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披露，继北京银保监局发文整治结构性存款业务之后，多地银保监局正酝酿出台整顿措施，已有银保监局针对辖内结构性存款增速过快的银行发出业务风险提示：要求逐月降低结构性存款规模，在年末将总量控制在政策要求范围之内。 所谓银行结构性存款，据银保监会的定义是指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但事实上，现在银行结构性存款却有不少变了味，相当数量的结构性存款根本就是一般的普通性存款，把全部风险都放在了银行身上，其风险由银行“兜底”刚兑，没有让存款人承担任何风险，产生了一种不良的银行存款导向。而且，目前看来，不少银行以结构性存款为噱头，大肆用假结构性存款来代替理财产品的发行；尤其是一些中小银行把结构性存款当成了存款竞争制胜的法定，屡试屡爽，滋生了一种对结构性存款的盲目“依赖症”。 正是因为目前各家银行普遍热衷于结构性存款，才使得结构性存款出现了非正常的大幅增长态势，也加剧了结构性存款市场的竞争乱象。据央行统计数据，2019年底全国所有银行机构结构性结构只有10.98万亿元，而到2020年4月底才仅仅4个月时间，全国各家银行的结构性存款余额就增长到了12.14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6%，创历史新高。结构性存款这种快速增长态势，明显属于一种很不正常的金融现象。因为，这与今年1至4月全国银行机构全部存款余额增长幅度9.7%相比，明显增长比例过大，难道可以说1至4月银行存款增长全部为结构性存款？这显然不符合存款增长的客观实际，也难免给人以荒谬的感觉。 就目前来言，银行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升现象将会带来诸多金融“后遗症”的，其带来的金融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结构性存款非正常上涨，会扰乱存款市场，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长的真实性，使银行结构性水分过多；尤其各家银行纷纷争夺结构性存款，会使出很多不规范、甚至是违规违法手段，不利于存款市场的公平竞争，影响了存款市场竞争秩序，容易诱发银行存款市场波动，加剧存款不稳定状态。而且，银行机构假结构性存款行为，明显属于打监管“擦边球”行为，挑战了监管法规底线，加大了金融监管成本，容易诱发金融市场乱象的死灰复燃，使前几年监管部门下大力气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取得的成效毁于一旦。 其二，商业银行为争夺存款将更多精力放在假结构性存款上，明争暗斗，造成存款在各银行机构之间的“大搬家”，无形之中提高了商业银行融资成本，而这种成本商业银行为了追求自身效益总归是要寻找转移的出路，于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戏剧就会隆重登场，商业银行会想方设法将结构性存款成本转嫁到实体企业身上，导致实体企业融资贵陷入一种难以解开的“死结”，会进一步遏制实体经济经营活力；尤其在当前中小企业遭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陷入困难之迹，再抬高企业的融资成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三，企业或民众享受结构性存款之利而不用承担结构性存款之风险，不仅异化了结构性存款原本的功能，也容易造成投资错觉或误导，让不少投资人认为银行的存款产品都是保本、保收益而稳赚不赔的产品，使民众逐渐对金融风险丧失足够的警惕，不利提高民众金融投资风险意识，更会让大量企业或民众加入到结构性存款投资活动之中，更容易累积较大的金融风险。 其四，这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用假结构性存款来欺骗监管机构，也无异于在自食麻醉经营灵魂的“鸦片”，更是一种危险的饮鸩止渴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商业银行的经营利润，加大商业银行经营危机，会恶化整个银行经营生态。 其五，容易导致银行资金流向空转套利领域，加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脱实向虚。目前不少企业以借抗疫救灾之名向银行获得低利率贷款然后再转为结构性存款套利，或将贷款流向楼市、股市及其他空转套利领域，恶化了整个社会资金流向生态，只会驱使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或社会资金脱实向虚，加大金融信贷重心转向实体企业的难度。 银行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带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害，作为银行机构都是心知肚明的，而且近几年结构性存款也一直成为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监管部门为此也出台了相关监管措施，即便如此，结构性存款治理却收效甚微，也难以从根本上杜绝，甚至商业银行还乐此不疲，真的让人有点想不明白。 事实上这并不难解释，其实监管部门也对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说出了一定的原因，比如个别银行在产品设计和宣传销售中仍存在一些不审慎行为，如产品嵌入的衍生品交易行权条件区间过于宽泛、产品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不到位等等，而这些都不过只是表象，并没有触及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的“灵魂”；事实上结构性存款乱象真正的根源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年商业银行同业空转、非标通道等业务受到严厉监管，尤其理财新规发布之后，商业银行负债更是受到较大制约，这说明监管部门“堵邪门开正道”的力度还不够到位，难以解决商业银行资金运用及资金来源的平衡，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责受到了较大制约，为突破监管限制，不得不打监管“擦边球”，在存款竞争上滋生假结构性存款的念头。 