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披露“B转A”方案的东贝B股5月22日晚公告，控股股东东贝集团拟向东贝B股除东贝集团以外的全体股东发行A股股票，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东贝B股。 本次合并完成后，东贝集团将作为存续公司承继及承接东贝B股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东贝B股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同时，东贝集团的A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比例为1：1.8。公司股票自5月25日起复牌。具体看，东贝B股的吸收合并草案中，东贝B股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1.061美元/股，最终确定东贝B股的换股价格为2.479美元/股，折合人民币17.59元/股，相比均价有133.65%的溢价。经综合考虑资本市场情况、东贝集团吸收合并东贝B股后的盈利情况，以及同行业A股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等因素，最终确定东贝集团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9.77元/股。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换股比例为1：1.8，即换股股东所持有的每1股东贝B股股票可以换得1.8股东贝集团本次发行的A股股票。东贝集团因本次合并将发行2.11亿股A股股票，全部用于换股吸收合并东贝B股。 为充分保护东贝B股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合并将向东贝B股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并由黄石国资公司担任现金选择权提供方。东贝B股异议股东可按照交易均价1.061美元/股的基础上溢价15%，即1.220美元/股（折合为人民币8.66元/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根据测算，在能够保证吸收合并交易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下，东贝B股异议股东全部行使现金选择权需要支付资金的理论最大值折合人民币3.37亿元。 据悉，东贝B股是一家基本面相对较好的纯B股公司。公司于1999年7月15日上市，是国内主要的制冷压缩机制造商，产品主要用于家用冰箱、冰柜等家用电器；以及超市冷冻陈列柜、商超用制冷岛柜、保鲜柜、车载冰箱等商用领域。东贝B股的控股股东东贝集团是以研发、生产制冷压缩机、商用制冷机械、各类铸件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位于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旗下拥有东贝B股、黄石东贝制冷有限公司、黄石东贝铸造有限公司、芜湖欧宝机电有限公司、东贝机电（江苏）有限公司等5家子公司。截至一季度末，东贝集团持有东贝B股1.176亿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0.04%。 纯B股转A股的案例并不多见，最近一次成功落地还是在2016年，城投控股吸收合并阳晨B股并分立上市。此外，还有两起纯B股转A股、实现整体上市的案例，如此前的东电B股、新城B股均是由控股股东吸收合并后转道A股上市，分别为现在的浙能电力、新城控股。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汉中5月22日综合报道 据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日前，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陕西省纪委监委对汉中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党振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党振清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转移隐匿证据;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违反廉洁纪律，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住房、车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反工作纪律，在工作时间多次外出从事摄影活动;违反生活纪律，追求低级趣味，长期与私营企业主打麻将;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涉嫌受贿犯罪。 党振清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毫无党性原则，三观扭曲，目无法纪，肆意妄为，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甘于被“围猎”，大肆收受贿赂，践踏法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党的十九大之后仍肆无忌惮，不知敬畏，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党振清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党振清简历 党振清，男，汉族，1963年3月出生，陕西汉中人，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199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7月参加工作。 1980年9月至1982年7月，陕西省商业学校会计专业学习； 1982年7月至1984年12月，汉中市百货公司、百纺公司干部； 1984年12月至1991年4月，汉中地区经委干事； 1991年4月至1993年2月，汉中地区行署办公室工作； 1993年2月至1993年10月，汉中地区行署政办科副科长； 1993年10月至1995年2月，汉中地区行署机关团委书记； 1995年2月至1997年7月，汉中市政府办公室接待科科长； 1997年7月至1998年12月，汉中市政府机关事务处主任（副县级）； 1998年12月至2001年8月，汉中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机关事务处主任； 2001年8月至2006年6月，汉中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接待处处长（正县级）； 2006年6月至2011年6月，洋县县委书记； 2011年6月至2013年4月，汉中市委秘书长； 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汉中市副市长、市委秘书长； 2014年12月至2019年1月，汉中市副市长； 2019年1月至2019年4月，汉中市委常委； 2019年4月，汉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意见领袖聚焦2020全国两会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颜色 （政府工作报告现场实录） 一、事件 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二、点评 此次两会亮点在于没有明确提出GDP增长目标，而将政策重点转向稳就业与保民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今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扶贫和社会保障是实现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第二，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实体企业与低收入群体亟需政策扶持。