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究院 陈传希 刷爆全网的《三十而已》迎来了大结局。三个30岁女性的故事，展示了30+女性所面临的事业与家庭的困境。此前，更有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让我们见识到30+姐姐的舞台魅力。 2020年，无疑是“姐姐年”。除了对剧情和角色的热议，这些影视作品更是激发了人们对“30岁”的讨论。 3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生活的焦虑，害怕秃头、害怕啤酒肚、害怕和社会脱节......中年的压力开开慢慢展露跟脚。 房地产行业，那些身价不菲的地产老板们，他们30岁的时候都是什么样的呢？“30+”对于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研究院选择40位上市房企老板，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当时的工作境况。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才刚刚起步。“50后”的地产老板，30岁的时候，多数抱着“铁饭碗”还未下海。苏宁环球张桂平还在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做工程师；胡葆森出任着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助理总经理；许家印还在河南舞阳钢铁公司工作。 相较“50后”的地产老板，“60后”的地产老板30岁时正值20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的改革，市场出现井喷的地产创业潮。 戚金兴下海创办滨江；潘石屹、易小迪等与人合作创办了万通；林龙安创办了厦门禹洲集团；胡一平创建了德信地产；孔建岷兄弟一起创建合景泰富地产；旭辉的林中带领兄弟开始涉足地产领域；陈卓林带领兄弟创办的公司开始进军房地产业；吴亚军30岁虽还是一名房地产行业报纸记者，但第二年她便参股创建龙湖地产的前身……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机遇，开始了房地产行业的原始积累。这也为后来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80后的已然走向台前，成为了地产老板。新城集团王晓松、合生创展集团朱桔榕、大发地产葛一暘这些都已经代替父辈们成为企业的老板，他们30岁时，站在父辈的肩膀上，为接班而努力着。其中陈思铭更是离开长辈所在集团，独自出去创办景业名邦。 30岁，虽然大部分地产老板积极开拓；也有一批地产老板当时正“潜龙在渊”。如孙宏斌当时被联想送入大牢，尚在服刑。但他并未放弃自己，不仅争取了减刑，出狱后与联想柳传志化干戈为玉帛，获得助力，开启了自己征途。 无论是二十不惑，还是三十而已，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真正给人下定义不能是别人，只能是自己。但时间不等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想到这个题目时，我自己都有些被惊到。因为很容易招骂。 人们都在讲贫富分化问题，你说要安抚企业家的心，他们已经有那么多财富，你还觉得不满足吗？ 中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改善，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科创板等为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化打开了通道，环境对他们已经够好了吧？ 不少人为富不仁，发的是不义之财，你也要安抚？ 首先，我说的是安抚企业家的心，不是不仁不义不择手段的心。 其次，“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近年中央领导多次与企业家座谈，为企业家鼓劲，让企业家安心。 对企业家理论颇有研究的刘鹤先生曾说，“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他还说，具有识别功能、融资功能、构造股权结构和进行好的制度安排这三大功能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企业家。 无论从政策还是学理上，安抚企业家的心，这个命题一点没错。 我为什么提出“像扶贫一样”呢？ 因为十八大以来，扶贫是中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之一，中央国务院有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上到下高度一致，目标明确，部署细密，措施到位，执行力强。没有人说一个“不”字。 我到有的国家级贫困县调研过，亲眼看到县里四套班子成员和县一级的干部包乡镇、包片，县里各级部门包村、干部包户，各乡镇和行政村实现了单位帮扶全覆盖，帮扶单位在各村成立减贫摘帽攻坚队，每个队员负责村内10户左右群众。再加上企业、社会慷慨帮扶，只要找准和市场对接的造血型项目以及致富带头人，贫困地区的面貌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扶贫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将扶贫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党的重要使命，所以上上下下没有杂音杂念，没有说一套做一套，而是真抓实干，贯彻到底。 回到企业家，方方面面是不是已经真正形成统一认识了？从招商引资看，各地的认识应该是统一的，但要说关心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恐怕很多人就会有犹豫，不敢像讲扶贫那样理直气壮。 其实，我国宪法规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中的企业家当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更不用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中的企业家了。 宪法还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国法律的保护。 可见，各种类型企业的企业家，只要守法经营，都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融的。他们完全应该很安全、很安心地从事经济活动，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获得应有的管理收益和资本收益。 安抚企业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中美之间的摩擦加剧，中国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而持久战拼的是综合国力和人民的团结一心，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不能停摆，生产力不能下降，创新不能止步，国力不能衰退，经济要更有韧性，争取发展得更好。谁是创新主体和经济新动能的挖掘者、激发者？是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心散了，中国经济前途堪忧。 我提出“像扶贫一样安扶企业家的心”，是希望从本质上，从战略上，增强全社会对企业家的认识。 为什么要安抚企业家的心？我想到五个理由。 1、企业家的作用很大。到2019年底，中国有1.23亿户市场主体，其中企业3858万户，个体工商户8261万户。他们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民营经济更是具有“56789”的特征。在所有市场主体中，企业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企业是脆弱的物种。很多人一想到企业家，就会想到实力雄厚财富滚滚。其实，企业往往九死一生，朝不保夕，充满了不确定性。关于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有说是3.9年，有说是2.4年，不明出处，很难采信。我能找到的官方权威报告是原国家工商总局2013年发布的《全国内资企业生存时间分析报告》，据此报告，截至2012年底，全国1322.54万户内资企业中，生存时间五年以下的占企业总量的接近一半（49.4%）；企业五年累计消亡三成以上；近五年退出市场的企业平均寿命为6.09年，寿命在五年以内的接近六成。我认为这些数据偏乐观，因为报告定义的“退出市场”是指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或到工商部门注销掉营业执照，而不少企业其实是名存实亡。当然，企业和人不同，企业“死”了以后企业家还可以从头再来，但从总体上说，办企业失败率很高。 