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寒冬下 多家地产企业靠销售回款“续命” 继7月30日中央再度强调“房住不炒”原则并首提“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后，多地银行上调首套房贷利率的消息不断传出，楼市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实际上，五月份银保监会下发“23号文”已经对地产融资释放了收紧“从严”的信号。 但今年恰恰是房企们的偿债高峰期，内外因素叠加，促使地产企业纷纷举起“现金为王”的大旗，并把重点工作放在销售回款上面。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房企强调销售回款实际是为了“续命”。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采取降价措施加快项目销售或将成为大部分房企下半年的重要战略之一。 地产调控“再升级”地产公司陷销售回款“围城” 中央在7月30日对房地产市场的新定调，彻底击破了房地产调控放松的幻想。受政策收紧影响，申万行业分类数据显示，在7月31日至8月8日的7个交易日内，房地产开发沪深股及港股市值分别缩水1168.07亿元和3833.89亿元，两市合计缩水逾5000亿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红周刊》记者表示，“730会议”是房地产调控“再升级”的标志。他告诉记者，在7月份合计56次的房地产调控中，有接近10次调控内容都是中央发布，其中针对房地产企业资金收紧的内容非常多。“特别是7月份以来，连续2次针对房地产信托及美元债，均单独针对房地产行业发布资金收紧政策。” 这种“收紧”已经反映在房企的融资成本上，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内地房地产企业海外债今年上半年发行规模激增，发行利率均值较去年同期上涨约2个百分点。据记者了解，小型房企融资成本增加明显，美元融资利率超过10%。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红周刊》记者表示，房企在下半年主要有三大压力，包括资金压力、库存压力和政策压力。“其中，资金压力是当前最大的压力，尤其是融资端的收紧，使得相关房地产企业需要积极把控金融风险。而从库存压力看，这和房企的销售目标等有关，房屋销售不好则会倒逼降价。 当前，扩大销售回款几乎是地产界的共识。不过，近年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销售回款走势却不乐观。2018年下半年开始行业销售回款持续下行，安信证券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份行业的销售回款总额为8153亿元，同比增速下滑0.2个百分点，环比下滑6.8%。以销售回款占销售金额的比重计算回款率，2018年6月份以来行业内销售回款率低于60%。 吴建斌向《红周刊》记者表示，龙头房企的操盘项目数量较大、覆盖城市层级较广，故在回款方面的进程差异也较大。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房企而言，操盘相对容易，回款速度较快也是正常现象。 严跃进也指出，“其实上面提到的小型房企也是50-200名，某种程度上这些企业规模也不会太小，相对来说操盘策略比较灵活，抓销售回款也会相对比较到位一点。” 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小型房企提升销售回款率的空间几乎到了尽头，大型龙头提升销售回款率面临着项目所在区域、项目实施进程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但所有地产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却又寄托在销售回款上。 泰禾集团、滨江集团两大“典型样本” 最先喊出“活下去”的龙头房企是万科，近三年的平均回款率仅为71.68%。但国泰君安（601211）的研究表明，低回款率本身并不致命，但如果房企本身也有盈利能力较差或者高负债的特征，那就值得引起注意了——万科显然并不属于此类企业。 《红周刊》记者梳理TOP100房企财务数据发现，同时具备高负债、低回款“特质”的高杠杆房企当属泰禾集团（000732）。股权质押、高息发债、财务资助及对外担保规模激增等高杠杆资本运作在泰禾集团的运营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泰禾集团2016年至2018年的回款率分别为51.96%、32.17%、35.32%，近两年回款率甚至不足40%，但其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有息负债规模高达967.4亿元。 现金流方面，数据显示，泰禾集团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刚实现转负为正，此前连续四年间经营活动现金流一直为负。不过其近五年的投资活动现金流一直处于流出状态。此外，一直依靠融资补充资金的泰禾集团，2018年却出现了筹资活动现金流指标近9年来首次为负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泰禾集团2018年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现金流支出中，共计有211.34亿元用于收并购子公司或项目公司及支付其他单位借款。截至2019年7月5日，泰禾集团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已高达33.41亿元。从其最近一批提供财务资助的参股公司情况来看，泰禾集团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位于20%-40%之间，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共计22.9亿元。然而《红周刊》记者注意到，上述8家标的公司2018年1-12月经审计净利润均处于亏损状态，其中有5家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100%，最高者甚至达到470.67%。 此外，泰禾不断激增的对外担保规模也成为其一大发展隐患。2019年以来，泰禾集团公布的公司公告中有20条涉及向关联公司提供债务或融资担保。从担保余额来看，截至2019年7月31日，泰禾集团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841.5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55.92%。而据《红周刊》此前报道，其各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数据并不乐观，多数子公司存在营收净利双低、亏损严重、资产负债率畸高等情况。 值得警惕的是，泰禾集团于7月11日发行的一笔利率高达15%的美元债进一步引发了业内对泰禾集团资金链情况的质疑。虽然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一直对外宣称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问题。但据泰禾集团2019年一季度报告，公司总资产2472.78亿元，同比增加1.7%；账面持有的货币资金约206.42亿元。流动负债总额共1254亿元，短期借款145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高达315.5亿元，短期偿债压力凸显。 为回笼资金，泰禾曾于今年陆续将旗下苏州淀山湖项目、广州增城项目、佛山泰禾院子项目、杭州蒋村项目、南昌茵梦湖项目、漳州红树湾项目及杭州同人山庄部分股权出售予世茂，累计回笼资金77.2亿元。不过，泰禾集团出售长安中心部分房产的事宜却不太顺利，其全资子公司曾于2017年12月8日将上述房产作价18亿元出售予北京量钭科技，但由于对手方未按协议约定支付全部交易对价款，双方于今年7月5日取消了原《买卖合同框架协议》。 雪上加霜的是，因踩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泰禾集团的再融资项目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虽然上述项目仍有恢复审查的可能，但这一纸终止审查通知书无疑给资金局势紧张的泰禾造成了一定压力。 与泰禾集团类似，滨江集团（002244）也在低回款率中面临负债水平升高、杠杆较高等问题。 滨江集团2018年回款率不足30%，可公司仍在加杠杆，2018年资产负债率同比上升5.1个百分点至77.9%，但其2018年预收账款规模却同比下降1.3%至252.5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滨江集团2018年的资产受限之困开始显现。虽然从货币资金储备和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流动负债的规模来看，滨江集团短期偿债压力并不大，但其2018年度受限资产期末账面价值高达282.06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108.69%，总资产受限率达27.06%。在受限资产中，除货币资金外的资产受限原因均为“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值得一提的是，8月6日，滨江集团刚公布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签署共同承担债务协议”的公告，对其控股子公司19亿元的债务按50%的控股比例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此外，由于滨江集团大本营位于浙江杭州，其项目分布也主要遍布在长三角一带的热点城市，受一城一策调控影响较大。公司公告显示，2018年公司项目所在的杭州、上海、湖州、平湖、义乌、温州、宁波、温岭等区域市场先高后低，上半年各地市场成交火爆，下半年行情有所回落。