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采访大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本次记者会仍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 16时左右，总理步入人民大会堂三层金色大厅，边走边隔着屏幕与位于梅地亚中心媒体会场的记者挥手打招呼，步伐从容、坚定，会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中国面临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与此同时，今年又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这注定今年的政府工作会非常艰巨，也使今年这场特别的总理记者会格外受到瞩目。 “保”成最高频字之一，总理讲了34次 总理记者会开始前两个多小时，已经有很多记者在媒体会场外排队等待进入。在排队过程中，记者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总理可能会回应哪些问题。 一位在会场外的记者在某媒体群里发起话题讨论：你们最想在总理记者会上提出什么问题？一时间，群里讨论热烈非常，经济增长、就业等成为大家最为聚焦的话题。 在总理记者会开始前夕，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媒体同行在自己的本子上写满了一个个关键词：疫情、中小企业、就业、脱贫、内需等，好几个关键词还被他拿红笔圈了起来。看来，媒体朋友们最想提出的问题还是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从2015年至2019年的总理记者会上，“首问”通常都给了外媒。这次总理记者会的“首问”依然给了外媒——路透社。整场总理记者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总理共回答了11位记者的提问，解读中国政策深入浅出、妙语连珠，一些典型的案例更是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在总理回答记者提问中，“保”字成为使用最频繁的字之一，全场发布会，总理一共提到34次。此外，总理使用最多的词里面，“经济”一词达到31次，“市场”一词共30次，“就业”达到了23次。 9亿张口与9亿双手 妙喻就业重要性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出的规模性政策举措落地问题，李克强指出，我们依然不能搞“大水漫灌”，而是要“放水养鱼”。没有足够的水，鱼是活不了的。但是如果泛滥了，就会形成泡沫，就会有人从中套利，鱼也养不成，还会有人浑水摸鱼。所以我们采取的措施要有针对性，也就是说要摸准脉下准药。 在回答有关就业的提问时，李克强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他巧妙比喻，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针对保企业的问题，李克强说，首先是要让市场主体活下来。政策的真金白银主要是为市场主体纾困，激发他们的市场活力。真金白银要确保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这次政府工作报告说要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我们现在有1.2亿市场主体，他们就是青山，留住他们，就会赢得未来。 在回答有关改革开放的问题时，总理强调，我们会继续扩大与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扩大开放措施。开放对各国如同空气对人一样，须臾不可离，否则就窒息了。 在总理回答完最后一个记者提问后，媒体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起身和记者们挥手告别，很多记者仍停留在现场，回味着刚才妙语如珠的答记者问。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钱智俊 “玉经琢磨多成器，剑拔沉埋便倚天。” 以2020年两会为起点，中国经济政策开启“直达性”工具创新。6月1日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工具率先落地，而作为财政直达性工具，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特殊之处”尚待揭晓，更加令市场翘首以待。 我们预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会是粗放式的“直接撒钱”，而是将着力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融合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实现上下同欲的政策效能；二是平衡短期效益和长期潜力，奠定高质量发展基础；三是联动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扩大政策乘数效应；四是兼顾保护存量和激活增量，在变革中实现稳定。 以此为基础，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中的财政资金料将主要投向三大方向。第一，扩大以工代赈，呵护农村与农民。第二，增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与货币政策直达性工具形成协同，纾困中小微企业。第三，在直接救助弱势群体的同时，推动其对接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 综合来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仅是一项纾困举措，更是一场深度改革，有望加速中国财税体系和基层治理的升级步伐。 构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核心在于处理好四对关系。根据近期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等政策信号，本轮中国经济的规模性政策旨在“为企业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强调直达政策靶点、顺应市场规律、突出政策效率，避免政策干预产生长期成本。由此可见，作为本次规模性政策的支柱之一，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不会是粗放式的“直接撒钱”。我们预测，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将是这一机制的核心所在： 第一，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今年中国宏观政策目标的重心已从增长转向就业，而宏观目标的转换不能缺少微观基础的支持。从学术理论和近期市场调研来看，在总需求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行为会更倾向于裁员而非减薪。其微观激励机制在于，这一举措保留了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尖端员工（效益最大化），同时削减了与订单规模不相匹配的人力成本、管理成本、运营成本（成本最小化）。但是，这显然与当前的宏观目标相悖，因此需要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精准发力，通过对企业稳岗的成本进行补偿、对吸纳就业的成果进行奖励，重塑微观激励机制，使“保就业”进入企业的目标函数。由此，宏观目标与微观激励相一致，才能形成上下同欲、万众一心的政策力量。 第二，短期效益与长期潜力。在今年经济增速走弱的情况下，全力保障就业，意味着短期的劳动生产率（单位工时薪酬）料将有一定下滑。从长远来看，这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存在众多“短期效益低、长期潜力高”的重要领域，例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国土综合治理、职业技能培训等。