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核心观点 预计四季度GDP实际增速+6.6%，超出市场预期。从生产法角度，10、11月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供需两端数据表现良好。供给端，工业增加值连续攀升新高，11月达到7%，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而11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8.0%，较上月大幅提升0.6%个百分点，二者增速均明显超出去年同期水平，预计12月有所持续。因此我们预计四季度GDP增速达到6.6%，显著超出经济潜在增速。 工业积极向好，消极扰动有限 内外需求强劲仍然是工业生产有力支持，虽然12月出现的消极因素，例如国内电力供应能力、海外供给较弱与国内生产高速增长匹配不足，但我们认为造成的扰动有限，工业生产总体上仍将保持向好态势，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我们预计12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8%。 投资继续修复，制造业投资维持强劲修复 预计1-12月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3.2%左右，较前值修复0.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2%，较前值修复1.5个百分点，地产投资累计同比7.6%，较前值修复0.8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比1.4%，较前值修复0.4个百分点。从当月同比增速来看，我们估算的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12月增速分别为16.5%、5.3%和12.3%，前值分别为11.5%、3.5%和12.5%，增速维持稳健较快，其中地产投资更具韧性，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基建投资维持稳健。 社零稳健修复，消费分化再现 预计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5.5%，较前值提升0.5个百分点，消费持续稳健修复。经济持续强劲复苏，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失业率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缓解，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持续提高，对消费总体有一定支撑。结构方面，受社交距离影响，消费分化修复特征再现。高社交属性修复遇到阻力，“宅经济”相关消费增速继续高增。 供给优势占优，出口持续景气，备货逻辑兑现，进口缓慢修复 供给优势占优，中国供给填补海外需求缺口持续兑现，预计12月以人民币计价当月出口同比增速11%；备货效应兑现，海外供给缓慢修复决定了进口缓慢修复的特征，预计12月以人民币计价当月进口同比增速3%；11月贸易顺差727亿美元。 预计信贷12月新增1.4万亿，社融新增2.7万亿，增速分别反弹至12.9%和13.8% 预计12月人民币信贷新增量为1.4万亿，对应增速为12.9%较上月上行0.1个百分点，我们的判断相比目前市场较为悲观的预期有较大反差。2019年12月新增信贷1.14万亿，我们看2020年12月仍能同比多增的主要原因在于：1、信托贷款监管强化使得部分融资需求转向表内；2、企业信贷需求仍然旺盛；3、表内票据预计有近4000亿的净增量，主因表内信贷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企业年末发放奖金等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更有意图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获取资金。预计12月社融新增量达到2.7万亿，增速13.8%，较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结构上，信贷、政府债券、票据融资、贷款核销是主要支撑。 风险提示 中美摩擦强度超预期；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再次超预期蔓延。 目 / 录 正 文 预计四季度 GDP 实际增速+6.6%，超出市场预期 10、11月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供需两端数据表现良好。供给端，工业增加值连续攀升新高，11月达到7%，较上月提升0.1个百分点，而11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8.0%，较上月大幅提升0.6个百分点，二者增速均明显超出去年同期水平，预计12月有所持续。因此从生产法出发，我们预计四季度GDP增速达到6.6%，显著超出经济潜在增速。从三架马车的需求侧来看，随着居民收入渐进修复，四季度消费持续向上改善，并呈现加速修复，但由于秋冬疫情又出现反复，高社交属性消费增速下滑，“宅经济”消费继续强势，消费分化修复的特征再次出现；投资数据中，地产投资依旧更具韧性，制造业投资大幅修复值得关注，主要是高技术制造业支撑、信贷着重支持及企业盈利转正的共同带动，基建投资维持低迷或主因财政资金淤积及项目不足；四季度净出口继续保持强劲，对GDP有明显支撑。综合看，由于我国GDP核算主要采取生产法+收入法相结合的方式，我们认为从四季度月度数据看，GDP增速有望超预期上行至6.6%，产出缺口显著为正。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稳民生、稳就业是2020年更重要的政策目标。8月全国调查失业率5.6%，较7月再降0.1个百分点，失业压力继续缓解，全年失业率压力最大的时点已平稳渡过，完成全年6.0%的目标难度较小，我们由此提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由保就业切换至缺失，进而货币政策基调转向稳健灵活适度。未来，我们认为需关注首要目标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11月26日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次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央行持续关注金融稳定问题，预计2021年一季度央行将进入紧信用。 工业积极向好，消极扰动有限 内外需求强劲仍然是工业生产有力支持，虽然12月出现的消极因素对生产造成一定影响，但工业生产总体上仍将保持向好态势，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我们预计12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8%，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6.9%。 在外需方面，海外供给能力恢复不利依然需要我国供给支撑其需求。12月以来，海外疫情形势愈加严峻，确诊人数激增，病毒产生变异对疫苗的有效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海外城市封锁要求提升，生产供给能力难恢复。“宅经济”、抗疫物资等相关产品订单将进一步向我国转移，支撑我国相关制造产业较高速增长。12月出口集装箱指数CCFI大幅攀升，大超疫情前水平，出口仍将有强劲表现。 在内需方面，国内需求的强劲恢复是对工业相关行业的有力支撑，价格向好提振生产信心。第一，下游消费持续回暖，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环比持续上行，乘用车零售数据连续三周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第二，投资方面，制造业、地产、基建等投资保持稳步回升态势，对相关产业链具有一定支撑作用；第三，服务业加快恢复带动相关产业链生产，受疫情影响较重的线下消费领域修复的空间较大，线下观影人数和票房数据亦有所改善；第四，价格向好提振生产信心，12月动力煤、LME铜价、铁矿石价格表现强劲，螺纹钢、水泥价格势态良好。 12月出现部分对工业生产的消极因素，具有一定负面扰动，但总体影响有限。 第一，国外供给能力恢复不足，对我国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造成一定拖累影响。例如出口需求旺盛，但海外配合不足导致负面影响。根据中国容器工业协会（CCIA）的数据，由于欧洲和美国COVID-19相关的处理能力下降，平均集装箱周转时间已从60天前激增至100天。国内集装箱制造商已经扩大了轮班并提高了产能，但供不应求，在短期内对出口的高速增长有所制约影响。再如汽车芯片的海外供给能力不足对国内汽车生产亦有拖累作用，高频数据显示12月汽车轮胎开工率下行幅度较大。我们认为，由于我国产业门类齐全，短期的海外供给消极冲击可以通过国内提高相应的生产能力解决，冲击较为有限。 第二，供电能力相较工业与居民用电需求高峰叠加而言偏弱，对工业的进一步提速有一定制约作用。例如，近期湖南、江西电力供应偏紧，浙江也出现限制用电情况。国家发改委12月17日回应称，工业生产高速增长和低温寒流叠加导致电力需求超预期高速增长。拉闸限电对耗电较高的产业生产具有一定负面影响。高频数据显示，12月以来高炉、焦炉开工率小幅下行，但依然高于去年同期；重点企业粗钢产量环比上行，主要钢厂达产率小幅下降。我们认为，虽然电力供应能力在短期内较难快速扩张，但是提升用电效率有助于改善这一负面影响。 投资继续修复，制造业投资维持强劲修复 预计1-12月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3.2%左右，较前值修复0.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2%，较前值修复1.5个百分点，地产投资累计同比7.6%，较前值修复0.8个百分点，基建投资累计同比1.4%，较前值修复0.4个百分点。从当月同比增速来看，我们估算的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12月增速分别为16.5%、5.3%和12.3%，前值分别为11.5%、3.5%和12.5%，增速维持稳健较快，其中地产投资更具韧性，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基建投资维持稳健。11月制造业投资大幅修复值得关注，主要是高技术制造业支撑、信贷着重支持及企业盈利转正的共同带动，另外，受益于汽车销量回升及出口旺盛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及消费带动的消费品制造业的支撑强劲，我们认为12月此状态有望延续。地产投资保持韧性，基建投资受财政支出未完成预算影响，预计仍维持低位。 预计制造业投资维持强劲修复 预计12月制造业投资增速将继续修复至-2%，较前值回升1.5个百分点，当月增速有望保持在12%左右的高位。主要有几个方面支撑：第一，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强劲，基建投资当月增速稳健正增长，制造业需求改善，企业利润快速修复，5月工业企业利润当月同比增速转正，且此后增幅波动上行，推动投资需求；第二，政策强调资金直达实体，保障制造业融资来源，除MPA考核加大制造业融资考核权重外，央行强调信贷的结构性调节作用，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支持，下半年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中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维持在60%附近高位，较上半年30-40%的水平明显提高。 行业结构方面，预计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仍然表现最好，是制造业投资的主要支撑。1-11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2.8%，较前值继续大幅提高2.8个百分点，且明显高于整体制造业投资，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7.3%、20.4%。 除此之外，截至11月可得数据，从投资当月同比增速来看，表现较好的行业分别为医药制造业76%，计算机通信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6.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35%，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2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23%，食品制造业19%，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19%，纺织业13.8%等。其中，除高技术制造业外，受益于汽车销量提升及出口带动的运输设备制造业及近期价格上涨明显的有色冶炼、煤炭等行业出现较大涨幅，对制造业投资构成较强支持，其他行业主要集中于受益于地产投资及消费加速修复带动的行业，这些行业投资仍将继续得到提振。同时，我们观察到，11月制造业行业中当月同比增速为负的仅有11个，较10月减少了5个。 