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01 引言 近期，现代货币理论在国内外引发了争论，不乏一些观点支持现代货币理论，并引申作为扩大财政赤字主张的理论支撑，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该理论似是而非的迷惑性。理论和观念的演变一直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货币关乎一国经济金融运行的命脉，任何有关货币理论的混淆都是十分危险的，需要辨明是非。孙国峰（2019a）曾从货币创造和运行的本质视角，分货币创造主体、创造层次、创造制度三个维度，全面批判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逻辑缺陷。本文旨在深入剖析现代货币理论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错误，并对其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阐述现代货币理论要旨的文章（见比较第103辑《现代货币理论101》）。不仅混淆了财政货币之间的诸多概念关系，还无视了历史上对货币制度的漫长探索试错经验，存在两大逻辑错误：一是认为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这一论点没有看到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与生产活动脱节，不具备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组织生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功能，而且超出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扩张存在结构扭曲、通货膨胀、债务风险等社会福利损失。历史早已证明，财政主导的大幅货币扩张，要么最终引起通胀，比如一战期间的欧美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近年来委内瑞拉的恶性通胀等；要么最终引发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并制约中长期经济增长，比如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这也是财政可持续性成为国际共识的重要原因（Chalk and Hemming，2000）。二是认为可以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并声称区分了货币层级。这一论点不仅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工范畴，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是经过长期试错和不断完善理论的结果，比如过去没有中央银行时期，政府容易滥用货币发行权力，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即使早期的中央银行工作也主要是发行足够多的货币以满足政府开支，现代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是经济频繁受到通胀威胁后才逐渐明确的（Wood， 2005）。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支持者在合并观点的论证中，虽承认银行信用货币和货币层级的存在，但却对格利和肖（Gurley and Shaw，1960）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以讹传讹”，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视为共同参与流通。 总体看，现代货币理论其实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看似“富有创见”，实则在“开历史倒车”，其政策主张是试图“重蹈覆辙”。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一方面杂糅了长期以来各类具有迷惑性又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又频繁地进行概念混淆和断章取义，比如把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混为一谈，再如把凯恩斯支出形成储蓄的观点指代为财政支出形成私人储蓄，把拉沃（Lavoie，2013）的批判观点用于支持合并，认为我国过去发行的央行票据是为了对冲财政盈余等，需要仔细甄别。近期有一类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认为，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可以解决发达经济体当前面临的低通胀、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等问题。但应该看到，当前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并不是简单靠增加消费就能够解决的，甚至政府过度参与直接资源配置还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本文将逐一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及其引申观点背后的逻辑错误。第二节聚焦财政约束问题，讨论财政为什么要预算硬约束，而银行却可以资产创造负债不受预算约束。第三节分析现代货币理论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存在的逻辑混淆。第四节对主要引申观点进行澄清。 02 关于货币创造主体预算约束的讨论 （一）财政主导和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的比较 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把财政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作为其论述的起点，强调“税收驱动货币”。在该货币循环中，财政通过支出发行货币，而其他部门用获得的货币缴税，实现流通循环，中间没有银行部门（见图1）。这其实是过去发端于战争或殖民地的“古代”货币循环，比如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就是靠政府发行货币进行支付的；早期殖民地区缺少金银流通，于是政府就发行纸币替代，并承诺可以兑换等值金银和缴纳税务（Galbraith，2017）。但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有两个缺陷：一是主要用于消费，历次战争后都很容易发生严重的通胀，如美国独立战争后的“一套服装高达100万美元”，南北战争后物价上涨了90倍（Galbraith，2017），一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物价涨了1倍、西欧物价涨了2倍（Fisher，1920）。二是与生产活动脱节，无法满足工业化大生产和创新活动的需要。一般而言，超过必要公共服务需要的政府赤字支出，往往用于社会福利、产业补贴或公共投资。过高的社会福利容易使民众更加依赖政府，陷入财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陷阱”；而如果过度扩大政府赤字用于产业补贴和公共投资，也容易效率偏低，不利于激发市场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过程可以深入组织生产活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也是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根据贷款创造存款（Loan Creates Deposit，LCD）理论（孙国峰，1996，2001，2019b），银行存款货币都是银行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创造的，金融主导的简单货币循环中间也可以没有政府部门（见图2）。在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后，企业获得了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然后从家庭购买闲置劳动用于组织生产；而家庭暂时让渡了劳务而持有货币，将来再购买企业生产的商品进行消费，货币转移回企业偿还贷款，实现银行存款货币的流通循环。