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中，最高法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作为专门的司法保障文件，为注册制顺利推出提供有力的司法支持。目前，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正在推进当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建议，将《意见》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实施注册制的市场板块，为改革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 刘新华认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改革实践表明，最高法的《意见》是可行的、有效的，是符合注册制改革方向、契合资本市场发展需求的，也是依法治市在资本市场的切实体现，应当考虑扩大其适用范围。 刘新华就此提出了四点具体的建议。 首先，明确案件集中管辖。他认为，应当进一步发挥审判人员的专业和经验优势，提高涉上市公司纠纷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司法裁判的统一性，建议指定地方法院对案件实施集中管辖。为支持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刘新华建议指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试点过程中的纠纷案件实施集中管辖。集中管辖的案件范围包括：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企业的证券发行纠纷、证券承销合同纠纷、证券上市保荐合同纠纷、证券上市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责任纠纷等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其次，保障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责的履行。刘新华提出，为保障发行上市审核过程中交易所依据业务规则开展审核工作，应进一步明确交易所规则可作为审判参照使用的依据，明确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案件受理标准，遵循交易所民事责任相对豁免和“穷尽内部救济”的审判原则，对交易所依照业务规则进行自律监管引发的纠纷，一般作为民事案件立案审理。 再者，完善涉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刘新华建议，加强司法机关与市场监管、证券监管、税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监管部门完善诚信档案，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对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注册制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有关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等个人予以失信惩戒。 最后，完善证券法规定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与司法审判的衔接。主要包括：落实证券法第220条有关民事赔偿的工作衔接和配套机制；通过注册制司法保障安排，落实证券法第95条证券集体诉讼的具体制度；切实发挥证券法第171条关于行政和解的制度价值和司法保障支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代表委员们表示，受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财政“减收增支”明显，一些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面对财政收支矛盾，一方面要抓紧恢复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过紧日子势在必行。因此，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用政府过紧日子换取市场主体和老百姓(行情603883,诊股)过好日子。积极的财政政策发力正当时！ 加大力度支持地方 “近年来，我们明显感受到各级财政对基层的支持。就拿我们金土村来说，5年前只有2公里公路，如今已增加到12.5公里。村里还建了卫生室、文化活动室、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贫困户居住环境也得到了较好改善，这些都离不开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巨光乡金土村第一书记黄小军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上述2万亿元将全部转给地方，这些资金也将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并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这将进一步增强各地发展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达高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桐宇表示，基层政府在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第一线，发挥的作用更直接，基层政府拿到钱，能让政策红利更快惠及企业和群众。