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孙彬彬、陈宝林、许锐翔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摘要：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十年国债在当前点位具备了当期的配置价值，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5月26日，央行开展了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这是3月31日以来央行首次进行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2.2%，与上次持平。持此之外，5月以来央行仅有一次定向降准和MLF缩量续作（且利率持平）。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来看，5月货币政策宽松力度均未及市场预期，4月政治局会议和5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降息降准”至今未见踪迹，这引发了市场的担忧，货币最宽松的时候过去了？ 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什么含义？ 5月26日央行进行100亿元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但价格维持不变，市场担心央行政策转向，应该如何解读呢？ 首先，从利率走廊的角度考虑，DR007是央行重点关注的市场资金利率，在2015年央行引入并构建利率走廊一直到2018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是其DR007的隐性下限。DR007/R007均维持在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上，隐性利率走廊的约束非常明显。不过，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资金利率频频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资金利率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金利率频频向下突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的直接原因是央行操作的变化：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降低而降准投放增多。 公开市场逆回购频率明显降低，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作为利率走廊隐形下限约束减弱，真正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2015至2017年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发挥利率走廊隐性下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常态化操作。2016年初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由每周两次增至每日操作，这为资金利率的稳定提供了条件。2018年以来，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明显下降，屡次出现多日暂停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的情形。 降准投放增多，推动资金利率下行。2015至2016年共有五次降准，除4月降准1%以外，降幅均只有0.5%。2018年以来，央行12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释放长期资金约8万亿元。通过降准政策的实施，满足了银行体系特殊时点的流动性需求，降准释放的长期低成本资金对降低资金利率也会有积极的作用。 那么当前宽松背景下的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是什么政策含义呢？ 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公开市场操作的行文如下： 市场情绪恢复稳定后，从2月中旬开始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并通过逆回购到期适当回笼流动性，引导流动性总量向常态水平回归。临近3月末，由于季末市场资金需求旺盛，加之境外美元流动性持续紧张带动国内市场情绪有所反复，于一季度末适量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增强市场信心，保障各类金融机构平稳跨季。 我们从行文中能够感受到资金利率在利率走廊框架下区间调控的味道。结合年初以来操作，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央行在资金利率走高（达到或者突破走廊目标利率），同时市场情绪反复时，会进行逆回购投放，而总体稳定以后继续暂停。 因此，虽然5月26日央行仅进行微量100亿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投放，价格也保持不变，但这是央行对市场的呵护，而非政策转向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我们统计了2015年下半年以来央行间隔超过25个自然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后的DR007走势，可以发现：一方面，央行长时间连续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行为全部出现在2018年之后；另一方面，在大部分情况下央行重启公开市场逆回购后DR007在一个月内都会有所下行（除了2018年8月）。这进一步说明央行连续多日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后的重启意味着央行重新开始呵护资金面，5月26日央行公告和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新增“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同时继续强调“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此前央行已经调降了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至0.35%，我们认为央行“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即使没有简单引导资金利率向更低的位置靠拢的意思，但按照走廊中枢观察，至少资金利率不存在显著上行风险。 类似地，我们也发现除了2018年8月，剩余几次央行时隔多日重启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后10年国债利率在1个月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这也应该与央行积极呵护资金面有关。 怎么看5月央行“保持定力”与近期资金面的走高？ 5月以来资金面有所收紧，除了前期央行的“保持定力”，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5月资金面收紧带有部分季节性因素。回顾2016年以来的R007/DR007季节性特征，可以发现2018、2019年均有类似的资金利率上行情况。 利率债供给增加也是影响资金利率上行的重要因素。2020年4月财政部再提前下达1万亿专项债，并指导要求5月底用完，这使得今年5月利率债发行规模远超季节性，而本周（5月最后一周）恰好是发行量最大的一周，叠加缴税缴准的影响，资金利率整体有所上行。 既然5月资金面面临超季节性的冲击，那么此前为什么央行仍“保持定力”呢？ 对于央行的行为我们还是要考虑央行的政策目标诉求，近年来央行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就是：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那么这个多目标是什么含义？ 