在经济高增长时期，这些领域的短期收益落后于居民的短期劳动生产率，因此难以得到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长期高质量发展。随着当前短期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适度托底、稳住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则可以顺势推动劳动力投入上述领域，在创造就业的同时，有望构建长效化的体系和设施，为未来全社会长期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奠定基础。 第三，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从规模来看，两万亿的转移支付是在稳住当前经济运行、预留未来政策储备之间的合理平衡，并非欧美式的超常规刺激，力度亦低于2008年政策组合。在有限的政策空间中，放大政策效果有赖于发挥国家力量对社会力量的引领和带动效应。在资金来源层面，转移支付在无收益的领域需要直接纾困，在有一定收益的领域则需要主动履行“担成本、减风险、增收益”的作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形成“挤入效应”。在资金投向层面，转移支付资金在直达基层后，需要避免沉淀于居民储蓄账户或陷入金融套利，尽快进入实体经济循环，从而撬动更多社会经济活动，形成“乘数效应”。 第四，保护存量与激活增量。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实体经济资金链普遍趋于脆弱。以一定的资金稳住现存企业的资金链，能够避免更大规模社会资本存量的消解。这比从零开始积累资本增量更为有效，将对“六稳”“六保”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存量重于增量。但是，在另一层面，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本次疫情已经重塑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一些岗位、业态甚至行业将永久性地被新生者替代。因此，“修旧如旧”式的一味保存量将会刻舟求剑，积极地在新兴经济中激活增量，以新岗位、新业态的发展去抵补旧部分的消逝，才能在变革中实现稳定。 用好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关键在于聚焦三个方向。从施策方向来看，相对有限的政策空间亟待优先纾困中国经济社会的短板领域，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循环和自我修复。从施策方式来看，不同短板领域需要对症下药、直达痛点，并最大限度地打通多项政策工具，形成政策合力。由此，我们预测，以下三个方向将成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关键发力点： 第一，农村农民。基于两方面因素，保障农村民生是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的优先项。从整体来看，本次疫情对农村民生的冲击大于城市。2020年一季度，全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增速为-4.7%，较城市多减0.8个百分点，逆转了此前维持多年的增速优势。同时，一季度农民工数量同比缩减30.6%，收入下滑7.9%，料将对年内农村收入产生持续拖累。从局部来看，部分农村地区在近年刚完成脱贫摘帽、家底较薄，存在因疫情返贫的客观压力，因此亟待针对性地纾困，以保证2020年“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考虑到农村经济缺少自行创造就业的能力，以工代赈料将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力措施：一方面有助于为返乡农民工就近提供岗位，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补上国土综合治理、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历史短板，为新一轮的农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支持。 第二，产业短板。根据一季度上市公司财报、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以及PMI数据的相互验证，结合对不同企业的承压能力分析[1]，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修复呈现差异化格局，内需驱动产业快于外需驱动产业，大企业快于中小微企业。由此，外贸产业链条以及低端服务业内的中小微企业，料将成为年内中国产业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亟待通过扩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投放，进行针对性纾困。但是在微观机制上，这一举措面临两大束缚：一是流动性约束，金融机构在客观上“没钱借”；二是风险约束，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较大，导致金融机构在主观上“不敢借”。6月1日起，人民银行开始购买4000亿元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本质上是通过暂时（一年期）提供流动性的方式，打破第一层约束。但是，受制于政策独立性的要求，央行并不能去分担信用风险，因此无法打破第二层约束。为了补上这一政策空白，亟待财政政策下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发挥自身独特作用。我们认为，通过本次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财政资金有望着力加强政府性担保机制，补足资本金和风险“补偿池”。这不仅有助于扩大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也将改善风险分担机制，激活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意愿，从而与货币政策的直达性工具产生协同，撬动数倍于政策资金投入的普惠小微信贷，强化救济纾困效果。 第三，弱势人群。从历史经验来看[2]，大规模疫情对居民部门的冲击具有非对称性，弱势人群（低收入、低技能、低教育人群等）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且持久。从中国国情来看，这一非对称性已有一定程度的显现。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同比增速为0.8%，而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速则降至-0.7%。并且，财产净收入的同比增速高于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由此，为了对冲上述非对称影响，本次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亟需加大对弱势人群的纾困力度。我们认为，除了提供补助等直接“输血”渠道外，这一领域的纾困政策需要与数字经济的下沉相结合，形成稳定“造血”机制。借助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为弱势人群大规模提供接入数字经济的基本设备、技能和渠道，定向减免移动互联网费用，并加速基层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弱势人群分享疫情后数字经济兴起在社会基层所催生的新岗位、新业态、新机遇。由此顺势而为，数字经济的时代红利将成为收入差异的抑制器，而非放大器。 参考文献 [1]程实、钱智俊．“直达性”政策如何纾困中小微企业？[R]． 2020年5月． [2] IMF． How Pandemics Leave the Poor Even Farther Behind [R]． May， 2020． [3]全国工商联、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等． 2019-2020年小微融资状况报告[R]． 2020年5月． (本文作者介绍：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全球宏观、中国宏观和金融市场。)
