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中国金融网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支持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汇报，推出和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加大稳企业保就业力度。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地各部门围绕推进复工复产和助企纾困，精准有力及时推出8个方面90项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减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减免各类企业缴纳的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上半年达6000亿元，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惠及8400多万职工；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1400多亿元，降低电价气价上半年为企业减负670亿元。实施降准释放1.75万亿元资金；通过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激励国有大型银行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增加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额度等，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2.85万亿元；对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超过1万亿元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加大对春耕生产、畜牧业发展等支持力度。上述举措的积极成效正在显现，复工复产正逐步达到正常水平，企业困难得到一定缓解，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会议强调，要把做好“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落实落细已出台的支持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各项政策，让企业得到更多实惠，稳定就业岗位，减轻疫情对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保障基本民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围绕疫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短板领域，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建设，用好已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紧修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破除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准入障碍，带动扩大社会有效投资。完善对外贸易政策，加快修订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会议要求，要根据形势变化和企业诉求，及时推出和完善相关政策。一是针对目前疫情尚未过去的情况，允许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延缓缴纳所得税，延长支持疫情防控保供相关税费政策实施期限。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生活服务及为居民提供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入，延长免征增值税时间。更大力度帮助企业渡难关。二是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1.29万亿元基础上，再按程序提前下达1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5月底发行完毕。三是强化稳企业保就业的金融支持措施。对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适当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支持其多渠道融资，并创设政策工具支持银行更多发放信用贷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把“六保”作为“六稳”工作的着力点，稳住经济基本盘，是当前的重要工作。针对各项目标，从中央到地方，纷纷打出政策“组合拳”。 数据一：近八成。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较好，已完成意向面积近八成，同比快4.1个百分点。在我国，春播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玉米和薯类，面积达9亿多亩。当前正是春播关键时期，各主产区正多措并举，保面积，稳产量。 数据二：12.6万亿元。春播加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保市场主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在明显提升。从小微企业贷款情况看， 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截至4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了2815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21.9%，呈现出“量增、面扩、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 数据三：近50万。从“六稳”到“六保”，就业都位于首位，是重中之重。今天是第30个全国助残日，今年贫困残疾人就业帮扶活动今天启动，各地将集中开展系列专项活动，积极支持贫困残疾人就地就近就业，助力贫困残疾人就业脱贫。