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6日讯 周三早盘，三大股指集体高开，盘初汽车、半导体等板块回调，指数震荡下行翻绿，创指一度跌近1%；随后白酒股发力，带动指数下探回升，临近午间，沪指翻红，深成指、创指跌幅收窄。盘面上，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涨停仅20余家，市场整体氛围偏弱。 截止午间收盘，沪指报3373.16点，涨0.18%；深成指报13751.92点，跌0.08%；创业板指报2751.37点，跌0.27%。 沪市成交1877.21亿元，深市成交2368.68亿元，两市合计成交4245.89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的4414.55亿元略有缩量。 从盘面上看，多数板块飘绿，饮料、白酒、餐饮、有色钴、风电、光伏、银行等板块居涨幅榜前列；汽车、软件、半导体、地产、5G、光刻胶、芯片等板块居跌幅榜前列。 【消息面】 1、国家发改委、商务部12月16日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0年版)》。新版清单直接放开“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项目核准”等措施，删除“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等措施，清单事项缩减至123项，比2019年版清单再减8项。 2、工信部：为继续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钢铁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工信部对《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工信部原〔2017〕337号)进行了修订，形成《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3、国家发改委：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截至2019年底，三大区域干线铁路营业里程约2.4万公里，路网密度达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城市轨道交通营业里程近3400公里，占全国的61.2%。 【机构热议】 中原证券表示，年底将至，市场各方持币观望的心态依然较重，多数场外资金进场做多意愿不甚强烈，后市股指能否再度走强仍需政策面、资金面以及强有力的外部因素提振，预计沪指短线小幅整理的可能较大，创业板市场短线小幅震荡的可能较大。建议投资者短线谨慎关注医药，安防设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投资机会，中线建议继续关注部分低估值绩优蓝筹股的投资机会。 巨丰投顾认为，目前跨年行情已经展开，宏观经济向好是股市最大的支撑，而流动性和市场情绪则对行情有所制约。高层会议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提出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激活大消费概念股周一走强，市场缩量反弹。盘后沪深交易所发出退市新规征求意见稿，将对绩差题材股形成压制。周二，市场分化，保险、银行制约沪指表现；早盘医疗医药股走强推动创业板指数上行，临近午盘半导体芯片等科技股跳水，创业板回落；午后汽车、家电、传媒、汽车等拉升，股指回升。市场高位震荡，建议投资者把握板块轮动机会，中线逢低关注周期股（镍、钴、铝、锂、稀土永磁）及低估蓝筹股（银行、保险、券商），短线可关注可选消费（家电、汽车等）。 A股市场板块及个股涨跌幅排行 外围市场 截至发稿时
1月4日晚间，上柴股份公告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上汽集团购买其持有的上汽依维柯商用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上依投”）50%股权、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下称“上依红”）56.96%股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上依红34%股权、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下称“上菲红”）10%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依投购买其持有的上依红9.04%股权。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致力于打造重型卡车和柴油发动机两大产业板块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公告显示，本次发行价格为8.16元/股。同时，上市公司拟配套募资，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标的资产投资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据重组预案披露，上依投是上汽集团与IVECO为投资上依红与上菲红而共同设立的持股平台，上依投母公司层面不直接开展生产经营业务，实际产销业务通过下属企业开展。 上依红主要从事开发、制造、销售以自卸车、牵引车、载货车在内的重型卡车产品以及配套零部件，为重庆市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市制造业龙头企业。依据销量口径，2019年上依红在自卸车市场占有率第一，是中国领先的重型卡车生产制造商。 上菲红主要经营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生产、装备和销售，以及提供相关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专注于生产低排放柴油机，目前的产品系列主要有CURSOR、F1两大系列，主营机型可满足重、轻型商用车及工程机械、发电机组、农业机械的动力需求。上菲红发动机主要配套上依红产品所面向的国内市场，并出口美国及欧洲市场。 上柴股份表示，柴油发动机是决定重型卡车可靠性、经济性的关键零部件，价值量占整车比重较高，推进重型卡车和柴油机产业链纵向整合，打造重型卡车+柴油发动机协同发展的业务布局，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和竞争实力。整体来看，重型卡车和柴油发动机的产业链纵向整合已成为行业主流的商业模式。 上柴股份表示，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上依红是国内领先的重型卡车生产制造企业，与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上菲红柴油发动机业务具有良好的业务联动和战略协同效应，本次重组将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布局。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形成“重型卡车+柴油发动机”一体化发展布局，重型卡车业务将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全资控股的上依红为平台，打造成为商用车重卡领域的头部企业，柴油发动机业务，将延续国内领先的多领域独立供应商的定位，为国内外商用车、工程机械、农机、中小型船舶和发电机组客户提供技术领先的产品。
据四川卫健委12月15日通报，成都一名飞行员确诊新冠肺炎。期间，12月9日执行成都-济南-成都任务后，一直隔离到12月12日。也就是说，该飞行员在隔离期间执行飞行。对此，川航谈隔离期执飞，称正展开调查。 据通报，这名确诊飞行员11月29日从洛杉矶抵达成都后，接受集中隔离，呈核酸检测阴性。在此期间，飞行员于12月9日执行成都-济南-成都任务后，继续隔离到12月12日。这引起了外界不少疑问。对此，川航回答说，正在进行调查。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关于严格落实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加强国际（地区）运行机组人员管理的通知》，国际货运航班过夜机组人员返回后，航空公司必须安排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除执行全货运航班（含只载货的客运飞机）任务外，不得外出。这就是说，该飞行员上述行为并没有不妥。 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7个月升值近10%，开年首个工作日升破6.5，两日一度上涨超千点。 人民币站上两年半新高之际，我们关注高汇率对经济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人民币升值配合美元弱周期，汇率改革是否迎来了适宜的时间窗口？ 在专家看来，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此计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大。