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6日讯证监会网站近日公布了关于对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相关责任人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决定书显示，2016年4月18日，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数娱”，股票简称*ST天润，代码002113.SZ）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方式完成对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点乐”）100%股权的收购，交易金额为8亿元。 本次交易中，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乐润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七家公司”）承诺点点乐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00万元、8125.00万元和10150.00万元，如利润未达承诺数，应以现金、所持股份对天润数娱进行补偿。 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点点乐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77.1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97.46万元，净利润未达承诺数，同时七家公司均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湖南证监局指出，作为承诺方，七家公司上述行为构成了超期未履行承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9号）第五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现对七家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七家公司应认真履行对上市公司承诺的补偿义务。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2015年11月，天润数娱发布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8.30亿元人民币，发行价格为11.82元/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7022.00万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收购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已于2015年3月31日与点点乐的股东签署了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于2015年5月27日与点点乐的股东签署了收购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8.00亿元人民币的现金对价收购该等公司的全部股份。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赵旭、付彪。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9号）第五十九条规定：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凡因不属于上市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上市公司所购买资产实现的利润未达到资产评估报告或者估值报告预测金额的80%，或者实际运营情况与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存在较大差距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对此承担相应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顾问、资产评估机构、估值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在上市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在同一报刊上作出解释，并向投资者公开道歉；实现利润未达到预测金额50%的，中国证监会可以对上市公司、相关机构及其责任人员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定期报告等监管措施。 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相关责任人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45号 关于对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相关责任人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新余市贵丽妃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乐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联创盛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兵马奔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君创铭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新余市咸城信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无锡天乐润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6年4月18日，湖南天润数字娱乐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数娱”）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方式完成对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点点乐”）100%股权的收购，交易金额为8亿元。本次交易中，你们承诺点点乐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00万元、8,125.00万元和10,150.00万元，如利润未达承诺数，你们应以现金、所持股份对天润数娱进行补偿。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点点乐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77.15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97.46万元，净利润未达承诺数，同时你们均未履行业绩补偿承诺。 作为承诺方，你们上述行为构成了超期未履行承诺。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59号）第五十九条的相关规定，现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你们应认真履行对上市公司承诺的补偿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湖南证监局 2020年12月10日
