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降一升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解读2020年4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2020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对此,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进行了解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疫情防控向好形势进一步巩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改善。2020年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荣枯线以上,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8%,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和服务业分别为59.7%和52.1%,比上月上升4.6和0.3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截至4月25日,全国采购经理调查企业中,大中型企业复工率为98.5%,较3月调查结果上升1.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为99.7%,上升1.0个百分点。 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 4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状况较上月继续改善,但扩张力度有所减弱。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食品及酒饮料精制茶、汽车制造、石油加工等9个行业PMI指数高于上月,纺织、化学原料制品、造纸印刷等12个行业PMI指数低于上月。本月主要特点: 一是复工复产持续推进。生产指数为53.7%,低于上月0.4个百分点,制造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复苏势头。从劳动力需求看,从业人员指数为50.2%,企业用工量连续两个月增加。截至4月25日,全国制造业采购经理调查已复工企业中,77.3%的企业复产率达到正常水平的八成以上,高于上月9.4个百分点。 二是大中小型企业均保持复苏态势。大、中型企业PMI分别为51.1%和50.2%,比上月回落1.5和1.3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51.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生产活动看,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分别为54.1%、53.3%和53.4%,生产均继续回升。 三是需求恢复弱于生产。新订单指数为50.2%,比上月回落1.8个百分点,低于生产指数。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纺织、纺织服装服饰、化学原料制品等15个行业新订单指数低于生产指数,行业需求复苏滞后于生产。调查结果显示,反映订单不足的企业占比高达57.7%,部分企业反映市场需求疲软,产品销售面临困难,订单回补尚需时日。 四是进出口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国外疫情加速扩散,全球经济活动剧烈收缩,我国外贸面临较大挑战。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33.5%和43.9%,比上月下降12.9和4.5个百分点。部分制造业企业反映新签订的出口订单锐减,甚至已开工生产的订单被取消。 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上月 4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2%,高于上月0.9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和服务业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建筑业活动加快恢复。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9.7%,较上月上升4.6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高于总体。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7.1%和65.4%,比上月上升4.0和5.5个百分点,在复苏传统基建、加快新基建等政策推动下,建筑业复工复产明显加快。 服务业稳步复苏。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在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增加公共消费等政策推动下,服务业多数行业业务活动稳步恢复。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4个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高于50.0%。其中,与居民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位于60.0%以上,企业经营活动恢复较快;近期各地餐饮消费活动重启,餐饮业较上月明显回暖,商务活动指数升至60.0%以上;信息传输软件及技术服务商务活动指数上升明显,新动能进一步助力我国经济复苏和消费增长。 虽然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两个月回升,但部分行业复工复产仍然比较滞后。住宿、文化体育娱乐、居民服务等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大,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三个月位于45.0%以下,相关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 三、综合PMI产出指数小幅回升 4月份,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继续恢复。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53.7%和53.2%,环比一降一升。
4月30日,央行发布公告,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当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今日无逆回购到期,故实现零回笼零投放。 据证事听君梳理,整个4月份,央行都没有出手进行逆回购。央行最近一次开展逆回购还是在3月末——3月30日及31日,央行分别开展了500亿元、200亿元逆回购,操作利率均2.2%,较此前操作下降20个基点。 虽然没有开展逆回购,但央行在本月却有着其他“大动作”。 4月3日 央行宣布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0.72%下调至0.35%。 4月15日 央行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第一步落地,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长期资金约2000亿元。 同日,央行还开展了1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值得一提的是,操作利率较前次操作下降20个基点至2.95%。 4月24日 央行对当日到期的2674亿元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进行了续做,续做金额为561亿元。 Tip一方面,央行进行了缩量续作;另一方面,操作利率也较前次操作的3.15%降低20个基点至2.95%。。 “近1个月以来,伴随央行先后下调7天期逆回购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短端资金利率再下一个台阶。其中,截至4月29日,DR001和DR007月内均值分别降至0.95%和1.44%,较上月均值分别大幅下降34和40个基点,各期限Shibor也全线下行。”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证事听君表示,当前市场流动性处于较高水平是央行本月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的主要原因之一。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事听君分析道,自2月份以来,由于对冲疫情影响的降准、降息、大规模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宽松,银行间流动性始终维持在非常充裕的水平,DR007今年以来不断下降,至4月底已经降至历史最低位。