我们知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总则第三条，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其实很简单一句话：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在总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那么这一法定目标和职责在具体的央行运作中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双支柱框架，近期陆磊在清华五道口论坛的讲话明确： 坚持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建设不动摇——货币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的需要，宏观审慎针对金融体系系统性稳定需要。 所以在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于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展望也明确：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强对流动性供求和国内外市场的监测，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增强调控前瞻性、精准性、主动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把握好流动性投放的力度和节奏，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就业等目标，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为有效防控疫情、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处理好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平衡，维护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行正常货币政策国家的地位。健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体制机制，推动银行通过发行永续债等方式多渠道补充资本，重点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所以央行当前的多目标，一方面是考虑传统经济周期下的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另一方面是考虑金融周期角度的宏观总杠杆、广义资产价格和汇率，对于当前而言央行所关注的大概是如下几个方面： 支持经济增长与就业、宏观加杠杆与金融防风险、内外平衡。 我们可以从上述目标中感受央行的定力或者说“不作为”： 支持经济增长必然需要宏观加杠杆，也可以理解为金融货币条件改善的结果。 而在宏观加杠杆背景下的金融货币条件改善，在当下的特定环境中，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可能意味着金融风险，《经济研究》2020年3月刊刊发了易纲行长的论文《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其中有明确阐述： 研究发现，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金融资产风险向银行部门集中。针对这一问题，须着力稳住宏观杠杆率，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直接融资，让市场主体能够自我决策、自担风险并获得相应收益，由此在保持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同时，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与此同时，2020年内外平衡问题也较为突出。 3月美元出现流动性危机，美元指数大幅走强，人民币汇率被动贬值。4、5月美元流动性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全球仍处于衰退压力状态，美元指数仍处于相对高位，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5月以来，因疫情和特定区域问题，地缘关系有所恶化，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币贬值压力。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来到了7.1-7.2之间，为去年9月以来的最高值。 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多渠道做好稳预期工作。”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那么对于特别珍惜货币政策正常操作空间的央行而言，在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的当下，通过适度“保持定力”来稳定市场预期。 当然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这是我们对于5月行为的理解。 央行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4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之后，近期政府工作报告再度明确：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但是央行5月依然“保持定力”，那么后续还会有降准降息吗？ 我们的观点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1）央行需要继续宽松来应对外部风险和工业品通缩 与国内基本面环比改善不同，海外经济形势依然有更多不确定，风险更可能来源于海外。4月出口增速超预期上行应该只是暂时性的，其受到低基数、此前积压订单的滞后生产出口、防疫物资出口支撑等因素的影响。4月PMI新出口订单再度大跌意味着未来仍然存压，《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对于海外经济形势表态较为悲观——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步入衰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发达经济体增速面临下跌，新兴市场经济体或将集体遭遇失速，海外经济二季度确定性下行，从而拖累我国出口部门。 对此，《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到“坚持底线思维，对可能的外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前瞻性做好政策储备，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当前在全球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油价大概率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位，5、6月PPI同比可能会继续下探，全年PPI大概率保持深度通缩状态。因此，我们预计央行也需要降息来进行对冲工业品通缩，时间点可能会出现在6月底之前。 （2）政策目标阈值需要滞后确认 稳就业是今年政府最优先的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并给出了政策目标阈值——城镇调查失业率6%，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 虽然调查失业率大概率还是能够控制在6.0%以内，但对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结合过往经验可能最早要到9-10月才能合理评估全年保就业的状态（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政府预设目标通常在9-10月份），因而在此之前货币政策仍需要加大宏观对冲力度。 （3）中央明确要求“降息降准”以及推动贷款利率下行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货币政策的表述中延续了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降息降准”的表述，，政策明确提“降息”，我们认为可能不仅调降公开市场利率，存款利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调。 然而，市场可能会有投资者存疑的是，5月26日易纲行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我们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综合运用、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但没有提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降息降准”，这是否意味着就不会降息降准呢？我们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过往国务院对货币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央行均有执行，例如2019年9月、2020年3月在国常会宣布（全面/定向）降准不久后央行便进行操作。 第二，虽然易纲行长没有提及，但是陈雨露副行长在接受采访时仍提到“继续通过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进一步下行、加强利率定价自律管理、银行让利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进一步促进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这说明在推动贷款利率下行上央行仍会有积极操作。 除了要求“降息降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更为强调“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鼓励银行合理让利”，这与2019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提法类似：“银行要发挥利润较多的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用小成本办大事，把更多金融资源转向小微企业，坚决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适当降低对短期利润增长的过高要求，向实体经济让利，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可以发现，今年政府更加偏向于通过银行让利或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降成本，而去年则更加强调总量货币政策的配合。因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银行是否能够继续让利，以及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支持降成本。 降成本不能要求商业银行简单让利。今年一季度在疫情负面冲击以及存款成本继续上升的背景之下，商业银行净息差环比、同比均出现了下滑。如果后续继续要求商业银行让利实体企业，那么一方面不利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补资本和防风险，易纲行长也表示“由于不良贷款风险暴露存在一定滞后性，加之疫情以来银行业对企业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后期银行可能面临较大的不良率上升、不良资产增加和处置压力”；另一方面，压降银行利润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因而，既要弥补财政，又要降低贷款利率，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低贷款利率还是要靠无风险利率下降来实现，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操作。 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预计对降成本作用有限。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包括五大类：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从形式上来看并没有特别超乎预期的地方，而从一季度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来看，其不是降成本的最重要推动力。 一季度贷款利率下降26BP，合理估计可能有6BP由政策性贷款贡献，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 5月26日易纲行长提到：“4月份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4.81%（3月为4.82%），较LPR改革前的2019年7月份下降0.51个百分点，5月份预计继续下降。”考虑到5月LPR没有变动，而此前前两批政策性优惠贷款基本发放了大部分，因而5月贷款利率的下降应该来源于风险溢价的下降，但预计幅度不大。 （4）货币对财政支持不可或缺 5月18日马骏明确表示：“今年我国要比去年多发一些国债、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财政与金融之协同框架下有序进行，比如通过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设计某些向银行定向提供流动性以支持其购买新发国债的机制等。” 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们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 经济持续下台阶和结构转型带来的收支缺口，叠加疫情冲击，当下财政的困难众所周知，因而财政与货币需要发挥合力。上文已经分析到，如果简单要求银行给实体企业让利则无法缓解财政压力。目前而言，货币政策要同时满足弥补财政和降成本目标的最直接做法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5）存款成本相对刚性，利率扭曲可能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推高金融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特别是结构性存款利率）高于企业票据融资利率，同时银行负债和资产的倒挂，可能会加大资金“空转”套利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行为异化，反而推升金融风险。 虽然2020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及5月26日易纲行长接受采访时均提到在资产端收益下行情况下银行会主动下调存款利率，然而至少从2019年年报来看银行存款成本率仍继续上行，说明央行提到的存款利率下调可能更多来自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活期化等方面，而活期、定期存款成本的刚性特征短期内难以改变。 央行呵护银行负债成本以及缓解资金“空转”套利问题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就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 如何看待后续利率曲线？ 5月央行“保持定力”，100亿逆回购，让市场感觉如芒在背。但是我们认为市场可能要珍惜央行当下的选择，因为做多利率，其实就是看空央行在多目标动态均衡的“定力”，当然这不是与央行对赌，仅仅是市场在政策两难中穿梭而已。 100亿公开市场操作，并不是货币政策转向的信号，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公开市场操作更多是配合利率走廊进行资金利率区间调控的工具，按照年初以来的情况观察，央行在当前位置上是呵护而非打压。所以当前政策信号给出的资金利率位置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区间的上轨。 对于央行“保持定力”，我们的看法这是央行多目标动态平衡的体现，货币政策的重心和方向不会改变，虽然央行倍加珍惜正常的货币操作空间，但是维护国内金融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内外平衡对内为主，这几个方面决定了央行只能是阶段性“保持定力”。 