□本报记者 王兴亮 作为今年两会热议话题，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获得越来越多代表委员的点赞。获得感增强了，认同感提升了，企业发展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这是多位企业界代表委员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达的真切感受。他们普遍表示，将抓住这次改革带来的机遇，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获得感增强 多方认同感提升 “要让包括800多家上市公司、超过4500万投资者在内的各参与主体在改革中‘有感’，持续增强改革获得感。”这是深交所对市场各方许下的承诺。 全国人大代表、启迪设计董事长戴雅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自公司创业板上市以来，在IPO融资、并购整合、股权激励、知名度提升等方面都有强烈的获得感。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不少企业界代表委员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戴雅萍说，公司正在进行非公开发行。由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下限从原来市场参考价的90%调整至80%，使市场活跃性增加，便利企业融资。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董事长唐岳认为，此次改革将使优质上市公司融资更加容易，有助于企业发展。 创业板上市公司回天新材正在申报非公开发行。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章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公司已按照再融资新规以及战略投资者新规申报了预案，提交后迅速获得证监会受理。 多方认同感提升 在让广大企业家增强获得感的同时，此次创业板改革还让大家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董事长卢庆国说，随着改革推进，未来资本市场将加速淘汰概念炒作、信誉差的公司，符合创新定位、有扎实业绩支撑的成长性公司将受到市场青睐。 唐岳表示，自己对创业板将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条款的改革印象深刻，非常认同。“退市和发行的脚步同频才是一个完整的注册制，实施好注册制才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他说。 全国人大代表、国瓷材料副总经理司留启认为，现有创业板龙头企业在改革后有望得到市场进一步认同，迎来估值重构。“创业板改革后新股上市所激发的投资者热情，将带动现有板块内同类型企业估值重构，提升优质龙头企业估值。”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表示，本次创业板改革要求上市公司加强信息披露，确保公司经营信息透明、准确、完整、合规、及时地传递到投资者，这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市场对于公司的了解与认可。 发展信心增加 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推出，给众多企业家增添了强大的发展信心。 丁列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的生物医药产业，产品创新壁垒较高，业内用“十亿美元、十年研发”评价一款新药的诞生。但之前A股市场对这类企业的上市标准较高，很多创新型药企收入和盈利不达标，无法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募集急需资金。 “注册制改革后，许多中小创新型药企将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为新药研发‘补充弹药’。”丁列明相信，有了资本市场的加持，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药涌现，驱动我国医药产业从“仿制”向“创新”升级。这让他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随着创业板改革稳步推进，市场包容度有望进一步提升，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全国人大代表、温氏股份名誉董事长温鹏程表示，此次创业板改革，将推动公司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探索传统业务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融合以及加快转型升级，激发公司持续创新创业的原动力。
2020丨全球经济领袖并肩远望、笃定前行 新浪财经联手世界顶尖智库报业辛迪加为您带来全球经济领袖聚焦2020！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肯尼斯·罗格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渐渐看似只不过是当前经济大灾难的一场预演而已。而眼下正在爆发的短期全球产出崩溃似乎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过以往150年间发生的任何一场衰退。 即使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竭尽全力缓解冲击，发达经济体的资产市场依然陷入了瘫痪，资本则以惊人的速度逃离新兴市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已经无可避免，剩下的关键问题则是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在我们能够快速彻底地应对这场公共卫生挑战之前，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去预测这场危机将如何收尾。而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们在未来几周/几月内的行为方式所涉及的社会经济不确定性至少会跟新型冠状病毒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一样大。 毕竟世界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类似于外星人入侵的事件。我们知道人类终将凭借决心和创造力取胜。但在这个过程要花费多少成本？在我撰写本文时市场似乎谨慎地希望复苏能很快到来，或许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许多评论员都指出中国的经历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兆头，预示着世界其他国家的未来。 但是这种预期真的合理吗？中国的就业有所反弹，但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就算中国制造业彻底复原，在全球其他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又有谁来购买这些商品呢？而在美国方面恢复产出的70%或80%似乎都有点遥不可及。 