总体看，制造业投资增速在部分行业的引领下，呈现确定性修复态势，且呈现加速修复走势，但2020年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转正的概率仍然不大，我们维持年初的判断，预计年末回升至-2%的位置。 基建：财政支出平稳，基建小幅回升 预计2020年全年基建（统计局口径）同比增长1.5%。2020年，疫情发生后，基建作为重要的逆周期工具，在专项债发力、基建单月快速转正的背景下，市场对全年基建增速较为乐观，在疫情有效防控、经济良性修复、失业压力缓释等一系列积极信号显现后，Q3基建增速表现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主因在于财政支出效率较低导致财政存款淤积、政策调整带来摩擦成本、天气因素扰动。 财政掣肘扰动基建进度。2020年Q4，财政是影响基建进度的关键因素，主要矛盾点在于财政年末集中花钱和财政存款淤积问题。财政年末集中花钱概率高，根据我们推算，由于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支出目标分别为3.8%和38%，为满足预算，Q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或需达到20.6%、52.5%，但从10月、11月财政支出增速来看，财政支出相对低迷，一般公共预算的基建类项目支出进度较慢，且Q3以来专项债投向基建项目比例也有所下降，可以看到财政掣肘对基建进度的扰动。 另一方面，财政存款淤积问题值得关注，主因在于以下方面： 1、从税收到债务性融资的收入来源变化导致资金下沉效率降低，并出现了资金下达并未形成支出的情况，根据财政部透露，截至11月底，1.7万亿直达资金已经下达完毕，80%以上的资金已经投入使用，但仍有部分资金结余。 2、逆周期托底压力降低，严守财政纪律，允许专项债用途调整，增加摩擦成本。基建对非农就业有重要的提振作用，随着疫后经济快速修复，托底压力下降导致基建发力的必要性下降，7月财预〔2020〕94 号文发布表示，允许依法合规调整专项债用途，可优先用于 “两新一重”、老旧小区改造、公卫基建等领域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原则上9月底前完成即可，在调整用途的同时强调严守财政纪律，由此导致支出速率下降、摩擦成本上升，基建投资受到影响。 3、政策正常化意味着财政更加注重防风险。本次疫情，我国选择严守房住不炒底线，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应对疫情冲击，随着政策开启正常化道路，行稳致远、收支平衡的财政纪律意味着财政将更加注重防风险。11月11日财库〔2020〕36号要求“加强地方债发行项目评估，严防偿付风险”，不仅要保证项目质量，还需要从信息披露和信用评级角度促成市场化融资约束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基建项目周期长、规模大、投资回报率低，没有优质基建项目支撑，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必然会受到负面拖累。 此外，Q4一般是基建的传统淡季，今年Q4受拉尼娜现象导致的冷冬和供需错配推升再通胀的逻辑影响，电力供需差距拉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供电不足”的超负荷现象，导致阶段性拉闸限电的非常规措施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现存基建项目的施工强度，对基建进度产生一定扰动。 地产投资稳步回升 预计1-1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7.5%。房住不炒仍是政策主基调，短期政策调整是正常化回调，中性政策下，拿地平稳，销售韧性持续，建安稳步修复，到位资金保持高增，地产投资继续稳步回升。 政策调整符合正常化思路，结构性调整不是“全面收紧”。Q3一系列地产政策变化成为市场焦点，7月中旬深圳楼市收紧首当其冲，7月24日韩正主持房地产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的重要性；8月20日，住建部、央行在北京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强调三道红线，降负债是核心内容；8月26日住建部强调抬高政治站位。部分城市的边际收紧并不代表着全面收紧，因城施策的背景下，近期吉林、上海、天津等在人才落户放宽、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公积金异地信息互认等方面也有政策调整。 我们认为，近期政策调整是结构性的，围绕着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核心，在打压投机性需求、防范潜在风险等方面“紧”，在保障无房家庭、积极吸纳高技术劳动力等方面“松”，不应理解为全面收紧。同时，后疫情时代，政策回归正常化过程中势必会出现阶段性的调整收紧，2021年地产政策大概率处于渐进正常化调整过程中，无需担心政策边际调整对数据产生较大短期冲击。 加速推盘促进资金回流，后续关注被动再投资链条。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12.1%和18.6%，保持较高水平，一方面得益于年末房企冲量，加速推盘积极性较高，疫情后部分城市形成一定涨价预期，居民对房价和促销相对敏感；另一方面是前期地产政策的边际调整对房企负债结构有一定扰动，房企有加速销售资金回流改善现金短贷结构的积极性，11月定金与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为14.6%和18.3%，处于较高水平，也有印证。 我们提示关注销售数据的滞后作用，Q2末起销售数据的快速修复，有助于带动后续主动再投资和被动再投资的表现，主动再投资方面，拿地和新开工数据表现平稳，我们提示后续关注被动再投资链条，2016年后，“预售-竣工”的预售未竣工面积持续累积，形成了一定的“待竣工库存”，2020年疫情进一步推高预售未竣工面积，我们认为在房地产长效机制引导下，在降负债、透明化经营等短期监管政策的要求下，房企有加速销售尾款回收的压力和意愿，预售待竣工库存有望去化，被动再投资链体有望对建安投资形成支撑。 老旧小区改造有利好，未来关注社区补短板。7月国办发23号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后，强调加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我们此前一直提示关注短期“老旧小区改造加速-提振建工-拉动投资”带来的利好，临近年末，年内各个省市老旧小区改造的开工进度接近完成，施工过程有助于提振建安投资。此外，我们提示未来关注社区补短板的政策落地、执行，住建部8月底发布《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的意见》，社区补短板与老旧小区改造存在一定交叉，但社区补短板的涵盖范畴更大，包括老旧小区、在建小区及未来待建小区。 根据统计原则，老旧小区改造及社区补短板中，符合新建原则并隶属于房地产企业开发实施的，将被计入房地产开发投资之中，对建安投资将形成支撑。 社零稳健修复，消费分化再现 预计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5.5%，较前值提升0.5个百分点，预计1-12月社零累计同比-3.8%，较前值回升1个百分点，消费持续稳健修复。经济持续强劲复苏，工业企业利润改善，失业率下降，就业压力进一步缓解，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持续提高，对消费总体有一定支撑。 结构方面，消费分化修复特征再现。冬季来临，国外疫情加速蔓延，输入风险逐步加大，国内北京、大连、成都等多地疫情小范围反弹，疫情防控再次升级。受社交距离影响，消费分化修复的特征再次出现，预计餐饮、纺服鞋帽等高社交属性修复遇到阻力，“宅经济”相关消费增速继续高增。 12月汽车消费仍有较好表现。乘联会数据显示，12月前四周乘用车日均零售6万辆，同比增长10%，环比11月同期增长16%。12月车市零售增长动力相对较大，当前有8省、35个地级市的地方性促消费政策在年底前陆续到期，对年末汽车消费有一定刺激作用。另外，经过11月“影片荒”之后，新电影开始陆续上映，12月份票房数据快速改善，有望带动线下消费有所改善。 失业率与上月持平，就业压力总体不大 预计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5.2%，维持在和11月相同水平。失业率有望连续四个月稳定在5.5%以下，就业压力总体不大。一方面，我国疫情控制较好，经济快速修复，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增速继10月份实现由负转正后在11月继续稳步回升，1—11月累计利润同比增长2.4%，用工需求随之增加，部门企业甚至出现“招工难”现象，就业压力得到缓解。另一方面，稳就业政策持续发力。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促进重点群体多渠道就业；会议同时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 目前，就业压力有两大主要来源。一是春节期间农民工返乡，失业率面临季节性冲高的可能，2018年、2019年12月失业率均较11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由于今年春节时间较晚，农民工返乡抬升失业率可能会在1月数据中才有所体现。二是考研人数和应届毕业生人数创新高，大学生仍然是就业重点群体。教育部数据显示，2020年考研人数达到377万人，2021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909万人，2022年毕业生或超过1000万人。 猪价止跌回升，工业价格上涨 预计12月CPI环比+0.5%，同比零增长。其中，季节性因素支撑食品项价格，猪肉价格止跌回升；预计12月PPI环比+1.0%，同比-0.6%，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探，PPI快速向上修复，2021年一季度转正可期。 CPI环比上行，猪价止跌回升 预计12月CPI环比+0.5%，同比零增长。食品消费旺季来临拉动食品项价格上涨。猪肉价格止跌回升，重新站上40元。一方面，由于猪肉消费旺季来临，需求端有较强支撑；另一方面，尽管能繁母猪存栏连续增长，但目前的母猪存栏结构中后备三元母猪占比46%，由能繁母猪补栏到生猪补栏效率较低，供给端回暖速度略慢。中长期来看，供给确定性回升推动猪价进入下行通道逻辑不改。蔬菜、水果价格开启季节性上涨，支撑CPI食品项环比上升。大豆、玉米价格继续高位运行，一方面生猪供给确定性回升饲用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拉尼娜催化供给收缩预期。 社交距离再度拉开，非食品项恢复乏力。冬季来临，疫情局部再起，多地进入战时状态，社交距离拉开加之12月出行淡季，线下消费走弱，在疫苗短时间内无法大面积发挥作用的前提下，12月票房数据走低，线下娱乐减少，预计服务类消费价格走低。冷冬已至，御寒需求增加；在全球棉花供需偏紧，我国内需增加、外需订单部分回流的大背景下，棉花价格上升提高服装成本，支撑服装项环比。 PPI快速修复，Q1转正可期 预计12月PPI环比+1.0%，同比-0.6%，PPI持续修复。高频数据显示，12月工业原材料价格普涨。高频数据显示，12月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探。国内大面积降温供暖需求增加，叠加工业生产势头旺盛，动力煤价格环比增长13%，港口、电厂补库需求急迫，供给压力增大；12月4日OPEC+会议关于明年复产速度达成一致，叠加需求复苏预期较强，原油价格有所修复；海外经济修复，对原材料需求快速提升，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带动钢材价格大幅上涨；PTA市场12月价格维持上行态势，玻璃、水泥、化工品等价格也有良好表现，预计12月PPI将大幅修复，2021年一季度转正可期。 12月中下旬起，湖南、浙江、江西等省份由于用电需求过于旺盛而开启“拉闸限电”，对生产数据造成一定扰动，但同时体现了供需缺口已扩大至较高水平，工业品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自然有涨价动力。目前，美国、日本等海外经济工业品库存开始触底回升，未来1-2个季度全球迎来一轮补库共振，工业品需求端仍有较强支撑，PPI仍有较大向上修复空间。 供给占优，出口持续景气，备货兑现，进口缓慢修复 出口表现强劲，“循环优势”凸现，我们预计，12月以人民币计价当月出口同比增速11%，贸易顺差727亿美元。4月以来，我们前瞻提示出口超预期提振经济增长，主要支撑逻辑是中国供给优势来填补海外缺口，现已逐步兑现、印证。当前，海外疫情反复，疫苗还未实质性落地并产生实质性影响，海外供给体系相对较弱。我们继续坚定提示关注出口的持续景气，特别是两个大循环互促有助于发挥我国供给优势，带动出口保持强劲，同时在行业层面也可以关注出口带动行业基本面改善的逻辑。4月起，我们提示关注出口超预期的逻辑，过去半年时间已经持续印证，2020年出口景气成为经济修复的重要支撑。 2020年末，出口短中长期走势、持续性等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焦点。我们在多篇报告一一回应，当前我们继续维持前期判断。 我们在《Q4哪些行业基本面会改善》中提示关注Q4出口景气带来的行业基本面改善。截至9月，外需依存度较高的行业已经逐步进入补库周期，涉及行业有文教体育、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纺织服装等，1-9月相关的纺织品、集成电路、音视频设备等品类出口增速持续表现较强。同时，疫情反复对抗疫物资、“宅经济”相关行业产生利好，受益于出口景气，医药制造、专有设备、通用设备等行业表现出补库特征。