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目前贫困残疾人数量已从700多万减少到2019年底的近50万人。 数据四：70多万人。湖北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受疫情影响，黄冈市内无法返岗人员有75万，当地通过“集中输出一批、本地吸纳一批、开拓新岗位一批、托底安置一批”等措施，目前已经将超过70万人送上就业岗位。此外，为帮助湖北省务工人员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就业，山东省已提供了2515个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 刘萌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突出抓住两大方面，一是努力扩大总需求，二是加大金融对市场主体的支持。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这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背景下，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首次会议。 “稳投资”“促消费”扩大总需求 在努力扩大总需求方面，此次会议提出要加快重大项目投资、促进民间投资；与此同时注意发挥消费需求的重要作用，努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对此，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未来，基建投资仍将是主流。应特别注重投资结构的优化，大力推动新基建，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国家战略和重点规划，研究制定新基建的配套政策，以此为相关项目的立项、评估提供决策参考，此外还应探索创新、科学的投融资及管理运营模式，加强国际合作，并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开放更多的参与空间，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保证企业的生产安全，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对于如何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等优惠政策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刺激人们积极消费，并探索启动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以提升未来居民消费占整体消费的比重。另一方面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兴消费。推动改善现有传统生产经营模式，加强线上线下融合，附加科技基因，促进消费市场向科技化、线上化升级。 盘和林表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此前几次会议推出了减税降费、加大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措施，目前中小企业仍面临供需双侧下降的难题，需要通过针对性措施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销费、促投资，推动消费与供给复苏，此次会议系统性、针对性更强。 此外，会议还提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强线上线下融合，稳步推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文化、教育、医疗、养老、旅游等服务业需求的正常化。 加大金融支持 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在加大金融对市场主体的支持方面，会议提出总量政策要注重结构化取向，提高专业性，用好信用贷款、融资担保、政策性贷款、贴息、应收账款融资、产业链融资等各类政策工具，努力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 “中小微企业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更大，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加凸显。货币政策在总量宽松的同时，更加注重缓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进而使得总量政策更具针对性。”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后的货币政策将更加侧重定向的货币宽松，以加强对涉农、抗疫相关、中小微企业群体的宽信用支持，通过定向降准、TMLF给予中小银行和普惠金融业务开展更好的银行更多的流动性，或者实施定向的政策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谈到本次会议对中小企业支持的方向和力度与此前有何不同，陶金表示，首先，会议提出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更强调“务实管用”，更有针对性，即对不同领域、受冲击程度不同的中小企业进行分类别的精准支持，不强调政策力度，更强调政策实效。其次，“结构性政策”被放到了更加显要的地位，这意味着为了政策切实落地，宏观政策需要给予定向的精准配合，更有必要调整当前部分优惠性贷款等定向政策的使用标准，使更多的企业得到实惠。 付一夫认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中小企业，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发力：第一，应着力帮助小微企业降低要素成本，主要包括小微企业用电、用气和物流成本的下调；第二，应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财税支持，对于因疫情而遭受生产经营重大损失的小微企业要适当给予财税减免，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费用的负担；第三，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小微企业可给予财政补贴支持，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的小微企业可适当减免房租，等等。 