虽然两会并未明确GDP增长目标，但我们认为GDP仍需保持2-3%左右增速，以稳定就业和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翻番。 财政与货币政策思路体现为通过稳企业来保就业，优先支持民生与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与个人。财政政策一大亮点在于在财政收入受减税降费和疫情冲击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更加积极有为但仍保有节制，优先支持民生与社会保障，继续为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以确保“六稳”“六保”。同时仍注重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支持“两新一重”，以稳住中国长期经济基本盘。货币政策着重于扶持中小微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为企业降融资成本提供融资便利，以保住市场主体，通过企业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保障民生与社会稳定。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
梦洁股份今年与“淘宝带货一姐”薇娅已合作4次，其中3次累计销售812万元，公司支付费用213万元。最近，公司再附一纸战略合作协议，短短几个交易日市值增加31亿元，这波带货广告看起来“巨划算”。 在此期间，包括第二大股东伍静、董事儿子等在内的多位股东进行了减持。目前，深交所已对梦洁股份重点监控。 已被重点监控 5月11日，媒体报道，梦洁股份与淘宝主播薇娅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梦洁股份此次与薇娅的合作不仅是在直播带货层面。根据合作协议，梦洁股份将根据“薇娅”粉丝的反馈，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开发，是一种轻“C2M”模式。 从5月12日至20日，梦洁股份股价走出7个涨停板。5月11日收盘至22日收盘，梦洁股份总市值大涨超过31亿元。 有股民调侃：“我以为是把薇娅签了，原来是跟人家签了个合作协议，人家主播可以跟无数厂家签合作协议。” 5月22日晚间，梦洁股份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称，截至目前，公司与谦寻文化旗下主播“薇娅”共合作7次，其中2019年合作直播销售公司产品3次，累计销售金额469.25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18%，公司支付的费用为104.22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销费用的0.15%。 梦洁股份称，今年合作直播销售公司产品共4次，5月18日直播销售公司产品因结算周期原因暂未结算，其他3次累计销售金额为812.12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31%，公司支付的费用为213.24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的营销费用的0.30%。 5月22日晚间，深交所公告称，本周对连续多日涨跌幅异常的“梦洁股份”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多股东减持 在此轮公司股价上涨过程中，梦洁股份第二大股东、董事长前妻伍静进行了精准减持。5月12日至5月18日期间，伍静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419.91万股，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4.03%变更为12.18%。按减持均价计算，本轮减持，伍静套现约9645万元。 早在5月18日，深交所就对梦洁股份下发关注函，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直播”市场热点进行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同时要求梦洁股份说明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以及持股5%以上重要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 实际上，最近精准减持的不只伍静。据5月22日晚间梦洁股份回复称，5月14日，公司董事张爱纯之子周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此外，5月15日、5月19日、5月20日和5月21日，梦洁股份副总经理成艳及其配偶张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4.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但梦洁股份表示，上述交易均未处于内幕信息知情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也不存在操作市场的情形。 此外，梦洁股份还称，公司不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直播”市场热点进行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游资炒作 梦洁股份2010年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主要产品是以床上用品为主的家用纺织品，拥有梦洁、梦洁宝贝等品牌。从业绩上来看，与2015年相比，近几年出现“增收不增利”的现象。 Wind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梦洁股份营收分别为15.17亿元、14.47亿元、19.34亿元、23.08亿元、26.04亿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55亿元、0.97亿元、0.51亿元、0.84亿元、0.85亿元。 从二级市场来看，Wind数据显示，2019年梦洁股份股价上涨22.47%，没有登过龙虎榜。今年5月12日至今，梦洁股份已登过5次龙虎榜。 在梦洁股份这轮大涨行情中，游资击鼓传花，多个券商营业部参与其中。据Wind数据，5月21日盘后龙虎榜显示，5月19日至21日三个交易日成交额28.36亿元，买入前五席位均为营业部，买入前五席位合计买入2.08亿元，同时合计卖出1.48亿元。卖出前五席位除天风证券上海分公司外，均为营业部席位，合计卖出2.52亿元，同时买入1.2亿元。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迅雷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会广泛热议，资本市场也有所反应。我作为连续三届的地方人大代表，可能比一般学者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理解会更深入些。 