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10和11日这两天，中保研连开了两天董事会和股东会。参会领导都是保险业的高层，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总裁贾海茂，是人保财险的执行副总裁；中保研董事长郭红，其实是保险业协会副秘书长。 会议现场，人保财险的总核保师兼车保部总经理方仲友数次起立发言。与会的股东和董事们，也很认真地听取了工作报告及发展规划，更重要的是： 选举了新一届领导班子。 之前，上汽大众多款车型在中保研的25%偏置碰撞测试里出了丑，大家都说中国版特供帕萨特肯定是极限了。新一届领导用实际行动证明，根本没有什么是极限。 会议刚结束后一天，广汽本田皓影的碰撞视频出现在了视频网站上。皓影A柱90°弯折，实验假人的脖子扭成了天津大麻花儿。 这些车企推出的中国版特供车型，肯定是发现了中国人都会金钟罩的秘密。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6月19日，中保研网站上出现了皓影几乎所有测试都是G（优秀）的成绩报告。 6月20日，中保研发了声明，说这是被盗发的，已经报警： 将对数据进行校验后，再对相关车型的测试结果进行公布。 到今天，中保研已经3个月没说话了。 上个月，字节跳动旗下的懂车帝拿广汽本田皓影和丰田威兰达做了一次50%正面对撞。皓影在对撞中原形毕露，懂车帝得出的结论是比它的姐妹车型CRV烂了好几倍，材料强度阉割严重，车身多处甚至车尾材料都出现了变形。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假人膝盖直接碎了。 就是这款撞铝墩子能把假人头拧成麻花，撞别的车主动碎掉驾驶员膝盖的车，把中保研撞得3个月不敢说话。 是他们没钱嘛？显然不是。要知道，他们去年可是撞了27款车，今年算上皓影，到现在只撞了3款。 中保研作为由多家保险公司发起成立的评测机构，使用类似美国IIHS的评测标准。一直以来，中保研的测试也反映了他较为客观的立场，很多在C-NCAP里拿到5星的车，都在它手下撞出了原形。 这也不怪C-NCAP，虽然他们说自己是中立评测机构，但他们的测试不但车辆是厂家提供，还要向厂家收取上百万的测试费用。 这样一家机构，过往战绩是很辉煌的，首批碰撞车型基本都是红灯黄灯，一众车厂提起中保研就瑟瑟发抖。 今年前八个月，被中保研测试过的上汽大众连续8个月销量下滑，只公布了测试视频的皓影，7月销量断崖下跌。 车厂是各地政府的香饽饽，纳税就业都是妥妥的大户。再这样撞下去，告状信堵得你们出不来门信不信？ 昨天，大星专门去他们的网站上看了看，发现周日还在网站上挂着的领导开会新闻，现在已经都删掉了。网站的新闻中心里，机构动态删到了今年5月，其他区域更是删到了2017年。那个引起轩然大波的广汽本田皓影25%偏置碰撞视频，也没了。 大星打电话到广本4S店，店员说8月份皓影卖得特别好： 那个机构就是想讹钱。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前总统沃伦·哈丁的孙子及其爱人前往法庭，希望从纪念馆中挖出哈丁的遗体并进行DNA比对，哈丁的遗体自1927年就存放在那里。 詹姆斯·布莱辛在俄亥俄州法庭上表示，自己想要寻求哈丁的遗体，借此以科学的方式确定自己是第29任美国总统的血缘之亲。一些捐助人正在为哈丁1920年大选的百年纪念日进行筹备，为了升级他们准备在哈丁出生的俄亥俄州马里恩市建立新的总统纪念馆。 布莱辛说，他的故事，他母亲和祖母的故事应该出现在哈丁的纪念博物馆内。他最早在5月提起诉讼，希望通过科学方式确定自己和哈丁的血缘之亲，不过遭到了哈丁家族一个分支的反对，他们并非质疑布莱辛的血统，相反他们表示已经承认DNA结果证明了布莱辛的母亲伊丽莎白·安·布莱辛是哈丁和布里顿的女儿，因此她将在博物馆中得到承认。哈丁没有其他孩子。 哈丁的亲戚在法庭文件中称布莱辛此举是为了引起注意：“遗憾的是，哈丁的后代、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普遍承认并接受布莱辛先生是哈丁总统的孙子，对他来讲还不够。” 2015年，布莱辛的DNA与两名哈丁后裔的DNA匹配成功， 族谱网站公司的DNA测试部门随即宣布承认布莱辛与哈丁的关系。当时布莱辛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很高兴。然而五年后，他却表示自己的母亲，作为哈丁的女儿，在他新的纪念馆中仅仅只有一个脚注，纪念馆方面并未联系他提供母亲的更多生活细节，甚至没有要求提供照片进行展览。 布莱辛在电话采访中说：“我做了检测，并且在2015年公之于众。如今2020年，没有人问我任何事。我不属于任何家族。什么都不是。我的兄弟们，我自己，无足轻重，我们是隐形的。他们对待我们就像是他们对待我祖母一样。”他希望通过直接跟哈丁进行基因匹配检测来改变这种状况。 然而讽刺的是，2011年，是哈丁家族的侄孙和侄孙女最早联系了布莱辛一家，结束了外界有关哈丁私生子的猜测。
今年3月，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向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美国人发放1200美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然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数百名现在和美国没什么关系的奥地利人居然也领到了这笔补助。 据悉，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此也感到很蒙圈，有人开始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个骗局。73岁的曼弗雷德（Manfred Barnreiter）在接受奥地利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我们悄悄地去了银行……他们告诉我们会查查这是不是真的。3天之后，这笔钱就到了我们的账户里。” 曼弗雷德还表示，一旦旅行限制放宽了，他会用这笔钱去美国旅游。他说：“一开始，我觉得不太好，想着‘那些可怜的美国人，也许他们比我们欧洲更需要钱’，但宏观地来看，这也是九牛一毛。” 奥地利奥伯银行（Oberbank）的一位发言人也告诉《华盛顿邮报》：“最初，人们以为这是诈骗，但支票却是真的。” 曼弗雷德和妻子均领到了1200美元补助金。虽然曼弗雷德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工作过较短的一段时间，但他们夫妻二人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在美国生活，而这却是有资格获得补助金的必须条件。 据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之前曾报道称，有数千名具有在美国工作经历的外国人意外地收到了补助金支票，而政府官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纳税申报单出错而导致的。 有3家奥地利的银行表示，截止到9月9日，他们一共兑现了大约200张美国补助金的支票。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没有领取资格的人兑现了这笔钱。
传说中地产商的金融紧箍咒——“三道红线”，第一次摆上台说了。三道红线是说，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 。央行将据此对房企按“红-橙-黄-绿”四档管理。 进会场前，他交出了手机，带了一支笔和一个小本本进去。 他扫了一眼，在座的都是熟面孔。除了央行、住建部、银保监会的领导，还有12家房企代表——恒大总裁夏海钧、万科总裁祝九胜、融创总裁汪孟德、中海总裁张智超、阳光城总裁朱荣斌，以及碧桂园、保利、绿地、中梁等房企的财务总。 这显然是房地产业近两年来罕见的高规格座谈会。央行副行长潘行长主持，住建部副部长倪虹等领导参会。开发商来的不是总裁，就是主管财务线的一把手。 三天后，央行官网和住建部官网同时挂出了一篇新闻通稿：《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通稿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 传说中地产商的金融紧箍咒——“三道红线”，第一次摆上台说了。 三道红线是说，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 。央行将据此对房企按“红-橙-黄-绿”四档管理。 来的12家房企，红档有三家，恒大、绿地和融创；橙档两家，中梁和阳光城；然后就是黄色三家，碧桂园、万科和新城；绿档的好学生最多，且都是央企，它们是保利、中海、华润和华侨城。 说是座谈会，而且的确让房企一一发言。但发言基本是按照从“坏学生”到“好学生”的顺序来的。 最先发言的是夏海钧。他有点抱怨恒大买了那么多地，且都是按照历史成本入账，这么管控似乎欠合理，应该对资产重新评估。 领导把话接了过来，说我们没精力做评估，我们以年报为准。