预计2021年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将有所减弱或出现一定震荡，同时，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入相对适宜的时期，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人民币升值对实体经济影响小于“想象” CF40青年论坛会员、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目前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包括出口的影响都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升值仍然较为“温和”；另一方面，近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部分也是因为出口表现强劲，出口结汇较多，这是正常的市场反应，并不会对出口形成明显打压。 徐高指出，评估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仅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而要看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按照这个汇率来算，人民币其实升值的并不多。 “现在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升值比较多，这背后更多是因为美元贬值幅度较大。但是如果看人民币对一篮子里面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人民币对欧元，就看不到太强的升值走势。”他说。 CF40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徐奇渊也认为，从篮子汇率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升值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小于双边汇率升值幅度带来的影响。 Wind数据显示，截至1月6日16：30官方收盘时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4615，较上日上涨25个基点，续创2018年6月中旬以来新高。自5月底以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累计涨近10%，同期人民币对欧元则呈现小幅下跌。 如果看CFETS一篮子人民币汇率指数，1月5日为95左右，与2020年3月下旬、2020年4月下旬的水平相当或稍弱，并且低于2018年6月中旬的水平。 徐奇渊预计，2021年人民币汇率可能在前半段升值预期较强，后半段升值压力减退或者出现一定的震荡。这主要是因为欧美经济前半段将受到冬季疫情的严重冲击，甚至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双底衰退（例如英国、德国），后半段则可能得益于疫苗普及带来的提振，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中国经济则可能呈现为前高后低，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形成反差。 出口方面也是如此，预计中国出口在2021年前半段将较为乐观。随着疫苗得到一定普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能力、经济活动将在下半年有显著的恢复，供需缺口将得到有效补偿。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将逐渐回落到疫情之前正常的历史水平附近。但是全球贸易的总体体量，可能将难以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再加上2020年后期较高的基数效应，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增速在2021年后期将面临一定压力。人民币汇率作为价格效应，只要波动幅度不是巨大的，那么其所发挥的作用就相对有限。 企业减小汇兑损失不能依赖汇率政策 从现有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升值并未对出口竞争力造成明显负面影响。但部分外贸出口型企业在人民币升值期间还是出现了一定的汇兑损失。这一现象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企业呼吁，央行应该进行汇率干预。 对此，徐奇渊指出，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仍然处于比较正常的区间。央行的汇率政策着眼于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等目标，而不是部分企业的财务损益。 他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汇率和商品价格一样，都是随行就市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自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可以增加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来避免汇率风险，但这最终依然要靠微观企业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 “对于原材料、产成品的价格波动，企业肯定会有一套管理办法来应对价格波动的风险。汇率风险实际上也是一样，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衍生品的操作来实现套期保值。”他说，“企业需要对套期保值的操作树立正确的观念，不能把套期保值作为投资工具，要明确套期保值锁定风险的功能定位。” 徐奇渊表示，政策层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推动外汇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在健全监管体系的条件下，更多放开外汇市场准入，增加外汇市场、尤其是衍生品交易的流动性，为企业提供成本更低的套期保值手段。这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为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充分弹性创造条件。 徐高表示，未来汇率波动将成为常态，企业要主动适应，更多运用金融工具有效对冲汇率风险。对监管层来讲，汇率弹性增强是汇改的成果之一，得之不易，走回头路是不恰当的。应该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也不宜让汇率过度波动，在汇率波动明显开始冲击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时，应采取临时性措施予以平抑，比如调节逆周期因子。 徐高解释称，评价汇率是否波动过度的标准不是具体的汇率升贬幅度，而是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会否带来较大冲击。比如在人民币升值时期，可能要看其会否对出口带来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人民币贬值时期，可能就要看我国外汇储备有没有因此而大量流失。 下半年汇改条件或更加成熟 一般认为，在人民币升值时期推进汇率改革可能是相对较好的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元走弱周期是汇率改革成功的重要外部条件。近9个月来，美元指数从103高位一路跌破90，市场普遍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弱周期。有观点认为，本轮美元弱周期或将持续近9年。2020年，人民币双向浮动弹性明显增强。今年会是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的好时机吗？ 徐高强调，汇率改革需要与金融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改革相匹配，切忌单兵突进。相比于贬值，政策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但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任，现在让汇率实现清洁浮动的时机还不成熟。 徐奇渊表示，目前美联储仍处于宽松阶段，美元指数也处于弱周期之中。暂时看来，人民币对美元有较强升值压力，下半年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有所减退，人民币进一步扩大波动限制区间的条件或将更加成熟。 