在2019年以来楼市调控政策及房产金融政策双双收紧的背景下，滨江集团的业绩是否会因市场波动受到更大的影响仍是未知数。 北辰实业、富力的“非典型”案例 正如前文所述，部分中小型房企由于项目数量较少、操盘较灵活等因素，回款率往往高于龙头房企。但回款率高并不意味着公司的业绩就“好”。 以北辰实业（601588）为例，公司近三年的销售回款率一直处于高位。虽然北辰实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2%，但债务结构相对较为合理，2018年末及2019年一季度的短期借款余额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共计93.64亿元和101.36亿元，公司账面上的货币资金分别为137.57亿元和118.18亿元，短期内偿债压力并不大。 同时，北辰实业近三年的业绩增长较为稳健，今年上半年扣非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加93%至106%。北辰实业表示，净利润增幅较大主要由于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可结算面积大幅增加使房地产业务结转收入增加，同时结转产品主要为公司权益占比100%的项目。 但北辰实业的“大本营”——北京地区及重点投资的长沙地区的业绩表现却令人担心。《红周刊》记者注意到，北辰实业2018年北京地区和长沙地区的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下滑46.86%和71.3%。2017年，北辰实业长沙地区营业收入占公司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高达44.18%，但至2018年，该值仅为10.97%。 从北辰实业年度报告中不难看出，导致其北京地区和长沙地区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是长沙北辰三角洲、北京北辰墅院1900、北京当代北辰悦MOMA三个项目销售情况不佳。以长沙北辰三角洲为例，该项目一直被北辰实业在年报中描述为“长沙市销冠项目”，2018年度可供出售面积达57.45万平方米，签约面积则为43.29万平方米。其在2017年的营业收入为61.6亿元，而2018年仅为9.43亿元，同比下滑84.69%。2018年以来，该项目还陆续被《三湘都市报》《红网》等媒体曝出存在“住改商”、“捂盘惜售”、工程质量等问题。 像北辰实业这样的“非典型”案例还有富力，富力有多个项目违规被责令暂停销售，这对其销售回款情况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据记者了解，5月1日，富力红树湾项目由于大规模破坏了周边的红树林，收到海南省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下发的通知，被责令暂停销售。据悉，红树湾项目是富力在海南最大的项目，目前还剩余150万平方米待开发的总建筑面积。今年上半年，淄博市富力万达广场（富力城）项目、成都“富力中心”也因精装房与宣传不符、违反限贷等政策相继被监管部门暂停销售。值得一提的是，据《中国建设报》近日报道，被称为“华南五虎”之首的富力地产首先确立了“下半年暂停拿地、全员销售抓回款”的战略目标。 在地产商们抓销售回款之际，易居研究院百城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底，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45203万平方米，环比增长0.4%，同比增长6.0%。当前库存规模已呈现了连续7个月的同比正增长态势。 对此，张宏伟向《红周刊》记者表示，下半年，采取降价措施加快项目销售或将成为大部分房企的重要战略之一，为了消化库存及现金回款压力，一些项目“亏本销售”或将成为常态。■ （记者谢长艳对此文亦有贡献）
泸州老窖5年前的“1.5亿存款失踪”案终于破案了！ 近日，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则判决书，3万字详解该案始末，简单而言是这么一回事儿： 2012年下半年，为应对白酒销量下滑，泸州老窑决定用存款换销量，结果被袁剑鸣发现这业务，他觉得这有套取资金的机会，于是合伙冒充银行员工骗取泸州老窑的资料，泸州老窖给农行存了2个亿；并随后又冒充泸州老窖员工转账取款。 2014年9月，1.5亿元存款均已到期，泸州老窑去银行要求提款，却发现钱已经没了，于是报案。袁剑鸣见事情败露，于是逃跑至泰国。 而该案件的主犯袁剑鸣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7年，并处罚金420万元。 泸州老窖1.5亿存款蹊跷蒸发 事情要回到2014年10月，泸州老窖公告称，其存储在湖南长沙农行的1.5亿元银行存款不翼而飞。就此，公司决定将就此事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究竟1.5亿存款去哪儿了？市场对此十分关注。 泸州老窖用存款换销量 2012年下半年，为应对白酒销量下滑，泸州老窑推出“资源交换，助力营销”方案： 1、泸州老窑将5000万元为单位以定期方式存入银行一年，合作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一年定期利率上浮10%付息给泸州老窑，泸州老窑与银行签订存款及开销户协议进行约定； 2、合作银行通过该存款，获取存贷差收入，以团购价购买泸州老窑指定产品；银行也可以向客户推荐，主要由客户购买。每5000万元存款对应购酒在600万元以上，先购酒后存款，存款数额以此类推。合作银行必须确保存款安全。 2012年10月，袁剑鸣从朱某1处得知泸州老窑有上述“资源交换”业务，认为可以利用一年的定期存款期套取该款使用，便与朱某1合谋共同套取泸州老窑的存款。 随后，袁剑鸣经朱某1的引荐，认识了泸州老窑上海经销商陈某2（另案处理）和时任农业银行长沙迎新支行行长郑某。2013年初，袁剑鸣与陈某2、郑某来到泸州老窑商谈“资源交换”业务。之后，袁剑鸣、朱某1、陈某2达成合作意向，并以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贸易有限公司与陈某2签订了三份《白酒购销合同书》，由袁剑鸣、朱某1分三次支付陈某2购酒款2300.3143万元，陈某2负责让泸州老窑通过“协议存款”方式，分三次存款2亿元到被告人袁剑鸣、朱某1指定的迎新支行开立的泸州老窑公司账户，并承诺保证该笔存款在一年期内不查询。 同时，袁剑鸣与朱某1协商确定，获取泸州老窑2亿元资金后，由袁剑鸣、朱某1平分使用。 冒充银行员工骗取资料 为达到套取泸州老窑存款的目的，袁剑鸣先是于2013年4月份安排张某1、陈某1穿着银行制服，冒充农行迎新支行工作人员到泸州老窑上门开户，朱某1则通知陈某2予以接洽。 张某1、陈某1被陈某2带领到泸州老窑后，以农行迎新支行名义与泸州老窑签订了《协定存款协议》，获取了泸州老窑相关开户印鉴模板及开户资料。随即，袁剑鸣安排罗某、张某1一起持根据泸州老窑模板伪造的泸州老窑相关印鉴及开户资料到迎新支行，由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工作人员以泸州老窑名义在银行开户。 因罗某、张某1所持泸州老窑账户资料不齐全，不符合开户及开通网上银行条件，郑某根据朱某1的要求通过“特事特办”程序开通账户及网上银行。袁剑鸣安排人员从该银行购买了电子支付密码器、支付凭证。同时，为避免泸州老窑与迎新支行在对账过程中使事情败露，张某1等人在对账协议中将对账单邮寄地址填写为其临时租住的长沙市人民路朝阳银座1002室。 2013年4月22日，为顺利套取泸州老窑存款，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罗某、唐某在长沙汇合。袁剑鸣安排唐某购买一台打印机，由罗某在电脑上打印一张面额为5000万元的虚假单位存款证明书。袁剑鸣在该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上模仿了郑某的签字并盖上伪造的印鉴。次日，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吕某1到长沙迎新支行核实账户信息并办理第一笔5000万存款业务，为避免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拆穿骗局，朱某1直接将吕某1带至郑某的办公室，由郑某接待。被告人袁剑鸣则安排陈某1和张某1负责在大堂处理与柜台的衔接。泸州老窑财务人员核实公司账户后，便通知公司财务部门转账付款。随后，袁剑鸣特意将吕某1带至农行迎新支行对面的咖啡厅吃饭、聊天。聊天过程中，张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袁剑鸣事先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吕某1，吕某1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为顺利将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窑存款转出，袁剑鸣又安排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公司员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红星支行），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开户凭证开立了泸州老窑账户。随后，袁剑鸣安排人员使用密码支付器、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财务印章的取款凭证，将该5000万元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窑账户，然后再由该账户转移到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有限公司、宁波海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博时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弘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账户，然后又迅速转化为多笔金额较小资金转出。