会议还强调考虑疫情导致的某些经济停摆和企业“休克”情况，制定务实管用的阶段性政策。“除了对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不同地区及行业的企业实行重点帮扶，例如给予定向补贴、减税降费、保证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外，还需推动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帮助企业转型，有针对性为企业制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养计划，鼓励电商平台对企业进行帮扶等等，形成系统性的中小企业培育帮扶体系等。”盘和林表示。（编辑 张伟 上官梦露）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令业界翘望已久的互联网贷款“宪章”终于出炉了。 日前，中国银保监会通过官网发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正式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意味着曾经恣意的互联网贷款到了该“意马收缰”的时候，而依托与互联网贷款的助贷行业或面临一轮“洗牌”。 近年来，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与资产荒背景下谋求渠道突围的传统银行共同催热了助贷行业。这一新业态的发展无疑大大拓展了传统银行获客渠道、提升了金融效率，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但同时也滋生了诸多金融乱象，造成了金融不稳定因素，令互联网贷款蒙尘变味。如何补齐助贷行业监管短板，应该是监管多年来难以释怀的心事；而监管部门对于联合贷款、助贷模式的态度始终牵动着市场的神经。 《暂行办法》尽管通篇关于助贷、联合贷未著一字，却处处牵扯着助贷机构的神经，招招直指助贷业务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与隐患。如助贷机构在合作中存在的“兜底”、无资质放贷等“越界”行为，金融机构在与助贷机构合作中存在的核心业务外包等风控“甩手”行为，以及助贷机构在合作中存在引流泛化、违规收费、暴力催收等 “异化”行为。《暂行办法》试图从风险数据与风险模型、受理与调查、授信与审批、合同签订、发放与支付、贷后管理、合作机构、监管要求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着手规范互联网贷款及助贷行为，围绕营销行为的规范性、数据安全、消费者保护、联合贷款等设定了指向明确的十道监管“红线”： 其一：商业银行自身或通过合作机构向目标客户推介互联网贷款产品时，不得采取默认勾选、强制捆绑销售等方式剥夺消费者意思表示的权利。 其二：商业银行对借款人的身份核验不得全权委托合作机构办理。 其三：互联网贷款资金不得用于购房及偿还住房抵押贷款，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产品和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以及固定资产、股本权益性投资等用途。 其四：商业银行不得与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第三方开展数据合作。 其五：商业银行收集、使用借款人风险数据应当遵循合法、必要、有效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借贷双方约定，不得将风险数据用于从事与贷款业务无关或有损借款人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向第三方提供借款人风险数据，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其六：商业银行应当合理分配风险模型开发测试、评审、监测、退出等环节的职责和权限，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商业银行不得将上述风险模型的管理职责外包，并应当加强风险模型的保密管理。 其七：商业银行不得向合作机构自身及其关联方直接或变相进行融资用于放贷。除共同出资发放贷款的合作机构以外，商业银行不得将贷款发放、本息回收、止付等关键环节操作全权委托合作机构执行。商业银行应当在书面合作协议中明确要求合作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保险公司和有担保资质的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向借款人收取合理费用，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除外。 其八：商业银行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无放贷业务资质的合作机构提供资金用于发放贷款，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其九：商业银行不得接受无担保资质和不符合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经营资质监管要求的合作机构提供的直接或变相增信服务。 其十：商业银行不得委托有暴力催收等违法违规记录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贷款清收。商业银行应明确与第三方机构的权责，应当要求其不得对与贷款无关的第三人进行清收。 上述监管红线表明上是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行为，其核心是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机构开展的助贷（包括联合贷款）。因此，影响最深刻的实际上应该是助贷行业。对于触碰上述监管红线的机构及行为，《暂行办法》视情节轻重明确了相应的监管罚则。 十条监管红线的设置，可谓利剑高悬，对互联网贷款领域的乱象形成强有力震慑。 尽管如此，高悬的利剑最终能否落下，依然存诸多变数。监管“红线”能否体现政策效力、发挥威慑力，或有赖于相关关系的进一步梳理与协调。 一是如何协调机构监管模式的有限性与互联网贷款的宽泛性之间的不对称性，避免监管空白。《暂行办法》作为一项法律规制，规范的仅仅是商业银行机构，因此被纳入监管的互联网贷款仅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部分，并非全部的互联网贷款，意味着还有很多从事互联网贷款的机构游离于监管之外。对其他持牌类非银机构，以及非持牌从事互联网贷款的机构，缺乏约束力。现有的对银行机构与金融科技类公司的助贷业务监管，在机构监管模式下，不仅使得持牌非银行机构与银行机构之间的监管存在不平衡性，而且对非金融性公司的监管更是处于空白。