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响原创 · 作者｜吴鸿键 核 心 要 点 疫情加速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To B业务的实用性、可落地化将成为接下来业界比拼的重点。 To B能力要实现落地，需要服务商在两方面有深厚积累：对客户需求的洞察和技术实力。 京东在To B领域布局已久，其“新动能计划”整合打包内部的To B能力，在强调落地的同时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 To B不是新鲜事，但在疫情之下，它的价值被迅速放大。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目前企业逐步完成复工复产，曾被按下紧急暂停键的社会经济生活也获得了恢复，但许多变化也在悄悄推进。 疫情期间，线下活动停摆，各行各业往昔的经验都不再适用于眼前的变化，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成为萦绕在企业经营者心头的首要难题，而诸多困境的解法都有共同指向——企业数字化转型。 对于企业端的数字化需求，行业早有察觉，近年To B业务的火热便是明证。过去几年，无论是创投领域还是巨头，都纷纷投入重金加码To B赛道。各家公司的切入点和打法也各不相同，以至于一时间涌现出不少备受关注的玩家。 不过，相比舆论的热烈，互联网To B业务的落地程度却不如预期的深入。 疫情出现后，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加速，To B业务如今也该进入到实质性的落地阶段。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To B业务的实用性、可落地化将成为业界比拼的重点。换句话讲，供需两端都来到了关键时刻。 那么，问题也随之产生：喧嚷了三年的To B赛道在落地层面究竟走到哪了？谁又能在新的竞争阶段中获得领先优势？ 巨头齐聚难解落地题 谈论To B赛道，首先绕不开的是盘踞在产业顶端的互联网巨头。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红利见顶，竞争转入“下半场”已经是行业共识。为此，腾讯、阿里巴巴等皆已大举投入、押注未来： 2018年，腾讯发起了“930变革”，成立“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SIG)，以云业务为核心冲入To B赛道。去年前三季度，腾讯云的收入已超100亿元； 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云市场份额已是第一，财报显示，2019年四季度阿里云单季收入突破100亿元，但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另一科技巨头华为也在加码包括云业务在内的To B业务，比如疫情期间持续加码的华为云Welink便是华为对外输出数字化转型经验的典型载体。 疫情期间，腾讯和阿里巴巴的To B能力皆得到展示，如健康码的上线，钉钉、企业微信以及相关协同办公工具加速渗透市场等。巨头释放的信号明确：B端市场是尚待挖掘的沃土。 与此同时，创投领域的玩家和资本也都看到了蓝海的机会。 2019年是名副其实的“资本寒冬”，新经济领域一级市场的投资情况延续了2018年的低迷态势，但即使是资本下行期，企业服务领域的热度依然不减。无论从融资项目数还是融资金额看，企业服务都是全年最火热的行业。 对于To B市场，腾讯、阿里巴巴、华为等的路径都是以云服务作为主阵地，进行行业渗透。不过，云服务投入大，周期长。目前腾讯云、阿里云等均在跑马圈地，以亏损换规模，商业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出现稳定、成规模的变现成果。 由于占据资金和资源优势，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巨头在B端的尝试具有典型意义，由之带来一个需要接受的现实是：虽然已经经过几年，但To B赛道仍处于探索期，市场认知、商业模式、行业打法都在前期试水阶段。 简单来说，To B业务变现难，落地难。 而从需求端来看，随着数字化转型愈加迫切，To B市场的痛点也正在变得突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疫情的加速作用，To B赛道接下来将进入竞争的深水区，各家To B服务商的实际落地能力将受到更多考验。 对于To B业务的目标客户们而言，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线下人流物流几近停摆的困境后，走向线上和数字化的需求迅速爆发。数字化已经不是可选项，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必选项，因此市场对To B服务的需求会更偏重落地和实用，相对应的，承接需求的能力决定着哪个To B服务商能更先跑出来。 不只是中小微企业，“家底”更厚的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会更加迫切，但由于该类企业体量大、业务繁杂、管理流程完善，其数字化转型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局面。对于供给端——To B服务商来说，要想打开局面，获得大企业、大机构的认可是关键：拿下大客户不仅能在行业获得声誉，自身的To B服务能力的实用性和竞争力也会得到凸显。 前景很美好，但难度听上去就很高。To B能力要实现落地，需要服务商在两方面有深厚积累——对客户需求的洞察和技术实力。 B端客户的需求是降本提效，而大型企业的效率问题往往集中在内部，如审批和管理流程繁杂，“大公司”病拖累企业活力等。对服务商来说，只有真正了解企业需求和数字化痛点，才能对症提供可靠服务，否则解决方案就会沦为“空中楼阁”。 了解问题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解决问题，这一阶段考验的是服务商的技术实力。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庞大的工作，要提供稳定、安全、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强大的技术实力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有能力承接B端大客户需求的往往也同样是行业龙头。 既要和客户走得近，又要有“硬核”技术，能够兼而有之的企业才能成为To B赛道的种子选手，这也是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在疫情期间为何要主推协同办公等产品的意图所在——因为这些产品能迅速落地，在短时间内展示企业的To B实力。 除了大力推行协同办公等产品，也有玩家选择结合企业痛点推出落地性强的组合拳解决方案，比如近期发布“新动能计划”的京东便是值得关注的对象。 据官方披露的信息，“京东新动能计划” 是京东集团以云计算、AI、IoT、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为基础，整合输出技术能力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设施的系列行动计划——转成大白话就是这个计划集合了京东内部的To B能力。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该计划一期聚焦在为智能协同管理、智能采购、智能中台三大场景提供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其关键目标是解决企业市场先进技术落地难问题。 To B赛道巨头盘踞，落地难又是当前的核心痛点。京东在此时选择集集团之力发力To B赛道，在To B整体面临变现难、落地难的背景下，能另辟蹊径吗？ 厚积薄发的诠释 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回到京东自身。 京东是最早布局To B业务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其布局可以追溯到3年前。早在2017年初，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就宣布了京东未来十二年的发展战略：全面向技术转型。同年7月，刘强东发表了《第四次零售革命》的署名文章，指出消费和技术是产业变革的驱动力。 强调技术的同时，在集团层面，京东通过京东商城、京东数科和京东云等不同业务线对外输出To B能力。其中，京东数科的前身是京东金融，其在2018年改名不止标志着业务扩大，更关键的是定下了加码技术和发力产业数字化的基调。 