尽管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卫生系统，但美国仍未能成功控制疫情，因此美国人会发现要让经济恢复常态将非常困难，因为这得等到广泛配备疫苗之后，而整个过程可能需要耗费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连美国将如何完成2020年11月总统大选都还是未知之数。 就目前而言，市场似乎在美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上找到了慰籍。该计划对于保护普通劳动者和防止市场崩溃是绝对必要的，但显然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如果这仅仅是一场司空见惯的金融恐慌，大量注入政府需求型刺激将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世界正经历着自1918~1920年大流感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疫情。如果这次全世界还会有2%的人口死亡，那么死亡人数将达到1.5亿。 幸运的是，在全球范围的激进封锁和社会隔离措施下或许不致产生如此极端的结果。但在健康危机得以解决之前经济形势将表现得极为严峻。即便经济得以重启，对企业和债务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也将持续一段时间，特别是考虑到全球债务在危机爆发之前已经处于创纪录水平。 当然，各国政府和央行已经动手采取了一种似乎完全照搬中国的方式去大面积支持金融业；而且它们也有足够火力去在必要时实施更多举措。但问题在于我们遭遇的不仅是需求冲击，还有大规模的供应冲击。支撑需求可能有助于令传染曲线趋向平坦，因为它能让人们留在家中，但如果有20%~30%的劳动力在未来两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自我隔离状态，那么对经济的帮助将是有限的。 我甚至都不想提及全球萧条可能引发的深刻政治不确定性。鉴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深刻的政治瘫痪并催生了一批反技术官僚的民粹主义领导人，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会导致一些更加极端的破坏作用。在多个治理层面（包括最高级别）的无能和疏忽相结合下美国的公共卫生反应堪称一场灾难，如果任由情况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光一个纽约市的死亡人数就可能超过意大利。 当然人们也可以想象一副更为乐观的图景。借助大范围的检测，我们可以确定谁生病，谁健康，谁已经产生免疫力并可以重返工作岗位——这类认知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但同样由于多个层级的管理不善以及多年前的优先事项错误排序，美国如今正可悲地缺乏足够的检测能力。 即便没有疫苗，如果能快速部署有效的治疗方案，经济也可以相对迅速地恢复正常。但由于缺乏广泛的检测以及对未来几年“常态”状况的清晰认知，因此很难去说服企业投资和招人，尤其是当它们预计在危机过后要支付更高的税款时。虽然迄今为止股票市场遭受的损失或许比2008年时少，但这只是因为大家都对价值如何在上次复苏过程中迅速回升记忆犹新。但如果事实证明2008年确实只是这场危机的预演，那么投资者也别再指望什么高速反弹了。 科学家将在几个月内对我们这位微小入侵者实现更深了解，而随着病毒目前在全美各地蔓延，美国的研究人员也可以拿到第一手数据和病例资料。也只有在这场入侵被击退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为其随后留下的经济灾难估算一个成本。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及公共政策学教授)
□本报记者 薛瑾 围绕“养老”议题，多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如加速推进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深化扩大税延商业养老险改革试点、放开养老金投资限制、借助资本市场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等。 今年年初，银保监会等多部门部署，将养老金第三支柱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也将水涨船高，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增量资金。 加快顶层设计 养老金体系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包括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但我国三大支柱发展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认为，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是建设多层次养老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推进第三支柱建设，也成为相关政策层面的发力点。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年初表示，要加快第三支柱改革的顶层设计，把第三支柱的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改革内容。 银保监会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明确，积极发展多样化的商业养老年金保险、个人账户式商业养老保险；完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发展。拓宽商业养老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实现长期保值增值等。 试点扩容呼声高 业内人士指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是第三支柱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向。今年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对其给予了特别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原副主席姜洋建议，有关部委抓紧研究出台第三支柱政策文件，结合税延养老试点经验，优化制度建设，提升覆盖面；建立账户制，鼓励银行、保险、基金及互联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服务，提供银行理财、保险、基金等符合要求的金融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尽快完善税延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包括扩大试点范围，提升个人缴费额度等；进一步提高税收优惠力度，简化涉税流程。 值得注意的是，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27日表示，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进展平稳。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积极协调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完善税延保险试点政策，扩大试点地区范围。 长期资金增量 随着二三支柱的壮大，养老金投资管理规模料水涨船高，为资产管理行业带来一片“蓝海”，并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可观的增量资金。 在养老金投资管理上，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资管机构、基金、券商等主体有望同台竞技。 