其次，监管部门虽然将结构性存款纳入了监管范围，但缺乏相应监管法规，对在结构性存款弄虚作假的商业银行处罚过轻，没有触及商业银行的经营灵魂，使得商业银行在结构性存款上的弄虚作假行为成本过低，导致商业银行对监管一直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样使得结构性存款乱象实际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和野蛮无序的“裸奔”状态，近几年在结构性存款上越监管问题越严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最后，银行机构设立过多，已到严重的饱和状态，尤其是小法人银行过多，在存款业务上相互不惜成本的争抢现象已到相当激烈的程度。小银行为改变存款市场争夺不利局势，想方设法通过结构性存款来增加存款。加上银行机构过多，存款上的竞争也是僧多粥少，不少银行机构为完成上级行下达的存款增长任务，在存款真实性监管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存款增长论英雄，不惜对基层银行机构采取逼良为娼的存款竞争考核方式。可以想象，只要银行机构设置过度的现状不改变，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 可见，对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乱象已到该下猛药动杀手的时候了，再也不能存在任何“仁慈”之心，尤其在监管上不能抱有打马虎眼或麻木不仁的倾向。目前，要从根本上遏制结构性存款市场乱象，应从四方面着手：其一，及时完善相关监管法规，针对结构性存款存在的种种乱象制定专门的法理金融法规，将结构性存款纳入有效法治监管轨道，增强监管的威慑力，提高违规违法成本。 主要是制订专门的结构性存款监管办法，将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的范畴、开展规模、开展标的和方式及相关信息发布披露作出明确规定，提高结构性存款信息透明度，增强监管的灵敏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消除监管法制缺位现象。其二，严把监管关，及时开展经常性的专项整治，将商业银行所有结构性存款及其行为纳入有效监管范围，消除监管真空。设立结构性存款监管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加大处罚力度，对一切假结构性存款行为一经查实，实行经济的、行政的双重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的金融监管环境，让商业银行对假结构性存款望而生畏。其三，及时加强引导，消除存款竞争上的本位主义思想，为净化存款竞争环境奠定坚实基础。督促商业银行开展系统学习或培训，提高确保结构性真实性的思想认识，让其自觉开展自我排查，将所有结构性存款的问题揭底，让结构性存款回归本源和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其四，对商业银行机构在空间上进行重新布局，对银行机构设置过多的地区适当进行撤并重组，消除为完成业绩盲目争夺存款而加剧结构性存款混乱无序的内耗式竞争现象的出现，为彻底整治结构性存款市场营造有利的竞争环境。
6月16日，上海召开全市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动员大会。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赵万兵在会上表示，该市金融业着力提高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普惠型贷款投放。截至5月末，在沪银行已累计发放疫情防控贷款1678亿元，支持企业1.26万户。 据了解，“重点行业名单对接机制”将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商务委等部门遴选的相关重点行业企业名单近2300家，推送给50家在沪银行。目前名单内企业已全部对接，累计新增贷款投放685亿元。 赵万兵透露，近期，上海市财政局会同金融工作局、上海银保监局出台了新一轮信贷风险补偿和信贷奖励政策，通过放宽风险补偿区间，鼓励加大信用贷款发放等举措，引导信贷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 在加强部门协同，着力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方面，上海金融业深化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向银行开放上海市8个部门提供的386项公共数据。在此基础上，推出“大数据+担保+银行”模式，通过担保增信，扩大贷款覆盖面。 赵万兵表示，目前，大数据普惠金融应用已服务3200多家小微企业，数据调用约5.5万次，为25亿元普惠贷款提供数据支持。为促进外贸企业融资，上海市推出“信保+银行+担保”融资服务方案，发挥担保分险增信对保单融资促进作用，进一步降低银行信贷风险敞口。 该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扩大担保贷款规模、实施担保费率降至0.5%等政策，截至5月末，共落实担保贷款3360笔近100亿元，同比增长50%。