我们预计Q4上述行业基本面有望改善，有望呈现营收回升、生产加速、弱补库的特征。 我们在《大国博弈与跨周期调节——2021年度策略报告》中提示2021年出口仍有延续性，关注三种机制带来的三条主线，三种机制主要是竞争性替代（暂时性替代）、非竞争性替代（永久性替代）和全球补库共振，2021年上半年前两种机制作用更强，下半年后两种机制可能更强，全年出口维持景气特征，三种机制指引着三条投资主线：短期订单转移较难持续、中国供给优势形成永久性替代的赛道、补库共振利好处于产业链枢纽环节和全球分工渗透率高的赛道。 我们在12月外发《2021年出口景气对产业链影响如何？》报告中提出：2021年影响出口的三种机制是暂时性替代、永久性替代和合作补库。当前我国受益于海外供需错配带来的出口景气，2021年疫苗兑现和疫情防控决定出口走势的节奏，我们认为上半年相对好于下半年，全年维持7.5%的出口同比增速。行业层面，我们坚定看好受益于永久性替代的出口景气对装备制造业（通信设备、专有设备、汽车制造、医药制造等）具备持续拉动。中国制造“冠绝全球”，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逐年提升，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稳步上升，中国在装备制造业领域具备突出优势；疫后全球供应链体系重塑，在供给出清格局下，中国领先性修复发挥供给优势，填补海外供需缺口，带动装备制造业突破既定约束，实现对海外供给的永久替代。 高频数据验证出口景气，CCFI再创新高。12月上旬，中港协监测八大枢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1%，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4.8%，集装箱短缺现象仍未缓解，CCFI价格也有反映，在出口需求和集装箱短缺因素影响下，CCFI指数持续上行再创新高，截至12月25日上涨至1577.2的年内新高，较11月27日上涨378.48点，同比已经达到31.6%。 预计12月人民币计价当月进口同比增速3%。继Q2出口超预期成为重要的宏观预期差后，下半年市场对进口走势的判断也出现分歧。提出的备货短期推升进口的逻辑兑现后，我们继续坚定提示海外供给是决定进口增速的关键因素，疫苗短期大范围落地并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概率较低，全球疫情反复，病毒出现变异，发达经济体年末也重启限制性措施防范输入性疫情。综合来看，海外供给能力修复较慢，这决定了我国进口的长期走势可能是缓慢修复的，外供大幅改善前，进口持续高增概率较低。 高频数据显示12月进口小幅修复。油价持续上涨加上经济持续向好带动成品油需求增加价格回升，炼厂开工率显著提高，原油去库存趋势明显。12月上旬，中港协重点监测沿海港口原油吞吐量同比减少7.5%，较前期扩大4个百分点。12月上旬，我会重点监测港口金属矿石吞吐量同比减少11%。此外，12月CDFI较11月小幅抬升，截至12月30日，CDFI收于826.91。 预计信贷12月新增1.4万亿，社融新增2.7万亿，增速分别反弹至12.9%和13.8% 预计12月人民币信贷新增量为1.4万亿，对应增速为12.9%较上月上行0.1个百分点，我们的判断相比目前市场较为悲观的预期有较大反差。12月信贷数据有些负面影响因素，如银行为1月信贷开门红储备项目，很多贷款挪后至2021年年初发放，以及近期按揭贷款、地产开发贷受限等。2019年12月新增信贷1.14万亿，我们看2020年12月仍能同比多增的主要原因在于：1、信托贷款监管强化使得部分融资需求转向表内；2、企业信贷需求仍然旺盛，尤其是制造业投资11月当月增速攀升至两位数增长，意味着盈利改善的情况下，企业对未来经济形势乐观，资本开支意愿增强，企业中长期贷款仍将较为乐观，MPA考核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比，此逻辑均在延续；3、表内票据预计有近4000亿的净增量，主因表内信贷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企业年末发放奖金等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更有意图通过票据贴现的方式获取资金。 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次提出“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2020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20万亿左右”，根据我们的预测值，2020年全年信贷新增将为19.8万亿。 预计12月社融新增量达到2.7万亿，增速13.8%，较上月提高0.2个百分点，结构上，信贷、政府债券、票据融资、贷款核销是主要支撑。其中，12月政府债券项目对社融贡献预计仍有超5000亿；虽然12月信用债收益率自高位回落，但受11月信用违约事件的冲击影响，12月企业债券净融资仍将低迷。值得注意的是，受信用债融资受阻及经济修复、贸易往来增多的双重影响，12月票据发生额继续大幅增加，预计未贴现票据规模对社融有超4000亿的贡献。2020年银行加强贷款核销力度，预计12月规模仍可高于去年同期，即超3000亿。信托贷款将是12月社融的主要拖累，但受上述项目强劲的对冲，对整体社融规模不会构成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维持12月社融继续高增，增速有小幅反弹、维持高位的判断，这也是我们此前观点的延续，即2020年全年社融新增规模超35万亿较为确定，增速维持稳健高位。 12月央行基础货币投放较为宽松，DR007仅在月末高于7天逆回购利率，而年底财政资金“淤积”状况预计有所改善，预计12月M2增速反弹0.3个百分点至11%。地产销售、基建建设、制造业生产及消费活动的修复情况下，实体经济活力继续提高，但受企业年末支付工资奖金等因素影响，预计12月M1增速较前值下降0.6个百分点至9.4%。 年初以来，货币政策以保就业为首要目标，维持稳健略宽松的基调，随着失业率二季度以来逐步企稳，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缺失，从二季度末逐渐转向稳健灵活适度。后续我们提示，随着失业率压力缓解，需关注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由缺失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从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摘要首次提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来看，央行后续将更加侧重紧信用调控，随着经济修复，2021年一季度信贷需求旺盛，央行除了MPA考核压低各银行广义信贷增速，可能还会增加月度窗口指导。叠加广义赤字也会明显收缩，社融增速也将出现明显回落，这将是2021年货币政策调控主基调。 风险提示 中美摩擦强度超预期；新冠病毒变异导致疫情再次超预期蔓延。
2020年朋友圈中好友互动最多的广告，一定有WonderLab。 无论是不是减肥人士，一定都或多或少被动接触过这个代餐奶昔品牌。这一2019年初才成立的品牌，成为了该年天猫最受女性欢迎的瓶装代餐奶昔品牌，并在今年轰炸小红书与朋友圈，同时迎来一场资本盛宴——两年内完成三轮融资，投资方包括IDG资本、启晨资本等。 WonderLab走红的背后，是冉冉升起的轻食、代餐风口。 近年来，在年轻消费群体之间，刮起了一股轻食、代餐的火热浪潮。新一代消费主力的消费和饮食观念发生变化，对饮食的“健康”与“瘦身”更显关注，低脂低热且饱腹感强的食物备受推崇。 以WonderLab为代表的代餐品牌的崛起，其实是承接着轻食行业的发展。率先走强的轻食行业，由于产品同质、卫生质量以及口感不佳等问题，面临企业“昙花一现”的窘境。大浪淘沙之后，几乎没有品牌能够长足地存续发展。 因此，后起之秀代餐逐渐成为了资本追捧的热点——但代餐能走出一条和轻食不一样的路吗？这到底是真需求还是伪风口？ “跑步”抢“门票” 吃顿沙拉就健康了、吃顿代餐就减肥了——无论是出于真实地减肥健身目的，还是生活压力下给自己提供的安慰剂，代餐与轻食确实是在年轻群体中流行了开来。 它们代表的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核心就在于健康、营养、减负。其中，低卡路里、少油盐的食物都可以算作轻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明治和沙拉；代餐则指低热量、易饱腹，能部分或全部取代正餐的食品，有代餐粉、代餐奶昔、代餐棒等。 国内市场中，代餐与轻食是近几年随着年轻一代成长、生活方式转变，才出现的崭新概念。 其中，轻食行业的发展更早一步。轻食行业在国内经历了起步、热潮、到回归理性的周期，而这一切仅仅用了短短四年时间。 2014年是轻食沙拉的元年，米有沙拉、打开沙拉、甜心摇滚沙拉等第一批沙拉企业创立。2015年至2017年，市场处于资本持续加持的高温状态，米有沙拉获得真格基金天使轮投资，甜心摇滚沙拉完成A轮、B轮融资，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及美团旗下龙珠资本。同时这一时期更多创业者涌入，按照沙绿轻食创始人李科的说法，2015年上海沙拉店的数量不到50家，到2016年年底达到了三四百家。 但2018年后，行业出现大洗牌，包括甜心摇滚沙拉等明星企业业务关停，资本也随之降温，市场回归理性。回头来看，市场早就忘记了甜心摇滚沙拉这个风光一时的名字，记得的只有那场曾引起不小争议的、在北京街头组织300名外籍男子送餐的“斯巴达勇士活动”。 创业公司仅仅是轻食行业赛道的一部分，传统餐饮企业，洋快餐以及互联网企业也加入赛道进行市场争夺。越来越多的餐厅、咖啡店、烘焙店把轻食加入菜单，结合自身主营产品优势，侧面迎合市场需求。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应该是瑞幸咖啡，瑞幸咖啡在2018年下半年搞了一场促销活动，推出了一系列低价格的肉卷、三明治、司康，打出了“轻食风暴”的字号。 代餐食品存在已久，但直到2019年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代餐元年。 从市场表现上看，神眸数据显示，2019年3月到2020年2月，代餐在全网销售额达到36.47亿元。除了WonderLab之外，表现突出的品牌还有麦片代餐品牌王饱饱，在2019年“双十一”中其获得麦片品类TOP1的成绩；去年5月才在天猫旗舰店开售的新西兰代餐品牌Smeal，在2019年内单品卖出100万瓶，销售额突破1150万元。 资本也开始向这一赛道涌入，WonderLab、超级零、野兽生活、王饱饱等代餐品牌先后获得融资。并且今年，这一融资浪潮还在持续。 相比轻食较为单一的“素食+低脂肉”的模式，代餐的种类较为丰富。其中包括代餐粉、代餐饼干、代餐乳制品、燕麦、能量棒，并且口味上不断推陈出新，由甜味向咸味转变，更符合中国人的多元化饮食需求。 除了创业公司外，一些传统的大型食品企业也争相进入赛道，包括康师傅、中粮、百草味等等。部分国外的代餐品牌Smeal、Huel，也相继入驻电商平台。但在实际竞争中究竟谁能更胜一筹，依旧乾坤未定。 从融资情况中可以观察到，近两年资本把从轻食上收回的热情，重新投向了代餐赛道。 但轻食短暂的风口期给人以警醒。面对代餐风口的火热，我们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到底谁在吃代餐？代餐市场又能有多大潜力？ 女性撑起代餐市场？ “斯巴达勇士”的营销活动受到不少诟病，但也揭示出商家的一个发展逻辑：讨好年轻女性。 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轻食还是代餐，都是由女性消费者撑起的市场。根据CBDN×天猫美食发布的《2020代餐轻食消费洞察报告》，代餐消费逐步日常化，覆盖了健身人群、减重人群、加班族以及日常保健人群等多种健康饮食场景。70%的代餐消费者为女性，其中85后90后贡献了40%的代餐消费，而95后的未来消费潜力最大。消费主力人群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但三四线城市的规模增速不可小觑。 女性消费者为何选择轻食或者代餐？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健康饮食的需要，二是方便快捷的需求。 在轻食、代餐产品出现在大众视野之前，国内已经有相类似的产品存在，比如素食和减肥餐，但当下的理念上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如今的轻食更加注重膳食搭配，而不仅仅是吃“草”或是低热，对于酱汁热量过高以及营养均衡的问题有了显著改善。 类似的零食代餐则包括像芝麻糊、压缩饼干、燕麦片诸如此类。而如今的代餐更多意义上不再是上述的日常代餐，逐步向功能性代餐转变。消费者在选择上更注重营养、瘦身减脂以及口味的多种考量。 健康饮食除了需要营养均衡的基本要求外，还有断糖、瘦身的功能性需求。越来越多的当代青年，尤其是女性，对于个人管理愈发重视，而控糖瘦身势必伴随低碳水、低热量的饮食甚至于断食。传统的节食很容易造成饥饿感，并且口感也不佳，很难做到“吃不胖”的期望。而轻食代餐的出现迭代，就逐步满足了当代年轻人的需求。 另一方面，当代白领在经历“996”的摧残之后，自身做饭的意愿并不强烈。尤其是在加班和运动不足的情况下，利用轻食代餐来代替一两顿饭，不仅食用没有心理负担，而且也更加省时省力。在这一点上，代餐产品相较于轻食更胜一筹。 资本狂欢中的冷思考 2020年不少代餐类的创业公司获得了资本加持，但总的来看，还有很多资本机构仍处于观望阶段。代餐产品虽然依靠减脂瘦身收割了一部分消费者，可未来的长远发展依旧面临多重困难。 当前阶段的创业公司，都在深耕自己的细分领域。比如超级零主打的就是天然代糖零食品牌，乐纯主营酸奶制品，而ffit8则是蛋白棒、蛋白瓶。投资人当前看重的是产品特色而非标准化，目标清晰、产品出色的创业公司有能力率先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相反标准化则意味着未来可替代品的威胁。 “打败你的不一定是同行，也有可能是跨界。”代餐全品类的竞争也异常激烈，像三只松鼠(行情300783,诊股)、良品铺子(行情603719,诊股)这样的零食品牌，就面临像keep之类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争夺。因此反观创业公司，即使可能短期通过网红单品获得了客流和知名度，但长期来看品类重叠而造成的竞争，仍旧是不可避免的局面。 同时，线下经营打入门店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产品渠道的合作是其中关键的环节之一。传统食品行业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供应链条，因此在销售等环节会相较于创业公司具备优势。但所幸这种优势并不是垄断性质的，创业公司的线下经营依旧具备机会条件，只是布局周期会更长。 代餐产品的定位是“零食”，即便有营养价值，也不能完全替代三餐。目前在市面上存在一些产品鱼目混珠，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损害。代餐企业属于食品领域，需要遵循食品安全的规定。同时此类产品在宣传上可能存在打“擦边球”的情况，虚假宣传没有得到有效抑制。随着未来规模的扩大，行业监管标准可能会趋于严格。 代餐产品的价格相比于普通零食会更高，单品利润空间更大，但回购问题依旧是个困局。如果不打破边界，最终的用户依旧只能局限在健身人群。而回购难的痛点正是在于口感单一，口味不佳，仍旧不能满足顶替一餐的原始设想。 目前的代餐企业推出了盒子产品，来增加产品的体验层次。不仅局限于饼干，肉干，能量棒这类小零食，也推出了拌面，米饭等产品，期望能够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口感需要。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产品看似是代餐行业的革新迭代，但从食品业的整体角度来看，不过是速食产品打上了营养化的旗号。如果再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新鲜度，则必须配备冷链服务，而这一切似乎又回到轻食沙拉的老路上。 轻食沙拉在经历野蛮生长后，回归理性，看似和代餐行业发展模式截然不同，但最终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困局。轻食沙拉一般从线下门店起步，通过外卖配送行业进行经营，但问题在于门槛低，产品单一，并不能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加之食品的保鲜储藏成本较高，很难形成大连锁的经营格局。 虽然2019年是代餐行业元年，但留给新创业公司的机会已经很少。轻食、代餐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但是在经营中依旧受制于饮食文化、现实条件。空谈健康生活，希冀消费者通过宣传噱头来购买产品，最终还是会败给现实。企业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产品打造品牌、赢得人心，深挖渠道，占据更大的赢面机会。而投资者的投资不在于打造短期爆品，而是长期的价值取向。
近日，记者从重庆商务委获悉，2020年1月至11月，重庆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12837户，同比增长4.48%。 自设立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经过探索与实践，已经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发展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发挥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支点和“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联结点重要作用，在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等方面开展个性化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特色经验。 重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取得了良好成果，获批全国第四个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以及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便利化、平行汽车进口、铁路运邮等试点政策，这都是重庆自贸试验区与企业携手，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平台作用和口岸功能的体现。 重庆自贸试验区集聚了全市约五分之一进出口企业，贡献全市约70%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吸引了超全市40%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2020年以来，重庆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改革开放新高地作用，坚持培育壮大开放型经济主体，减少限制性措施，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率先推动区内企业复工复产复销，进出口保持平稳，外资项目陆续顺利落地。 据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3年，重庆将以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为统领，按照“2+4+1”思路建设。“2”即打造开放的产业体系和开放的政策体系。其中，产业体系围绕服务业扩大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两大方向，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互联网和信息服务、物流运输服务等，打造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集群。“4”即围绕集聚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探索人才对外开放、国际运输开放、金融创新开放、数字经济开放等4个开放，实施更为优惠的财税政策。“1”即与四川省联动，共同争取国家支持设立示范区实体建设区域，积极拓展发展新空间。 同时，围绕重庆特有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等战略和该市“一基地一枢纽四中心”建设进行制度设计，持续开展具有重庆特色的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探索。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顺应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转型重构趋势，着力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数字服务跨境贸易，助推重庆经济发展率先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重庆自贸试验区新三年建设目标提出，计划到2023年，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政策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重庆自贸试验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市比重达到75%；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市比重超过30%；新增外商投资企业（独立法人）占全市新增外商投资企业比重达到20%以上；年均新增市场主体超过1万户。（经济日报 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引言 各位领导上午好，我是赵伟，现在担任开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很荣幸能在这里给大家汇报我们的年度观点。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抱朴守真》，题目朴素的理解就是，遵循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今天汇报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理一下政策思路，只有认清转型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当下政策内核；第二部分讨论下明年宏观运行的主逻辑，这块目前市场争议较多，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论证，提出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将是明年主逻辑；第三部分，对明年主要经济变量进行拆解和分析，从中寻找投资机遇。时间原因，我尽可能精简。 正文 一、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我国早期发展阶段，是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经济压力比较大时，基建和地产是常见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政府加杠杆和居民加杠杆。早些年经济“效率”高，根本上是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缺少有效约束。2017年之前，地方政府对债务负担的考虑较少，以GDP为主要考核目标的背景下，各地有非常强的动力做大GDP，并带来杠杆的持续攀升、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地产链条对应的加杠杆行为，有点类似“货币化”的一个过程，早入场者都是受益的，压力堆给了后入场的年轻人。 以前杠杆较低、债务负担不大，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效率非常高。随着杠杆的不断抬升，债务对微观个体的现金流自由度、及经济行为空间形成明显压制。我们之前构建过一个指标叫融资付息率，用债务付息规模与新增融资之比，刻画资金利用效率的变化；这个指标随着杠杆不断抬升而抬高，2008年的时候约20%，而现在已经在60%-70%左右。指标抬升至40-50%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继续加杠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已经显著下降。近些年经常看到的，杠杆率持续抬升，而经济增速逐步回落。 从另外一个指标，也可以看到债务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压制，尤其是传统行业。我们梳理今年前三个季度信用债发行的募资用途，发现，80%左右的资金用来“借新还旧”的，进一步印证，伴随存量债务的不断累积，企业现金流自由度越来越低，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 认清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近几年的政策思路。2016年以来，政策重心始终在“调结构”上，阶段性的“稳增长”操作，更多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而不是重走老路。用一个通俗形象的比喻，不良习惯导致的慢性病放任发展下去，会影响生命，做手术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何解决？做手术的过程中，一旦有生命危险，立马缓一缓，恢复下状态；状态修复好了一些，就继续做手术。我在新书《转型之机》中用了足足一章的内容，专门讨论“去杠杆”、“调结构”与“新旧动能切换”三个概念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三个词放在中国转型大背景下是同一个意思。真正实现去杠杆，要靠“调结构”背景下加快新旧动能切换，而不是简单的收缩债务。 近些年政策思路一直一脉相承，政策操作上也有很强的逻辑性。尽管问题的根源在实体经济，首先解决的却是金融体系杠杆过高、资金空转等等问题，否则贸然在实体“拆雷”或导致“火烧连营”，进而加大经济运行成本，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我们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金融去杠杆”的过程中就是要梳理这些问题，通过持续抬高短端利率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随后通过资管新规相关的诸多细则约束金融机构行为。2018年，开始将去杠杆的重心从金融体系转向实体经济。只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等原因共振，导致国内经济冲击较大，2019年“缓一缓”。