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是件好事 全球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居民更关心本国的GDP增长目标了，这也使得海外媒体也格外关注我国的GDP目标。每年年末，我们都要预测下一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其他目标，去年年末，我预测的GDP增长目标是6%左右，CPI为3.5%左右。如果没有疫情，我相信这两大预测结果都能应验。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突发，并蔓延到全球，尽管中国疫情得以顺利控制，但全球下半年疫情能否得到控制还不好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一定会受到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的影响，故不设目标合乎逻辑。 实际上，笔者认为全社会长期存在对GDP增长目标过度关注和过度解读问题。昨晚我与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泰证券李玮董事长沟通，询问他什么时候拿到《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他说正式开会的时候才拿到，与媒体直播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几乎一致。这一方面说明全国人大的会议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关注度过高使得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开披露的时间被严格规定。 地方开两会，通常在开幕式前一天，人大代表们就已经拿到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纸质材料，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保密材料；而且，在正式报告发布以前，人大代表们和社会各界提前约一个月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 五六天前，一位外地朋友打电话向我咨询，说他所在的城市刚开完两会（因疫情而延迟），确定的GDP增长目标居然为6.5%，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啊。我解释说，该城市有它的苦衷：省里的两会疫情前就开过了，确定的GDP目标为6.5%，该城市不能“拖后腿”，而全国两会还未召开，不知道会定什么目标和怎样力度的政策，故该城市只能与省里之前设定的GDP增速目标保持逻辑一致。 事实上，大部分人可能都不了解，政府的工作目标通常分两类，一类叫约束性目标，另一类叫预期性目标，前者必须得完成，后者不一定要完成。 例如，十三五规划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25个具体指标中，有13个约束性指标，也就是说，必须完成的全都是涉及资源环境和民生福祉方面。在民生福祉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等都被列入约束性指标。 另外12个指标属于预期性指标，如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等。这表明，这些指标需要去努力完成，但不是必须实现的。 这表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早就把经济发展中的GDP增速指标列为预期性指标，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应该去关注环境保护、教育、脱贫、居住条件等这些约束性指标的执行情况，这才是硬指标。 因此，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说不定可以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实现GDP目标而去做一些“重复建设”等事情；不设目标则更有利于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和“六保”，从而花更大的精力去关注中小微企业、关注民生、关注就业。 从其他目标反推GDP“隐含目标”：3-4% 虽然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但报告中实际上也隐含了“目标”。一方面，报告仍然设定了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从往年情况来看，1个百分点的GDP增速对应新增就业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221.6万，中泰宏观首席梁中华据此认为，今年隐含的经济增长目标或许在3-4%之间。 另一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根据财政赤字率反推的名义增速约为5.4%，按照GDP平减指数在1-2%之间，那么实际增速大概也是在3-4%左右。 那么，靠什么来实现新增就业900万和对应3-4%的GDP增速呢？我认为还是靠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主要靠基建投资，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新基建。在今年不设GDP增速目标的情况下，更不要期待房地产政策有什么放松，而且报告也再次强调房住不炒。 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说明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虽将比去年有所下滑，但幅度不会过大。 “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由此推测，今年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靠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估计要达到7-8%左右的增长，才能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维持在3-4%左右的增速。 中泰研究所政策组负责人杨畅判断，医疗卫生领域仍将是建设重点。因为新冠疫情显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未来大的趋势将聚焦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对具体投向都做出了明确要求；（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尤其是“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加大疫苗、药物和快速检测技术研发投入，增加防疫救治医疗设施，增加移动实验室，强化应急物资保障，强化基层卫生防疫”。 在稳消费方面，报告提出：“推动消费回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养老、托幼服务。改造提升步行街。支持电商、快递进农村，拓展农村消费。要多措并举扩消费，适应群众多元化需求”，“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说明稳消费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实现，一是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二是提高社保的覆盖面和社保标准，让老百姓敢消费。 