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22日，亚洲金融合作联盟新品牌战略发布会暨第二届理事会2020年度工作会议召开，亚联蒙格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席朱小黄博士受邀到会，并发表题为《疫后银行业的发展与转型》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如下刊出。 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对全球化的认识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是由经济利益决定。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使用价值的交换、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市场分工不断增进的过程，引导和决定这个过程形态的是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短期内，全球化趋势受到发达国家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有所放缓，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为全球经济带来的利益依然大于维系全球化的成本，内在的经济利益将推动全球化向着继续深入的方向迈进。 世界全球化程度还未达到最优状态。在全球化指数达到84之前，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将促进全球人均GDP的增长，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利益要大于成本。截止2017年全球化指数只有62.1，中国全球化指数为65.1，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全球化指数均小于84这个最优点。这意味着无论是站在中国视角，还是站在全球视角，都有足够的经济动因去推动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会是区域一体化，双边合作主导，而非多边贸易，小WTO会逐渐取代WTO，需要重新制定规则，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需要保持低端产业链的参与度，因为中国必须首先解决国内温饱问题，保证粮食价格长期处于可负担价位。在高端产业方面，中国由于科技创新落后于美国导致指数低于美国，但若中国可以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那么中国会越来越接近美国。 同时发展上游和下游产业。在上游产业在保持对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继续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在低端产业需要继续保证现有的拓张速度，维持低端以及中端产品的贸易出口量是保证中国产业升级的基石。在科技创新和中低端产业继续拓张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自身独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制造更加富有科技含量的产品，在保证生产成本低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真正做到“物美价廉”。 二、疫情对银行业的影响 图2 疫情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及其增速均有所上升 疫情发生后，为了支持实体经济，商业银行积极扩表。6月末，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为249.98万亿，同比增加11%；6月末，商业银行总负债规模为229.89万亿，同比增加10.8%。 从效益和资本充足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2.09%，与年初相比减少0.11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14.21%，与年初相比减少0.43个百分点，变化不大。从风险指标来看，截至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较年初增加3229亿元；不良贷款率1.94%，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182.4%，比年初下降3.68个百分点，整体风险可控。 但这些数据给人们带来了误判，这一方面是由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2.09万亿元，同比多增加2.42万亿元，贷款规模膨胀对不良率产生了“稀释”作用；另一方面银保监会采取了临时延期还款、借新还旧、展期、修改贷款合同等宏观短期对冲政策措施，缓解了疫情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情况。 银保监会也表示当前不良贷款并未充分暴露，存在反弹压力。一些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企业经营压力巨大，还款能力下降，虽然采取了宏观对冲政策措施，但经营不善的企业自身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依然存在较大违约风险。一些银行、企业、地方政府不主动暴露不良，有的甚至故意粉饰和隐瞒。因此应做好不良贷款可能大幅反弹的应对准备，做实资产分类，加大不良处置，补充资本。 在这种情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怎么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三、从规模银行向价值银行转型 银行的规模扩张不能没有上限，规模银行的道路终有尽头。推动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逐步减弱，疫情发生前，GDP增速从2019年一季度的6.4%下降到四季度的6%；经济下行，社会融资需求响应减少，推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外部动力也将随之减弱。