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局首月，金融系统即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月度“答卷”。人民银行2月9日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月末，新增社融和新增人民币贷款均创历年1月历史新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增强，同时，M2、社融增速逐渐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透过这份“答卷”，我们看到的是信贷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显著增强。1月份新增社融超预期，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3.82万亿元，同比多增3258亿元，显示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不减。1月信贷再迎“开门红”，新增人民币贷款创同期新高。同时，信贷结构更加优化，呈现“有保有压”的特点。其中，1月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多增1.49万亿元，同比多增3800亿元，反映金融政策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支持效果延续。而当月信托贷款减少842亿元，同比多减1274亿元，则与当下“继续压降信托通道业务规模，逐步压缩违规融资类业务规模，加大对表内外风险资产的处置”的监管基调相一致，防风险仍保持一贯的节奏和力度。 透过这份“答卷”，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金融政策精准有效。面对疫情冲击，金融监管部门快速反应，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果断出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适宜的金融环境。当前疫情影响虽逐步消散，但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宏观政策有必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复苏。1月，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由此可见，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保持战略定力，既保持了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也没有“大水漫灌”，引导市场主体形成合理预期。与此同时，疫情期间，中国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也没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下一步，我们仍将保持好正常货币政策空间的可持续性，稳步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透过这份“答卷”，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基本面稳固向好，市场潜力旺盛充足，中国改革红利加快释放。金融是宏观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金融数据向好背后是宏观政策准确研判、精准发力的施策智慧，是市场主体拥抱变局、蓬勃生长的勇气和活力，也是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不惧风雨的底气和韧性。2020年，中国GDP跃上百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了中国经济里程碑式的跨越，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我国经济将继续向常态回归，内生动力增强，主要经济指标逐步改善，这一点已经成为各界共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具备持续向好的基础，这是因为，我国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能力在大幅提升，改革开放红利正在不断释放。 站在“十四五”新的历史起点上，挑战与机遇并存，这要求我们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保持金融系统稳健运行的基础上，继续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水平双向开放，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金融力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简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无疑为众多企业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立身之本，降低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纾困，金融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2020年，金融系统按照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降低利率、减免收费等多种方式，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已实现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 那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金融业可以怎么做？行动方案已经给出了答案。 首先，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运用，引导督促金融机构合理定价，发挥好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引导作用。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最新一期（2021年1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3.85%，5年期以上LPR4.65%。这已是LPR连续9个月维持“原地踏步”。而回顾2019年8月20日改革后的首次LPR报价：1年期LPR为4.25%，5年期以上LPR为4.85%。 LPR报价利率对接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该指标按兵不动，意味着企业贷款利率未来一段时间整体保持平稳，体现的是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一贯的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日前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市场化。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可以预期的是，接下来相关工作会继续稳步、有序推进，为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负”。 其次，积极稳妥发展普惠金融，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普惠金融服务了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上年末高1.1个百分点；全年增加4.24万亿元，同比多增1.75万亿元。 那么，未来该如何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渠道和途径是多样的。