而且评估的话，你想谁来评估？ 夏海钧说的每个问题，领导都回得有理有据。他的发言很快被扭转过来。 然后绿地发言。张蕴的话术竟然和夏海钧几乎一模一样。领导说： 重复的问题，后面不要说了。 地产商们很快明白，监管意志坚定。这个座谈会更像是传达精神的。“三道红线”势在必行，所以之后融创汪孟德所作的发言，更像是努力争取更多时间来降负债了。 1 座谈会看似很突然，但相关预热，年初就开始了。 从年初开始，一些央企就频频被喊去开会，国资委他们要求必须将总负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拿地王。他们甚至被告知： 拿了地王，有关部门可能考虑停掉企业的发债，并不许按揭贷款。 过去三十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玩的都是空手道。从开发贷再到按揭贷，地产商完全主导了炒楼花的游戏。 如果停掉发债和按揭，无异于釜底抽薪，对房地产业下了死手。 几年前，有一家排名前六的央企曾喊出“重返前三”的口号。现在，很多人笑话他们当时放卫星。但如果没有国资委的条条框框限制，央企的这个目标，实现也并非没有可能。 这次四家参会的绿档房企，都是央企。他们分别是保利、中海、华润和华侨城。等到他们发言的时候，气氛已经轻松了。 他们其实是戴着一朵小红花过来参会的。 这两年，企业的规模的确越做越大，有五家房企冲进了世界五百强。恒大和碧桂园的总资产，也都超过了2万亿，融创总资产也已将近1万亿。 但这其中，大部分资产都是债呀。 一个总资产一万多亿的海航，已经把海南和相关金融机构拖得苦不堪言。一个福晟和泰禾，也将一些地方政府弄得极其狼狈。要是体量更大的公司出问题，对于政府、金融机构和相关利益方，都将是极大打击。 央行也苦房地产的高负债久矣。今年4月底，央行发布了一份名为《2019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负债调查》的报告，该报告对全国30个省市进行调查，当中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2组数字： 平均每户家庭都拥有1.5套住房，居民负债76%来自房贷。 很意外，几天后，这份声称“是国内关于城镇居民资产负债情况最为完整、详实的调查之一”的重磅报告，后来从《中国金融》微信号上低调蒸发了。 然后是7月24日，领导在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地透露了一个动向： 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稳住存量、严控增量，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听一位参加过座谈会的人士说，领导在座谈会上说的话，要比新闻通稿严厉得多。 接着就是8月16日，银保监会郭主席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他说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供需、国内外市场将同时承压，金融体系势必会遇到很大困难。 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灰犀牛”。 灰犀牛这件事，金融口的领导其实说了好几年。但这次，监管部门是来真的了。 2 接下来，被叫去开会的12家企业将开始试点。他们要在一个月内上交降档方案，包括一年内如何降档、三年内如何全面完成符合“三条红线”的调整。 不达标者，监管层将对其有息负债规模进行限制。其余房企，将在明年1月1号全部铺开。 当然，所谓的泡沫，不只是上市公司财报中披露的数字。 前天融创的半年报说净负债率达到149%，大幅下降了23%。前几天，兽爷看到一份研究报告，报告里说： 融创跟地方城投公司捆绑在一起做的融资额，行业第一。 更重要的是，这份报告是一家官方研究机构做出来的。 从2014年开始，融创推土机碾过的，不只是宋卫平、王健林、祝义材、邓鸿这些落魄富豪，还有南昌市政集团、武汉地产集团、上海城投置地、山东高速集团、云南城投这些地方国企和城投。他们都成了老孙向行业老大发起冲击的助推器。 比如融创和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的合作，协议里的合作范围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文旅旅游、新产业发展。也就是说，南昌的这家国企，把自己的所有资源在各个领域和融创共享了。 他们的这份友谊，是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才能建立起来的。2012年，南昌市政集团拿下了北京东二环使馆区，楼面价高达2.5万。这块地抢到手里之后就成了烫手山芋，2年的时间都没法启动。 融创在2014年介入后， 在这里打造了使馆壹号院，用石材立面、私家电梯、进口橱柜，就让南昌市政集团彻底服气。 后来，南昌青山湖壹号、南昌幽兰特色小镇、山东齐河观澜府邸，都是两家合作。 去年9月2日，孙宏斌带着邓鸿拜访了山东高速集团，双方也是相谈甚欢，山东高速集团还特意叫上了泰山山高•康乐谷项目的负责人。 老孙看了看位于泰安的康养度假项目，就打了退堂鼓，转头去签约了济南春蕾小镇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这么一大笔投资，包括了一二级土地开发，即使是融创，也有点力不从心。但这难不倒孙宏斌，项目公司55%的股权是融创的，剩下的股权，属于山东高速集团和济南天桥区的一家投资公司。 房子，融创卖，钱，大家一起出。不过这些动作，监管层也看得清清楚楚。 3 “三条红线”座谈会后，房地产游戏的主要四个参与方（地方政府、房企、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至此已经全部进入了实名观察名单。 实名制管理的好处，就是监管不用再隔空喊话，而是可以点对点整改。 经历这一轮调控，中央政府已经发现，地方政府并没有十足动力去撇清楼市泡沫。2019年有大批地方政府尝试为房地产松绑就是证明。 地方政府的难处其实非常好理解的，楼市不热，地就没人买，财政收入就会减少。 到头来，有关部门发现还是企业和个人更好管理一点。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最后都落在了开发商身上。在政府操盘最得力的杭州，开发商拿地的标准只有一个——只要是正负零就敢拿，利润能到2%就已经谢天谢地，能到5%就已经烧高香了。 房地产的超额利润时期，彻底过去了。 接下来房企的选择已经不多，要么安心为政府打工，赚小额利润；要么发展别的能力，以此来说服政府给地。 至于降负债这种表面功夫，完全可以人为操作。肉眼可见的是，接下来开发商会拼命剥离资产。保留主体上市公司融资能力。未来一年内，我们也行会看到一轮密集的开发商剥离资产的公告。 对三条红线的破解，房企也有一万种办法。毕竟只有上市公司才公布资产负债指标，非上市房企基本上没法监管。 12家房企的名单出来后，很多人很意外，为什么这几年地产界最大的黑马中梁，负债率风险等级竟然只是橙色？ 2019年底，一家名为华晟集团的新公司成立，宣称脱胎于上市千亿控股公司，立于地产20强平台之上。 华晟所说的这家“地产20强平台”，正是去年上市的中梁。它脱胎于中梁的商开公司，中梁把所有的自持物业都装进了华晟，但它早已经不是一个商业地产开发公司，目前的实控人是中梁董事长杨剑的堂弟杨剑清。 华晟没有太多掩饰自己与中梁的关系，甚至会对外宣称： 提炼控股公司成功因子，组织拉开，快速复制。 两家公司的体制类似，初期共享后台和管理系统。到了2020年7月，刚刚成立半年的华晟宣布，新增货值已经进入房企前100，拥有了将近90亿的货值。他们陆续在江苏的几个城市拿下项目，很多时候都和中梁并肩拍地。 华晟的注册资本金只有500万，项目公司的股权有大量质押，追溯背后的出资人，是很多杭州、上海和江苏的商人。和当年中梁崛起时的思路一模一样。 钱想流入房地产，自然会有渠道流进去。 直接给开发商画红线，实名管理，从侧面证明了泡沫的存在。2015年起，一个一个小泡泡吹出来，最终形成了一个大泡沫。 上周，兽爷好友你包叔体检时做了个尿常规。医生对着他的液体端详很久，说泡沫太多，快赶上卡布奇诺了。泡沫多是因为尿液表面张力太小，张力小时因为蛋白质含量太多，根本的原因是： 肾功能出了问题。