另外，袁剑鸣还安排公司职员到各个银行提取巨额现金将该款项予以转移。2013年6月、9月，袁剑鸣伙同朱某1、黄某、陈某1、张某1等人又以同样方式两次获取泸州老窖公司资金共计1.5亿元。 2014年4月，伪造协定存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时间到期几天后，被告人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共同归还了第一笔5057.5万元，其中朱某1、黄某筹措了900万元用于归还。 2014年6月，第二笔5000万存款即将到期，袁剑鸣及朱某1无法按时归还，又从陈某2处购买了360余万元的白酒，就该笔存款办理了三个月续存手续。陈某1等人按照被告人袁剑鸣的安排，携带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到长沙。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代某2到长沙办理5000万元续存三个月的业务，后陈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事先伪造的新存单交代某2，代某2将到期存单给陈某1，代某2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冒充泸州老窖员工转账取款 2013年4月22日，为顺利套取泸州老窑存款，袁剑鸣与朱某1、黄某、罗某、唐某在长沙汇合。袁剑鸣安排唐某购买一台打印机，由罗某在电脑上打印一张面额为5000万元的虚假单位存款证明书。 袁剑鸣在该伪造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上模仿了郑某的签字并盖上伪造的印鉴。次日，泸州老窑指派财务人员吕某1到长沙迎新支行核实账户信息并办理第一笔5000万存款业务。为避免财务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直接接触拆穿骗局，吕某1被人带至郑某的办公室，由郑某接待。袁剑鸣则安排陈某1和张某1负责在大堂处理与柜台的衔接。泸州老窑财务人员核实公司账户后，便通知公司财务部门转账付款。随后，袁剑鸣特意将吕某1带至农行迎新支行对面的咖啡厅吃饭、聊天。聊天过程中，张某1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将袁剑鸣事先伪造的面额为5000万元的单位存款证明书交给吕某1，吕某1未与银行核实便携存单离开长沙。 为顺利将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窑存款转出，袁剑鸣又安排罗某、张某1冒充泸州老窑公司员工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红星支行，用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开户凭证开立了泸州老窑账户。随后，袁剑鸣安排人员使用密码支付器、加盖了伪造的泸州老窖公司财务印章的取款凭证，将该5000万元从农行迎新支行泸州老窖账户转账至农行红星支行泸州老窑账户，然后再由该账户转移到袁剑鸣实际控制的宁波额恩思有限公司、宁波海峡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博时利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宁波弘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账户，然后又迅速转化为多笔金额较小资金转出。另外，袁剑鸣还安排公司职员到各个银行提取巨额现金将该款项予以转移。2013年6月、9月，袁剑鸣伙同朱某1、黄某、陈某1、张某1等人又以同样方式两次获取泸州老窖公司资金共计1.5亿元。 事情败露潜逃泰国 2014年9月30日，1.5亿元存款均已到期，泸州老窑派财务人员携存单到长沙市开福区农行迎新支行提示取款。而银行工作人员则告知财务人员账户内资金已被转出，存单系伪造。 由此才有了2014年10月15日，泸州老窑对外发布《重大诉讼公告》，公司存于农行的1.5亿存款失踪。 在判决书的证词中，泸州老窖先后办理存款业务的两名财务人员则称，没有去柜台核实存单信息均因为行长陈某极力阻挠，但确实属于违规的。 而袁剑鸣眼见事情败露且无法归还所挪用的资金，便逃跑至泰国。 截至案发时止，扣除案发前归还的5057.5万元（含利息），本案仍有14942.5万元未归还，其中4000余万元被用于开设江西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剩余资金均被袁剑鸣掌控和支配，并用于走私等其他活动。另外，朱某1从中获取中介费50万元。 2018年被押解回国 有期徒刑17年+420万元罚金 2018年2月，长沙市公安局将潜逃泰国曼谷后向当地警方投案的袁剑鸣押解回国。 袁剑鸣辩称： （1）袁剑鸣非诈骗行为的起意者、主导者，相较于朱某1来说作用相对较小。 （2）本案经济损失后果的发生不仅是袁剑鸣等人的原因，泸州老窖放任、长沙农行内部监管不力也是导致被告人诈骗得逞的原因之一。 （3）本案的行贿行为非袁剑鸣起意，袁剑鸣没有亲自参与和郑某的沟通，行贿行为属诈骗罪的牵连行为，虽应数罪并罚，但已在诈骗罪中处罚；袁剑鸣有自首、退赃等从宽量刑情节。故请求对其从宽处理。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袁剑鸣犯诈骗罪，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0万元。继续追缴诈骗犯罪所得人民币1.5亿元发还被害人泸州老窖。其中，责令被告人袁剑鸣退赔犯罪所得人民币1.17亿元。 另据泸州老窖2019年5月16日公告，公司收到长沙存款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对于泸州老窖通过刑事执行程序不能追回的损失，由农行迎新支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中国农业银行长沙红星支行承担2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泸州老窖自行承担。
定增三次生变 南京银行“心病”何解 140亿元定增方案再度生变，南京银行补充资本之路颇为坎坷。 作为首家资产破万亿的城商行，南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最新的上半年业绩快报上显示，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87%。 在今年的业绩说明会上，该行董事长胡升荣曾坦言：“尽管我们（南京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不降反升，但还是相对较低。这是我们的一块心病，必须要下决心解决资本补充的问题，否则对全行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不过，两年多来，定增一直“未果”，如何解决资本“心病”仍将考验着南京银行。 定增波折 南京银行定增方案要追溯到两年前。2017年7月31日，南京银行董事会首次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发行对象共5名，分别为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紫金投资”）、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京高科”）、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下称“太平人寿”）、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凤凰集团”）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交通控股”），合计拟认购不超过16.9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40亿元。 该预案随后通过股东大会审议，获原江苏银监局核准，但遭到证监会否决。 2018年7月30日，南京银行公告称，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未获得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同年9月28日南京银行收到证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根据规定，在决定作出之日起6个月后方可再次向证监会提交申请文件。 遂至2019年5月21日，南京银行再次公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发行对象由5家改为4家，分别是法国巴黎银行、紫金投资、交通控股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下称“江苏省烟草公司”）。可以发现，此次定增方案中，原来拟参与认购的太平人寿、凤凰集团、南京高科纷纷退出，法国巴黎银行、江苏省烟草公司则是新面孔。发行数量和募集金额仍保持与上一方案相同。 约两个月后，该行定增方案再度生变。8月1日公布的《南京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对5月通过的定增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最显著的变化是紫金投资弃购，发行对象因此降为3家——法国巴黎银行、交通控股和江苏省烟草公司，分别拟认购不超过1.31亿股、9.99亿股、3.94亿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6.96亿股调整为不超过15.25亿股；募集资金总额由不超过140亿元调整为不超过116.19亿元。 此次定增若能按计划实施，法国巴黎银行（含QFII）持股比例将为14.04%，交通控股持股比例将为9.99%，江苏省烟草公司持股比例将为3.93%。 