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15日公告称，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开展2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需求。今日无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保持2.95%不变。本月共有7400亿元MLF到期。 此前央行对今日MLF续作已有预告，6月8日央行在公告中称，将于6月15日左右对本月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一次性续做，具体操作金额将根据市场需求等情况确定。 上周短端资金面表现较为稳定，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隔夜小幅下行，从周五表现来看，隔夜Shibor下行22.8个基点。但同时看到，1个月以上期限的资金利率逐渐拉升，期限利差有所扩大。上周五，1年期Shibor上行5.1个基点。
如今， 不仅是富豪常见，富豪的贴身侍卫们也备受关注。这个以往只存在于想象和影视剧作品中的行当，让人们也感受到了：“ 富豪难当 ”。 出门车水马龙，保镖们无时不刻不伴随左右。而造成富豪们每次出门前后跟随的 “ 紧张局面 ”，正是源于上个世纪香港富豪频繁被绑架的经历。 只是没想到时隔数十年，2020 年，何享健在家中遭到绑架。 何享健，中国家电巨头美的集团的创始人和实际掌控者，掌控着美的控股公司高达 94.55% 的股份。何享健和何剑锋父子共同身价排名胡润百富榜第四位，高达 1800 亿元。 2020 年 6 月 14 日晚间，何享健被网传在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在顺德君兰生活村内的自家豪华别墅遭到劫持。 何享健遭到挟持之时，何享健之子何剑锋甚至是从自家旁边的河中游泳到河对面才报的警。 出于对美的创始人被绑架的担忧，6 月 15 日早晨，美的集团开盘股价就跌去 1.48%，报收 59.09 元。 直到 6 月 15 日早上七时，佛山市公安局才发布警情通报。经过警方的努力，在 6 月 15 日早上五点，警方就已经将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何享健也十分安全。 何享健安全了，但是其他的富豪们，心上的弦又重新崩了起来。 李泽钜 提起富豪被绑架的历史，则不得不提到李泽钜和李嘉诚父子。 作为香港商人，曾经的香港首富李嘉诚长子李泽钜，自小就受到了李嘉诚的倾心教育。而他也很快成为了李嘉诚所托付的下一任长江实业掌控者。 2012 年 7 月，李嘉诚就将李泽钜在长江实业的持股量增加到三分之二，而自己只持有三分之一。正式将自己所创下的庞大帝国交给了李泽钜。 但是在李泽钜所体验到这一切之前，在 1996 年他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被绑架历程。 可以说，如果那一次绑匪稍微动了些贪念，如今接手长江实业的可能就不是李泽钜。 1996 年 5 月 23 日，李泽钜在下班开车返回家中的时候，突然在他的车前后出现了两辆车将道路堵住，随即跳下了一群持枪的劫匪将李泽钜绑架走。 而策划和实施绑架的，就是令很多富豪谈之色变的张子强。甚至连后来的电影《插翅难逃》，也是根据张子强的经历翻拍的。 在绑架李泽钜之后，张子强单枪匹马地闯到了李嘉诚家中。气焰嚣张的张子强向李嘉诚索要赎金，开口就是 20 亿元。 本来张子强以为李嘉诚会十分的不情愿，但是他没想李嘉诚爽快地答应了。李嘉诚甚至当场打电话给银行询问现金余额剩多少。随后李嘉诚对张子强说，现在现金只有 10 亿，还有 10 亿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凑出来。 被李嘉诚所 “ 感动 ” 的张子强当即改变了索要的金额，称自己只要 10.38 亿元。而 1038，也正是当时长江实业的股票代码。于是李嘉诚将自己家中的四千万现金先付给了张子强。 随后经过了几天时间，李嘉诚将剩余的 10 亿元现金交给了张子强，从而换得张子强放走了李泽钜。 图注：张子强被捕 而这件事情直到张子强后来被捕时才被揭发出来。令人惊奇的是，李嘉诚当时并没有报警，选择了向所有外人隐瞒这一事件。 郭炳湘 张子强不仅策划了绑架李泽钜拿到了高达 10 亿元的赎金，而且他还策划绑架了另一位香港富豪郭炳湘。 郭炳湘，帝国集团主席、新鸿基地产前主席、地产大亨、香港知名的大富豪。而也正是这富贾一方的条件，让张子强盯上了他。 在 1996 年成功地绑架了李泽钜，并且要走了李嘉诚足足 10.38 亿赎金之后，张子强的自信心达到了顶棚。 于是在绑架李泽钜仅仅一年后，1997 年张子强就开始策划绑架郭炳湘。 1997 年 9 月，张子强带着手下事先埋伏在了香港的富人区深水湾道。而当郭炳湘一个人开车到他的豪宅门外时，张子强带着手下一拥而上，将郭炳湘绑走。 不得不说，那时的香港十分的混乱。张子强两次绑走李泽钜和郭炳湘，都是在马路上堂而皇之地挟持走了人质。 然而郭炳湘是一个硬气的人。经历过香港动乱时期的郭炳湘，在被绑的初期死活也不同意支付绑匪赎金。 张子强不得不对郭炳湘用上了很多虐待的手段。拳打脚踢，动刀动枪，但是郭炳湘都没有屈服。直到最后，张子强把郭炳湘脱光了衣服塞进了只有一个透气孔的木箱里，折磨了整整四天，最后郭炳湘才终于屈服，同意支付赎金。 