对此，他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时机，最好是选择既没有明显升值预期、也没有明显贬值预期的双向波动时机，这时候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均衡水平附近。当然，这样的时机比较难找到。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略有一些升值预期的时期，好于升值压力较大或者有贬值压力的时期。 不过，他也提到，如果单独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全局来看，人民币汇率改革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退出逆周期调节因子、发展成熟的外汇衍生品市场等措施之外，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也都需要与汇改相匹配。其中，利率与汇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我国利率市场化也尚在推进过程当中。另外，资本账户不完全自由可兑换，也使得人民币汇率是在有限的参与者、有限的交易量之下形成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白酒股的连续强势上涨已引起监管层的高度关注。1月4日晚间，深交所分别向酒鬼酒和五粮液下发了监管函和关注函。沪市的青海春天则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做出了相关说明。 具体来看，酒鬼酒的监管函显示，酒鬼酒此前在其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报道，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总监程军在年度经销商大会上表示，公司销售目标是“突破30亿，跨越50亿，争取迈向100亿”。当日公司股价涨停，之后公司股价持续上涨。而根据酒鬼酒前期披露的历年年度报告，上市公司2017年至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8.78亿元、11.87亿元、15.12亿元；根据酒鬼酒披露的2020年三季报，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27亿元。 对此，深交所指出，公司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经营的重要信息的行为以及公司高管程军的行为均违反了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要求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五粮液领到的关注函显示，2020年12月18日在宜宾举行的“五粮液第二十四届1218共商共建共享大会”透露，持有公司20.40%股份的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1月至11月收入突破1100亿元、收入与利润均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明五粮液集团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联程度，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上述会议所透露信息是否属于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 青海春天则在股票交易异动公告中表示，公司关注到网络上出现《白酒股继续走强青海春天五连板》为标题的文章涉及公司。公司酒水板块业务目前主要通过公司及子公司西藏春天酒业有限公司开展，截至2020年6月30日，西藏春天酒业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647.59万元、净利润为-1086.48万元。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6240.39万元、净利润为-10326.26万元，经营业绩存在亏损。其中酒水板块业务营业收入约为1447.02万元，相关业务规模较小，处于小幅亏损状态。 就在数日前，上交所刚刚对贵州茅台董事长高卫东、山西汾酒董事长李秋喜予以监管关注，因二人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自行对外发布涉及公司经营的重要信息，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2月15日 消息，共享充电宝往往存在安全隐患，共享充电宝或监听，有消费者急于充电可能会忽视其中的风险。 技术人员指出，一旦用充电宝的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充电宝就可以将内部恶意程序上传到手机，断开连接后，恶意软件仍然可以操作手机，前后摄像头还可以进行实时监听、转账等。 对此，专家警告说，使用外来充电宝时，如果手机出现用户批准、调试模式等通知，就要慎重。 12月初，公安部关于充电宝共享安全的视频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 当时，警方提醒说，手机连接充电宝提出是否信任时，要提高警惕。对于来历不明的充电宝，点击“信任”会导致恶意程序入侵手机的结果。手机的通讯录文本信息，甚至照片、视频等隐私数据泄露，甚至被木马程序获得手机控制权。造成更加严重的问题，如自动安装程序、无缘无故扣费、对外发送短信等。 警方强调，有需要请购买正规渠道的充电宝或扫描正规公司的租赁移动电源。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2019年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占比额为57.8%，这虽然是一个正常年份的消费占比，但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从长期来看，中国的消费在GDP占比应达到70%左右才能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增长动力结构。 然而，2020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为负。虽说是受疫情影响，但是下半年社会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消费远远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除了服务业消费，预计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020年同比增速约-4%左右。 因此，如何激发消费潜力，是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关键，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重中之重。2021年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三把火”：一是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现实，尽快下调利率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二是扩大就业、深化改革，争取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既要扩大传统消费需求，更要创造新消费需求。 当前消费复苏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从三大需求的恢复情况来看，投资、出口等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消费成为明显的短板。 去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民间投资增速在11月年内首次转正；出口增势超预期，带动前11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1.8%。得益于生产端的率先恢复以及海外部分订单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将达到历史高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中，2020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37.1、422.5和14.6。前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8%，预计全年同比增长-4%左右。这将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消费负增长。 