今年1月19日，京东将To B业务提升到了更高层级，刘强东在京东全员信中第一次提到重新定义公司：从“零售和零售基础设施”到“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即技术、服务替代了京东的起家业务“零售”，成为新定义下的核心标签。 从创始人的意志和京东实际业务动作变化来看，三年来京东对于To B业务在不断加码，而随着战略层面转变，京东To B业务的打法也在转，“新动能计划”便是京东思路变化的集中体现。 5月8日，京东正式发布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动能计划”，和此前To B业务相比，“整合输出技术能力”是此次计划的特殊之处。 和此前各部门分别做业务不同，这是京东第一次将内部的To B能力进行整合打包对外输出。横向比较的话，“新动能计划”在组织上的变化类似于腾讯2018年成立CSIG，京东试图以跨部门合作实现To B业务上的能力整合，实现竞争优势最大化。 相比各部门进行单项能力的输出，跨业务部门的整合意味着“新动能计划”的能力还会持续丰富。目前，京东在To B领域布局广泛，从金融、零售、采购、营销到智慧城市、农牧养殖等皆有涉足，各部门共同服务于新阶段的To B计划，其在不同领域的能力和特性在碰撞中也将产生新的化学反应。 据了解，“新动能计划”由京东企业业务事务部领头，作为京东内部长期深耕智能采购等To B业务的部门，企业业务事业部的最大特点是落地性强，了解客户特点和需求。从组织安排上，京东对To B业务落地性的重视可见一斑，其“新动能计划”第一期挑选的也是应用最多的场景， 上述安排的更深层的思路是：不另起炉灶，而是进一步发挥传统优势。 作为电商行业的龙头，京东业务同时深入C端和B端。2014年5月，京东企业频道(京东企业业务的前身)上线，定位是企业专属电商采购平台，此后，京东企业业务逐渐拓展到了其他场景，但企业采购服务一直是京东To B业务的核心抓手。 在企业采购服务上，京东通过协同产业链资源打通上中下游，降低信息差和服务差，从而实现平台本身、品牌商、设计商和采购企业等多个角色在流程中的降本提效，相关的经验换来的精准度和高效性同样能应用于京东的新一步To B布局中。 基于电商能力切入企业采购后，京东企业业务延展到了企业活动的各方各面，如福利管理、财务管理、智能办公等。相比专注于企业的具体需求的“插件式”解法，京东的解决方案更全面。在打通企业内部系统后，基于对其整体流程更高的熟悉度，京东作为服务商能更好地帮助企业扫除盲区，把握深层的提效需求和数字化痛点，避免“信息孤岛”和“头痛医头”的困境。 据了解，到2019年，京东已经拥有了超700万活跃企业客户，世界500强企业合作覆盖率也提升至85%。特别是在大中型企业用户服务方面，京东可观的优质客户渗透率、行业渗透率在帮助京东积累B端服务经验的同时，也为其落地“新动能计划”提供了良好的用户土壤和应用场景。 从采购到深入企业的各项业务，诸多布局的关键来自京东的底层能力——多年自营电商管理经验锻造出来的To B核心竞争力。 众所周知，京东以“模式重”著称，在供应链、仓储、配送等环节皆有布局，深入到了从商流到渠道到物流的产业全链条，这意味着京东需要管理数百万的SKU、维持良性的商品库存和周转率。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是一项大工程。 对于自营电商业务来说，如何调配地区资源、及时补货、防止爆仓，在稳定业务的同时实现增长是首要难题，而京东在这方面积累深厚，其在扩张的同时，库存周转天数一直控制在35天左右。稳定营运能力的背后是京东在数字化上的持续投入，而货品高效流转本身也其产业数字化能力提供了有力旁证。 目前，京东正在To B业务上持续推进。“新动能计划”是京东战略转型的重要方向和动作，通过这个计划，京东将旗下To B能力进行规整集合，统一对外输出。 在此过程中，过往的经验成为开启新战略的钥匙。基于京东自身的技术和全链路能力，“新动能计划”从企业亟需的数字化能力入手，迭代和升级已经在实践中获得成效的数字化能力。京东选择兼顾落地性和创新价值的打法，会成为其在To B市场上的独特竞争壁垒。 深响
丰巢收费“连续剧”又更新章节。免费保管时间延长6个小时、赠送一个月会员、写字楼周末节假日免费。此前抵制的小区也握手言和重新启用丰巢快递柜，似乎迎来大结局。 然而，末端物流行业的痛点解决了吗？在业内人士看来，各方让步是预料之内，然而最终这笔保管费用到底该由谁来承担？未来末端物流行业该为消费者提供怎样的服务？诸多疑问还需给出答案。 0.5元争执背后 “新政策对于上班族而言确实友好了许多。”在距离丰巢2.0收费政策发布2天后，有消费者这样评价。 这位消费者指的是5月15日晚丰巢发布的《关于用户服务调整的说明》，将快递柜保管时长从原来的12小时调整到18小时，超时后每12小时收费0.5元，3元封顶。这意味着无论快递员是晚上10点后投递，还是早上上班前投递，消费者都能在下班后有充裕的时间拿取包裹了。 不过，延长6小时，并没能消除所有埋怨。从社交平台的留言来看，消费者的怒火仍未平息。 “人们关注的根本不是免费保管时间多长，而是没有经过同意就放丰巢，或者明明可以送货上门，快递员却要放丰巢。” “现在不是收不收费的问题，一个企业肯定需要运营和发展，不挣钱谁还提供服务？问题在于客户没有知情权和选择权，快递就被投进了快递柜。收多少钱，怎么收，都应该在选择是否使用快递柜前被告知，消费者觉得贵，就不让放，觉得合理就接受。”有留言称。 消费者对程序合理性的质疑，最终反映在对0.5元钱的“较真”上。就在丰巢进行服务调整的当天，一位女士向法院起诉丰巢，称快递员在未通知自己的情况下，擅自将快递放入丰巢智能柜。丰巢在并未与她商定及告知快件保管期限和服务计费规则的前提下，在她于合理期限（17个小时）内去领取时，强制收取0.5元快件保管费。为此，她要求丰巢退回0.5元保管服务费，目前法院已立案。 通知为什么这么难 事实上，从4月30日丰巢推行收费以来，未通知就投柜的现象从未终止，而部分通知的形式还让消费者颇感无奈。 一位消费者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通知是以短信的形式告知的，而不是打电话，无论是投递丰巢还是兔喜快递柜都是这样。结果自己上班前没注意到短信，下班后才发觉。虽然是收到了通知，但支付超时费用时心里很不情愿。 而一位在朝阳区某小区收发快递的快递员则认为，若是派件期间给每位用户打电话，在有限的时间内很难做到。“我服务的这个小区，平均每天快件量在400-600单，小件我们会投进丰巢柜里，大件会送上楼，剩余的部分会在小区门口摆摊。自从丰巢收费后，我一天甚至能接到5个投诉。”该快递员说道，“因为我们有时效要求，可让我在2小时内给上百个人打电话，我真的做不到。而且，把快递放在丰巢能减少丢件和破损件的发生，一旦发生丢件，可能一个月工资就扣没了。”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在快递企业到消费端环节中，快递员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然而庞大的快件量让从业者几乎是超负荷运转，处在服务透支的状态，所以便会出现上门服务转为投递快递柜的情况，以及不提前通知的现象，导致消费者的选择权被剥夺。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入柜前的通知环节，夹在快递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丰巢在其服务调整说明中作出承诺，将加强技术支撑，促进快递公司与用户之间的沟通协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用户可以在丰巢微信公众号、APP渠道设置同意入柜的快递公司、入柜时间、快递员的沟通方式等。 沉默的快递企业 据了解，当前各地邮政管理局已下发通知，例如河南邮政管理局要求，未通知放快递柜所产生的费用，不应该向收件人收取。而浙江邮政管理局提出，快递企业征得收件人同意后，才能放在快递柜中，对未经消费者同意就放置快递柜、二次收费等涉嫌违法行为，要及时处理。 虽然未通知投柜的现象在政策方面已有约束，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风波中的关键角色——快递公司，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一位经营快递柜业务的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快递柜企业与快递企业间会签署一个协议，包括快递的安全保障、投诉的解决方案，以及快递在投递流程上的权责划分。 快递专业人士赵小敏分析，快递柜的出现是为快递公司服务的，因此保管费应该是两者之间的结算，这笔费用也需由快递公司承担，而结算模式一定要简单。 “接下来，消费者将在下单时获得包括上门服务、驿站、代收点、快递柜取件等多种服务选择。不同的服务将会有不同的价格体系。如果某些服务贵了，用户能选择其他服务。那么服务好的快递公司，将会获得用户的青睐，用户也会愿意为好的服务买单。”赵小敏说。 “需要运用价格的杠杆让消费者选择上门服务还是投放快递柜。”物流专业人士徐勇也认为，如果人们都选择上门服务，配送效率的降低将会导致快递公司的亏损，愿意入职快递员的人也会变少。