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记者郭慕清、马悦然）15日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地质工作在实践创新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下一步，将进一步发挥地质科技优势和地质资源优势，整合好自然资源部门的资源，跟其他部门做好衔接，共同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室主任吴登定表示，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找水打井、富硒土地、灾害防治、地质旅游和绿色矿山为主的“地质调查＋”特色扶贫之路，在解决贫困地区突出民生问题，助力就业增收等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效。吴登定介绍，在找水打井，解决饮水安全问题上，自然资源部在江西赣南红层区、滇桂黔岩溶区和西部干旱区等资源型、水质型缺水和季节性缺水严重地区，深入调查摸底，精准对接需求，根据当地的地质条件，成功找水打井1600多眼，总涌水量超过20万吨/天，为严重缺水地区贫困群众提供了生产生活水源保障。“在调查富硒土地，支撑富硒产业发展上，我们先后在贫困地区调查圈定绿色富硒土地2366万亩，支撑江西赣州、云南昭通、贵州黔西、黑龙江海伦等地建设300余处富硒农业产业示范园，形成了梦江南、虔农、五色谷等一批市场畅销绿色富硒农产品(000061,股吧)品牌，推动贫困地区走上富硒产业致富之路。”吴登定说。据悉，自然资源部还积极开发地质景观资源，发展地质文旅新产业。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各类地质遗迹景观资源2200多处，其中世界级的有98处，国家级的509处，通过挖掘地质文化元素和特色资源，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3处、世界地质公园5处、国家地质公园5处、省级地质公园26处，推动建设地质文化村10余处，着力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中新网上海12月16日电 (记者 陈静)来自浙江的44岁李女士近年来自觉腹围增大，原本以为是中年发福。谁知，竟是罕见巨大的子宫肌瘤作祟。记者16日获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科祝捷团队联合血管外科等专家成功为同时罹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切除了巨大的子宫肌瘤。这个肌瘤直径22厘米、重达近10斤，堪比一个排球。据悉，仁济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狄文教授当日对记者介绍，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的良性肿瘤，80%的女性绝经前都会罹患子宫肌瘤。他指出，通过经济、无创的妇科超声检查可以很方便地筛查出来，像李女士这样长达到22厘米才就诊发现的巨大肌瘤极其罕见。祝捷告诉记者，检查中，医生发现李女士盆腔中有巨大肿块，判断必有粗大血管与盆腹腔粘连，稍有不慎可能引起术中大出血。在即将手术前，患者又出现左下肢浮肿，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薛冠华介绍，这是肿块压迫盆腔静脉，形成血栓所致。这位专家表示，如果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个半小时的手术时间里，祝捷将肿块从周围组织中完整地剥离出来，周围粘连的脏器都得到了保护。术中，患者出血仅200毫升。据悉，肿瘤对血管的压迫解除后，下肢静脉回流改善，同时，在抗凝治疗下，静脉血栓逐渐溶解，在医生放置的滤网保护下，没有发生栓塞事件。据悉，患者已顺利出院，回到当地医院门诊随访。狄文教授强调，平时定期规律的体检对于疾病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完)
近日人民日报调查显示，一些国外减肥药、眼药水、药膏等药品在国内网络、微商等渠道销售，通过邮寄、代购等途径进入我国市场，给国内消费者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 药品代购这门生意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通过代购获得的药品缺少医嘱，用药不慎就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纵观这些漂洋过海的所谓“神药”，大多都披上了一层见效快、疗效好的精美包装。比如鼻炎喷雾“喷一下，鼻塞立刻缓解”，感冒药“只需一天，症状全消”，止痛药“全身伤痛都能治”，等等。但是，衡量一种药物不能片面而论，既要看有效性，也要看安全性；既要审视治疗作用，也要观察不良反应。倘若短期有效但长期有害，疗效显著但副作用明显，那么这样的药物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神药”，甚至有可能成为耽误治疗、加重病症的“毒药”。 吃药用药不是小事，是直接关系身体健康的大事。是不是在国外合法销售的药品，就可以随随便便进入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答案显而易见。未经批准进口的海外药品存在诸多隐患。原因就在于，很多国外药品在不同环境、不同人种、不同病症下会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在个人层面，非法入境的药品一般不具备中文说明书，患者对药品的使用禁忌、用法用量等很难掌握，极易造成误服危害身体健康。在国家层面，国内药物生产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国外药品的质量在国内的效果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另一方面，药物的运输和保管要求较高，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会严重影响药物品质。可以说，把药物等同于代购的一般商品，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正因如此，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和合法权益，我国对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制定了严格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按照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药品零售必须经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取得经营许可证，无证不得经营药品。但是，面对暴利的诱惑，仍有一些商家打着“科普”的旗号，吹嘘境外药物的功效，一旦出了问题就销声匿迹。调查发现，很多药品代购并不具备相关资质，也没有药师或药学技术人员的指导，无论是药品来源的真实性，还是用药服药的专业性，都没有办法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已有数十起因为代购药品而获刑的案例，给不少人敲响了警钟。 规范海外药品代购，目的是保护广大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打击的是真正危害人民身体健康、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针对海外药品代购销售渠道多、散、杂等特点，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协同配合。除此之外，电商平台有义务、有责任对海外药品代购信息及时处理，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通道，营造良好的药品网络销售环境；患者有必要增强网络购药安全知识，对来源不明、药效不明的药物保持谨慎。 在事关生命健康的选项上，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切都要以健康为基准，以法律为准绳。