关于紫金投资退出定增计划的原因，南京银行方面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紫金投资因个别财务指标未达要求，未获监管部门批准，不再参与本行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 一位券商银行业分析师分析认为：“紫金投资在选择认购南京证券的3亿元股份后，可能其权益投资比例已接近其净资产的50%，所以才选择退出南京银行的定增。” 值得一提的是，修改后的定增方案公布后不久，曾退出南京银行定向增发的南京高科转向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南京银行股份。公告称，南京银行大股东南京高科于8月6日、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1520.7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8%。 此次增持计划至2020年4月30日止，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累计增持不高于8亿元的公司股份。在2017年公布的定增方案中，南京高科曾拟认购不超过7268.57万股。 为何南京高科会弃定增而在二级市场增持南京银行股份？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分析了一种可能性：“定增减持规则导致风险收益下降，如果想增加持股，定增没太大价格优势，但却减持麻烦，且锁定期太长，不如二级市场增持。” 此外，王骥跃称，定增不顺不止南京银行一家，也存在政策性因素导致很多公司定增批文到期失效。 内部管理“阵痛” 伴随定增筹划之路的两年同样是南京银行内部管理的“阵痛期”。 在140亿元定增重启的第三天，南京银行行长束行农因工作调动辞职，于今年5月24日向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南京银行董事、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行长、财务负责人以及公司授权代表职务。后赴南京新农集团就职。随后，南京银行行长职责暂由董事长胡升荣代为履行。 束行农亲历了南京银行借力银行间市场发展壮大的历程，他是金融市场的老兵，债券行业的第一批交易员，自1994年告别军旅生涯到金融行业后，长期在该行工作，见证了南京银行“债券之王”的美称和培养一批债券业务的先行者。 在束行农辞职之前，南京银行发生了一件震动市场的大事，即“戴娟案”，戴娟今年2月份被带走调查，其曾是束行农得力干将之一。今年2月20日中午，南京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该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因个人原因，不能正常履职。 自2012年开始，南京银行债券投资余额的增速超过总资产增速，2015年债券投资余额的增速达到最高点，同比增长高达69.7%，此后开始回落。另外在开展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行动，同业业务首当其冲。 南京银行今年上半年业绩快报上披露，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87%，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较今年初上升0.36个百分点，但在A股上市银行中排名靠后。 事实上，南京银行在2007年上市后，曾多次发行二级资本债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和优先股等方式募集资金补充资本，集中于2014-2016年间。譬如，2014年、2016年该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累计150亿元补充二级资本；2015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79.22亿元，用于补充核心资本；2015年、2016年，两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共募集资金净额98.49亿元，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上述五次募资活动共募集资金327.71亿元。 面临资本充足率承压，南京银行方面对记者表示：“我行通过结构调整、加快战略转型、增加内部积累作为提高资本的首要途径，适时通过非公开发行等方式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记者了解到南京银行方面的态度是，关于可转债、永续债等可以补充资本充足率的手段正在做研究，“但首先要把定增做完，再研究进行其他补充资本的工具。”
中泰信托违约背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黔南样本 8月5日，中泰信托发布了一则临时信息披露公告。公告显示，“中泰-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弘泰11号”）交易对手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已多次未能按合同约定足额偿付到期应付款项，经受托人多次与交易对手沟通，但仍未能向受托人足额支付。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泰信托已于7月17日在上海金融法院申请立案并获受理。 中泰信托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融资方在7月29日提交了初步的还款方案（电子版），但具体的交易要素还在磋商中。截至7月31日，融资方和担保方未就延期方案与中泰信托面对面沟通，亦未出具正式的红头文件。 记者多次联系清水江城投、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等相关方，截至发稿，尚未有任何回应。 2.7亿本金难收回 据了解，弘泰11号成立于2017年7月7日，共8期，成立金额2.741亿元。信托类型为应收账款买断类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预期年收益7.0%~7.2%，期限24个月。 中泰信托官网显示，该项目融资方为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现更名为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公司），应收账款债务人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由黔南东升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担保。募集资金用于受让都匀经开投因代建都匀经济开发区11号路（西段）道路工程项目形成的对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应收账款共计人民币7.27亿元。 早在今年7月初，弘泰11号违约已现端倪。 2019年7月8日，中泰信托发布弘泰11号临时信息披露。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9年7月4日，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约定足额支付本信托计划当期标的应收账款，信托财产专户内，现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受益人预期信托利益。融资方表示，将尽快通过多种渠道如银行贷款、国家补助款项以及资产处置等方式筹集资金，拟于2019年7月24日前将本期应付款项支付完毕。 弘泰11号2019年二季度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弘泰11号信托计划的资产总额为2.75亿元，信托收入3686.90万元，支出为971.52万元，累计收益分配2678.07万元。截至公告发布时，交易对手尚未按合同支付2019年6月21日标的应收账款。 7月24日，中泰信托再次发布临时信息披露公告。中泰信托向各交易对手发送《关于弘泰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标的应付账款提前偿付通知函》，宣布后续各期信托计划于2019年7月18日提前结束，要求交易对手于2019年7月19日16时前将各期应付款项划入信托专户。 7月24日，投资人收到了最后一期应付利息，但是却还没有等来应归还的本金。 三大还款来源虚实 融资方为何迟迟无法兑付应付账款？ 记者了解到，弘泰11号有三大还款来源。第一还款来源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的财政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第三还款来源为担保方黔南东升的经营收入。黔南东升（AA主体评级）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对中泰信托的偿债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都匀经济开发区2019年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82577万元，其中省级政府专项置换债券转贷资金支出177909万元。2019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拟安排23236万元，支出拟安排2185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拟安排82515万元，2019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排82515万元。 