行业一直打价格战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应该要提高行业服务的层级，提升品质。” 杨达卿补充到，无论是速递易还是丰巢，快递柜市场还不成熟，普及率和使用率低，而投入又巨大。公众不太理解快递柜这类第三方服务产品，认为投柜与上门一样，都是应该免费的。因此需要有政策引导，将其作为便民工程，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能让企业生存。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何倩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中央银行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自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兴起。在1929-1933大危机前，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没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在货币金融方面就是“金本位制”。物价的高低取决于黄金的供应量。在社会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当黄金等贵金属的供应量突然上升，物价便随之上涨。当年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拉美的黄金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出现了欧洲经济史上的所谓“价格革命”。它构成了货币数量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卫·休谟和李嘉图曾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商品价格水平的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高低与货币数量成反比。由此出现与货币数量多寡相关的物价变动，即通货膨胀。 曹远征 但从全球更长的历史角度看，因发现新大陆而导致的黄金供应增长毕竟是短暂的，常态是黄金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供应量是稳定的，进而物价是稳定的。换言之，在金本位条件下，不存在典型意义的“通货膨胀”式的物价上涨。但是，在“金本位制”下却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受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支配，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其结果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危机前兆就是对现金，即对流动性的极度渴求。没有现金就不能支付，而支付的断裂是引致危机的导火索。受制于金本位制下稳定的黄金供应量，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常态，从而也成为危机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著作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从货币供应入手，提出了“流动性陷阱”问题。顺便指出，也是由于黄金的供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常常发生通货紧缩，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 凯恩斯的贡献更在于他把货币供应与就业问题联在一起。经济危机是就业不足，而失业问题意味着全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宏观层面提高总需求，才能反危机，才能熨平经济周期，它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货币财政政策及其相应的宏观经济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来影响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缓解经济危机的道理在于：如果企业在负债经营、居民在负债消费的情况下，利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务成本。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会随之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成本因之下降，居民就会提前消费、企业就会提前投资。于是，有效需求得以提升，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如果在经济过热时再反向操作，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扩张赤字来扩大财政开支或减税，也可以扩大总需求，从而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同理，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也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由此，表现为侧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了目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基本框架。 理论上，因金本位的流动性不足而被迫由流动性可以无限补充的信用本位取代，固然是历史趋势，但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观察，这仅是由过去的两因素，物价和货币供应量，变成了三因素，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即为流动性迟滞），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超过流通速度需要的货币供应量仍会引起典型的通货膨胀。于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实施过程中，人们始终有所忌惮。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财政是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议论的，用印钞票买国债的办法来支持财政开支是否可行？是否可持续？ 从历史上看，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是有恶性后果的。在国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战后，德国由于要支付《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财政恶性透支中央银行，致使货币供应量失控，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受黄金约束的信用本位，会因货币供应量过度而引发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数量论”似乎有理由死灰复燃。它提醒人们适度而稳定货币供应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所谓适度就是当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量应是GDP增速加物价自然上涨率之和；所谓机制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制，即财政不能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为此，要求中央银行有独立性，能制定独立于财政的货币政策。 战后以来，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都基本遵循了这一点。