“当初回国，就是希望中国也有一批优秀的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让本土患者能享受到好药的同时，还能用得起。如今看来，我们的愿景正在真正履行。”近日，微芯生物董事长兼总经理鲁先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科创板等政策、资本的支持下，未来几年内会有新药陆续上市，企业将真正走进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 20年前，鲁先平已经是美国Galderma公司北美研发中心研究部主任，无数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但是，他毅然放弃了这一切，选择回国并创立了微芯生物，被业内人士称为“新药研发斗士”。2020年10月11日，鲁先平与马化腾、马明哲、马蔚华、王卫、王传福等一道被评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他创建的微芯生物，被誉为小分子创新药的领军企业，是一些研究者眼中的创新药研发公司样本。 原创新药从发现到临床 完全自控 “2014年底西达本胺在中国获批，是我国原创药的里程碑，不过，生物医药产业要有质的改变，需要顶层设计的制度支撑。”鲁先平表示，2010年后，中国医药行业腾飞的时代到来。产业政策大力支持，生态链进一步完善，商业模式走向多样化，但核心能力仍然缺乏。 从全球整个行业发展状况来看，随着药品市场规模的扩大，我国医药企业数量和规模都有所增加，但受制于资金、人才、政策等因素的限制，我国医药企业原始创新能力薄弱。鲁先平向记者介绍，一直以来医药研发停留在仿制药的水平，主要依靠生产和销售仿制药，凭借低廉的价格取得竞争优势，利润率较低；另一方面，研发创新能力强大的跨国大型药企依靠品牌优势和临床必需新药，占据了我国高端主流医院的用药市场，享受药价上的单独定价权利，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 微芯生物原创新药的研发之路伴随、见证和促进了国家科技政策、药政法规、专利制度、市场监管以及资本市场等在医药领域多方面创新转型发展。 微芯生物主要产品均为自主研究发现与开发的新分子实体且作用机制新颖的原创新药，是一家从药物发现、早期探索性研究、临床开发到生产和销售的全链条现代化的生物医药企业。与国内大多数医药企业以仿制药或me-too类新药开发为主不同，微芯生物主攻first-in-class级的新分子实体原创药。三大核心品种西达本胺、西格列他钠、西奥罗尼市场空间广阔。“微芯生物在国际上率先构建了基于化学基因组学的集成式药物创新和早期评价技术平台，能够提供源源不断地创新活水。”平安证券的一份研报如是评价微芯生物。 对此，鲁先平也颇为自豪，在他眼中，微芯生物有优秀的科研团队，能够不断创新是长期坚持研发投入的结果。 “我们有20年的科研团队积累，原创新药是否得到认可要通过临床研发，而一个产品从实验室发现到成功应用，微芯生物完全可以自己控制。”鲁先平此时自信满满，但同时也抱有忧患意识，“虽然，当前的新药研发中，我们在某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但也要看到，在早期实验室研发阶段中，有些科学研究仪器仍然不是中国制造，这也是一个弥补‘卡脖子’的环节。” 资本助力 研发投入快增 鲁先平对记者表示，2019年，微芯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上市一年来，公司面向全球开发的模式得以顺利推进实施，为未来产品在国际市场展现中国原创新药价值奠定基础。产业化是简单的事情，而整个产业链最大的挑战来自如何把前沿科学转化成创新产品，99%的科学发现是无法开发成产品的。对微芯生物来说，在早期研发中的科学力量是优势，科创板的股权激励、再融资等制度又为企业提供了更多资金‘活水’，让企业更好释放原创新药、科研力量。 “虽然资本市场的30年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惑，但逐渐完善，在促进经济转型、行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年的创业经历让鲁先平敏锐地观察到，医药行业是朝阳行业，亏损的科研型生物医药企业打开直接融资的渠道后，所有创业者非常欣慰，在资本市场的支持之下，科研型医药企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完成科创板上市之后，鲁先平坦言，最大的变化是公司研发投入力度更大。“过去的规定有要求企业弥补亏损，但科创板的定位让企业更敢投入研发；此外，科创板的股权激励制度对企业员工的激励作用明显。”鲁先平进一步表示，“生物医药企业的投入，要按10年甚至更长的周期来计算，而且90%的研发在最后的商业化过程中是打水漂的。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又要求在合理控制成本之下进行研发驱动，鼓励员工有长期踏实的研发精力投入，科创板的制度让这个烦恼得到了解决。” 科创板的再融资制度，也让鲁先平颇感欣慰，“再融资通路开放后，对微芯生物这样的企业抵御风险能力有很好地提升。企业要有持续的利润用于支持新药研发，从业者首先解决的是好药使用紧迫性，但也要让患者负担减轻。” 微芯生物希望通过科学贡献不断产生新药，“在好政策的支持下，未来几年内会有新药陆续上市，企业将真正走向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鲁先平对记者说。 创新在于 既满足患者需求又“可承受” 记者注意到，微芯生物的主营描述是“为患者提供可承受的、临床亟需的原创新分子实体药物”。“可承受”这三个字怎么去理解呢？ “跨国企业按国际定价水平，本土患者用不了或用不起。20年前我回来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中国创新药研发成功后，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在鲁先平身上，记者看到他远大的抱负和浓烈的情怀，但他说得却风轻云淡“比如，有一些品类在保证同样级别的效力和治疗效果上，价格是别人（国外）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现在医保下，价格继续往下砍40%。中国患者有很多成熟的新药可使用，包括微芯生物在内的本土医药企业的贡献不可否认。” 在医药创新方面，除了保证患者“可承受”，还要满足患者刚性需求。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医疗企业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微芯生物过去专注于肿瘤、代谢病和免疫性疾病三大治疗领域原创新药的研发。随着疫情暴发以及新的研究中心落地，我们在上述三大领域的基础上，开始拓展中枢神经和抗病毒领域。”在鲁先平看来，布局抗病毒领域对于创新药研发企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最近几十年真正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威胁的公共事件，都是由这类RNA病毒引发的。这就从科学的角度上，为我们指明了需要攻克的新方向，也是作为一个原创新药研发企业，真正需要去聚焦的部分。在极端的公共卫生事件下，医药企业真正的创新在于满足患者的刚性需求。” 展望未来，鲁先平更加务实，他说：“企业的规范化是首要的，要有透明规范的理念，不断实现提质增效；其次，企业要不断发展，必须始终保持新陈代谢的动能，团队的培养、成长要有动态的调整；希望资本市场的制度不断完善，未来30年，能更趋完善，继续促进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 “资本市场打开了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行业的明显提升。医药行业是朝阳产业，未来要看我们！”鲁先平的眼中放射出一道更加坚定的光芒。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出席“2020上海货币论坛——疫情冲击下的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并做了题为《关于当前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问题的思考》的演讲。 他指出，当前我国财政总体比较困难。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六稳”“六保”等政策措施的持续落地，财政困难会进一步加剧。若要缓解当前的财政困难，他认为，一方面要加强财政自身的建设，加快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从自身角度，以及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的角度予以支持，具体来说：一是帮助财政扩大篮子，增加财政实力；二是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支持财政进一步提升资金投向的精准性；四是跟财政部门一道，对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进行适当的评估。 