净息差空间不断缩小，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加速叠加疫情之后支持实体经济的需要。资产质量压力大，经济下行趋势中，银行资产质量压力日益增大。 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必须脱离“规模银行”的旧辙，走向“价值银行”。要实现从“规模银行”到“价值银行”的根本性跨越，必须依赖于“价值管理”的实施。市场对于银行有一套成熟的评价体系，涵盖了盈利能力、风险状况、管理水平等各方面指标，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ROA和ROE，这两个指标全面反映了银行的综合经营管理能力，体现了股东的投资回报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的价格就是银行的价值，能否给资本带来足够的回报，决定了银行是否有价值。 传统型银行应转型为公众银行（上市），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控体系，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以解决委托代理机制下的行为扭曲问题。在转型过程中，银行应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结合定性风险分析和定量风险计量，涵盖全员和全业务流程，以更好应对经济下行环境。 四、中小银行的发展与两个平衡器 两个平衡器是指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治理结构。 中小银行应挣脱地方政府，走入市场。在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应该抛弃纳入体制的价值取向，采取自己进入市场的价值取向，进行重组升级改造，尝试引进战略投资者、谋求资本上市、完善法人治理。 在以资本为枢纽的前提下，在摈弃大股东模式的条件下，中小银行应该脱离地方政府怀抱，形成完全的市场地位。当然，加强党的领导仍然是中小银行的要义，但是归属地方组织体系的党委与银行董事会的治理平衡是并非矛盾的安排。 资本结构决定了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合理的股权结构既要避免一股独大情况下大股东对银行经营管理的过多干预，又要解决股权过度分散可能导致的“内部控制人”问题。透明合理的股权结构和规范的股东行为是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适度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优质的股东背景会为银行带来市场化的内部治理机制。 我国很多城商行的大股东是当地的财政局或国资委，通过自己的控股地位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形成了关联贷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过于集中，加大了银行经营风险。股权集中度较高的民营背景城商行和农商行，股权制衡薄弱，控股股东干涉董事会和高管层，做出损害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监管上需要确立股权结构穿透管理原则，全面准确掌握银行股东信息，对股东准入进行严格限定。其次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引入多方资本，增加股东背景的多元性，提高对大股东的制衡度。 五、中小银行未来发展的方向：同盟化 传统观念认为大银行的客户主要为大企业，而区域性银行等中小银行则应该服务于中小企业，这造成了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客户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现实情况。但是区域银行与中小企业没有天然关系，而是由经济环境决定的，中小银行应从自身风险考量根据对贷款对象分析结果决定放款给哪些企业。 其实，市场环境下的中小银行应当根据自己的市场地位、资金实力、市场环境、客户结构和服务能力来自己决定自己的风险偏好和战略规划，避免雷同，适应市场。城商行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当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地城市的经济向繁荣方向发展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增加；当地城市的经济停步不前甚至出现低迷态势时，该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随之减少。 因此中小银行应立足于区域经济环境，深耕区域，深剖场景需求，精准挖掘客户痛点，真正服务好一方人民赢得一片天。 世界上所有的同盟都是同类主体抱团取暖的产物。事物的不确定性越高，波动性越大，越符合结盟的历史条件；经济环境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竞争；经济环境不好的时候，结盟有利于抗风险能力的组合。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实现五大目标： 增加抗风险方面的共享共担，尤其是流动性风险； 在金融科技创新时代，高投入和高运营成本需要通过共同构建平台来共担； 一些新产品开发和研究成果可以通过共同平台分享； 多样化的经验交流、一家银行经验的复制可能更有价值； 甚至可以建立共同的投资平台、资产管理平台，共同持有证券、租赁、保险等金融牌照，实现小银行无法自行完成的大银行功能。 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同盟化抱团取暖与共享资源，深化流动性风险互助合作，在市场风险、“多头授信”治理、风险管理技术和场景应用研发等一些具有共同紧迫需求的领域，互通有无、携手共进，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 通过借助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可使得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得到几何级别的提升。建立技术后台，“抱团取暖”构建合作生态圈驱动数字化转型。建立风控后台，在联盟内共建信用联邦，会员可以实时查询更新灰名单，有效防范欺诈；借助联盟促进会员建立新信贷风控模型。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切中需求，精准定制；联盟搭台，引八方资源，互学互帮，共同成长。与项目经验丰富、专注风险研究、资源整合能力强的智库合作；借助外部力量全面梳理内部风险因素，排查风险点。