张子强在前一年绑架李泽钜时就已经狮子大开口要价 20 亿元，他对郭炳湘也开出了同样的价格。 但是郭炳湘的妻子李天颖认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于是跟绑匪谈判，最终张子强将价格降到了 6 亿元。李天颖支付了这一赎金，张子强释放了郭炳湘。 而这一事件也对郭炳湘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因为遭受到了绑匪非人的折磨，此后郭炳湘甚至出现了躁郁症症状。在 2018 年就因为突然中风而去世，年仅 68 岁。 王德辉 作为香港老一辈的企业家，王德辉的发家史可谓是独树一帜。身为上海人的他，1948 年才来到香港定居。 而在 1960 年初，王德辉就和自己的妻子龚如心联手创办了华懋置业。 经过了在石油产品，农业产品，和饲料等领域的发展，华懋置业积累了充足的资金。此后王德辉将华懋置业的方向转为地产开发，一举成为了香港地产开发商几大巨头之一。 这让王德辉的名字进入了绑匪眼中。 在 1983 年 4 月，王德辉和妻子龚如心被四名绑匪在自家山顶的住宅被绑架，也成为了香港富豪中绑架被公众所熟知的第一人。 但是随后绑匪释放了龚如心，让她回去为自己的丈夫准备 1100 万美元的赎金。 龚如心回到家中后，立即组织资金，凑够了 1100 万美元给了绑匪。随后绑匪释放了王德辉，王德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 图注：王德辉失踪后龚如心接手华懋集团 但是不得不说王德辉的 “ 运气 ” 实在是太差。在被绑架过一次之后，他的名声更胜以往，随后又被一波绑匪钉上。 这一次王德辉再也没有逃回去。1990 年，王德辉在第一次被绑架七年后，又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绑匪将王德辉绑到了一艘驶往公海的船上。 随后不久，其中一名绑匪郭玉楼因为害怕向警方自首。但是郭玉楼却对警方称自己不知道绑架的是谁，也不知道是谁一手策划的，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郭玉楼自首归案，但是其他的绑匪却下落不明。王德辉的家人收到了绑匪的赎金要求，向绑匪汇过去足足六千万美元，但是王德辉依然音讯全无。 直到后来，香港警方在破获一起其他案件时，才发现王德辉这起绑架案跟香港一位退休的警察有关。该警察看到了第一次王德辉被绑架的卷宗，于是自己动起了歪脑筋，意图通过绑架王德辉勒索赎金。 绑匪拿到了赎金，但是王德辉却没有回来。后来绑匪称，他们在当年拿到了赎金后就将王德辉扔进了公海中，下落不明。 直到今日，王德辉的遗体依然没有被找到，而龚如心在王德辉失去消息后一直致力于寻找王德辉，但音讯全无。香港法院在 1999 年就宣布王德辉法律死亡。 纵观富豪即使身缠万贯，但是生活中依然要时刻小心，处处警惕。这也就是为何如今富豪们出门，身旁保镖和随从众多，排场惊人。 很多人看到了富豪生活富裕，纸醉金迷，但是没有看到富豪依然战战兢兢。
历史在我们眼前巨浪起伏。 匆匆那年 如今，谈及银行转型，必谈数字化。 仿佛银行已成为时代的恐龙。 其实在不远的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金融界、在国内各行各业堪称翘楚。 即使今天，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至今很多大行老科技人提到那段时光，眼中依然闪耀光芒。 追溯这份荣光，还需上溯十年，那是世纪之交的千禧年。 千禧年的元旦，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周边交通中断。同样的沸腾也发生在深圳，一家名叫腾讯的小公司员工集体出门吃饭，结果被迎接千禧年的人潮堵在路上，动弹不得。 马化腾不在其中，那夜因“千年虫”，马作为唯一客服竟然成功安抚了OICQ所有用户。 元旦前夕，刘强东在北京九头鸟大酒店开年会，台下一桌十人，全公司两桌搞定。刘提出新年目标，明年聘个库管，搬到一个大点的写字间。1999年，他在刚开业的海龙大厦有个不到4平米的柜台，主营业务刻光盘，附赠傻瓜式多媒体系统。 同年杭州湖畔花园，马云对他的18罗汉说，我们要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然后说“现在你们每人留一点吃饭的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 千禧年后的第一年，2001年百度推出服务用户的独立搜索引擎，腾讯QQ突破500万用户大关，两年后2003年阿里淘宝才诞生。日后的BAT并未意识到，彼时的用户，意味着来日的流量、场景和生态。 那一年，经过98年的财政注资、99年的不良剥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新一轮改革悄然拉开大幕。 有些伏笔埋了许多年。 千禧年前4个月，中国工商银行于1999年9月1日正式启动数据集中工程，命名为“9991工程”，开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大集中先河。 自190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银行——户部银行（中国银行前身）成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银行靠一把算盘一支笔、一本账簿一双手，记载了一代代的兴与衰，计算了一家家的盈与亏，清点了一笔笔的进与出。