61岁的河北张家口德胜村村民王俊云过去在城里打工，十多年前回家种地。近几年，随着村里培育出微型薯育种这一产业，他和老伴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承包了两个大棚，再加上在自家田里种植马铃薯，养牛，每年收入10万元左右，是几年前的两三倍。他们还从原来的老房子搬进村里统一建设的二层楼房，居住面积由原来的四五十平变为150平米。 “现在的生活叫享受啊！我们这空气好，夏天也凉快，在新房子里天天能洗澡，”王俊云说。他们老两口住在一楼，两个女儿回来后住二楼，老两口不下地时就看看电视，去广场上跳跳舞，跟邻居聊聊天。戳视频，看让城里人都羡慕的乡村生活！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走向何方？其实此事已有一段时间了，从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政策，以及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经济全球化当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在此背景下一系列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走红，这些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对整体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是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 尽管舆论一直在讲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大的历史趋势。但欧美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这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于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就很重要了。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逆全球化的现象怎么出现的，它主要是来自于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二，讲一讲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的缩小，而在迅速缩小过程中中国大大利用了这场经济全球化。第三，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多了与中国脱钩的借口，他们确确实实在采取与中国脱钩的措施。第四，中国最近一些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让这些发达国家妒火中烧，在国际舆论中我们听到的往往是中国给发展中国家投资带来的问题，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发展的太好。第五，当中国来重新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怎样才能让经济全球化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社会造成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美欧日大企业是始作俑者。像皮尤研究中心等美国许多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就做了调查，在二战后经济复苏和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所谓的中产阶级一直在西欧和美国都是居民中间的大多数。但进入本世纪以后，特别是2015年以后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中产阶级的规模大幅度萎缩，皮尤调查显示规模已经不到一半，在1960和1970年代的时候，大概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在60%多，他们下降了百分之十几。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收入这些年也在大幅下降，大概从2007年以来受到了房贷和房地产市场价格暴跌的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位数家庭收入大概下降了28%。同时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拉大，过去已经进入了中产阶级阶层的人，又回归了无收入或者底层收入的人群。中产阶级萎缩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的中产阶级从1991年占居民的60%降到了2013年54%。而在日本，2011年以后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产阶级从原来的中等收入的人口变成了贫困人口，年收入在五六万美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到人口八成，整体来讲所有国家情况都很严重。 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的中产阶级萎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制造业的衰败紧密相连的。1953年时，美国制造业比重曾经高达32%，在1979年时，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总量吸纳了美国26.4%的劳动力，但是到了2018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仅占美国劳动力就业的8%，和美国最高的制造业就业人数相比下降了大概24个百分点。1973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比例是最高的，占到27%，之后不断下降，到1994年的时候下降到23%，现在更低。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制造业比例最高的是1970年，当时制造业就业占到30%，但现在在10%左右。 与此同时，在整个GDP国内经济总值的比例上，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现在在这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服务业占的就业比重和价值比重已经超过了80%。服务业和制造业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服务业工资水平一直远远低于制造业，因为服务业劳动力可替代率很强，这件事情在欧洲表现的更加严重。因为随着欧盟的东扩，越来越多东欧国家的劳动力迁徙到了西欧，形成了工资成本上的一种竞争，使得在服务业里面的就业成本不断的下降，而这些服务业就业人群领到的工资也不断的下降。 正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形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一切又都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就是排斥政府干预。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基本上西方国家流行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核心就是政府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国家干预主义确实在二战结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复苏、经济回升和经济增长，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从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都形成了一种经济滞胀。这种滞胀现象是凯恩斯主义当年解释不通的，因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解释，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就得在通货膨胀上稍微放松一点，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刺激人们消费和投资的一种机制。所以大家都认为那个时候既然经济和收入增长都很快，有一点通货膨胀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在七十年代之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就出现了经济滞胀。在这种背景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有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登台，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和美国总统里根的上台代表了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回归和革命，打破了在欧美国家战后时髦了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所以八十年代之后的经济政策就成为了抛弃国家干预主义，恢复市场至上，让企业主宰市场的做法。 