尽管有时候货币支持财政，但始终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至少是有隔离的，避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或许由于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二次战后，各国财政与央行隔离做的最彻底的就是德国。它有较完备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因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全球最高，其货币政策的决策不受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牵制，其唯一目标是反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 通过政府加杠杆以抵挡金融危机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基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目标一致，但至少操作上要相互独立。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除了经济周期，还有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以杠杆的伸缩为其特征的。当出现了快速地去杠杆就意味着可能引发各类资产负债表过分衰退，即金融危机。为此，需要应对金融周期，实施以控制杠杆率为主要目标，以金融监管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管理。 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急抢救安排。一旦出现在快速去杠杆的时候，就得用“加杠杆”的办法顶住“去杠杆”，避免资产负债表的过分衰退，引发金融危机。当居民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产负债表都在去杠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加杠杆来挡住金融危机。政府加杠杆就是通过包括拯救企业，资助居民等在内的扩大财政开支的办法来挽救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赤字的增加，而弥补赤字的途径是发行国债。 当社会资产负债表都在衰退、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中央银行便无奈地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购买者。这就形成了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将政策利率降为零甚至负数外，还要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支持财政的国债的发行。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就连在了一起，开始具有赤字货币化的迹象。顺便指出，也正是这种原因，在2010年欧债危机中，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开始诟病继承德国央行衣钵的欧央行的独立性。如希腊，指责欧央行过于死板，见死不救，不通融希腊发行欧元主权债。 客观来讲，在过去的十年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它挡住了杠杆的快速衰退。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它心存疑虑，不仅担心通货膨胀，也担心杠杆再持续加长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结论是，一旦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状况下，该政策就需要退出。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的背景下，各国从2015年开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在退出之中，其中一个主要表现为央行缩表。央行通过减少对国债的购买，同时不断地出售国债，逐渐缩小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缩表过程表明，人们认为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财政只是个暂时性的、抢救性的政策。危机过去之后，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财政和货币还应是独立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央行何时缩表？速度多快？怎么缩？”一直是过去几年市场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然而，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在外部冲击下，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的风险大于其他经济风险。一旦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那就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还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整个经济都会陷入灾难之中。在这个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重新使用2008年的办法，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无论是纾困，还是抗疫，加大财政开支都至为关键，为此，在政策利率重新为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再次扩张，而且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来支持财政赤字融资就显得十分迫切。 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由过去迹象，变成了现象，并在酝酿新理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欧美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至少是无奈之举。从过去的经验看，它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这类似于“饮鸩止渴”，先把毒药喝下去，才能缓解此时此刻的危机。如果今天都不存在，明天还有意义吗？中央银行只有通过俗话所说的“开动印刷机”来支持财政开支，解决危机，才能有明天。 但是，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短期抢救性政策安排，而在于过去十年欧美经济染上了QE依赖症。一旦QE退出，股市随之下落，杠杆难以维持，经济因此受损。而此次疫情冲击，又使依赖症更加严重。它似乎预示着QE政策的常态化，并因此带来一个新的理论出现——MMT（现代货币理论），成为赤字货币化的理论支撑。人们发现，所谓去杠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新的解释。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资本端和负债端，是可以用货币变换的。例如，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到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发放出去，会使企业的杠杆上升。但是如果通过某种机制，例如，用股权基金的形式将基础货币补充到企业的资本端，企业的杠杆是会下降的。这构成了MMT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设，涉及货币怎么使用、使用在资产负债表的哪一端的问题。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方面，MMT理论认为如果通过财政发行国债来支持企业的资本，不会增加负债，反而会减少负债。 其实，中国也有这个经验。