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晚间，深交所公布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的第十二批获受理企业，其中IPO申请企业17家、再融资企业12家。至此，创业板受理的拟IPO企业合计达249家，总计募集资金达1668亿元。 、南方电网提供智能用电系列产品，核心技术及产品重点应用于国内智能电网建设。此次，迦南智能拟募集2.7亿元，用于年产350万台智能电能表及信息采集终端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又如三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羊马”），是一家主要通过公铁联运方式为汽车行业和快速消费品行业提供综合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显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的规定，三羊马所从事的“070208多方式联合运输服务”属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范畴。三羊马称，将紧密追踪行业先进技术及发展趋势，融合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方式，强化多式联运创新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此次公司拟募资4.6亿元，用于多式联运（重庆）智能应用基地项目（一期）、现代物流中心B区项目（二期）、信息化建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在家居领域，此次有2家公司获受理，分别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匠心家居”）、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趣睡科技”），两者在产品和发展方向上各具特色。 匠心家居主要从事智能电动沙发、智能电动床及其核心配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境外收入占95%以上，客户集中在美国。此次，公司拟募资10.08亿元，分别用于新建智能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新建营销网络项目。 趣睡科技则是一家以“智能制造和互联网+”为发展思路，专注于自有品牌科技创新家居产品的互联网零售公司，主要从事高品质易安装家具、家纺等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此次，公司拟募资8.05亿元，用于全系列产品升级与营销拓展项目、家居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数字化管理体系建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 此外，环保领域此次也有2家企业获受理，分别为以园林景观设计为主业的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主要从事HVLS风扇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与相关技术服务的开勒环境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均在两家的募投项目之列。
一场新冠疫情让很多骗子提前现了原形，很多骗局也因此提前结束了，这恐怕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那么，7月2日，在贾跃亭发声“要打工创业，并还要造车”的同时，江苏如皋发布了一张“情况通报”，宣布，发现赛麟汽车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王晓麟等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江苏赛麟巨额资金等问题，已经发现了重要线索，公安机关业已受理并正在对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行为展开侦查。 “老年代步车”骗国资 随着这则通报的发布，沸腾数月的“国有资产被骗案”正式被定性！那么，作为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为什么会被说成是骗取国有资产呢？ 因为根据报道，江苏赛麟是一家国有资产投资公司，唯一的国有股东是南通嘉禾，占股33.42%，其余66.58%都是王晓麟实际控制的四家企业股东所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南通嘉禾以货币及借款形式入股，王晓麟则以技术作价出资入股。简单来说就是，国资拿真金白银，而王晓麟拿的是所谓的无形资产。 那么，国资出了多少钱呢？66亿！而王晓麟一分钱没掏，他是以低速电动车技术，也就是俗称的“老年代步车”技术，这类车不具备上牌上路资质，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三款越野车技术使用权，作了多少价呢？也是66亿元。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王晓麟所提供的技术是否存在作价虚高？因为我们看到，依托王晓麟提供的技术，去年上市的赛麟迈迈，也就是一款“老年代步车”，在网上的销售量只有9辆。 更有意思的是，这款“老年代步车”的发布会，赛麟汽车花了几个亿，请来了国内外的流量明星，在北京鸟巢体育馆召开了一场史上最贵的“新车发布会”。在公司的各种宣传、造势中，有超亿元的高额付款流向了上海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唯一股东是王晓麟的太太。 现在的问题是，整个事件的主角――王晓麟，早在春节前，就已经携家眷去了美国，之前声称“因疫情的原因，买不到回国机票。”现在可以订票了，他又说“我回来毫无意义”。 言外之意，就是“烂摊子留给你们，我不想回来了。” 给美国地方政府画大饼 那么，这位王晓麟和贾跃亭不太一样，贾跃亭是中国国籍，所以贾跃亭一直说“我下周回国”这样的故事，王晓麟则是美国国籍，他回不回国，就要看回什么国，回美国对他来讲才是真正的回国，那么到中国来，只不过是一场骗局的表演，因为他类似这样的骗局，曾在美国也干过。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王晓麟造车之前在华尔街当律师，2008年他创办了一家新能源车公司，当时的启动资金还涉及移民诈骗。 因为按美国移民法规定，合格的外国投资者，通过在海外投资中心投资50万美元，就有机会成为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于是，王晓麟找了30多个中国人，问他们想不想要绿卡？