以下为演讲整理。 一 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评论 在讲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问题之前，先对现代货币理论（MMT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评述。其实今天的论坛我更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乔秘书长把我安排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这个讨论环节了。我是不太赞同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政策主张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假设有问题，MMT认为货币是政府开出来的借据，央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恰恰是这个假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货币实际上是包括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在内的所有社会经济运行部门开出来的借据，是信用的表示。最初物物交换时代没有货币，但当出现交换的时滞情形下，就需要借据代表未来偿付的信用。政府、私人部门都可以开借据，借据多了，就产生了一家集中处理这些借据的机构，由它来负责登记、托管和清算这些借据，这就是中央银行。这里，央行只是在整个社会层面上把所有这些借据综合起来，类似于一个借据交换所、清算所，这样可以反映全社会信用的总和，既包含作为政府部门信用的借据，也包含作为私人部门信用的借据。到后来，出于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考虑，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标准化的借据，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使用，这就是货币。 央行统一发行标准化借据的数量标准，就是整个社会各类市场主体所需借据的总和，它代表了全社会信用总和。在不是由央行统一开具借据的情况下，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在出票人和持票人之间；而在央行统一发行标准化票据的情况下，债务人由央行集中代表，持有央行集中发放的借据的任何市场主体，对这些数量借据所对应的商品或劳务，都具有偿付请求权或追索权，这就是央行发行法定货币的无限法偿性。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法定货币虽然已经不是贵金属货币或者具有足额的贵金属或硬通货作为储备支撑，但仍然首先是央行的负债，具有无限法偿性。因此现代货币即使是信用货币，它最后也是必然要偿还的，市场主体不愿意持有或者对其不信任时，就要申索其债权，兑换该货币所能偿付的商品或劳务。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民币国际化，境外市场主体持有任何数量的人民币，中国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其承担无限法偿的义务。为什么？任何境外市场主体持有这些人民币，就意味着他可以到中国境内购买他需要的东西。即使他不想购买东西，也可以将这些人民币兑换成其它货币。其实，这种权利对于国内市场主体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对于开放的成熟经济体，货币的无限法偿性最终由市场主体来选择并体现，当人们不需要或者不信任该货币时，是可以用脚投票的，要么兑现为商品或劳务，要么兑换成其他货币。 可见，货币并非像MMT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政府开具并由私人部门持有的借据，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开具的借据。在由央行统一出具借据、形成法定货币并具无限法偿性的情形下，货币代表全社会信用，名义上是央行的负债，但实际上其请求或追索的是全社会的商品或劳务，代表了全社会的经济交换活动。即使是在仅有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两部门经济中，央行也不属于政府部门，更不是代表政府发行作为借据的货币，而是作为独立第三方，负责政府和私人部门出具的所有这些借据（或货币）的集中交换和清算。无论是把央行发行货币看作政府行为，还是把央行发行的货币视为政府向私人部门出具的借据，都是不妥当的。 二 当前财政总体比较困难 总得来说，现在财政比较困难。刚才余永定老师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数据，是很好的说明。财政收不抵支，而且财政的那几本账还不平衡，结构上也很窘迫。2020年公共预算收入180270亿元，比2019年下降5.3%；公共预算支出247850亿元，比2019年增长3.8%，增速是过去十几年来的最低点。财政赤字37600亿元，比2019年增加10000亿元，其原因是收入减少10112亿元，而不是支出扩大10000亿元。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六稳”“六保”等政策措施的持续落地，财政困难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财政篮子需要扩大，财政需要支持，否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凯恩斯主义者——首先得解决眼前的问题，要想办法帮助财政扩大篮子、优化结构。 其次，财政政策确实就跟前面晓灵行长所说的那样，目标不太清晰，预算的编制、资金的投放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疫情之后，最需要救助的是家庭部门、中小微企业，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恶化的速度最快，恶化的程度最严重。当然，可以搞新基建，也可以搞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但与疫情冲击之下的最需救助的部门相比，可能没那么紧迫。另一方面，在精准度上，能不能把公共资金真正投放到那些嗷嗷待哺、揭不开锅的市场主体口袋里？总体看，成熟市场国家财政政策目标通常非常清晰，有一整套关于财政政策的框架、边界、工具及其实施规则，比较强调财政支出的效果。我国财政缺乏独立性和清晰的目标，其职能更接近政府出纳，财政支出的方向、目标很大程度上由发改委等决定，长期以来倾向于支持基建、政府投资等领域。 第三，与此相关，我认为财政的投入产出效率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说过去财政投入可以换来一些就业、GDP的增长，但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有非常好的数据表明，单位财政投入产生的回报有明显递减。每一笔财政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复苏的边际回报怎么样？同样一笔财政支出，用于救助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还是在某些领域开展公共投资、建成若干“新基建”项目，会更有利于推动GDP增长、带来更明显的边际产出提升？即使是对于公共投资，也要考虑哪些领域的投资边际产出相对更高、回报更明显。 不仅如此，还要考虑财政支出的负效应，如挤出效应、分配效应、金融周期效应等。过去我国财政支出聚焦于基建投资、政府直接投资企业等，对民间投资、私人部门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在当前经济受疫情冲击情况下，财政资金如果不能精准救助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一方面无助于修复中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不急需救助的部门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甚至一部分资金流向了资本市场，从而形成负向分配效应。