正是这样激进的非黑即白逻辑，害了西方国家的经济。这种背景下，他们要撇开市场闹革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做法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让企业去主宰市场的话，效率确实大大提高，但也促成了企业在市场上的扩张，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价格垄断。而且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企业在市场上迁徙能力增加，企业可以随时以搬迁来威胁员工发更低的工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工资成本在不断的下降，利润和资本回报率在上升，企业高管收入不断增长，社会分配开始失衡，社会分配逐渐向一小部分人倾斜。原来西方社会里这种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就是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社会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占领华尔街”等社会抗议行动，一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似乎看到了机会，他们利用民众对全球发展的不满趋势，煽动民众起来反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把这些现象都称为是全球化的罪恶和全球化造成的后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二、在这种过程中，其实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在迅速的缩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几乎同步，一改革开放就吸收了很多外来的资本和订货。当时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下，我们当时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承担的是整个全球供应链里面最低端的生产。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发生的是乡镇企业崛起，乡镇企业有很多都是搞这一类加工的，给国际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出在1980年的时候，只有1800多亿人民币，到1997年的时候就增长到了2.6万亿，到2018年时就增长到了10万亿，到2017年时就增长到了24万亿。 最开始中国的出口是低端工业产品，外汇是有限的。但是后来随着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升级，不一样的出口价值使得我们的出口额大幅增长了。1980年时我们的商品出口大概是181亿美元，到1997年增长了将近10倍，到了2008年商品出口超过了1.4万亿美元，2015年增长到了2.2万亿美元。正是世界经济的全面开放和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外部需求的持续增长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不仅我们的对外出口总额在大幅上涨，经济增长这么多年来，出口还一直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工业制造在不断的升级换代，我们在不断的往高端制造业攀登，出口附加值和总额不断的增长。中国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得商品贸易出口这些年来一直在增长。 2008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趁着刺激经济计划大大加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经济发展之快远超国人的想象。2008年时，中国GDP是30万亿人民币，十年后到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90万亿人民币。世界上其他的发达经济体都停滞不前没有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在退步。欧盟从当时19万亿美元下降到了18万亿美元。日本的GDP在2008年的时候，是5.04万亿美元，到2018年倒退到了4.98万亿美元。只有美国还稍微增长了一点，美国的GDP从2008年15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20万亿美元，但制造业价值没有明显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在服务业和金融业里面的一些变化。而2008年到2018年，十年期间美国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它的GDP增长了5万多亿美元，但是它的国债增长了10万多亿美元。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在2008年危机之后都是停滞的，只有中国十年涨了三倍。 中国的经济发展更体现在质量上。基础设施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很重要的东西，以基础设施为例，2008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条高铁，就是北京到天津的高铁，只有100多公里半小时行程。十年后的2018年，我们已经建成了3万多公里的高铁线路“八纵八横”，是全球其他国家高铁之和两倍还多。同时我们还建成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和机场，使得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系统，现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无论是高铁、飞机、高速公路都好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在这十年中也发展起来了。到今天中国98%的领土都被4G通信网络覆盖了，因此我们才能够发展电子支付体系，二维码认证体系。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码服务于掌控疫情的扩散，这些技术的基础就是通信设备的基础设施。其实看到了在那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现在日本也是每天以一两千人的速度在迅速的传染，而他们的控制能力要大大低于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通信基础设施不如中国发达，他们的控制手段当然就不如中国好。 总体来讲，中国成绩斐然的科技现代化让这些国家更为担忧，5G通信会使“中国制造”再上一个台阶。5G通信和4G通信相比，对工业来说5G通信大大改善了工业化的水平。现在码头上用的这些自动化的设备完全是用5G来完成的，整个港口的运输和搬运全部是无人和自动化的。现在正在做的就是矿山，现在通过5G设备可以让整个矿井全部用机械化来运作，而机械化的指挥是通过5G来完成的，从安全性、可靠性等各方面都是特别大的进步。下一步5G还会应用到智慧城市、无人驾驶，城市机器人送货和物联网等领域，所以，等到这些应用场景都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便利程度都会更加提高一层。这些事情决定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而他们在技术和财力方面也都落后于中国。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肯定会不断增加，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我们还是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在所难免的。