“点钞不用手、记账不用笔、利息自动算、传票自己走”成为一代代银行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1993年银行网点开始普遍使用单机记账。 1995年，部分银行开始尝试联行报单、银行汇票签发的微机处理，重要凭证也进入微机管理。随后，各家银行逐步实现会计电算化。2000年前后，随着省域数据集中、全国数据集中工程的推进，银行计算机运用由储蓄、会计等柜面业务和后台核算业务扩展到信贷统计、资金调拨、客户数据库、信贷台账，再发展到办公自动化、决策支持等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本地存款异地取、资金瞬间到账、跨国使用银行卡、本外币在账户间自由转换等不再是天方夜谭。 至此，中国银行业彻底从算盘时代走向了键盘时代。进入键盘时代后，第一个成效是数据，第一个痛点也是数据。 如果把银行过去的信息化、进行中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喻为一盘棋，“数据”始终是这盘棋的“势”所在。数据集中，不仅是为银行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更是为银行经营管理和各项业务创新发展提供了平台，从根本上推动了银行变革发展。 善弈者谋势。 工行先行后，农行、中行、建行的数据大集中也拉开帷幕。虽然资源禀赋不同、技术路线不同、个中心酸不同，但是毫无疑问，千禧年后那场中国金融业波澜壮阔的大集中，铸就了今日各行数字化转型的底气。 如今，再踏转型路，往事尽云烟。 往事并不如烟 前传 各行数据大集中前有一“前传”，名为核心系统。 银行“核心系统”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核心系统是商业银行管理客户信息、处理客户账户及核心总账、提供基础存贷款、支付服务的系统，如同人的心脏。 商业银行核心系统的建设发展，是我国整体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金融业改革发展以及信息技术进步革新，三者共同驱动的结果。 1995年到2000年，是我国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大发展之际。这些银行建立之初，各路人才聚集，不乏有着大型国有银行科技工作经验之士，他们有了从零起步、跨越发展的舞台，直接提出了建设综合业务系统的目标。 而对于大型国有银行，服务不能降级，人员需要培训，数据需要迁移，不能不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因此通过吸取了国外大型银行发展经验，更加细分了银行的应用系统，提出了核心银行系统的概念。 1986年，工行引进SAFEII系统，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工行第一代核心银行系统，主要聚焦储蓄和对公业务。1997年，工行拉开第二代核心CB2000建设序幕，至2000年工行核心银行系统一期工程全面研发完成。 工行先行后，国内多家银行吹响了核心系统建设和大集中的号角。受限于当时计算机设备和网络传输的发展水平，大多以部分集中或省分行为主的省域集中尝试推进。1997年，中国农业银行启动第一代核心业务系统（ABIS）建设，经过两年多的鏖战，1999年3月，ABIS系统在宁夏投产成功后推广到农行全辖。2000年，中国银行实现五大区域系统集中，建设银行核心业务系统DCC上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千禧年后十年，如同今日的数字化，核心系统建设与升级换代，是各家银行共同的追求。背后深层次的因素是，随着加入WTO的日益临近，中国银行业必须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构筑信息化为内涵的竞争力成为关键性的抉择。 核心系统与数据大集中很难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在核心系统建设同时，很多银行有识之士发现，仅仅是软件版本统一但不集中数据，对外难以提供跨地域的服务能力，对内则难以把控银行整体经营状况。 因此，唯有数据集中与核心系统一起扇动，才能为中国银行业插上翱翔九天的翅膀。 从集中，一路走来 1999年9月1日，工行启动 “9991工程”。 公开数据显示，这项工程最终把工行40多个中心、几万个机构合并到北京和上海两大中心，建立起全行统一的电子化体系。到工程完成，两大数据中心承载了工行全国全部37家分行以及总行票据营业部和牡丹卡中心、408个地区行、27，630个营业网点核心业务的处理，存储、处理4.8亿个账户，1.2万台ATM、6万台POS，日均处理交易超过9，000万笔，年均300亿笔，高峰日交易量超过1.2亿笔，存储处理的账户网点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工行大集中成功并非一日之功。1994年，工行开发了全国电子汇兑系统；1999年，工行正式投产运行资金清算汇划系统，实现汇划与清算实时，开创了异地结算业务全新的处理模式。 工行大集中的另一成效是，以“9991工程”打下的牢固根基为依托，工行2014年率先成功完成了“两地三中心”工程。