2004年中国银行业所谓的“注资”就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的，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化。 能不能用财政发债的办法，既不增加杠杆率，同时又能缓解危机？这成为在疫情冲击下，人们思索的新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当下的热点经济学话题。 由上所述，无论从现实的紧迫性，还是未来理论的拓展性来看，在疫情的冲击下，为防范可能发生的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以“加杠杆”为标志的财政开支扩大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政开支的扩大，而在于是否合理并且精准。假如是居民的杠杆难以维持，财政救居民就是应该的；如果是企业的杠杆难以维持，就应该救企业。财政开支首先是方向和用途问题。经验证明，用政府采购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用以工代赈来支持居民收入好于单纯的“直升飞机撒钱”。在方向和用途明确的条件下，其次才是支持开支的收入筹措问题。在正常收入来源窘迫的情况下，扩大赤字融资，即通过发债来获得收入就是必然的。如果发债，社会上没有人购买，那么央行购买就是必须的。这既是欧美各国的现实，也是抗疫逻辑使然。 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有正常发挥的空间，特别国债会被市场消化 反观中国，现在还远未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地步。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居民的杠杆率较低。即便为抗疫发行特别国债，居民有意愿并有能力购买国债。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国债收益率较高并且具有安全性，是中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其实，在以往国债发行中，彻夜排队，一抢而空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正是由于区别于欧美的中国国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正常发挥的空间，不必采用欧美QE，甚至无底线QE扭曲的货币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际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政策利率还是为正的，意味着，如果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仍然有降息的空间。 第二，中国储蓄率高，意味着即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融资通过市场化发行就能解决，不必依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的方式扭曲进行。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市场理解中国为抗疫而发行的特别国债的必要性，并为此做了准备。理由如下：一是从中国国债发行的历史看，1998年和2007年的特别国债都是市场化发行的。尽管这次以抗疫为目的特别国债与过去两次发行的目的不同，但发行条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就财政开支而言，这次特别国债开支一个重要方向是弥补公共卫生的短板，这本来就是财政应该支出的，如果过去是按预算跨年逐步支出的，这次仅是通过特别国债融资一揽子提前支出而已。三是，这次特别国债另一个支出重点是纾解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方式主要是以工代赈，政府采购，扩大基建投资来解决企业生产和就业困难。这实际上是用提高总需求办法来解决产能闲置问题。而在货币政策正常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因扩大财政赤字而出现通货膨胀的概率很小。四是，虽然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对流动性是有影响，但只要根据市场情况，控制好发行节奏，做到期限结构合理，并且把握发行窗口，有序地、滚动地进行，市场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重大冲击。 最后，从广义财政的角度观察，与其说中央财政赤字融资有金融风险，不如说更需要关注一个传统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过去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次抗疫，地方政府又需要发行专项债，会使其债务更显沉重。特别是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住房不炒”等政策的出台，使地方政府债务传统偿还来源——土地财政更为捉襟见肘，构成了金融风险。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讲，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财政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而地方债务的金融风险提醒我们这一改革的紧迫性。 综上所述，赤字货币化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动向，是正在酝酿现代化货币理论（MMT）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折射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困境，又是现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目前，这一理论仍在发展中，还难以下最终结论，但需要密切加以关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央行还没有必要为财政赤字融资，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至少暂时不会出现。这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还是一种假设。千万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变成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对待。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正常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财政依然比较稳定，还有正常收入，财政的负债率也不是很高，中央财政即使有赤字也没有大问题。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务的处理问题，这需深化财政体制的改革。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响原创 · 作者｜吴鸿键 核 心 要 点 名人直播是直播潮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类”，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比如咖位和平台的匹配度，个人风格和平台调性是否有“违和感”等。 流量是吸引名人入驻的原因之一，但平台在品牌定位、内容品质和玩法上的差异性是更深层的影响因子。 抖音基于自身平台机制和内容生态，试图以名人直播在直播红海冲出重围，从结果来看，其已经形成打法和护城河。 又一位名人加入了直播带货大军。 自5月13日，陈赫通过官方抖音、微头条等正式官宣，将长期入驻抖音进行带货直播后；5月16日晚8点，陈赫准时出现在抖音直播间，开启了自己的带货首秀。 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抖查查”的监测，陈赫的首场带货直播同时观看人数最高为73.9万人，共产生订单数46.3万单，销售额达8122.9万元。 无论是从数据表现还是直播间的活跃气氛来看，“曾小贤”都展现了十足人气，而直播这一形式及抖音直播这一平台也因明星效应越来越吸引眼球。 