3、企业家是一种高压力职业。企业家要面临外部市场、社交和内部生产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对身心健康的透支很大，幸福感并不高。2008年至2012年四年间，中国有超过20位知名企业家因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先后去世，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平均年龄为48岁，死于癌症的平均年龄为46岁。慈铭体检集团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企业高管级别越高，健康状况越差，企业高管的健康异常率高达98.5%，其血压、血糖指标比普通员工高5%到10%，企业家在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三个指标上高出全国平均发病率20%以上，颈椎异常发病率高出全国平均40%以上。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和爱康国宾合作的2014年《中国企业家健康绿皮书》指出，97.5%的企业家至少检出一项指标异常，近60%的企业家检出了5项及以上指标异常。近年来，企业家更在意自己的身体，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情况应有所改善。但从我和企业家群体特别是40后到70后企业家的接触看，无论是和实际年龄比还是和其他较稳定的职场从业者比，他们普遍显老，身体的毛病不少。 4、企业家是一种高危职业。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企业家犯罪规模较前几年明显上升，所触犯的罪名数量从2014年、2015年的51、57个，增加到2016年的77个。 《2017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在2292人的企业家犯罪中，共涉及84个具体罪名，其中国有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民营企业家的高频率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单位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企业家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共计415次，其中国有企业家1次，民营企业家414次。 |某直辖市2019年民营企业家涉案的主要罪名。来源：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 一般来说，中小企业家是刑事犯罪的高发群体，特别是在融资方面。但近年来，很多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也纷纷出事。金杜律师事务所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刑事犯罪报告（2019年度）》指出，2019年有93家上市公司卷入刑事案件，其中41家上市公司关联主体涉嫌构成刑事犯罪，20位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事长陷入刑事追责程序，包括集资类犯罪、职务类犯罪、经营类犯罪、证券类犯罪等等。 以往很多企业家对合规的关注往往是在民商事法律风险方面，较少关注“刑事合规”问题。一些企业家总觉得企业出了点问题，罚点款、走走关系就能解决，其实大量经济活动的合规要求都有刑事方面的法律规定，弄不好就要判刑坐牢。 5、企业家内心充满纠结。一方面，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机会，是全球最佳的创业创富热土之一；另一方面，在转型转轨、政策变动频繁、公权力强势、行政性干预名目繁多、非公经济存在很多天生的不公平等等背景下，很多企业家行为都是不情愿的、扭曲的、被迫的。比如只能挂靠某些部门才能进入某些行业，交牌照费，寻租；有些行为是不如此就很难生存的，如税费太高不得不逃。很多企业家有了困难也不敢对外面说，说了官员就不愿意再来，银行就开始抽贷。企业家表面风光，很多是做给外面看的，内心往往是千般纠结万般苦。 对上述提到的情况，中央高层是非常清楚的，2018年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讲话指出，我们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不少落实不好、效果不彰，在平等保护产权、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政策制定过程中前期调研不够，没有充分听取企业意见，没有给企业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有的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惜贷不敢贷甚至直接抽贷断贷；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次讲话之后，最高法、最高检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关于依法甄别和纠正涉产权错案冤案的工作方案》《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等等，最高法还发布了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的十大典型案例，提出三个慎重，慎重采取拘留、逮捕等人身强制措施，慎重查封扣押冻结涉案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慎重发布非公有制企业案件的新闻信息。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心作用。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问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优秀企业家，你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从外部环境说，他们最担心中美脱钩，全球化倒退，经济下滑，改革开放逆行，社会不稳定、民粹化情绪波及到企业家身上。 从营造企业家健康发展的环境的角度，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改进是明显的，特别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和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些中心城市。他们并没有更多要求，只希望政策稳定、政府说到做到、企业不被干预就好了。 我还看了2019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的发言摘登： 有的企业家说，希望加大力度，让“有恒产者有恒心”真正成为所有民营企业家的定心丸； 有的说，当各级政府在征求我们意见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时，我想大家的回答是一样的，第一条一定是安全，企业和企业家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业务正常运营的安全问题； 有的说，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是产权保护，二是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保护，要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坚决防止将民事责任变为刑事责任，让企业家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 有的说，对于有自首、立功表现，认罪态度较好，社会危险性不高的民营企业家，应尽量采取取保候审等刑事措施及缓刑。保障被羁押民营企业家非涉案信息的畅通，充分保障其律师会见的权利，以保证其可以在羁押期间仍管理企业，使企业正常运营，降低连锁风险的发生； 有的说，要树立非公企业财产同样不可侵犯的司法意识。查封、冻结和执行涉案财产时，应严格区分个人财产与法人财产、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被告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涉案企业和人员的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不得任意扩大涉案处置资产的范围和数额。