这是第二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图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挖掘了全球制造业的比例，说明了中国正在回归历史舞台的中央，1750-1800年的30%多，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中国的制造业不断下跌，工业落后和战争赔款使得我们失去了工业化的机会，中国的比例不断下降。1860年之后降到20%，1900年降到了5%左右，1938年到195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上占的比例只有2%左右，但之后中国的制造业比例不断上涨，2018年后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已接近30%，很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就要恢复到历史上的荣光，恢复到市场上最辉煌的时期。 全球制造业比例（来源OECD） 三、疫情使得欧美国家多了一些与中国脱钩的借口 疫情凸显了美欧等国对中国的依赖。在对付疫情中间，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产生了很多的摩擦，有一次纽约州的州长科莫无意中说出了，美国本身能力不足，什么事情都依靠别人，特别是中国，从疫情初期的口罩，到给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到给感染者维持生命的呼吸机，甚至核酸检测的原料都要从中国进口。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议员们说这件事情变成了国家安全的事情了，特别是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医药原料中，85%以上从中国进口，对中国的依赖严重。所以他们开始要酝酿、要立法来保证国家安全，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归。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发现在2008年那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下子加大了对美欧市场的投资，兼并了很多需要境外投资者摆脱困境的好企业。 这次他们发现疫情会造成相似甚至比上次更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开始立法排斥中国投资，严禁境外资本趁疫情去兼并他们的企业。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现在似乎在美欧的西方世界不太流行了，新的凯恩斯主义正在回归。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一方面他们要利用国家干预主义的工具防止中国收购兼并他们的关键企业。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危机严重，当这些关键企业陷入财政困境的时候，他们要使用国有化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方法都是当年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候曾经采用过的方法。 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同时，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使用司法和金融管辖手段强迫中国和美国全面技术脱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产业链是相通的，现在他们很担心这些事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帮助，所以它要跟中国全面脱钩。最新的一个消息，Tiktok被特朗普瞄中了，也是使用行政手段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运行。如果按照过去市场主导全球化的力量，让市场决定的话，实际上Tiktok在美国的发展非常好，现在它的使用人数和发展趋势都是要大大超过了过去耳熟能详的美国的互联网企业，这就说明它现在很担心中国在这些互联网技术上，要超越美国，对美国市场要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美欧这些国家都想要打破原来的全球化格局，重新塑造产业链，但这可能使得整个过去已经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的效率降低，而发行的货币就可能对这个市场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过去从2008年那次危机以来美国欧洲就已经滥发了很多货币，但之所以没有引起马上的通货膨胀，是因为当时的贸易比较自由，大大促进了中国这些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廉价产品，但是如果现在有更多的贸易战，同时他们有行政规定和法律规定来强行的切割这个产业链，比如要形成全球的三个产业链，东亚一个产业链，欧洲一个产业链，北美一个产业链。整个的工业制造的效率会大幅下降，成本会上涨，再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未来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尽管他们用行政手段做了这些事情，中国的市场吸引力仍然很大，所以今年以来尽管逆全球化的趋势很猛，但是跨国公司仍然是对中国市场恋恋不舍。实际上从四月份以来来中国直接投资的外来资本还是在上升的，甚至超过了去年的水平。这在全球跨境投资在大幅萎缩的情况下，是非常反常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了跨国公司还是很看重这个市场，尽管他们的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措施和法律手段，但并没有马上阻止这些企业继续到中国市场来寻求利润。 四、中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让发达国家很忌妒 上次危机以来中国最成功的不仅仅是国内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同时依靠着“一带一路”的投资，使得我们不再单一的依赖贸易出口和欧美市场。从上次经济危机后，我们可看出欧美市场的需求不可能继续无限增长。“一带一路”的倡议，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部分的弥补了对美、对欧出口的那些空缺，我们不仅做了“一带一路”，帮助这些国家有了基础设施的发展，然后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同时也向这些国家出口了很多机械，让这些国家能够完成投资项目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出口方向多样化都非常有帮助。 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沿线国家都建了很多的中国产业园，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过去办经济特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集约化的力量。有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曾经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帮助它建立的东方工业园，使得埃塞俄比亚十年到十五年间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变成了一个非洲中等收入国家典范。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是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投资能够成功的帮助这个一个国家，所以开始有一些破坏活动，比如美国人成立的海外埃塞俄比亚联盟。现在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拥有比中国大的话语权，在不断的抹黑中国方案，比如说中国的援助和投资都是债务陷阱。