在银行体系内部的流动性十分充裕的情况下,目前并无必要继续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规模。 不过,证事听君注意到,今日Shibor全面上行,其中隔夜Shibor更是大幅上行122.7个基点。央行是否会在五一假期后重启逆回购,在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逆回购操作利率是否可能进一步下调?图片来源:央行官网 “长假前一个交易日资金利率上行属正常现象,并不代表节后资金面会持续收紧,因此央行假期后马上重启逆回购的概率依然不大。”王青表示,逆回购利率是当前政策利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会和MLF招标利率联动调整,因此其在5月是否会继续下调引发广泛关注,预计5月份下调逆回购利率的可能性较低。 从原因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经过前一个时期的持续降息、降准及流动性注入之后,央行在近期的公开市场交易公告中确认,目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因此短期内进一步引导资金利率下行的需求较低。第二,当前短端利率已下行至历史低位。 而最需要注意到的第三点是,央行刚刚发布的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贷款审批指数环比快速上升14.1个百分点至64.7%,已显著高于上个高点即2009年二季度的57.2%。图片来源:《2020年第一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图片来源:《2012年第2季度全国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这意味着当前信贷环境已明显改善。”王青认为,接下来的宏观政策侧重点有可能出现微调,即会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拉动消费和投资,带动企业贷款需求明显上升,从而充分发挥现有灵活货币政策在提振短期经济增长动能方面的潜力。由此判断,未来一段时间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将会重点发力,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幅度将受到一定控制,资金利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也将较为有限。 陶金则有不同观点。“假期后,银行间的流动性不会立即出现大规模的收缩。但由于4月份原本的集中缴税时期被一定程度延后,并很可能在5月份或6月份开始陆续出现缴税期。”他指出,银行流动性可能会在未来被抽走一部分,因此逆回购的必要性也有可能有所加大。另外,地方债发行、财政加码等动作均大概率在5月份加快节奏。这些都指向了货币政策继续宽松,逆回购利率调降的概率也将加大。
本报记者 苏诗钰 4月30日,国家发改委发文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等决策部署,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证监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志着境内基础设施领域公募REITs试点正式起步。 发改委指出,REITs能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形成良性投资循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杠杆率。同时,REITs作为中等收益、中等风险的金融工具,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安全性强等特点,有利于丰富资本市场投资品种,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前期,中国证监会、发改委联合有关单位,对境外成熟REITs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组成联合调研组,对运用REITs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进行了广泛调研。在此基础上,证监会与发改委共同研究形成了试点工作方案,明确了试点业务模式。 《通知》明确了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基本原则、试点项目要求和试点工作安排。根据《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与发改委将加强合作,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依托资本市场,积极支持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优质基础设施项目开展REITs试点。发改委将就判断项目是否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政策、是否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法规,以及是否形成良性投资循环等方面,研究提出指导性意见。中国证监会已同步就《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建立专门的业务受理、审核、备案等工作机制,专人专岗负责,提高工作效率,落实各项监管要求。 《通知》发布后,中国证监会和发改委将协调相关单位明确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在此基础上尽快推出基础设施REITs试点项目,切实落实好《通知》要求,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编辑 孙倩)
本报记者 包兴安 4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先后部署出台多批税费优惠政策,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其中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减税降费规模超过市场预期,特别是针对疫情,今年新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对保障医疗物资生产、增强疫情防控能力、稳定市场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这也是在此前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减税降费落地效应,加大企业税费减压力度,促进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中国区域经济合理布局,有效挖掘市场经济潜能,努力激发投资、消费、外贸活力,为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起到了托底助推的关键性作用。”张依群说。 蔡自力表示,疫情发生以来,国家聚焦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稳外贸扩内需等四个方面,先后部署出台多批税费优惠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付树林指出,这些政策落实时间紧、涉及税费多、受益主体广,为应对好这些挑战,全国税务系统聚焦“四力”要求,会同财政、人社、医保等部门,畅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税费优惠政策红利及时惠及广大纳税人、缴费人。 蔡自力介绍,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累计实现减税降费7428亿元。主要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2020年新出台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3182亿元;二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2020年继续实施形成的减税降费4246亿元。最近,国家还陆续出台了扩大汽车消费、延续实施普惠金融和西部大开发优惠等税收政策,多措并举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9年我国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再次减税降费7428亿元,有助于降低企业负担,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今年出台的多批税费优惠政策,不仅具有增值税、所得税等减税的普惠性,也有行业、地域减税的针对性,实现了减税降费和金融、产业等多项政策的协同联动。”张依群说,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减税降费稳定经济的托底助推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加充分。 上海圣安达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安达”)财务负责人钱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次税费优惠算下来,将会为我们省下5万多元,再加上政府针对防疫工作的补贴,在整个酒店行业都陷入萧条的时期,减税降费政策实在是为我们免去了很多的后顾之忧。” 