在这个循环中，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生产（孙国峰，2019b，2019c），因为如果企业不通过贷款获得货币，而直接以向家庭负债的方式，即向家庭支付私募债来购买劳动的话是很困难的，家庭不愿意接受企业的私募债，很可能导致家庭无法将闲置劳动投入生产活动。一个历史证据是，在17世纪以前，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的国力大体相当，而英国却在18—19世纪率先实现工业化大生产，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后带动英国银行业快速发展，并充分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观察到银行在苏格兰商业和工业快速发展阶段起到的重大作用（Smith，2010）。可以说，银行货币创造较之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银行在发挥组织生产作用的过程中，每单位的货币创造理论上都能为社会生产出更高价值的商品，此时货币创造并不会带来通胀。 （二）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早已不合时宜 政府可以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本质上是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观点的衍生，早已不适合当前时代。货币创造主体与其他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存在本质差异。货币创造要能够灵活匹配实体经济的需求，既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这要求货币创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货币创造主体不能有预算硬约束，但也不能没有约束，避免过度创造。而其他经济主体则要有预算硬约束，确保货币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主权国不受财政硬约束的观点，本质上还是认为货币创造的主体应是政府而非银行。应当看到，若政府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即意味着财政不受预算硬约束，既不能深入前述组织生产的活动，还可能带来结构扭曲和债务风险，且对财政的通胀约束在操作层面亦不具备可信的安排，已明显不合时宜。 约束有力的财政预算制度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前提。财政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的理论框架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并在二战后的30年间频繁用于政策实践，但效果不稳定。大量证据表明，财政赤字的过度积累会影响市场的资源配置，对私人部门造成挤出，形成结构扭曲效应，压缩未来宏观政策的空间，甚至不可持续的政府债务还会制约未来的经济增长（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完全忽视政府债务问题，认为货币存量与GDP之比是没有意义的残差（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但随着政府债务的积累，货币危机或债务危机屡见不鲜（Heller，2005）。例如，委内瑞拉也是货币主权国，但长期高福利主义使其债台高筑，陷入了经济严重衰退和恶性通胀的困境，货币体系持续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因此，对财政施加预算约束和必要的债务管理是国际通行的财政准则（Kopits，2011）。即使在非常时期为应对危机而出台的财政刺激措施，也需要建立在确保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要求配套制定稳健的中期财政框架（Spilimbergo et al．，2010）。 还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虽强调财政扩张的通胀约束，但在操作层面上缺乏具体可信的安排。由于政府支出的不确定性，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很难及时响应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一方面，国防、自然灾害等意外开支，很容易引发货币供给波动；另一方面，财政主导的货币创造往往采用行政的方式，信息不充分，很容易出现货币供给过松过紧的情形，从而引发通胀。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经济运行往往具有较大的复杂性，这使得通胀风险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潜伏，直至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出现通胀预期逆转，以一种自我实现、不可控的形式暴露出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得以控制。例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严重滞胀，就与20世纪60年代过度扩张的财政措施关系较大，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等政府计划大幅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赤字（Bernanke，2013），而这些通胀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显露出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在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得到缓和。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超级通胀也与扭曲的公共财政问题存在明显关联（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特别要看到，一旦财政主导创造的货币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若财政继续扩张，可能突破通胀约束，即使现代货币理论提出的最低工资、打破垄断等安排可以暂时性压制，但最终还是会引发通胀；而若财政受通胀约束无法继续扩张，又可能触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 （三）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更科学可行 相较而言，金融主导的货币创造通过“公私合营”的制度安排，既深入组织生产活动兼顾了效率，又从公共利益出发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更适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银行作为经营性企业，依据市场化原则配置信贷资源，其贷款创造货币的过程深入实体经济的组织生产活动，与实体经济需求更加贴合，且银行出于对风险的判断、风险承担偏好等自身风险管理的考量，也会对货币创造进行内部约束。中央银行从公共利益出发提供支持与约束，既要避免银行过度冒险创造过多的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滋生金融风险隐患，也要确保银行货币创造能够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的货币创造制度安排，更多地发挥市场手段在货币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个政府和市场主体彼此互动、激励约束相对平衡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 中央银行在控制通胀方面专业性较强，将通胀约束细化为切实可行的约束，在保持通胀稳定方面更加可信。中央银行可以影响资本、流动性和利率这三大外部约束，对银行货币创造进行约束（见图3）。从资本约束看，银行在资产扩张的同时，会消耗一定比例的资本，一旦资本不足将直接制约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或者推动银行补充资本，影响资本约束。从流动性约束看，在法定准备金制度下，银行要按新创造的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作法定准备金存放在中央银行，相应减少超额准备金（孙国峰，2017）。