比如，延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 这一点，在去年1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经明确。而日前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将此作为今年要做的一项工作。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但是对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特殊困难仍需要加以帮扶。实施好和适当延长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帮助小微企业更好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实现生产经营稳定恢复。 最后，加大“信易贷”模式推广力度，支持开展信用融资，拓展贷款抵押质押物范围。 “信易贷”本质上就是以信用为核心元素的一个创新型普惠金融产品，重点是通过加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支持力度。通过“信易贷”扩大信用贷款规模，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找到根本出路，所起到的效果是看得到的：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示范平台（全国“信易贷”平台）公布的数据，近一年融资金额达到971.47亿元，融资笔数27985笔，累计授信47671笔，授信金额1663.6亿元。 笔者认为，做好“信易贷”模式推广工作，是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将有效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畅通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总之，瞄准“痛点”和“难点”，为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减负”，更多政策红利将释放，是实实在在的“好招”。
就58家中国实体将被限制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 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份所谓“与军方有关联”的实体清单，清单中包括了58家中国实体，将被限制购买美国商品和技术。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不断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对他国特定企业进行打压遏制。这是对自由贸易规则的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严重威胁，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福祉利益的严重损害。 他表示，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更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仍是今年金融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不久前召开的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金融系统将进一步强化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型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继续支持好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 2020年，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已实现。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过去一年里，按照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要求，人民银行通过贷款定价利率的引导，推动银行贷款利率显著下行，大幅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设立3000亿元抗疫保供专项再贷款、5000亿元复工复产再贷款再贴现，增加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精准扶贫、制造业、绿色产业等信贷支持力度，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取得预期效果。 2021年，如何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发展？如何构建一套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实现精准滴灌 在多项政策的有力支持下，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相对大企业而言，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薄弱，承受了更大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用好结构性政策工具、加强精准滴灌意义重大。“货币政策工具既发挥着总量调节功能，也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当前，小微、“三农”、绿色产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薄弱环节最需要资金，这就要求央行综合运用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流动性更有效率地流向这些领域。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持续的恢复性增长，但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一定的困难和压力，延续上述政策工具有利于进一步夯实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恢复的基础。”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分析师王静文也建议，未来在结构优化方面，一方面，可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可以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优化风险评估机制 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除了善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还可通过考核机制调整、制度创新等多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易纲在上述采访中提到，2021年，要鼓励银行综合评价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水平，降低对抵押担保的依赖。 一直以来，信息不对称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一大主要原因，而缺乏抵押、担保物进一步放大了其融资困难。为缓解上述问题，人民银行致力于推动以应收账款融资等为代表的供应链金融。 《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早在2013年，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就建成了服务于动产融资的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为小微企业开展线上供应链融资提供信息确权的登记服务。疫情期间，该平台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此前介绍，2020年以来，该服务平台已经促成了中小微企业融资将近2万亿元，而且这个规模还在持续、快速增长，为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超预期的支持。 自2021年1月1日起，人民银行全面承担全国范围内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工作，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具体开展服务性登记工作。“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动产和权利担保融资效率，便利企业融资，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有专家认为，在此前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试点中，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新增担保登记业务占比超过95%、融资金额占比超过80%。