据钱萍介绍,自今年1月31日起,为应对疫情,圣安达运营的锦江之星酒店真北店被政府应急征为防疫集中隔离观察点。圣安达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其自身也背负着沉甸甸的运营压力:进入1月份以来,酒店营业额大幅减少,疫情发生后营业收入更是近乎为零,仅50%的酒店员工复工在岗,内部运行人手短缺,员工成本亟待解决,亏损状态持续发生。 在了解到圣安达面临的困境后,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普陀区税务局为企业“速配”优惠政策。锦江之星真北店属酒店行业,主要提供餐饮住宿服务,根据有关政策,疫情防控期间,对纳税人提供生活服务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免征增值税。另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房产或土地被政府应急征用的企业可申请减免相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据统计,圣安达公司一季度享受增值税减免2.3万余元。目前,圣安达已通过电子税务局提交了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申请,预计可享受减免税额近3.2万元。 张依群表示,下一步,要将减税的重点放在现有政策的落地实施效果上,确保减税政策不打折扣,让纳税主体确实有真实的获得感;同时要对减税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对阶段性减税政策进行有效评估和必要调整,确保减税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此外,加快推进税制改革,从经济结构、区域发展、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不同角度对现有税制进行减并归类,减少税种,提高税收和征税效能。 郭一鸣表示,经历了集中性的减税降费之后,建议把重点放在“精准实施”上,比如,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以及中小企业倾斜;针对保民生的具体工作和服务,出台针对性的税收优惠措施等。(编辑 张伟 孙倩)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REITs试点工作。《通知》对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意义进行了全面阐释,对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地部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通知》的发布是中国REITs市场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公募REITs试点对于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其重要性可以比肩注册制试点对于A股市场改革的意义。” 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具备可行性 张峥认为,公募REITs市场建设是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2007年至今,学术、政策和实务界在中国REITs市场的功能定位、运作模式、产品设计、监管规则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也做出了诸多尝试,目前法律框架、监管环境、市场准备等条件已基本成熟,进行公募REITs试点具有可行性。 “近期,新冠疫情对宏观经济增长、中小微企业,以及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不容低估,为了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需要推出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我们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在全球42个具备REITs制度的经济体中,大部分是在经济低迷、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时推出REITs,其目的是激发经济活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短期看,为应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通过REITs市场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支持经济重启;长期看,REITs市场建设将成为解决中国不动产投融资体制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破题之作,能有效填补中国资产管理市场的产品空白,拓宽社会资本的投资渠道,满足居民理财、养老金、社保资金的投资需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这个时点推出REITs试点,正当其时。”张峥对此表示。 根据《通知》的部署,中国将率先在基础设施领域推进公募REITs试点。基础设施与持有型房地产是REITs的两类基础资产。 张峥对此表示:“从全球REITs的发展经验来看,这两类资产的REITs市场均运行良好,发展成熟。REITs最早集中在持有型房地产领域,现已广泛应用于无线通讯设施、港口、收费公路、电力设施、物流仓库、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截至2019年6月30日,美国共有220只上市REITs,总市值达1.27万亿美元,其中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产品个数占比为22%,市值占比为31%;新加坡发行了8只基础设施REITs,市值约80亿美元;印度还制定了独立的基础设施REITs规则体系,已推出4只、市值36亿美元基础设施REITs,用于交通、能源项目。” 对于此次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的原因,张峥告诉记者:“应该说,无论从哪个领域开始试点,理论上均具备可行性。从基础设施领域启动试点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的改革尤为迫切。REITs可以盘活大量的存量资产,有利于防范地方债务风险、降低杠杆率,为新建项目提供资本金,是稳投资、补短板的工具,同时有助于通过市场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建项目,借助资本市场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二,针对中国的实践,应选择成本最低、最为有效的政策试点方式,还需要考虑到与国家其他相关政策(例如,房地产政策)的协同与协调。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试点,可以降低试点工作的复杂性。从基础设施领域起步,是经过大量调研、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依照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并参照境外成熟市场经验的稳妥、合理选择。” 《通知》主要有四大内容 对于此次《通知》的具体内容,张峥认为包括以下四大部分。 一是《通知》详述了基础设施公募REITs的试点方案。首先,该试点方案体现了中国公募REITs的重点发展方向。中国公募REITs将依据全球标准化REITs基本特点,以公开发行、公开交易方式,坚持权益型导向,实现REITs穿透持有不动产权益,其中收入结构要求、分红比例、杠杆率及治理结构等具体规则参考成熟市场规则制定,按照有助于实现降低主体杠杆率、盘活存量资产、完善不动产资产定价机制的方向推动实施。 其次,《通知》明确了公募REITs试点的产品模式,即由符合条件的、具有公募基金管理资格的证券公司或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封闭式公募基金,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并通过购买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ABS)的方式完成对标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收购。这种模式,市场中称之为“公募基金+ABS”模式。上市载体的选择是推出公募REITs的重要问题。REITs按组织结构分为公司型和契约型两种模式。在我国境内,公司型REITs面临《证券法》关于股票发行上市的严格限制,且《公司法》当前关于公司设立、股份转让及利润分配等规定与REITs运作也不相适应。“公募基金+ABS”模式充分运用了现有制度框架,具有可操作性。