如果不是一场百年不遇的疫情出现，今年部分政策本应一定程度回归，比如资管新规到期带来的信用收缩，及对传统增长逻辑的冲击等。 疫情背景下的政府“加”杠杆行为，要客观理性的认识。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保护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是所有经济体都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居民与企业资产负债表“破碎”重建的成本会非常之高。客观认识的第二层含义，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在本轮稳增长政策中非常克制。用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来刻画刺激力度，中国显著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 货币政策就更明显了。疫情初期，三四月份国内流动性环境极度宽松，货币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一度倒挂，诱使出现资金空转、违规套利等问题。有一些企业发债融资之后，存入结构性存款套息差，从企业发债规模的异常程度跟踪来看，三四月两个月的套利资金估计可能有万亿规模。监管机构反应迅速，5月就开始打击违规套利行为，短端利率从极度宽松状态逐步回归正常水平，5月至10月结构性存款已压降超过3万亿元。 7月部分城市的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开始收紧，8月“三条红线”的调控政策出台，随后的一段时间，领导讲话时开始频繁提及防风险、稳杠杆、政策正常化等。防风险，防的主要是旧增长模式下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稳”杠杆隐含的是结构性“去”杠杆。再比照海外，以美国为例，财政刺激规模占去年支出比重高达34.5%，远高于中国的10%左右；货币政策层面，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降息直接降利率降至0-0.25%，无限量的量宽，导致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 在经济远未修复到位的时候，国内稳增长的政策局部政策就开始逐步退潮，这与传统周期大为不同，为什么会这样？放在转型框架下就很好理解了。近些年，政策的重心自始至终都在“调结构”上，“调结构”的大背景下，政策对“结构性问题”的累积，容忍度较传统周期要低很多。换句话讲，“稳增长”是为“调结构”创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环境，如果影响到“调结构”就本末倒置了，这时候就需要政策适当“微调”以应对。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的节奏本就是错位的；再考虑到国内外政策在“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的差异，会使得2021年国内外经济的表现大相径庭。海外本来就处在周期复苏的起点上，加上今年的货币宽松加码，会使得外需修复的强度堪比2017年，甚至某些时段修复的强度可能比2017年还要强。政策退潮的背景下，内需则相对平淡，尤其与“加”杠杆相关的经济逻辑，在明年都会不同程度的衰减。 二、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这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我再简单展开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讨论下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主逻辑是什么？最近在路演过程中，发现，很多机构内部对明年宏观形势展望时，分歧与争议都特别大。疫情影响下，经济活动的修复存在明显“错位”，疫苗推广的时点，政策“退潮”的节奏等，都会影响到经济研判，加大市场分析难度。有一个巧妙的视角，我们知道经济运行不是线性的，向上的动能很难量化；但是政策“退潮”下，会带来多大程度的信用“收缩”是可以找到“锚”，辅助我们的判断。把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的脉络、力度梳理清楚了，明年宏观经济的主逻辑，相应的市场投资逻辑、机遇与风险，就相对比较清晰了。 我们先看下，今年信用环境的显著超预期，主要来自哪里？政府“加”杠杆行为起到了主要贡献。债券融资中，政府借债规模相比去年大幅提升，企业借债行为改善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基建链、地产链，贷款结构指向的方向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疫情背景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后延至明年底，使得非标收缩放缓，也是重要贡献，以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为典型代表。 2021年，政策“退潮”过程中，从“加”杠杆到“稳”杠杆，自然会带来一定的信用“收缩”，我们可以简单做些测算。明年特别国债可能不会再有，赤字率也可能有所回落，使得国债净供给明显收缩。再看地方层面，财政部2015年提出地方政府债务率100%警戒线，过去几年地方债务率基本都在80%以下，今年“加”杠杆下直接跳升至接近100%。对明年而言，假设地方债务率100%，即便把分母项尽可能给的高一点，地方债额度也很难超过4万亿元，比今年少近1万亿。“加”杠杆到“稳”杠杆过程中，仅政府借债行为可能就要有2-3万亿元的信用“收缩”。 企业债券融资在今年的明显放量，与今年特殊的政策环境紧密相关，明年也要大幅削减。3、4月债券发行规模大幅放量，主要用于套息差，明年不具备这样的货币流动性环境。从债券融资的分行业数据来看，发债放量最多的板块主要服务于基建和地产，政策“退潮”过程中，企业债券融资缩量中性情境下，可能要比今年少1万亿左右。 匡算下来，仅政策“退潮”带来的信用收缩的力度可能至少在3-4万亿元左右。明年还有一个影响信用环境的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使得相关资管产品在资管新规实施之后逐步收缩，但今年明显放缓。明年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很多通道类业务不能做，可能带来多大的信用收缩影响，我们也相应做了测算。 截至今年年中，资金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这三个通道业务的规模约为13.5万亿元，假设自然到期而不是硬性压降的方式，通道业务压降到明年年底大概能压降70%-80%、对应通道业务规模收缩在10万亿元以上，相对应的信托和委托贷款的渠道算下来大概是在3-3.5万亿元左右。而这个地方还可能存在一定低估，通道业务收缩的过程中，信托、委托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也会随之压缩，进而影响到企业景气状况，相应企业发债或借贷融资的难度也会随之提升。此外，还有“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也会对信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现实世界中，经济行为与信用行为经常是互相支持、互相加强，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为了让模型预测的“锚”尽可能“牢靠”，我们在预测过程中，反复论证，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情景。这个工作，从10月底之后到现在，持续了2个多月的时间。以地方债务为例，如果按照红线要求及逻辑推演，中性情景下，地方债规模也要比今年少2万亿左右，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我们中性情境下给的假设是，地方一般债1万亿与今年相当，地方专项债3万亿、比今年仅少7500亿。 在这样一个中性偏乐观的假设前提下，我们测算下来明年底社融增速要回落至10%左右。很多人看到这个数据很难接受，觉得有2018年的“前车之鉴”，这种情况不会出现。2018年给我们的启示是，当问题出现时“打补丁”效率会更高，但“调结构”的方向从来没有变过，“加”杠杆到“稳杠杆”杠杆就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杠杆继续加下去，融资付息率会更高、资金利用效率会更低。 三、从“错位”到“收敛” ，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时间原因，后面的内容我就不再展开，简单做一个总述。 疫情影响下，国内外经济修复本身存在“错位”，政策“退潮”的时间点、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会使得明年内需和外需形成鲜明对比。外需会非常强，本身是周期性的复苏，加上今年又投放了很多货币。内需来看，政策重心已逐步回到“调结构”，从“加”杠杆到“稳”杠杆的过程，自然会带来信用“收缩”，但信用“收缩”带来的影响，与2018年会有本质不同。2018年信用“收缩”对各行业普遍有明显影响，而明年的信用“收缩”过程中，结构分化会格外明显。传统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而代表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传统行业中已基本完成出清过程的行业龙头，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小。 大类资产配置的结论，自然也就推演出来了。对于股票市场而言，风险是“阶段性”的、机会是“结构性”的。风险是“阶段性”的，是因为大家对于政策“退潮”存在明显的预期差，预期差收敛的过程中，市场会有较强的调整压力。但是，很快大家就会认识到，信用“收缩”或政策“退潮”过程中，行业之间、公司之间，结构的分化会非常显著。 债券市场而言，从信用收缩开始的那刻起，利率债的左侧时机就已经到了。只是操作层面，有三个难点。第一，利率债属于典型对总量经济反映的金融资产，总量经济的波动在变小，利率债的波动性也在变小，波段变短会倒逼交易者左侧思维；第二，左侧思维对择时的要求很高，但明年基本面格局让择时的难度大幅上升，内需短期无法证伪，外需还在加强，待内需能够证伪时，通胀预期又会有干扰；第三，信用收缩过程中，信用风险的暴露会导致很多金融机构的负债并不稳定，交易难度进一步抬升。负债相对稳定的机构，利率债的机会相对更好把握一些。 综合来看，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亦是一个非典型的经济阶段，用周期框架去套，哪个阶段都不太像。对资本市场而言，有机遇也有风险。 我今天就主要汇报以上这些内容，各位领导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相关专题：金融界年终策划—市场新浪潮 A股新权益时代
报告要点 认清经济加速转型的本质，是厘清当下宏观形势的前提。从经济“抗疫”到政策“退潮”，传统框架对2021年解释力或进一步下降、建议回归本源、抱朴守真。 从“托底”到“退潮”，政策重心始终立足国内着眼未来，疫情冲击不改方向 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理性克制。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政策积极发力，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等加大货币支持。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横向比较来看，国内财政刺激规模占比远低于欧洲的16.7%、美国的34.5%和日本的59.5%等，货币政策亦是如此。 “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从“加”杠杆到“稳”杠杆，信用收缩通道打开 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中国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贡献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3季度以来部分融资渠道已现放缓迹象。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中性情境下，2021年社融存量增速或将回落至10%左右。 信用“收缩”与经济“错位”交织，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分化，外需强于内需 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线下消费等疫情冲击板块仍将延续修复。2020年经济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产业链条为代表，后者以防疫物资、电子等产业链条为代表。2021年，“稳增长”链条支持力度或减弱，信用“收缩”下产业分化加大；居民收入与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 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外需改善带动的出口机遇，可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链等。