“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促进畅通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中国证监会党委近日在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时强调。那么，如何才能“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畅通传导机制呢？笔者认为，这首先需要捋顺三大关系。 首先是资本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曾经有一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不是很顺畅。转机发生在2018年。当年10月20日，国务院金融委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专题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在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此后，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逐渐构建起友好的传导新生态。 其次是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资本市场上汇聚了一大批有着更高追求的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强是它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除了为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外，资本市场正在推进落实的各项深化改革措施，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下了基础。 2020年10月份，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中，“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与“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合力”占据了很大篇幅。 上市公司质量的整体提升显然会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使之成为居民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渠道，居民财富增加又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拓展了空间。如此畅通了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第三是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是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两个重要来源，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形成友好新生态之后，受益的自然是实体经济。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直接融资规模是难以匹敌间接融资，因为能融资的企业毕竟是少数。 这两个数据的简单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截至2020年9月末，直接融资存量达到79.8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29%；同期，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1%。 所以，货币政策要对实体经济群体形成强支撑，资本市场则要扶持那些优秀企业做优做强，借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曾撰文指出，货币、财政、产业、区域等宏观政策协同持续增强，法治保障不断强化，有利于扩大直接融资的生态体系正逐步形成。 笔者认为，只有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并逐步形成货币政策、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发展新生态，才能更好地落实“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要求，畅通三者之间的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也才能做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做好投资端建设和防风险等工作。
2020年，我们邂逅了不止一只黑天鹅。新冠疫情是第一只，它创造了一个容易引发黑天鹅的环境，又孕育出更多的黑天鹅，使得2020变得如此不同：每个人、每家机构、每个国家，都受其影响。压力是最好的变革催化剂，所以人们才说不要浪费一次危机的机遇。黑天鹅的环境下，一些深层次的变革随之启动，为未来十年的发展埋下了引线。这些种子刚埋下时还只是一些新提法，不能改变什么，但未来十年的改变，大半由它们实现。刺激消费2020年，消费刺激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但激活消费也变得愈发困难，不仅仅是部分消费者的钱包受到影响，更为普遍的是消费者心理发生了变化。2020年6月，北京推出了餐饮消费券，最低可享受62折优惠。优惠力度大，消费热情也高，但消费券一直发到12月，说明优惠不能停下来。随便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询问客流量，服务员的回答多半还是较去年缩水明显，远未恢复常态水平。是的，虽然对疫情的担忧不复存在，但消费者的热情还是没能起来。我有一位朋友，工作稳定，收入未受疫情影响。前几天，我问他今年的消费心态，他的回答是“必要的开支该花还花，不必要的能省就省”。一叶知秋，谨慎消费，成为疫情之后很多消费者的典型心态。这一年，人们见证了在家办公，见证了空荡荡的商业街，见证了亲友离职，见证了地摊热潮，又被6亿中国人月入千元的事实震惊，潜移默化之下，消费心理变得谨慎起来。反映到网络空间，消费主义受到抵制，炫耀型消费受到群嘲，消费贷款几乎人人谴责，节俭再次成为主流的叙事背景。这种消费心理下，刺激消费变得困难重重。尽管消费券的杠杆拉动效果喜人，电商大促数据也依旧动人，但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长依旧乏力，增速虽于8月份转正，较2019年同期仍有不小差距。与此同时，疫情之下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多转折性变化，在此背景下，我们国家明确提出了“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双循环战略作为舆论热点，过多地被讨论，反而很容易被简单看过。