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5月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汽车行业利润同比增长29.5%，3月份为下降80.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认为，4月汽车企业生产节奏恢复加快，市场有所恢复。但利润增长很大原因是前期被抑制需求反弹，不具备可持续性，全年汽车市场或明显下降。 利润显著改善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工业企业产销加快，利润状况显著改善。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大幅收窄。 朱虹称，4月份复工复产继续推进，相关扶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等行业市场需求明显好转，订单量逐步增加，利润明显回暖。4月份汽车行业利润同比增长29.5%，3月份为下降80.4%；专用设备行业利润增长87.5%，3月份为下降20.5%；电气机械行业利润增长33.9%，3月份为下降28.6%；电子行业利润增长85.1%，增速比3月份加快65.6个百分点。 1-4月，汽车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9520.8亿元，同比下降20.7%；利润总额680.8亿元，同比下降52.1%。 下半年市场不容乐观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10.2万辆和207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6.6%和43.5%，同比分别增长2.3%和4.4%。销量结束了连续21个月的下降。1-4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559.6万辆和576.1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33.4%和31.1%。 中汽协表示，4月的销量为22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主要在于2、3月份被抑制的购买力反弹，持续力度要看5、6月的销售情况，目前汽车市场消费动能仍不足。中汽协预计，2020年国内汽车市场销量下滑15%-25%。 陈士华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4月国内疫情逐渐减弱，市场有所恢复，工业企业的生产节奏加快，企业利润有所增长。但1-4月的企业利润同比仍然下降。4月车企利润增长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汽车企业经营压力大，预计全年市场会出现较明显下降。很多车企对旗下产品降价，预计今年利润下降幅度会大于产量下降幅度。”陈士华预计，5月销量会略有增长，6月的情况不明朗。“海外疫情很难判断，要看海外零部件厂商的开工情况，一些车企在6月份后可能面临零部件供应的问题。”
近日，I.T集团发布了截至2020年2月29日的年度财务报告。财报显示，I.T集团营收77.19亿港元，同比下降12.6%。 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零售总营收25.8亿港元，同比下降23.3%；中国大陆地区零售总营收37亿港元，同比下降9.4%；日本及美国市场零售总收入10.66亿港元，同比上升1.1%。 此外，公司毛利为47.34亿港元，同比减少16.1%；净亏损7.46亿港元；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亏损7.47亿港元。 对于这份表现不佳的“成绩单”，I.T集团在财报中称，集团身处的经营环境极具挑战，集团在多个运营地的业务都遭受重创。 成立于1998年的I.T集团曾经是中国潮流界的“鼻祖”。 公司由沈嘉伟和其妹妹沈秀惠在香港铜锣湾伊丽莎白大厦开设，成立之初仅是一间约200平方尺的小店，原名“GreenPeace”（绿色和平），专卖当时在香港不甚普遍的欧洲服装品牌。但这间小店随即成为当时的潮流圣地，吸引了许多追求新潮又别具风格的顾客。 后更名为如今的I.T，意为“IncomeTeam”（营收团队），可见公司的野心不小。 2005年，I.T集团于港交所挂牌上市。在继续拓展更多经销及代理品牌的同时，其也开始大力发展自创品牌。该集团目前代理了近400个时尚潮流品牌，还拥有包括b+ab、Izzue、ABathingApe等逾20个自有品牌。 在2010年上半年，I.T集团取得税前利润4200万港元，远高于市场预期。 截止2010年8月31日，I.T集团在香港共有198家自营门店，可在大陆地区仅拥有147家自营门店和47家特许经营店。 在2011年时，I.T集团自有品牌的销售增长率达62.1%，是代理品牌的两倍。截至2012年2月，I.T集团在香港开设的店面总数已有266家，全部为自营店。在中国内地，I.T集团所有的自营店与授权也有295家。 可是之后的I.T集团在香港的业绩便走起了下坡路。 在2011年的年报会议上，沈嘉伟透露，他已经有意改变高速扩张门店的做法。时任I.T集团财务总监的邝国裕说：“香港消费力萎缩，来港‘自由行’人数也在减少，为了吸引客流我们加大了促销的力度，这也导致我们的毛利大幅减少。”另据一名I.T集团的员工2015年向媒体表示，集团在香港70%的销售额其实都是来自“自由行”的大陆游客。 随后，I.T集团便开始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开拓大陆市场上。 截至2018年，I.T集团在中国内地共有492间实体店。总销售面积较去年增加16.1%。I.T集团当时表示会继续在中国内地扩张。