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新基建”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支持，不仅会促进产业链延展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投资机遇和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还会促进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如果把“新基建”看作是基础设施，那么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便是这个基础设施的外部保障设施和内部运营集成设施。由法律政策体系、人力资源、金融资本、社会环境、基础研究、研发中心、新型创新综合平台等有机融合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将为“新基建”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新基建”必将以推动产业发展新主体，以新的思维，新的方式，进行产品创新创造及新模式应用，引发市场科技创新的积极回应，这对各地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基建”推进 科技创新主体转型发展 “新基建”中的“基”是“新技术+”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新”是创新，包括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等手段进行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的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基建”推进科技创新主动创造新需求。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阶段，打造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体系，对于提升城市竞争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科技创新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硬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等，软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技术创新环境、金融环境和人才环境等。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政府、企业、市场、产业、金融、人才、制度和机制等创新要素紧密结合，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一种治理状态。各地推进“新基建”过程中，科技创新呈现出一种从被动适应需求到主动创造新需求的转变，这也正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核心所在。 “新基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基建”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企业是创新的基本载体，创新是企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人才机制是企业创造创新的内动力。“新基建”将为我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促使科技民营企业在智能数字化产业经济等方面大展拳脚。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企业管理转型升级，从资源管理转型到业务能力提升层面。传统企业的优势在“资源”，数字化时代，“创新”才是企业的核心优势。“新基建”将带动新消费领域的投资，支撑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延伸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链价值。 “新基建”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基建”本质上还是基础建设，只是更加侧重科技技术供给能力的建设。由于“新基建”具有技术属性强、专业要求高、投资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等特点，所以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统筹规划、规范引导、监管监督、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作用，这就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在现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分析运用等方面的能力。以科技创新驱动各重点领域数字化行政，将提升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治理现代化水平。深化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公正监管、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构建有利于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投资在土地、能源、税收、融资、政策等方面提供配套服务支撑，将大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企业数字化转型。 “新基建”亟须 科技创新体系补短板 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促进“新基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的协同发展。由于“新基建”尚处于起步阶段，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生态化的科技创新体系保障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短板，亟须尽快补齐，提高制度供给能力。 首先，科技创新政策缺乏连续性。科技创新政策环境的营造需要连续性和系统性的规范举措。良好的科技创新和生态体系，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不仅涉及政府对创新创业活动的规划，还涉及政府管理体制问题，包括部门权责归属和相关管理机构运行。创新主体能否真正获得政策带来的好处，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切实得到执行。当前科技创新政策支持精准度不够，不同部门和机构设立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统筹性不强，科技创新政策与财政、税收、金融、社保、人事等多项制度衔接不通畅。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生态环境有待完善，政策长效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落实。 其次，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整体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投入产出率低，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技术研发能力欠缺，部分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不高。科技研发与市场应用脱节，投资、研发、市场转化、产品应用等主体无法达成共识，原创性成果以及成果的市场转化水平不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产业技术储备不足，专利成果市场转化率较低。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协同性较差。 第三，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不健全。新设备、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市场准入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创新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制度不完善，最终成果的归属、价值的评估、产权交易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可操作依据。