依赖银行机构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希翼实现对第三方金融科技类公司的约束，显然是不现实的。尽管此次《办法》在合作协议部分，要求商业银行将“合作机构承诺配合商业银行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检查并提供有关信息和资料”纳入与合作机构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但这种约束力有到多尚待观察。 二是如何协调现行的属地监管格局与互联网贷款跨地域性之间的矛盾，避免监管套利。《暂行办法》虽然在很多方面增加了互联网贷款跨区域经营管理方面的政策要求，但尚未对地方法人银行开展跨区互联网贷款业务设置统一的定量指标进行限制。这一方面有利于地方法人机构业务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能潜在不审慎的风险隐患。更为关键的是，互联网贷款的跨地域性与监管的地域性矛盾问题或将突出。特别是在监管问责将趋严厉的情况下，未必不会出现地方本位主义下的监管不平衡与监管套利。 三是如何协调好政策设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之间的错位，提升监管效率。《暂行办法》在受托支付方面，要求商业银行应遵守《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受托支付管理规定，同时根据自身风险管理水平、互联网贷款的规模和结构、应用场景、增信手段等确定差异化的受托支付限额。虽然体现了一定的包容性，但实际执行仍难操作。《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等原本是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与中国小微企业众多，且小微经营的分散、随机等特性，使得其中部分规制特别是受托支付难以有效落地。甚至从制度出台伊始，问题就一直摆在那儿！线下规范尚且如此困难，更不用说线上了。 四是如何调节监管环节的有限性与互联网贷款全链条的不对称，避免机械监管。如何从整体上，设计一套能覆盖金融科技与金融机构合作全链条的监管，终归是监管需要面对、需要研究的问题。《暂行办法》对助贷业务的监管，是基于“资金方监管”理念。这无疑是助贷业务监管的核心；但这一架构忽视了对助贷方的监管，而当前助贷业务诸多乱象或更多滋生于此。如果仅仅从商业银行端，对现有纳入监管的机构利用金融科技开展助贷业务的行为进行监管，而大量的非持牌金融科技公司由谁监管依然是个空白与难题。因此，应立足于行为监管理念，把金融科技作为一个整体业态来监管。 《暂行办法》的出台无疑将扭转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及助贷业务方面的乱象，促进行业的规范发展。但如何真正引导助贷行业走向审慎合规，切实纠偏助贷业务模式中存在的“越界行为”、“甩手行为”和“异化行为”，关键还要践行行为监管理念，构建行为监管体系，厘清助贷监管边界，实现对助贷行业的全流程、全链条监管。不能将互联网贷款的各节点人为割裂开来进行监管，否则就会落入“锯箭疗伤”的尴尬！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银保监会5月6日发布《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具体内容看，《通知》既规定了投资者的准入条件，也明确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基本要求。 《通知》对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过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债转股投资计划提出了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合格投资者为具备与债转股投资计划相适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自然人需有4年以上投资经历，且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500万元，或者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8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60万元；法人单位需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合格投资者投资单只债转股投资计划的金额不低于300万元。自然人投资者参与认购的债转股投资计划，不得以银行不良债权为投资标的。
©深响原创 · 作者｜丁直仁 核 心 要 点 市场可能高估了美团与滴滴之间的冲突，而低估了滴滴与高德之间的竞争。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为便在组建自己的地图团队。 腾讯地图或因数据质量问题遭遇考验：公开信息显示，今年1月中旬，特斯拉地图数据服务商由腾讯地图更换为百度地图。 平静已久的互联网地图行业迎来了一个重要变量。 今年的五一长假来临之前，滴滴安卓版低调上线一个新功能：公交换乘查询。目前，滴滴iOS版也已上线公交功能模块，只是在主菜单栏位置比较靠后。 这并不是滴滴第一次想切入公交服务，早在2016年，滴滴就曾推出独立的公交查询产品，2018年，滴滴再次试水公交业务，在南京、青岛、贵阳、深圳联合公交公司推出滴滴公交，通过平台可以呼叫公交。 但滴滴本次的公交业务与前述尝试存在显著区别。首先，此次推出的公交查询业务集合在滴滴主APP内；其次，相关服务类似高德地图的公交换乘查询，未切入到重线下、重运营的公交运营层面。 也就是说，滴滴此次的公交业务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凸显，同时，公交换乘查询模块的加入，也延展了滴滴出行工具的边界。 上线公交业务是滴滴因顺风车事件低调近两年后的一次谨慎试探，在此之前，出于安全、监管和舆论的考量，滴滴在业务层面选择收缩，与此同时，高德、美团等平台激进补位。在2017年低调上线打车业务后，高德地图于2018年上线聚合打车服务模式，得益于网约车新政培育的新型供应端资源，高德地图得以迅速打开局面，成为网约车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舆论层面，美团打车被视作滴滴的最有力挑战者，而从实际业务对标及竞争关系来看，市场可能高估了美团与滴滴之间的冲突，而低估了滴滴与高德之间的竞争影响——事实上，二者的竞逐对于用户渗透率极高的地图行业会带来很大改变。 