截至2019年8月31日，I.T集团在中国的店铺数量多达834家。 从近几年的财报看，I.T集团的主要收入来源也逐渐转换到了中国大陆地区。 但今年4月，I.T集团发布盈利预警，称年度净亏损预计将在3亿港元左右。有内部人士对媒体表示，截至去年底I.T集团已陆续裁员超300人，还削减了余下员工的福利。 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中古’和‘国潮’的崛起，I.T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会受到不小的挤压。” 今年3月，I.T集团官网罕见进行了为期约一周的大力度促销，最高折扣达三折，原价3万多的Off-White新款大衣折后仅不到1万元，引发消费者广泛关注，但并没有预期那般出现抢购热潮。 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I.T集团门店后发现，前来购物的顾客也并不多。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潮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I.T集团未来是否还能重获顾客的喜爱有待观察。” 就连Off-White创始人及掌舵者LouisVuitton艺术总监VirgilAbloh也在采访中坦言：“潮流文化正在逐渐没落和消亡，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会迎来新的时代vintage时代，人们用穿着vintage来表达个人风格和经历，而且古着店里有太多这样的衣服在等待发掘。”
在与王力宏互相成就了20多年后，娃哈哈最终还是换掉了王力宏，选择签约人气演员许光汉为娃哈哈纯净水、苏打水系列产品代言人。 宣布更换代言人的两天前，娃哈哈创始人兼董事长宗庆后也开启直播首秀，试图借此拥抱“后浪”。 诸多创新举动的背后，能让娃哈哈重拾活力吗？ 娃哈哈水市场份额不足10% 5月31日，娃哈哈宣布人气演员许光汉成为娃哈哈纯净水、苏打水系列产品的代言人。 这是娃哈哈的第三个代言人。 公开资料显示，1996年，为了帮助娃哈哈纯净水打开市场，宗庆后签下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歌手景岗山，从此开启了中国本土品牌邀请明星代言的先河。 两年后，刚出道没多久凭借专辑《公转自转》崭露头角的王力宏成为娃哈哈纯净水代言人。彼时，娃哈哈打破常规找到王力宏，并冒着相当大的风险为其制作了人生拍的第一支广告。广告歌《爱你就等于爱自己》随之风靡大街小巷，而印着王力宏头像的娃哈哈矿泉水，更是铺满了国内各大城市乃至无数村镇的货架，这一合作就是20多年。 这期间，二者都拥有了各自的高光时刻。2010年，娃哈哈销售额突破500亿元，3年后，娃哈哈的销售额更是达到783亿元的顶峰。同时，这十几年也是王力宏最火的时候。 “接受娃哈哈代言时，王力宏还没有多少名气，而娃哈哈是他在大陆的第一个代言，我们对他的成长出了力，他对我们产品销售也出了力。”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王力宏对娃哈哈也比较有感情，给别人做广告已经很贵了，但给我们做还是比较便宜。 然而，2019年12月底，宗庆后之女、娃哈哈集团的公关部部长宗馥莉公开称王力宏年纪大了，有审美疲劳。王力宏也因“被解约代言人”上了热搜。 当娃哈哈官宣许光汉为新的代言人时，许多粉丝和消费者一时有点接受不了，评论：什么时候换回王力宏，我什么时候喝。 对此，娃哈哈官网称，纯净水牵手许光汉，意在传递“简单、纯粹”的生活理念，倡导“不忘初心、保持纯粹”的价值观。并称许光汉2003年出道，17年里困境与挑战不断，但他对演艺事业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初心与热爱，这正与娃哈哈纯净水简单、纯净的特质高度契合。 中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现在新生代都比较青睐于他们的偶像，更换代言人是可以帮娃哈哈收割到一部分粉丝的。 尼尔森的数据显示，娃哈哈水目前市场份额不足10%，换代言人能否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证券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但是截至发稿前并未收到回复。 宗庆后转念拥抱“后浪” 除了更换代言人，娃哈哈也在通过触电直播、发力电商的方式拥抱“后浪”。 5月29日，宗庆后首次直播，直播间累计收看人数超百万，累计点赞528万。 不过，与董明珠、罗永浩不同的是，宗庆后没有用自己的IP直播卖货，而是选择“送货”，送出的产品正是娃哈哈不久前打造的“四大电商”之一的康有利大健康电商平台推出的新品，共计价值约300万元。 对于送货的原因，宗庆后在直播间称，“此次直播送货是希望消费者在品尝完产品之后，能对产品的口感、质量等方面提出建议”。 主动送货的背后，折射的是娃哈哈的流量焦虑。 数据显示，坚称渠道为王的娃哈哈2014年营收为728亿元，这一年，宗庆后痛批“网店搞乱了既有的价格体系”。2016年，宗庆后再次表达了对电商补贴破坏实体价格体系的不满，但并非一味否定。2014-2017年，娃哈哈的营收分别为728亿元、677亿元、529亿元、456亿元，持续下滑。 对于业绩的下滑，宗馥莉曾公开表示，2014年以后电商崛起，消费价值观改变，传统消费品企业面临着创新升级的挑战，而在该阶段，娃哈哈未能及时作出调整，业绩走向下坡。 2018年初，娃哈哈开始“触网”，推出了线上微商城、销售天眼晶睛产品，这让娃哈哈2018年营收达到468.9亿元。同时，宗庆后透露2019年销售额将增加50%，有望超过500亿元。 此外，娃哈哈还提出加大电商平台销售，那么渠道为王的娃哈哈未来是否会将线上销售发展成为主渠道？ 《证券日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但是并未收到回复。 “宗庆后直播释放出一个信号，娃哈哈要去研究新生代，要去认知新生代，要去靠近新生代，要去讨好新生代，说明娃哈哈在自我颠覆，自我革命。”朱丹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整体来说，对于中国传统行业以及老一代企业家来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一位行业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如今互联网流量已经被几大电商平台分割，30多岁的娃哈哈此时发力电商道阻且长。同时，娃哈哈的年轻态产品并未渗透到年轻人中去，仍需真正去了解新生代而非单纯的追求年轻化的商业形式。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肖飒 精明的金融人一定是把两者混搭，剥夺用户的实际选择权，我们只能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法官对诸位伎俩心知肚明，如今民法典的新武器一到，我想法官还是用冲动使用新法去帮助普通用户恢复权利（因为法官本人也是各种App注册协议的用户）。 学习学习再学习，我国第一部《民法典》甫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据飒姐和团队律师研究发现，民法典合同编对“移动金融客户端”App的注册协议、隐私政策等要求出现较大变化。为方便诸位老友有的放矢地修改注册协议及个人信息收集条款等内容，特撰写了金融App注册协议、隐私政策修改的六个具体操作方法，供金融科技老友们参考。 注册协议等格式条款，审查机制新变化 对金融消费者而言，任一金融App内置协议，用户只有点击“同意”或“退出”的选择，其并不具有一般合同中双方可协商、可切磋或“讨价还价”争取双方合意等的条件。对该类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我们通常称为“格式条款”。 关于格式条款法律规定的新变化，我们绘制如下对比表格： 通过以上表格，我们看到，《民法典》与《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中关于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呈现出的最大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两点： （1）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需要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的合同内容发生变化，《民法典》中增加了“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提示义务； （2）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责任后果变得明确。如格式条款提供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进一步讲，也就是说，格式条款内容的审查由原先的无效审查转变为两步走： 第一步：格式条款是否构成合同内容的审查；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第二步：构成合同内容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的审查。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格式合同提供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合同无效。 概言之，《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多适用于to C或to小B的合同。也即，在双方缔约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合同。而民法典更倾向于保护C端或小B。现如今，格式合同审查机制的变化，便要求市场主体因地制宜地进行有效调整。 移动金融客户端App，应予改进 基于《民法典》格式条款的倾斜性保护机制，这就对金融机构App注册协议、隐私条款等规则的制定提出更高更多要求。由此，移动金融客户端App就需在个人信息收集实践中改进获得信息主体同意的方式方法。 通常，金融APP所搜集的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民个人的银行账户、支付收款记录、信贷记录、交易和消费记录、流水记录等。以上信息依据《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均属于个人敏感信息。个人敏感信息一旦泄露、非法提供或者滥用可能危害用户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可以说，以上列举的各类信息为“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而金融APP中内置的对该类信息的收集条款，我们认为也即属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可是，非有以上显著性规定标识出重要性的条款外，还有哪些条款属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呢？ 对此，目前法规规范并未明确。实践中，还需结合交易背景、交易习惯以及理性人的通常认识等予以确定。但不得不说，“重大利害关系”的表述，使得具体案例中关于合同内容及合同效力的审查多了几分任意。 