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4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支出38000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51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2660万元。 中泰信托在书面回复本报记者时提到，2019年都匀市1~6月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速，全市GDP完成119亿元，同比增长10.4%。中央和省级政府大力支持黔南州的发展，脱贫攻坚战中黔南州共获得省级以上涉农资金31.2亿元，占比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为26%。 身为第二还款义务人的清水江城投已身陷债务泥潭。除面临弘泰11号的违约之外，清水江城投目前还身负国元信托“国元·安盈·201702003号”计划的贷款。 资料显示，清水江城投成立于2011年6月17日，由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国有股）出资组建，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00万元。主要经营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等行业。经审计，截至2016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6.69亿元，负债总额50.86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32%， 营业收入0.96亿元，净利润0.24亿元。 据《证券时报》报道，安盈201702003号在2018年第四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书显示，截至2018年11月末，清水江城投资产总额152.89亿元，负债总额85.56亿元，资产负债率55.96%，所有者权益67.33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33亿元，净利润2282.63万元。担保人黔南东升资产总额162.07亿元，负债总额40.73亿元，资产负债率25.13%，所有者权益121.34亿元，公司2018年1至11月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09亿元，净利润3889.22万元。 2018年12月，清水江城投相继移除贵州匀利管理项目咨询有限公司、贵州新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贵州匀东开发建设置业有限公司的对外投资。 此外，记者在天眼查上查询到，2019年6月12日，清水江城投的大股东发生变更，从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从股东退出，前后变更所占股份未发生变化，均为83.33%。实际控制人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国有资产管理局变更为都匀经开区管委会。而二股东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6.67%，自2017年至今，作为被执行人冻结股权8次，最长冻结期限至2022年4月22日。 记者注意到，2018年10月，黔南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州投”）通过中信信托发起成立一款信托产品“贵州黔南州都匀开投股权收益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规模不超过7亿元。 信托资金用于收购黔南州投持有的子公司贵州清水江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原“都匀经济开发区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3.33%的股权收益权（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账面价值为13.12亿元。 就为何在逾期前夕更换股东，会否损害中信信托项目的投资人利益，到期回购义务及相应的债务是否将转由都匀经开区管委会承担等问题，本报记者分别向清水江城投、都匀经济开发区、黔南州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联系采访。截至发稿，未得到明确回复。 根据中泰信托方面反馈，此次变更为上级政府主导，区里事先并不完全知晓。作为区所属的平台公司，清水江城投的经营收入已经在区级债务化解小组的统筹安排下，应对区级债务问题。目前已无额外的现金流进行偿付工作。 违约背后的区域困局 都匀开发区国资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弘泰11号债务属于当地政府隐性债务。“黔南州独山县、三都县政府债务问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较大，目前当地资金链仍处于断裂状态。对于逾期债务近期会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解决，目前已上报州政府和省政府协调解决。” 记者统计发现，2018年下半年以来，投向贵州黔南州的资管产品违约较多，产品类型包括信托、私募基金、期货资管、定向融资计划等。 截至目前，单是独山县逾期的资管产品就已达10亿元，黔南州地区已相继被曝光十余个逾期项目，包括：首誉光控黔东南州凯宏资产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号、三都城投应收债权私募投资基金、金政一号契约型私募基金、嘉泰220黔南三都圣山大道专项私募基金、乾堃二号三都城投应收账款投资私募基金、“2016独山县下司镇基础设施建设”定向融资计划、迈科瑞茂资管计划、中经宏熙政信3号基础设施私募投资基金和11号等。今年4月份，财政部公布的“财政困难系数”显示，贵州省的财政困难系数为76.25。系数越高，表示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基本硬性支出压力较大，财政上更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贵州省地方债和城投债的债务余额总计约1.14万亿元，债务负担（债务余额/GDP）为77.25%，为全国最高。同时，贵州全省2018年的公共财政收入为1726.80亿元，公共财政支出为5017.32亿元。 以前文提到的三都县为例，三都县的财政数据显示，其2017年实现公共财政收入3.55亿元，但支出却高达25.97亿元。2018年财政支出增至28.53亿元，收入却跌至3.07亿元。 行政层级低、经济造血能力差、财政入不敷出，债务压力极大，类似三都县的问题并非个案，这些尴尬局面长期以来存在于贵州各市县。此次违约的都匀市，全市财政总收入为40.46亿元，其中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22亿元，同比增长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44.43亿元，是收入的两倍。 因此，依靠转移支付、政府性基金和外部融资来填补，这都是贵州不少市县的财政常态。比如，《三都水族自治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显示，2018年三都县政府性基金收入5.57亿元。得益于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这一数字较2017年增长了468%。另外，上级转移支付25.36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4.45亿元。 清水江城投后期计划通过挂牌出让土地收入、申请政府债券资金、申请上级政府临时应急资金等方式来筹集资金兑付债务。目前全区尚有4000亩的土地指标，希望在下半年进行资产处置来缓解流动性压力。 有信托公司的内部人士分析指出，投向黔南州等地区的非标资管产品违约频发，主要是地方经济财政实力弱，近年来过于强调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地方平台公司融资激进。 相较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黔南州市县平台公司通过信贷、发债的方式融资难度更高，因此更依赖于非标融资，尤其是区县级平台前几年大量发行非标产品。但是，由于2018年政策环境骤变，政府平台融资环境收紧，很多非标产品难以续发。 “部分低层级城投，尤其在过去几年存在大干快上、融资过度的地市县，一旦发生违约，就容易陷入‘有心无力’的债务困境。”某券商债券分析师表示。 中泰信托称，贵州省各级政府正组成相应的金融工作小组，积极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信托计划受托人，中泰信托与投资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已经也更将采取积极的催收措施，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信托法律文件约定，积极、审慎履行受托人职责，维护和保障投资者利益。