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的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 风险提示：疫情二次爆发，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报告正文 认清经济加速转型的本质，是厘清当下宏观形势的前提。从经济“抗疫”到政策“退潮”，传统框架对2021年解释力或进一步下降、建议回归本源、抱朴守真。 1. 大国转型，政策重心始终围绕“调结构” 1.1 从“托底”至“退潮”，客观认识政策变化 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始终保持理性克制。应对疫情影响，主要经济体普遍通过政府加杠杆的方式托底经济，财政“一马当先”，以财政刺激规模与2019年财政支出之比作为刻画，美、欧、日分别高达34.5%、16.7%和59.5%。相比而言，我国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财政刺激规模占比仅10.9%，主要通过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和专项债发行等实施。 货币政策角度，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内政策的理性克制。疫情期间，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等，引导融资成本下降；同时，运用再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工具，重点加大对受疫情冲击较大领域的融资支持。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我国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其中，美欧等央行普遍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加码量化宽松。如美联储3月上旬与中旬两次操作，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1.5-1.75%大幅调降至0-0.25%，并进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计划等。 “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政策关注的焦点在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安全等。近些年来，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始终围绕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展开，疫情期间亦不例外，注重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与调节，并非“走老路”式的大放水。从近期公布“十四五”规划建议可以看到，政策思路始终坚持“调结构”的方向，强调结构转型、产业升级、战略安全等。 1.2 认清转型本质，方能理解当下政策内核 传统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下，杠杆持续攀升、资金利用效率不断下降，并非长久之计。传统增长模式，属于典型的负债驱动型增长模式，会导致债务压力的不断累积，进而使得微观主体的现金流自由度不断受到挤压，资金利用效率、经济活力持续下降。2020年前3季度，信用债募资用途中注明“借新还旧”的比例已接近80%，其中，建材、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超过90%。城投平台借新还旧的比例具有类似特征，对传统增长模式依赖度高的区域“借新还旧”比例更高，如西部、东北等。 高杠杆压制下，房地产和基建，这两大传统增长模式下的“发动机”，逐渐失去活力。传统增长模式下，“基建”、“地产”作为稳增长常用的两大抓手，分别对应的是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加”杠杆行为。每次“稳增长”操作，都会带来相应杠杆率的抬升。传统周期下，基建发力主要借助城投平台和国企加杠杆实现，导致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已显著超出“显性”债务规模。居民杠杆率的抬升，主要由按揭贷款推动；对中低收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挤压显著，导致了社会矛盾与金融风险的累积。 打破旧有增长模式的“桎梏”，归根结底要靠转型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加快切换，认清这一本质，方能真正认清当下政策思路。针对传统增长模式带来的债务压制，政策通过“控制增量”和“化解存量”两个维度，加快“旧经济出清”。包括，通过“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等约束地方政府无序的投融资冲动，通过“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抑制地产市场投机行为等。与此同时，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税费优惠、融资支持等，加快先进制造等新动能培育。 2. 信用“收缩”之年，返璞归真 2.1 2020年信用显著扩张，得益于政策托底等 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其中，前3季度[1]，政府债券同比多增2.74万亿元，占社融同比增量的30%；城投债、基建三大行业的债券融资及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52万亿，占社融同比增量的17%。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 [1]考虑到贷款分行业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此处统一用2020年前3个季度数据。 非标融资压缩显著放缓，对信用环境的支持亦不能忽视。本轮信用扩张，除了债券和贷款，非标融资收缩放缓也有贡献，前10个月非标融资净收缩3788亿元、较2019年同期少减1.1万亿元；其中，委托贷款和表外票据融资好于2019年同期，信托贷款收缩规模略大于2019年同期。非标融资收缩的放缓，或与疫情冲击下，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债务延期偿付和货币流动性宽松等措施有关。此外，房地产相关融资增长，也是年初以来信用扩张的重要因素。 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部分融资渠道已经出现修复放缓的迹象。3季度以来，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的斜率，已经开始“变浅”，企业债券融资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已出现回落，而信托贷款收缩幅度有所扩大。2020年底前后，政府杠杆行为对信用派生的拉动减弱、非标收缩加速、地产调控等影响下，信用“收缩”通道即将开启。 2.2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 2021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 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020年提高赤字率、特别国债与专项债的大幅扩容等，更多是特殊时期的应急手段、并非常态。伴随着政策回归“常态”，2021年相较2020年，国债发行量或明显回落。2020年，地方债大幅扩容，导致地方债务率飙升，已接近财政部此前拟定的100%预警线，意味着2021年地方债大幅扩张难以为续。近期财政部等多次强调，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常态化检查、有效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等，也会对地方加杠杆冲动形成压制。 随着资管新规过渡期的临近，资管产品收缩压力趋于加大，或加速非标融资的收缩。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至2021年底，并不涉及监管标准的变动，券商定向资管、单一资金信托等以通道业务为主的产品调整压力较大。截至2020年6月，通道余额或超13.5万亿元，其中券商、信托和基金子公司通道分别为5.9万亿元、4.7万亿元和2.9万亿元。通道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投资非标资产，其规模收缩或加大非标融资收缩压力（详细分析参见《2021年，或为信用收缩之年》、《非标收缩的压力》）。 “三条红线”等地产调控政策，对地产链条的融资影响也可能逐步显现。8月住建部和央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表示已经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对房企杠杆等设定“三道红线”约束。2019年A股上市房企年报数据显示，“三道红线”[2]中不满足一条、两条和三条的房企分别有19家、34家和55家，截至2020年3季度末的带息债务增速分别为6%、13%和15%，后两类显著高于监管要求的5%和0%限制，调整压力相对较大。此外，部分城市地产销售相关政策的影响，也可能对居民贷款产生影响。 [2]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净负债率大于100%、现金短债比小于1.0倍。 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社融增速或回落至10%左右；2020年底前后，信用收缩通道即将开启。政策“退潮”下，杠杆行为的拉动减弱、非标规模的加速收缩等，或成为2021年信用收缩的主要驱动力。中性情境下，信用环境的拐点将出现在2020年底前后；以社融增速为锚，2021年或将回落至10%左右，较2020年显著回落3个百分点左右；M2增速或将回落至9%以内，较2020年回落2个百分点左右。 3. 从“错位”到“收敛”，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3.1 疫情冲击下，经济从“错位”到“收敛” 2020年经济的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的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相关产业链条为代表，如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金属制品、非金属矿物、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等；后者以纺织业、电子设备等产业链为代表，最早受益如防疫物资、“宅经济”相关，随后到线下消费、后地产等。此外，部分行业还兼具了行业“自身”的逻辑支撑，比如医药制造、化工等。 [3] 球体的大小代表该行业对出口依赖度（出口交货值/营业收入）。 基建、地产的景气修复，得益于托底政策及“外溢效应”，其投资增速的高点或皆已出现。3月以来，得益于政策支持，基建投资快速提升，截至5月单月增速已修复至11%左右，创近年来的新高，是基建项目施工强度最大的阶段。伴随经济活动的逐步修复，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宽松的融资环境下，地产销售和投资行为快速修复，7、8月伴随新一轮政策调整，建安投资增速高点或也已出现在8月前后。 汽车等可选消费品在2020年的“结构性”修复，部分受益于托底政策“外溢效应”。汽车消费增速，4月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7月以来销量增速连续4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车型的销售改善最为显著，或部分受益于政策支持。诸如，部分地方政府推动的汽车补贴、牌照供给增加等促销费政策，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代表。另外，部分汽车品牌打折力度较大，对汽车消费也起到了一定支持。 2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增速的显著改善，与疫情背景下，主要经济体供需“错位”紧密相关。2季度，中国出口增速异军突起、重回正增长，与疫情“错位”下，中国产能的“替代效应”有关；中国在欧美、日韩、东盟、金砖中的进口份额，2季度较近年同期大幅抬升4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速的拉动超过20个百分点。年中以来，伴随部分经济体复工复产，“替代效应”支持减弱，“需求效应”支撑体现。以对美出口为例，7月以来疫情压制减弱，带动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快速修复，截至10月已修复至11.4%的增速，服装鞋靴、机械、汽车零部件等为代表。 3.1 政策“退潮”下，经济结构分化进一步加大 疫情冲击下，海内外修复节奏“错位”；政策的重心不同，又导致政策“退潮”的先后、力度亦有所区别。进而使得2021年内外需走势将出现背离。