在今年疫情的特殊情况下，直播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强风口，是许多行业和个人挽救危机或另辟战场的第一选择，而无论类似陈赫这样的明星，还是其他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选择在哪直播都需考虑良多。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陈赫，还是更早之前的罗永浩、梁建章，许多名人将其直播带货的第一站都放在了抖音上，在直播几乎成为全民标配、新老平台也都加入了直播带货大潮的背景下，抖音直播名人扎堆的现象颇为特殊。 如果说陈赫选择抖音是因其在平台粉丝多，那么在他之前的罗永浩、梁建章、苏世民等大佬也将直播首秀放在抖音平台便解释不通。换句话说，“主场优势”不是名人选择平台的首要考虑。 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抖音直播成为了名人们直播带货的第一选择？这些选择背后，又指示了行业的哪些动向？ 名人扎堆抖音直播间 要回答上述问题，陈赫的直播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样本。 从陈赫直播带货的首秀表现来看，整场直播在商品介绍、上架、售卖等方面表现都非常流畅。同时，陈赫的人脉和影响力也通过直播得到了体现和放大，李晨、孙艺洲、尹正等明星在直播间为其刷榜撑人气，明星的影响力得到叠加的同时，也贡献了更多话题度。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陈赫的影响力与其台前能力自然是重要原因，但从本质上讲，直播带货是个多方联动的销售行为，只有平台、商户、主播(明星本人及助理)三方能力都到位，才能实现从明星人气到带货数额的真正转化。 换句话说，直播带货与明星平日的主业其实相去甚远，光有人气还不够。 拆解来看，一场成功的直播带货需要做大量幕后工作，从招商、选品、定价，到下单后的退换货管控、结算、售后问题等，所有问题都需要平台、商户、主播及其团队三方紧密联动。 以陈赫的直播为例，品牌方韩束给出了全网最低价，反映的是平台直播团队的招商和议价能力，即供应端影响力；陈赫对直播流程的熟悉、与明星好友的互动、与观众沟通的设计等，则考验着平台的运营能力。 在直播带货的热潮中，发力供应链是目前诸多平台的共同选择，如快手通过“源头好货”、布局产业带等方式加固供应端能力，但除此之外，平台们也基于各自的能力和调性，探索着更合适自身的差异化玩法。 除了常规打法外，从抖音近来的诸多动作可以看出，其在直播上的玩法特点已有清晰指向：名人扎堆、总搞大事情。 近段时间以来，从罗永浩、梁建章、白岩松、苏世民，再到最近的陈赫、王祖蓝和即将上台的曹颖等，“初代网红”、企业大佬、传媒大咖、财经巨鳄以及娱乐明星都成为了抖音直播的“主播”。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抖音的直播 这样的现象在其他平台并不多见，以快手为例，尽管其直播带货业务非常强悍，据报道其今年的GMV目标甚至调高至2500亿，但在直播生态上，快手目前仍是以平台头部主播为主，名人进驻较少，且大多数也没有选择在快手上做直播首秀。 直播平台主播调性的不同，与平台基因息息相关。 相比抖音，快手更偏重社交属性，鼓励主播运营自己的私域流量池，这样的策略有助于提高主播的粉丝粘性，进而形成稳定的交易环境，培养头部带货主播。以快手的前著名主播辛巴为例，根据辛巴2019年的“双十一”招商材料，其2019年Q1累计带货6.34亿，Q2累计带货6.98亿，Q3累计带货7.68亿，带货实力可见一斑。 由于资源集中于头部主播，快手平台也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江湖”。这样的氛围无疑能为快手用户提供独特的集体认同感，主播的成长也更依赖于“相互提携”，但对于首次尝试直播的名人来说，快手自有的社交生态和玩法不一定适合放大自身影响力和直播传播度。 相比之下，抖音是更为适合名人直播首秀的平台。 如何走通名人直播这条路？ 事实上，名人直播是直播潮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类”。 和素人主播不同，名人做直播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比如咖位和平台的匹配度，个人风格和平台调性是否有“违和感”等。一言以蔽之，门当户对很重要。 门当户对是名人选择平台的大标准，结合名人的诉求来看，又可以细化为用户影响力、品牌定位、内容品质以及玩法四个层面。 用户影响力的直观量化方式就是流量，要吸引名人，平台毫无疑问先得有巨大的流量池，但只有这点还不够。 在行业竞争中，目前还没有哪个平台的流量已经到了能够碾压对手的水平，抖音2020年初日活就破4亿，快手是3亿，按照国内手机网民数近9亿和通用的“7:2:1”行业水位划分判断，绝对的行业老大还未出现。因此，流量的差异化是更深入的比拼重点。 具体到名人入局直播上，由于影响力是名人的核心优势，其在平台的直播受众应与名人的粉丝群体相契合，否则名人的影响力在平台无法得到有效放大，传播效果可能不尽人意。以广告投放的逻辑做类比的话，就相当于美妆品牌会更多地投放小红书，而运动品牌会优先选择虎扑。选择品牌定位与自身调性相仿的平台，意味着营销活动往往能够事半功倍。 在近期活跃于抖音直播的名人中，有不少是细分领域的顶尖人士，黑石集团掌门人苏世民便是典型例子。这类人物的表达和产出品质好，但门槛也相对较高，更需要平台有相应的内容氛围作为承接，不然会出现极大反差，直播的参与方也容易陷入吃力不讨好的困境。 保证平台内容质量的同时，名人直播还要求平台本身有足够多元化的内容基础。即便在头部名人行业，不同名人间的身份、定位、受众也存在较大差别，平台需要有非常丰富、多层次的用户群和内容储备才能承接好不同名人。 除了在内容生态上给予名人主播良好反馈，对于首次尝试直播的名人来说，直播是即时性、互动性极强的一种传播形态，由于名人平时与普通大众存在一定距离，怎样让他们有效的融入直播氛围，考验着平台的运营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明星虽然是有丰富台前经验的群体，但直播和综艺不同，前者具有临时性、突发性等特点，无法二次编辑后再发出，因此参与直播可能有影响明星”人设“的风险；此外，明星还会有被大众视为“网红”，不希望自降身价和被过度消费等顾虑。对于这个特殊群体，定制化的直播和一个整体调性较高的平台是更稳妥和加分的选择。 总而言之，名人直播要求平台拥有更强的“定制化”能力，为风格鲜明的大佬找到合适的受众，并提供差异化的玩法。 抖音的蹊径 结合名人们的选择来看，抖音因其新媒体属性、个性化的分发机制、以及内容品类的丰富度占有先机。 以苏世民的直播为例，这位财经大咖与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对话的公共价值要大大高于直播本身在平台内的影响，因此更能“破圈”的抖音直播是比专注带货的平台更合适的选择，而个性化的智能分发机制则让这场高水平对话能更高效地触达潜在受众。 在苏世民和沈南鹏的对话的之前，抖音还进行过展现极地世界的南极直播、把相声现场搬至线上的喜剧直播，诸多动作都有着共同指向：拓展直播平台的内容品类。内容品类丰富度的提升，对于平台内容生态和玩法也有正面促进效应。 以“嘻哈包袱铺”和抖音直播的合作为例，相声演员高晓攀没有选择和网络红人一起，而是安排了在4月1日和3日的两次直播中与相声界的同仁、老前辈们进行“连麦”。他表示，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自己一点点的流量，让更多优秀的相声演员被大家看到，也让大家认识自己非常尊敬的前辈们。” QuestMobile的数据显示 抖音正持续推进内容和用户画像的多样性 如上文所述，一场成功的直播需要多方面能力的支撑，对于个性化程度更高的名人直播而言更是如此。平台在用户、供应端的影响力，内容生态的丰富度，以及相关的运营能力决定着直播最终的效果。 在直播风口面前，各家平台根据自身机制和生态的差异性，选择了不同的打法。而抖音释放出的明显信号是，名人直播是其逐浪的重要方式。从目前情况看，抖音的尝试初见成效，平台已成为各种玩法、圈层、名人的试验田。 不过，名人直播扎堆是一条没有同行走过的路，这对名人和平台都是挑战。 广义的直播发展至今已有数年之久，但名人直播依然不多见。对于试图通过直播带货获得超额收益的名人来说，平台的玩法和流量加持只是锦上添花，关键还在于明星自身对直播带货的准备和认识。 隔行如隔山，拥有公众影响力是直播带货的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在客观条件已经齐备的前提下，能否跑出来最终还是考验主观层面的认知与准备。此次陈赫开场时透露了自己下的苦功：看了一遍前辈的直播。 在平台、变现、用户、供应侧日趋成熟的背景下，机会确实到来，但与任何行业或风口一样，成功从来只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这个角度来看，名人直播带货的进展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行业动态。 而对于平台来说，在直播带货已成红海的背景下，抖音试图以名人直播的方式辟得蹊径，但相关经验将如何作用于抖音的流量增长，进一步转化为商业模式上的突破，将是抖音新阶段竞争中突破重围的关键所在。 深响