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认为，针对当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的保基层运转、保基本民生困难，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助力完成“六保”任务。“六保”是经济领域的底线思维、底线管理，是未来较长时间做足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的施策方向。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这让人倍感温暖。”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说。 吕国泉委员认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39次提到“就业”，21次提到“民生”；201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补助资金539亿元，同比增长14.9%，远高于6.1%的GDP增幅；明确2020年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在支持保就业、保基本民生方面进一步扩大支出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民至上”理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实践，是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总商会副会长朱山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做。比如，大幅度压减购置办公用品等方面的支出，并严禁新建楼堂馆所。”朱山委员说。 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方面，黄小军代表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应提高县一级的医疗保障水平，避免村镇居民因县医院医疗能力不足到省医院治疗，从而增加交通、住宿等额外成本。 张连起委员表示，在扩大内需、激发市场活力方面，结构性财政政策比总量性货币政策效果更明显。“相关政策各有侧重、协调配合、综合发力，可有效对冲疫情造成的财政减收增支影响，支持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扩内需。”张连起委员说。 支出更加注重绩效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各级政府都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如在会议规模、会议必要性方面，能不开的会不开，能压减参会人员的尽量压减，会议时间上也进一步压缩。”朱山委员说，在各类结余、沉淀资金方面，地方政府应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应收尽收、重新安排。同时，要想办法化解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提升政府诚信度。 朱山委员表示，以贵州省财政资金为例，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主要精力和财政支出都集中在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上，也就是说要确保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认为，这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必然会减少今年的财政收入，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所以必须做好开源节流。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刘小兵认为，要确定花钱的“紧要处”，广开言路，听取民意，了解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同时，他还建议对2万亿元资金的使用情况加强监督监管，钱要花得透明，更加注重绩效。（记者 姚进 董碧娟 吴浩）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雷丽娜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据交易所公告，三峰环境公布网上中签结果，中签号码共有34044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三峰环境A股股票。 中签号码如下：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刘淼