泰康资产总经理段国圣日前表示，该公司在养老金管理方面之所以实现较好的规模，与投资业绩稳定关系很大。“养老金本身是长期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是一项核心竞争力。”他说。 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提高养老金投资收益也成为不少资管人士关心的话题。中国人寿首席投资官王军辉建议，调整监管政策，拓宽养老金投资范围，逐步从严格的限量监管转变为审慎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表示，权益投资比例相对较低等问题，削弱了年金基金的长期投资增值能力。建议将年金基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上限适当升至40%。 有分析称，若养老金权益资产投资“天花板”升高，资本市场有望迎来更多增量资金。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朱太辉（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总监）、张夏明（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院研究员） 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引下，在监管政策、技术标准、发展规划、数据开放的综合支持下，当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车轮越转越快，未来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 疫情期间，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的线上化、数字化积极推进，“非接触式”金融服务快速发展，在为疫情防控和企业纾困提供有效支持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的共识。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引下，在监管政策、技术标准、发展规划、数据开放的综合支持下，当前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车轮越转越快，未来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道路也将越走越宽。 一、疫情推动银行业数字化加速扩面提质 （一）加速：各个业务条线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 在疫情暴发之前，金融科技在金融市场业务、对公业务（包含中小企业业务）、零售业务、支付业务、投融资业务以及同业业务等业务领域都已得到应用，但总体上处于“边看边走”的散点式发展状态。而在疫情暴发后，在供需两端的共同推动下，各个业务条线的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积极推进。在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中，银行通过手机银行、小程序等形式，将传统柜面渠道延伸至线上，为零售端客户提供基础的金融服务，主要包括存取款、转账、贷款、理财等服务。在对公业务办理中，银行通过远程面审，完成疫情期间一些无法进行现场尽调、面审的工作。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推出创新金融产品或服务，如通过APP、小程序等提供智能理财资讯、主动提供优惠利率贷款等非接触式金融服务。 （二）扩面：从聚焦C端转为更加重视B端创新 在疫情之前，金融科技创新大多聚焦于C端，而在疫情暴发后，金融科技创新更加重视B端，更加重视以供应链、贸易链和产业链为基础推进企业金融服务创新，对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等需求起到了更好的支持作用。众多银行机构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打通银行间、银行与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绿色通道，针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提供线上“快贷”服务，提供专项信贷规模和优惠贷款利率。全国工商联会同银行业协会等推出的“非接触式贷款”小额援助计划，吸引了100多家银行的迅速聚集加入，贷款范围涵盖十大行业，预计半年之内可支持全国约1000万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民恢复生产。4月8日，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金融服务的通知》也明确提出“提升产业链金融服务科技水平”，以缓解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推动产业链上协同复工复产。 （三）提质：更加注重金融科技赋能风险管理 疫情暴发后，银行信贷的风控难度加大，加快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风控体系成为各家银行机构的共识。随着非接触式金融服务的快速推进和B端数字化金融服务的积极发展，各家银行更加积极地推进风控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强化贷前、贷中、贷后风险管理的场景、数据、技术支持。一些中小银行自身的金融科技能力和数据积累不足，积极与外部机构合作推进风控数字化转型。这些转变一方面提高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评估的有效性、风险定价的精细化和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另一方面极大地减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对抵质押物、第三方担保的依赖。 二、抗“疫”政策积极支持银行业数字化发展 （一）供给侧：货币政策需要银行业数字化提升传导效率 疫情暴发后，货币政策量价齐调，为金融机构支持抗“疫”和推动复工复产提供资金支持。在货币数量方面，央行通过逆回购、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操作，为金融机构提供充裕的流动性支持。在资金价格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市场报价利率（LPR）大幅下调，以引导货币、信贷等金融市场利率下行。 疫情给经济发展与企业经营带来了重大冲击，2020年一季度全国GDP同比下降6.8%，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已有理论研究表明，在经济正常运营时期，中小企业在金融服务上面临“信贷配置”问题，而在经济下行或者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在金融服务上还会面临“质量逃亡”问题——即银行在收缩贷款时会先收缩中小企业的贷款。因此，央行货币政策调整释放的流动性为银行发放贷款提供了资金基础，但还需要通过金融科技支持和数字化转型来解决好信息不对称、风险评估和贷后资金监测的问题，更好地解决银行敢贷、愿贷、能贷的问题。 （二）需求侧：信贷政策需要银行业数字化识别有效需求 在疫情暴发后，监管部门积极出台政策，引导银行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支持：提高对银行不良率的容忍度，建立分类监管考核机制，将普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强化银行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机制；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以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要求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合理延长相关企业和居民贷款的还本付息期限，并免收罚息，以减少企业的资金链压力。