本报记者 周尚伃 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下称“意见”）。 对此，川财研究所所长陈雳发表点评看法，他认为，在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中，除继续贯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外，还特别强调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国有、民营企业均有望迎来更大发展契机，市场主体活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近年国资收益在财政收入中重要性持续提升，为2019年财政非税收收入贡献了主要增量；2020年是“双百计划”的收官之年，国资改革步伐大步迈进。在激发国有主体活力方面，意见首先强调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大国有资本；对于已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通过资本化、证券化等方式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 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意见要求“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充分竞争领域”的国资企业，进一步强化国有资本收益功能；对于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进一步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同时，监管方面，探索建立有别于国有独资、全资公司的治理机制和监管制度。 针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意见从市场准入、金融供给等多个方面予以支持。进一步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在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准入细则，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在金融支持方面，意见着力加强中小民营企业金融供给；支持发展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增强中小民营企业的间接融资供给；并以增信支持、制度完善等方式增强企业的直接融资供给。 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意见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延伸，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配置进一步细化，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 在资本要素方面，今年以来，除在法律层面确认注册制以外，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关注度也持续提升，当前金融委会议已三次聚焦资本市场。意见着眼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对注册制、投资者保护、上市公司质量等重点领域加以强调，后续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加速。（编辑 白宝玉）
北京市长安商场进入30岁的这年，可谓多事之秋，从停业到改造，到疫情再到恢复营业，变数一直围绕着这个已不知不觉进入而立之年的商业项目。5月18日，长安商场点亮了30岁生日蜡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店庆周末里，长安商场日均客流量比“五一”小长假期间又增长了110.47%，日均销量也提升了73.96%，长安商场的改造开始显露实效。 茅台换购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5月15日-18日长安商场30周年店庆期间，商场会员在自营长安超市单日消费满518元相应积分（部分商品不积分），即可以1499元的价格申购53%vol 500ml飞天茅台1瓶。 北京商报记者来到位于商场地下一层的长安超市，活动第一天，就有不少消费者提前在超市门外排起了长队。申购平价茅台的活动给超市带来了数倍于平日的人流和销售额，长安商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仅5月15日一上午，长安超市便核销飞天茅台超过100瓶，直接带动销售超过20万元。 平价茅台对超市以外的商场其他客流带动效果同样明显。北京商报记者在商场内餐饮、便民服务、百货、茶饮等业态区域内发现，客流均较此前有了明显的提高。另外，在商场东门外的停车场入口，记者看到整个活动期间，车辆多数时间需要排队进场。 为应对客流比较集中的情况，商场在超市缴费和换购茅台等环节的排队空间都设置了一米线，加强安保维持秩序，同时也在高峰时段设置了限流措施，并在商场多个入口添购了具有自动识别功能的测温设备。 直营合作 长安商场在此次改造及店庆活动期间，一直着重对深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喜爱的品牌的引进。以系列平价茅台活动为例，据了解，店庆期间的茅台申购活动已不是第一次在长安商场举办，此前商场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尝试以茅台的品牌和王府井(行情600859,诊股)集团的平价渠道优势吸引新客。由于王府井集团已经成为贵州茅台(行情600519,诊股)北京区域KA（重要客户）卖场中标服务商，所以包括长安商场、王府井百货大楼、双安商场在内的集团内企业便获得了直营1499元飞天茅台的权益。 2019年以来，茅台集团加大了与商超、电商等渠道的合作力度。2019年5月，茅台曾宣布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物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茅台全国首批商超服务商。在今年初举行的茅台经销商大会上，时任茅台集团董事长的李保芳曾表示：“2019年以来，加大直营力度成为茅台一大方向，2020年将会延续这一做法。” 与之前茅台在物美等商超直营时类似，此次申购长安商场内部人员一律不得参与购买1499元茅台酒。 北京商报记者就“是否将与茅台长期进行直营合作”等问题采访长安商场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具体回应。 另外，改造后的长安商场对品牌、业态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引入了一系列餐饮、娱乐“网红”，包括小吊梨汤、兰溪小馆、素虎素食餐厅、汤城小厨、涮局、和府捞面、食字街区等潮流餐饮品牌，以及院线品牌中都影城、美发品牌木北造型等。 转型短板 据了解，长安商场于1990年5月18日开业，于2019年4月进行闭店调整。8个月后，作为北京市商务局针对老牌商业企业“一店一策”政策的首批10家试点商场之一，2019年12月27日长安商场正式重装开业，对品牌、业态进行了较大规模调整，布局了社区生活相关的购物、餐饮、生活、健康、娱乐五大功能以及14类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其中涉及社区服务功能占比达到46%，包括餐饮占比25%，生鲜超市占比12%，亲子占比7%，生活服务占比2%，并引入了中都影城，打造“U生活中心”。 然而在重装开业后不久，突如其来的疫情便给刚想大干一场的长安商场泼了一盆凉水。“长安商场刚刚重张开业的时候一天人流量有4万人，开业热度过后日均人流量也有2万人，而疫情发生后，客流大概下降了80%。”长安商场总经理李春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如今疫情给商场带来的阴霾正在逐渐散去，但长安商场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致力于社区商业的长安商场疫情期间一直想在线上构建自己的社群，但这条路走得并不是太快。“转型线上其实对于传统的门店来说，甚至是对与我们一起合作的很多供应商来说，在理念上并不陌生，但是操作起来确实很难，因为我们没有基础。因此，现在我们启动了线上培训，邀请专业人士为员工进行讲解。这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更要坚定信心，才能一直走下去。”李春晖说。 除了人员的培训，流量的获得、线下客流的转化等都将是传统商场需要面对的问题。同时，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立足服务社区，提供比电商平台更好、更快、更有人情味儿和本地化特点的服务，都是长安商场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外，在硬件方面，虽然改造后的长安商场已经解决了陈旧物业的一些限制，但停车位有限的问题却没能得到改善，改造后长安商场总车位数仍不足100个，在流量高峰期实难堪重负。