长期以来，在中国一直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金饭碗这就是商业银行，相信在大多数中老年人的心目中，商业银行就是西装革履的真正白领，曾几何时由于银行收入高、工作稳定成为大多数地方年轻人争相加入的地方，甚至有考银行比考公务员还吃香的说法，然而时过境迁，最近的商业银行虽然依旧每年给我们贡献着财报上亮眼的数据，却已经不是当年成功的模样了。 银行到底怎么了？六大行一年关闭上千门店，银行网点被大量淘汰，银行业的路到底在何方？ 01 一、六大行一年关闭近千网点 根据科技日报的报道，近年来，银行网点缩减已成趋势。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同时，六大行员工数量合计减少了1.15万人。特别是疫情暴发后，不聚集成为常态，“非接触银行”服务兴起进一步加速了网点的关停。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如今身边的银行网点越来越少了，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科技日报记者查阅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平台发现，截止到7月27日，今年全国共有173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了营业。 网点是传统银行最小的经营单元，是进行客户细分、需求对接、产品投送的阵地，也是业务发展的基础。近年来，银行网点缩减已成趋势。2019年，六家国有大行网点合计减少836个，同时，六大行员工数量合计减少了1.15万人。特别是疫情暴发后，不聚集成为常态，“非接触银行”服务兴起进一步加速了网点的关停。 在办理金融业务时，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选择去银行网点办理，而是或打开电脑或使用手机，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渠道来办理。银行网点数量不断减少的背后，离柜业务率走高是重要原因。离柜业务率是指客户离开柜台处理的业务量占银行总业务量的比例，离柜率越高说明通过网络、移动支付和电子自助渠道办理业务的客户越多，客户对线下网点的依赖程度越低。 据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离柜业务率达89.77%，相比2018年的88.67%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在7年前，银行业平均离柜业务率还仅为63.23%。同时，电子银行交易额增长迅猛。2019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网上银行交易笔数达1637.84亿笔，同比增长7.42%，交易金额达1657.75万亿元；手机银行交易笔数达1214.51亿笔，交易金额达335.63万亿元，同比增长38.88%；电商平台交易笔数达0.83亿笔，交易金额达1.64万亿元。 面对着大量的线下网点关闭，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商业银行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02 二、商业银行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其实，我们仔细研究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银行业其实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产业，而是一个伴随着人类生产力发展逐渐产生的产业，根据金融学的观点，最早的银行起源于欧洲的货币兑换业务，由犹太银行家们在重要的商业城市在长椅上负责各国金银币的汇兑与此同时再进行一定的金银保管业务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随着保管的时间逐渐增长，银行家们逐渐发现原来不是所有人都会把自己存在银行家这里的金银取走，所以就开始拿这些钱去放贷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之后为了吸引用户存钱，开始不再收取保管费，反而支付一定的利息给储户，这就有了现代银行网点的雏形。从这个历史的逻辑出发，我们再来看银行的网点其实就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帮助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 首先，中国银行网点的大量布局其实是和市场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相信大家只要去问问自己家中的老一辈人就会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银行网点是非常少的，只有个别特殊的地方有银行，银行的网点分布也非常少，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商业银行网点开始了激增之路，并且高速增长下去，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达到22.8万个，其中年内改造营业网点15591个；设立社区网点7228个，小微网点达到3272个。这么多银行网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高速增长的金融需求所决定的，再加上前些年来各家商业银行快速崛起，为了更好地抢夺用户，开设网点就成为了最常用的手段，不少二三线城市早年只有五大行以及部分地方商业银行，之后大量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开设网点的形式快速在各地兴起，引发了一轮商业银行的网点开设潮 其次，网点的消失是成本与收益平衡的最终结果。