就这样，融到了2000万美元。然后，在香港，买下了一个叫“Mycar”的专利，这个专利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低速电动车技术。 拿着这个专利后，王晓麟开始给美国地方政府画大饼。在数千万美元投资和两万多个就业机会的诱惑下，密西西比州就上钩了，不但给贷款，还承诺：每卖出一辆政府补贴1500美元。最风光的时候，王晓麟说自己的汽车公司销售网络横跨美欧，客户都是大公司和政府，甚至美国国防部都是他的客户！ 但现实是，2017年公司申请破产，他在美国都没卖出去一辆车。 这个骗局把美国司法机构给惹急了，取消了王晓麟给30多个中国人办理的绿卡申请，这些人就把他给告了。 说到这样，大家也就明白了，王晓麟其实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带着他的“造车梦”跑到中国来忽悠。 那么，同样是造车、同样的结果，王晓麟跟贾跃亭路径是一样的，只不过方向不太一样而已。那究竟是贾跃亭、王晓麟太聪明，还是我们投资者被什么遮住了双眼呢？这个答案倒是挺有意思的！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以“互联网+供应链融资”产品“链捷贷”为抓手，持续加大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的政策倾斜和信贷支持力度，助力疏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自产品上线以来，已与中建集团、TCL集团等230多家供应链核心企业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累计服务超7000户上下游企业，共发放贷款近7万笔、约470亿元，笔均贷款66万元。 “链捷贷”是农业银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研发的线上供应链融资产品，基于核心企业信用，以应收账款、存货、订单和预付款融资等形式，为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资金支持，具有“全线上、无接触、适用广、流程快”的特点。在银企系统直连模式的基础上，农业银行创新对接中企云链、简单汇等横向行业整合平台，促进供应链企业跨行业整合，提升产业链水平。目前该行已与中车、中铁、中建等124家核心企业通过中企云链平台建立合作关系，累计为企业融资95亿元。 农业银行积极支持处于供应链核心地位的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扩大产能，进一步拓展产业链金融服务辐射范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蒙牛集团商圈为例，目前已累计支持该商圈上下游企业494户，投放贷款23亿元。 根据上下游企业需求、供应链情况、核心企业系统及数据情况，农业银行创新“保理e融”“票据e融”“应收e贷”“订单e贷”等多项子产品，一企一策制定差异化的产品组合方案，涵盖应收、预付款、存货、信用等供应链融资业务的主流场景，进一步扩大上下游企业的服务范围。 针对传统保理、票据贴现等供应链业务仅覆盖到少量一级供应商，难以将核心企业信用背书传递至上游多级供应商的问题，农业银行运用区块链等最新金融科技，研发上线“保理e融”和“e账通”等“核心企业应付账款多级流转”产品，实现核心企业信用在供应链上的传导，让末端小微供应商获得低成本资金。
获悉，近期，BEIJING汽车与小桔车服达成战略合作，小桔车服成为BEIJING汽车首个汽车使用权交易总代理，双方将面向私家车、公务车和营运车辆等使用场景，提供租售服务。7月，BEIJING汽车旗下EU5和EU7两款纯电动汽车已经正式入驻小桔车服，面向私家车用户提供租车、先租后买等拥车方案。
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 我以为，要坚持宏观经济调控就要有GDP增长目标，即便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有政府年度经济增长预测，这是最起码的。如果政府有增速预测，这同政府有增速目标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多年来中国的增速目标一直是意向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目标也不是不可以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的。GDP（或者GDP增速）是几乎所有重要经济指标的分母，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许多重要经济、金融指标都无法确定，各种政策也无法协调。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正像何立峰主任所说的“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其他相关指标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中”。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财政赤字是3.76万亿，同时又给出了财政赤字率3.6%。很容易知道，隐含在这两个数据中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是5.4%。事实上，没有GDP目标连财政预算都无法编制，财政政策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货币政策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经济增速目标这个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如M2的增长速度，信贷的增长速度等等也无法制定。但央行自己肯定是有一个目标或目标范围的。否则，很难设想央行会如何制定和执行2020年的货币政策。易纲行长最近说：“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如果他心中没有通胀率和GDP的增速预测，他又如何能够预估全年人民币贷款量和社融量呢？ 因而，问题不是为什么政府不制定增长目标而是为什么不公布增长目标。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如果已经有了GDP增长目标，就应该公布了这个目标。好处包括：可以更好协调政府部门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同市场进行有效沟通。公布增长目标的好处还包括可以发挥政府各级和各个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作用。通过传递明确的信息，可以凝心聚力，对外形成积极预期。当然，政府还有其他考虑，公布不公布增长目标是各种综合考虑的结果。