慎重处置民营企业的决定性生产经营财产，避免一个案子毁了一个企业； 有的说，不要轻易将企业家的一些创新和经营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不要轻易将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认定为非法所得，对于骗取贷款罪等经营性罪名要根据客观情况，谨慎认定。 …… 综上所述，中国优秀企业家更关心的是世界和中国的走向问题，而更广泛的企业家群体，除了关心这些，还关心产权安全、人身安全和经营安全。 这并非杞人忧天。有朋友告诉我，去年打击黑恶势力过程中，某地抓了一个犯罪分子，他交待说十几年前和某人做过生意，公安认为这就是黑社会团伙，就把这人抓了。他是开酒楼的，流水很大，家里有几千万现金，这些钱被冻结，说有洗钱嫌疑。人不在，流动资金不畅，酒楼也垮了，他妻子四处奔走求助，但没有结果。 还有企业向我反映，早几年政府部门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时，他们成立了一家网贷公司，当时没有哪个部门来监管，等行业出了问题，就一刀切全部终止，开始说先整顿再推进备案，后来几乎全部取缔，他们平台的债权基本都是真实的，企业负责人也没有挥霍和自融，但整个企业（含外地）也被抓了60多人，而追缴借款人欠款的工作、企业负责人处置资产变现的工作则无法有效展开。 我一向倡导诚信经营、正道光明的企业家精神，企业触犯法律，当然要依法办事，但相当多问题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性地理解。一通抓人冻结资产，一个企业就完了，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示范性，会让更多人心里不安，甚至心惊肉跳，宁可做少一点，或者移民转换身份图个安全。 当前的中国经济，既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同时也有相当的压力，展望未来，形势会更加严峻和复杂。 时代需要广大的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家牢牢树立坚韧的意志和对国家民族深切的责任感。4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宏阔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越是沧海横流，越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时候。 时代需要中国企业家临危不乱，危中见机，自我超越，开辟新局。 但中国企业家要完成新时代的使命，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他们“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一边鼓励建立信心，一边又因为种种原因让信心流失，那就会像漏水的水桶，怎么也难以装满。 一切从事以人为本的价值创造活动，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勇气做出决策的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不止于企业，政府、社会、学校、医院，各种组织，都有企业家精神发挥的空间。 我们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一起努力，共创鼓励做事而不是刁难做事的环境，我们需要更多做事、做实事的人，那种只会盯着管着别人怎么做事的人要尽量减少，特别是从两种人的比例上，前者的比例越高越好，后者的比例越低越好。 即使那些做事的人有偏差和失误，也应该以建设性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帮助他们改进，而不是一味惩戒、过度惩戒，甚至以惩戒为由去寻租，这样会让他们在内心深处有无比深刻的反感。 多年前有一位首富榜上的企业家对我说：“你觉得我成功吗？我只要深夜躺在床上，想到那些让我生厌却又不得不面对和赔笑的面孔，就觉得毫无成功可言。” 每个人心里深处最渴望的情感，就是平等和尊重。 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在《中国企业家》担任社长时曾说，所有成功的企业家，内心都结满了厚厚的茧子。 当此时刻，让我们像扶贫一样安扶这些结满茧子的心吧。不用更多的政策倾斜，就只要真正的平等、公平和尊重。 将心比心，中国企业家也一定不会辜负这个需要他们更加前行和奋斗，而不是后退和躲闪的时代。
这两年，大量的理财平台暴雷，理财师被抓，于是理财市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群体——独立理财师。 他们不再为金融机构干活，而是利用手里的客户资源，成立独立的理财工作室，单飞单干。 去年年底，市场上一度出现了3万家理财工作室。 短短一年之后，这个商业模式却一地鸡毛。 3万家工作室如今只剩不到1万家，倒闭了70%以上，一些理财师回到了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转型做起了微商，开始卖海参、面膜。 这个模式到底是伪命题，还是行业的未来？ 01 淘汰70%以上 财富管理行业持续多年的暴雷潮，让这个行业彻底洗牌。 “我身边有三分之一的理财师被抓走了，而且做得越好的越容易被抓，因为卖得多。”理财师郝杰说，去年，自己经历了非常黑暗的一段时间。 而他自己平台的产品也出现暴雷，客户的电话天天催，声音一响，他都害怕。 因为大量的理财师被抓，这个行业的一种新模式开始萌芽。 原来的销售模式，存在很大问题。 理财师和金融公司是绑定的，理财师卖出去订单后，金融公司会给提成。 这就导致为了业绩，理财师会不管产品好坏，猛力销售。 而在美国，理财师却是和客户绑定的，他们给客户推荐产品，然后赚取佣金。理财师就像律师一样，客户为他们专业的咨询付费。 随着暴雷潮的加剧，理财师们也渐渐意识到，金融公司根本不是关键，客户资源才是关键。 于是，他们纷纷出走，学习美国模式，出来单飞单干。 去年一年，行业一度出现了3万家理财工作室。 这些理财师大多是从金融机构或者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出走的，有一个人出来独立干的，也有三五个人成伙的。 他们自己从市面上寻找好的资产销售，也有一些人开始模仿美国，尝试收取客户的理财咨询费。 卖方市场，突然要切换成买方市场。 这个模式刚出现的时候，行业对其期许很高。 “我当时觉得这才是真正合理的产业链条，也代表着未来。”郝杰有近一半的理财师朋友选择出来单干，他最后也被鼓动。 他过去只是理财经理的朋友们，名片的Title纷纷换成了某某公司CEO。 但单飞模式却并没有延续多久的热度，他们很快遭遇了疫情的黑天鹅和动荡的局势。 卖固收类产品的理财工作室，继续暴雷，“炸得他们脑袋嗡嗡的”。 而卖香港保险的，也因为局势的紧张彻底停摆。 疫情之后，行业的洗牌潮来临了。 逃离行业的独立理财师，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非专业人士，他们大多是销售出身，没有多少金融经验。 美信联邦CEO刁盛鑫甚至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创业做家办的理财师，开始在朋友圈卖海参，“实在熬不住了”。 而郝杰也发现，大量的独立理财师开始转型做微商，卖面膜，卖海参，卖零食。 一些手头有高净值客户资源的理财师，也不再推销理财，而是去卖一些奢侈品，比如名表。 疫情期间，航班停运。一些公司还跟私人飞机服务商合作，面向有回国需求的客户，卖起了机票。 “一单就能挣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一位理财师称。 一些理财师则卖起了海外房产，挣中介费。 一些工作室倒闭之后，它们手头的客户信息被直接卖了出去。 “客户信息6元一条，200条起卖。”在一些理财师的群里，已经有人公开倒卖信息。 而第二类逃离行业的，是相对有些金融背景的从业者。他们大多选择回到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或者金融机构。 “去年出来创业单干的同事，有一半都回归了原行业。”郝杰称，去银行、信托、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的，都有。 转型的转型，回流的回流，半年时间，3万家理财工作室，只剩下不到1万家，淘汰率高达70%以上。 02 专业性 有一些从业者，把这次行业的退潮，归结于疫情。 疫情之下，一些非标固收类的资产继续加速暴雷，监管也在打击这类资产。 而一些海外资产，也因为疫情原因难以配置。 是疫情等危机让这个行业难以为继吗？ 尽管非标固收、海外资产、港险等产品受到了冲击，但依旧有一些非常专业的理财工作室活了下来。 它们选择的资产大多是国内保险、股权，甚至还有不少二级市场产品。 它们能穿越危机的武器，不是幸运，而是专业。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放弃了非标固收产品。我们判断这些产品终将退出历史舞台。”独立理财师周元称。 他认为，全球放水，对股市来说是抄底的好机会，于是他选择了二级市场产品。 在危机之下，什么资产更保值，更有前景，对此，需要有精准的判断。 经历过半年洗牌期的从业者们，几乎都意识到，专业，才是这个行业的生命线。 “美国的理财师们都是非常专业的，他们经历过专业的培训，再执证上岗。”郝杰称。 对比之下，长期处在卖方市场中的中国理财师行业，却有些畸形发展。 “大多数理财师是销售出身，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更没有风控能力去鉴别和挑选产品。”郝杰称。 他自己的工作室给客户推荐了5款固收产品，“疫情之后情况恶化，其中3款都出现了问题”。 “100位理财师中，可能只有10到15位有自己的风控标准，其他人都是公司有什么产品就卖什么。”另一位独立理财师称。 周元认为，一个真正能够单飞的理财师，起码得具备8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懂得海内外的保险、房产、税务、会计、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 同时，他还得是一个多面手，得是谈判大师、销售专家，以及法律顾问。 就像在医生行业，成为某一个专科的大夫相对容易，但要成为一个全科大夫，则非常难。 “目前，国内符合这种要求的理财师，最多只占10%。” 03 市场不成熟 中国的理财师们，原本想把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结果发现市场条件尚不成熟。 “没有一个客户愿意为了理财咨询付费。”郝杰称。 那些曾经被郝杰称为“铁杆客户”的客户，也不再轻易信任他了。 “经历过上次的暴雷潮，客户都谨慎了很多，过去他们是因为信任你而买了某个产品，现在他们要看产品，看风险，还要看你的专业度。”郝杰认为，经历过风险教育的用户，和原来的差别很大。 不信任的同时，他们也更不愿意为理财咨询付费。 大多数单飞的理财师们，依然靠收取金融机构的佣金而活。 这就导致哪家佣金高，他们就会选哪一家产品，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所谓的买方市场，看起来土壤不足，市场尚未培育起来。 那么，这个模式到底是伪命题，还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模式才刚刚萌芽，行业还不成熟。”NewBanker的创始人李清昊认为，它仍然是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这种模式代表了资管行业碎片化的趋势。相比于传统的家办，独立理财工作室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刁盛鑫也这样认为。 大部分的从业者也依然坚定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 郝杰觉得，行业可能还需要长久的市场教育过程，要扭转一种生产链条，需要两方趋同。 理财师更专业，客户信任理财师的专业。 李清昊认为，“专业”是一个慢活，要让市场完全成长，可能还需要3到5年的时间。 当然，如果监管提前划上跑道，这个行业也可能迅速进入快车道。 疫情之后，一些活下来的理财工作室，正在开拓新的模式和获客渠道。 它们开始进行系统升级，尽量节约时间和管理成本。 同时，它们开始尝试新的玩法，比如通过抖音等工具获客，以及做线上路演、线上签约等。 周元发现，身边很多理财师开始去上培训课，主动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而一些回到金融机构的理财师们，也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开始关注底层资产，学习风控知识。 “再给这个行业一些成长的时间。”周元依旧坚信，这个模式就是未来。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7月16日，刘晓明大使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菲尔普视频专访。专访实录全文如下： 《泰晤士报》：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采访。英国政府最近就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作出决定，正如你昨天与英国智库座谈时所说，当前英中关系面临重要时刻，处于多事之秋。我想问的是，你在伦敦担任大使十年，是否认为现在是英中关系最糟糕的时刻？十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大使：我理解你希望今天的采访覆盖更广泛议题，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集中在华为这一英中关系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上。 是的，我在此工作已有十年，见证了中英关系的起起伏伏，但我不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最糟糕的情况，而是中英关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我驻节英国的十年中，中英关系历经风雨，仍向前发展。我们经历了英国领导人会见“藏独”头目达赖，这违背了英方关于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诺。我们还经历了英国“海神之子”号军舰侵入中国领海、违反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准则。现在我们又遇到新问题，华为是其中最严峻的一个。这个问题不是关于一家公司，而关于中国。我认为一些英国记者的认识比政客要准确。这实际上是关于英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问题，是视中国为机遇、还是挑战甚至威胁？是视中国为可以合作的友好国家、还是“敌对”或“潜在的敌对”国家？华为被贴上很多标签，有人称其为来自“敌对国家”的公司，也有人称其为“高风险供应商”。华为在英国经营20年，突然之间，一些人“发现”它是“高风险供应商”，完全忘记了华为为英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泰晤士报》：你曾说，华为公司在英国经营近20年，投资20亿英镑并创造大量就业，英方禁止华为的决定令人痛心。你打算给准备来英投资的其他中国企业什么建议呢？ 刘大使：中国企业不需要我提建议。华为的例子就摆在那儿了。它曾是中英互利合作的典范。我记得美国想方设法打压华为的时候，英国领导人对我说，英国是开放的。我曾赞赏英国领导人，他们能够百分之百准确叫出名字的中国企业就是华为。他们在公开演讲中，也表示欢迎华为。这表明英国曾奉行不一样的外交政策，也体现出英国曾是开放、自由贸易的旗手。这是众多中国企业来英投资的原因之一。 过去10年，中国对英投资增长了20倍。我刚到英国时，中国对英投资只有10亿美元，现在有200亿美元。英国已成为吸引中国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我认为中国在英投资不仅提供就业、创造机遇和促进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与英国共同成长。 以华为为例，华为是5G的领军企业，中国也是5G的领先者。现在华为在中国市场占据40%，也占据世界市场40%的份额。英国启动5G较早，但在部署上稍显落后。我认为英国人很聪明，也很有远见，知道如何把握机遇。华为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英国政府制定了富有雄心的计划，要在2025年实现5G全覆盖，华为愿为此提供帮助并做出贡献。但很不幸，英国现在根据“莫须有”的技术风险做出禁用华为的决定，其中还有政治操弄。看看美国领导人是怎么说的，他说正是因为他施加了压力，英国才做出了禁止华为的决定。我认为英国丧失了机遇。 我曾说，选择华为就是选择机遇、选择增长，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机遇、拒绝增长。现在，我要加上一句：拒绝华为就是拒绝未来。5G代表未来。华为问题出现后，我努力了解5G概念及相关技术。5G不只涉及手机，包括改善手机的质量、清晰度和速度等。我认为5G关系到人类未来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自动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以新冠肺炎为例，在中国和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5G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实现远程诊疗，覆盖了所有医院，为医护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保护。所以5G不仅代表产业未来，也代表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未来。英国错过了在这一领域成为领导者的机遇。 《泰晤士报》：谢谢。我想再提一个问题，是关于你昨天提到的英国政府改变涉华为决定的原因。你提到英国政府主管部门曾表示华为“风险可控”，你也提到了英国的“对华鹰派”。