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年都是殖民地国家，他们用的语言还是英语、法语等前宗主国的语言，它们的媒体和舆论到现在为止还是受着欧洲国家的影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话语权仍然对这些事情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扩展话语权，能够让我们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项目不是受到指责，而是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对当地的帮助。 五、如何才能让中国版的全球化走得更好一点 一是要防止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上一轮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对发达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让企业自身独占市场的结果就是让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它会让整个利润分配上一家独大。我们要防止犯同样的错误，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让市场和政府都深度参与所有项目，政府可以协调，使得这些“一带一路”产生出来的效益在社会和政府之间会有一定平衡，不让其只对某一方面有利。 二是我们要在美欧西方国家想去搞成地区产业链的过程中，健全中国自己的产业链，要防止出现孤军深入的错误。有可能有些企业像华为，它的技术发展特别精尖，但同时它严重的依赖于全球产业链，它没有把国内自己的生态比如半导体产业链培养起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孤军深入的情况。当别人把你供货网络割断时，就有可能中了别人的埋伏。所以未来我们在发展产业上面要考虑到整个生态。 现在我们强调内外循环，其实内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考虑到内部的产业链要怎样能够比较完善，不被外部冲击而影响到整体企业。内部循环在保持我们的社会凝聚力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就像前一阵子总理讲到，我们仍然还有6亿人口的月平均收入在1000人民币左右，需要形成内循环，拉动这些人就业，甚至提高他们技能和增加他们收入。外循环更不用说了，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一大的商品贸易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升级都很有意义。 在保证外循环的同时，我们还要有控制部分转移生产，我们要让工业化产生的利润能够受益于部分的工业转移的进程，以此来建设我们的“朋友圈”，别人跟我们一起受益，而中国现在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转移生产，我们去搞产业园帮助他们工业化，某种程度上都是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利润。 最后一点，中国的内部要追求质量和效益，但是过去在对外投资的时候，有时候几家中国企业在那里拼命竞价，一旦中标后又因价格太低而只能粗制滥造完工。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有时候也会遭到一定的质量诟病，过几年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维持在外部的形象，否则的话就会变成自己国内已经发展的很好了，但是在海外的形象仍然还是一种廉价产品的代表。改变这种象征，不光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好，还要改善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质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在结束之前，再回答一下大家的几个问题。 问答 问：政府的经济干预越来越多，是不是已经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吗？ 丁一凡：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历史上曾经被认为有一定正相关的，但滞胀否定了这种说法，未来出现同样问题时候要看我们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其他的欧美国家、日本等国要好一点。从政治上讲，其实这些欧美国家都有利益来搞一点通货膨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通货膨胀，他们这么重的债务是减不下来的。当债务太重的时候，他们总是要人为的搞一些通货膨胀，使得实际债务比重不断的下降。通货膨胀可以帮助把GDP的分母做大，债务的分子就显得小了。到一定的时候，就可以解决债务不再上涨的问题了。所以未来要担心通货膨胀出现在发达国家反过来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从现在他们对我们的防范，他们对全球化的管制，他们对我们贸易的管制都证明实际上他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市场的经济，因为他们觉得自由市场经济对中国有利而非他们，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问：现在我们学习西方国家的股份制改革是不是需要调整了？中国如何在中美脱钩和新冷战中胜出？ 丁一凡：股份制改革这件事本来就有不同理解，我们没必要拘泥于美国模式。以华为来说，它就不是一家美国股份制公司的构架，但是它仍然是全球最成功的技术企业。我们不必在这些经济发展方面受困于某一种企业的形式，有时是一种对西方盲目崇拜的结果。 关于中美冷战和脱钩问题，只要我们政府更加重视基础研究，企业更重视技术的研发，中美脱钩也不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现在的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自杀式的想法，宁可自己有巨大的损害，也不让你正常的发展，说明它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其实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最好的去吸引外来人才开发的时代，欧美经济都在长期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研发人员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成品，能够迅速的搬到市场上去它普及和赚钱。只有中国现在有这种条件满足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前一阵子到中国来，加入小米的Daniel Povey，他是在人工智能、语音识别方面的全球大拿，基础的这些软件都是他编写的，他到中国来加入小米实际上说明了世界顶尖科学家对欧美的不满，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跑到中国来寻找发展机会，这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机遇。所以我们不应该太担心，和美国脱钩了以后没有新的技术来源了，那是以前的事情，不会在未来继续发生了。 问：人口红利消失，产业链升级，如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丁一凡：我来回答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是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其实世界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美洲，一个是有些当年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没有技术，靠某一些资源，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突然的爆发起来了，后来他们永远走不出来了。这个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或者说经济学发展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拉美国家突然一下子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时借了很多廉价的美元搞石油资源开发，当年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皆是如此。