信用“收缩”背景下，国内传统经济动能压制明显，而“转型”相关产业等仍将保持高“成长”性，行业、公司之间的分化或进一步加大。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需求效应”的改善与“替代效应”的衰减，会导致出口链的分化。 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叠加居民收入修复，需求修复结构或有所变化，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随着债务压力加大、防风险加强等，地方“加”杠杆的能力和意愿或减弱；而政策“调结构”思路下，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优质项目可能较难出现大幅扩张，叠加资金支持的减弱，或使得基建投资压力上升。“三道红线”等调控下，部分房企缩减拿地支出等，对新开工和投资等的影响可能逐步显现。传统增长动能减弱的同时，前期修复较慢的线下消费等，将随着居民收入改善等继续修复，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相关大众消费等。 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库存周期的重启，以及疫苗的大规模推广，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的库存周期已经重启。7月以来，美国库存同比增速自历史极低位的-5.9%止跌反弹，持续抬升；库存领先指标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数，也大幅反弹至67.9%，刷新2005年以来新高。疫苗研发的进展顺利、有望在2021年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从主要疫苗产商的产能规划及订单分布来看，美国大概率在2021年1季度前后完成高危人群的接种，2季度接近全民免疫目标；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也能在2、3季度完成高危人群接种。 伴随疫情“错位”影响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7月以来，因疫情再度反弹拖累欧盟等生产型经济体的复产进程，“替代效应”对中国出口支持的衰减较慢。但随着疫苗大规模推广、带动欧盟等复产进程逐渐加快，中国出口链的支撑或将由前期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考虑到美欧等生产端的修复弹性较大，以及生产需求对应的中国部分中上游行业出口的“替代效应”已基本消失，未来重点关注中国这些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行业出口表现。 海内外修复节奏“错位”，与国内政策“退潮”，或使得国内经济结构进一步分化，部分有“自身”逻辑支持的行业修复或延续。随着海外“替代效应”消退、国内传统经济动能的减弱，部分前期受益于出口链和稳增长的行业，或面临驱动回归；而信用“收缩”，对部分传统负债驱动行业的压制，也可能逐步显现。同时，一些受益于“后疫情”时代需求改善，及供需格局优化的行业，可能相对容易走出“独立”的趋势，以中上游化工、造纸、机械和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可以持续关注。 综上所述，我们对2021年主要经济指标预测如下： 4. 研究结论 （1）2020年的托底政策，是应急之策、并非常态，中国在主要经济体中保持理性克制。为应对疫情冲击，国内政策积极发力，财政刺激规模占2019年支出的比重高达10.9%，央行通过降息、再贷款等加大货币支持。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理性克制，更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横向比较来看，国内财政刺激规模占比远低于欧洲的16.7%、美国的34.5%和日本的59.5%等，货币政策亦是如此。 （2）“后疫情”时代，政策“退潮”乃大势所趋，从“加”杠杆到“稳”杠杆，重心重回“调结构”、“防风险”。疫情期间的托底政策，导致实体杠杆率大幅提升，2020年3季度达270%，较2019年底抬升25个百分点，债务风险进一步累积。伴随经济逐步修复，政策“退潮”已然开始，5月以来打击资金空转、地产调控“三条红线”，以及频繁提及的“防风险”、“稳”杠杆等，政策逐步回归“常态”。 （3）2020年，信用环境超预期扩张，与政策“加”杠杆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政策逐步回归常态，信用修复最快的阶段已经过去。与主要经济体思路类似，中国也是通过政府“加”杠杆行为托底经济，表现为，财政大幅扩张与货币宽松。中国政府相关的融资行为，对前3季度社融同比增量的贡献接近50%，是信用环境超预期主要贡献。伴随政策逐步回归“常态”，3季度以来部分融资渠道已现放缓迹象。 （4）2021年，信用“收缩”之年；政策“退潮”下，信用收缩通道已然打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影响信用“收缩”的三条逻辑包括：（1）从“加”杠杆到“稳”杠杆，政府行为对信用环境的拉动，趋于减弱；（2）随着“防风险”加强、资管新规过渡期到期，通道产品等的压缩或加速非标融资收缩；（3）地产调控“三条红线”等政策影响。中性情境下，2021年社融存量增速或将回落至10%左右。 （5）政策“退潮”下，“稳增长”支撑逻辑将有所减弱，线下消费等疫情冲击板块仍将延续修复。2020年经济主要支撑逻辑包括，稳增长及其“外溢”效应、外需支撑下出口链景气等。前者以基建、地产、汽车等产业链条为代表，后者以防疫物资、电子等产业链条为代表。2021年，“稳增长”链条支持力度或减弱，信用“收缩”下产业分化加大；居民收入与线下消费等，前期修复不足、未来弹性可期。 （6）主要经济体的库存周期重启等，将带动全球经济加快修复；外需改善带动的出口机遇，可重点关注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链等。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库存周期已经重启；疫苗的大规模推广，会进一步加快全球经济的修复。伴随疫情“错位”影响的消退，出口链的支撑将由订单的“替代效应”驱动，过渡至“需求效应”的支持。服务于美欧生产活动的出口贸易行为等，值得重点关注。 5. 风险提示 疫情二次爆发，债务风险加速暴露。
2020年12月23日，“祝贺首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中国？西安中欧班列开行仪式”在陕西自贸试验区国际港务功能区举行。这趟货运班列于2020年12月4日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出发，沿着里海运输走廊，行程近8700公里，于北京时间12月19日抵达西安。班列满载42个集装箱的冰箱，货值千万余元，将从西安向全国分销。 围绕中欧班列长安号的高质量开行，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系统性、集成性创新举措，有效扩大了班列运输的货物品类，提升了班列运输的广度与深度，为中欧班列长安号高效开行提供了强劲动能。 截至2020年11月底，中欧班列长安号2020年共开行3441列，运送货物总重约264万吨，均是上年同期的1.8倍，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综合指标稳居全国前列。中欧班列长安号向西已开通西安至中亚、欧洲15条线路，覆盖45个国家和地区。 陕西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示范作用，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努力形成一系列系统集成性强、含金量高的创新成果，引领带动开放发展。例如，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围绕中欧班列长安号运营组织模式推出的系列创新举措，聚焦全国首家商业保理公司获批开展美元融资业务推出的“国际保理美元融资服务模式”等，均是在差异化改革方面的探索。 截至目前，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共形成300项创新案例，10项创新案例得到国务院和相关部委通报表扬，20项创新案例在全省复制推广，9项创新案例入选陕西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 据介绍，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区域将重点聚焦四个方面，当好开放的“领头雁”，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发掘特色优势，形成更多系统集成创新成果。利用“通丝路”平台扩大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为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规范发展提供实践案例；依托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开展创新，打造文化产业聚集区；创新会展领域进出口监管模式，探索扩大进口商品展示功能，不断提高自贸试验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作用，推进自贸试验区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业务。 二是强化内需导向，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自贸试验区创新，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着力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发展新一代先进制造业，积极培育新兴业态，围绕产业强链补链固链，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口岸、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吸引带动更多高端产业聚集；积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加快聚集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三是打通开放通道，不断提高扩大开放水平。促进投资、贸易、资金、运输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支持中欧班列长安号优化运营组织模式、提高通关效率、带动产业聚集、建设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构筑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加快陆港、空港联动发展，探索国际国内空陆多式联运服务，构筑立体开放大通道。 四是发挥带动作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主动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围绕一系列重大战略，在投资贸易领域依法依规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设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自贸试验区的载体和平台作用，推广相关经验，辐射带动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物流配送等环节协同创新发展，助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经济日报 记者 张毅）