货币政策空间大于财政：降息仍会持续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特别国债、财政赤字和地方专项债的规模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而且提出“一般性支出要坚决压减，严禁新建楼堂馆所，严禁铺张浪费。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重新安排。要大力提质增效，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 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使得宏观杠杆率水平的提升大幅放缓，也为今年政府加杠杆腾出了空间，但考虑到仍有很多隐性债务存在，以及地方到期债务压力巨大，故丝毫不能放松支出的口子。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节约财政”，财政要“提质增效”。这在今年各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所体现，即要大力压缩政府部门的日常开支，把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中小微企业的减负和民生投入。 在两会之前，学术界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如今，抗疫特别国债和增发国债的规模之和也就2万亿，不会给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挤出效应”，只要央行继续降准和发放再贷款就足够让“流动性适度和充裕”了。因此，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高层希望财政支出能够“细水长流”，倒是货币政策的空间稍大。 之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的空间更大，有以下理由：自2018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就没有对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设定具体目标，2018年的表述为“合理增长”，2019年的表述为“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今年的要求为“明显高于去年”。假设今年的名义GDP为5%，M2为10%（去年为8.7%），那么M2-名义GDP高达5个百分点，相比19年的1个百分点，大幅上升。 此外，目前某些期限的存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之间已经出现了“倒挂”现象，适度下调存款利率恐怕也为期不远了。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务必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 报告中提及的“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究竟是什么样工具呢？应该是结构性的工具吧，旨在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或产生各种套利。 随便提一下，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金融和资本市场提及较少，只是分别就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分别提了一句话的要求：”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改革创业板并试点注册制。强化保险保障功能。”可见，今年经济重心还是放在重振实体经济方面。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中央支持地方，银行让利企业，富裕扶持贫困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给我的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中央对地方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对稳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首先，在支持地方方面，“中央本级支出安排负增长，其中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这样的压缩中央财政支出力度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同时又提到，“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强化公共财政属性，决不允许截留挪用”，支持地方态度之鲜明、措辞之强烈，都十分罕见。 其次，在均衡社会各部门之间收入差距方面，《报告》的表述也十分明确：“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共生共荣，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说白了，长期以来，金融机构在全社会经营收入构成中的占比过高，早就成为人们所诟病的现象了。以上市公司为例，所有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净利润占比接近一半。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6.8%，但金融业增加值居然达到6%。 为此，《报告》“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40%。支持企业扩大债券融资。” 第三，扶贫方面的力度继续加大，因为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有一定难度，但扶贫是底线，今年必须“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GDP不设目标，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没有变，全面脱贫的目标没有变，一定要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此，提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一律延缓到明年。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根据蚂蚁金服运用大数据估算，中国个体经营户的就业人数约为2.3亿人，因此，在疫情之下，确保个体经营户能够活下来，就是保就业的最好办法。据统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30次提到“就业”，2020年则39次提到“就业”，提及频率增长30%。就业改善，对于全面脱贫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过程中，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存量经济导致的结果就是分化，包括区域经济、居民收入、产业和行业、头部与非头部企业这四大分化。这也给全面脱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为此，我在去年7月参加克强总理座谈会的时候，建议“当前经济改革核心是重塑利益格局，把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及部门内部关系进一步理顺和协调。”克强总理在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大型企业要支持中小微企业，要与中小微企业共生共荣，银行则要向中小微企业适度让利。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体现了总理的这一理念。 通读《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我并不觉得该报告超出或不及预期，该报告实际上与今年以来政治局会议的主要精神非常一致，即保持定力，切合实际，底线思维，意在长远。而有些市场人士总是盼着大干快上，高举高打，短期纵然可以实现翻番目标，但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利。