一旦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低于银行合意的水平，那么银行就会停止发放贷款或资产扩张，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从源头上约束银行货币创造。从利率约束看，银行贷款创造存款，需要贷款需求的配合，而贷款需求除了受实体经济状况影响外，还会受到贷款利率的影响。 总体而言，考虑到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及通胀内在机制的复杂性，包括财政在内的其他经济主体都应受到预算硬约束，负债创造资产，不适合作为货币创造的主体，而只有银行才可以在货币创造中不受预算约束，资产创造负债。 03 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观点的根本性错误 现代货币理论还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坚持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合并视为货币发行的实体（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这一合并观点混淆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范畴，忘记了将中央银行从国家财政体系分离出来的历史教训，还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的概念。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分存在严重危害 历史上，中央银行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减少财政政策对货币信用的无序透支。在过去没有中央银行的时期，政府会因战争或肆意挥霍频繁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并通过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填补税收和支出之间的缺口，最终导致严重通胀和货币体系崩溃。比如，在中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频繁通过货币贬值，从公众获取“铸币税”（Orrell and Chlupaty， 2016）；在18世纪初，法国政府通过皇家银行滥发纸币，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密西西比泡沫；在明朝期间，我国发行的大明宝钞，最后也以通货膨胀、民怨沸腾告终。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货币发行权与王权分离，避免国王因自身开支而挪借铸币金银的风险（Wood，2005）。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中，表达过对银行被政府滥用、过度向政府贷款而引起灾难的担忧（Hamilton，1790）。德国中央银行的创建也很大程度上来自一战之后德国魏玛政府恶性通胀的教训（Bénassy-Quéré et al．，2010）。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央行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主张，其实是最早中央银行的失败尝试。英格兰银行最初的职责仅是根据黄金储备发行钞票，承诺了可以随时兑换黄金，并为战争等财政支出提供资金支持，中间频繁受战争等财政透支影响，暂停黄金兑换并引发通胀（Wood， 2005）。事实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数十年，美联储的首要职责仍是购买足量的国债，以保证美国长期国债利率不高于2.5%，为政府预算提供资金（Mallaby，2016）。在反复付出严重通胀带来的教训后，最终才促成了对货币政策与通胀关系的深入反思，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历史教训早已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联系紧密，需要协调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合并资产负债表，而恰是由此，才需要将中央银行从财政体系分开，各司其职、各有侧重，由中央银行专门负责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 （二）合并观点的论证中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概念 对经济金融运行事实的概念混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现代货币理论虽然承认货币层级的存在，但蒂莫格尼和雷伊（2019）大量关于货币循环的分析都停留在基础货币层面，刻意淡化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的中枢作用。例如，他们在对美国的货币循环分析中，就把基础货币与银行创造中的存款货币混淆，认为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货币中既有银行货币也有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因此只要中央银行仍然间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创造基础货币，就可以将两者视为一体（见图4）。这一概念框架，实质源于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假说，即认为央行和政府等公共部门创造的货币属于外生货币，与银行创造的内生货币共同参与流通。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假设实质是从银行部门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合并抵消分析得到的，与现代货币理论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合并的分析逻辑类似，这其实是将货币创造主体和非货币创造主体错误并表的混淆结果。由于货币创造主体不受预算硬约束的本质特征，不宜与任何非货币创造主体并表处理。事实上，自格利和肖（1960）提出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的概念以来，一直备受争议（Harris，1981），但后来学者“以讹传讹”的引用，从而视之为理所当然，“贷款创造存款”理论早已坚决地否定了外生货币的存在（孙国峰，2019c）。 现实中，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MBS（抵押支持证券）等创造基础货币的对象是银行。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从中央银行获得的基础货币形成超额准备金，通过贷款等资产扩张行为进行存款货币创造后，按新增存款货币的一定比例将超额准备金转为法定准备金。应当说，在实体经济流通的所有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不存在一部分是央行基础货币、一部分是银行货币的情形，而在体量上，银行存款货币大约是基础货币的5—10倍，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事实上的美国货币循环，如图5所示。预算硬约束要求财政账户必须先收后支，财政要通过税收或发行国债获得基础货币，必须先有银行创造的存款货币。财政看似从国内部门获得了基础货币，但中央银行并不直接认购国债，企业或家庭部门实际先支付的是存款货币，然后财政和银行之间再发生基础货币的转移，银行将等额的基础货币转移给财政账户。图5中灰框部分的货币循环是基础货币层面的循环，所有的基础货币只能由中央银行创造，而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只涉及基础货币的转移支取，并不创造基础货币。灰框外的货币循环是存款货币层面的货币循环，所有存款货币都是由银行创造的。现代货币理论在合并假说的论证中，错误地混淆了基础货币和银行存款货币，其结论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04 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些引申观点本质上是倒退 现代货币理论的危险性主要体现在，一些观点将它引申为支持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理论依据。