绿色发展贯穿于“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也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始终坚持的重要发展方略。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下，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工具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首个由中央政府推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绿色发展、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指明了方向。中央提出的“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为绿色技术和知识产权创新带来了机遇。 绿色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发展的有力支撑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各国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这些彰显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对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挑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必须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有必要针对绿色知识产权创新构建一系列的制度机制和政策框架，发展绿色基金和知识产权基金，推动国际绿色知识产权、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金融的双边、三边以及多边合作，为绿色创新提供有力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国内外绿色技术创新现状 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0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绿色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包括绿色能源、节能技术、绿色交通以及核能发电四个类别，突出问题是绿色技术的国际专利申请在2019年几乎零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链条不顺畅（主要原因）。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绿色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首次提交过于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2019年，76%以上的PCT绿色专利申请来自申请量排名前五的国家或地区（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和韩国）。排名前十的国家或地区中除了中国和韩国，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申请有所下降。 近年来，中国的绿色交通技术专利申请量位于世界前列。韩国出台《低碳绿色增长战略》和绿色金融计划，大量投资于保障全国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低碳技术开发以及绿色生活环境方面，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绿色增长法律体系，为绿色经济提供新动力。美国非常重视绿色技术的发展，1948年颁布的《水污染控制法》、1963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和1965年颁布的《固体废物处置法》标志美国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美国绿色技术创新经历了从“治”到“防”的过程。例如，美国专利局于2009年12月推出专门针对环境友好技术的绿色技术试点项目，并且在专利审批方面启用快速通道。英国率先于2009年5月启动对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绿色通道。德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成功经验主要是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法律和经济手段并举，2050年德国有望实现零排放。北欧五国一直重视环境保护，将发展低碳、高效资源、社会兼容的绿色经济作为发展重点，在UNIPCC的框架及欧洲议会和欧盟的倡导下，依靠技术创新，探索出适合各自国情的绿色发展道路。应该说，实现农业、能源、交通、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等领域的科技创新与进步，解决就业，发展绿色技术，将成为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对于绿色技术的国际合作也带来了空间和机遇。 绿色技术是绿色发展的基石，而资金瓶颈是绿色技术发展的一大挑战。目前，中国绿色技术中小型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专利研发经费以企业自有资金为主，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资相当匮乏。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缺少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信息共享平台，投资者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缺乏绿色技术投融资渠道；二是绿色专业人才缺乏；三是配套激励机制尚不健全，绿色知识产权及绿色技术研发动力不足；四是绿色技术的界定、标准化和认证亟待完善；五是在以绿色专利为代表的绿色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服务、地方协同、国际合作等方面，制度建设仍不够完善，工作链条尚未形成，相关工作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尤其是针对那些真正的高价值绿色专利，国内亟须能够使技术快速落地的市场化转化机制，需要建立系统化的绿色知识产权战略和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推进机制。 政策建议 第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知识产权与金融创新协同示范区，试点建立国际化的绿色知识产权合作和技术创新平台，推进建立绿色技术信息库，将有关信息纳入全国性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绿色技术产业化，让绿色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有力的保障。 第二，在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国家级经开区、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建立绿色技术孵化器和研发中心，增加绿色专业人才供给，加强绿色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市场规模、生产能力、创新环境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全球顶尖绿色专业人才转移，培育高质量绿色技术专业人才队伍，激发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第三，优化绿色专利宏观管理与奖励扶持政策，包括财税和金融政策，减免绿色专利申请和维持费用，引导和带动相关产业对绿色技术的研发。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加强绿色知识产权保护，通过知识产权基金等工具大力推进绿色技术和绿色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发挥绿色金融体系在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的驱动作用。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金融工具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落地，完善绿色项目与绿色技术的标准，建立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完善财政支持、差异化监管等政策保障体系，提高金融机构服务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开展金融机构服务绿色技术的考核评估。 第四，推广绿色技术环境效益评估体系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以增强金融机构应对风险的信心和能力。同时，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和运行机制，尝试试点知识产权所有权长期化，促进要素流动，以知识价值为指向，积极引进人才。健全绿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行机制，打造一批具备知名品牌和核心知识产权的标杆绿色企业。 第五，建立绿色金融支持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框架，有效鼓励绿色PE/VC支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应逐步建立以绿色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以市场为导向、产融结合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绿色技术创新开展投贷联动业务；鼓励绿色发展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绿色技术银行、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支持领域，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激励机制，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积极推动绿色基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和投资落地。引导各类机构开展绿色投资，建立绿色投研体系和投资决策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产品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第六，将绿色金融试点地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建设有效衔接。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绿色银行、绿色基金，支持绿色信贷和绿色融资租赁项目，鼓励企业发行绿色债券，鼓励试点地区地方政府发行绿色市政债券。鼓励地方政府通过担保基金或委托专业担保公司等方式，对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提供担保或其他类型的风险补偿，为绿色科技成果积极、成功、有效转化创造条件。 第七，建议通过绿色基金方式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绿色投资和绿色技术研发，利用丝路基金、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等机构和国际资本实现“一带一路”绿色化发展。鼓励设立中外合作的绿色基金，发展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国内外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投资主体，有效发挥引导作用，对境内外机构参与绿色技术市场予以支持，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海外投资、自贸区（自贸港）发展有效衔接，推动绿色技术推广及国际合作。 第八，推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各部委合作建立不同领域的绿色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开展绿色知识产权合作，以促进不同领域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建立多方合作、多种形式的绿色知识产权基金，有效投资于重点绿色科技领域的早期和成长期创新企业，加速绿色技术专利孵化。 第九，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技术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新三板等上市或挂牌，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并购市场，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投资者退出机制。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上市融资。 第十，完善绿色技术创新的基础设施，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加快京津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协调发展，有效发挥绿色技术和知识产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协助国内外创新企业入驻绿色技术创新相关园区，形成集群效应。尽快完善绿色技术的分类标准和统计监测，推动绿色发展的国家立法，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建立绿色技术项目库，为科技创新引导绿色低碳发展明确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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