之所以大量的银行网点消失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网点开始成本与日俱增，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海量的人口优势和超越常规的人口红利，再加上曾经一度土地成本非常低廉，各地给银行开设网点都有不少的方便政策支持，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衰退，银行网点的运营成本不断增加，高昂的房租价格，较高的用工成本以及对于日常风险防控所需要的高昂成本都给银行网点的维持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银行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最早互联网机构对于银行的冲击还是比较浅层的支付业务，基本上都是汇兑类的银行中间业务，但是从2013年开始余额宝的横空出世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之后借呗、花呗、白条、月付等等个人金融信贷业务也对银行的贷款端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互联网的倒逼之下，商业银行的传统三大业务类型存贷汇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等于是被倒逼改革，不断推动银行业务互联网化，这就有了前面的离柜业务率已经接近了90%，特别是近些年来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不断加持，银行业务正在加速智能化、数据化、互联网化转型，原先需要大量人工才能支撑的业务如今只要一台手机就可以轻松解决，特别是今年疫情之后，银行的互联网化水平被进一步加速。 第三，银行网点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从目前的商业银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觉得银行网点彻底消失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银行网点二八分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形成，原先在银行的收入当中80%耗费银行大量精力的个人业务实际上对于银行的利润贡献极低，但是却是银行的基础，银行不得不选择必须要好好经营，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有一个趋势已经在银行业形成，这就是全面的智能化，表面上看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的形式让互联网业务实现了渗透，但是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将原先大量的苦活、累活等高成本低收入的工作进行了成本转嫁，由银行的个人消费者来自行承担这方面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学习成本和网络成本）。而银行则可以腾出手来真正做该做的工作，这就是银行业一直被大家诟病的嫌贫爱富的业务，银行将大量的低质量的网点关停，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私人银行业务服务点，服务的是真正给银行带来更多收入的高净值人群；还有将一般的个人对私业务网点关停，加大在对公业务领域对于大企业的服务等等。其实，对于银行来说，他们看得很明白，银行网点关停并不是坏事而是推动商业银行加速转型的必由之路，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有些银行会有转型的阵痛，有些则有快速拥抱互联网的红利。 银行的变化其实早就是开始了，最可怜的可能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在舒适区中尚未转型的网点柜员或业务型工作人员，如何加速自身的转型才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做的事情。
8月6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在报告的《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回顾》专栏中指出，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以下为专栏全文：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接管组全面行使包商银行的经营管理权，并委托建设银行托管包商银行的业务。一年多来，包商银行风险处置工作有序推进，即将收官。 一、稳妥做好债权保障工作 接管当日，包商银行的客户约473.16万户，其中，个人客户466.77万户、 企业及同业机构客户6.36万户。包商银行的客户数量众多，服务的企业与合作的同业交易对手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债务无法及时兑付，极易引发银行挤兑、金融市场波动等连锁反应。为最大程度保障广大储户债权人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决定由存款保险基金和人民银行提供资金，先行对个人存款和绝大多数机构债权予以全额保障。同时， 为严肃市场纪律、逐步打破刚性兑付，兼顾市场主体的可承受性，对大额机构债权提供了平均90%的保障。总体来看，本次对个人和机构债权的保障程度是合适的，不仅高于2004年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时期的保障程度，与国际上同类型机构风险处置时的债权保障程度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水平。 