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我国发展思路迎来重大转折点，粗略地讲，可以理解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先富带动后富、追求共同富裕”的路径转变。国内大循环，简单理解就是推动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内消费。我国是制造大国，但并非消费大国，要畅通国内大循环，重点依旧是促进消费。但此时促消费，已不仅仅是疫情之下保就业、稳增长的权宜之计，而成为事关未来五年、十年发展大格局的顶层设计。要让民众有钱花、敢花钱、有时间花钱，全面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做大做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就成为题中之义，同时，压制消费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大山必然要被一一搬去，推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激活服务消费潜力也势在必行。为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展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受其影响。房住不炒疫情伊始，GDP一度陷入负增长，不少人预测房地产调控要放松，不少城市的房价也一度出现热炒迹象。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房住不炒真的很坚定，调控始终没有放松。房子，一直承载着国人对家的期待，古往今来，无数人为杜甫的千古一问“安得广厦千万间”感动流泪；近二十年来，房子更是承载了民众对财富保值增值的几乎全部期待。2019年10月中下旬，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对全国范围内3万余个城镇居民家庭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以实物资产为主，住房占比近七成，住房自有率达到96%，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房子，成为很多城镇家庭的主要资产，房价的持续上涨推动居民财富水涨船高。在一二线大城市中，以房价衡量的百万富翁比比皆是，千万富翁也不少见。但家庭主要资产集中于房地产的背后，对应的是金融资源向房地产大量积聚。于是，房价涨跌，不仅关系到居民家庭资产，还关系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安全。如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日撰文（《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所称：“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何为灰犀牛？根据《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的定义，灰犀牛事件是指“概率极大、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是一个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风险，就像是一头两吨重的犀牛，把牛角对准我们全速向我们攻击。”一旦灰犀牛开始攻击，阻止它的概率接近于零，我们能做的是提前防范风险。于房地产来讲，斩断房地产与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播链条依旧是未来的主线，房住不炒便是重要抓手。从这个意义上看，不能指望“房住不炒”的基调会放松；未来十年里，也别期待买房投资还能带你走上致富快车道。所以，“房住不炒”对普通人的意义，在于扭转财富观念的紧迫性。若还抱着买房致富的理念，会错过下一个致富风口。这段时间，亲友群中的投资理念开始分化，大部分人依旧认为财富升值只能靠买房，对“普通人不可能通过炒股赚钱”的血泪教训深信不疑；也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抓住股票市场的大风口。孰对孰错，这里不做预判。但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把财富升值的全部期待都押注房地产，已经不合适了。银行让利1.5万亿这一年，银行从业者大概会颇感失望。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不少人的职业安全感急剧下降，但银行从业者却体会的是旱涝保收的好处。不过，“不懂藏拙”的上市银行一季报太过于靓丽（3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5.7%，其中18家实现两位数增长，而GDP同比下降6.8%），众人皆苦我独乐，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论调卷土重来。不久，银行向实体让利1.5万亿的政策出台，接着银行降薪的传闻陆续出现，传闻虽陆续被辟谣，但重要的是信号意义：让利1.5万亿，短期看是疫情之下金融抗疫的有效措施，中长期看，可能也是金融持续让利实体经济的开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共识，可何谓“服务实体经济”呢？鉴于“实体经济吸血鬼”的言论由来已久，金融服务收取较高的费用，大概不能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的服务了。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除了提供服务外，还有让利之意。金融业赚钱人尽皆知。但在大家的朴素认知中，中国金融业相较美国还是应该有很大差距的，毕竟人家是国际金融中心，美元是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可以辐射全球。可从数据上看，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比肩美国。当然，背后有一些结构性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论证“金融让利实体”的必要性。金融让利实体，狭义讲是让利润，广义上还应包括“让人才”。不久前，施一公教授在一次发言中称，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了经济管理学院，并感慨“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具体的比例或有争论，但金融业对高端人才的虹吸效应却有目共睹。早在十年前，高考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就已存在，这个问题一直没能缓解。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对硬核科技、对实体经济的重视空前，势必要引导优秀的人才回归实体。薪资是人才流动的最佳指挥棒，缩小金融与实业关键岗位的薪资差距是必然选择。未来，控制金融业薪资增幅、提高制造业薪资水平，成为大概率事件。在此背景下，状元扎堆金融的现象，或能有所缓解。人才流动的分水岭能否出现，要靠时间来验证，但金融与实体的此消彼长，则是板上钉钉、确定无疑了。作为金融从业者，“金领”的光环还能保持多久呢？2021，你好啊风起于青萍之末，2020年埋下的种子，可能会成为左右未来十年经济格局的核心变量。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曾在书中自问，“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并随即自答道：“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用这种精神来回顾2020年，我们不难找到一些信号与迹象。这些信号能否在更大的层面掀起波澜，现在自是无法断言，但于特定产业、特定机构而言，2020年的转折性意义毋庸置疑。时光如白驹过隙，2020眼看就要过去。凡时光能带走的，谁也留不住；带不走的，将与我们一同迎接未来。