对此，经济学家难以置喙。 那么，“融化到各种指标中”的2020年GDP增速目标到底是多少呢？从已公布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我们知道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这是非常明确无误的。但实际增速目标呢？我们不知道政府所使用的2020年GDP平减指数是多少。根据历史趋势，可设2020年GDP平减指数上升2个百分点。这样，政府未公布的2020年GDP实际增速目标应该是3.4%。 根据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2020年实际GDP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为1%，则名义GDP增速应该在3%和3.4%之间。换言之，在2020年中国名义GDP实现5.4%的增速将是困难的。 不仅如此，由于需求约束，即便在2020年实现GDP2%到2.4%的实际增速，3%到3.4%的名义增速也存在很大困难。在消费和外需难于成为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必须维持相当高增速。而这又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的更高增速，而除非执行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此之高的增速是难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选择：容忍较低的增速或在提高消费和出口增速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主要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终的选择可能是两者的结合。 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 2020年创造900万新增就业是否困难呢？如果知道所谓的就业弹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算出为创造出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多高。已知2019年底就业人数为4.4247亿，创造900万新增就业岗位，就业增长率为2%。为此，实现就业2%的增长，GDP的增速应该是多少呢？这取决于就业弹性。中国学者对就业弹性的估算是不太相同的。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郑秉文教授认为就业弹性在0.31到0.42之间。如果要实现就业2%的增长，相对应于0.31到0.42的就业弹性GDP的增长速度就需达到6%和4.8%。 应该看到，即便新增了9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的失业人数，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计划失业率指标，失业人口仍然有2757万人，要高于往年。 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但把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对立起来，认为不应强调经济增长目标的观点值得商榷。宏观经济管理“纲举目张”中的“纲”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就业。有了经济增长目标，就可以确定其他目标。但从就业增长目标出发来确定其他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过去大家说，如果让地方政府设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增长、盲目投资。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呢？给地方政府下达就业指标，恐怕比给地方政府下达GDP增长指标的问题更大。为了实现就业增长2%的目标，调整统计口径？100个人可干完的事情让102个人来干？增加政府机关的冗员？或靠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劳动者走街串巷的密集型经济？ 总之，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就业问题变成失业救济和降低劳动效率问题，没有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新增隐性失业，是人均收入的下降。脱离经济增长我们不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而且可能会滋生腐败。当然，改变产业结构，如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还是有余地的，但是和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可能不会特别大。 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 在纾困阶段，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包括：减税降费，三项社保缴费阶段性免征，半免征，缓征，财政贴息，兜底采购双重政策，鼓励重点医疗物资生产，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安排救助补助基金，等等，这些政策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刺激经济增长阶段，除了继续执行过去已有的一些纾困的财政政策之外，重点应该转向刺激经济，让经济有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开支，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有四大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最主要的是有两项，一个是一般公共预算还有一个是政府性基金，我们在谈财政赤字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指的都是在一般公共预算这一块里的入不敷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差额并是不包括在财政赤字中的。当我们讲财政赤字是3.6%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的数额。