6月16日，“激荡时代，逐浪未来” PMBA「课题发布」公开课在上海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做主题演讲。 李迅雷表示，疫情加速全球经济衰退步伐。总体来讲，这一轮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即便没有疫情，全球经济也是往下走的，疫情就是加速了全球衰退的进程。本来这个斜率比较平缓，现在是比较陡峭。 疫情和次贷危机、互联网泡沫最大的区别就是使得我们正常的社交活动、经营活动不能进行了。现在我们全球三大产业链，美国的，德国的和中国的，中国在产业链的中低位置，原来是在低位，中国这几年还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发展。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疫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阶段，我们现在经历了分化的时代，这种分化的时代恰恰又是我们长期的和平导致的。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在09年时候已经出现了下行，现在拐头的趋势是比较明显了。全球没有一个经济体处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在去年你看中国的GDP增速下降，到了6.1%，印度被大家看好，西方学者喜欢印度，中国很多的投资者也去印度了，但是去年印度的GDP就是5%多一点的发展，今年的话它的情况比中国更惨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了今年和明年的情况，他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全球今年是负3%，中国的话是正1.2%，美国是负6.1%，明年他认为全球的经济完全恢复了。这个报告是3月出的，它的条件就是下半年的时候疫情可以得到全面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它是偏乐观的。
中国经济复苏步入新阶段，在行政性复工复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同时，出现了“供需缺口扩大”的新现象——需求端复苏的速度越来越慢于供给端复苏的速度，导致中国经济循环常态化的瓶颈性约束从产业链供应链等供给侧因素转向订单缺乏等需求侧因素。 要想推动行政性复工复产向市场型深度复苏进行顺利转换，需要我们在快速落实中国一揽子规模化政策和有效需求提升战略的同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快速提升有效需求应当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焦点，普惠式的疫情救助应当向全面刺激有效需求进行转变，供给侧扶持政策应当向需求侧刺激政策转变。 5月的宏观数据大幅度反弹表明中国复工复产取得了超预期成效，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恢复比预期要快。 一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快速提升说明中国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其使命。到5月底6月初，规模以上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复工复产率超过了99%。工信部数据表明，5月下旬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到91%，全部工业复工率接近100%； 二是供给侧恢复基本完成，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比去年同期增速近低0.6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第一次有负转正，有4月的-4.5%上升到1%。全社会发电量也从4月的0.3% 上升到4.3%； 三是从挖掘机销售来看，大型工程和基本建设在恢复的基础上得到迅猛的扩展。全国挖掘机销售增速从3月取得11.4% 增长的基础上，4月和5月分别达到了61%和68%。在复工复产和相关政策的作用下各类需求参数出现了持续反弹。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停留在这些快速反弹的数据之上，必须深入把握一下几个现象。 一是复工复产率的快速提升和接近全面完成，并不意味着产能利用率和达产率常态化。到5月下旬，产能恢复到8成以上的规上工业企业仅占67.4%，规模以上工业还有15%达产率不足50%，规模以上服务业还有30%企业达产率不足50%，有资质的建筑业40%企业达产率不足50%。要提升企业的产能率和达产率必须要有充足的订单和市场需求，否则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特别是大量的服务业企业的产能恢复状况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基本处于停摆状态。 二是各类高频数据上升速度很快，但是总量水平却没有达到去年的常态水平。第一财经研究院公布的基于交通、能源环境、消费、贸易、企业与消费者信心5个维度、8个分项的日度高频指标体系“第一财经中国高频经济活动指数（YHEI）”，在6月4日仅为86%，还没有达到常态化100的水平，显示经济活动已快速改善，但仍未回到正常水平。 三是供给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的推动下上升很快，但需求端的恢复速度却相对延缓，供需缺口在经济运行常态化进程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出现持续扩大的现象。 利用6季度、4月、5月的供需宏观参数所测算的供需两端GDP名义增速缺口分别为1、1.7和3.8个百分点，其中利用5月的供给端参数测算出来对应的GDP增速在2.22%，而需求端参数对应的GDP名义增速却为-1.6%。因此供需缺口在复工复产进程中反而扩大了2.8个百分点。 