5月22日消息，两会召开，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带来三份建议，瞄准创新发展，提出《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建议》；聚焦消费回暖，提出《关于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的建议》，以及《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 以下为建议详情： 关于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建议 一、案由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作为关联众多重点领域协同创新、构建新型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载体，已经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近期，国家多个部委加快出台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法规推动我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在经济总量、研发投入、人才素质、汽车产业、交通网络、数字经济和相关产业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是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天然基地，更有机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开放式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的中心，引领全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完全可以结合区域内的优势，构建大规模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开发、测试和应用的先行示范区。2019年第二届进博会期间，由上汽、上港、中移动等企业联合实施的“洋山港区”无人驾驶项目，实现了“5G+L4级智能驾驶重卡”全球首次示范运营；同时，嘉定区也正在打造5G交通示范区。这些都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今年2月，国家11个部委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明确了我国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的战略愿景和主要任务。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平台相关方案也正在加快制定过程中。通过前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我们感到，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仍然存在着法律法规限制、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出台进一步的实施细则，适当放宽法律法规限制，支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在国内国际上率先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之路。 二、案据 根据国家11部委联合印发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智能汽车通常又称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科技部、公安部等多个部委加快出台《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交通强国建设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报批稿）》等一系列发展规划、政策及标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同时，传统车企、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造车新势力、互联网公司、信息通信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都在积极加大投入，加快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 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在核心零部件与整车系统集成、信息交互、基础设施建设、测试区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均有一定突破。但需要清醒地看到，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落地应用受政策法规制约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问题主要集中在产品流通、上路行驶、事故责任和保险、网络安全、地理测绘等环节，涉及约26部法律法规。其中，《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试车”，第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城市快速路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参照高速公路管理的规定执行”。《公路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制造厂和其他单位不得将公路作为检验机动车制动性能的试车场地”。 2、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突破传统的汽车产业范畴，需要人、车、路、云、网、图等互联与协同发展，道路交通、信息通信、数据云平台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有待加大投入建设。以上海为例，在基础设施信息化、数字化升级方面，虽然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着跨部门协调、跨产业协同难度大，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投资主体不明确等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影响建设进度，并面临智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的挑战。 