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同存共荣，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质是为了引导银行业在更高层面、更长周期的层面，统筹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金融风险两个方面。从上市公司公布的一季度财务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上市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利润同比增速和利息费用保障倍数均明显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地生效也需要金融科技的赋能支持，一方面通过线上化、数字化转型来更多、更快、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做好企业授信审查、风险管控和贷后监测。 （三）规制上：监管规制对银行业数字化发展做出适应性调整 积极支持非接触式金融服务。2月14日，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通知》：强化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小程序等电子渠道服务管理和保障，优化丰富“非接触式服务”渠道，提供安全便捷的“在家”金融服务。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探索运用视频连线、远程认证等科技手段，探索发展非现场核查、核保、核签等方式，切实做到应贷尽贷快贷、应赔尽赔快赔。这也是全国工商联会同各行业协会、各银行推出“非接触式贷款”小额援助计划的政策基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正在积极征求意见。 探索推进银行远程开户。本次疫情加速了银行远程开户的探索，临时性放开2015年央行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远程开立人民币银行账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柜台开户为主，远程开户为辅”原则，允许金融机构可尝试在保证真实的情况下开立远程开户，待疫情结束后及时要求客户补交材料。1月31日，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疫情防控期间，采用远程视频、电话等方式办理商户准入审核和日常巡检，通过交易监测强化风险防控。 加快推进条码支付互联互通。2019年8月发布的《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明确提出，“推动条码支付互联互通，研究制定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标准，统一条码支付编码规则、构建条码支付互联互通技术体系，打通条码支付服务壁垒，实现不同APP和商户条码标识互认互扫。”疫情暴发后，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截至目前，银联、网联支付结算机构、建行、交行、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城商行与第三方支付，共计十余家金融机构搭建起支付互联互通的合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线上支付结算服务。 三、银行业数字化未来发展的空间与建议 （一）金融高质量发展部署强化了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动力，但要注重银行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双轮驱动 长期来看，数字化是银行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创新持续推进，但金融结构不合理、机构竞争同质化、风险管理粗放化等问题依然突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存在。为此，201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痛点，疏浚堵点，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银行机构体系、产品服务体系，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银保监会在2019年底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个面向未来5年的政策提出，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要强调科技赋能，增强金融产品创新的科技支撑。 近年来的金融科技创新应用让银行机构认识到，金融科技创新和数字化改造有助于切实提升金融服务的外在能力和内在动力。金融数字化基于各自的服务对象来创新产品业务和运营模式，有助于解决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问题；通过线上化服务极大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有助于解决覆盖面不足问题；通过行为场景数据和大数据手段等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解决定价不精细问题；通过大数据建模等有效识别管控风险，有助于解决风控过度依赖抵质押物问题。 金融数字化是技术、场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发展的结果，银行业数字化转型需要注重发挥银行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双轮驱动”。银行机构的筹集资金成本低，风险管理体系相对完善，但技术研发能力特别是中小银行的技术研发和科技能力不及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应用能力更强，且更加注重跨界联动、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因此，银行机构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并不是每一家银行都需要自主开发金融科技系统和解决方案，应注重优势互补和成本收益，积极借助金融科技公司的外力。 （二）“新基建”和数据要素化夯实了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但机构内部需要强化数据应用赋能 “新基建”既是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重要政策，也是推动经济金融数字化变革的重大部署。2020年4月，发展改革委首次明确提出，“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从中分析可以发现，“新基建”一方面是要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而银行业数字化本身就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容之一；另一方面“新基建”和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银行业数字化发展配合，更好地提供金融服务支持。 同时，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出，夯实了银行业数字化的数据基础。