2018年，工行全面实现新一代主机双活2.0架构下同城切换。这一看似“技术”的成效，实际是“业务”成效，业务连续性既是银行科技的生命线，更已成为数字化时代银行风控的重要范畴。 2019年，工行发布ECOS工程。E是Enterprise-level，代表“企业级”。C是Customer-centred，代表“以客户为中心”。O是Open，代表“开放融合”。S是Smart，代表“智慧智能”。 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启动省域数据集中工程，将全行近200个中心的核心业务数据集中到了36个省域数据中心，实现了所辖全部有效网点的集中联网，统一了全行业务应用。 2006年底，农行将全行37家分行的数据集中到北京数据运行中心。2007年初，农行将数据运行由北京切换到上海。与此同时，农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和县域蓝海战略，开创新的市场空间。在此背景下，2008年底，农行做出了建设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建设的决定。2015年10月，历时六年，农行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Blue Ocean Engineering，BoEing)完成整个核心系统的切换和投产。 2020年，农业银行提出信息科技 “iABC”战略，代表“智慧（intelligent）的农业银行（ABC）、我（i）的农业银行（ABC）、融合（integrated）的农业银行（ABC）、科技助力（impetus）的农业银行（ABC）”。“iABC”战略将通过“七大技术、五大支柱、六大中台、两大保障”具体推进。 2011年10月中行IT蓝图完成全面推广，实现了经营模式和管理理念由“以账户为中心”向“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完成了境内全辖数据逻辑集中和应用版本高度统一，构建了安全可靠的“两地三中心”基础设施架构和7×24小时的运维体系。 2012至2018年，中行完成海外信息系统整合转型工程建设，在国内同业中率先构筑起7×24不间断、全球一体化运维的领先优势。 2018年，中行宣布数字化发展之路将围绕“1234”展开：以一个“数字化”为主轴，搭建企业级业务与服务两大架构，打造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三大平台，聚焦业务创新发展、业务科技融合、技术能力建设、科技体制机制转型四大领域。 2005年，历时三年的建行数据集中工程（DCC）宣告完成。建行DCC表明，建行的科技应用模式已经从过去的分散开发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 2011年至2017年，建行举全行之力历时6年，完成了新一代项目建设。其突出价值在于，基于业务流程全行共享的理念，构建了覆盖全行，以产品、流程、数据、用户体验四大模型为核心的企业级业务架构。同时，承接企业级业务架构模型，坚持组件化、平台化、松耦合、面向服务的原则，构建应用、数据、技术、安全四大IT基础架构。 2018年，建行发布“TOP+”金融科技战略规划。T为科技驱动，以技术和数据为双要素双轮驱动。O是能力开放。P代表平台生态，+是培育鼓励创新和支持创新的文化。 备注：上述工农中建大集中成果与数据全部来自公开资料 最深的敬意 数据大集中，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十五”期间的重大事件。 至“十五”末，各银行基本都实现了“数据大集中”。集中后，工农中建四大行的客户数、账户数、日交易量位列银行业前列，当然在数据集中的同时，也集中了风险，这是后话了。 回望数据大集中，工程之外，有几个点依然值得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追忆。 一是主动变革。近年来的数字化转型多多少少还有几分外部倒逼的味道。20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大集中，却是一场技术、管理和经营三位一体的主动式变革。大集中的历史告诉我们，数字化转型要做到主动变革，关键是三不要：不要在墨守成规的文化理念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固守传统的体制机制上搞数字化；不要在封闭的技术体系上搞数字化。 二是技术路线。无论电子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路线是决定IT建设方向的大问题。技术路线选择外部受制于当时的技术发展趋势、外部技术产品服务供给，内部要符合自身实际、投入预算和队伍能力。同时，制定一个正确的技术路线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长达数年的工程建设中一以贯之、久久为功。今天的银行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过公有云、私有云的困惑，还将啃下自主可控的硬骨头，在这些抉择中，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显珍贵。 三是队伍文化。