我们测算政策性贷款对贷款加权利率下降的贡献度并不高，主要还是要靠LPR改革来实现。目前银行LPR加点已难继续压降，贷款利率下降预计还是要靠MLF利率调降引导。国有商业银行既要降低贷款利率，又要弥补财政，两难之下还是需要央行从负债端进行缓释，降准、降息（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必要进一步动作。具体操作上，预计6月公开市场利率可能还会调降20BP，如果需要引导贷款利率继续明显下行30-50BP，则后续至少还有两次降息。同时，负债端预计配合降低存款基准利率25BP（以往调整幅度），而且大概率还会有降准（年内还有两次）。 继续明确货币政策方向决定债市方向。贷款利率方向决定利率方向。贷款利率压降是政策诉求。那么从银行表内资产比价考虑，在当前点位十年国债具有比价优势，至少具备交易能力。 曲线不论平陡，关注下行空间。资金利率确认目前位置是下一阶段的上轨，那么我们预计曲线不论平陡，下行可期，如果适度回归正常化，则10年国债还是可以看到2.0%的位置。 风险提示 海外疫情发展超预期，经济增长超预期，逆周期政策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介绍：天风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孙彬彬)
虽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报告依旧为2020年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与民生相关的量化指标。各界普遍预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离不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据报告起草组成员刘日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篇幅最短的一次。 虽然篇幅只有约1万字，但在报告中，今年经济发展、就业保障、改革举措等一系列焦点议题都得到了全面阐述，尤其是报告中39次提及“就业”一词，较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2次大幅增加，显示出这项工作正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如何解读这份“短小精悍”而“干货满满”的政府工作报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第一时间为读者梳理了报告中的六大焦点议题，试图呈现报告所勾勒的2020年中国发展总目标。 不设“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有何考虑？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焦点议题，就是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阅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后发现，这也是自2003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没有出现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的相关表述。 李克强总理在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 在22日上午举行的全国两会部长通道期间，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也解读表示，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现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所在国的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 何立峰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提到GDP的增长指标，但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入财政、货币政策等相关指标当中。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表明政府的工作重心仍在两头：一头防范不确定性，一头重在防控疫情，对于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有所保留，重点在于“稳定经济运行”。 刘日红也表示，不设具体目标不意味经济增长不重要，更不意味着放任经济下滑。保就业、保民生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作支撑。 新一年哪些改革措施将落地？ 与前几年一样，“改革”依然是政府工作报告的高频关键词。在困难挑战增大的背景下，“向改革要动力”继续成为政策层面发力的重点。 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促进人才流动，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能。 就报告中提及的“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读称，在疫情的影响下，今年产生了很多生产、经营、消费、服务等模式的创新，而创业板改革能为这些创新带来更好的金融服务支持，让这些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取得更好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创新活力。 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分析称，从政府工作报告的有关表述看，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深化”，意味着深层问题要突破。可以预计，下一步分层分类推进“混改”，将更加重视合理设计调整股权结构，着力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探索建立科学高效的差异化管控模式。 年度物价涨幅目标为何定在“3.5%左右”？ 政府工作报告为2020年中国发展提出了四个量化指标。除与就业有关的三个指标外，还有一个指标与物价和通胀有关。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 此前多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物价调控目标一直保持在“涨幅3%左右”，但此次确定的2020年物价目标略高。对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解读称，前几年各项食品的价格比较低，因此物价调控目标定在了3%左右。 但自去年以来的一段时间，猪肉和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价格上涨，对物价形势形成了较大的压力。不过受疫情、农产品生产恢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最近一段时间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回落。 因此，今年设定3.5%的物价调控目标，既反映了政策对冲的影响，又充分考虑了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基本面状况。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此前也对今年物价形势解读称，短期内我国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突然异动，既有通胀压力，也有通缩压力。 供给不足而需求增加的商品如农副产品、抗疫物资的价格会上升，而需求下降、库存增加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会下降。但居民消费、投资、出口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生产下降幅度，总体通胀压力不大。 