二、全面开展清产核资 2019年6月，为摸清包商银行的“家底”，接管组以市场化方式聘请中介机构，逐笔核查包商银行的对公、同业业务，深入开展资产负债清查、账务清理、 价值重估和资本核实，全面掌握了包商银行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清产核资的结果，一方面印证了包商银行存在巨额的资不抵债缺口，接管时已出现严重的信用风险，若没有公共资金的介入，理论上一般债权人的受偿率将低于60%；另一方面，也为接管组后续推进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推进包商银行改革重组 2019年10月，包商银行改革重组工作正式启动。为实现处置成本最小化， 接管组最初希望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政府部门不提供公共资金分担损失的前提下， 仅通过收购股权溢价款，抵补包商银行的资不抵债缺口。但由于包商银行的损失缺口巨大，在公共资金承担损失缺口之前，没有战略投资者愿意参与包商银行重组。为确保包商银行改革重组期间金融服务不中断，借鉴国外金融风险处置经验和做法，并根据国内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最终决定采取新设银行收购承接的方式推进改革重组。同时，为保障包商银行的流动性安全，接管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接受足额优质抵押品的前提下，向包商银行提供了235亿元额度的常备借贷便利流动性支持。 2020年1月，接管组按照市场化原则，委托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遴选出徽商银行作为包商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外四家分行的并购方，并确定了新设银行即蒙商银行股东的认购份额和入股价格。 2020年4月30日，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业。同日，包商银行接管组发布《关于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让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的公告》，包商银行将相关业务、资产及负债，分别转让至蒙商银行和徽商银行。存款保险基金根据《存款保险条例》第十八条，向蒙商银行、徽商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并分担原包商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促成蒙商银行、徽商银行顺利收购承接相关业务并平稳运行。 四、下一步工作 根据前期包商银行严重资不抵债的清产核资结果，包商银行将被提起破产申请，对原股东的股权和未予保障的债权进行依法清算。此外，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日前，大公国际确定蒙商银行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是这家成立刚满三个月的新银行获得的第一份评级报告，其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份评级报告—— 它是一份“成绩单”，是独立第三方对蒙商银行成立以来的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的认可；也是一颗“定心丸”，市场同业从此可以放心地与蒙商银行交易，扫除之前对包商银行业务的疑虑；更是一块“铺路石”，为初起步的蒙商银行平稳运行、开拓业务奠定良好基础。 区内标杆性银行，是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对蒙商银行的期许。获得AAA评级仅是前往“标杆”路上的一块记事碑，这家初生的银行还有很多曲折的路程要摸索。 蒙商银行行长乔俊峰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标杆”既是压力，更是动力，4月30日正式成立后，蒙商银行实现了客户稳定、业务稳定和队伍稳定的良好开局，目前公司正在搭建全新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风控体系，打造合格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建成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 业务扎实起步 2020年4月30日，经银保监会批准，蒙商银行正式成立，收购承接包商银行的相关业务、资产和负债。来自建行系统的杨险峰、乔俊峰分别出任蒙商银行董事长和行长。 随后，日子在交接、起步工作的繁忙中过去。5月25日，蒙商银行全面对外营业；7月23日，大公国际通过对蒙商银行的信用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估，确定蒙商银行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AAA评级并非凭空而来，其一方面来自于强大的股东“站台撑腰”。 蒙商银行注册资本200亿元，在城商行队列中仅次于北京银行、中原银行。其中，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及区内支柱产业的龙头国企合计持股约52.5%，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7.5%，徽商银行、建设银行旗下建信投资分别持股15%、5%。 乔俊峰介绍，得益于各股东身份增信和背书，蒙商银行开业初期赢得市场和客户广泛认可，没有发生挤兑、负面舆情等情况，实现了平稳过渡，为各项起步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股东还为蒙商银行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乔俊峰告诉记者，建行派出几十名综合素质较强的业务骨干支援蒙商银行发展，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民银行、银保监局、农行、徽商银行也选派了专业人员支持，为蒙商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保障。 AAA评级也来自于蒙商银行自身的努力。作为一家成立不到百日的新银行，还承接原问题金融机构的大部分业务、员工，起步工作千头万绪，既面临业务框架搭建、内控体系重构、外地员工回迁等一系列工作，还需要安抚客户和员工情绪，保证稳定运行，难度可想而知。 