科技和医学类似，本质上是实践性学科。再牛的医学院毕业，没有经历足够数量的临床，成不了名医，真正的科技人才也一定是在实践中才得以成长。大集中培养了一批银行应用、系统、数据库等专业人士，这些人有些留在大行“传帮带”，有些走向其他银行和后来的互联网公司。从更宏大的格局看，大集中培育出的人才，是银行对后来中国数字经济的一份贡献。有队伍必有文化，攻坚协同的文化，科技以人为本的文化，依托数据经营管理的文化……全面萌芽于大集中。 毫不夸张的说，这场变革是中国金融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世界科技史上石破惊天的工程。 集中的过程中，凝聚了一代银行科技人的智慧、汗水和青春，他们攻克了诸多性能、网络、算法难关，填补了诸多计算机金融应用的空白。 他们和最初的“思想者”、“谋势者”以及决策者们，顺应了时代，也超越了时代，值得我们送上最深的敬意。 善弈者谋势 2017年前后开始，四大行纷纷将数字化定位为核心或首要战略，依旧善弈者谋势。 势之所向，其锋称王。 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2021-2025）擘画蓝图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黑天鹅疫情，给银行业带来史无前例的困难和挑战。 本次疫情再次证明并凸显了金融科技的极端重要性，也对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注入了新内涵、带来了新启示。 站在这样的历史节点，回味20年前的大集中，展望“十四五”的银行数字化发展，总有鉴往知来的感慨。 在“十四五”诸多影响因素中，笔者认为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最大的两个宏观影响因素是： 一是我国大概率2022年前后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同时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Z世代”全面进入社会，老龄化现象愈加严重，由此带来银行客户结构、客户需求的全新变化。 二是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或将达到60万亿元，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体之一的特征将愈加明显，由此带来的银行经营范式的全新变化。 谋篇布局之际，纵观各行战略，其实共性已显，不同的是资源摆布和轻重缓急而已。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战略往往不是目标，而是选择。提炼各行未来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可以概括为“三化”、“三心”、“三新”。 “三化”的战略内涵 首先，通过数字化着力实现物理银行的“数字化孪生”。随后，基于智能化开展经营管理，低成本、实时性地洞察和服务于海量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开放化主动出击，紧密耦合场景生态伙伴，嵌入到客户的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更敏捷地捕捉需求、获取数据、鉴别风险、提供服务。 数字化、智能化、开放化实际上构成了未来银行的经营范式。数字化提供核心资产，使银行无缝感知、全面理解客户；智能化为生产动力，使银行洞悉需求、创造服务；开放化为组织形态，使银行具备无处不在的触角，随时、随地、随心而在。 “三心”的战略核心 普惠为初心。任凭时代变迁，国有银行服务实体的初心不变。长期以来，诸多因素导致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小微、低收入人群等，长期被排斥在正规融资体系之外。要将数字化作为破解普惠的关键一招，通过技术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充分释放大型银行的科技、信息与平台优势，助力解决普惠中的信息不对称、成本高、风险大等关键问题。 风控为核心。银行本质上“贩卖”的是风险。本次新冠疫情启示唯有借助金融科技手段，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项技术，提升科技应用产品间的协同性，打造实时智能的“全面风险管理”，才能提升对“黑天鹅”、“灰犀牛”的企业级风险应对能力。 创新为恒心。在充满不确定性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创新是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对于商业银行，既要有用于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组合运用现有技术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从把握金融跨时空转移的基本功能，着力为客户解决时间、空间、物质稀缺性问题，探索未来银行的无限可能。 “三新”战略支柱 新基建。