其原因在于，在各类疫情救助政策作用下经济的供给能力能够得到快速提升，生产的基本面在2个月的停摆下没有出现系统性损伤，但需求端却在疫情不确定性和收入下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系统性损伤，同时即使在政策救助下也难以在短期中得到恢复。 四是各类价格指标的持续回落也充分表明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和需求不足的威胁。5月CPI和PPI持续回落，其中PPI持续4个月负增长达到-3.7%，说明工业萧条已经出现，核心CPI连续4个月低于1.5%到5月仅为1.1%，这说明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已经开始抬头，并存在加速的现象。 五是出口参数虽然4、5月连续正增长，但深入分析却发现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外需的冲击刚刚开始体现，而不是中国已经渡过了世界经济恶化带来的深度冲击的艰难期。 1）人民币贬值效应对冲了一些外部冲击，如果用美元计价，1-2季度出口增速存在在波动中恶化的趋势，5月人民币计价出口增速为1.4%，但美元计价增速为-3.8%； 2）中国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提前恢复不仅很好地补偿了一季度经济停摆的出口供应缺口，同时也在一些贸易竞争对手国家经济停摆时替代了很多的出口供应； 3）疫情带来的卫生防护物质需求激增是中国外贸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4）各类微观调研和宏观出口先行数据表明，2季度末和3季度的出口订单面临大幅度下滑的冲击 ； 5）中国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增速的大幅度回落充分说明目前国内内需十分疲软。5月份进口增速在4月份下滑14.2%的基础上进一步回落到-16.7% ，2季度激增的贸易顺差具有强烈的“萧条性顺差”的特性。 6）更为重要的是全球疫情并没有达到高峰，3月以来欧美第二波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刚刚全面体现，对于进口需求的冲击需要3个月滞后期，考验中国外部需求压力可能在3季度全面显化。 从上面5个方面可以清晰看到几个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1）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会在经济复苏进程中反而加剧呢？ 2）这种有效需求缺口扩大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复苏进入到新阶段呢？ 3）这个新阶段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当适度进行调整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停摆以及带来的各种问题与传统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具有本质性的差别。新冠疫情不仅给宏观经济带来供给的冲击，同时也带来需求和预期的冲击。经济社会的停摆在初期可能使供给冲击和预期冲击更为明显，供给收缩较需求收缩力度更大，而经济危机往往直接体现为需求的大幅度下滑，然后才是企业倒闭和供给损失；二是在疫情冲击下对冲政策首先是疫情救助，然后是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生命救助和经济主体生存救助，然后是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因此疫后经济恢复首先体现为社会恢复、生产恢复，然后才是预期与需求的修复，因此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往往体现为供给恢复快于需求恢复，特别是在行政性复工复产进程中供给过快恢复往往会带来需求缺口的放大，导致第二次停工停产。而常态的经济危机治理中往往直接体现为有效需求的扩张和需求缺口的缩小。 需求缺口的大幅度放大以及复工复产率超过90%，就意味着行政性复工复产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因为我们不可能进一步通过行政性手段来疏通疫情时期产生的断点和堵点来进一步提升复工复产率和产能利用率。市场经济循环面临的最大瓶颈不是企业在疫情中的停摆，而是有效需求不足。 因此，我们的工作重点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有效需求的快速扩展之上。我们不仅要扩张有效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要快速缩小已经扩大的供需缺口，需求扩展速度必须大大快于供给扩展速度。这就需要我们将政策的核心从经济主体简单的行政救助和保生存阶段向全面提高企业市场订单和需求的阶段。在补贴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应当加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供给端补贴政策、供给端扶持政策、供给端刺激政策必须让位于需求端刺激，通过促进供需平衡来恢复市场的循环。 因此，下一步的政策应当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1、必须从行政性复工复产转向市场自发型复工复产，在自发性复工复产阶段如果没有快速的有效需求扩展，很可能面临需求缺口进一步放大、就业难题全面显化等问题，因此供给扶持必须全面转向需求扩张，使需求扩展速度大大快于供给恢复的幅度，以快速缩小供需缺口，防止出现第二轮停工停产。 2、对于生产者的资金救助应当转向订单扶持和政府采购，对于生产者扶持应当转向消费者补贴，小微企业主体资金救助很重要，但必须惕防过度资金投放和过度授信。 