公募基金投资ABS证券有效避免了公募基金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或不动产可能存在的法律争议,同时借助企业ABS的成熟机制与模式进行合理估值,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应用公募基金作为载体实现公开募集和公开上市,以此来降低不动产投资门槛,使得广大公众投资者配置不动产资产成为可能,为居民提升财产性收入提供高质量的大类资产。 第三,《通知》确定了推进基础设施REITs工作的基本原则。《通知》中表明,推进基础设施REITs的基本原则是:符合国家政策,聚焦优质资产,坚持市场化原则,坚持权益导向,稳妥开展试点工作,推动长期健康发展。其中,坚持市场化原则是保证中国REITs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核心。中国REITs市场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一个公开、透明、有效的市场,保护投融资双方的利益,为投融资双方创造价值。 第四,《通知》列示了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项目要求,具体要求包括三个方面,即聚焦重点区域(优先支持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长江三角洲等重点区域,支持国家级新区、有条件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聚焦重点行业(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包括仓储物流、收费公路等交通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工程,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固废危废处理等污染治理项目。鼓励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高科技产业园区、特色产业园区等开展试点),以及聚焦优质项目。《通知》中强调“优质”项目。所谓优质项目,核心在于权属清晰,具有市场化经营模式,具有持续、稳定现金流,发起人及运营企业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在市场化原则下,优质项目最终要得到投资人的认可。 那么,试点项目要求的设定有哪些出发点呢?张峥认为:“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出发点。一是为REITs长期健康发展开创一个良好的开端。二是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2017年以来,中央先后确定了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等重大战略,明确要求大力实施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加快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在金融创新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要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必须逐步摆脱靠各类杠杆融资来支撑投资的传统逻辑,发展建设理念的落地应依靠一个多层次、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作为不动产资产定价的‘锚’,REITs对于提升不动产投资的投资效率,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规模大,回报期长的特点,技术研发和应用商业模式具有不确定性。”张峥进一步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应过度依赖信贷融资,而要重点运用权益性融资工具,实现真正的多层次市场化投融资体制。新型基础设施中有众多不动产属性的资产,如5G领域的铁塔、数据中心等等。对于新基建项目的前期投资,无论采取何种退出方式,新一轮的资金供给均应来源于市场,形成良性循环的投融资链条。REITs可以成为新基建投资链条的最后一环,助力形成循环可持续的投融资生态体系。” 张峥表示,随着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在试点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完善制度规则之后,REITs市场建设应逐渐向其他领域推广。 “建设好金融,我们需要透过理性分析的视角去还原金融的本意,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定义并构建新一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找到破解‘金融发展之谜’的方案。REITs是好金融,大力发展中国REITs市场正当其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编辑 白宝玉)
本报记者 王思文 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启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募REITs试点工作。《通知》对基础设施REITs试点的意义进行了全面阐释,对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地部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今日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好金融,我们需要透过理性分析的视角去还原金融的本意,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定义并构建新一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找到破解‘金融发展之谜’。REITs是好金融,大力发展中国REITs市场正当其时!”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房地产投资为例,1999年到2018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长超过30倍。2018年,中国房地产投资累计值超过12万亿元,同比增幅达9.5%,较2017年的7%提高了2.5个百分点。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抵押品,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信用扩张的主要方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大多与地方政府密切相关,卖地收入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刘俏表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以土地、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为抵押品的信用扩张难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增长的发动机。从中长期看,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出现巨大变化,储蓄率下降,房地产价格和投资下降;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现有的产业投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房地产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急需优化配置。为了提升房地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等的投资效率,准确的价格信号极其重要。中国需要给房地产、基础设施定价和地方政府信用定价的‘锚’。建立起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投融资市场和信用市场价格发现的功能,引导资源有效配置。” 刘俏提到了两个问题“怎么更好地盘活巨额的存量资产?”“怎样才能提升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由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Edward Glaeser和Andrei Shleifer带领的研究团队2017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研究文章。采用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2000年至2010年的人均住房面积的增长数据,他们发现在中国的地级市层面,人均GDP和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城市(以人均GDP衡量)2000年至2010年人均住房面积增长幅度更大,显示出更加激进的房地产投资;而经济相对发达城市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则不那么激进。