就在几周前，英国议会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旨在应对日益“复杂棘手”的涉华问题。你怎么看这个小组？ 刘大使：在英国确实存在一些势力。英国向来被不少人称为“自由的国度”，标榜“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英国是近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极端思潮。但一些政客则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我不想点名，其中绝大多数你都知道，尤其哪些叫嚣得最响的。 在这些政客看来，现在赶上了反华的好时机。他们把美国领导人吹捧为“自由世界”的旗手。英国领导人曾致力打造旨在互利共赢的英中关系“黄金时代”，英国社会一直以来的主流意见也是发展双边友好关系、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这些人在那样的背景下掀不起什么风浪。现在他们觉得时机已到，中美“对抗”或摩擦给了他们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甘愿“随美起舞”。 我认为国家领导人应具备战略眼光，深知本国根本利益所在，不应向政治压力低头，不应被“对华鹰派”或“反华势力”裹挟。我想强调，中英关系十分重要，不能被反华势力、反对中英合作的势力所绑架。令人遗憾的是，从英国对待华为一事来看，这些反华势力在幕后推波助澜，他们乐见这样的结果。我对此感到遗憾，我认为最终恶果将由英国人民来“买单”。 我认为，英国民众不会愿意花高价购买使用质量不如华为的技术和设备。你或许已听到英国工商界领袖们对替代华为的高额成本、英国5G建设可能被迟滞表达的关切。英国政府也会支付额外成本，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答案是纳税人，是由英国消费者和普通民众来“买单”。华为在英国创造了大约26000个就业岗位，还建立了6个研发中心，雇佣了300至400名研发人员。他们近期还在剑桥购地，计划建设光电子研究中心。 我认为英国政府关于华为的决定亦将破坏相关产业供应链。英国制造业早已萎缩，人才、技术和创意是英国的比较优势。华为则拥有强大制造能力和优秀研发团队。中英两国本可在5G技术发展中实现优势互补、携手并进、引领世界，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认为华为还有兴趣追加对英投资。他们本计划在今后三年再追加30亿英镑投资，但情况已然变化。 《泰晤士报》：你认为他们不会追加这笔投资？ 刘大使：既然英国计划逐步弃用华为，华为为什么还要投资呢？按照英国的计划，到2027年华为将被全部移除。因此我认为，英国政府的决定将使英国错失很多机遇。 《泰晤士报》：我想再问一下关于议会中国研究小组的问题吗？它成立时，因与欧洲研究小组同名而使我印象深刻。有人说，四十年来，英国尽管是欧盟成员，但一直把欧洲当作一个有用的“敌人”，什么事都可以归咎于欧洲；英国脱欧后，失去了“敌人”。你是否认为英国某些政治力量正在把中国变成新的“敌人”？ 刘大使：的确如此。我认为一些欧美政客正试图将自己制造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看一看美国抗疫情况就知道了。美国领导人一直在说，疫情是从中国传来的。对他们而言，中国很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甩锅”中国轻而易举。他们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十分嫉妒。在他们看来，美国或部分欧洲国家的抗疫成效很难和中国相提并论。因此，必须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有些人甚至想对中国发动 “新冷战”。 我曾两次常驻华盛顿。我知道你也曾在华盛顿工作过。我目睹美国的“鹰派”为了增加军事预算不停地寻找敌人。如果找不到，他们会制造一个敌人。在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也有人想要树敌，叫嚣所谓“新冷战”，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曾多次在演讲中强调，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五千年，那时还没有美国，甚至还没有英国。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随着实力的提升，我们希望承担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匹配的责任。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我们对联合国预算的贡献很小。现在，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我们希望为人类和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有些人对此感到失望，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国制度，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是另类。当中国变得强大和繁荣时，他们不高兴。中国人民富足幸福，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坚持和平共处原则，真诚希望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泰晤士报》：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你可能已经看到《泰晤士报》本周报道，英国计划向太平洋或南海派遣航空母舰？你对此有何反应？你认为这将释放什么信号？ 刘大使：这将是一个危险的行动。首先，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英国脱欧后，我想英国仍想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不是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我认为，英国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南海局势是和平和安宁的。我们正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所谓航行自由是个“伪命题”。南海不存在航行自由的问题。在过去许多年里，没有人能举出一艘商船在南海被骚扰的例子。中国60%的原油经南海运输。中国比任何国家都不愿意看到南海局势陷入动荡。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有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法权利，这种权利符合并受国际法保护。美国不远万里派军舰到南海，就是为了挑衅、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我不愿看到英国跟随美国挑战中国主权，干扰地区和平安宁。我希望脱欧后的英国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制造动荡。 《泰晤士报》：我们来谈谈当前英中关系中的另一个问题，香港。英国计划给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持有者公民权利，中国做了回应，指出这是粗暴干涉内政。你对罗冠聪和郑文杰来到英国有何看法？郑提到要建立香港流亡议会。如果伦敦成为来自香港人员的组织活动之地，中国会如何反应？ 刘大使：首先谈谈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我想英国做出了错误决定。这是针对香港国安法的，是对香港国安法的误读和误解。这部法律是以立法的方式堵塞香港国家安全的风险漏洞。去年香港陷入暴乱，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措施止暴制乱。基本法第23条，授权香港特区就维护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23年来，由于反对派造谣惑众，立法一直没有完成。但这并不妨碍中央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英国政府和议会责任维护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的国家安全。中国也一样。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国安法是为恢复秩序，回应香港民众要求止暴制乱的呼声。但英国做出错误的反应。有关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措施将扰乱香港人心。