过去几年，冯柳在为数不多的几篇访谈中阐释了自己的投资体系和核心方法，引来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盛誉之下，“冯柳概念股”备受关注，很多人想要“抄作业”。但在记者看来，很多人没有读懂冯柳，仅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此，近日上证报记者特地与冯柳沟通，请他对自己以前阐述的一些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投资要义或许不在于走什么“道”，而在于明晰“道”的使用前提和边界。我们不仅要理解观点和原则的真谛，更要在复杂多变环境中因道而化用之。知识可以传授，智慧只能启迪。 上证报记者：不管是以前个人做投资，还是如今在机构做投资，您的投资业绩都非常抢眼，但超额收益不一定是靠市场主流品种取得的，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我把投资风格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买大家都知道它好的公司，投身大势之中，核心是把握宏观、把握牛熊，参与到风格牛市之中去。这种能力最难得，要求也最全面，需要在考虑多种因素多个变量后作出判断，回报也是最高最快的。但难点在于稳定，毕竟因子和变量太多了，需要具备大师级的能力才能驾驭。 二是买别人不知道它好但你知道，或者是别人都知道它好但你知道其实更好的公司，这需要对个股有深入的研究，能做到这点的通常是专业人士、资深基金经理等。这种能力需要积累和机缘，其回报高且效率也不低，但难点在于积累与机缘都是高门槛，且不容易重复，毕竟你懂这个公司不代表也能懂另一个公司。 三是买大家都不知道它好的公司。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它好，所以它就没有相应的定价。如果它还是不好，那也亏不了多少钱，而万一好了却可以挣到不少钱。这种方式从整体上看回报不高且效率最低，好处就是没有门槛，只要把心气放平就可以了，完全是一个碰运气的体系。如果是一个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那么采取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有意外之财；如果是一个固化的存量环境，就会很沉闷且没有惊喜；而如果是一个减量的环境，那就会有点危险。 我过去主要采取第三种模式，找到几个有增量的好行业成体系地去碰运气，未来可能会增加对前两种模式的探寻。 上证报记者：如何理解“经常会发生变化和有意外发生的增量世界”？如何区分增量、固化和减量这些概念？ 冯柳：就是看行业是否处在扩容和发展期，是否分出了胜负，有没有变局和反复的可能。如果有，那就找到有利基支撑之处去等待可能性。这个阶段研究的准确性会降低，因为条件值会经常变，比较适合博弈。固化就是座次已定，无法博弈，但研究的可靠性升高，可以投资于结构化的机会。减量就是泥沙俱下，研究和投资的价值都不复存在。 上证报记者：在选择个股时，很多人通常会看基本面等因素。你运用定量选股方法选出标的后去做进一步研究时，主要关注哪些因素？ 冯柳：理论上，大家看的方面我也会看，只不过权重不同而已。在操作中，我把市场是不是有机会看得最重。打个比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都在研究淑女有多好，用各种标准去评判，而我首先考虑的是她有没有嫁人？有几个人在追？光研究她好是没用的，关键是要掂量一下是否有机会，有机会她的好才有意义。 很多时候，对我来说，不到位的研究还不如不研究。当时重回A股市场的时候，我在底部选出了很多日后成为大牛股的标的。但我跟我的助理讨论后，大部分标的都被否掉了，没有买。包括后来表现抢眼的科技龙头股、游戏龙头股，都是先选出经讨论后被放弃了，在它们涨了很多后才理解，代价极大。事后我也在反思，为什么好票都被研究后否掉，不好的票反而留下来了？其主要原因是留下来的票大家都不熟，就没人提反对意见，而熟的票在底部往往伴随着理直气壮的偏见与负面信息。我尽量要求在研究时只做框架性分析，因为如果你对它的认识没有达到非常高的层次，很容易被信息牵引，成为被信息驱动的低等生物，那还不如回避信息，只做框架覆盖，利用方法论和体系去参与。 记者：因为被否掉而没有买入，那该如何坚持自己的判断呢？ 冯柳：我不太强调判断，我是让市场推着我去做选择的。我筛选个股比较快，但会跟踪很久。我不是很喜欢用坚持这个词，真正想明白的东西是不需要坚持的，它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行为。 上证报记者：对于价值股和成长股，您是否有偏好？ 冯柳：如果成长和价值可以预定的话，那肯定是成长股好，因为成长才是最大的价值，但难点是它们有时会转换。如果你错判成长并以成长股的价格买入了价值股，那应该就是股市里所能碰到的最大风险了。 所以，成长股投资是需要锐度保护的，你得识别出成长的锐度，同时还需要对它不断跟踪与验证。前者我偶尔能做到，但后者需要付出一点精力，所以在有更省心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优先采取其他类型。而投资价值股的好处是你可以期待它变为成长股的可能性。不过，如果仅是出于价值低估去关注它，这是我不赞成的，我不愿意占市场便宜。你可以要求估值保护，但不能寄望于估值回归，因为这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信息看，您也偶尔会选择那些在基本面或商业模式上不是公认的好公司。您是如何看待这个情况的？ 冯柳：我买的公司偶尔会有点瑕疵，但利润也来源于瑕疵消失。其好处是我通常买在低位，即使错了也不会亏大钱。