根据政府所公布的数字，2020年计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03万亿，包括三块一个是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包括一点是调入、结转资金。这三块这些数加起来是21万亿，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量就是3.76万亿。但实际上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还包括了调入结转资金一项，过去几年的结余转到今年了。按定义，财政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76万亿元。但如果扣除3万亿元调入、结转资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18.03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为6.76万亿元。财政收入是通过税费等等方式把购买力从社会中提取出来，起到抑制经济的作用。财政支出是花钱买东西，起刺激经济的作用。赤字代表了净刺激，由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并不是从今年的购买力中抽出来的，所以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政府性基金里有些入不敷出的差额实际上也是财政赤字。如果把所有东西都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按中国的财政赤字定义，中国财政赤字由2019年的2.8%上升到3.6%。对比2009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2.7%的财政赤字率，不能不说2020年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是很大的。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本次刺激计划的规模理所当然要大于当年的“4万亿”。当然，“4万亿”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除上项目太快、太急，造成浪费外，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平台融资应该是“4万亿”的主要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大概率会低于5.4%的隐含增速目标。由于2020年的财政预算是建立在GDP名义增速5.4%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方面财政收入可能会明显小于计划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支出刚性，财政支出难以相应减少。这样，在2020年实际财政赤字就可能会显著大于计划财政赤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债价格因供大于求而下降，从而对国债收益率造成上升压力。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又会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息率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进一步施加下行压力。但是，如果放弃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就会在重大体制性和结构性调整未完成之前，过早滑入低速增长时期，从而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难以应付的挑战。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进一步增加扩张力度，中国的财政状况会因GDP名义增速低于预期（财政收入减少）而恶化。此时，可能会出现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 为了使国债可以顺利销售，央行可能不得不执行中国式的“量宽”，以冲销挤出效应。如果“知难而退”——由于财政收入减少，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扩张力度。这种选择的可能后果是：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跌、失业问题无恶化、杠杆率上升（因GDP增速下降）、不良债权增加；经济最终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 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选择：中国式QE？ 在疫情期间，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传统的货币政策来抗疫纾困，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在疫情期间，央行主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包括：公开市场的逆回购；降低MLF利率，引导LPR爆价下行；发放低成本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超准备金率等等。 公开市场的逆回购可以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息率，进而影响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MLF，向商业银行提供中期再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LPR。央行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工具。如众多基准利息率、专项再贷款、准备金率等等。在疫情期间，央行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抗疫纾困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下图）。 应该说2020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再者，在经济处于收缩期间，货币政策对增加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只能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在讨论货币政策时不必过多的考虑财政问题。执行宽松货币的目的是使银行能够给居民和企业发放廉价和充分的信贷，不用考虑更多的东西。