险企偿付能力报告扫描：25家寿险仍亏损、15家资本告急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姜鑫 孙昊曈保险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随着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次第披露而浮出水面。 记者梳理69家寿险公司、71家财险公司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发现，在保费收入上，今年上半年，华夏人寿、前海人寿均超千亿，超过了新华保险，后者在2018年保费收入排名第六。此外，在净利润方面，目前依然有25家寿险公司、29财险公司出现亏损。 寿险位次再度生变 寿险公司方面，保费收入较去年相比整体向好，但位次再度发生变化。根据上市险企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分别实现原保费收入4462.4亿元、3782亿元、3213.82亿元、2070.25亿元以及739.94亿元，由于部分公司为综合统计，并不能体现出人身险业务排名，但却可以在非上市险企的披露中窥探行业变化。 根据已披露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华夏人寿、前海人寿保费收入均超千亿元，泰康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天安人寿紧随其后，保费收入分别为568亿元，550亿元和396亿元。而新华保险上半年原保费收入为739.94亿元，这意味着华夏人寿、前海人寿保费规模已经排在新华保险前面。此外，天安人寿、工银安盛、中邮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和百年人寿等险企的保费都超过300亿元。 而在2018年，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前十的位次是国寿股份、平安人寿、太保寿险、华夏人寿、太平人寿、新华保险、泰康人寿、人保寿险、富德生命人寿和天安人寿，原保费分别为5362.1亿元、4468.8亿元、2013.4亿元、1582.8亿元、1236.2亿元、1222.9亿元、1173.6亿元、937.2亿元、717.3亿元和585.7亿元。 财险方面，市场集中度依然很高。数据显示，上半年，财险“老三家”公司保费收入4336.18亿元，平均增速12.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人保财险保费收入2353.35亿元，增速为 14.92%；平安产险保费收入1304.66亿元，增速为9.75%；太保产险保费收入 685.98亿元，增长12.28%。三家的合计市场份额达64.66%。此外，华安财险、国寿财险、中华财险、阳光产险的保费收入在百亿之上。 25家寿险企业亏损 根据已披露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25家寿险公司在上半年交出了亏损的成绩单。幸福人寿、弘康人寿、天安人寿、爱心人寿、招商仁和人寿、君龙人寿、横琴人寿、复星保德信人寿、汇丰人寿在亏损榜单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幸福人寿、弘康人寿、天安人寿亏损额度超过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18年底，幸福人寿一度交出几十亿亏损的成绩单并在市场引起很大关注，2019年第一度，公司一度扭亏，而第二季度又陷入亏损。 今年7月初，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曾发布公告称拟全部出清所持幸福人寿股权。2019年7月29日，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公告称，下调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下调2018年资本补充债券（18幸福人寿）信用等级为AA。 25家寿险陷入亏损的同时，也有不少险企释放了利好的消息。例如，此前，几家大型上市险企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新华保险净利预增80%，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115%到135%，中国人保预增40%到60%。险企利润大增，得益于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此前，财政部、国税总局此前下发的《关于保险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公告》，因执行该政策，险企2018年度应交企业所得税大幅减少而使得利润得以释放。此外，受益于权益市场的投资收益增加也有利于利润的增长。 在已经披露业绩的保险企业中，泰康人寿、东吴人寿、阳光人寿、民生保险、富德生命人寿二季度盈利状况居于前列，其中泰康人寿以62.82亿元的收入排在首位，其他几家公司净利润则在13亿元至31亿元之间。 财险方面，已披露的险企中有29家财险公司二季度处于亏损状态。泰康在线以2.49亿元的亏损额度出在首位，此外，阳光信保、中路保险、珠峰财险的亏损额度也在1亿元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季度有42家财险公司处于盈利状态，而在第一季度，已披露第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71家公司中仅有35家盈利。 谁的偿付能力告急 在偿付能力上，2019年第二季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延续前两季度D级评级的长安责任险和中法人寿外，君康人寿的评级由B调降为C。 根据相关规定，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5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100%、风险综合评级在B类及以上成为偿付能力达标的门槛。 中法人寿的评级情况仍不乐观，再次延续了前几季度的D级评级，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再次下滑，已至-10425.91%。其在偿付报告中称，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面临着偿付能力不足、流动性不足、人员不足等风险。长安责任险也再次得到了D级评级，在2018年踩雷网贷平台履约险后，偿付能力持续不达标，长安责任险曾在第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表示：公司偿付能力的下滑主要是受保证保险业务的影响。公司在2019年5月收到了银保监会的监管措施决定书，在已被采取监管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两项监管措施，一是责令公司限制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二是责令公司上海，山东，河南及宁波4个省（市）级分支机构停止接受责任险新业务。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在68家寿险公司中，15家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占比22%；在71家财险公司中，仅3家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50%，占比4%。 数据显示，部分险企偿付能力处于红线边缘，珠江人寿、百年人寿、前海人寿核心偿付能力分别为77.85%、84.6%和68.82%。综合偿付能力上，富德生命人寿、弘康人寿、昆仑健康保险、中融人寿、华夏健康保险、建信人寿、上海人寿、信泰人寿、前海人寿、天安人寿、君康人寿、长安责任险、中煤保险、渤海保险等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低于150%。 珠江人寿在上一季度被评为C级，而在本季度评级升为B级，但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上一季度均有所下滑。百年人寿的情况亦是如此，此前其曾连续两个季度被评为C类，直到本季度才被评为B类。百年人寿曾在今年3月成功发债20亿元，并在今年8月1日发布股权变更公告，大连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乾豪坤实置业有限公司、大连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将所持百年人寿的8亿股、2亿股、8000万股股权，转让给奥园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奥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百年人寿10.8亿股，持股比例13.86%。
“现金流之王”变成业绩负担 上市公司医院并购之殇 逾 11亿元！这是济民制药（603222.SH）决定打造医疗服务板块以来，公司并购的三家医院所累计投入的资金。 这部分医院资产曾一度给济民制药带来了短暂的业绩增长。然而，好景不长，济民制药前期收购的标的医院业绩与当初的承诺相去甚远。此外，济民制药收购的一家医院更是因多起债务纠纷，原股东拒不履行债务补偿承诺，使得济民制药麻烦不断。 经济观察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创新医疗（002173.SZ）、星普医科（现更名为“盈康生命”，300143.SZ）等上市公司前期收购的医院资产相继出现状况，其中较为普遍的是医院业绩承诺无法完成，也有部分标的资产甚至处于“失控”状态。 一系列高业绩承诺及业绩未达预期的背后，也引起了争议。国内某大型综合医院集团CEO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很多公司都用3倍、4倍甚至更高的市销率去进行估值，这肯定不是合理范围，违背了医疗的本质和商业规律。” 核心资产业绩不达标 济民制药于2015年初登陆资本市场，上市之初的主营业务主要是生产、销售大容量注射剂、冲洗剂等。由于在“限输、限抗、限费”的等政策环境下，输液市场逐步萎缩，同时招标和议价等政策的影响使得济民制药的营利面临压力。济民制药实际控制人李仙玉在2018年7月这样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坚定发展大健康产业，确定了以医疗健康服务为核心的发展思路。” 