对于未来，我们只能接受、无法拒绝，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导 读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是最近的银行绩效评价——将打破“地产-金融”的闭环，这必将成为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的转折点、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是“慢牛”行情的基础。 摘 要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是最近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与《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这一系列政策推出的大背景是，地产信贷居高不下与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不断增强。 我们认为这些新规将打破旧有的“地产-金融”的闭环，这将是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财政部2021年发布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与2016年版本有两个重大变化：（1）绩效评价范围更广，不只包括利润等指标，而且还直接将服务实体经济纳入绩效考核，势必将改变目前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业务模式等方方面面；（2）绩效评价不再局限主要领导层，还与各个层级的员工薪酬直接挂钩，从而具备强大的行动力。 央行最近公布的“房贷集中度管理”将直接影响信贷结构，有利于建立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期有效机制。我们粗略测算，静态极端情况下，对于未来一年地产开发资金整体影响大约在1.8%-3.6%左右；对于地产销售而言，整体拖累2.5%-5%。我们预判最终影响将在银行资产规模自然上行和购房者和房企不同银行间“腾挪”中进一步弱化。 对于最近一系列金融新规，我们有三点核心判断： 第一，“地产-金融”旧有闭环将被打破，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行为模式与金融资源投向将被大幅改变； 第二，实体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行，这个下降大概率是银行让利（即息差缩小）带来的； 第三，这些新规将成为包含制造业的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将是权益市场“慢牛”的基础。 正 文 1．金融体系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信号正在涌现 自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金融领域发布了一系列新规，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两份文件，即《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与《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这无疑是通过绩效评价、信贷指标等最直接、毫不含蓄地要求金融行业转型服务实体经济，改变金融资源投向。 两份文件透露的政策含义基本延续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工作定调，围绕着“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以“金融-地产”这一条核心主线，从供给侧解决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构建的问题。整体来看，核心是化解金融系统“灰犀牛”风险，同时在新阶段科技和制造业上升期中，削弱间接融资体系里“金融-地产”的闭环，增加金融的实体支持力度。 为什么中央在当下集中推行新规来直接改变金融体系行为以实现“金融服务实体”这一诉求？我们认为是房地产信贷高增与间接融资体系主导下，高质量增长诉求大幅提升所带来的影响，这是迈向新阶段的政策破局。2020年年内，房地产新增信贷占人民币新增信贷34%（Q3），跟15年中的水平差不多，高出2010年15个点左右。存量占比也在29%左右，较2010年高10个点左右。而制造业贷款从2010年开始，整体占比持续下降，从16%左右下降到2018年的10%左右。 回到整个国内融资体系，虽然直接融资发展不断提速，但国内当前间接融资比重依然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主导型国家，大体比重在85%左右（以不含政府债券的社融口径）。同样以银行主导型的国家，例如日本、德国间接融资比重从90年代40%-50%下降到30%左右。因此，基于国内的融资体系特征，整体间接融资仍将在未来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两个政策的核心引导还是基于银行体系来进行调整。 2．两大政策下，制造业受益的确定性上升 基于上述背景，两大政策会有什么经济影响？我们认为制造业受益的确定性上行，无论是资金流向还是融资成本，制造业将从量与价两个维度在长期将受益于政策的实施。与此同时，地产端短期有扰动，销售端的扰动大于： 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的改变，主要是评价结果与薪资挂钩（银行负责人和银行工资总额），核心作用是逐步引导商业银行经营方向，增强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房贷集中度管理政策，是地产融资长效管理机制的深化。直接影响上，对地产销售扰动要大于地产开发投资。 2.1．新《商业银行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最关键的两个重大变化 相比较2016年银行绩效评价标准，2021《办法》有两个重大变化： 第一，绩效评价范围更广，不只包括利润等指标，而且还直接将服务实体经济纳入绩效考核，势必将改变目前商业银行信贷投向、业务模式等方方面面。最新出台的《办法》将改革前的盈利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偿付能力四大类指标，调整为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大类，每类权重均为25%。新版评价由之前只重视利润、不重视“经济质量”，转向既重视银行利润，又重视银行对实体服务能力；从之前的完全结果导向转向现在的流程、结果全面管理的导向。 新指标体系重点突出了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能。新指标体系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这一指标大类，其中包括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微企业等具体要求，旨在激励商业银行更加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宏观政策，促进商业银行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共生共荣。 具体新增的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指标来看： 服务生态文明方面，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规模从2013年末的5.2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1]。根据《2019年中国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19年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为10万亿元，在2017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从五大国有银行的数据看，绿色信贷的占比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延续这一趋势，使得金融资源更多地倾斜于生态文明战略。 