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对侵权行为的执法强度、惩罚力度有待加强。现行法律政策体系中，有关职务发明、知识产权归属、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的规定不适应市场创新和成果转化需求，科技人员在创新活动中的受益比例偏低。有关部门对创新容错未能形成统一联动的工作机制，社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尚未完全形成。 第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新基建”将催生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经济范式，同时可能会出现政府监管不能完全匹配市场主体创新发展需求的问题，诸如线上线下政务业务办理平台不统一、服务标准机制不规范等。科研管理体制不顺畅，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不科学，使用效率低下，监督不到位等困局依然存在。高端制造等科技创新要求在更高端领域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留好人才，而当前的保障机制尚不完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开放式国际交流平台规模和体量较小，科技创新机构建设协同性不足，亟须加快以信息流和数据中心为枢纽的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有效整合和协同创新。 加快构建科技创新生态系统 保障“新基建”落地 “新基建”以科技创新为内动力，以企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建设主线。加快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系，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实现，有效支撑“新基建”的落地推进都要求我们深化改革，协同推进政府管理服务体制改革、搭建新型平台、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措施机制。 第一，综合施策精准布局“科技创新+”体系。结合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布局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人才、平台等科技创新要素。精准制定“网络+”“智慧+”“数字+”等科技战略。建立适应新技术新需求的科技创新制度，以制度创新促进科技创新，为“新基建”提供制度保障。积极培育创新型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小微企业，培育形成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建立政策链、服务链和资金链联动的创新发展模式，从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创新载体建设、科技服务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全面加大对科技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链。 第二，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在顶层设计上，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出台配套落实细则。通过奖励、补助和政策扶持，吸引新型投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优势集群。引导有研发优势和行业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关键技术的攻关和产品研发，提高自主创新研发水平。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技术研发。培育发展创新型企业，支持高水平研发机构与企业联合创新，通过人才链、技术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带动各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 第三，搭建创新综合平台载体。借力“新基建”扩张投资消费空间，整合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移动支付、快递物流、智慧城市等平台设施资源，推动新经济和传统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互联网大数据分中心建设，提升行业、产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风险防范和预警能力。搭建企业创新驱动孵化平台，以“平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的模式，整合具有科技研发能力的企业，开展技术联合研发攻关。培育专业性科技创新孵化器，在团队建设、资金支持、对接资源等各个方面，为创新主体提供服务，帮助创新主体解决实际问题。搭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等重要企业推介载体，为创新主体提供从交流合作、研发设计，到成果市场转化的全链条服务。 第四，构建新型研究机构。综合利用地方优质资源，央地联合推进新型协同研发机构建设，培育无行政级别、无主管部门、无经费、无事业编制的新型研发机构。该机构通过市场化运营模式，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管理服务和创业投资等功能融为一体，成为发展创新型经济和新兴产业的重要载体。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起创新生态链和系统性生态环境，有效融合地方政府、学校、科研机构、企业、社会资本，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发展的研发机构。 第五，改革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围绕成果转化、股权激励、税收等关键环节，持续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调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推动成果转化和应用，打破制约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在收益分配上有效激发科技人员参与的积极性。精简科技管理流程和申报环节，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申报材料中解放出来。通过合理放权建立层次分明的管理体系，开展项目立项决策权下放试点，赋予项目承担单位更大自主权。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外部监管链条，健全诚信管理和信用信息披露机制，提升电子政务治理能力，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率。 第六，营造科技创新环境。以市场和价值创造为导向，改革创新政府服务链，营造有利于创新主体成长的友好型社会环境，建立“科技—经济—科技”有效循环。积极引导企业从事创新性竞争，避免同质性竞争，资金支持多用于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技术等领域。设立新兴战略产业引导基金，布局国有资本向新兴产业领域聚集，促进高精尖和关键领域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创新投融资模式，推动创新主体快速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创新创业资本高效对接。通过政策、土地、税收优惠、融资、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引导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联动机制，建立宽松、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和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民德电子6月15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拟以现金收购广微集成45.9459%股权，股权转让金额为4341.89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微集成73.5135%股权。