财政投向如果不精准，还容易激励杠杆率较高的一些企业更容易从商业银行、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支持，进一步推高杠杆率，加剧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周期效应。过去，通常由发改委确定“铁公基”项目，现在强调投资“新基建”，但在财政资金有限、公共投资回报递减、财政投资负效应日益明显的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投资的产出效率进行评估。 第四，财政融资成本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扩大财政预算篮子，除了税收以外，还需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其成本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的可持续性、财政投入产出效率。随着最近一批特别国债的发行，资金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幅度也比较大。2020年4月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2.5%左右，但是到了六月份超过了3.1%，而且基本维持在3.1%甚至更高的水平。这对财政进行大规模融资带来了一些挑战，财政负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吗？ 总得来说我觉得要对财政存在的这些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一方面，加强财政自身的建设，加快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任务，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可以从自身角度，以及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想一些办法，支持缓解当前财政存在的迫切困难。 三 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晓灵行长刚才谈及的大框架非常清晰，例如，怎么进一步做好预算，关注预算的质量比关注预算赤字更重要；如何进一步明确财政的目标和方向，等等。我想从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角度，提供一些探讨。 首先，还是可以也有必要帮助财政扩大篮子，增加财政实力。因为这个时候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可更注重结构，更具有帮扶救助的意义。支持财政扩大篮子有很多办法，如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等。中央银行能做什么？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中央银行其实也是可以支持财政的。有必要强调一下，如前所述，我一直是不赞同MMT理论的，因此，我说央行支持财政扩大篮子绝不意味着像前一阵子一些观点所讨论的那样，希望央行直接为财政埋单。虽然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实践，比如2007年为了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发行的特别国债，就是中央银行持有的。再比如1998年，央行就开始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之后的例子还有PSL支持棚改，等等。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由于疫情导致的美国金融市场动荡过程中，美联储设计了非常好的机制，配合财政进行必要的救助。比如怎么成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财政和央行各出多少比例，在承担损失上谁优先谁劣后等，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更有力地应对危机。央行不是不可以介入，但如果要介入，一定要按市场原则，事先要明确机制，明确责权利边界，明确事后怎么退出。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学习。在机制和产品设计上，财政部和美联储并不是自己拍脑袋，而是请最好的投资银行做设计，确保尊重和反映市场规律，具有可持续性。 另外，我认为条件比较具备时，中央银行可以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对此，刚才余永定老师通过非常技术性的各部门资产负债表分析，其实讨论得非常清楚了。人民银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并不违反人民银行法，2000-2003年我们就曾积极参与国债二级市场交易。据我所知，大多数成熟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交易国债。在美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国债占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60%左右，占整个国家发行国债总量的将近40%。在日本，央行持有的国债占日本所有国债余额的比例大概50%左右，占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80%。德国的情形也差不多。成熟市场的中央银行都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和交易国债，既不违反法律，也是货币政策操作通行的做法。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改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和质量，增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能力。 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如何？我觉得与成熟市场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约37万亿，但大多数是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任何变动不仅会影响基础货币，也会影响汇率。人民银行账上有一些国债，大致1.5万亿左右，仅占央行资产负债表的4%多一点，占我国国债余额的9%左右，这两个比例都非常低。而且，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历史上形成的。有些是过去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持有的，有些是一些商业银行与央行做MLF过程中持有的，属于银行的抵押品，一般不能用来做公开市场操作，所以几乎没有流动性。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缺乏足够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资产，会导致央行对市场利率、特别是短期利率的调控缺乏充足的市场化手段。当然，总体看，目前国债市场的规模、品种和流动性本身也存在问题，要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也还不太具备充分的条件，需要做很多工作。 其次，要想办法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财政在一级市场上发行国债，总是希望发行利率相对低一点。但大规模发行特别国债，势必对市场流动性及利率产生影响。这个时候，如果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具有比较好的流动性，资产端就可以通过一定的公开市场操作把政策利率确定得更加符合期望目标，更加吻合市场走向，从一个侧面帮助财政降低融资成本。历史上，1998年特种国债、2007年特别国债均以定向发行方式为主，由人民银行适时出台措施稳定市场流动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较为有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机制设计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有讨论提出，商业银行购买了特别国债，是否可以用来缴纳存款准备金？