四项民生量化指标中就业为何独占其三？ 虽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但报告依旧为2020年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四个与民生相关的量化指标。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这四个指标中，与就业有关的就占到三个——分别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历来都是高频词。比如在2018年，报告中提及“就业”二字22次，而今年则达到39次。尤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篇幅还有大幅压缩，因此更显得这个39次的“含金量”非比寻常。 为何继续保留就业领域的量化指标？对此，杨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读称，从就业上看，前期由于企业仍然存在部分前期结转订单，因此员工复岗率仍有一定支撑，但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3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开始显现就业压力。 未来如果订单情况继续出现压力，企业存在二次停产、挤出就业的可能性。另外，2020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将对相关就业政策提出要求。 要实现上述量化指标，2020年政策层面应如何发力？ 对此，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要聚力支持稳就业。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同期发布的国务院关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下称计划报告)对此详细部署称，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因地因企因人分类帮扶，着力防范化解规模失业风险。更好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保居民就业的支撑作用，探索相关支持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 引导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强化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帮扶，实施部分职业资格“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用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消费、投资、提振内需如何安排？ 此前各界普遍预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抓好“六稳”“六保”工作、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离不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李奇霖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无论是短期疫情海外扩散，还是中长期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中国的外需环境都面临着挑战，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需求。 针对提振内需，新出炉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 在2020年投资规模方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要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主要是：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在消费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 如何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际疫情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业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对此，在5月22日举行的国新办吹风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强调，中国有市场优势，形成了全球唯一、人类最全的配套体系。需求上中国市场还在扩大。同时中国也在采取更大的开放举措。 对于外贸外资有关安排，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外贸基本稳定。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加快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提升国际货运能力。推进新一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积极扩大进口，发展更高水平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597.9亿元，同比下降27.4%，降幅比1至3月份收窄9.3个百分点。 1至4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5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6个行业减少。其中，烟草制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6%，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20.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5.0%，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60.4%，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56.4%，汽车制造业下降52.1%，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同期盈利转为亏损。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781.4亿元，同比下降4.3%，降幅比3月份收窄30.6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4月份，八成行业利润改善，半数以上行业利润实现增长。4月份，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3个行业利润增速比3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其中23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比3月份增加15个。 汽车、专用设备、电气机械、电子等重点行业改善明显。4月份，汽车行业利润同比增长29.5%，3月份为下降80.4%。 高技术制造业和工业战新产业利润大幅回升。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7%，增速比3月份大幅加快55.2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由3月份下降9.1%转为4月份增长38.8%。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表示，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措施逐步落实落地，经济社会秩序进一步恢复，工业企业产销加快，利润状况显著改善，4月份，工业企业利润降幅大幅收窄。但是1至4月份累计看，工业利润降幅依然明显，企业盈利形势仍不容乐观。