在此发展思路上，2016年以来，济民制药先后收购鄂州二医院有限公司（鄂州二医院）80%股权、陕西省白水县济民医院有限公司（下称“白水济民医院”）60%的股权、郓城新友谊医院有限公司（下称“新友谊医院“）51%股权。同时，济民制药新建海南博鳌国际医院项目，位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定位高端医疗，并试水自体干细胞移植。 这些被并购的医院曾一度给上市公司带来了短暂的业绩增长。2017年，济民制药净利润同比增长29.32%，2018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42.10%。公司在相关财报也直言，收购的上述医院资产在报告期内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且鄂州二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和净利润增加较大。 曾为济民制药重要的业绩支撑点的医院资产，如今却变成“烫手山芋”：业绩没完成，业绩补偿也迟迟未能兑现。济民制药2019年8月2日公告称，因业绩对赌方仍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公司已将子公司鄂州二医院的原股东浙江尼尔迈特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下称“尼尔迈特”）告上法庭。 2016年12月，济民制药与持有鄂州二医院股权的尼尔迈特、及其股东王建松和叶晓庆及鄂州市嘉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嘉禾医疗“）签订《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以总价2.08亿元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医院80%的股权。同时，双方同比例增资，济民制药与尼尔迈特分别增资1.36亿元、3400万元，合计1.7亿元。 尼尔迈特承诺，鄂州二医院2017年至2019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300万元、2645万元、2843万元。然而，鄂州二医院在2017年度顺利完成业绩承诺后，2018年的扣非净利润仅为1041.78万元，不及当初承诺的业绩的一半。 未完成的业绩承诺的还有白水济民医院。2018年2月，济民制药用自筹资金1.26亿元收购了赵选民持有的白水济民医院60%股权。被纳入上市公司财报的白水济民医院，2018年实现扣非净利润为629万元，仅约为业绩承诺的三分之一。 济民制药表示，2018年年度审计报告完成后，公司与业绩承诺方赵选民协商业绩补偿事宜，赵选民认为公司的收购成本仅为1.26亿元，现补偿金额远大于收购成本，该补偿条款过于苛刻，持反对意见，经双方多次协商，补偿方案难以实施推进。经多次沟通协商，双方达成一致，并于6月3日签署了正式的《股权回购协议》，回购价格合计为1.39亿元。 对于鄂州二医院及白水济民医院为何均未完成当初的业绩承诺，经济观察报记者致电李仙玉，其个人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济民制药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鄂州二医院法定代表人邱高鹏则表示“不接受采访”。截至发稿，济民制药董秘张茜也尚未回复记者提问。 尽调失职？原实控人背锅？ 随着鄂州二医院原股东因迟迟未能兑现业绩补偿承诺而被济民制药诉诸公堂，鄂州二医院被收购之前的多起隐藏的债务纠纷及担保纠纷也浮出水面。济民制药披露的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内容显示，目前鄂州二医院作为借款人的债务金额总计1360万元，作为担保主体负担债务金额1400万元，截至2016年底，还有210万元左右的药品应付款未付清。而济民制药此前对此并不了解。 济民制药表示，鄂州二医院是于2016年7月22日由尼尔迈特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机关为鄂州市工商局；鄂州二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于2003年12月3日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机关为鄂州市民政局。鄂州二医院成立后，购买了鄂州二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经营性资产，并支付了合理对价。二者之间并非改制或承继关系，系完全不同的民事实体。 值得一提的是，济民制药在披露的公告中表示，在收购鄂州二医院时，公司聘请的大成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并就重大债权债务，核查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以及鄂州二医院提供的借款清单和借款协议，并与交易标的的财务负责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进一步地，交易标的实际控制人王建松也承诺没有未披露的或有负债和其他担保。 而根据济民制药披露的公告，王建松曾保证，“除上述已披露债务外，鄂州二医院、鄂州二医院（民办非企业单位）没有其它因 2017年1月4日之前的事由发生的债务。上述债务实质是指王建松个人债务，与公司无关。” 王建松也承诺，“本人将在2019年8月30日前解决陈望军为债权人的债务，其余债务承诺在2019年12月30日前解决。” 虽然鄂州二医院麻烦缠身，但济民制药仍然还得继续投入真金白银。济民制药7月6日公告表示，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证监会通过。济民制药本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4.49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中，约3.19亿元拟用于投向鄂州二医院新建工程项目，其余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目前，济民制药已直接控股博鳌医院、鄂州二医院、新友谊医院和白水济民医院4家综合性医院，发展医疗健康服务业绩累计耗资逾11亿元。 市销率普遍偏高 医院并购热潮始于2014年。普华永道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政策红利和资本推动下，2014-2016年间医院并购交易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已披露的医院交易金额从为60亿元一直跃升到160亿元。随后两年已披露的交易金额均有所下滑，分别为150亿元和144亿元。医院投资并购进入调整期。 “我觉得可以用疯狂来形容那两年的医院投资。”一位医院投资领域的资深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 疯狂过后，相关上市公司前期所并购医院并未给相关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达不到收购业绩承诺的情况也并非济民制药一家。今年以来，创新医疗、星普医科等上市公司前期收购的医院资产相继出现了业绩不达标的情况。医院投资的业绩承诺完不成成为了普遍现象，部分标的资产甚至处于“失控”状态。 一系列高业绩承诺及业绩未达预期出现的背后，上述国内某大型综合医院集团CEO看到的是资本的不理智。他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很多公司都用3倍、4倍甚至更高的市销率去进行估值，这肯定不是合理范围，违背了医疗的本质和商业规律。” 据了解，对医院的估值，业界主要有“成本价+溢价”、“市盈率PE”和“市销率PS”等三种模式。“成本价+溢价”模式，一般适用于暂未开业或刚开业运营不久的医院；“市盈率”PE模式，适用于医院已正常运营数年，且有相对稳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市销率”PS模式，适用于医院有一定的业务收入但暂未盈利。 某涉足医疗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高管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按照市盈率进行的估值的医院，一般的估值为10至15倍是比价合理的。但是在之前的医院并购热潮中，医院的价格水涨船高，估值被炒得比较高。随着潮水退去，目前15倍的估值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而很多上市公司收购的医院估值均偏高。其中，白水济民医院被并购前夕的PE估值约为30倍数；齐齐哈尔建华医院于2016年初被千足珍珠（现“创新医疗”）收购时，PE估值约为20倍；星普医科于2018年收购的重庆华健友方医院有限公司的PE估值更是高达53倍。 此外，医院的整合及经营也并非易事。一位业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医院人才、管理、政策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医院经营与营收。“例如，2017年北京开始执行‘药品零加成’要求医疗费用的增长不能超过去年的10%，对药占比和耗材占比均有要求，要求药品占比下降至30%，耗材占比下降至20%。这些都对医院收入造成很大影响。”