但2020年下半年央行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使国债得以顺利发行。2020年政府计划新发行政府债券的总额是8.51万亿元。如果再考虑到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的发行、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帮助地⽅政府把融资平台债务转换为规范的政府债券以及地⽅政府专项债，2020年国债发行量将明显高于往年。此外，如前所述，还应该考虑到如果名义GDP无法实现5.4%的增速，财政状况会因财政收入的减少而急剧恶化。 2020年政府债券的大规模发行，有可能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使日后国债发行难以为继。因此，央行不仅应尝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抑制挤出效应，而且还应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 受法律限制，央行无法直接从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如果尽管有传统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国债融资依然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移，央行就可以考虑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由央行从二级市场买入商业银行从一级市场买入的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在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向公众出售国债的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商业银行购入等量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如上图）。 新冠肺炎是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只要不被种种传统观念束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创新，大胆试验。中国必能克服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 本文原发于网易，已获作者转载授权
据统计，二季度以来，已有325家公司披露定增方案， 合计募资金额约4600亿元 预计募资金额超50亿元的公司有21家，涉及资金规模约1560亿元 风乍起，产业龙头乘势而上，纷纷开启大手笔再融资，加码新动能。 据统计，二季度以来，已有325家公司披露定增方案，合计募资金额约4600亿元。其中，规模在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融资方案频频出现，市场热度提升明显。 与此前一轮再融资潮相比，近期启动的定增案例有着鲜明特点：在募资主体上，宣布大手笔融资的几乎都是产业龙头；在募投方向上，募资大多投向电子、新能源、新材料等科技产业，或者与科技密切相关的产业升级；在募资方式上，龙头公司大多没有选择“锁价”方式，而是面向更多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随行就市”。 在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人刘盛宇看来，注册制改革下，“核心资产+细分龙头”抛出再融资方案，可以促使创新资本形成，并发挥行业龙头效应，带动细分行业产业链的快速发展，加大研发投入，加速技术迭代，有助于新一轮技术变革。 募巨资，产业龙头竞相开启再融资 在此轮定增潮中，预计募资金额超50亿元的公司有21个，涉及资金规模约1560亿元。虽然在公司数量上的占比仅为零头，但募资金额占比达三分之一。其中，蓝思科技、紫光股份、浙商证券及中国化学的定增募资规模均预计达百亿级。 7月4日，中国核电披露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76亿元。其中，53.51亿元用于福建漳州核电厂1号、2号机组项目，不超22.49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定增对象为包括控股股东中核集团、关联方中核新兴产业基金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其中，中核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5亿元、不高于15亿元；中核新兴产业基金拟认购金额不低于2.9亿元、不高于3亿元。 中国核电是国内核电领军企业，核电装机容量占国内核电的半壁江山。公司此番募资投向漳州核电项目，将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装机容量及发电能力，进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此前的6月30日晚间，被视为国内企业级SaaS龙头的用友网络也抛出定增计划，拟募资不超64.3亿元，用于用友商业创新平台YonBIP建设项目、用友产业园（南昌）三期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借款。据悉，YonBIP项目致力于破局此前由外国巨头占据的高端市场。公司在方案中直言，目标是服务超千万家的企业客户、汇聚超10万个的企业服务的生态伙伴、连接超亿人的社群，实现千亿营收。 在投行人士看来，龙头公司大举启动再融资计划，说明市场对其竞争力、募投项目发展前景的认可。 谋创新，借力资本全面提升科技实力 与此前再融资潮相比，近期的定增方案大多瞄准科技方向发力，有的是公司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科技属性，有的则是通过定增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科技实力。 业内人士认为，这符合市场各方支持科创的大趋势。刘盛宇举例称，特斯拉在2019年和2020年通过美国资本市场再融资合计约20亿美元，从而成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的引领者。这些融资都是通过偏权益（普通股或可转债方式）完成。与之相比，国内新能源车企较难拿到如此体量的股权融资，很难与之竞争。 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紫光股份4月30日披露定增预案，拟募资不超120亿元，用于“面向行业智能应用的云计算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5G网络应用关键芯片及设备研发项目”“新一代ICT产品智能工厂建设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凭借此次定增，紫光股份将加码布局云计算、5G网络等先进技术应用。