在滴滴逐渐走出蛰伏期，开启新一轮进攻模式后，网约车以及承载网约车服务的底层产品互联网地图，正在迎来变局。 高德转向 在滴滴与美团热闹的PK战背面，作为国内头部互联网地图服务商，高德地图正在抓紧时间修建自身的护城河。 据「深响」了解，早在两年前，高德地图内部就已经将滴滴视作头号竞争对手，而此前，被列为头号竞争对手的是百度地图，目标的转移结合滴滴的最新战略不难理解。 今年4月16日，滴滴出行CEO程维在公司战略会上公布了未来三年的战略目标，即“0188”，其中的两个8一个意指国内全出行渗透率8%，另一个指全球服务用户MAU超8亿。 全出行的提法已经跳出了市场对滴滴提供网约车服务的既往认知，公交业务上线是一个明显信号——除了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之外，滴滴还在试图提供出行的信息解决方案，最终，它希望承担的，其实就是用户手机里的地图APP所承担的功能。 而对互联网地图产品们而言，滴滴在网约车业务上的壁垒更难攻破。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百度地图主打AI提升地图导航体验，仍聚焦互联网地图的传统功能时，高德地图已经看到了滴滴潜藏的巨大威胁，因此，其将滴滴视作头号竞争对手的做法不难理解。 2017年，当美团在南京上线打车业务吸引全民注意时，高德地图也低调上线打车业务，但是无论美团还是高德，通过复制竞争对手打法的尝试都未取得理想效果，因此高德在次年转换思路，于2018年7月上线聚合打车服务模式。 所谓“聚合模式”，是指高德地图、美团等平台通过接入第三方网约车平台来提供打车服务，与以滴滴为主的自营模式相比，聚合模式重在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分工协作，来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这一模式大获成功，以至于滴滴在2019年中旬一度计划上线聚合模式以应对竞争。 与滴滴相比，高德可谓是地图行业“老大哥”。 高德是一家拥有十余年历史的地图公司，其发展阶段可以概括为：汽车导航、阿里巴巴以及移动时代。 2001年，高德公司成立，彼时其主营业务为GPS应用，以车载导航仪销售为主，是国内首家具有航空摄影甲级资质的民营企业。从2005年起，高德先后为多家汽车厂商提供导航电子地图，依靠此业务高德于2010年7月1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2013年，高德地图开始转型互联网，该年8月其宣布导航产品免费。此前，高德导航售价为50元人民币。根据彼时其公布的数据，当时高德装机量为7000万。 2014年2月，高德被阿里巴巴全资收购，这是高德完全进入移动时代的转折点，从此，高德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原来维度里的导航公司，更多成为阿里巴巴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益于自身在底图数据上的优势，高德在并入阿里巴巴体系后迅速完成移动互联网转型，成为与百度地图直接对标的互联网地图服务商，2016年，双方还曾爆发谁是业界第一的口水仗，但随着百度地图自身转向，以及俞永福离任影响，高德与百度之间的摩擦日益降温。 围绕网约车的系列布局后，高德地图的竞争重点转移。 从2016年开始加大对地图业务投入的滴滴，此前一直将地图作为支撑服务的底层工具，公交上线意味着这一底层能力正在走向台前。 无论是从网约车服务切入全场景出行，还是从地图工具切入全场景出行，滴滴与高德之间的竞争愈加直接，随着二者在服务和工具上的配备逐渐靠近，双方争夺的用户其实已经高度重合，战争不可避免。 地图新变局 在滴滴低调切入地图服务的同时，另有巨头在默默布局地图业务。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在发展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场景OS鸿蒙和移动生态HMS的同时，华为对地图业务也不断加码。 在2019年8月的华为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华为HMS向开发者开放了面向海外的地图能力，今年上半年，华为正式在其应用商店AppGallery上架自家的导航地图HERE WeGo地图，该地图已支持 100 多个国家 1300 多个城市，服务不仅支持最基础的定位、导航功能，常用的步行、公交、汽车路线出行建议、打车等服务也一应俱全。 HERE WeGo地图的底层服务并非华为自研，而是来自诺基亚推出的Here地图(2015年被宝马、奔驰和戴姆勒三大汽车厂商组成的收购集团以25亿欧元收购)，在全球市场，除谷歌地图外，Here地图是为数不多能够提供相对较全的地图数据和地图服务的产品，因此，在无法使用谷歌的相关服务后，华为选择了与Here携手。 不过，华为对地图的投入并没有到此为止，据「深响」了解，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华为便在组建自己的地图团队，由于中国的互联网地图人才主要集中于北京，为了提高研发效率，华为要求地图团队去松山湖总部封闭开发半年，目的不言而喻：以最快速度生产出自研地图，摆脱对第三方图商的依赖。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组建团队自建地图服务都是一件投入巨大的事情，华为组建地图团队，研发自研地图的动作，足以体现其发展鸿蒙及HMS生态的决心。 虽然华为自研地图的当下战略重点是海外市场，但随着相关业务逐渐成熟，国内市场会成为其绕不开的一块，这意味着在滴滴之外，行业会迎来另一重磅选手。 伴随滴滴、华为对地图业务的加码，原本平静的行业已经开始出现波澜。 在2018年930变革后，腾讯地图被并入CSIG，承担着拓展车联网业务的重任，「深响」从接近腾讯地图高层人士处获悉，腾讯地图在2019年或因数据质量问题丢掉重要客户，在该年的绩效评定中，团队多位管理者绩效考核被打二星。公开信息显示，就在今年1月中旬，特斯拉地图数据服务商由腾讯地图更换为百度地图。 因此，当华为加大地图业务投入，招募团队时，腾讯地图出现了部分人员流失情况。 与短视频、内容社区等产品不一样，地图是一个平日并不热闹，对用户的时间消耗没有那么严重的产品，但从实际效用来说，地图已经成为大部分用户的刚需，是用户出行的第一入口，也是拓展自动驾驶、智慧交通、车联网等更广阔业务空间的底层能力，因此对于有实力的大厂而言，地图从来都是无法拱手让人的战略要地。 在新的变量出现后，行业对于发展路线的争论、对上游数据的争夺，以及对相关人才的争抢都会加剧。更重要的变化在于，随着滴滴从服务侧切入撬动行业格局，互联网地图的产品逻辑、商业模式、资源布局会被重塑，而这将反过来影响行业的竞争焦点。 硝烟只会渐浓。 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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