我觉得，不能太教条地看待商业模式，股价在低位时最重要的是竞争力与格局，股价在高位时商业模式才会更重要些。 上证报记者：如何做到买错了也不亏钱？ 冯柳：买错了肯定会亏钱，否则怎么叫错了呢？无非是尽量少亏点，别亏伤筋动骨的大钱。这就需要有安全边际和操作纪律。根据我的体系，价格大幅向下变动后就必须无条件地行动起来，要么加要么减，不加就要减，没有中间状态。如果加了，自然就摊低了成本；如果减了，那就降低了仓位。所以，我一般不会在重仓股上出现很大的亏损。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行为机制，主要是强迫自己去面对和解决，不使自己陷入被动和丧失行动力。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往往是拖延和麻痹使自己陷入深渊。犯错不重要，哪怕一动就错也远比丧失行动力要好，因为后者会令人无力且自欺欺人，越陷越深。 上证报记者：您以前说过，靠天赋、靠品质都走不远，一定是靠科学的训练、系统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最终形成恰当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上述“无条件的行动机制”，您是如何训练出来的？ 冯柳：对专业的投资者来说，得出结论和判断不是件太难的事，但人总是不愿意面对痛苦，总希望在更舒服的状态下去解决问题，而市场一般都是在不如意的位置上让我们作出选择，这就容易造成拖延和回避。所以，得给自己设定一系列的机制，同时把难度分解掉，大的行为做不出来那就做小行为，先获得行动力最重要。心动即行动、随心所欲这两点是我非常重视和强调的，要有心理建设的能力，把自己从对错得失中抽离出来。 上证报记者：之前介绍过您的弱者理论，重常识而轻能力，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能再补充一下吗？ 冯柳：打个比方吧，平地走路人人都会，这并不难，但如果把他们放到高楼的边缘去，大家可能都会紧张到无法迈步，这是因为得失巨大到足以令人动摇心性。我不是说能力不重要，会跑的自然比只会走的要快，但很多时候大家还没到赛跑展示能力的阶段，而且真到高楼边缘，会跑和会走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反正都被恐惧控制得无法行动。所以，只要你要求的回报不是特别高，大部分时候回归本能与常识就很好了，关键是清明心性，不被得失牵引。 上证报记者：清明心性也是一种能力啊，要做到并不容易。 冯柳：这是向内的能力，只需要求自己就能获得，向外的能力需要资源和机缘，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 上证报记者：您的弱者体系或源于此前没有好的研究支持，如今到高毅以后，可以有业内一流的研究作支持，投资策略跟以前有变化吗？ 冯柳：基于“弱者体系”的投资策略基本没有变化，人还是有路径依赖的，加上也习惯了过去那种较为闲适的工作生活方式。我不是事业型的人，也不要求自己做优等生，所以大体框架基本没变。 近来，我偶尔会接触券商分析师，科普些基础知识，不要求传递信息，主要是了解相关行业的背景、商业模式和发展趋势等，这些还是蛮有帮助的。另外，我与助理的工作关系是分工而非协作，我很少会对他们的工作内容做审核，一般是直接选择是否采信。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极大地节省时间和精力，养成他们独自对结论负责的态度，可以胜任比其他方式更大的工作规模；坏处是容易导致混乱和遗漏，毕竟大家的倾向点不同，这就要求培养非常稳定默契的关系，它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上证报记者：从您的最新持仓情况看，也有一些股票是在涨幅较大之后买入的，而且仓位还不小，这与您之前强调逆向投资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冯柳：看下跌股票的好处是可以有很多时间去思考，不至于被市场催促着去行动，且在风险暴露的情况下不容易有意外。但如果对那个股票之前有深刻理解，那么在它上涨后买入其实是提高效率和准确度的正确方式。当然，其缺点是不容易买够量，除非它未来空间足够大，可以支持你边涨边买。有时候可能之前研究过但错过了，后来被时间和市场教育后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介意追涨的；而如果没有之前的跟踪做铺垫，我就不太会去追，主要原因是避免冲动，不想把自己放到陌生环境中去面临诱惑。但如果我了解它，我是不介意追涨的。事实上，我在加入机构之前做投资时也追涨买过很多股票。很多人说我只买跌，这是误读。 关键是你得清楚是运气体系还是实力体系。在实力体系中，要善于集中突破，放胜负手，毕竟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了解的机会，不全力抓住就太浪费了。有的股票，我持有了较长一段时间，天天感受它的涨跌逻辑，这是在培养强者体验，在合适的机会就进行模式切换，这并不冲突。当然，考虑到我的能力和积累不够，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遵循运气体系，不去追涨。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数据看，您的持仓调仓换股相对频繁。如果对业绩归因的话，交易和选股对业绩的贡献情况如何？ 冯柳：利润一定是来自于选股，交易是实现选股的方式，它是成本项。换股主要和自己的知识积累不够有关，看到机会又担心错过，那只能先上车再慢慢思考、学习。利润一定是来自正确的选择且持有不动，动就意味着纠正和改变。换仓频繁说明存在错误，犯错的部分怎么可能还贡献业绩呢？ 