3、考虑到3季度外部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快速强化内需的提升以缓解外需的收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标题：中国旺旺全年营收200.9亿元，受疫情影响下滑3%6月16日午间，中国旺旺发布截至3月31日全年业绩：2019财年营收200.9亿元，同比减少3%，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利润36.5亿元，同比增长5%。中国旺旺董事会主席及行政总裁蔡衍明在致股东信中提到，营收下滑主要因2019财年最后季度受到疫情波及，但毛利率受惠于产品组合优化及部分原材料成本下降，较2018财年45.4%成长至48.0%，因此净利润获得增长。中国旺旺表示，疫情对整体供应链及销售等环节的不利影响，2020年2至3月期间，集团销售受到较大冲击。集团已于3月份陆续全面复工复产，4月至5月，已恢复销售正常趋势，且较去年同期实现双位数增长。此外，中国旺旺强调，截至3月31日，集团账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约172.6亿人民币，并持有淨现金83.8亿人民币，面对不确定的全球金融市场具有充足的抵御能力。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旺旺于2008年3月26日在港交所上市，主要从事制造及分销食品和饮料。财报披露，2019财年，其乳品及饮料营收98亿元，占到总营收的49%左右。其次为米果和休闲食品，两项营收分别为56亿元和46亿元，占比28%和23%。此外，其他产品营收0.36亿元。相比上一财年，受疫情影响，中国旺旺米果、休闲食品、其他产品营收均有所下滑，但乳品及饮料较去年同期微增0.86%。同时，米果、乳品及饮料净利润分别约13亿元和3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83%和5.56%。中国旺旺表示，占乳品及饮料收益90%以上的旺仔牛奶同比增长1.9%，其收益自2017年以来保持持续增长势头。2020年集团将推出低糖、清爽口感的乳酸菌、O泡果奶等产品，以及植物饮、神萃茶饮等時尚特色饮料，满足健康、流行的饮料市场的需求。
双林股份6月16日晚间公告，公司副董事长吴少伟因涉嫌内幕交易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其实际控制的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7%）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吴少伟及新火炬立案调查。公告称，吴少伟已于近期向董事会提交了辞职申请，其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 公司最新公告强调：“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吴少伟个人及其实际控制的新火炬的调查。”据查，2014年双林股份收购了襄阳新火炬、兴格润共两名股东合计持有的新火炬100%股权，交易价格为8.2亿元，溢价率达300%。 2018年，新火炬业绩出现下滑，营收同比下滑2%，净利润同比下滑33%。但双林股份在2018年对新火炬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深交所要求公司结合新火炬2018年毛利率、期间费用等说明营收及净利润变动原因，以及2018年未对新火炬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长沙银行6月16日公告信息显示，6月15日至6月16日，该行第一大股东长沙市财政局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该行股份约503.61万股，占总股本的0.1472%，增持资金为3944.36万元；该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该行股份22.61万股，增持资金合计176.46万元，成交价格区间为每股7.79元至7.84元。 3月13日，长沙银行发布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自2020年3月13日起6个月内，该行第一大股东长沙市财政局增持不低于1000万股，该行现任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增持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157.47万元。 6月16日，长沙银行收到长沙市财政局以及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长、纪委书记实施增持的通知。本次增持主体包括第一大股东长沙市财政局；长沙银行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第一大股东提名或推荐的董事）：董事长朱玉国，董事、行长赵小中，董事洪星、冯建军、李晞、陈细和、杜红艳；高级管理人员：副行长王铸铭、胡燕军、张曼，董事会秘书杨敏佳，总审计师向虹，行长助理郦浤浤、谢湘生，首席信息官李兴双；监事长吴四龙，纪委书记孙平波。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长沙市财政局持有长沙银行股份约6.66亿股，占总股本的19.48%，本次增持后，长沙市财政局持股份占比为19.62%；行长助理谢湘生持有该行股份1.61万股，本次实施增持的其他管理人员在增持前未持有长沙银行股份。 长沙银行称，在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期间（自2020年3月13日起6个月内），不再重复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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