部分人士可能认为，今年消费同比增速对比2020年会显著加快，但实际上这种在2020年的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本质上只是一种数字假象——虽然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但是2021年消费表面上可能呈现的两位数高增长数据，其实只相当于没有疫情下同比增速2%~3%。若不加以区分，不但会掩盖消费疲弱的真实情况，还有可能严重误导决策。 造成消费疲弱的深层次原因首先是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在疫情前，近几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实际已呈持续下滑状态，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疫情冲击下2020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长严重放缓，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3.9%，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增速仅0.6%。 在总体收入增长放缓的前提下，居民收入的结构性不平衡进一步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水平。比如，疫情冲击下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几乎未受疫情影响，这从奢侈品、豪华汽车、金银珠宝甚至商品房热销等迹象上可以反映；而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下降才是造成疫后消费复苏缓慢的主要原因。 造成消费疲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居民储蓄倾向提高，进而造成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疫情冲击后，居民对工作、收入预期自然持谨慎态度，加之疫情冲击下中国不但没有降息，反而在二季度以后引导实际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不断上行，结果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2020年前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增速高达9.5%，而居民净存款（存款-贷款）增速高达10%以上。 有学者认为当前消费疲弱的直接结构原因，主要还是疫情影响下的餐饮、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因而只要疫情受控，消费就会自然复苏。这种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前文所述的2020年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主要是商品消费的负增长而非服务，而旅游、航空、酒店、影院、会展等服务业的消费负增长，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负增长更加严重。 正是在上述错误认识下，造成我们在疫情严重冲击下的救助资源大部分流到投资端，而对居民的救济、补助等转移收入总量较少、占比偏低。不论是2020年消费的负增长，还是2021年同比高增长数据掩盖下的消费不足，都不能简单归因于疫情的影响，并期待疫情后自然恢复。要看到去年三季度中国社会秩序已经恢复、而消费并没有如期恢复到正常状况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只有从居民收入增速长期持续放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等深层次原因入手，才能真正找到激发中国消费潜力的药方。 正视社会平均利润率下行，尽快降息 为应对百年来最严重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欧美各国纷纷大幅降息，辅以财政刺激，很多国家都降到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水平。与欧美国家直接向个人和企业发放现金补贴不同，中国的抗疫措施更偏向供给端的恢复和稳投资，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前四个月有比较明显的宽松和真实利率的下行，但是在2020年5月份以后短期利率、长期利率都就开始逐步上行。 从消费和储蓄的关系看，在给定居民收入的前提下，如果要扩大消费，就要降低储蓄率；而要降低储蓄率，就是势必要降低利率。因此，2021年稳消费的第一把火应该是尽快降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明确提出相关政策保持连续性，不急转弯，同时还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今年的主要任务，提出合理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比例关系。从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出发，通过降息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应该是应有之义。 从政府、企业和居民债务成本角度考虑，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各部门的总债务约在270万亿元，若利率调降1个百分点，可节省2.7万亿的利息支出，释放出大量投资和消费潜能。 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面对疫情冲击，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国独自保持较高利率不仅使本国企业承担了较多的成本，同时也会造成国际“热钱”和套利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影响中国的金融稳定。过去一年来人民币的不断被动升值就是表现。 最后，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般原理出发，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疫情冲击后，全球各国、中国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是不符合社会平均利润率一般规律的。应该正视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现实，相应调低利息率。 提高居民收入，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者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二把火是提高居民收入，重点是把更多的低收入者变为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每年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标准，即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如果按去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则为年收入2.5万-25万元人民币，月收入2100元人民币就算中等收入群体。考虑到房租、物价等各方面现实情况，这个标准对于对中国城市居民来说显得有些低了。 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2019年1月曾给出中等收入群体测算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则为中等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每人每月收入在2777.8元-13888.9元之间，就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照此标准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例只有30%。 假设到2035年前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达到50%，即从当前的4亿人增加到7亿人，需要每年平均新增2000万中等收入人群，这样的增速可能吗？ 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1988-2005年间曾呈下降趋势，而到2013年前后才有显著的趋势性上升。