当然，交易可以平息内心波动。没买的时候渴望拥有，思考的客观性难免受到影响；得到后，怕被伤害的担忧又会产生，这样可以平息内心的波动，在反复中认清自己。我不是个很理性的人，极度情绪化，所以交易有时也是平息情绪的方式，先满足一个无法克制的贪婪与恐惧，然后再找到真正的需求，进入“贤者时间”后才能知道是否是真爱，这是我需要反省的地方。 上证报记者：从公开披露的资料看，您很多重仓股票都卖在了高点，您是如何做到的？ 冯柳：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大家的误读。我是长时间满仓的人，有卖就有买。如果你看见我卖在高点，那很有可能另外一只股票也买在了高点。我从来不会预先设置好卖出操作，而是让自己的主观性降到最低，永远是迭代它。有些明明不好的持仓，为什么没有处理？因为有比它更需要优先处理的股票。所以，大家看到有的股票我卖了之后会跌，但也会看到更多的股票我反复“坐电梯”，甚至还有卖掉后翻好多倍的股票。这些情况在过去几年的公开信息里都能看到，总体来看，卖了后继续涨的次数多于卖在高点的。 上证报记者：您是如何进行迭代排序的？ 冯柳：很快，每天花十分钟把持仓看一遍就行。谁多谁少内心会有感觉的，就跟着心情走，随心所欲，把念头放大，决不隐忍它。很多人说守股如守寡，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与坚持，我恰恰相反，有一点不舒服就会去处理掉它。如果你现在就不舒服了，市场有无数种办法让你更不舒服，隐忍和坚持只能让你在更被动的时候去放弃。跌10个点你不舒服了，却告诉自己还能忍，然后跌30个点甚至50个点后忍不住割了，那么，这种痛苦的意义何在呢？我觉得，好的持仓应该是很舒服的，是一种很愉悦、放心、可理解的状态。如果产生焦虑和不安，那一定出现了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那就降低它的配置直到恢复轻松愉悦，哪怕减在最低点也没什么，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不该你挣的钱错过了也没什么好难过的。不怕犯错是获得行动力的关键，更可以帮助你从负面情绪里跳出来。 上证报记者：根据上市公司定期报告，2018年下半年以来，您管理的产品出现在多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上，调仓换股也比较频繁，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冯柳：我之前持仓主要是港股，2018年下半年A股大跌后，有战略转移的想法，所以将资金陆续转向A股市场。由于基金的规模不小，要在很短时间里承接主仓位转移，就会面临同时买入几十只股票的情况，有点仓促，来不及精挑细选。事后来看，确实买了一些不太好的标的，导致战略选择对了但没有很好地落地，反而给2019年上半年投资制造了隐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9年二季度后陆续调整了持仓，一个个地去处理，慢慢地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大家留下了调仓非常频繁的印象吧。其实主要是犯了错，那自然要去纠正。这次的经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强制给自己一个必须完成的要求，否则很容易被要求牵引而导致变形与迷失。越是紧迫的时候，越要从容，越要规范好每一个动作。 另外，由于我满仓换股的风格，会造成每当我有新主意的时候都得卖一点老股才能买入，所以会给人持仓变动频繁的印象。其实，我每一次操作都着眼于长期投资，无奈主意太多钱太少。另外，由于我很少调研，对有些信息的变动不能及时掌握，所以选择在赔率高的阶段去承担不确定性，但在股价已经部分演绎后，就需要更多假设以应对意外，由于我不紧密跟踪去消除这种意外，所以很容易在股价还会有很大表现前离开。 我的投资理念本来就是要勇于承担现实风险，同时要怯于面对理论风险，所以就会经常出现买了就跌、卖完了又涨的情况。但盈亏同源，因为放弃了这些，组合也就相对更稳健些。 上证报记者：您现在管理规模很大，不少持仓是中小市值公司，会否对市场造成扰动？你的选股会偏好于小市值公司吗？ 冯柳：我大部分持仓品种都是在公司遭遇利空或下行趋势时买入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容易买到足够的量，有的公司我都买到临近举牌线了，但从开始买到建仓结束，通常只会波动10个点左右。价格是抢出来的，只要没人竞争，资金与筹码其实干扰不了市场。价格只是通过资金与筹码来反映，真正影响定价的是人心与情绪。 我不是风格型选手，对行业和市值大小都没有偏好，现在的持仓品种，市值从几十亿元、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乃至万亿元的都有。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有一只超过万亿元市值的大蓝筹一直是我前几大重仓股，只是大家在公开信息里看不到而已。小市值公司更容易进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而为外界所关注，实际上的持仓占比往往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加上披露出来的持仓品种是不完整的，有不少重仓股未被披露，所以参考价值不大，无需太过重视。 仅仅通过外部渠道来推算我管理的基金规模不是很准确，因为公开信息以外的持仓也是有一定规模的。 上证报记者：网上有很多人研究您的持仓，很多粉丝学习并模仿您的投资策略，您觉得“抄作业”这种方式可行吗？在您看来，学习运用您的策略，要注意哪些方面？