三、方案 基于上述的问题并结合上海先行先试的情况，提出两点建议： 1、建议在部分管制区域、部分限定路段试点法律法规突破，满足智能网联汽车上路测试需要。 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如长三角），选择整体环境较好的区域（如上海临港(行情600848,诊股)东海大桥、嘉定汽车城），建设高度自动驾驶（L3级别以上）先行示范区，并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在示范区内试点突破法律法规限制，允许高度自动驾驶车辆上高速/高架道路进行测试及示范应用，在特定区域率先试点无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载人、载货商业化应用。 2、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推动智能汽车产业“新基建” 依托国家2020 年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宽带网络和5G领域），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从5G新型基础设施、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系统等方面入手，加快构建智能汽车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培育相关的创新链和产业链。以上海为例，支持上海按照《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建设“一路一区”C-V2X规模示范网络（“一路”—洋山港-深水港物流园-上汽临港工作物流运输条线，“一区”—上海嘉定53.6公里开放道路），打造新型智慧物流和存量城市转型升级两大样板工程，并逐步向上海全域乃至长三角区域复制推广。 关于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的建议 一、案由 随着近年来私家车的普及，汽车保有量增加带来的道路拥堵和城市的交通管理持续优化成为一对长期相伴而生的主题。为了缓解交通拥堵，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了限购限行的措施。从当前科技进展和国外先导国家经验来看，充分利用国内大数据、云计算以及5G技术，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配合市场化调节手段，实现从车辆拥有管理到使用管理，逐步开放城市限购限行。 二、案据 我国汽车市场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从乘用车千人保有量个位数增加到2019年147辆。虽然和成熟国家的千人保有量尚有差距，但中国一、二线城市高峰期对交通的压力很大，相继有8城市1省采取了限购限牌的管理模式。随着2018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增速28年来首次转负，政府开始逐渐出台政策鼓励汽车消费，放松地方的限购政策。2019年1月29日，发改委等10部委联合出台实施《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机动车管理措施。已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地方，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优化机动车限购管理措施。”2019年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再次强调“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实施汽车限购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探索推行逐步放宽或取消限购的具体措施”。2020年以来为了快速恢复疫情冲击后的经济，广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地方性的政策，增加牌照额度。我们应该从汽车消费良性增长及城市交通管理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深刻审视目前中国城市限购限行产生的问题以及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 1、现有的城市交通管理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华东地区某城市，300万辆汽车保有量，2000公里城市道路，在日常监控中发现，当20万辆车辆上路，城市道路能保持通畅，但上路车辆增加到29万辆，道路就出现了明显的拥堵。从城市道路总量和使用状况来看，承载容量仍有不少空间。从身边驾乘感受来看，高峰路段路口拥堵，红绿灯的管理明显不能实现改善，在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挥却能更快疏通拥堵情况。可见，现有的交通管理仍有不少提升空间，特别是针对上路车辆规模的增加，“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更动态更灵活的交通管理体系。 2、中国城市特点，更需要精细更科学的管控体系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高，路网密度相对不足，道路资源和停车资源更需要高效实用。我国多个城市已经采取了限购限行措施，城市道路及轨道交通发展很快，但“当斯定律”（道路增加永远赶不上车辆增加，仅通过修路无法解决交通拥挤）如影随形。而且中国的城市居住是封闭式小区为主和国外大城市的开放式街区相比，路网密度有先天的不足，所以只靠修路仍然不能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更精细化、更科学的城市交通管控提高有限资源的协调使用是重要方向。 3、日益严格的限购限行严重制约汽车的消费 部分一线、二线城市为了缓解交通压力，采取摇号政策。但摇号难、中签率低成为汽车消费的政策壁垒。放开这部分政策，对于促进消费具有积极意义。 三、方案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成为汽车制造的强国，释放汽车消费拉动内需。建议改变现有的城市汽车管理方式，利用我国的大数据和智能网联基础设施的普及应用加速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建设、从拥有管理转向使用管理转型。有以下的建议： 1、做好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的数字化积累，为科学管理打好基础。城市不仅需要静态的保有信息，还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上路车辆数、分布状况、通行状况进行积累；城市道路、各类停车资源进行总量、在用量和空闲状态建立城市级别的整体信息库，为后期的资源协调使用做好基础准备。 2、加速大数据、智慧交通管理的方式代替简单的限行，解决城市拥堵。中国在大数据及物联网的应用速度很快，市场化程度很高。在新基建的推动下，特别是5G及大数据中心的建设会大幅提速，将互联网路况数据与交通管理数据融合，并且建立起一个车道级的超高精度的地图，就能进一步加强车辆的管理和调动，实现对人、车、路、交通设施、交通状况的透彻感知。同时可以通过划定电子区域，对拥堵区域进行动态管理，增加高峰时段的进入成本，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步取代单双号限行、限制外牌等一刀切的简单方式。 3、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对城市停车进行动态疏导和定价调节管理。