合规实操建议 鉴于《民法典》赋予交易中占有优势地位一方的较多责任，金融App还需在《民法典》待生效之际（即2021年1月1日之前），及时调整自身格式条款的呈现及说明方式，增加格式本文的易读性等，确保App用户使用者知晓并理解各项条款内容。 对此，我们谨就个人信息收集部分提出如下建议： 1 切勿继续当鸵鸟，有意无意混淆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 利用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之模糊地带，浑水摸鱼多拿用户信息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如今也可能构成违法。 对于非核心业务，若收集公民个人信息落入“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则金融App的运营方必须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并在用户要求说明时，承担说明义务，否则该收集信息的条款不仅不无效而且相当于自始至终没有在合同里出现过。 2 注册协议、隐私条款等呈现时间延长，确保用户实际清楚了解各条款内容。 “提示义务”是法定义务，金融App注册协议不可默认勾选√，还请务必出现显著加粗字体、甚至出现声音提示，保留读秒（飒姐建议提示页面至少停留20秒以上）供用户了解。 请注意，若客户点击“不同意”，请在第1点区分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基础上，若不同意的信息内容属于支撑核心业务的必要条件，则可以拒绝为用户服务；若不同意的信息内容仅属于非核心业务，则不得拒绝为用户服务。 飒姐明白实践中，精明的金融人一定是把两者混搭，剥夺用户的实际选择权，我们只能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法官对诸位伎俩心知肚明，如今民法典的新武器一到，我想法官还是用冲动使用新法去帮助普通用户恢复权利（因为法官本人也是各种App注册协议的用户）。 3 注册协议及隐私协议尽量用通俗的语言，保证文本的易读性。 诚然，注册协议、隐私政策等基本都是出自律师或内部法务人员之手，我们对于自己的要求是语言精确，这就必然导致使用大量专业术语已确保内涵和外延的周全。 但是，普罗大众对于专业术语的理解往往与专业人士不同，以“法律渊源”为例，飒姐问了小区里的大叔大姐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以为是“法律的历史”，文化水平不高的，基本都听不懂啥叫“渊源”，而任何一个法科学生只要经过大一的学习就清晰地知道，法律渊源其实是法律形式，老师问一个问题的法律渊源就是要哪个法律哪一条规定的。 因此，强烈建议将金融App里的各种需要用户点击“同意”“知道了”等内容，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描述，尽量避免专业术语。 4 选择可视化的方式，向用户解读注册协议及隐私协议重点内容。 5G到来，新基建如火如荼，采取短视频的方式解释免除自己义务或者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十分必要，以现有技术可以达到和完成说明义务，就不能逃避这项义务。 否则，在真的出现纠纷时，法官也会询问专家证人，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否可以达到某一标准，若App运营方明明有技术能力，而拒绝履行义务，则有可能会败诉哦。 5 在用户交互式功能页面中方便用户对个人信息的获取权限进行修改。 获取别人的公民个人信息agree，没有那么容易。一旦用户要求“说明”，金融App运营方就要履行说明义务。 而履行说明义务，在以往实现比较困难，而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远程银行工作人员进行耐心解答就成为了现实。 由于“说明义务”是法定义务，因此，未来实践中，金融App必然会出现“交互式功能”，确保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6 在金融App页面中设置“异议”选项，强化与用户的沟通磋商。 金融App的运用方有种冲动，想黑不提白不提，悄悄“强迫用户”把注册协议点击同意就万事大吉。 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一旦出现公民信息泄露或者公民信息移转过程中的瑕疵，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可是要“找后账”的。拿到信息的步骤必须合规清晰，不得有违背被采集者意愿的行为，否则一个简单的行政违法行为或者一个侵权之诉，可能会导致身陷囹圄的轩然大波。 好了，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飒姐也只能言尽至此，请诸位老友掂量掂量，亡羊补牢吧。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兼任北京市网贷协会法律顾问，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法律工作。)