很多人说看不懂您的持仓，原因是什么？ 冯柳：“抄作业”这种方式肯定行不通。毕竟大家看到的公开信息是延迟很久的，而且我是从一个组合以及流动性上综合考虑的，未必完全是个股逻辑，很多时候的增减操作可能只是应对临时的仓位或资金调动需求。并且我有多种打法，有的是投资模式，有的是碰运气模式，有的只是很简单，怕忘记就先买来再研究，更有的只是为了满足高仓位需求的填仓而已，非常随心所欲。因此，看不懂很正常，毕竟大家的出发点和需求不同。 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积累不同，可以借鉴参考，但很多话是有语境和条件的，不能仅仅从直观上来理解。比如我说不太做研究，并不是什么都不看，基本的几个框架点还是要把握的，无非是尺度放得比较宽而已。并且，这种不研究是相对于资深的机构投资者来说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和他们的差距有多大。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我还是个有价值信仰和基本商业判断力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借鉴市场观点才会更有效一些。 另外，逆向投资不是去找冷门股和垃圾股。我以前也常说要找高关注度低买入度的股票，意思就是要拥抱人群，到群众中去，和而不同就可以了。当然，有人会说我也买过很多冷门股，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冷门股和垃圾股，这是我视野不够宽广与知识积累不够造成的，是需要弥补纠正的地方。我是一个有很强框架认识但知识积累很弱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会因为知识与信息掌握不充分而产生扭曲，旁人照着我做的去模仿肯定是会有大问题的。很多人讲“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我不赞成这句话，因为对真诚的人来讲，“言”是反映内心的理想追求，“行”却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影响。 上证报记者：对不少投资人来说，规模通常是业绩的敌人。随着管理基金规模的增加，您如何保持良好的业绩？接下来投资策略会如何进化？ 冯柳：其实，恰恰相反，规模是有助于保障业绩的持续和稳定的，市场中不乏“规模小更容易做”的说法，其实未必尽然。小资金对人的心性和运气要求更高，因为机会变多，诱惑也随之变多，更容易诱发出内心的贪婪与恐惧，也更容易陷入侥幸从而作出违背原则和纪律的事情。另外，在小规模的时候你面临的是存亡生死而不仅是荣辱盈亏，这是完全两种性质的压力，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和体会。此外，小资金的外部资源更少，更容易暴露自身能力的不足。 “规模小更容易做”往往是错觉或只是与某种特定打法适配而已。对逆向投资者来说，规模大才能更好地发挥体系的作用，避免运气不佳和情绪冲动的偶然性影响，更容易贯彻自身意图。就我来说，我没有感受到过规模对投资策略的影响。我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规模，明显感到，随着规模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轻松自如、更不担心意外了。在策略方面，就更没有感受到差别，几百亿元跟几十亿元甚至几个亿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多买一些股票而已。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有机动仓位操作风格的人，没有利用过小规模的灵活性。我的工作强度也一直很低，产能始终有富余，经常处于想法多过资金的状态，大部分时候无事可做，挺无聊的。这个市场这么大，没有觉得规模大会带来什么影响，虽然买卖的冲击成本提高了、业绩的弹性也降低了，但变得更稳定、更持续了，还降低了意外发生时造成的伤害。这很公平，有补偿就不能算损失，本来我们的目标就不是追逐暴利的高波动，稳健持续自然更好。事实上，近几年如果没有规模的保护，我很可能会因为一两笔错误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是欢迎规模变大的，这也符合客户的长期利益。 上证报记者：在您持仓中，有一些在A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公司，您没有买折价很多的港股，而是选择贵很多的A股，是如何考虑的？ 冯柳：每个市场有其风险偏好和运行机理，我很难去穷尽理解并阐述清楚，只能按照自己的原则与框架进行，不占市场的便宜是我的信仰。毕竟我不是来纠正宏观市场差异的，占便宜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这个对价也许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但因为它的隐蔽导致我不容易判断，所以就干脆不纠结它。同样的商品在不同的市场卖不同的价格不是很常见吗？为什么到了股市就不能接受呢？相对贵一点说明这个地方更能体现它的价值，这没什么毛病。况且从我过去的多次经历看，选贵的带来的回报反而更多。我很庆幸在这方面抵御住了低价诱惑而没有放弃自己的体系与原则。 上证报记者：过去几年来，市场经历了多次极端时刻。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您都在大幅调仓。您如何做到“不畏逆势，知止有定”，果断调仓？ 冯柳：我就把自己放到框架原则和常识里去，绝圣弃智，让环境推着我行动。