有一类观点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复苏曲折反复，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资产泡沫和贫富分化挑战明显增多，是由于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存在缺陷，要与现代货币理论提倡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寻求折中，发挥功能财政的作用。这类观点实质上是将银行货币创造的结构问题指代为整体问题，以局部来否定整体，从而开出“倒退”的药方。 应当说，货币体系演进到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体系，主要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基本都没有发生过明显的通胀，出现金融危机的频率也较过去明显减少，这背后是经历了大量摸索试错并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结果。一方面，中央银行制度不断完善，形成“公私合营”的精妙架构，对银行信用货币创造形成支持和约束。英格兰银行历经两百多年的危机和通胀试错后，才不断完善中央银行的职能；而美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中央银行，19世纪平均每隔20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而20世纪的美联储也是不断在大萧条、滞胀等教训中持续反思改进，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才形成了如今的现代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另一方面，现代财政制度不断明晰财政和金融之间的边界。财政预算硬约束并不意味着没有赤字空间、不能发挥积极的财政功能，恰恰正是硬化财政预算约束，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防止财政赤字化，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增强各类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和竞争力，并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在现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银行和财政之间形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财政货币关系。 当前一些引申观点并未认识到银行货币创造的深层次机理。银行通过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创造存款货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孙国峰，2019b）。银行货币创造有三种不同的资产扩张形式（见图6）：一是通过贷款创造，其中又可分为实体经济贷款和媒介资产交易贷款。对实体经济贷款而言，企业贷款创造货币后，可以发挥组织生产的作用，而家庭部门也可以在申请贷款后，将货币通过购买商品转移给企业用于组织生产。对媒介资产交易贷款而言，则容易引发资产泡沫和社会分层问题。二是通过购买第三方主体债权创造，包括国债、地方债、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资产管理类金融产品（以下简称资管产品）等。其中，购买国债、地方债、企业债类似银行对这些主体的贷款融资，而购买资管产品其实是银行的影子，属于银行开展的“类贷款”业务。过去，银行为规避监管和信贷投向的相关限制，通过购买资管计划、信托收益权等将实质上的信贷资产隐匿为投资资产，并转记在表内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应收款类投资”等科目，同时负债方的存款货币也同步增加（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这个过程潜藏较大的风险，容易导致信用货币过度创造。三是通过直接购买商品或股权创造，比如银行混业经营持有子公司股权或通过增加对客户债务的方式直接透支购买商品，但银行不从事生产，购买了商品后只是消费，不会用于生产更多商品，而过度混业经营也可能脱实向虚，积聚金融风险。 由此可见，银行货币创造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银行货币创造的资产扩张方式。对此，关键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畅通经济金融循环，加大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发挥银行货币创造的组织生产作用。这些现代货币理论的引申观点试图通过政府多发货币、把私人部门的资源据为政府所有的方式，解决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低通胀，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倒退主张，是历史上曾经失败过的政策实践。若不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未来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风险和挑战。 06 小结 现代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是经过漫长的试错和争辩，才逐渐演变完善形成的，应当看到，现代货币理论主张的财政主导货币创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过程存在严重脱节，政府与银行共同作为货币创造主体、合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资产负债表的观点更是存在严重逻辑错误，历史上早已付出过巨大的社会代价，若再次用于政策实践，其后果必然是重蹈覆辙。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还是要靠组织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型创新，而这正是金融主导的银行货币创造的核心功能，关键要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的本源，用改革的办法充分发挥好银行货币创造组织生产的功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以适度的货币增长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删节，本文原发于《比较》第105辑。
1848年5月12日，一个名叫萨姆·布兰纳的人来到圣弗兰西斯科城，把手中的瓶子四处向人们展示，大喊着：“金子，金子！这是美洲河里的金子！” 不久之后，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的事情，传遍美国，紧接着全世界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一个个新城镇拔地而起，掀起了美国西进运动的高潮。 美国铁路系统由此迎来大跃进，贯穿东西部的大动脉很快形成。在此过程中，美国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与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起来，铁路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需求还刺激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形成。 很大程度上，淘金热的大赢家并非淘金者，而是铁路公司。就像前些年的互联网金融热潮，数不清的创业者们结局凄凉，成为科技巨头称霸新世界的铺路石。 铁路之于19世纪美国的意义，正如云服务之于今天的中国，它们都扮演着“新基建”的角色，也是新一轮产业互联网竞争的焦点。 而新冠疫情，在加速金融数字化进程的同时，也助推了金融云的全面爆发。 超级大单 本月早些时候，中华保险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阿里云将为中华保险集团旗下中华财险构建新一代全分布式保险核心系统，项目总金额接近7亿元，是国内金融云领域迄今为止的第一大单。 阿里云为中华财险提供的整体方案包含“飞天”云计算操作系统、分布式中间件体系SOFAStack、分布式数据库平台Oceanbase、金融数据智能平台、金融核心套件bPaaS、保险专家服务、mPaaS移动开发平台等。 