这可能也是一种方案，我认为可以研究。 再次，支持财政进一步提升资金投向的精准性。财政本身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特别要准确判断哪些领域是当前最需要财政救助的，哪些领域是最需要政府投入的，而且单位投入产生的就业增长或GDP贡献比较高，相应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精准地投放到这些领域去。在这方面，中央银行有一些优势。一方面，中央银行有覆盖全国的分支机构和各级国库；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有覆盖全国和几乎所有市场主体的现代化支付系统，甚至可延伸到每一个人的手机终端。在最需要政府投入的领域，特别是疫情冲击下对于那些最需要政府救助的领域，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发挥贴近市场、直达乡镇、数据充分、技术先进等优势，与财政部门一道，采取措施，不断提升财政资金投向的精准度，把财政资金投到那些最需要的部门、机构和市场主体手里，特别是很多非常困难的小微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口袋里。 最后，中央银行还可以跟财政部门一道，对财政资金的投入产出效果进行适当的评估。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日臻成熟，每一分财政资金都要精打细算，花得物有所值。这是要做一些计算的，对此晓灵行长讲的很清楚，她说预算制度安排、预算管理要比预算执行本身更重要。中央银行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能力，尤其是国库实际上是设在央行的，央行有完备的国库业务系统和统计体系。不论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这类突发性外部冲击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周期问题、金融周期问题，如果财政资金支出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央行可予以积极支持，帮助降低财政资金成本，甚至可以配套金融资源放大财政投入规模。而在有些领域，如果通过绩效评估发现效果不佳，则应建议控制财政资金支出的边界，或在融资规模和成本上予以体现。不仅要评估财政支出的正向效应，如实现精准救助、解决失业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等，而且要评估财政支出在降低负向效应方面的作用，如分配效应、挤出效应、金融周期效应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财政做到晓灵行长所说的，不忘初心，为老百姓把钱花好、把钱用好、把经济搞好。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导致全球个人防护用品需求量急剧增长,部分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甚至一度告急。作为一家骨科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北京纳通生物科技公司虽然具备生产基本条件,但由于主营业务并非口罩产品,企业内部即无生产设备又无原材料供应。 接到上级下达的批量生产口罩任务后,纳通几乎拿出倾城之力,动用了集团所有资源,在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短短五天之内更迅速建立起一条高标准纳通口罩生产线,全员24小时加班加点转产口罩,全情投入到战“疫”行动中。董事长赵毅武表示,抗疫期间所有盈利部分都以纳通口罩形式捐献给社会,谱写一段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大爱精神。 平价,不限购,在加油站、超市等处均可买到!这些都是百姓眼中纳通口罩的标签,网上还出现了专门的“纳通口罩”评测,结果显示:尺寸够大、质量够好、价格够便宜,绝对滴国产口罩王者! 但是纳通并没有满足于此,在纳通董事长赵毅武看来,如何有效应对呼吸道疾病传染,个人头面部防护产品创新刻不容缓。于是带领纳通口罩的工程师们,从防护效果、用户佩戴体验、原材料应用、加工工艺等方面,马不停蹄地展开科研创新。 一方面,针对现有纳通口罩的不足进行产品改良升级,另一方面为了寻求个人头面部防护产品创新,还特别为此开展了系列解决方案征集活动。通过集思广益的形式,充分凝聚个体能量,将更多好点子、好方案应用于优质个护产品生产中。 在纳通的工程师们潜心研究下,成功研制出一款夏季清凉口罩,该新款纳通口罩以人体工学原理设计,经过严苛检验,精心选材,面料亲肤,清爽透气,带来极致的舒适佩戴体验。同时拥有极好的防护力,面对炎炎夏日,佩戴纳通口罩夏季清凉款,彻底告别夏日“酷刑”折磨。 在特殊时期背景下,纳通坚定响应国家号召,跟随政府、领导脚步,助力打赢这场疫情攻坚战,体现出良心大企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作为一个企业,纳通也没有忘记自身立足于健康领域的行业责任,通过持续创新,积极转化生产力,提升产品品质,为人们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也为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亮点。
12月16日，辽宁大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外披露，大连新增4例本土病例。 12月15日，在对大连金普新区大连港毅都冷链有限公司人员定期例行检测中，相关工作部门发现4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当地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12个工作组，工作专班，组成流调、消杀、核酸检测等，迅速开展流行病调查、密切接触者转运隔离等工作。就地立即封存冷链货物，涉事产品未流入市场。 此外，据辽宁省卫健委发布的消息，这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在港口从事冷链货物搬运的工作人员，均在对重点人群的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目前已转入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隔离治疗。 目前，当地正在对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全力排查并集中隔离观察。温馨提示：财经最新动态随时看，请关注金投网APP。
由于主营化工产品较为单一，一直面临产品价格下降压力的兴化股份将投入资金新增乙醇产品。 2020年的最后一天，兴化股份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显示，公司将定增募资不超过9亿元，用于收购新能源公司80%股权、产业升级就地改造项目，募投项目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年生产合成气制乙醇20万吨产能。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是公司引进国内领先创新化工技术，积极谋取产业链升级，提前布局合成气制乙醇产业的前瞻性举措。”兴化股份副总经理、董秘席永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募投项目的乙醇产品有望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业绩爆发点。 丰富公司产品结构 据记者了解，兴化股份目前具备年产30万吨合成氨、30万吨甲醇、10万吨甲胺/DMF的基本产能，“募投项目完成后，将使得公司新增核心业务醋酸甲酯、乙醇的生产，实现产品结构多元化及甲醇产品产业链进一步延伸。”席永生表示。 募投项目达产后，兴化股份将有条件启动收购控股股东延长集团旗下50万吨乙醇项目，届时完成后其乙醇产能合计将达70万吨/年。 “若合成气制乙醇被国家政策允许作为燃料乙醇，公司将迎来巨大发展机遇。”席永生称。 