谈不上勇敢和果断，就是顺其自然而已。不这样做可能才需要勇气吧，因为在人群之中是更恐惧的状态，它需要更加坚定和智慧判断。 上证报记者：您每次讲投资理念，经常会提到“不争、绝圣弃智”等道家哲理，您也曾表示受二十四史影响很大，在投资经历中它们是如何启发您的？ 冯柳：我读过很多年的古籍和历史，里面有很多人生与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环境和命运真的很重要。同样的事情，相同的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反的却也可以有相似的结果。所以，个人的判断是很微不足道的，要习惯把自己交给命运，要善于把自己托付给信仰和信念，有一个适应巨复杂体系的世界观，但也要找到简单而坚定的信仰或人生观、价值观作依托，这样才不容易陷入焦虑、迷惑与自责之中。 上证报记者：不少投资人会为市场波动而焦虑，遇见风险会想尽办法从身边切割出去才会舒服。您说过，从做投资以来，并没有真正焦虑过。您如何做到与风险相伴而安然？支撑你免于焦虑的东西是什么？您很少接触外界，这是为什么？ 冯柳：市场波动时也会心情不好，只是没有达到焦虑的状态，这里涉及词义的界定。我认为，只有陷入了无法面对和解决的状态才能称之为焦虑，如果只是不愉快和情绪起伏但能很快意识到并解决，那只能说是情绪化。我是一个高度情绪化且不太有自制力的人。很多人以为我压力会很大，甚至有传闻讲还可能抑郁。那怎么可能，我一向是零压力，因为有问题发生就去解决掉它，不会有问题和情绪的积累。如果解决不掉呢？那更没有压力了，说明这超出了你的能力，已经不适合面对这个事情了。人没必要为自己配不上的事情而焦虑，如果你不配这个金钱与名声，那越早放弃越好，想得到和维持自己不应有的东西是很不明智的行为，这就是贪婪和恐惧。我们最绕不开的是自己，要善待自己，要令自己感到轻松、幸福、愉悦，为了某些并不本质和重要的方面去勉强，导致自己失去了喜乐，这就太想不开了，太执迷于物了。 现在大家对我评价很高，我否认就被说成是谦虚，但我身边亲友却是相反的评价。其实，无非是我更了解自己，知道客观的自己是怎样的，在拒绝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就会给人造成完全不同的感受吧。我工作不忙，大部分时候都比较悠闲，接触外界一般在现有的熟人圈，公开场合就很少。偶尔会接到去做分享的邀请，这种情况一般会拒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都是依据常识在做，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指出的。就像一个人去讲课，如果总是去说1加1等于2之类的正确但无意义的话，那听众肯定会觉得极其无聊。你问到我可以回答，但是你让我说，我不愿意专门去说。 上证报记者：在您的操作中，我们感受到两点非常突出：愿意主动承担风险、敢于全部托付给市场。但您强调自己是极度情绪化的人。我们感受到的您，和您的自我认知，差别为什么非常大？ 冯柳：这不矛盾，因为风险无处不在，你不想承担不代表就没有承担，无非是从看不见的风险转移到看得见的风险上去。对我来说，看见风险反而会更心安些。另外，正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所以我才不信任自己，转交由机制去行动。也是因为经历了太多次情绪摇摆，我才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失控、什么情况下不会，那就事先找到能让我情绪波动后还能恢复平静的力量后再去介入，这可以是基本面的强劲也可以是赔率上的补偿。就像很多影视剧里描绘的某些人含着泪告别家人去做一些很艰难痛苦的事一样，含着泪的痛苦那自然表明情绪上不想去，但机制或者信仰迫使你去。所以，情绪和行动是两码事，这就是机制以及信念和价值观的作用。 上证报记者：您经常提到淡化宏观，但从现实操作情况看，不管是2016年初的南下，还是2018年下半年的北上，您对宏观大局做到了前瞻取势，对市场的感知也很敏锐。您是如何感知市场的？主要关注哪些方面？ 冯柳：我头脑里没有宏观的概念，当然不是说宏观对我没有影响，而是即便有影响我也处理不了，所以我不会去分析和判断环境，能少操心就少操心。但我只是淡化日常的判断，主要的方向还是会关注的。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投资生涯中对主要的风险和机遇区间的感知还是比较到位的，但这更多的来源于我不参与对这些的利用和把握，就更容易体会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否则你的心可能会随着得失对错而剧烈摆动。这就是个测不准的市场，你参与了就不容易看清楚，你不参与看清楚又没什么帮助。所以我更强调的是应对而不是预判，让风险与机遇推动着你去前行，而不是你去无限地追逐，该去哪该怎么换都是被动应对，不去操太多心。 （声明：本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于受访当时的分析、推测与判断，所依据信息和资料来源于公开渠道，并含有前瞻性陈述，不保证其准确性、充足性或完整性，相关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广告、销售要约，或交易任何证券、基金或投资产品的建议。本内容中引用的任何实体、品牌、商品等仅作为研究分析对象使用，不代表受访者及其所在机构的投资实例。）