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半导体设计领域，增强公司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月3日，民德电子公告称，拟以2605.14万元的价格受让宁波柏胜持有的广微集成27.57%股权，未来将进一步扩大收购股权比例，从而取得广微集成的控制权。深交所随后向民德电子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收购广微集成的必要性、未进行尽职调查和资产评估的情况下确定交易价格并支付首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 民德电子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称，2018年中期，公司在行业交流中了解和接触到广微集成，经过对该公司所处行业以及公司团队、产品进行深入了解、研究、甄别后，公司管理层认为其产品和技术具有一定的特质，在半导体产业“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的大背景下，广微集成未来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其核心团队、技术竞争力、业务成长性也较为契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方向，是一个潜在的优秀合作对象。 民德电子6月15日称，公司于6月3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6月1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收购广微集成73.5135%股权，合计支付对价为6947.0227万元。公司拟将“商用条码识读设备产业化项目”和“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用于广微集成投资项目。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广微集成于2016年7月创立，主要从事功率半导体器件的自主研发、设计与销售，在2019年度、2020年第一季度，广微集成营业收入分别为1338.51万元、557.9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271.72万元、6.52万元。
日前，天津出口加工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记者采访了解到，天津将以此为契机，推动现有四大综合保税区发挥优势，错位发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获批升级 多年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作为吸引境内外投资的重要载体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是天津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引擎。 据天津海关副关长刘心同介绍，自1991年以来，根据不同时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天津先后设立了5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分别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出口加工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成为全国范围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种类和功能最齐全、政策配套最完善的地区之一。 截至目前，天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面积约18平方公里，2019年共实现进出口额合计1998.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7.2%；2020年1至4月共实现进出口额合计558.6亿元，占1至4月全市进出口总额的26.0%。 根据国务院批复，天津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为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天津保税物流园区转型升级为天津港综合保税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转型升级为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截至目前，天津市共有四个综合保税区，面积为13.41平方公里。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曹允春表示，综合保税区整合了原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外向型功能区，开放层次更高、优惠政策更多、功能更齐全、手续更简化，也更符合国际惯例。 外向型经济发展迎“四大利好” 2019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支持综合保税区发展的21条措施（简称“综保区21条”），赋予综合保税区改革开放新使命，提出将“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业内人士认为，综合保税区的获批对于天津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四大利好。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刘心同表示，天津海关将特殊区域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海关监管制度创新的主战场，近几年，在特殊区域累计推出100余项监管创新制度，已实现飞机、船舶、海工设备融资租赁、飞机保税维修、汽车保税仓储、跨境电商等15项政策落地，其中部分业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综保区21条”对天津海关特殊监管区转型升级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二是有利于稳外贸、稳外资。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杨柳说，“综保区21条”围绕吸引境外研发设计机构，全球维修、再制造业务，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等出台很多针对性举措，东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上述举措为东疆的外资外贸工作提供了更多政策支持和有力保障。 三是有利于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杨柳表示，综合保税区通过支持跨境电商、允许进口汽车保税、进一步简化进出区手续、促进便利内销等措施，更好适应资源配置全球化一体化运作需求，从面向国际市场的“单开门”升级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开门”。 四是有利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综保区21条”提出“四自一简”、便利货物流转等多项简政放权举措，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充分放权，发挥企业在市场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自律管理，有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错位发展打造对外开放高地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黄春艳表示，天津将整合利用现有四大综合保税区的政策红利，叠加自贸试验区优惠政策多、功能齐全、手续简化、开放层次高的优势，推动形成天津市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据介绍，下一步，天津将研究制定综合保税区发展规划，实现区域协同联动、错位发展。其中，在2008年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保税区继续以空客总装项目为基础，发展航空制造及维修产业，加强临空产业高新技术研发，推动临空产业持续发展壮大。 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将进一步扩大飞机、国际船舶融资租赁优势，发展海工平台、航发装备等租赁业务，建设成为世界级融资租赁聚集区。 天津港综合保税区将保持在平行进口汽车方面的优势，做大做强进口汽车贸易全产业链。全面开展中规车保税仓储和整备业务，鼓励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 天津泰达综合保税区将依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将针对性导入优质资源要素，推动检测维修、研发设计、贸易服务三类业态聚集发展。 曹允春表示，天津坐拥北方最大港口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海空”双重优势，三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全面升级综合保税区之后，通过创新业务模式、完善产业配套，有望实现海港和空港融合发展，推动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