4月30日正式成立后，蒙商银行坚持稳字当头，北京地区总部顺利回迁包头，实现了客户稳定、业务稳定和队伍稳定的良好局面。同时，蒙商银行高管层已经对传统存贷款业务谋篇布局——先稳存款“基本盘”，再发力贷款。 “去年包商银行被接管后，不少客户把存款转到其他银行存了一年定期，如今蒙商银行成立运营，刚好形成了存款回潮。”在基层一线工作的蒙商银行包头市高新区支行行长张智强感受到了变化，政府注资、国家介入，提升了储户对新银行的信任，再加上行里展开的一系列营销活动也带动存款回流，当年流失的客户正慢慢往回走。 “新银行成立，员工士气也不一样了，都被动员出去抓业务，已经见到了成效。”乔俊峰称。记者看到，不少理财客户经理都建有微信群，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线上渠道积极维系客户关系。 过去包商银行存款结构欠佳，目前蒙商银行正在主动清理高息存款、保证金存款等。在存量不合规业务逐渐退出的情况下，截至目前，该行核心存款较4月30日实现一定幅度增长，各项存款指标企稳回升，个人存款业务基本达到去年接托管日时的水平，同业存款占比大幅降低。 贷款方面，因为风控体系、合规流程尚在重构，蒙商银行还未大规模发放贷款，只开展了少量小微企业贷款、个贷、票据贴现业务。“贷款业务其实不愁，只要体系搭建完善了，业务就能正常开展，目前无论是股东还是地方企业，都有信贷需求。”乔俊峰称。 乔俊峰坦言，处置回收包商银行不良资产是蒙商特色业务之一。“不良资产按照公允价值承接，不良资产经营处置得好，也是未来重要的利润增长点。对此，我们专门建立了特殊资产管理部。” AAA评级助力未来发展 “蒙商银行作为一家刚成立的银行，能够获得AAA的外部主体评级，在中国金融史上都很少见。”乔俊峰说，蒙商银行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内首家获评AAA评级的城商行。 这对于蒙商银行对外树立市场形象、对内提振员工信心有着重要意义，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蒙商银行诞生的意义以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甚至是国内中小法人机构中的金融同业地位。 与此同时，获评AAA等级为蒙商银行未来拓宽融资渠道、控制融资成本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AAA评级既为蒙商银行提供市场增信，也为同业机构对蒙商银行开展授信提供了另一个参考指标。 “如果没有这个评级，可能一些大行对蒙商银行的授信就达不到相当规模了，交易成本方面也有区别。”乔俊峰坦陈。 由于蒙商银行承接包商银行总行及内蒙古自治区内各分支机构的相关业务，据统计，准入的同业交易对手共有1182家，目前有业务余额的为91家。 截至目前，蒙商银行已经获得同业授信超过1000亿元，在大型国有银行的带动下，内蒙古区内同业机构也与蒙商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同业资金来源较为充足。目前蒙商银行同业负债超过650亿元，其中同业存单364亿元，期限结构与成本控制均较为合理。 “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充分利用今年市场资金价格走低时机，储备了较多低成本同业负债，迅速降低负债业务付息水平，不到包商银行成本的一半。”乔俊峰介绍。 记者获悉，蒙商银行近期获得银行间本币市场“最佳进步奖”，交易活跃度排名全市场第七。截至7月22日，该行金融市场资产共计664亿元，其中债券投资规模405亿元，主要构成是政府信用的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持仓债券没有出现一笔新增违约。 “雕琢”公司治理 打造“标杆银行” 公司治理失效，是包商银行的前车之鉴。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东日前撰文指出，包商银行公司治理最突出特点是“形似而神不至”。从表面上看，包商银行有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实际上，“大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两大公司治理顽症同时出现，加之地方“监管捕获”、贪腐渎职，导致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和机制基本失灵，给各类违法违规和舞弊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宽松环境。 作为一家承接包商银行大部分业务的新银行，蒙商银行从最初的股权设置、高管团队遴选就注重公司治理。不仅如此，该行还从加强党的领导、建立组织架构、重塑风险管理框架、加强内控合规建设等方面，打造合格的公司治理结构。 “如果当时党的领导能在包商银行发挥一定作用，不至于落得现在的下场。”乔俊峰称，蒙商银行明确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将党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管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涉及全行改革和业务发展特别是“三重一大”事项、全行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等，坚持严格执行党委决策制度。 周学东在文章中指出，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并不矛盾，党委的目标之一也是确保银行首先要守法经营、合规经营，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把银行办好，这与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同时，蒙商银行改变包商银行之前的事业部制模式，建立总分行制的组织架构和前中后台分离的业务流程。参照国有大行风险管控框架和体系流程，蒙商银行将风险管控职能统一集中到总行风险管理部门，在全行层面统一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偏好，建立前中后台“三道防线”。 “在原先包商银行事业部制的体系下，总行风险管理部门既无决策权，也无一票否决权，更无权对全行风险管理工作垂直领导，风险管理部形同虚设。”乔俊峰表示。 