显然,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把房地产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同时也觊觎卖地带来的收入。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足够的产业消化就业,吸引人口流入,造成高空置率。截至2017年,中国商品房的年销售面积已经接近17亿平米,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0.8平方米。未来的增量部分的增长空间比较有限,中国不动产这个市场正从一个增量时代进入一个存量时代。怎么更好地盘活巨额的存量资产?”刘俏说道。 他进一步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现有的产业投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房地产投资和城市基础设施急需优化配置。但是,如果对城市的人口规模和消费需求及其未来的动态变化没有合理认识,很可能会导致大量不合理的房地产或是基础设施投资,带来金融资源的不当配置,而金融中介没有效率会导致金融体系风险的汇聚。在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怎样才能提升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 “按照金融学的基本法则,一项资产(金融资产或是实物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未来现金流的净现值,即未来收益的净现值。REITs本质上是将成熟不动产物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证券化;既具有金融属性,又具有不动产属性。通过REITs发展,可以把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资产和房地产资产的存量部分,还有未来大量的增量部分作为底层资产,纳入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里面来。通过对它们进行合理的估值、定价、发行、二级市场交易,实现价格发现(pricediscovery)。”刘俏表示,“如果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二级交易市场,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就会被挖掘出来,市场会对基础设施资产或是房地产进行相对准确的定价,这样给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基础设施提供一个很重要的定价的‘锚’。提供定价基准之后,可以根据资产的内在价值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相对合理的定价,从而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REITs是未来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抓手之一。” 刘俏最后说到,重塑这个时代的金融,需要新的金融发展范式。这不仅要求我们果断革新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和它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改变金融市场的形态以及金融监管体系,更要求升级金融思维,重新回归到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正确认知,坚守常识,在金融演进过程中涌现出的一般规律面前保持敬畏。“建设好金融,我们需要透过理性分析的视角去还原金融的本意,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定义并构建新一代的中国金融体系,找到破解‘金融发展之谜’(即,金融中介成本没有随金融大发展而相应降下来这一事实)的方案。REITs是好金融,大力发展中国REITs市场正当其时!”(编辑 白宝玉)
本报记者 闫立良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非常看好。”在4月28日下午召开的由证券日报社主办的“新证券法背景下的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线上研讨会”上,毕马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康勇表示,我国的银行、资管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已经取消外资限制,外资机构对此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很愿意参与进来。图片制作/郑凯鹏 康勇认为,国内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一定会加速增长。外资机构像一些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等,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们现在最大的顾虑不是中国市场够不够大,而是能不能有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实,今年开始实施的《外商投资法》等法律和政策,也都强调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我们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宣传和沟通,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政策。” 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在新证券法背景下,国内资本市场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创新发展,康勇提出了三个建议: 首先,资本市场的改革,必须要循序渐进。 康勇认为,《证券法》的修订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去年科创板正式试点注册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年3月1日,发改委和证监会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发行开始施行注册制,近日深改委也宣布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注册制改革循序渐进、逐步推进,未来中小板和主板全面实行注册制也将并不遥远。同样,《证券法》的全面落地实施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要与整个市场发展步伐相一致。 其次,资本市场是一个生态体系,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尽职尽责。 康勇表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董监高、监管机构,也包括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投资者等各个参与主体。注册制的核心就是高质量的信息监管和信息披露,需要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这是新《证券法》实施包括整个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基础,需要资本市场生态体系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共同维护好。 新《证券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责任监管,包括加大对这些中介机构、服务机构的监管力度。康勇介绍,中介机构普遍认为加强监管有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定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康勇提出,创新型的新经济、数字经济包括像AI、大数据等,一定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次疫情当中,可以看到AI、移动互联网等科技力量对整个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咨询机构发展最快的一块业务就是帮助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康勇介绍,数字化转型包括公司战略、公司运营、公司财务、组织架构等各个方面,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资本市场正在逐步推进的注册制改革,对帮助高科技公司融资,促进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创新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编辑 上官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