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美元突然升值，同时石油价格暴跌，它们就陷入了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之后美国利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搞债务重组，强迫他们变卖国家资产，使得这些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都是孤立的例子，说明不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路子完全不是这样的，中国是靠着工业发展起来的。 问：现在我们的房债透支、国外出口受阻、地方债风险影响投资，如果三驾马车失灵，中国的经济如何破局的问题？ 丁一凡：其实从债务的情况来讲，是别人在故意的放大中国的债务水平，中国的债务水平是可以控制的。比较一下现在和九十年代的债务重组时的情况，那个时候的债务情况其实比现在更让人担心。我们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收回的资本，好资本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的那些债务重组过程中的比例。美国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债务重组，他们的债务重组之后的好资产的比例比我们要低得多，如果现在需要债务重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使得许多东西能够起死回生的。而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有手段来给这些银行重新注资，现在国有大银行还不需要政府重新注资恢复到可信的资产负债的情况。舆论有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困难夸张得太多了，相比全球，我们现在无论从投资，无论从债务还是发展方向上，我们的余地都比他们大得多。所以，未来十年，大家可以重新看一下，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十年大概率是中国的技术会领先全球。
投资交易心理学 多数投资人总是输了几个回合之后，决心要好好下功夫学习市场分析；再赔了几次后也学会了风险管理的重要。但是，最后还有一个终极难题要克服──就是投资者自己。 对于很多（初级）投资者来说，交易的目标就是赚钱，ShowmetheMoney！但是真正长期持续赚钱的投资人非常少。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投资人能够持续获利？关键就是心理因素，因为交易市场是“反人性的”。长期持续获利的交易员的思考方式和数不胜数的赚少赔多的输家截然不同。要征服股市，战胜市场，首先就要征服控制自己的情绪。 盈利只是那些胜出的交易者在苦苦修行的旅程中的驿站，让他（她）暂时安全舒适地休息以便开始下一段更加艰苦，更富有挑战性的征程，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只赢不输的交易者。交易员很大一部分的乐趣来自于努力让自己每天的交易水平和对市场及自我的认知更好更深入一些，从自己的进步中找到快乐；快乐是最好的正能量的源泉，能够增强交易员的勇气和信心，也让交易的心情更加轻松。 交易盈利对每一个交易员来说都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双刃剑，最初的交易失利会让交易员裹足不前，丧失信心以至于完全放弃。但是，盈利的另一方面，自大和因赚钱而产生的骄傲会让很多沾沾自喜的交易员破产，从人生的巅峰瞬间跌入可怕的深渊。 赚钱会让人情绪激昂，从而造成自己对现实的观点被扭曲。赚的越多，自我感觉就越好，也就更容易受到膨胀自大情绪的控制和影响。赚钱带来的快感是赌徒所需求的。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情绪就是区分投资者和赌徒的分水岭。 赌徒愿意一次次的赔钱，只为了一次赚钱的快感。 情绪和交易业绩的关系密不可分，Yerkes-Dodson 法则描述了情绪水平和交易员业绩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此法则阐述的是当情绪上升至一定水平时，交易业绩表现也跟着冉冉升腾；如果情绪持续上升并超越了弧线水平，业绩就开始下降，这是因为“过热”的情绪系统阻断了交易员理智冷静的思考能力，严重影响了交易的判断力和执行能力，导致出现业绩下滑。 无法好好思考，就不能应用相关的知识做出有效正确的投资决策。提升交易业绩的关键就是找到最佳情绪平衡点，处于该平衡点时，交易员充满了旺盛的精力，但又不会因精力过剩而过度交易导致亏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最佳的交易状态”。 如何进入“最佳状态”因人而异，有些人需要先保持放松和平静的心情；而另一些人则需要某些激励才能进入状态。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预防情绪过度激动致使做出不利的投资决定。 一个非常有趣的交易心理学实验，把所有参加实验的交易员分成三组：第一组人在亏损之后继续交易绝不愿退出，而且会采取更加激进，风险更大的策略/做法，加倍下注。他们将亏损视作一种侮辱，并对于亏损感到无比沮丧，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损失的钱马上赚回来。 第二组人也对亏损感到沮丧，但是决定不让亏损进一步扩大。他们会暂停交易，让自己平静下来，通常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不再交易。他们的目标是重获理智，不让沮丧的心情和负面的心理作用影响交易决策。 第三组人对亏损同样无比沮丧，但他们会留在自己的交易桌上，并停止交易。他们会通过不断的反省和思考来分析糟糕表现的源头。然后，他们才会重新开始交易。随着时间流逝，三组人的表现会呈现明显的差异。 第一组人最容易爆仓，因为他们选择在表现最糟糕的时候将承担的风险加倍。沮丧和懊恼让他们做出毁灭性的交易选择。 第二组人不会爆仓，但很少能脱颖而出。他们将视线从亏损上转移，从而保持理性的态度，但无法从挫折中获益。换言之，作为交易员，他们知道如何应对失败，却不知如何从中成长。 时间证明，第三组人是最成功的。他们和前两组人一样沮丧，却做到了“化悲愤为前进的力量”。用心理学家Carol Dweck的话来说，他们拥有成长的心态，继续与交易为伍，但是更富建设性。他们未必比前两组的交易员更聪明，更了解市场，但他们知道如何“变失败为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继续奋勇向前。 从这个实验可以看出，交易员对于失败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就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既然在投资交易中，犯错误丢钱在所难免，无法逾越，那么如何调整心态，面对失败挫折就变得极其重要了。认为暂时的失败和痛苦是对自己能力的终极评判，还是认为它们只是前进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一个必经之路。对于负面结果的态度，就区分了一个交易员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向前继续发展，还是停滞不前或者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美国著名NBA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我的全部NBA职业生涯中，我错失了9000个投篮； 输掉了300场比赛； 26次，我被队友们赋予全队上下的信任和希望来完成球赛决定胜负的‘绝杀’，最后的致命（也是制胜）一击，但没有成功。我曾经不断地失败，备受挫折，但所有这一切就是我成功的原因！” 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看待挫折和失败，认真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个人修养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通道。 以自己交易的亲身经历作为一个案例和大家分享：疫情期间，香港“闭关锁城”，百无聊赖，就像我在前几篇交易心理学的文章中谈到的，重拾过去在美国华尔街从事的老本行：日内交易 Day Trading。 熟悉了几天当前的美国交易市场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地下场厮杀了。