此前在5月18日，腾讯云与中国银联就“银联云”建设项目正式签约。据银联早前公示的信息，“银联云”项目金额达到3.86亿。 基于腾讯云TCE，银联云将被打造成一朵具备全栈云计算能力的行业生态云，支撑银联自有业务的云化升级，并面向银联合作伙伴输出金融科技能力，包括多地多中心金融云架构、上百项从IaaS到PaaS的云产品能力等。 这两个超级大单的出现，标志着国内金融云市场迎来爆发期，也再次印证了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进入深水区。 IDC报告显示，阿里云位居中国金融云市场第一，累计服务上万家金融客户，覆盖60%保险企业，50%证券公司，以及数百家银行。 至于腾讯云，同样服务了超万家金融领域客户，包括150多家银行、数十家保险及证券公司、70%的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和80%的新筹保险公司。 疫情的发生，无疑加速了爆发期的来临。 2月1日，央行、银保监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全国范围特别是疫情严重地区的线上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 2月15日，银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要求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各银行保险机构要积极推广线上业务，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 3月17日，国常会指出：要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新岗位新职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上云。 5月2日，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推进财产保险业务线上化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2年，车险、农险、意外险、短期健康险、家财险等业务领域线上化率达到80%以上，并且鼓励具备条件的财险公司探索保险服务全流程线上化。 对金融机构而言，在数字化这条路上，再没有犹豫和观望的时间了。要想不被淘汰，必须加快脚步奋力求变。 上云，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不止于云 Canalys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球云计算支出增长34%，达31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说的云，早就超越了云计算本身，演变为数字化时代的基础设施。 云计算这一概念由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于2006年8月正式提出。一般而言，云服务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软件即服务（SaaS）。 金融云，是指利用云计算的技术优势，将金融业的数据、客户、流程、服务及价值通过数据中心、客户端等技术手段分散到云，以提高效率、改善体验并降低成本。 2013年11月，阿里巴巴率先推出金融云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IT资源及互联网运维服务，并提供支付宝的标准接口和沙箱环境。 一直到2016年，腾讯与百度先后宣布开放金融云；2017年末，京东推出金融云。至此，BATJ全部杀进了金融云服务市场。 在政策层面，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探索利用云服务平台开展金融核心业务，促进移动金融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规模应用。 根据原银监会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信息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监管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到“十三五”末期，银行业面向互联网场景的重要信息系统全部迁移至云计算架构平台，其他系统迁移比例不低于60%。 2018年8月，央行发布了《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技术架构》、《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安全技术要求》、《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容灾》三项金融行业标准。 过去几年里，伴随着金融科技to B服务的兴起，金融云的概念和内涵不断延伸，成为金融数字化的核心环节。 5月13日，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中国金融云市场（2019下半年）跟踪》报告指出，2019年全年，中国金融云市场规模达到33.4亿美元，同比增长49.6%。 其中，2019下半年，金融云基础设施市场规模达到13.7亿美元，其中，公有云基础设施部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和中国电信占据85.1%的市场份额；私有云基础设施部分，华为、浪潮、新华三、戴尔和联想占据78.2%的市场份额。 同期，金融云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到5.8亿美元，阿里巴巴、中科软、腾讯、百度、华为、京东数科、宇信科技、文思海辉、南天信息和融信云位居市场前十，共同占据59.3%的市场份额。 IDC报告指出，自2019年8月央行发布首个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以来，监管规则体系不断完善，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彻底扫除金融机构对云计算及相关技术应用的顾虑。 无论从业务体量还是战略地位的角度，金融云是所有云服务厂商必争之地。 AT大战 云之战，是继移动支付之后，阿里与腾讯的又一次史诗级的较量。 起步更早的阿里云，已经在云市场取得了领先优势。阿里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阿里云业务收入17.25亿美元，同比增长58%；2020财年（2019Q2-2020Q1），阿里云业务收入56.51亿美元，同比增长62%。 根据Gartner及Canalys的数据统计，2019年阿里云在亚太市场份额为28%，接近亚马逊与微软的总和，其中以46.4%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第一。 相形之下，去年去年，腾讯云营收超170亿元，虽然与阿里云差距依然明显，但是并非遥不可及。过去三年，腾讯云市场份额排名从全球18位跃升至全球第5位。 对阿里而言，to B服务一直是强项，也是阿里数字经济体的命脉，阿里云输不起。于腾讯来说，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云服务这一仗非赢不可。 因此，这亦是互联网下半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关键一战。 为巩固竞争优势，4月20日，阿里云宣布，未来3年将投入2000亿元，用于云操作系统、服务器、芯片、网络等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攻坚和面向未来的数据中心建设。阿里云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规模将扩大到现在的3倍，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云基础设施之一。 阿里还启动了组织架构上的调整。去年末，原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开放业务板块和原阿里云的金融云业务部，正式合并为新金融事业部。今年6月8日，蚂蚁将自研数据库产品Oceanbase独立进行公司化运作，成立由蚂蚁100%控股的数据库公司北京奥星贝斯科技，并由蚂蚁集团CEO胡晓明担任董事长。 作为后发者，腾讯同样表现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5月26日，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对外宣布，腾讯未来五年将投入5000亿，用于新基建的进一步布局。这5000亿元将会被投入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 这场战役的结果，会像移动支付那样以两极格局结束吗？想必这是腾讯乐于见到的结果，却是阿里难以承受之重。 在太平洋对岸，美国的科技巨头也围绕云服务展开了激烈争夺。 一季度，亚马逊、微软、谷歌云业务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78%、27.28%和52.16%；同期，亚马逊、微软、谷歌一季度资本开支同比分别增长99.49%、46.86%和29.47%，主要投向支撑云业务发展的基础设施。