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建议》，让住房公积金再度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到如今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应的改革也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原标题：制度功效衰减，资源错配致闲置浪费……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住房公积金：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关于加快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建议》，让住房公积金再度走进公众关注的视野。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的产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运行20多年，到如今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相应的改革也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商学院院长徐玖平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着加重民企负担、抑制社会消费以及制度功效衰减等三大问题。 他强调，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每年数千亿公积金余额隔离在消费之外 我国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在5%~12%之间，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公积金是企业人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玖平向记者介绍，住房公积金作为企业成本的构成要素之一，对建制企业来讲肯定会加重企业经济负担。 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客观上难以承受，不得不选择逃避强制缴存法定义务，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同时也面临因欠缴住房公积金产生的职工投诉，大量民企在是否缴存的生存压力与违法风险间陷入两难。 除此之外，公积金缴存收益率较低这一问题，也遭到多位专家诟病。 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5.8万亿元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年利率只有大约1.5%，难以跑赢通胀，实际上会造成公积金的贬值。 徐玖平认为，由于完全依赖互助性缴存提供流动性支持，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强制性、互助性和专用性等要求，导致每年数以千亿计的住房公积金余额相对于缴存人事实上被“冻结”，也被隔离在社会消费之外。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于计划体制时代，能够充分享受制度福利的主要是依靠国家财政及国有资源供养并提供单位配缴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公积金是他们工资增长机制的一部分。 当前，由于住房问题大多已逐步得到解决，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已经蜕变为与住房无关的刚性福利。而真正拥有巨大住房消费需求的新市民，则很多都未能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合理的住房刚需受到抑制。这是对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和闲置浪费。 改革应实现“强制”向“自愿”转换 现行公积金制度存在诸多弊端，中央近期也释放改革信号。 本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是中央对住房公积金制度最有权威也是最新的定调。 徐玖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建立国家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核心是实现“强制”向“自愿”的制度转换。 徐玖平进一步解释说，应当通过创新住房公积金融资方式、构建金融化融资机制，让绝大多数缴存人的个人公积金账户资金可以成为可支配收入并被投入到社会消费之中，这对当前应对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拉动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玖平认为，住房公积金由“强制”向“自愿”的过渡可能会有一个社会消化的过程，但改革已时不我待。 基于此，应尽快制定过渡期政策，并在过渡期内实行“强制”与“自愿”的“双轨运行”：一方面在暂时保留机关事业单位强制缴存的同时，取消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强制缴存的规定；另一方面抓紧建立并试点基于新市民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住房公积金自愿缴存政策体系。 “双轨运行”核心是取消民营企业公积金缴存的强制性，企业直接按可承受的人力成本向职工发放工资，让职工工资回归市场定价，而有贷款需要的参与自愿缴存，并由中央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以弥补“低存”损失，激励长期存储，最后实现低息贷款。 相关专题：聚焦2020年全国两会财经报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大搞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优势很受关注，甚至不少研究报告将中外利差作为人民币未来可能走强的重要理由。 实际情况肯定没这么简单。利差的确可能吸引套利资金流入，但其重要性经常被高估。对于汇率的中长期稳定，利率的重要性绝对排不进前五。锦上添花的作用的确有，但不能奢望太高。 先看事实 相对于美元资产，人民币资产的利差优势由来已久。 以10年期国债为例，无论是2005-2013年的人民币升值阶段，还是2014之后的人民币贬值阶段，人民币国债的利率大多数时间远高于美国国债。这也说明，单纯的利差很难主导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举例而言，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最为剧烈的阶段，人民币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最低也比美国10年期国债高出0.5个百分点，最高时利差在1.9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个最高值就出现在贬值启动的2014年。整个2014年，二者利差基本就在1.3-1.9个百分点之间反复波动。 多说一句。虽然学界和市场舆论非常喜欢用国债收益率作为比较中外利差的标杆，但笔者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一方面国内的债券市场交易并不活跃，成交量也比较小，将中国国债市场和美国国债市场直接进行对比并不合适；另一方面，追求利差的套利资金大多不会来买中国的国债，从历史经验看，套利资金主要是从境外借款，然后到国内买银行理财等高收益产品，这之间的利差和国债利差不是一码事。 但毕竟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定价基准，其他市场化的利率一般会跟着国债的波动而发生调整，而且大家对国债也比较熟悉，所以笔者此处就用国债利差做个不太贴合现实但也基本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言归正传。为什么利差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起不到主导作用？ 