城市各类停车位信息有效打通，加大各类停车场的智能化改造实现实时信息更新；有效发布相关信息，帮助汽车用户出行方便；在一些停车供需不平衡的区域和时段，考虑利用市场化调节手段，动态调节停车成本，有效利用起周边资源。 4、增加小区立体停车库改造及构建共享平台化解停车难。当前造成购车的重大障碍就是小区的停车位不足，特别是老旧小区的停车困难。2019年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等补短板工程”，其中对老旧小区停车位的改造以及增加城市停车场是重要的内容。建议能充分研究不同类型的小区改造方案，增加立体停车库，同时利用大数据，构建同小区车位的动态管理及共享机制，解决小区的停车困难，为购车消除后顾之忧。 关于阶段性放宽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限制促进消费的建议 一、案由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冲击，国内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全球疫情的发展态势来看，全球经济或在短期内继续承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带来挑战。中央提出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其中提振消费是重要抓手。目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各地开始有序恢复餐饮和文旅行业经营、发放消费券、开展大型促销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未来经济形势仍有不确定性，都可能对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的住房公积金（以下简称公积金）的年度存缴额和总缴存余额均以每年12%以上的增速稳步上升，而年度发放住房贷款笔数和金额自2016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2018年的发放金额比2017年有所上升，但仍远低于2016年），越来越多的居民收入被纳入公积金账户，但却难以进入消费领域。 二、案据 公积金的主要目的是集政府、企业和职工三方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为职工购房提供便利的政策，自90年代广泛施行以来，为保障城镇职工住房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缴费比例偏高、提取难度大、使用范围窄、储蓄利率偏低等。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规范和阶段性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的通知》（建金〔2016〕74号）、《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金〔2018〕46号）、《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建金〔2018〕87号）等一系列文件，降低缴费比例、限制炒房行为。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开展优化公积金管理的各种措施，在部分领域放宽了提取限制。但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情况下，仍有以下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1、公积金缴存余额逐年上升，部分余额成为“沉睡”资金。住建部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国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为1.37亿，缴存余额51620.74亿元，缴存职工平均余额3.75万；2018年末，全国公积金实缴职工人数为1.44亿，缴存余额57934.88亿元，缴存职工平均余额4万。2018年的缴存余额相当于当年GDP的6.3%（2017年为6.28%）。 同时，为限制炒房行为，绝大多数地方均规定城镇职工使用公积金购房不能超过2次，2次以后其公积金账户内的资金只能到其退休才可提取（丧失劳动能力、出境定居等少数特殊情况除外），成为“沉睡”的资金。 2、近年来公积金的提取限制有所放宽，但公积金作为职工重要的收入组成部分，可支配性非常有限，制约了部分消费潜能。《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同时也规定“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可以申请提取公积金。2015年，国家出台了《关于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条件的通知》（建金〔2015〕19号），取消了房租与收入占比限制。近些年，部分地区纷纷开始试点进一步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的措施，如租房者无需提供租房合同或发票即可申请；特困、低保人员可申请提取用于生活开支；治疗重大疾病可申请提取等。尽管国家和地方已开始尝试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但从住建部的统计数据来看，2015-2018年，公积金的提取率（当年提取金额/当年缴存金额）基本都维持在70%左右（2015年以前的提取率更低），即每年约有30%的公积金被强制纳入了低息储蓄账户（2018年收益率仅为1.56%）。 公积金作为城镇职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考虑更好的利用该部分资源，进一步促进消费，为提振经济做出贡献。 三、方案 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阶段性放宽公积金提取限制在当前形势下是一种多赢举措。为此，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阶段性放宽公积金可提取的用途范围。在原有的购房、租房用途基础上，将其它家庭重大开支纳入可提取范围，如购买汽车、房屋室内装修、购买大型家电等。具体的提取条件和要求可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制定。 2、允许以家庭为单位因同一用途提取公积金。购买汽车、房屋室内装修等用途，往往涉及家庭多数成员，且支出金额相对较高。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承担消费支出，可以更加充分地激发消费潜能。 3、鼓励各地优化公积金的申请、审批和提取流程，充分利用互联网工具，推广线上办理。各地公积金管理机构可建设线上办事平台，提高各项业务办理效率，为缴存职工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咨询、申请等服务，尽可能缩短放款等待时间。 4、建议该方案2020年6月至12月为试行阶段，后续可视情况进行调整。考虑到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以及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建议先以半年为试行期，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后，再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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