英方一直声称希望看到香港繁荣稳定。但这一措施无助于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只会起反作用。 第二，英方违背自身承诺。英方曾明确承诺不给予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中国公民在英居留权，但现在完全改变了立场。英方一方面错误地指责中国违背承诺，另一方面，英方违背自身在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英方的指责毫无道理，我们仍坚持“一国两制”。这是写入香港基本法的一项制度，与《中英联合声明》无关。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所谓“流亡议会”的问题。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员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是大错特错。这些人的目标是分裂中国和“香港独立”。这样的组织是以破坏“一国两制”为目的的反华组织。“一国”意味着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们利用两制侵蚀一国，达到他们破坏中国统一和完整的目的。如果英国允许这些人建立所谓“流亡议会”，那将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将成为中英关系中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泰晤士报》：这会造成后果吗？ 刘大使：当然。如果英方挑战中国的主权，支持反华势力，我们一定会提出严正交涉，警告他们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泰晤士报》：你能具体谈谈会有什么后果吗？ 刘大使：这要视情况而定。我再强调一下，这些行动都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香港、华为。这都是有关信任的问题，有关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如果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就会像一些“对华鹰派”和“逢中必反”的人一样，抓住一切机会攻击中国，不择手段削弱中国、损害中国的利益。到最后，他们也会损害英国的利益。我想中英关系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英国的利益。我们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巨大合作潜力，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们两国可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合作推进许多国际议程，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联合国事务、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的合作和自由贸易。中英的合作议程十分广泛。我们应该是伙伴和朋友，前提是我们建立基本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这是双边关系的基础。我想我们已经超时了。问最后一个问题吧？ 《泰晤士报》：我问一个关于伙伴关系的问题。现在英中伙伴关系的内涵之一是在英国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数量很大。但英国议会外委会指责中国驻英使馆干扰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你如何回应？ 刘大使：这种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些人仍生活在冷战时代。我与中国学生有许多联系。现在有20万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我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我相信他们代表着中国和中英关系的未来。我鼓励他们报效祖国。这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英国驻中国大使到校园里演讲，鼓励英国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会有问题吗？会被称作干扰学术自由吗？这种说法很荒唐。这显示了某些人心理有问题。一些人抱怨中国变得很强势。但中国没有变。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 自英国1972年接收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起，现在已有不少留英学生走上中国各个领域重要岗位。我想，在1972年，当时的中国驻英国大使也会对这批学生说过相同的话。这批人，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和知名科学家，他们都在推动中英交流合作，为中英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些“冷战斗士”甚至在这种基本问题上都歪曲抹黑。职我要告诉他们：中国大使鼓励中国留学生努力学习、报效祖国，是我的职责，没有任何问题。 《泰晤士报》：谢谢。 刘大使：最后，我想说，希望英国不仅在口头、而且在行动上重视中国。中国是英国的机遇。中国希望成为英国的朋友和伙伴。我们希望与英国合作共赢。 《泰晤士报》：非常感谢你。 刘大使：再见。
据路透社消息，英国文化大臣奥利弗•道登在北京时间7月14日宣布，英国已决定停止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理由是，使用华为的技术和设备存在“安全风险”。 我为什么这几年一再说，很多人学经济学学傻了，其实我也曾经傻过。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顶礼膜拜，认为欧美等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发达经济体，就是奉行自由市场，以及维护这个市场体系的一系列的先进制度，这无疑是所有国家都努力的目标。然而，随着对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对现实的冷眼观察，我发现很多事不是他们宣扬的那样的。 在历史上为了维持他们的产业优势和竞争地位，英美等国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比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打压华为，旗号是华为有“安全风险”，但是，从来没有见他们拿出证据证明华为真的有什么“安全风险”，其实，对欧美一些国家而言，华为对他们最大的“安全风险”就是华为在这个领域已经超过他们了。在历史上，一旦一个国家的产业比他们强，他们不是靠自由竞争去超越，而是：干掉它！ 别不信，历史的确是这样的。先说说英国，英国是亚当·斯密的故乡。很多人总是想当然的认为，英国一定是斯密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强国的。但是，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英国的很多产业的发展，是靠英国政府的干预和对殖民地相同产业的打压。 当年，印度的棉纺织业比英国的强，英国饱受印度棉纺织业竞争之苦。为了打压印度的棉纺织业，扶持英国自己的棉纺织业，英国议会在1701年通过《棉布法案》，对英国从印度进口的棉纺织品征收极高的关税，甚至禁止穿着以印度纺织品（棉布）制作的服装。直到1774年，在英国的棉纺织业终于超过印度之后，英国才废除了这个法案。 事后的故事大家听到的版本就差不多了，英国的纺织业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而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就是从纺织业开始。至于英国的纺织业是如何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这段历史他们很少提。除了棉纺织业，英国还对殖民地的其他产业实施一系列禁令：不准建栋钢楼或者切钢厂；不准制造钢和铁的成品，即使供自己消费的也不准。另外，英国还禁止殖民地之间进行皮毛和羊毛物品的交易。 由此观之，英国的崛起，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实现了产业保护和贸易保护政策，而不是因为采用了斯密的不干预思想、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在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英国一直对重商主义给予抨击，但英国恰恰是靠重商主义有了后来的经济霸权地位。