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对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做出了总体部署。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再次提出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并要求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发挥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随着这些重大改革部署实施以及个人金融信息征集、流转、使用细则的出台，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得到极大改善。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既要有数据基础，更要注重数据应用赋能。银行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将改善数据基础、提高数据应用能力纳入银行业数字化战略，明确数字化场景和结构，理清业务逻辑和数据逻辑；同时打造技术中台和数据中台，在理顺各业务部门条线数据逻辑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属性和标签的数据形成数据仓库；此外，根据不同业务条线的数据基础和应用能力，制定不同业务条线数字化转型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持续迭代推进。 （三）标准规划陆续出台明确了银行业数字化发展的方向，但要注重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 在发展方向上，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8月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明确了金融科技发展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保障措施，并从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加大金融审慎监管力度、夯实金融科技基础支撑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任务。但这个规划的实施对象是金融机构，但金融数字化发展需要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双轮驱动，后续还应出台涵盖金融科技企业的金融数字化发展规划。 在技术规范上，金融科技的技术标准和认证规则相继出台。人民银行2018年8月发布《云计算技术金融应用规范》，2020年2月发布《金融分布式账本技术安全规范》，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金融数字化行业规范体系建设也在快速推进。与此同时，2019年10月28日，市场监管总局、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产品认证目录（第一批）》《金融科技产品认证规则》，明确了11项支付相关产品以及其他金融科技产品的认证标准，以及“型式试验+获证后监督”的认证模式。 在监管机制上，2019年12月，人民银行支持在北京市率先开展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北京率先开展“监管沙盒”实践。在第一期试点项目申报中设置允许持牌金融机构单独申请、或金融机构和数字科技公司联合申请的模式，但在2020年3月的第二期试点项目申报中，申请主体放开，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均可以单独申请参加测试。4月，人民银行支持在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河北雄安新区、杭州市、苏州市等六市（区）扩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引导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申请创新测试。 从技术、产品、规划、监管等方面多管齐下，出台行业发展规划、技术应用规范、产品认证规则，完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机制（监管沙盒），有助于明确银行业以及整个金融业数字化发展的预期和方向。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需要统筹好中央监管与地方监管之间、金融科技产品认证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企业数字化输出等之间的关系，协同发力。 本文原发于新华财经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为金融科技、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
□本报记者 刘丽靓 两会期间，国企混改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话题之一，不仅政策面将研究制定深化国企混改的实施意见，实操面也将着力加速破局。综合来看，推进混改升级要在“改”字上多下功夫，可从优化股权结构、强化市场化激励、加大对混改后企业的政策支持等方面发力。 市场预期，今年国资国企改革力度将加大。一方面，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深化国企混改实施意见等新一轮改革行动纲领呼之欲出；另一方面，从四批210户混改试点、“双百行动”，到“区域综改试验”“科改示范行动”，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全面铺开。 面对新要求，混改亟须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新突破，在“改”字上多下功夫。 打造混改“升级版”，应着力优化股东与股权结构。企业应结合发展需要选择合适的积极股东，或优势互补或上下游协同或双方强强联合；在引入非国有股东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降低国有股权比重。混改中应当把股比按照分层分类的原则调整到合理比例，甚至可以进行“二次混改”，以与社会资本形成有效制衡。 打造混改“升级版”，应着力提升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落实董事会职权。在责权利到位的情况下，董事会有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可以抓好战略和风控，能对经营层进行有效的考核、激励、监督约束及替换，并对董事长权力进行约束，对不同所有制的股东负责，使得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的层层授权体系清晰。 打造混改“升级版”，应强化市场化激励，激发内生活力。监管部门已经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骨干员工持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机制。这有利于使经营层在与企业、股东利益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更愿意主动配置资源、创造增量收益，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此外，打造混改“升级版”，还应加大对混改后企业的政策支持，要落实好容错机制。对于混改后的企业，在银行贷款、土地政策等方面，应享受国企的优惠政策，探索构建混改企业监管新模式。同时，应厘清混改企业的后续经营责任与改革的合法合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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