上证综合指数（简称“上证综指”）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组成样本股，包括 A 股和B 股，包括ST股和*ST股，指数以总股本加权计算，反映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价格的整体表现，自 1991 年 7 月 15 日起正式发布。 上证综指以 1990 年 12 月 19 日为基日，以 100 点为基点。其计算公式为： 报告期指数=报告期样本股的总市值/除数×100 其中，总市值= ∑（股价×总股本数） 为保证指数的连续性，当样本股名单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市值出现非交易因素的变动时，股票指数根据样本股维护规则，采用“除数修正法”修正原除数。修正公式如下： 修正前的调整市值/原除数=修正后的调整市值/新除数 其中： 修正后的调整市值=修正前的调整市值+新增（减）调整市值。 由此公式得出新除数，并据此计算以后的指数。 上证综指是A股市场最早诞生、最有影响力、最常用的股价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指数，上证综指最大的优点是指数样本股覆盖上交所全部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但这同时正是它最大的缺陷所在。 如何优化上证综指编制方法，我提出三点建议，仅供参考： （1）上证综指样本股应剔除全部B股 众所周知，B股市场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现已完全丧失存在价值；它以美元标价、而非人民币标价，这是一个另类市场，已经彻底边缘化，尽早关闭B股市场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B股市场对中国股市不具有任何代表性，必须从上证综指样本股中全面剔除。 （2）上证综指样本股应剔除全部ST股 大家知道，ST股或*ST股是一类特殊股票，它是垃圾股或退市概念股的代名词，已非正常股票，其中相当部分已丧失投资价值，它们随时可能失去持续挂牌资格，尤其是当“一元退市”规则大显神威之后，ST或*ST股票大多排队进入一元股或仙股行列，并开始步入预备退市的“死亡通道”，这样的股票如果继续纳入上证综指样本股，就会扭曲股指的代表性。 （3）上证综指应将总股本加权改为境内流通股加权 这一建议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限售股不能交易，不能反映在真实的供求关系中，这部分限售股不应计入加权市值；第二，境外流通股不在境内交易，也不应计入加权市值。 实际上，股票总市值 =“境内股票市值”+“境外股票市值”。以A+H股为例，建设银行的总股本为2500亿股，其中，H股为2404亿股，A股为96亿股。 也就是说，许多大市值股票可能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同时挂牌，它的总股本与某个市场的实际流通股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将总股本作为某个市场指数计算的加权市值，这样的指数计算一定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严重失真的。 因此，强烈建议上证综指在计算方法上，应将总股本加权更正为境内流通股加权，这样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股价波动。 （4）新股纳入上证综指的时间安排区分两类情形 上交所新股发行上市有两种体制：一是科创板的注册制；二是科创板以外的核准制。 由于注册制发行新股在上市头5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交易更充分，供求更真实，股价更均衡，因此，科创板上市新股从第6个交易日就应该纳入上证综指的样本股。 然而，核准制发行新股存在“23倍发行市盈率”上限管制，而且在新股上市首日存在严格涨跌幅限制，由于人为压低发行价，因此，新股上市后大多有一个“补涨”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核准制下，新股上市后都要连拉N个涨停板。根据过去经验，核准制发行新股上市后连拉涨停板的最高记录是30个交易日，为此，建议核准制发行新股在上市满30个交易日后，才能纳入上证综指样本股。 （5）指数权重再分配及权重上限再设计 由于上证综指采用总股本（总市值）加权，这直接导致金融股和地产股占据了超高的权重，并直接“操纵”了上证综指的涨跌。原因很简单：我国金融股、房地产股绝大部分都是超级大盘股、大市值股，而且它们大多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同时挂牌（A+H股），如果按总股本、总市值来加权计算上证综指，这显然会严重夸大A股权重作用。 与此同时，在一个高度“散户化”的A股市场，股民并不喜欢大盘股，尤其像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这样的超级大盘股，它们的总股本居然高达2000亿股以上，这样的股票一般不受股民欢迎，股民认为这类超级大盘股不易操纵股价、不易短炒，因此，工农中建四大银行股的股性不活，股价波动区间很窄，但它们却在上证综指中占有极高的权重。相比之下，这样的大盘股也就变成了上证综指的“晴雨表”，它们的股价长不高，上证综指就长不大。这是一个怪圈循环！ 截止2020年6月11日，上证综指行业分布及权重比例（其中个股权重均有上限制约）： 作为综合指数，上证综指既要真实反映上交所全体上市公司股价的总体走势，也要反映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及行业代表性。就目前的上证综指行业权重而言，金融地产及工业股合计权重竟逼近50%，而互联网企业及新经济公司的行业权重地位并不明显，尤其是自去年科创板推出后，上证综指应考虑在样本股行业权重分配上，可以适当调低金融地产股权重上限，并同时留给科创板公司更高的权重上限，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6）成份指数——道指DJIA经验借鉴 道琼斯指数DJIA及标普500指数虽然都是成份指数，但它们却完全剔除了外国公司。尤其道指DJIA是一个仅覆盖30只成份股的指数，它不以市值为权重，却以股价为权重，这使得股价越高的股票权重越高，进而对指数影响越大，因此，在成份股的选择上，它剔除了极端高价股和低价股，并尽量保证成份股在股价和行业分布上的代表性，以此来表达其样本股的代表性。 在道指DJIA30只成份股中，辉瑞制药最新收盘价为33.75美元，其他29只成份股最新收盘价均高于40美元，而最高股价为苹果338.8美元。因伯克希尔股价超过27万美元，亚马逊股价超过2500美元，谷歌股价超过1400美元，它们属于“极端”高股价，因此，道指DJIA没有将其纳入成份股。与此同时，道指DJIA虽仅有30只成份股，但它较好地兼顾了其行业先进性及代表性，比方，1999年道指首次引入NASDAQ成份股。在目前美股十大市值股中，道指DJIA成份股仅纳入了苹果、微软、维萨卡、强生4只股票，却放弃了谷歌、亚马逊、facebook、伯克希尔、沃尔玛，这正是综合考虑股价及行业代表性所做出的选择。 附：上证综指30年走势图