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约18%，而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根据收入及地区细分数据测算，2013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为18%，虽然不同的统计主体有可能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口径，但是也说明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上升从2013以来才开始加速，平均每年增加2400-2600多万人。 毫无疑问，中等收入群体人口的最直接增长动力来自于扩大就业，每年超过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大部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抬高，现有就业人口工资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接近月收入2777元的人越来越多，我国的中等收人群体增长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速。 让低收入者向上流动，让中等收入者不掉队，扩大就业是最有效、最普惠的提高收入水平途径。因此要继续贯彻六保、六稳政策，确保每年可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尤其要重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扩大就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等改革，消除妨碍人员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破除户籍制度限制，取消一切歧视性的就业规定，让进城人员、非户籍人口也能享受到各类公共服务。为了推动扩大就业，政府可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岗群体、新进城群体的培训和就业指导，让他们尽快在新产业中找到岗位，早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加快农村土地、宅基地确权后的流转、交易制度建设，使农民的资产转化为实质性的财产性收入；考虑到资本市场的投资主体扩大，资本市场的繁荣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现实途径。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要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更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五大要素都创造财富，都应获得合理报酬，但近些年，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获得了不合理的超额要素报酬，应当减少这些部门依靠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获取的超额报酬，从而增加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入，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要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力度，并增强中低收入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假设到203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总数达到7亿人，占比达到50%，形成橄榄型收入分布结构，不仅是形成内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动力结构，更有利于形成更稳定的社会结构。 创造新需求：让老树开新花，让新树发新芽 激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要点燃的第三把火是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 首先，在释放和激发传统消费增长上，还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和手段。 比如，我国城镇化进程放缓但尚未完成，目前60%左右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未来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不仅因此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也会引发衣食住行等各类消费需求； 再比如，信息化手段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也可以激发巨大的潜力。拼多多用五年多时间就崛起为中国电商第三极，说明三四线城市、县乡消费、老消费也存在挖掘机会。 又比如，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可以促进传统消费需求。去年7月实施的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带来了销售额的大增。粗略统计，去年海南离岛免税销售2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购物人数522.2万人次，同比增长30%。考虑到海外疫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抑制，这类消费回流仍将持续。 当然，除了用各种方法提高传统消费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抓住消费升级的方向“创造新需求”。 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与此类似，特斯拉新能源汽车、泡泡玛特潮流玩具、故宫文创产品等等，都是依靠企业家的创新，用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 比如，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新供给正在成为创造新需求的增长点。去年二季度财政部明确了延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自下半年起，新能源车销量逐月上升，成为稳定全年国内车市的主要驱动力。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估，2020年中国汽车总销量预计为2530万辆，同比降幅2%左右，远好于原先预期，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0万辆，同比增长8%左右。 又比如，中国近几年在5G方面的投资也将创造出更多的新消费场景。想当初2G、3G 时代苹果手机问世时，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这种创新能够带来移动社交网站（如微信）、移动支付、移动视频、网约车、共享单车等新的消费场景，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集中产业化都可以创造出巨大新需求。 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有时候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的创新也会创造出巨大的新消费需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可口可乐利用圣诞老人创造了冬天喝可乐的新消费场景，通过创新生活方式创造新需求：1931年以前的每一个冬天，都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然而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可口可乐公司根据该公司产品的红白色设计出的一个大白胡子、戴红帽穿红袄、畅饮可乐的慈祥圣诞老人形象，Holidays Are Coming卡车载着圣诞老人和可乐走向美国和世界各地，一种新的消费需求被创造出来，从此冬天再也不是可口可乐的消费淡季。 在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新时期，如何用研发、设计、品牌、消费场景、生活方式的创新来创造新需求，既让老树开新花，也让新树发新芽，无论对于宏观政策决策，还是对于企业创新转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朱长征为万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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