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单元庄在接受表示，乙醇作为一种基本的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饮料工业、军工、日用化工和医药卫生等领域。同时，乙醇又是一种绿色新能源，可以提高燃油品质。随着燃料乙醇生产技术日臻成熟，因其具有既可直接替代汽油等化石燃料又可与汽油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的特性，受到许多关注能源安全、试图发展清洁能源的国家的重视和支持。 据记者了解，目前燃料乙醇的需求量约为1250万吨，但当前我国燃料乙醇生产能力约300万吨/年，另有在建、筹建产能约450万吨/年，为此燃料乙醇仍存在较大的需求缺口。 兴化股份此次募资的重要因素就是看中了乙醇产品未来的发展前景。 “目前，合成气制乙醇暂未纳入我国燃料乙醇范畴。国内合成气制乙醇企业较少，整体产能规模相对不大，国家尚未明确出台关于合成气制乙醇产品是否进入车用乙醇汽油使用的产业政策。如果未来国家相关政策允许合成气制乙醇作为燃料乙醇，将会对本次非公募投项目的乙醇产品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席永生表示。 据悉，此次拟收购的新能源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为10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科技示范项目，设计产能为10万吨乙醇/年，主要中间产品为醋酸甲酯，项目最终产品可为16万吨/年醋酸甲酯或10万吨/年乙醇，可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 席永生表示，此次收购将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市场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同时将降低关联交易、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乙醇应用的主要方向是乙醇汽油，用在汽油替代方面，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不影响汽车性能，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量，乙醇汽油是一种新型清洁燃料，绿色环保，再生清洁，可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上海济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西安交通大学金融学博士丁炳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兴化股份此次定增新能源公司，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增加资本市场对公司前景的想象力。 “而醋酸甲酯主要用于硝酸纤维、醋酸纤维等多种纤维、树脂、油脂以及合成革生产中，也可以应用到香精产品的生产。”丁炳中表示，醋酸甲酯作为一种基础化工原材料，价格不断在上涨。此次兴化股份定增项目之一的“产业升级就地改造项目”就是再新建一套10万吨乙醇装置，而其同时具备生产16万吨/年醋酸甲酯产品的能力，这对于提振上市公司股价也有积极作用。 继续整合控股股东乙醇资产 近两年兴化股份虽然努力提升产量，但一直面临原材料煤炭价格上涨以及甲醇等主营产品价格下降的压力，2019年和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分别下降38.60%、19.37%，盈利能力较之前下降。 由于兴化股份背靠世界500强的母公司延长集团，公司早就定下战略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融资功能，在对延长集团内外优质资产或潜力项目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借力资本市场积极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次兴化股份并购的在产乙醇项目，采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延长集团联合研制的“二甲醚羰基化路线生产乙醇”工艺技术，建成的全球首套合成气制乙醇工业示范装置。 由于项目核心技术为国内乃至全球首创，从建设到正式投产历时将近5年。在产乙醇项目开工建设于2015年10月份，2017年1月份开车试生产。经过不断完善项目工艺，最终实现产能利用率与产品质量的稳定化，2020年5月份才达到使用状态。 “此次并购并建设‘产业升级就地改造项目’投产后，兴化股份计划继续整合控股股东乙醇资产。”席永生告诉记者。 公告显示，延长集团全资子公司陕西延长石油榆神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建50万吨乙醇项目，该项目于2020年6月份启动奠基动工仪式，预计在2022年5月份实现主工艺装置中交。 席永生透露，针对与控股股东潜在的同业竞争，在50万吨乙醇项目投产及上一年度盈利后，兴化股份将会及时启动对这一项目相关资产的并购工作。 “兴化股份现有项目与将新增核心业务即醋酸甲酯、乙醇的生产和销售共同形成‘一头多尾’的生产格局。”席永生表示，公司将以煤制合成气为源头，可兼顾生产液氨、甲醇、甲胺、DMF、醋酸甲酯、乙醇等多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的产品结构，这将有利于公司增加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具备良好的协同效应。
人口问题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灰犀牛之一，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我们长期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以提升总和生育率至世代更替水平，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以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并且，全面放开生育是将选择权还给家庭自主，鼓励生育并不是强制生育。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争议仍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更期待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近期各界对放开生育的共识逐渐形成，相关政策箭在弦上。2020年10月，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断，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1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日益严峻，放开生育虽不能阻止但可延缓老龄化 由于计划生育长期推行，中国人口形势较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更为严峻，既面临人口总量即将见顶、远期将急剧萎缩的总量危机，也面临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危机。1950-2019年全球妇女总和生育率从4.97降至2.27；而中国从1970年之前的6左右快速下滑至2000年后的1.4-1.6，目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7，居全球倒数。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阻止老龄化，但可延缓老龄化。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虽不能影响未来几十年内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动，但可相对扩大总人口使得老年人口占比相对下降，并在长期逐渐深刻改善人口年龄结构。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总和生育率为1.5。