听民意、汇民智。从2016年开始，每年的全国两会国务院办公厅都会派出工作人员现场旁听代表委员团组讨论情况。今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不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旁听，而是采取梳理会议简报、“云听会”等多种方式，汇总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将它们转化为政策成果，促进破难题、克难关。 每天，人大35个代表团和政协34个界别大约会形成四五十份会议简报，高峰时可能达到100份以上。工作人员要从海量的信息当中迅速梳理汇总，第一时间呈报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并报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为后续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提供参考，同时转送国务院相关部门，并督促其在两会结束前，对代表委员的建议进行及时回应。 来自浙江团的林毅代表在小组会上结合自身工作，提出了对外贸易中碰到的痛点堵点问题。第二天，他就接到了商务部外贸司的回复。 除了对会议简报的梳理，今年两会旁听工作还采取了“云听会”的方式，70多个国务院部门连线会议现场，90多个部门设立了200多部热线电话，力求达到两会旁听工作的全覆盖、无遗漏。 【我要纠错】 责任编辑：宋岩
对此，《证券日报》记者专访国雄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尚坤，就近来出现的一系列市场经济热点，共析“两会”后的中国投资市场方向。 姚尚坤认为，本次“两会”提出的六保六稳等系列详细举措和“新基建”等相关热词的不断涌现，让国内外投资人看到了国家对稳定经济、加速发展的关心。姚尚坤表示，疫情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深度调整的机会，尽管目前市场有些指标呈现积极变化，但是扰动稳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回升信号还不确定。“两会”让投资人看到了国家政策导向上给予的信心，看到了未来中国市场的前景和投资机会。 进入二季度后，随着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特别是海南国际自由贸易港的正式落地，中国投资市场呈现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态势。姚尚坤认为，这一态势将促使A股市场投资风格改变，促进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的形成，直接增加长期机构投资者的数量，维护中国A股市场的稳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投资人带来新的资产管理理念，让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更加丰富。（记者/袁元）（编辑 张明富）
6月3日，北京艾格梅特农金咨询有限公司（简称“艾梅农金”）在北京举行成立签约仪式，东方艾格董事长黄德钧、梅特国际集团执行董事苗阳，以及双方合伙人团队和合作团队代表出席。 当前，无论是国内的农业产业发展，还是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探索出符合中国农业产业产融结合的发展路径，打开第一产业对接金融与资本的大门，使其焕发蓬勃的生机，是本次双方合作的共同出发点。 据悉，东方艾格与梅特国际将集合在国内外农业产业，尤其是畜牧、肉类产业研究领域中的优势，以两个“第一名”的资源、视野和创新能力，共同打造北京艾格梅特农金咨询有限公司。以中国第一款肉类产业标准化产品——生猪期货的上线为契机，建立多层次的产业服务和研发体系，为农业产业对接金融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国内产融结合和产业创新的落地与发展。 黄德钧表示，东方艾格作为国内农业农产品领域内第一家专业化咨询机构，在农业金融领域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不可否认，金融服务仍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最大短板。主体薄、非标准、资金贵、保险少、创新难等问题，让农业和金融始终是“两张皮”，难以真正的结合。但产融结合和产业标准化始终是艾格的理想，通过艾梅农金的建立，将进一步与拥有共同理想的机构与企业充分合作，共享资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为农业产业与金融的结合，为农业产业标准化的探索落地，贡献一份力量。 艾梅农金总经理、梅特国际合伙人王涛表示，东方艾格作为国内顶尖的产业研究机构，为中国农业的基础研究和产业投资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梅特国际在国际冻品进口领域中产业研究和服务的领先地位，为双方在农业金融领域的共同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第1名+第1名”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艾梅农金和其所致力服务的中国肉类首个标准化产品生猪期货的上线，将打开金融和资本进入并服务农业第一大细分产业的大门，艾梅农金将充分整合双方在产业研究、企业资源、创新研发、产融结合等方面的优势，为农业产业对接金融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国内产融结合和产业创新的落地与发展。 合作签约仪式后，双方合作团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互动，结合前期市场筹备和需求收集工作，详细探讨双方产业研究资源的深度整合以及产业服务资源的对接与落地。（编辑 张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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