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是不到1/4的孩子是城里的孩子。”换言之就是，有着高达3/4的孩子是农村孩子。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孩子与高中无缘时，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整体前景，而这又将直接影响中国产业能否顺利转型升级。 罗斯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负责人。从12岁起他就开始学习中文，学生时代还曾赴台湾地区交换学习过三年，因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罗斯高，于198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他30多年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他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他在那里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第一手的数据，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 前述视频实际源自他的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又是基于他与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之所以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他们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这令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城镇孩子。 这样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这些孩子很难跟上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和其自身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过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资本替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已经排斥了很多低端就业，而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替代性将会表现得愈发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经济体系又缺乏足够数量的产业技术工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其根源就在这里。为此，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罗斯高难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罗斯高教授自己为这道“难题”给出的建议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以此提高农村孩子的教育质量。这一建议，对于那些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很少流动人口的农村地区，无疑是适用的，也是极为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那就是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政府将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这些务工人员户籍所在的农村地区，那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在中国，很多城市一贯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各种行政（学校只接收户籍生或是提出极高的积分入学条件）、经济（提高学费和赞助费）的手段，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则势必让城市政府的上述行为合理化——国家既然已将相应资源，投入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户籍地，那么他们理应回去。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形成更多的留守儿童。中国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于2013年发布了题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推估，全中国有17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另外，在中国约有3000万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呆在城镇的务工人员的子女，虽可与其父母正常共同生活，但其父母承受的经济压力，却是空前的。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白云区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却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有人就曾算过，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另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劳动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这于绝大多数务工人员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其负面效应体现在：一将势必制约这些务工者的生育意愿，二将对这些务工人员的消费，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当前鼓励生育的战略，还是扩大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而言，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破解“罗斯高难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向农村进行教育资源的投入（这固然必要），而应是让这些资源，跟着孩子走、跟着孩子的父母走、跟着市场需求走（哪里有用工需求，他们的父母就会往哪里走）。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基于降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还是基于扫清鼓励生育、扩大国内大循环的后顾之忧而言，都应该要求和配合城市，不能限制这些孩子的流入。不仅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工作，也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可承受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于城市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同样的教育水平，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此外，相比于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相同的教育质量下，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孩子，也会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契合于城市需要的思维。