超级大佬的世界不好懂！ 数据显示，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6月9日至12日出售总计965万股腾讯股票，出售均价在433港元-450.27港元之间，此次共计套现约42.9亿港元，持股比例由8.53%降至8.42%。 今年1月14日至17日期间，马化腾亦曾连续4个交易日沽货，累计涉及500万股股份，套现近19.96亿港元。与此同时，腾讯总裁刘炽平也在减持股票，今年5月29日及6月1日再度减持腾讯股票，两个交易日共计减持60万股，套现约2.472亿港元。刘炽平已在今年1月初和4月初，分别减持了50万股及60万股腾讯股票，分别套现1.92亿港元及2.27亿港元。 那么，对于腾讯来说，这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据券商中国记者粗略统计，这已经是马化腾十五年间的第16笔大减持了，总共套现金额超过230亿港元，但腾讯股价十五年间涨幅近400倍。另外，资料显示，去年腾讯控股一度连续回购公司股票，耗费资金达10亿港元。那么，接下来腾讯还有多少值得期待呢？ 马化腾、刘炽平连连套现 据联交所权益披露数据显示，马化腾于6月9日至12日期间，连续4日减持腾讯股份，共涉及约964.8万股，平均出售价格介乎433.4港元至450.3港元，合计套现约42.7亿港元。马化腾于今年1月14日至17日期间，亦曾连续4个交易日沽货，累计涉及500万股股份，套现近20亿港元，那次也是马化腾2017年10月以来，首次减持。马化腾今年已套现62.66亿港元。 值得注意的是，腾讯总裁刘炽平也几乎在同期实施减持。今年1月初和4月初，刘炽平分别减持腾讯控股50万股及60万股，套现1.92亿港元及2.27亿港元。今年5月29日及6月1日再度减持腾讯股票，两个交易日共计减持60万股，套现约2.472亿港元。截至6月1日，今年以来，刘炽平已减持170万股的腾讯股票，累计套现超6.66亿港元，约合人民币6.09亿元。 据券商中国记者粗略统计，马化腾近十五年约有16笔大幅减持，套现金额超过230亿港元。当然，这样对于马总超过480亿美元的身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2005.7.12-7.14:马化腾共计减持股份比例为0.57%，达到1000万股，套现约6210万港元； 2008.5.26:马化腾减持30万股，其个人持股量降至12.7%，套现金额超过2017.2万港元； 2008.6.2: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12.67%，减持30万股，个人套现超过2070万港元； 2008.6.4-6.6:马化腾3天共计套现约4065万港元； 2010.6.7:马化腾场外减持500万股，持股比例降至11.2%，个人共计套现5.135亿港元； 2011.3.28:马化腾场外减持200万股； 2011.8.29: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10.33%，减持500万股，个人共计套现7.216亿港元； 2014.12.2-12.5: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9.87%，累计减持2511.12万股，个人共计套现29.9亿港元； 2015.4.9-4.10: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9.65%，累计减持2000万股，个人共计套现32.2亿港元； 2015.9.17-9.22: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9.37%，累计减持2300余万股，个人共计套现约32亿港元； 2015.11.28-11.31: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9.1%，累计减持2500万股，个人共计套现约38.68亿港元； 2016.7.14:马化腾减持200万股，个人共计套现3.63亿元； 2017.9.5-9.7: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8.69%，累计减持200万股； 2017.10.10-10.13: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8.63%，累计减持600万股，2017年合共套现21亿港元； 2020.1.14-1.17: 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8.53%；套现达19.96亿港元； 2020.6.9-6.12:马化腾持股比例降至8.42%；套现42.87亿港元。 越减越涨，十五年上涨近400倍 在中国股票市场，堪比茅台的存在，可能也只有腾讯了。虽然马化腾连续小笔减持，金额看似也很大，但并没有影响到腾讯的长期走势。近十五年时间，腾讯控股上涨近400倍。即从2005年的6港元左右上涨到前期最高位近2400港元的水平。 在2019年港股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腾讯控股曾连续出手回购股票。2019年10月4日晚间，腾讯控股公告显示，公司当日回购了12万股股份，每股最高价326.80港元，每股最低价320.40港元，花费约3884万港元，本次回购股份数占现有已发行股本0.00126%。 自去年发布中期业绩之后，腾讯控股从8月28日开始，连续27个交易日进行回购，累计花费约10.06亿港元，约合9.17亿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0月，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共购回股份数约为300.67万股，占其已发行股本的0.0316%。 在此前每每腾讯控股走势低迷的时候，腾讯公司也都会出手回购股票。比如2018年9月腾讯控股连续多个交易日回购股份，当时其股价一度低至每股300港元以下；2014年全球科技股大跌的时候，腾讯也曾于当年4月8日斥资7000多万港元进行回购。2013年4月15日，腾讯因增速放缓和运营商对微信收费等传言致股价下滑，最后该公司花费6亿港元回购股票。 而每次腾讯回购股票，股价都能够大涨，2018年回购之后，股价很快就突破了400港元；2014年回购之后的一年，腾讯股价涨幅超过50%；2013年回购之后，股价也曾一路上涨。2019年回购股票之后，股价也一度上涨近20%。在这个层面来看，股讯股东减持股票似乎并不会对股价产生太多影响，反而公司回购股票显得更为重要。 未来还有多少值得期待？ 这么多年，腾讯并非没有坎坷。在经历了QQ的辉煌之后，在微信出来之前，腾讯是倍受质疑的。近两年，腾讯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关口。游戏版号停发、控股股东首度减持、今日头条系的崛起等等。那么，这家中国互联网巨头还有多少值得期待呢？ 致富证券表示，市场普遍担心的是腾讯高增长不再，而增长动力不足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由 PC 互联网时代转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无论微信或手游的用户增量都已经放缓。腾讯现在仍然比较快增长的就是云、支付及金融业务。因此，很明显产业互联网仍然是一片蓝海，此板块必然是腾讯未来收入的着眼点。 此外，腾讯正在悄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以前，腾讯给人的印象是靠游戏赚钱，但近期他们似乎正希望能更好地输出自己积累多年的科技能力，帮助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 据悉，腾讯为了培育自己的科技力量，正在全球搜罗顶尖科学家，成立了 AI Lab、Robotics X Lab、科恩、玄武、优图、量子、音视频实验室。此前已有媒体报道，未来五年，腾讯计划投资 5000 亿元人民币用于新基建布局，重点投入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超算中心、物联网操作系统、5G 网络、音视频通信、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等方面的技术研究。腾讯 2019 年度的盈利是 933 亿元人民币，五年投资 5000 亿元人民币。分析人士认为，这才是腾讯真正的希望所在。