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一方面，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在1997年达1.86亿的峰值，2030年将比2019年减少约28%，2050年将较2030年再减少约19%。另一方面，当前二孩出生人口占比仍高于一孩，表明全面二孩的政策生育堆积效应仍存，随着政策效应彻底消失、受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推进等，未来总和生育率或下滑至1.0-1.2左右。并且，必须认识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全局，应对老龄化是局部，前者重要性高于后者。 根据我们的情景分析，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则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2.1亿、5.2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31.2%、53.4%。若未来十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逐渐提升至2.1左右，到2050年、2100年中国人口将分别为14.0亿、12.9亿，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达26.8%、26.7%。从如下四个方案看，通过生育率提升延缓老龄化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2部分保守派学者学术不严谨拖延了生育政策调整，最近将当时生育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 独生子女政策原本预期实行30年，但有关人士担忧放开二孩将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人口失控问题，因此生育政策调整屡屡受阻、屡屡被拖延。1990年代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之下，20世纪末开始部分学者开始建议逐步过渡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有关保守派人士影响下，2006年12月中央《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仍要求，清醒认识全面加强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2010年1月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提出开展“单独二孩”试点，2010年11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分省逐步放开“单独二胎”的方案并上报国务院，2011年6月原国家计生委形成新的“单独二孩”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被搁置。因此，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直到2014、2016年才先后调整为单独二孩、全面二孩。 长期以来，某些保守派人口学者学术不严谨，多次在预测中夸大生育政策调整效果，最后与事实出入极大，误导社会舆论和中央决策，导致生育政策一再被拖延，人们获得生育自主的权力一再被剥夺。某著名人口学者曾测算，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导致妇女累积生育能量的突然性释放，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未来4年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妇女时期总和生育率峰值可达4.5左右。因此认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条件尚不成熟、风险很大。在2014年启动“单独二孩”前，该学者测算政策将在4-5年内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30-160多万人；实际上，2014年出生人口1687万、仅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5年为1655万。2016年启动“全面二孩”前，该学者又测算政策将使出生人口年度新增160-470万，2017-2021年分别为2110、2189、2077、1936、1689万人；实际上，2016年出生人口虽攀至1786万，但2017-2019年分别降至1723万、1523万、1465万。 在当前严峻人口形势下，近期一些保守学者态度发生180度转弯，转而呼吁自主生育，并将当时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不负责任，阻挠、拖延生育政策调整的行为让人深感遗憾。某保守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声称，预测结果与实际效果的差距与当时调查时群众反应的情况和大家生孩子的时间分布的有关，在调查当中大家生育的愿望比较高，回答的比较热情。学术研究须严谨科学，影响公共政策的学术研究更应如此，在实践中，调查生育意愿往往高于实际生育结果，将预测离谱甩锅调研对象只能说明学术研究态度不严谨、水平低下。 但是，我们对保守派学者正视现实、迷途知返表示欢迎，大家一起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建言献策，为放开生育呼吁，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3 老龄化不可逆转，挑战远大于机遇 老龄化是是经济社会进步下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共同作用，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人口再生产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整体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从采集狩猎时代到后工业时代，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渐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走向超低出生、低死亡、负增长。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进步对人口数量要求逐渐下降、但对人口质量要求提升，对应个体生育行为逐渐从本能到功利需求到死亡率下降驱动、再从情感需求到成本约束，因此总和生育率从5-6以上逐渐下滑至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使得食品丰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人类平均寿命逐渐提升，死亡率逐渐降低。根据Gapminder数据库等统计，1800-2019年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28.5岁升至72.6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全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82.9岁，人类已经进入长寿时代。总体而言，平均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但低生育率则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 随着老龄化加深，人类社会将逐渐从青年步入中老年，虽然对健康、财富管理等部分行业是机遇，但对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是严峻挑战，延迟退休不可避免。人口发展既决定于经济社会发展，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势大力沉的反作用。1950-2019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5.1%升至9.1%，人口年龄中位数从23.6岁升至30.9岁，联合国中方案预计到2100年将分别升至22.6%、41.9岁。