一方面是柔性的新基建，包括各行投入大量资源的企业级架构、中台架构，为去全行系统性、普遍性问题提供高度共享复用的解决方案；大力发展开放银行，借助API、SDK等手段，构建开放、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另一方面是硬核的新基建，包括构建以云计算、分布式计算为基础的新一代机房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国产化的“壮怀激烈”；实现IPV6规模部署，奠定万物互联时代的网络基础；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基础新技术平台，提供企业级新技术输出服务。 新体验。以客户为中心成为唯一的第一选择，纷纷致力于将传统商业银行的品牌美誉度和信用优势转化为极致客户体验。一方面围绕客户全旅程推动敏捷、快速、端到端的数字化改造。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经营，有效盘活和深耕存量客户，实现对用户有目的的组织管理和针对性营销，增加用户粘性、贡献和忠诚度，并通过系统性获取用户反馈，沉淀出一整盘真正属于银行自己的数字资产，不断改进提升。 新赛道。顺应国家战略，把握技术发展趋势，洞悉经济金融环境，在一些新赛道开启新竞争。比如，此次疫情培养了企业线上业务办理习惯，需要以对私思路开启对公数字化新蓝海，突破银行账户属性，视企业为用户，全面运用金融科技的力量，对公司金融既有的底层架构、服务流程、产品体系进行深层次重塑和优化。再比如，这轮全民抗疫也是一场高强度、沉浸式用户习惯培养活动，是对5G时代、物联网时代社会经济生活新形态的集中酝酿。经此一“疫”，全社会步入深度在线模式。此次疫情加快了零售银行通过线上化渠道满足客户多样化金融需求的进程。随着5G高速传输、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以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零售金融既要在全面场景化过程中迈入实时、敏捷、智能的新境界，同时也驱动零售银行在线上渠道营销运营以及线上线下协同方面迈上新台阶。比如，把握国家发行数字货币的历史契机，挖掘更多的场景蓝海...... 胜天半子 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人类用了100年。从电气时代到信息时代，用了60年。最近，从3G到4G普及只用了4年。 佛利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技术平台每隔5至7年就要发生一次颠覆性改变，但很多人却需要用10至15年才能适应。 瞬息万变的变局，飞速传递的变量，裹挟前行的我们，共同构成当下的变局。 变局之下，宏观唯有接受，微观才能有所作为。 2019年，《BANK 4.0》红遍金融圈，封皮上赫然标识“金融常在，银行不在”。 的确，金融常在。那么银行呢？ 根植于近三十年的信息化成果，得益于二十年前的大集中，中国银行业在变局中始终默默努力。 但是长路漫漫，总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 比如，面对各类互联网公司不断蚕食银行业的传统市场空间，场景生态已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题中必有之义，但是围绕场景如何进行研发、营销、管理、服务，如何变革组织架构、运营管理、风险管控等，已成为银行业当前最大的焦虑。 各大银行往往在场景建设上投入大量资源，但依托场景获得的用户流量，能否创造可持续的收益有待观察。同时，银行传统的客户维护以产品营销为出发点，对客户全旅程体验缺乏精细化深刻研究，导致在客户场景服务上缺乏整体把握，客户场景金融服务能否持续有待观察。此外，传统的体制机制依然惯性制约着新金融发展，传统商业银行始终面临着场景金融和传统金融的取舍难题。 在可预见的将来，银行仍将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供给者。因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运转，往往是惯性存在。美英两国的金融体系长期以资本市场为主导，中国、日本、德国则长期以银行为主导。在某个国家，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固然可以协调发展，但彻底转变金融体系的主导模式和惯性存在则难上加难。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将是中国金融供给的主体。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最终取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当前，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优化体制机制，优化体制机制的关键在于变革与改革的力量。 进化论中说，存活下来的不是最强大的生物，而是适应变化的生物。 