原标题：预计年内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银电携手”赋能中小微企业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14日对外发布，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分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江苏银行南京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利用电力数据助力中小微企业获取信贷支持。通过此次“银电携手”，预计南京本地超过3000户中小微企业将直接受益，新增贷款授信30亿元。 根据协议，银行和供电公司双方将依托自身技术和数据资源优势，在符合政策要求和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基于用电企业的电力相关信息，由供电公司向银行提供相关数据信息服务，支持金融信用评价及风险防控，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便利性融资服务。依据协议，银行向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授信，并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即贷款利率在银行授权范围内按最优标准执行。 江苏银行南京分行行长沈晓驰介绍，通过合作，进一步运用大数据手段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简化授信流程、优化金融服务，帮助诚信用电企业获得优惠利率的便利性融资，助力“六稳”“六保”。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继续扩展合作银行范围，为更多中小微企业赋能，银电双方省级机构将在南京先行探索基础上开展全省范围合作。
周一，迅销(06288)旗下的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宣布，将于6月19日开始在日本销售“AIRism”口罩。 这种口罩将使用与优衣库功能性内衣“AIRism”一样的材料。而AIRism具有散热和透气的功能，有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出汗也可保持清爽。可反复清洗和使用，以及阻挡90%的紫外线。 据该公司透露，在价格方面，每盒三个口罩的零售价为990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最初计划每周生产50万盒。 该公司也表示，优衣库口罩在日本本土以外的销售计划将在确定后公布。 据悉，优衣库在全球拥有2000多家门店，年销售额超过200亿美元，将成为最大的口罩零售商之一。
我国老龄化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就初露端倪，老有所依，不仅只依靠儿女或房产，还需要有配套的稳健理财渠道，合适的保险方案。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国民财富大讲堂》上，从针对长寿时代的顶层设计、养老产业的发展模式、传统保险企业的机遇、保险公司的多元化资产配置等方方面面，阐述了对中国长寿时代的养老保障体系的思考。以下为发言全文： -1- 要对“长寿时代”的到来提前规划布局 从全球人口结构和我国人口结构来看，我们即将进入长寿时代。要重视长寿时代面对的严峻挑战，进行顶层设计，要对“老有所养”的问题有全面的规划，要让民众体会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感。 首先要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按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坚持“五位一体”的新发展理念，根据“大健康”概念的社会共识，针对长寿时代的发展需求形成一系列政策安排。 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随着长寿时代、老龄化时代到来，现在国家需要支付的养老金支出每年都以上万亿的水平增加，对于中央财政的挑战很大。对此，要针对人口结构变化进行针对性的财政安排。 在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制过程中，商业保险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要从政策上研究出台一些政策，把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利用社会资本支持养老事业的发展。对于商业养老保险来说，首先要开发符合现今养老保障需求的险种，并且以这个险种作为切入点，将医疗、健康、养老结合起来，还要注重全面的服务的提供，以及要考虑资金保障的问题。 另外，从保险业的角度，要思考大健康的概念，对于“长寿时代”面临的挑战要提前布局。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要思考如何从保险、资产管理、健康管理来满足全社会的医养结合、老有所养、富足养老的目标。现在要解决的是健康养老的问题，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富足养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未来人均收入还将提高，在养老方面的支出也会增加，大家将需要一个富足性的养老模式。 -2- 养老产业大有可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健康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推动实施。要把“健康养老”当做一个事业来发展，同时也要做成一个产业，形成产业经济，将会有非常好的带动效应。 目前，我国和养老相关的产业并不多，从未来的养老需求来看，这个领域将是巨大的潜力市场，也是一座“金矿”，可以深入挖掘。国家设计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保险机构养老三种养老模式。我认为可以考虑采用PPP的形式，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形成养老的产业发展模式。 养老社区的概念在提出的时候是比较超前的，现在来看中国的养老社区建设，从总的布局来讲是全球领先的。但是按照中等收入的庞大群体对养老的需求来看，目前的养老社区规模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保险业可以进行思维创新、管理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高行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此外，我们要通过办养老社区，培养全民的养老文化，让大众逐步接受和认可这种模式，将养老社区作为娱乐、休闲、文化交流的场所，逐步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 财政和税务部门应该考虑给予税收和财政方面的支持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市场化的方式办养老事业。在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可以降低个人支出，提高服务水平，有利于社会化养老社区的建设。 -3- 传统保险企业如何抓住发展机遇 关于传统保险企业如何抓住发展机遇，我认为，从供给端要有大量的养老产品的供给，要从土地、资本、人力方面考虑。土地方面，希望地方政府以及通过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支持保险业加大投入；资本方面，保险业可以通过发债等各种手段筹措资金；人力资本方面，养老产业对护理人员、医生等的需求将会很大。此外，还可以将数字经济嵌入到养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从需求侧来讲，养老也是一种消费，对拉动经济有很大作用。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强化保险保障功能”，要把保险作为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以及提供养老保障的重要工具。此外，保险业还可以对接国民经济社会很多的产业、部门，比如可以和医院、医疗企业、医药企业合作，也可以为出口企业和制造业企业提供保障，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挥作用。