安图生物15日晚发布非公开发行预案，公司拟定增募集资金不超过32.8亿元，投向安图生物体外诊断产业园（三期）项目、安图生物诊断仪器产业园之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非公开发行预案，安图生物拟向为不超过35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306.03万股，募集资金32.8亿元。本次发行通过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对象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文件后，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本预案所规定的条件，根据询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近年来，我国体外诊断行业正处于快速增长期，随着国家政策的鼓励及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不断升级，国产品牌与进口品牌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建立了终端用户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度。得益于产业政策和市场红利，安图生物体外诊断试剂产品销售规模近年来一直保持增长，但受限于产能，产品已显现出供不应求态势。 公司表示，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促进国产体外诊断试剂的普及，逐渐打破国际产品垄断，同时也将有效缓解公司当前产能瓶颈，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客户需求，为公司体外诊断产品销售收入的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此外，公司为加速进口替代并保持竞争优势，需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公司的研发创新实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产业园项目中的体外诊断产品研发中心，将助力公司引进先进的研发设备，提高公司在体外诊断技术研究及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项目实施完毕后，公司将进一步实现生化、免疫、微生物和分子诊断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战略，并向产业链上游核心原料领域拓展，公司诊断试剂产品的种类将更加齐全，基本覆盖我国临床医学检验所需的诊断试剂产品。
发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的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临射前测试过程中，发现产品技术问题，发射任务推迟，发射时间待定。
图片来源：微摄 2020年6月5日，人民银行系统巡视巡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十九届中央第五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会议精神，按照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全面从严治党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要求，安排部署2020年巡视巡察工作。人民银行党委书记、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郭树清作了讲话，人民银行行长、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易纲主持会议。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徐加爱就巡视巡察工作作了部署，人民银行副行长、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国强宣读了巡视组组长、副组长任命及巡视任务分工。 郭树清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做好巡视工作的思想认识。一是要深刻认识“抓巡视是党委主体责任的具体化”，切实做到思想上重视、行动上坚决。二是要认真对照巡视中央单位发现的“六个不到位”问题，全面检视差距、抓紧补齐短板。三是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巡视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实践中遵循好，认真贯彻落实好。 郭树清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扎实做好今年的巡视巡察工作。一是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事项。对主题教育查摆出的问题，以及人民银行总行党委巡视、审计、监督、检查等反馈的问题，也要一体整改。二是要克服疫情影响，抓紧实施今年巡视工作任务。三是要切实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水平，聚焦“两个维护”开展巡视。 郭树清指出，要切实加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在一体推进中提高巡察工作实效。一是各级党委必须扛起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二是上级党委巡视工作机构必须加强对下级巡察工作的指导。三是加强巡察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融合。四是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 郭树清强调，要严肃纪律作风，确保巡视巡察工作顺利完成。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防止形式主义。二是要加强监督管理，严守各项纪律。三是要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妥善安排各项工作。 徐加爱在讲话中对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汇报和2019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对标对表中央最新要求，扎实做好人民银行系统巡视巡察工作。一是要高质量推进巡视巡察全覆盖。二是要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能责任、管党治党、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改革和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精准有效开展巡视监督。三是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巡视巡察任务，着力推进巡视巡察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全面加强对各单位巡察工作的指导督导，力争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徐加爱指出，要聚焦巡视巡察整改，全面检视差距和不足，确保取得扎实成效。一是要自觉扛起主体责任，对标对表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最新要求，认真组织对十八届中央巡视和总行党委历次巡视反馈的问题全面排查。二是要切实抓好日常监督。三是动真碰硬追责问责。对整改不力、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遇到问题往后缩、碰到矛盾绕着走的领导干部，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徐加爱强调，各巡视组要落实好组长负责制，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切实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各被巡视巡察单位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巡视巡察工作纪律，积极支持配合巡视巡察组工作，高度自觉接受巡视巡察监督。 易纲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从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高度，深刻认识巡视监督是各级党委（党组）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主动履职尽责的重要手段，采取有效举措加强和改进巡视巡察工作，推动巡视巡察工作质量不断提高，推动巡视巡察整改见底见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发展，为央行依法科学高效履职提供坚实的政治、纪律、作风保障。 本次电视电话会议设置了总行和各地分会场。人民银行党委各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各司局、各部门，各分支机构、各直属单位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银行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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