优质的生态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16年时间，浙江创成全国首个生态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度改变着这方土地。翻开卫星地图，浙西南群山起伏，绿意最浓处是遂昌。“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明代县令汤显祖笔下的遂昌，至今容颜依旧。 聚焦高质量绿色发展，遂昌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级“两山理论”课题研究样本县、全国全面小康发展样本县、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走出一条具有遂昌特色的高质量绿色发展新路。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可转化、可并存、可促进。”作为绿色发展的引路人，遂昌县委书记张壮雄表示，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因地制宜，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把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 重估生态价值 盘活绿色资源 从遂昌县城出发，驱车20分钟抵达大柘镇大田村，山水林田湖草在此彰显诗画意境。 若问这美景价值几何？今天的大田村村民都能报出一个准数。2019年，大田村发布全国首份村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报告显示——该村2018年GEP核算结果约为1.6亿元。 “GEP核算相当于给‘绿水青山’标价。”遂昌县大花园办专职副主任胡敬柱表示，GEP核算重估了生态价值，也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划上了实打实的等号。据悉，遂昌已整合1亿元资金，成立生态价值转化产业基金，激活小微市场主体。 一个村庄的价值重估让遂昌人由此意识到，他们生活的绿水青山绝非穷山恶水。的确，遂昌自古产金产银，“江南第一矿”遂昌金矿开采千年未止。 伴随矿产资源枯竭，遂昌将全域旅游理念融入到黄金工业，推动矿山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全国矿山公园范本。如今，生态治理让“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再度归来，循环经济让千年金窟采出宝藏“第二矿”…… 走进龙洋乡九龙口，白墙黛瓦，玫瑰满村，长粽、蜂蜜、黄粿、千层糕等令人垂涎三尺，百年武术、千年龙排迎来新活力。 “光有漂亮房子可不够，还要挖掘文化，赋予乡村独特魅力，注入产业‘活水’，实现乡村振兴。”九龙口村村委会主任戴向伟花了十年时间，带动村民扮靓家园，开起了17家农家乐，过起了“卖风景”的惬意生活。 红绿融合发展 唤醒一山清寂 观察遂昌发展，仅赖于一抹绿意是不够的。作为革命老区，“浙西南革命精神”正转化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不竭动力，红绿融合的故事在此上演。 热血染得乌溪红畔王村口，80多年后，红色遗址尚存，一条1935文旅街区则“复活”了这座红色古镇。 “我外公当年送烧酒给红军消毒疗伤，我家的‘红军酒’，意义不同寻常。”毛建英在宏济桥头开着一家“独门佳酿”店铺，随着王村口干部培训和研学旅行等发展，冷清的老街“热”起来了。“我家祖传佳酿多了销路，也携红色故事走出大山。” “绿色发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依托良好生态变现，更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王村口镇党委书记斯科表示，红色精神是推动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也让绿色产业更加有魂。依托“红、古、绿”三色资源融合发展为三色产业，是古镇、老区发展的现实路径。 事实上，不仅是王村口“一枝独秀”，与其相邻的焦滩乡，清澈的乌溪江水滋养了鲜嫩的鱼头，如今鱼头化身焦滩“最佳代言人”。焦滩乡党委书记周辛说，“好水养好鱼，地道风味炖出一锅舌尖上的乡愁。” 公路边，二十多家鱼头馆，长三角游客络绎不绝。老肖鱼头馆是焦滩鱼头鼻祖，肖建富从父母手中接管鱼头馆后，带动村民发展出了“鱼头一条街”。如今，仅他一家店每年营业额就达180多万元。“鱼头出名了，过去不起眼的山货也值钱了，游客‘扫货’能力一流。” 从“一处美”到“一片美”，湖山乡红星坪村渐成为高端民宿集聚区。 “山居岁月，湖畔流年，林中时光，诗里生活。”红星坪村诗里湖山民宿负责人刘敏与合伙人一直在寻找最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通过村集体建设、我们经营、村民分红的共赢模式，让我们找到了‘乌托邦’，也鼓足了村集体与村民的‘钱袋子’。” 镜头转向高山上，高坪乡依托高山气候，打响“避暑休闲养生牌”，该乡村民存款量从2008年的500多万元增加到了如今的1亿多元，十年间增长20倍。 美丽经济方兴未艾 拓“两山”转化新路 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县域高质量绿色发展，让山城遂昌不再“藏于深闺”，而是“点绿成金”。 位于县城上游的浙江省绿色企业——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产电解电容器纸。 “生产电解电容器纸对水质、空气要求极高，这些也影响着特种纸的质量和成本。”该公司总工程师陈万平说，其生产用水直取于遂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纯净水级别，每年可节约至少600万元净水成本。同时，遂昌好空气也为企业有效节约空气净化成本近200万元。 依托生态优势，提升产品价值，凯恩特材还做足循环经济文章。陈万平举例道，“我们把污水处理站的污泥都卖给造纸企业做低档纸产品，锅炉产生的煤渣全部用于砖厂制砖，我们用实践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色能成为企业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也能让一个村庄“起死回生”。龙洋乡茶园自然村，曾几何时，这个清幽古朴的村落因偏僻落后，乏人问津 54岁的村民杨容兰说，村民为生计大多外出打工。2017年，旗山侠隐活化茶园村项目入驻后，旧舍翻新、荒地重耘、产业重整、村民回流……“我们村子又‘复活’了。”如今，杨容兰们从农民转型成了员工。 遂昌乐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爱民介绍，在保留村庄原始生态和建筑外观的前提下加入现代建筑元素，将山村改造为居民与来客混居的旅居生态村。 喝山泉水、吃山野菜、住黄泥房、体验农耕，此般返璞归真的山居生活让都市人趋之若鹜。“我们通过土地认领计划，茶叶品类定制，春笋、苦槠子等土特产销售等，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以情感为纽带，对接城市需求，实现‘两山’转化。”汤爱民说。 “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两山’转化缩影，也是城市反哺乡村发展路径探索。”遂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朝辉说，以茶园村为代表的遂昌高质量绿色发展路径未完待续。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走在建设美丽幸福大花园的路上，遂昌一路风景独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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