总之，保险业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在解决经济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时利用好保险这个工具。 -4- 保险公司要多元化配置资产 长寿时代对保险公司经营来讲，面临的最大风险是长寿风险，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多元化配置资产，比如长寿性的保单要考虑有长期的投资与之匹配。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是做好保险经营管理的必要管理模式。 保险业监管部门对于偿付能力有阶段性的要求，会定期进行审核。今年全行业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比较高，头部的一些保险机构可达到280%以上，应该说是非常稳健的。 -5- 中国长寿时代的养老保障体系 首先，要把符合中国社会需求的、有中国特色的、尤其是体现经济发展阶段性水平的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好。 其次，政府在布局全社会的多层次养老体系建设中，要充分考虑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不断总结经验，优化政策措施，根据保险业发展的阶段情况，进一步提高养老金的替代水平。 另外，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方面，除了保险业自身应该加大工作力度之外，社会各界要给予大力支持，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使保险业在养老体系、养老社区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简而言之，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经济发展有了一定基础，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有尊严性的养老应该作为未来发展的目标体现出来。要把党和国家关于“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个目标贯彻好、落实好，让14亿中国人不要再为养老问题担心。
中国铁建分拆上市获实质性进展。6月15日晚间，上交所受理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铁建重工”）科创板上市申请，公司拟募资77.87亿元。铁建重工正是中国铁建的子公司，是首个央企送来的分拆上市重量级“考生”。去年12月，A股分拆上市政策落地，央企中国铁建迅速打响“第一枪”，抛出“A拆A”预案。此后，辽宁成大、生益科技陆续披露分拆上市预案，拟将旗下子公司送上科创板。央企分拆上市来“叩门”铁建重工主要从事掘进机装备、轨道交通设备和特种专业装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租赁和服务。作为全球大型定制化高端工程装备行业的引领者之一，公司已改变了隧道掘进机等高端地下工程装备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尤其是公司自主研制的长距离大坡度双模式斜井TBM、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永磁同步驱动土压平衡盾构机和护盾式掘锚机等，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申报稿显示，2018年，铁建重工全断面隧道掘进机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掘进机械分会的统计，以产量计算，2016年至2018年，公司岩石隧道掘进机装备在中国内地市场份额保持第一，盾构机保持在前两位。央企“考生”大多是综合实力强劲的科创选手。铁建重工用硬实力书写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2017年至2019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66.51亿元、79.31亿元、72.82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1.37亿元、16.07亿元、15.3亿元。在此背景下，公司选择了“市值+营业收入”的第四套上市标准，即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30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申报稿还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分红分别为9921.71万元、1.1亿元、37亿元。本次闯关科创板，公司拟募资77.87亿元，投向研发与应用项目、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其中研发与应用项目包括超级地下工程智能装备研发与应用、地下工程装备再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新型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与应用等9个项目。铁建重工科创板IPO获受理，标志着中国铁建分拆上市迈出实质性一步。中国铁建是“A+H”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中国铁建直接持有铁建重工99.5%的股份，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土集团间接持有公司0.5%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铁建背后则是中铁建集团，其持有中国铁建51.13%的股份，中铁建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委。科创板受理企业达343家同日“赶考”科创板的还有浙江、广东的两名“考生”。随着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宏华数码”）、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莱尔科技”）上市申请获受理，科创板受理阵容达到343家。宏华数码是一家以数码喷印技术为核心，聚焦纺织数码印花的工业应用，集售前咨询、售中调试、售后服务以及软件支持于一体的纺织数码印花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通过为客户提供数码喷印一体化综合解决方案从而实现设备、耗材应用推广，主要产品为数码直喷印花机、数码喷墨转移印花机、超高速工业喷印机及墨水等。据悉，公司于2000年成功研制了国内第一台数码喷射印花机，是国内首家将数码喷印技术应用于工业化生产的企业，奠定了我国纺织品数码喷印产业化的基础。本次公司拟募资9.17亿元，投向年产2000套工业数码喷印设备与耗材智能化工厂建设项目、工业数码喷印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宏华数码不存在控股股东，金小团通过宁波维鑫、宝鑫数码和驰波公司合计控制宏华数码45.95%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莱尔科技专注于功能性涂布胶膜及下游应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主营的功能性涂布胶膜属于复合薄膜材料，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公司主营的FFC、LED柔性线路板等为功能性涂布胶膜作为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之一的应用产品，分别对相关领域的传统线束和传统方式生产的LED灯带线路板方案替代明显，居于细分市场前列，是功能性涂布胶膜及其应用领域的领先厂商。本次公司拟募资5.54亿元，投向新材料与电子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晶圆制程保护膜产业化建设项目、高速信号传输线（4K/8K/32G）产业化建设项目、高速信号传输线（4K/8K/32G）产业化建设项目。本次发行前，特耐尔持有莱尔科技71.8%股权，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伍仲乾持有特耐尔43.75%的股权，通过特耐尔实际控制公司 71.8%的股份比例，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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