赢。从保险机构的角度来看，根据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截至今年5月末，在达到19.69万亿元的资金运用余额中，债券投资为6.82万亿元，占比达34.63%。中信期货表示，保险资金无论是自主投资还是委托投资，都会有债券资产的大规模配置，这样庞大的现券资产，且不论敞口规模的大小，都需要有相应的利率衍生品工具来进行对冲。从此次《交易规定》来看，用套期保值功能来进行风险对冲是放开险资参与国债期货的目的。根据兴业期货的介绍，套期保值指的是通过在期货市场建立和现货相反的头寸，以锁定现货头寸远期价值的行为。国债期货套期保值就是利用国债期货的标的利率与市场利率高度相关的特性，当利率变动引起国债现货价格或利率敏感性资产价值变动时，国债期货价格也同时改变。因此套保者可以根据对冲需要，决定买入或卖出国债期货合约的数量。通过期现两个市场，在收益亏损方面的相互抵消，锁定相关头寸的未来价格，从而降低资产的利率敏感性。另一家大型保险资管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国债期货对于资产管理机构满足投资研究需求、完善风险管理机制等均有积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投资策略品类，提升债券资产管理水平。具体来看，国债期货目前有2、5、10年三个品种，基本实现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收益率曲线，同时，作为良好的对冲工具，在风险对冲、控制账户净值波动方面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另外，利用国债期货还可以实施资产配置、现券替代等多种策略，也能与利率互换等衍生品合成更为复杂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当前的债券投资策略。从美国市场来看，中信期货以美国寿险公司2015年至2016年的数据推算，美国利率期货的应用占总投资的比例为0.8%-1%左右，占债券投资的比例为1.6%-2%左右。有业内人士认为，从美国市场经验来看，最终进入衍生品的保险资金量不会太大。对此，上述大型保险资管高管对记者表示：“不能完全从量来衡量金融衍生品的意义，投资工具的种类决定了投资的灵活度和选择度，在需要的时候有合适的工具使用更重要。”另一方面，从国债期货市场角度来看，保险资金的加入也益处多多。长城证券认为，保险资金进入，短期内对国债期货市场预计带来的影响有：多方投资主体参与提升国债期货市场活跃度；10年期国债期货持仓量显著上升；保险资金进入国债期货市场后，可与其他机构成为交易对手，实现交易需求互补，提升市场流动性。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有序推进保险机构参与国债期货市场交易，促进国债期货市场健康发展。同时，持续加强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完善信息系统，做好风险监测、识别和预警。
1日晚间，瑞幸咖啡在官网公告称，内部调查基本完成。其董事会特别委员会（下称特别委员会）发现，瑞幸咖啡的伪造交易始于2019年4月，其在2019年的净收入被夸大了大约21.2亿元人民币，成本和费用在2019年被夸大了13.4亿元人民币。特别委员会于今年3月19日成立。在内部调查过程中，特别委员会及其顾问审阅了从60多名保管人收集的55万份文件，会见了60多名证人，并进行了广泛的法务会计和数据分析测试。特别委员会发现瑞幸咖啡的伪造交易始于2019年4月。因此，其净收入在2019年虚增了约21.2亿元人民币（其中第二季度为2.5亿元人民币，第三季度为7亿元人民币，第四季度为11.7亿元人民币）；成本和费用在2019年虚增了13.4亿元人民币（第二季度为1.5亿元人民币，第三季度为5.2亿元人民币，第四季度为6.7亿元人民币）。根据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瑞幸咖啡董事会解雇了前CEO钱治亚和前COO刘剑，理由是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捏造的交易。此外，瑞幸咖啡董事会决定要求陆正耀辞去董事和董事长职务。瑞幸咖啡还将于7月2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以审议免去陆正耀的董事和董事长职务的提案。瑞幸咖啡董事会进一步决定解雇包括先前被停职员工在内的其他12名员工，这些员工在前CEO钱治亚和前COO刘剑的指导下参与了或知悉虚假交易。另外15名员工将受到其他纪律处分。此外，瑞幸咖啡正在终止与和伪造交易有关的所有第三方的关系。6月29日，瑞幸咖啡正式在纳斯达克停牌，并进行退市备案。从成立到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瑞幸咖啡仅花了18个月，创造了最快上市的世界纪录。如今，挂牌13个月便匆匆摘牌，速度同样惊人。最终，瑞幸咖啡在该交易日以1.38美元正式收盘，跌幅54%，总市值3.21亿美元。此外，陆正耀发起的临时股东大会仍将于7月5号召开。根据瑞幸咖啡此前通告，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包括解除董事长陆正耀、黎辉、刘二海，以及独立董事邵孝恒的任命。接近瑞幸咖啡的消息人士曾对搜狐财经表示，瑞幸撤销听证会的决定与解除相关董事任命有关，原定将代表瑞幸咖啡去纳斯达克出席听证会的董事被免职，因此该听证会就没什么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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