刚开始的几天，只交易AMZN亚马逊和TSLA特斯拉的股票，因为它们的票面价值高，日内的波动性强。但交易了几天后发现，交易的效果不是很彰显，就把交易的标的换为代表美国大型科技股指数的ETF QQQ， 交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交易QQQ的最初两天，每天的日内QQQ都非常“规律”地上下波动，来来往往，有条不紊，让我的简化手动版的“QQQ算法交易”日内策略大放光彩，收益稳定。两天的胜利经验和收益让信心陡然增加了很多，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感觉。 周五来临了，我决心把这个“收官之作”做得更加完美，善始善终。开盘后，QQQ还是延续前两天的有序波动的态势，我当仁不让地锁定了开心的收益。 到了11点，Nasdaq指数已经达到了一周的最高点，不出所料，开始回撤。我心里暗喜，这又给我一个新的机会，重新进入市场，跟随市场再创新高。在我的想象中，已经自信满满地描绘出了一幅市场走势的路径图，并对此深信不疑（过分自信是每个交易员的死敌）。 我不假思索地开始加仓，QQQ继续下滑，我的信心更强，根据前两天的交易经验，这会是又一次“低买高卖”的难得的机会，QQQ还在不断的震荡中向下行进，我在漫不经心地不断加仓，但突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交易的资金几乎都被用光了，没有子弹了，但是，敌人还在疯狂地发起一轮轮的进攻。 这时的攻守拉锯战的价位是272.5。原来的激情万丈，信心满满开始转化为焦虑和疑惑，剩下的只有期待和祈祷QQQ能像过去几天的表现一样，绝地反攻，柳暗花明。QQQ确实发起了一轮反弹的攻势，但是，后继无力，被凶猛的空头一阵狂轰滥炸，就丢盔卸甲，望风披靡了。 QQQ开始加速下行，跌破了271的支撑点，疾速冲向270的心理支撑价位。焦虑的心情已经转变为惊慌，在心里紧急地考量着是否需要卖出一部分头寸降低风险，我决定安全至上，开始借助QQQ的局部反弹的机会，不断“低卖”一部分原来“高买”的QQQ，再在QQQ继续下行到更低的价位补回来，这样就变相地多出一部分现金，准备“持久战”需要更多的“弹药”。QQQ的空头大军继续长驱直入，攻破了270的最后堡垒。 从11点开始，这一轮攻击波整整持续了三个半小时，保持同一个趋势时间之长实属少见，是我根据前几天交易QQQ的经验所始料未及的，和原来设想的大相径庭。到了这个低价位，恐慌的心理变为了无助的心态，因为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能够改变拯救落败的现实。 QQQ从2:30 pm开始从最低点269.3企稳反弹，至周五收盘，收于271.47，一部分损失被挽回了，但是，整个残酷的生存战斗还没有结束，要等到周一开盘时才见分晓。 从上周五实盘交易的案例分析，读者朋友们可以体会到每一笔交易都不能掉以轻心，《孙子兵法》所讲“骄兵必败”的道理彰显无遗。交易的心理从神采飞扬、志在必得到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再到担惊受怕最后到孤立无援，这就是在3个半小时的交易过程中，一个交易员像坐过山车一般所经历的心理变化。 总结失利的经验就是，在交易上永远要“步步惊心”如履薄冰，没有任何一刻的思想放松，每一笔交易都可能会铸成大错，后悔莫及。风险管理是交易的生命线，让交易员能够活下来，再进一步实现宏大的目标；活着才能活得更好。 SIF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在他的名著《Misbehaving》（中文译为 “错误的行为” ） 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定义叫做 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 （SIF） “看起来好不相关的因素”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因素，却在人们的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感受，从而导致了人的某些认知偏差。 泰勒教授在书的开篇就举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但又发人深省的SIF例子：他初登讲台，给学生们授课微观经济学，期中考试的试卷批改之后，发给学生们，大家看到70多分的平均成绩，都不太开心。尽管泰勒教授向学生们反复解释，数字的成绩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美国都是相对成绩，Curved Score，如果大家考得都不好，那么，评判的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因此，大家不需要担心。但是，他的解释收效甚微。 到了期末考试，泰勒教授决心做出相应的改变，他把考试的总成绩提高至137分，而不是100分。期末考试比期中考试还更难一些。学生们大多数只能答对题目的70%，平均成绩是96分，一部分学生得到了100分以上的“好分数”。 拿到成绩后，学生们欢欣鼓舞，非常开心。但实质上，这个总分数的变化对于相对评分系统来说是毫无影响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让学生们高兴，得到心理情绪上的满足，人性使然也！ 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存在着很多SIF对于投资者的感觉和情绪产生影响。投资者的感觉和情绪就是凯恩斯所提出的“动物精神”，会对于资产的未来价格产生推动作用。 根据经典的经济学定价理论，股票的分拆只是从形式上改变股票的交易方式和交易价格，不会对于股票本身有任何本质的影响，但是，投资者是一群感情丰富的人，股票分拆，这一看似不相关的因素SIF对于股票的后续表现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苹果股票的分拆 苹果公司于7月30日周四公布了创历史纪录的傲人业绩。该公司摆脱了COVID-19危机的负面冲击，逆流而上，公布第三财季净收入为112.5亿美元，合每股2.58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100.4亿美元，合每股2.18美元。 FactSet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期为每股2.05美元，实际的运营业绩远超分析师们的预期，不难想象，苹果的股票在盘后应声大涨，气势如虹。 好事成双，iPhone周四同时宣布其董事会批准了苹果股票分拆的提议。此次分拆旨在使苹果“更广泛地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分拆登记的截至日期是8月24日，所有登记在册的股票拥有者都有权参加这一将在8月的最后一天实行的1比4的股票分拆。 股票分拆通常是一个看涨信号，它表明内部管理层对其股票在随后的几个月或几年中表现良好抱有充足的信心。每一位管理上市公司的领导者企业家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松散定义的，股票交易的“最佳位置”，他们希望公司的股票能在这个范围内交易，便于控制和管理。如果交易价格远高于该最佳价位，那么只有在他们认为股票价格不会回落到该范围内时，才会决定分拆股票，人为地使股票交易价格“最优化”。 学术研究证实了这种股票分拆所引发的看涨效应。科罗拉多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戴维·艾肯伯里（David Ikenberry）是最早展开此类研究的学者。他发现，进行1比2分拆的股票在宣布分拆之后的一年中，平均比市场高出7.9%，而在宣布分拆后的三年中，则超过了市场12.2%。 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间，高价格的股票已被市场和投资者所接受，比比皆是，导致股票分拆已经变得不那么普遍了。从2011年至2019年的9年中，S&P 1500指数里的股票的分拆数量减少了75%。 最后，为读者们奉上从1996年以来发生过分拆的股票和Wilshire股票指数之间的表现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过分拆历史的股票作为一个整体，和包含了所有在美国活跃交易的股票的Wilshire500指数相比，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保持着一个异常稳定几乎是个不变常量的优势。 希望新加入这个分拆股票大家庭的最显赫的巨无霸苹果公司继承这一光荣悠久的历史传统，把这个分拆股票的荣誉继续发扬光大，让更多的普通投资者都能分享到当代伟大的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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