直接原因很简单，因为利差再大，假如人民币汇率趋向于贬值，最终套利者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015年8.11汇改启动之后，境内企业随即大规模集中偿还海外贷款就是典型案例。 我们只要再想想那些利率很高，但货币却一直贬值的国家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比如阿根廷、巴西。 简而言之，利差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持续的升值拉力需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国内外投资者普遍相信人民币汇率有能力在中长期维持稳定甚至会趋向升值。 在这个大前提下，利差会加大升值的动力，但这属于锦上添花，不是基础性的决定要素。 反过来，假如市场对人民币普遍存在贬值预期，即使人民币资产利率高也很难吸引套利资金流入。 什么才是人民币维持中长期稳定的基础性支撑要素呢？ 强有力的社会治理能力、稳定的市场秩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健康的国际收支、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几个。 至于股票市场是否处于低位、利率是否够高、劳动力成本是否够低等等因素，的确都有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而拉高汇率，但他们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上面那几个。换句话说，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因素，对汇率不起主要作用。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是有序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陷入恐慌，美元飙升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大贬值幅度只有3%，且贬值主要受离岸市场投机力量带动，同期我国结售汇市场总体保持平衡，并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市场秩序恢复能力。 在疫情爆发初期，大家普遍担忧这会导致跨国企业将在华产能大规模转移，以避免中国的供应链一旦出事导致其运营中断。但随着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大家发现，一旦遇到波及全球的紧急情况，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恢复速度远不如中国。 资本是逐利的，在不爆发国家级的政治、军事对抗之前，哪里能提供稳定的生产运营环境和广大统一的市场，哪里自然就是资本的优选。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的背后是企业的中长期投资收益。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是底层的支撑因素，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的财富创造能力，其货币就失去了基本的信誉保证，币值稳定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健康的国际收支指的是经常项目不能处于持续的逆差状态，避免大规模对外举债。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也是可以的，不必过于担忧经常项目逆差。但在实践中，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被跨国资本反复收割则是常态。 人民币在2014年之前，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升值态势，直接原因就是高额贸易顺差主导下的经常项目顺差带来大规模的外汇流入，银行结售汇市场常年处于净结汇状态。 大规模顺差意味着大规模的美元抛售压力，在交易层面人民币必然倾向于升值，在这个稳定的预期下，2014年之前，无论中美利差是扩大还是缩小，套利资金才能在大趋势上基本保持流入态势。 换句话说，我们的资本与金融项下的顺差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经常项目顺差，是经常项目下的持续大规模顺差给了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入以信心。 为什么疫情爆发之后人民币立刻面临贬值压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普遍担忧这将严重打击我国的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对外依存度超过30%的国家，国内的投资、消费与外贸密切相关。大量国内投资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外贸企业，大量的国内消费则源自外贸企业发放的薪资。 正是因为疫情可能动摇（至少是短期）我国国际收支稳定的基础，进而可能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增长潜力，这才令人民币汇率承压。 国家“六稳”任务中，只要外贸稳住，稳就业、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既包含监管当局直接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也包含对市场预期进行引导的能力。 对预期的引导能力一般要依托于对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当监管当局手握足够的资源，即使并未真正入市干预，市场只要相信监管当局对某个方向的价格变化有偏好，就会自发地推动价格向该方向运动。 举例来说，2014年人民币启动贬值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诱导过程。人民币对美元从2014年1月开始贬值，但银行结售汇高额顺差的格局却一直延续到3月，彻底转为逆差则是2014年8月的事了。 顺差格局下持续的美元抛售却出现人民币持续的贬值，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主导力量不言自明。当市场投资者最终确认监管层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厌恶”态度之后，资本外流引发的贬值压力瞬间升高，这时谁还会在乎人民币是否有利率优势。 反过来，当2016年底2017年初，人民币对美元试探7.0失败，且监管层面暗示不希望人民币持续贬值。随后在结售汇持续逆差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逆势连续升值。2017年5月当逆周期因子横空出世后，也就是当市场投资者发现口头表态变为实际举措后，资本外流大势很快逆转，结售汇逐步恢复基本平衡。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并非无源之水。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速、经常项下结售汇坚持实需原则、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雄厚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等因素导致一般市场投资者难以和监管意志较量，顺势而为是最好的策略。 总结一下 在汇率的中长期波动中，利差只是个小角色。只有在国家秩序井然、市场正常运转、经济增长平稳、国际收支健康、监管调控有力等前提条件都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指望较高的利率带来持续的资本流入，进而推升本币汇率水平。上面的基础性要素有一个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市场出现较强的贬值预期，此时利差对套利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削弱。 简而言之，腹有诗书气自华，富在深山有远亲。外人是靠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练好内功比什么都重要。