服务小微方面，在大力度的金融支持政策下，2020年上半年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逐季提升；在2021新年致辞中，易纲行长提到，2020年“实现1.5万亿元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目标”。《办法》明确了考核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指标，未来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实现“两增”的同时银行贷款平均融资成本趋于下降，为更多小微、制造业企业减负。 第二个重大变化，由2016版的重视负责人绩效考核（结果考核）转变为全员考核。结合最近关于银行工资总额方面的新规，我们可以看出，新版绩效评价，不仅对银行高层影响大，而且对全员薪酬都有重要影响，从而建立全员响应“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从“整体”到“人均”，发展质量类指标更注重商业银行的人均效能，银行经营质量考核要求提升。新指标体系增加了发展质量指标大类，包含人均净利润、人均上缴利税等考核要求。相对的，删去了旧体系下的资产利润率、成本收入比、经济利润率等反应整体经营经营情况的指标。长期看，人均指标的或促使商业银行进行瘦身，减少冗余人员，提升经营效能。 另外，风险防控要求不减，指标大类“二合一”。新指标体系设置了风险防控指标大类，主要是在原先体系中资产质量状况和偿付能力状况两类指标的基础上进行了筛选，剔除了杠杆率、一级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保留了拨备覆盖率水平、流动性比例、资本充足率指标，并将不良贷款率拆成了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增速两个指标。此外，绩效评估办法在经营效益大类下新设分红上缴比例指标，鼓励商业银行将收益通过分红的方式分享给股东，最终实现回馈社会。 整体来看，新的绩效评价体系从长期将影响银行经营方向，对于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的要求将越来越明晰，银行体系对实体经济（制造业）的“让利”将更加充分。 2.2． “房贷集中度管理”推动地产融资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12月31日，央行联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简称《通知》），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分别给出了房地产贷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要求。 根据国泰君安银行组测算，银行业整体达标压力不大，但个别银行资产投向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国有行及股份行的达标压力多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标，而城商行的达标压力多是对公房地产贷款占比超标： 其中，从压降规模来看，以主要上市银行达标情况看，目前开发贷要压降6228亿元，按揭要压降8444亿元。我们如果以静态视角来观察，2-4年的过渡期，平均来看开发贷资金年均压降大概在1500-3000亿左右，按揭资金年均压降大约在2000-4000亿左右，由于个人按揭和国内信贷占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例相似，基本在15%左右波动，对于地产开发资金整体影响大约在1.8%-3.6%左右。对于地产销售而言，若以按揭比例50%来算，拖累商品房销售金额大约在4000-8000亿元左右，整体拖累销售2.5%-5%。 以上测算均基于静态角度，没有考虑银行资产分母端的自然增长，也忽略了房企或购房者在不同银行间的转换腾挪。若动态考虑上述影响，对于开发资金以及销售的影响还将进一步弱化。 3．系列金融新规是我国整体金融业发展的转折点，也是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 我们认为需要重视当前一系列政策的方向性信号，并进一步关注经济结构优化带来的红利： 1）“地产-金融”旧有闭环将被打破，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行为模式与金融资源投向将被大幅改变； 2）实体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行，这个下降大概率是银行让利（即息差缩小）带来的； 3）这些新规将成为包含的实体经济繁荣的新起点，也将是权益市场“慢牛”（或称之为“新格局”牛）的基础。 首先，无论是绩效评价，还是房地产信贷要求下，“实体经济（制造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有望取代“地产—金融”的旧有闭环。受益于中国房价长期趋势，房贷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但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房地产行业无疑将加大金融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跌入“失去的二十年”的教训尚在眼前。我们预计两项政策将鼓励商业银行走出舒适圈，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受到更多信贷资源倾斜。 其次，流入实体的信贷资源或将出现“价跌量升”，免除实体经济繁荣发展的后顾之忧。长期角度，信贷资源从房地产行业进入实体，大量的资金需要寻找出口，而实体经济信贷需求能够扩张的幅度相对有限，商业银行存在“以量冲价”的动机，银行的净息差将明显下降。 最后，近期金融新规，从金融体系发展角度做出了标志性的改变，整体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三新核心要义出发，为应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诉求打下基础。对于十四五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认为将进一步弱化对于经济增速的要求，集中转向对质量的诉求： 我们测算，未来3-5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大约在5.0-5.5%的区间波动。资本存量将从接近9%的增速放缓至7%左右。劳动力贡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的数据，在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预计“十四五”期间劳动人口的年均增速为-0.15%，未来五年人口红利仍会不断衰退。经济核心贡献将源于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预计“十四五”时期TFP年均增速将超过2017年1.4个百分点。 在总量增速趋缓的背景下，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实体经济的真正繁荣。传统制造再上台阶，高技术制造多点开花，特别是新兴产业的发展。通信、计算机和电子（ICT）科技产业通常在十年经历一个大周期。1999年电子商务、互联网大潮兴起；2009年移动互联网浪潮和平台经济兴起。新一轮十年ICT科技产业向上周期开启的前一年全球经济都经历了疫情危机而出现下行。我们认为，2021年-2023年确定无疑是下一个十年的路口，结构红利之中将伴随着新一轮ICT产业的向上周期。 大国经济新阶段，金融新规利于制造业重新繁荣（虽然高增长已经结束），是我国资本市场“慢牛”的基础。 [1]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2/21/content_5267818.htm?cid=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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