诺曼在《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崛起》中一针见血指出，“重商主义体系……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可谓入木三分。 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当年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是英国一系列产业禁令的受害者。当年，北美殖民地在工商业方面完全处于对英国的奴属地位，除了家庭工业与手工业之外，不允许从事任何工业。据说在1770年，当英国的查坦勋爵看到北美的新英格兰人开始尝试进行一些工业时惶惶不安，当即宣布禁止殖民地从事制造业，甚至连一只马鞍都不行。 美国建国之后，美国的一些建国者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英国为什么强大，所以，他们开始采取英国曾经对付他们的办法。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力主发展美国的制造业。汉密尔顿是亚当·斯密的粉丝，但是，汉密尔顿一方面崇拜斯密，另一方面却用斯密反对的手段开始发展美国的制造业。 在产业发展上，汉密尔顿不相信斯密的自由放任，他认为，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汉密尔顿提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四项政策：即保护关税、禁令、原材料出口税、资金补贴各自的效果。而这些美国曾经实施的措施，也是现在美国极力反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么做的措施。美国为了保护自己产业的发展，实施了严格的关税保护，而美国一度是世界上关税最多的国家。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的朝野上下其实都非常明白，美国不是靠自由贸易。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把美国称为“现代保护主义的摇篮与堡垒。”在对产业的保护上，一旦某个国家的产业超过美国，美国才不管什么自由市场之类的规则，而是直接举起制裁的大棒，历史上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对当年的日本如此，对今天的中国也如此。 有多少人曾经和我一样是多么的幼稚，认为英美这些国家是如何的公平，如何的讲道理，如何的守规则。但是，看看他们对华为的做法，依然是很娴熟继承了他们的老祖宗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举起保护主义的额大旗，进行打压。原因绝非什么“安全风险”，而是因为华为的确在这个领域超过了他们。对于英国当年的很多做法，德国的 “幼稚工业保护论之父”弗雷德里希·李斯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极其精彩的描述。实在太精彩了，摘录两段： “1721年，乔治一世的大臣们当禁止印度工业品输入的时候，曾公开宣称，情况很明显，只有输入原料、输出工业品，才能使国家富强……到了亚当·斯密的时候，除了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一些准则之外，又初次填上了一条新的准则，这就是把英国的实际政策隐蔽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世界主义的措辞与论据之下，目的在于防止外国仿效这个政策。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之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时代者威廉·庇特的、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 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复杂，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以为英美这些成年人都是遵守规则的模范，以为他们就是靠自由市场，而不是耍赖走到今天，以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总是以老师的口吻不断教训我们如何如何做，但是，一旦学生超过了老师，老师们要么指责学生做错了，要么就想办法灭掉这个超过自己的学生，用李斯特的话就是“撤掉梯子”。当然，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从来都不是童话世界，英美打压华为，撤掉梯子很正常。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他们才这么干，千万不要幼稚地认为我们按照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再也不会刁难我们。我们唯一做错的，就是我们在一些领域超过了他们。
盘点2020年上半年最火的词语，“后浪”一定位列其中。 五四青年节前夕，一部名为《后浪》的宣传片登上了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紧接着又霸屏了朋友圈，该片的发布方bilibili网站（即B站）也由此成为了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后浪”一词频频被各方人士于不同场合之下提及，用“现象级蹿红”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后浪”所指代的，正是Z世代人群。 Z世代，又称网络世代、互联网世代，意指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短讯、MP3、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按时间角度可定义为95后和00后人群，踌躇满志、注重体验、个性鲜明、自尊心强烈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在我国，Z世代赶上了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物质生活富足，又同样是互联网的原住民；而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他们普遍都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长辈的关注程度更高，儿时的孤独使他们更渴望依托网络渠道寻求认同。 与此同时，深受“二次元”文化熏陶的他们，又表现出鲜明的崇尚高颜值、爱开脑洞、热衷于寻求理想人设、“同人志”、社交需求旺盛等鲜明特点。再加上Z世代人群规模日渐壮大，他们正成长为未来中国新经济、新消费、新文化的主导力量。 也正因为上述种种，我们迫切需要看懂Z世代的画像与消费偏好。今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Z世代”群体消费趋势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旨在对Z世代这一群体各方面属性特征进行剖析，并对各个领域潜在的商机进行预判。 《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 （1）深度起底Z世代：对Z世代的前世今生做出梳理； （2）融入血液“二次元”：解码“二次元”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Z世代的性格和偏好； （3）Z世代消费态度：详解Z世代的六大消费特征； （4）拥抱奔涌的“后浪”：针对“如何面对Z世代”这一问题，给出相关建议。 剧透到此为止，更多精彩内容请看《报告》全文。如需获得报告PDF版本，可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后台回复“后浪”，获取网盘链接和提取码~