的确，当前传统商业银行一些固有的产品和服务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只有那些能够主动适应创新型经济发展要求的银行，能够快速转变经营模式、优化金融服务供给的银行，能够把握时代机遇和变局机遇的银行，才有可能在新的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6月15日，据港交所网站消息，腾讯(00700.HK)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6月9日至6月12日减持了腾讯股票，4天合计减持964.78万股，价值约42.7亿港元。 具体包括：6月9日，以每股433.4095港元的均价减持178万股；6月10日，以每股443.0151港元的均价减持335万股；6月11日，以450.2696港元的均价减持253万股；6月12日，以440.2190港元的均价减持198.78万股。 减持完成后，马化腾对腾讯持股由8.52%降至8.42%。 今年1月，马化腾也曾减持腾讯。当时是在1月14日至1月17日共卖出500万股腾讯股票，价值约为19.96亿港元。 腾讯股价今年重新站上400港元，年内累计涨幅达15.77%。6月11日，腾讯一度触及455.4港元的高位，为近两年新高。 6月15日，腾讯股价收报433.6港元，跌1.68%。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 证监会已于近日批准上海期货交易所开展铝、锌期权交易，批准郑州商品交易所开展动力煤期权交易，批准大连商品交易所开展聚丙烯、聚氯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期权交易。动力煤期权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聚丙烯、聚氯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期权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2020年7月6日，铝、锌期权合约正式挂牌交易时间为2020年8月10日。 铝、锌、动力煤、聚丙烯、聚氯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是重要的大宗商品。相关期货合约上市以来，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客户参与广泛，功能发挥较为显著。上市相应期权品种，可以进一步满足实体企业个性化和精细化风险管理需求。 证监会将督促相关期货交易所继续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铝等6个商品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
6月15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盘下跌逾120点，报7.0873，与此同时，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短线区间震荡。截至9点35分，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分别报7.0896、7.0875。 同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较上一交易日调降37个基点，报7.0902。 兴业研究认为，近期美联储扩表速度边际放缓，市场的注意力将重回美国经济基本面和疫情发展态势。在当前基本面的对比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动能加强。
平静许久的B股市场前段时间起了点小风浪。东沣B和*ST大化B先后触发面值退市警报，不少B股公司股价下挫。之后，东贝B推出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拟实现“B转A”，似乎又给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B股在证券市场被边缘化已久，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被拿出来说一说，每次的话题都绕不开B股改革。兜兜转转数年，真正完成B股改革的公司仍然寥寥无几。B股这个结到底要如何解，真费思量。 说起B股的故事，颇有几分时代色彩，起于我国资本市场熹微之时，完成历史使命后，似乎又将逐渐消隐于资本市场蓬勃发展之际。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汇资金极度短缺，部分外向型企业急需外汇融资。B股应运而生，境外投资者可以直接用外币认购，满足企业的外汇需求，展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形象。继1992年电真空B首次登陆上交所之后，到2000年底，沪深两市已有114家B股公司。但此时，市场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境内企业海外融资渠道日益多元，外汇短缺的矛盾基本解决，而B股以外币计价交易带来的市场融合等问题逐步凸显。此后，市场再未出现新的B股公司，纯B股公司的再融资也基本停了下来。到了2002年，QFII制度推出，境外机构可以直接投资A股，B股市场开始慢慢走向边缘化。 