深圳威迈斯闯关IPO 募资扩张降负债 借力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营收快速增长后，深圳威迈斯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威迈斯”）欲闯关IPO募资进一步扩张。 近年，深圳威迈斯发力新能源汽车领域，而得益于车载电源销售收入的大幅增长，其营收规模从2016年的2.6亿元升至2018年的6.2亿元。深圳威迈斯计划上市募资6.3亿元，用于多个新能源汽车电源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不过，由于新能源汽车淡旺季、企业集中等影响，深圳威迈斯存货金额、应收账款在走高，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也在逐步下降。此外，客户集中度快速提升。而深圳威迈斯也希望通过上市降低自身高企的负债水平，开拓更多的融资渠道加速发展。 受访证券人士指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零部件生产制造商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企业上市后负债率会明显下降，也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中期票据等形式进行融资。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致函采访深圳威迈斯方面，对方表示已收悉相关文件，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回应。 掘金新能源汽车产业 近年，深圳威迈斯的营收规模增长迅速。在2016 年、2017 年、2018年和 2019 年一季度（以下简称“三年一期”），其营收规模分别为2.6亿元、4.3亿元、6.2亿元、1.3亿元，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其中，在2016 年至 2018 年里，营收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50%。 深圳威迈斯的营收规模快速扩大，与加大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有着极大的联系。 资料显示，深圳威迈斯是一家从事电力电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是开关电源，包括车载电源、通信电源、电梯电源等多类应用领域的产品。2017年，深圳威迈斯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由通信领域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变。 在深圳威迈斯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主要产品包括了车载电源、通信电源、电梯电源。而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年的快速发展，深圳威迈斯车载电源的销售收入增长最快。 最近三年，深圳威迈斯的车载电源销售收入分别为 9564.93 万元、2.4亿元和4.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20.56%。 2018年，车载电源、通信电源、电梯电源的收入占比分别为75.96%、17.03%、7.01%。这样的占比情况在2019年一季度也有相同的表现。而在2016年，这三者的收入占比为37.86%、39.13%、20.42%，较为平衡，与现在车载电源占据大部分收入有着明显的差别。 此次谋求上市，也是深圳威迈斯加速扩张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关键一步，其计划募资6.3亿元，用于龙岗宝龙新能源汽车电源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芜湖新能源汽车电源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分别投入募集资金2.3亿元、4亿元。 深圳威迈斯提到，公司受制于资金、生产场地和生产设备等资本性投入，车载电源产品的生产能力与下游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快速提升存在明显矛盾，与国内外大型电源企业、汽车零部件巨头等也存在一定差距。深圳威迈斯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车载电源的生产规模，抓住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机遇，提升市场占有率。 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此时正面临着补贴退坡的影响。2019年3月，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发布相关文件，根据新能源汽车规模效益、成本下降等因素以及补贴政策退坡退出的规定，降低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源货车补贴标准，促进产业优胜劣汰，防止市场大起大落。 目前，该政策影响正在行业发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表示：“补贴滑坡对市场影响较大，其中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优胜劣汰的效应十分明显，因为一旦没有补贴或者补贴越来越少，很多靠补贴生存的企业会面临淘汰压力，而那些具有研发实力、资金实力的企业就能熬过这段时间后脱颖而出。” 钟师指出，总体来说，现在电动车的成本还是高居不下，尤其是电池的成本问题，“现在消费还没有抬头，然而电池的成本难以降下来，企业在这段时间里是比较难熬的”。 “国家的支持资金也是有限的，只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初步发展的时候扶一把，这个行业不能永远靠补贴来支撑。”钟师认为，未来新能源汽车厂家的集中度会上升，而企业数量会有所减少，“剩下的那些企业，将在新的市场格局中继续拼搏”。 上市募资降负债 聚焦新能源汽车产业，也让深圳威迈斯的财务状况有了明显的压力。 三年一期中，深圳威迈斯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7245.70万元、1.5亿元、 2.1亿元和 2.1亿元，在2016年至2018年中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则分别为28.20%、35.23%和34.22%。 此外，深圳威迈斯存货金额也在不断走高，三年一期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4103.05万元、8786.39万元、1.7亿元和1.9亿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8.92%、27.15%、30.14%和32.29%。 记者注意到，深圳威迈斯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虽然要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但资产周转能力整体近年也出现逐年下滑的情况。具体来看，2016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为3.55，2018年降至3.42，2019年一季度为3.12。存货周转率则从2016年的4.13降至2018年的3.34。 深圳威迈斯在招股书中解释称，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主要受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上半年为淡季、下半年为旺季的季节性特征、销售结算方式等因素所影响，账龄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至于存货走高，是车载电源产品需要根据下游整车厂要求提前备货导致。 另一方面，深圳威迈斯的客户集中度同样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三年一期内，深圳威迈斯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6.66%、66.05%、79.03%和 81.25%，出现明显上升。个中原因，深圳威迈斯称，公司客户主要为新能源汽车整车厂、通信设备制造商等行业龙头企业，且新能源汽车行业与通信设备行业自身的集中度较高，导致公司客户相对集中。 “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上升明显，会受到监管层的关注，监管层会核查是否为行业的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需要根据行业情况去分析。”一位不愿具名的证券人士告诉记者，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零部件生产制造商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零部件生产制造商如果没有几个大型新能源汽车客户，很难发展下去，“所以，该IPO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较高，与行业有比较大的联系。”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获取扩张资金，深圳威迈斯也希望通过上市来解决高企的负债水平。近年来，深圳威迈斯的股权融资增加虽然拉低了负债水平，但其资产负债率依然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偿债指标也相对较低。深圳威迈斯认为，主要原因是可比上市公司IPO融资资金到位，且上市后融资渠道拓展，资金实力优于公司。 “上市以后，企业的股本扩大了，股东权益增加很多，净资产增大后，负债率会明显下降。”上述证券人士表示，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和中期票据等形式进行融资，银行方面也乐于借款，因为上市对企业有宣传的效应，也提高了企业自身信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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