原标题：商务部：中国已启动RCEP国内核准程序 中新社北京12月16日电 （记者 李晓喻）中国商务部国际司副司长杨正伟16日透露，中方已经启动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国内核准程序，将努力在六个月之内完成生效准备工作，预计2021年五月底或者六月初就会批准。 杨正伟在当天中国贸促会举行的RCEP交流研讨会上称，RCEP将给中国带来诸多利好。一方面，RCEP各成员将整体上对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并采取极具包容性的原产地累计规则，将带动区域内货物贸易增长；此外，RCEP项下的各成员方在服务贸易章节各自都作出了目前为止非常高水平的承诺，也将给服务业发展带来机会。 他表示，RCEP将把构建开放、公平、便利的营商环境纳入协定，这将有助于RCEP各成员提高对营商环境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对区域的投资信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聚焦于该区域。基于这种种好处，中方将积极推动RCEP尽快生效实施。 “我们期待RCEP所有的成员共同努力，加快国内批准程序，推动协定在明年生效，越早越好。”杨正伟说。 他称，中方将积极做好RCEP同工商界的对接，使企业能够充分挖掘RCEP蕴藏的机遇，更好服务其商业活动。
“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李克强总理在12月1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李克强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是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在为企为民排忧解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针对目前政务服务热线号码多、群众办事多头找等问题，推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化。”总理说。当天会议决定，对涉及企业和群众的非紧急政务服务热线，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县责任，地方设立的政务服务热线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热线，号码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尽可能使用一个号码，方便群众记忆和使用，体现一个窗口服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指导支持地方热线优化工作。李克强说：“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企业和群众办事方便，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受理和办理，要注意分级处理，分清职责，主要是在市、县一级，部门要加强指导。”他强调，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不仅要方便群众拨打，更要优化流程和资源配置，强化技术支撑，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接，健全接诉即办和督办问责机制。“不能让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变成不方便拨打的‘冷线’，更不能变成总也打不通的‘空号’。通过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畅通下情上达渠道，进一步提高为企便民服务效率和水平。”总理说。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于房地产的表述备受关注，特别是没提“房住不炒”四个字，仅有“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一句话，又有人对楼市调控政策放松产生幻想。实际上，此次未提“房住不炒”，不代表政策导向有变，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不可低估。 今年上半年，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货币政策环境整体宽松，在这种背景下，部分资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房地产市场，导致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率先复苏，甚至出现房价过热、违规资金流入楼市的新情况。不过，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中央始终没有放松房地产调控，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个别地方刺激需求的政策也被叫停，显示了中央稳定房地产的决心和定力。 7月以来，中央多次开会强调“房住不炒”，释放出调控收紧的信号。其中，有两次会议共召集了14个城市“谈话”，重申“房住不炒”定位，首次强调“时刻绷紧调控这根弦”，要求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与此同时，7月开始，已经有杭州、东莞、宁波、深圳、南京、长春、海口、无锡、沈阳等多个楼市热度高、房价明显上涨、出现炒作氛围的城市相继收紧了楼市调控政策，其中，深圳、杭州、东莞等地更是“堵漏”升级，对前期政策“打补丁”。 尽管在一系列调控措施下，全国房价整体降温，但近期仍有成都、深圳、西安等地新房市场火热，“万人摇号”、“众筹打新”甚至“代持炒房”，宁波也出现个别楼盘投资客较多、部分特殊群体以落户和离婚为手段投资炒房、利用赠与规避限购限售政策等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成都和西安相继加码调控；深圳也表示正在研究综合调控政策，坚决打击市场投机炒作行为；宁波对此前新政“打补丁”，堵住炒房漏洞。这都体现了各地对中央“房住不炒”定位的坚决落实。 实际上，自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定位以来，这一调控主基调至今已经深入人心，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提及。如去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字未提房地产，当时也有人猜测调控政策或宽松，但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了“房住不炒”定位。而今年“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这已经为未来5年的房地产调控定调。 正如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所称，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这意味着房地产金融监管将持续从严。虽然限价政策造成一二手房价格倒挂，创造出了“天上掉馅饼”的财富效应，但那些“代持炒房”的投资客们，一旦被彻查资金来源将面临银行贷款被拒的风险。因此，不应该把房地产作为炒作品种有过高期望，炒房人不要低估中央“房住不炒”的决心。中央已经明确要“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未来随着长效机制不断完善，非常规政策退出，房地产市场将趋于理性平稳，炒房者将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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