其中，2100年部分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50%。从需求侧看，老龄化将使得人类社会需求结构深刻改变，未来健康管理、财富管理的需求将日趋上升。从供给侧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滑，社会抚养比攀升，全球经济社会将随之面临深度调整。依靠人口质量红利驱动经济增长终有尽头，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或不可避免下滑至中低水平，并且社会阶层将日趋固化，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拉大。一些人将过去几十年全球老龄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数据直接对比，论证老龄化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甚至有利经济增长，这从科学的角度是伪相关。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 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1949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早期短暂鼓励生育到节制生育，到1970年代“晚稀少”宽松计划生育，到1980年开始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严格计划生育，再到2014年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严格计划生育有所放松的转变。中国生育政策收紧很急很快，但放开却是小步微调。十九大以来，相关文件中“计划生育”字眼消失，而代之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但生育权仍未明确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是尊重基本人权的需要，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应有之义。 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不是、也不能强制生育，否则又将回到计划生育的老路。一些人看到鼓励生育就直接等同于强制生育，这属于受传统计划生育的影响太深。从现实看，全面放开生育的效果将极其十分有限，因为总和生育率远低于2，表明当前二孩都没有多少人生，三孩、四孩将更少。要促进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未来必须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绝不是制定指标要求每个家庭强制生育多少，而是在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作用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引导家庭实现社会预期生育目标。从发达国家看，尽管近几十年已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但尚未有一国从低生育率水平回到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回升到1.8的总和生育率水平都非常难，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在鼓励生育方面必须花大力气。一些人以全面放开生育后穷人富人多生、而中间阶层少生的情况反对，这反映了对生育数量公平问题的关心，但不能因此剥夺他人自主决定生育的基本权利。政策部门在鼓励生育时应对中间阶层的生育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5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21世纪的大国竞争主角是中美印三国，中国人口形势已对民族复兴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形成严重制约。人口问题是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中国要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并长久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正确认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必须坚决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我们呼吁，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面对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生育政策越早调整越好；因为每推迟一年，人口就老一岁，育龄妇女数量就少一些，调整将更为艰难。 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当前许多年轻人不想生、不敢生，生得起、养不起。建议：一是要加快构建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公平有效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差异化的经济补贴和个税抵扣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至学历教育结束。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四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专项税收优惠。五是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投入，构建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让每个人住有所居。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让每个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医。平均寿命延长将使得带病生存状态延长，健康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将日益上升。建议：一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快发展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的第二、第三支柱，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二是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除放开并鼓励生育外，从总体上缩短从小学到大学的学制年限、促进劳动力稍早进入市场，优化不同年龄退休的养老金安排，小步、分阶段、渐进式提高退休年龄，加强老年再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开发老年人口红利。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服务。四是强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老年服务科技化、信息化水平。五是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考虑到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但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能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就应果断执行、不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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