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对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接受包括上海证券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下半年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较多，因此没有设定具体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但今年特别强调了就业优先的目标，并且制定了就业指标，这对于今年和今后都很有意义。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就业指标。刘世锦认为，过去一直强调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稳增长”就是为了“稳就业”。这组关系反过来也“说得通”，也就是当实现了充分就业，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实际增长率达到了潜在增长率的水平。因此，就业情况好也说明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 刘世锦建议，未来在国家层面可以考虑不再提具体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主要提就业指标以及一些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比如物价水平、风险防控、环境可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等。 在省一级层面，刘世锦认为可以提经济增长速度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各省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指标；另一方面，各地可以适当进行区域竞争。国家可以对各省的发展作出评估，并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刘世锦认为，当前我国还有结构性增长潜能，利率水平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降到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水平。一些西方国家当前进行量化宽松政策甚至负利率措施，主要是因为缺乏结构性潜能，常规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因此只能实施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但这些政策对经济的具体推动作用如何，目前尚无定论。
从去年底以来，市场一致认为港股是全球市场估值洼地。截至5月21日，恒生指数最新市盈率为9.86倍。在当前低利率市场环境下，具备低估值高股息的港股受到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注。早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通过配置港股基金布局港股的声音便不绝于耳。 而在5月18日，恒生指数迎来的这一次重大变化，可能成为它脱离全球市场估值洼地的转折点。当天下午，恒生指数有限公司宣布了有关指数编撰方法的市场咨询结果，其中最主要的议题是要将阿里巴巴、美团和小米等重要的中资科技股纳入成分股。 截至2019年底，在恒生指数的50只成分股里，有11只金融股，其总权重占恒指近50%，远高于欧美市场16%的均值，而目前引领全球股指风口的信息技术行业在恒生指数中只占1.4%。恒生指数是一个容纳香港和内地诸多企业上市的资本市场计量器，在其50个成分股中，中资公司占据了一半。这些中资公司的主要业务与经营活动都在内地开展。由于不少中资科技股在香港上市，所以恒生指数的编制问题不只是拖累了香港市场指数投资者的回报问题，而且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经济与科技水平。 为什么恒生指数成分股没有纳入诸多内地企业，即便这些企业已经是互联网行业龙头、消费行业翘楚及新经济骄子？其主要原因是，纳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的企业需要满足一些比较严苛的条件，比如必须主要在香港市场上市、同股同权等。目前很多内地企业属于在港交所二次上市，并且有同股不同权的股权架构，以及存在非流通股的问题。 据透露，在这次对纳入恒指成分股的咨询总结中，超过90%的回复人士表示支持改革，具体时间可能从8月份开始逐步实施。 那么，这次恒生指数成分股的改革会带来什么结果呢？第一，由于新加入的新经济代表企业估值相对较高，显然会提升恒生指数的市盈率。第二，恒生指数不再是价值投资的代名词，其成长属性也会增加，并会提高各类投资者对恒生指数的使用以及资金流入。目前香港与恒指挂钩的强积金规模达80亿美元，全球23只挂钩恒指的ETF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第三，指数的盈利增速可能提高，股息率下降，同时股指的波动性也会放大。第四，恒指的估值上升有助于港交所上市企业整体估值的提升。H股股价被港股整体低估值长年压制的现象可能会得到些许改善。 当然，更关键的是，恒指成分股改革的时点是港股估值处于最低区域的时刻。如果它成为一个拐点，那大概率是由低位向高位走的拐点，而不是反过来。基于此，港股具有中长线投资价值，布局港股基金仍是不错的选择。（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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