目前，B股的融资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价值发现功能均已弱化，B股市场也变得有点清淡。就拿沪市A+B股公司来说，其B股最新均价仅为A股的四成，2019年的平均换手率只有A股的15%。B股从改革开放的明星，变得鲜有问津。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就该被遗忘和忽略。从沪市来看，目前仍有50家B股公司，总市值超600亿元，投资者近400万户。这其中，A+B股公司43家，纯B股公司7家（伊泰B为B+H公司）。虽然在资本市场遇冷，但B股公司的发展并未止步。2019年，沪市B股公司平均实现营收170亿元、净利润6亿元。50家公司中，40家连续三年盈利，22家近三年营收持续增长。可以说，多数沪市B股公司主营业务稳健，理应在资本市场有更好的发展。这么来看，解开B股这个结，既是“可以有”，也是“值得有”。 如何解B股这个结，市场已经有了一些成功实践。自2012年12月中集B成功实现B转H至今，两市已有近10家公司顺利完成B股改革。大致有两个方向，B转A和B转H。 现有的B转A，也不是B股直接转换成原上市公司的A股，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以外的主体发行新的A股，用来换取投资者所持的B股。也就是新的主体取得上市地位，原B股公司注销，原来的B股股东成为新上市公司的A股股东。法律意义上说，这实际是一个吸收合并的过程。在多数情况下，这个新主体往往是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沪市的东电B、新城B都采用了这一模式，正在推进的东贝B也属此类。实践中，这类方案要满足两个要求：第一，控股股东自身资产优良，符合首发条件；第二，A股和B股的定价要得到投资者的认可。定价要得到认可并不容易。以东电B为例，发行A股的定价为5.53元/股，市盈率12.66倍，原B股作价0.779美元/股，已经较市价溢价41%，但B股投资者的意见分歧仍然不小。最终，虽然股东大会通过了相关方案，依然有29%的非关联B股股东投了反对票。 这一模式也可以演变出一些衍生类型。比如，除了控股股东，还可以找有实力的第三方来作为发行A股的主体，吸收合并B股公司。当年，阳晨B就是由非控股股东城投控股，以换股方式实现吸收合并。但这类案例相对比较少见，主要是因为非控股股东的第三方对B股公司不了解，参与意愿不强，整合难度也较高。除此之外，这个模式也可适用于A+B股公司，原先的A股和B股一起转换为新的A股。招商地产就是走的这条路。 至于B转H，就相对比较直观了。简单讲，就是将B股转换成为H股，到港交所挂牌上市并交易。深市已有中集B、丽珠B和万科B等3家A+B股公司完成此类实践。这个方案对A+B股公司比较可行，但对纯B股公司的吸引力可能就没那么大。对纯B股公司来说，实施B转H意味着完全脱离境内资本市场，可能不少公司不愿意接受。同时，H股估值偏低，投资者面临境外开户限制、交易制度不同等技术问题，也可能导致公司B转H的意愿不强。另外，以不发行新股的介绍方式到香港上市，也并非毫无门槛，公司还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证券预期市值至少2亿港元，预期证券上市时由公众人士持有的股份市值至少5000万港元。 前面两种模式都有成功先例，但采用的公司并不多。实践中，也有A+B股公司尝试通过回购股份缩减B股规模，但因残存余股难以妥善处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B股问题。实际上，这些模式大都“曲线救国”，没有真正在上市公司层面实现B股直接转换成A股。之所以这方面未见突破，也是有其深层原因。动机上，数量居多的A+B股公司，仍能利用A股市场再融资，再考虑到B转A的定价涉及A、B股投资者利益的平衡，处理起来复杂，其解决B股问题的意愿并不强烈。制度安排上，B股直接转成A股在政策上还有些需要研究论证的关键问题，比如B转A的法律性质以及需要符合的条件等等。 要解B股这个结，目前来看需求最急迫的还是纯B股公司。这些公司没有A股，融资功能基本丧失，二级市场交投寡淡，不少公司的经营基本面也不太乐观，要通过已有的模式来求得改变，难度不小。市场曾经讨论过的一条思路是，上市公司定向发行A股，原B股股东以其持有的B股资产进行认购，由此实现B转A。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要求不高，可适用的面比较广。但也有不少需要考虑的难点。比如对于纯B股公司，新发A股是否需要符合首发条件、该如何定价，能否无需限售直接上市流通等。当然，这个模式如果放到A+B股公司上，遇到的困难可能相对小一些。类似的，还可以考虑A+B股公司定向发行可转换为A股的债券来置换B股。 这些思路到底可不可行，能不能经得起市场检验，还得集思广益、多方论证。要解开B股这个结，关键是要平衡好各方的利益，稳定好投资者的预期，也要尊重市场意愿，把握节奏和分寸，不可陷入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窠臼。总之一句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是要以改革的方法来解决。 【更多内容详见沪市监管锐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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