在《人生定位》一书中，艾·里斯给很多好莱坞演员泼了一盆冷水： “在好莱坞，梦想成为巨星的演员成千上万，然而只有极少数人梦想成真。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巨大的美梦中，这个美梦滋养着他们，支撑着他们，并最终辜负了他们。” 把这段话用到股民身上，也是贴切的。 在牛市氛围里，大多数股民活在致富赚钱的美梦里，这个美梦滋养着他们，支撑着他们，但最终会辜负他们。 牛市过后，赚到钱的仍然只有少数人。他们之所以赚钱，因为他们骑着一匹快马。 让基金经理为你赶车 艾·里斯在《人生定位》中提出了赛马理论：如果人生是一场赛马，赢得比赛的，未必是最好的骑手，那些拥有最好赛马的骑手，更容易笑到最后。 什么是赛马呢？以人生的不同阶段为例，求学时期，学校就是你的赛马，重点中学胜率大于普通中学，清北复交胜过一般本科；工作阶段，行业和公司就是你的赛马，IT互联网的胜率大于建筑设计，BAT相比小公司更容易让你成才。 推而广之，相同的毕业学校，专业就是你的赛马，金融这匹马更容易让你赚到钱；在同一家公司，岗位就是你的赛马，营销岗位更容易让你赚到钱。 所以，在人生这条路上，每个人都骑着很多匹马。很多时候，个人的聪明才智所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他骑着一匹怎样的马。 “不管你多么聪慧敏锐，把注压在一个输家身上是永远得不到回报的。泰坦尼克上最优秀的官员到最后也要与最没用的人待在同一条救生艇里，前提还是他要足够幸运，没有掉进水里。” 在股市里炒股，也是同样的道理。 很多散户所凭借的，不过是自身的经验、知识和小道消息，他们总是单打独斗，所以绝大多数都做了分母。自始至终，他们骑着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以自己为马。 在股市这个赛道中，散户自己显然不是跑得最快的马，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后勤补给，情绪波动大，缺乏纪律约束，甚至也没有专业的装备。他们和机构同台竞技，通常是被碾压的一方，被割了韭菜，正如股市中那句俗语： “当有钱人遇到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人最终会变得有钱，而有钱人最终会得到经验。” 眼馋牛市的收益，何必亲自下场呢？把钱交给有经验的人替你管理，不要以自己为马，挑一匹跑得更快的马，才是更好的选择。 基金，就是这样一匹马。买一只基金，基金经理会为你赶车，你在车上只要呼呼睡觉就好了。 买什么最好？ 截止2020年一季度末，国内基金总数超过6800只，其中股票型基金1188只。面对1188只由专业人士打理的基金，普通投资者该如何挑选呢？ 对小白投资者而言，最佳选择就是指数基金。 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巴菲特、达利欧、约翰？博格等全球知名投资人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如巴菲特就曾留下遗嘱，他去世之后，托管给妻子的资金必须投资于指数基金。巴菲特解释道： “我相信根据现行政策，该信托基金的长期业绩将优于大多数投资者的业绩——无论他们投资的是养老基金、机构基金还是个人基金，因为它们雇用的都是费用昂贵的基金经理。” 巴菲特所谓“昂贵的基金经理”，是指相比低费率的指数型基金，非指数型股票基金的管理费用太高，在时间的复利效应下会极大地侵蚀利润。况且，有研究表明，长期来看，95%以上的主动管理型基金都跑不赢指数基金。 巴菲特老爷子还用真金白银表达过自己对指数基金的支持。 2008年，巴菲特同某对冲基金公司打赌，赌该公司旗下5只最顶尖的对冲基金在10年内跑不赢标准普尔500指数，赌注100万美元。最后，巴菲特赢了赌注。 长期来看，指数基金之所以表现更好，除了较低的费率外，更重要的是指数基金属于被动管理，买入并持有构成指数的成分股，与“市场先生”保持一致。 而非指数基金强调跑赢市场、跑赢指数，需要基金经理主动操作。但问题恰恰在于，基金经理也是普通人，他们也会受情绪控制，犯各种散户会犯的错误。 从结果上看，他们也许比散户更专业，但通常打不赢“市场先生”。 与时间做朋友 很多老股民，都不愿意买指数，觉得不刺激。 市场中每天都有涨停的股票，少则几十只，多则几百只；而指数（如上证指数）涨个2%就算不错了，赚钱效应弱爆了。 但从结果上看，绝大多数股民，牛市中盈利跑不赢指数，熊市里亏损远远高于指数。 指数盈利的奥秘，藏在时间的长河中，藏在复利效应里。10万元本金，哪怕每年涨幅只有10%，只要拿的住，30年之后就能增值17.5倍，变成175万元。 你可能会说，到哪里去找年均收益10%的投资呢？上证指数就是。 都说A股牛短熊长，但上证指数从上市100点到现在3345点（2020年7月7日），30年涨了33.45倍，年均涨幅12.4%。 所以，看似不起眼的指数，在时间的长河里，跑赢了通胀，跑赢了存款，跑赢了银行理财。 话虽如此，买入时点也很重要。如果是2015年6月12日在5166点买入，现在还深套其中。对于普通投资者，很难去选择买入时点，可行的办法就是分散买入时点，即基金定投。 只需要每周或每月投入一定金额的资金，就能把买入时点的影响抹平，在时间的长河中尽情享受复利效应。 嘉信理财金融研究中心曾做过一个研究，假定5位投资者每年拿出2000美元购买指数，其中，有位投资者每年都选择了最佳买入点（最低点买入），有位投资者每次都是最糟糕买入点（最高点买入），20年之后，二者的盈利差距不到1.5万美元。见下图。 就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必追求最佳买点，也不可能总是最差买点，只要定期买入、长期持有，做时间的朋友就够了。 关键是仓位 这几天，股市大涨，很多发誓不再炒股的股民陆续回来了。 我有一个朋友，周一（7月6日）跑步入市，买入指数基金。周一股市涨得好，他很沮丧，因为拉高了他的成本；周二（7月7日）股市也还行，但他认为太疲软了，似乎指数不涨5个点，对不住他的热情支持。我评论说疲软正好加仓，他又不敢，说等周一这笔赚到钱再说。 这是很多股民的典型思维模式：着眼于一日两日的涨跌，不能站在牛熊大势的层面布局，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牛市初期，观望大概是所有错误中代价最大的一个。 很多投资者，在牛市初期不敢投资，看到身边人赚了钱才慢慢买入，越是谨慎的投资者越是如此。结果就是，他们总是在牛市的后半段大举加仓，把成本做得很高，然后在牛市接近尾声时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无比激进，不惜贷款炒股，甚至卖房炒股。 结果，整个牛市里，轻仓介入，只赚到零花钱，却满仓迎接熊市，被熊市的第一个跌停焖在里面，跌幅20%时被套住了，跌幅30%时，割肉离场，然后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股票。 等下一个牛市来临时，他们忍不住又来了，但谨慎依旧，还是在牛市的后半程进来，重复过去的故事，再次割肉离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正确的做法是反其道行之。 最好在熊市中坚持定投。如果三年前定投指数，现在的账面盈利至少在30%-40%了。如果不是，应该在牛市初期快速建仓，把仓位抬高。 之后，守住仓位，不因短期的调整离场；待牛市进入后半场，再逐步降低仓位。重仓参与牛市，轻仓迎接熊市，如此周而复始，自然对股市由恨生爱。 当然，没有人能够预判股市走势，也没人说得清何为前半场，何为后半程，何为牛熊转换的临界点。但只要保持定力，低点介入、高点离场，大方向上的仓位布局，还是可以做到的。 长期资金、长期投资 股市变幻莫测，以至于很多人把股市比作“赌场”。短期来看，的确与赌场无疑，因为谁也无法预知第二天的涨跌，买入卖出都像在下注。 但长期来看，股市却是能赚钱的，赚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钱，赚的是货币超发下资产升值的钱。 2008年10月，金融危机后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巴菲特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买入美国，正当时》，里面有一段话，讲的就是长期投资的价值： “从长期来看，股市给投资者带来的一定是好消息。20 世纪，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在许多其他军事冲突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国经历了大萧条，还经历了其他十几次小小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美国经历过石油危机、经历过流感疫情、经历过总统因丑闻而辞职。然而，道指还是从 66 点上涨到 11,497 点。” 所以，只要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有信心，对股市就可以有信心。站在长期投资的视角，买入A股，也就是买入中国。 既然是长期投资，自然要长期持有；既然是长期持有，自然要求长期资金。 所以，最好用三五年内都用不到的闲钱来投资，或者从工资里每月拿出一定的比例来投资，切忌使用有压力的资金。 之后，保持耐心即可，毕竟，“股市是一种将财富从没有耐心的人手中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中的工具。” 牛市来了吗？ 写到这里。很多读者可能会问，最根本的前提没有解决啊，现在究竟算不算牛市？ 其实，写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是不是牛市，都不影响你当下的投资：如果还在熊市，正好建仓；如果是牛市初显，更要加快建仓。 无论如何都要建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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