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代表小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审议上述两个草案，分别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草案修改稿。 下午3时，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25日上午举行视频会议，委员进行大会发言。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习近平指出，“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常态化疫情防控，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习近平作出最新部署。 “摆在湖北面前的紧要任务” 湖北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多年积累的综合优势没有改变，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没有改变。 当前，摆在湖北面前的紧要任务，就是全力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要全力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加快复工复产、复商复市。要切实做好“六保”工作。要高度重视化解可能出现的“疫后综合症”。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中央企业要继续加大对湖北疫后重振支持力度。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要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强化各级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职责，督促落实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责任，健全疾控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职责，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 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 要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及时研判风险，加强传染病等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力建设和培训演练，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建立适应现代化疾控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增强一线疾控人员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优化科研攻关体系和布局，抓好《关于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实施方案》组织落实。 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 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意识和公共卫生风险防控意识。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新时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密集集中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深入持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意见领袖丨刘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步入下行通道。尽管IMF预计中国是今年极个别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但今年两会并未提出GDP目标，而是首先提出优先稳就业保民生。落实“六保”和“六稳”，既有助于控制好疫情，又有利于实现经济稳增长，这是在全球新冠疫情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下，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所做出的决断。如何才能实现“六保”和“六稳”，是实现今年各项目标的重中之重。 如何处理好保、稳和进之间的关系？ 要明确目标任务，处理好保、稳、进之间的逻辑关系，集中精力抓好“六稳”，落实“六保”。要处理好保、稳和进之间的的逻辑递进关系，以“六保”作为“六稳”的着力点，以保促稳、稳重求进。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预期目标工作中，首先要守住“六保”底线，稳住经济基本盘，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没有就经济增长设定具体目标，但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仍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涉及到今年能否实现六稳和落实六保的目标，事关全局。 政府工作报告的提出的目标明确，首先是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今年要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这是今年必须要完成的硬任务。为此要加大贫困县村攻坚力度，通过就业扶贫、消费扶贫、产业扶贫、搬迁扶贫、对口扶贫等多措并举、全力以赴、精准有效实现全面脱贫。正是由于疫情的冲击，在今年全面实现小康的道路上才更需要一个都不能少。 强化保就业、保民生和保市场主体 要实现“六保”和“六稳”，离不开市场主体复工复产有效运转。保民生需要通过保居民就业、保市场主体来实现，因此需要用改革开放和创新的办法，通过扶植市场主体来稳就 业、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能源粮食安全、保基层运转，在疫情影响和外部冲击背景下，通过六保来确定中国经济巨轮稳健运转不停摆。强化帮扶上亿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产复业，夯实保就业、稳增长的微观基础。也只有实现了“六保”才能实现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只有实现了“六稳”，才能稳中有进，行稳致远。 加强政策对冲和用改革办法强化实现六保和六稳 打好政策组合拳，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六保”和“六稳”，需要发挥综合施策多措并举，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并与就业优先政策、鼓励消费政策、补短板的投资政策、结构性产业政策、差别化区域政策和市场取向的价格政策形成合力，有力、有效、有为地对冲疫情影响。今年中央政府将大幅新增1万亿赤字和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同时新增1.6万亿地方专项债，这些资金均用于促进地方发展。此外还要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创新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唯有实现六保和六稳才能实现今年预期目标 总之，在外部疫情的冲击下，今年要明确工作的预期目标，抓住牛鼻子，要以六保作为实施六稳的着力点，突出重点和优先领域。 只有实现了“六保”才能实现好“六稳”，才能使经济稳健向前发展。而只有扎实有效推动“六保”和“六稳”，精准施策、抓铁有痕，才能确保全年预期目标的实现，保障全面小康社会和十三五目标的实现。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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