公司表示：“在云计算、5G网络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投入，承担起领军者的角色。” 又如蓝思科技，其7月1日披露的定增募集说明书显示，公司拟定增募资不超150亿元，用于长沙（二）园智能穿戴和触控功能面板、车载玻璃及大尺寸功能面板、3D触控功能面板、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等项目建设。其中，智能穿戴和触控功能面板项目面向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车载玻璃及大尺寸功能面板项目面向智能汽车；工业互联网项目更是致力于公司长期的产业转型升级。 广迎客，“随行就市”面向更多投资者 龙头公司启动定增方案往往会获得市场追捧。目前来看，这些公司并未对定增参与者设定过高门槛，也没有为引入战略投资者量身打造，而是采取更加市场化的市价发行方式，面向更多投资者。 按照现有规则，定增有两大核心要素：定价方式和定价基准日。定价方式有两种：定价和竞价。定价基准日主要有两种：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和发行期首日。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或者选择以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采用定价方式发行，即方案一披露就确定发行价格，俗称“锁价”；或者选择以发行期首日为定价基准日，采用竞价方式发行，即价格跟着二级市场“随行就市”，又称“市价”。 一般而言，定增参与者更青睐“锁价”方式，这样可以在方案披露时就确定价格，但需要参与者是战略投资者。在近期披露的定增方案中，“锁价”方案较少，“市价”方案更多。对此，上述投行人士认为，一方面是上市公司希望尽快推动项目，市价方案更加便捷；另一方面，市价方案可面向不超过35名投资者，能引入更多的投资方。 “还有一点，产业龙头本身的总市值和股本体量都比较大，按照定增30%上限规则，其增发融资规模较大，找寻一两个战略投资者的难度不低。所以，这些公司更倾向于6个月期询价模式，吸引最多35个投资者参与。”刘盛宇说。 需要注意的是，有着“龙头公司”“投向科技”等标签的定增方案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上述投行人士称，二级市场热度快速提升，给龙头企业尤其是科技类龙头公司更好的估值，使其更有意愿推出大体量的再融资计划。“现在趋势已经形成，预计会有更多的大手笔定增出现。”
随着大连港、营口港两大东北海上枢纽的合并进程迈出实质一步，辽宁港口的集约化发展之旅步入了新阶段。 7月7日晚间，大连港、营口港同步公告，大连港拟以发行A股方式换股吸收合并营口港，即由大连港向营口港的所有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交换该等股东所持营口港股票。同时，大连港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21亿元。 换股吸并完成后，营口港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由大连港承继及承接营口港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公告显示，本次大连港换股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即1.71元/股。由此计算，营口港与大连港的换股比例为1：1.5146，即每1股营口港股票可以换得约1.5股大连港A股股票。参照上述换股比例，大连港为此次换股吸并发行的A股股份数量合计为98.04亿股。 在异议股东的保护机制上，本次交易将由辽港集团（包括其下属公司）及/或其指定的无关联第三方向营口港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现金选择权价格为营口港停牌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均价，即2.16元/股。因营口港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进行分红，上述价格将调整至2.11元/股。 预案中明确，吸并完成后，大连港员工将按照原有聘用协议或劳动合同，继续在大连港工作；营口港的全体在册员工则将由大连港全部接收并与大连港签订新劳动合同。 资料显示，在辽宁省2000余公里的海岸线，密集地分布着40多个大小不一的港口、近400个生产性泊位。密集的港口分布以及生产设施建设导致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业务同质化以及压价揽货等恶性竞争问题，且在旧有的港口布局和企业管理体制下，环渤海地区的港口行业弊病愈发凸显，成为制约行业良性发展的瓶颈。 合并之前，大连港和营口港均是环渤海区域内领先的港口运营商。其中，大连港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集装箱枢纽港以及油品和液体化工品储运分拨基地之一、重要的矿石分拨中心、散杂货转运中心以及粮食转运中心。营口港则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内贸集装箱枢纽港、“一带一路”中欧物流海铁联运重要的中转港，亦是沈阳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枢纽港。然而，由于两大港口均位于辽东半岛，二者间存在着辐射范围高度重叠、业务内容明显交叉的问题。 如何破局？辽宁港口“双巨头”的整合工作自2017年便已开始。至2019年9月末，招商局集团已实现对辽港集团的控股，并成为大连港和营口港的实际控制人。 此后，招商局集团内部港口板块的重组整合步伐不断加紧。今年6月，大连港与营口港宣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停牌。不到一个月时间，换股吸并预案正式出炉。 “1+1”能否得到“大于2”的效果？据悉，本次换股吸并后，大连港和营口港将充分释放业务协同效应，通过资产、人员、品牌、管理等各个要素的深度整合，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行业影响力及风险抵御能力。营口港的低陆路运输成本优势、集疏运条件优势将进一步提升存续公司的经营效益，并且其下属的集装箱、汽车、煤炭、散粮、矿石、成品油及液体化工品等专业性码头均将纳入存续公司的统一战略规划和资产体系。 对于未来，双方颇有信心地表示，存续公司将有望成为东北地区最核心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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