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蒙商银行在总行层面设置了25个职能部门。“虽然只设置了25个部门，但其中包括独立的内控合规部和法律事务部，就是要把守法合规的经营理念体现出来。”乔俊峰说。 早在蒙商银行筹备期，管理团队就着手组织制定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借鉴国有大行和上市城商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蒙商银行实际，目前已出台60余项制度，近200个规章制度正在起草制定过程中，涵盖了内部控制管理的基本制度以及各条线具体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等。 对于这家银行而言，合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蒙商银行的基础队伍还是原包商银行的7000多人，后续合规部门需要承担员工纪律意识、风险意识、合规文化方面的培训工作。”乔俊峰说。 蒙商银行的品牌标志是一只雄鹰。雄鹰展翅翱翔于内蒙古草原的辽阔天空，能扛得住风吹雨打，服务于草原生态，正是各界对蒙商银行的殷殷期许。
香港虚拟银行姗姗来迟 “小而美”能否突围而出？ “小而美”的虚拟银行能够突围而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快”。上线要够快，推出新产品要够快，客户给你反应要够快，一个客户不太可能开8个虚拟银行的账户。 香港虚拟银行再有新动作。7月30日，香港金融科技“独角兽”WeLab集团旗下的独资虚拟银行汇立银行宣布开业，成为香港第三家正式开业的虚拟银行。 “试营业期间客户反馈非常好，我们一开始只是开放2000名试业的名额，到最后做了2500名，其实试营业轮候名单的人数超过10倍。我们拿到牌照是2019年4月，大概9-10个月就开始试业了，(进度)基本符合预期。”WeLab创始人及集团CEO龙沛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2018年5月30日，香港金管局发布《虚拟银行的认可》指引修订本，明确指出 “银行、金融机构及科技公司均可申请在香港持有和经营虚拟银行”，这为香港的虚拟银行大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去年3-5月间，香港金管局陆续发出八张虚拟银行牌照，由渣打、众安、中银香港、WeLab、阿里巴巴、腾讯、中国平安以及小米各自牵头的财团夺得。 龙沛智透露，香港颁发的虚拟银行牌照是全银行牌照，这意味着8家虚拟银行未来在业务拓展方面存在很大的空间，“香港本身是没有一、二类账户的限制，远程开户的账户功能与线下开户的功能完全一样。” 进展滞后于市场预期 市场对八家虚拟银行翘首以待。因虚拟银行不设实体分行，所有银行服务透过互联网进行，同时不设最低户口结余要求，不征收低结余收费等，与香港传统银行的营运及服务模式大有不同。 然而，距牌照出炉已近一年半时间，仅有众安银行、小米牵头的天星银行以及汇立银行正式开业，进度明显滞后于此前外界普遍预期的8家虚拟银行在今年上半年内全部开业的计划。 对此，龙沛智坦言，疫情的确拖慢了一些进度，“目前三家已经开业的基本都是有大股东或者是独资，其他慢的几家有些是合资的，有几个合作伙伴可能讨论比较多、进度较慢。创业公司的优势在于速度快、决策比较有效率。” 今年3月，众安在线和百仕达集团合资的众安银行率先开业，百仕达前主席兼执行董事欧亚平为众安在线股东之一。随后，6月11日，小米金融持股90%的虚拟银行天星银行正式开业。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根据香港金管局的要求，开业前需要经过沙盒、试营业。香港金管局会主要考察银行IT系统风险管理、反欺诈、反洗钱以及客户保障等相关措施。 今年4月，渣打持股65.1%的虚拟银行MOX Bank宣布试营业。渣打(香港)行政总裁禤惠仪日前向记者表示，MOX Bank仍在进行内部试业，下一步将会进行更大规模的试业，有望很快正式开业。 香港是全球银行机构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20年2月底，香港共有超过150家持牌银行以及40余家外资银行的办事处。虽然香港仅有750万本地人口，但其有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又背靠中国内地庞大市场，这让香港一直以来都是全球银行业盈利最高的市场之一。因此，这也吸引了阿里巴巴、小米、众安等众多内地科技巨头纷纷布局香港虚拟银行业务。 在龙沛智看来，“小而美”的虚拟银行能够突围而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快”，“上线要够快，推出新产品要够快，客户给你反应要够快，一个客户不太可能开8个虚拟银行的账户。” 高利率非长久之计 在目前三家已开业的虚拟银行中，汇立银行是唯一一家提供实体卡的银行。该行与Mastercard合作推出的无卡号WeLab Debit Card，可线上线下并用，并可提取现金。为了吸引客户，该行在优惠期内推出8%现金回赠，消费上限为3000港元，即回赠最高可达240港元。 事实上，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在悄然改变香港市民的消费习惯。龙沛智透露，过去数月，根据汇立银行试业期间录得的交易记录，超过51%的实体卡签账是属于餐饮消费，其次是超市杂货占31%。若以每天的交易量作比较，周末交易量比平时高出1.5倍。这些数据都将有助于该行未来设计更好的优惠。 7月31日，数据公司尼尔森最新公布的一项针对香港虚拟银行市场的调查显示，在受欢迎的虚拟银行服务方面，约75%的潜在虚拟银行客户倾向通过开设存款账户作为使用虚拟银行的第一步。而用户对虚拟银行的信用卡服务亦有一定需求，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4%)对虚拟银行信用卡app表示感兴趣。 和其他互联网产品一样，大部分虚拟银行都选择在开业初期通过大范围的优惠和返利吸引客户。为了“打响头炮”，汇立银行亦将高利率作为首阶段揽客的主要手段。但在产品设计上有所创新， 融入了社交元素，利率高低则由存款人数决定，而非传统的存款金额。 汇立银行推出的GoSave港元定期存款，起存额仅为10港元，但与其他银行及虚拟银行的港元定存计划不同，参加GoSave定期存款的人数愈多，年利率愈高，三个月存款年利率最高可达4.5%，远高于香港传统银行1%-2%的存款利率水平。 此外，客户享有2次提前取款的机会，不收取任何费用。相比之下，香港传统银行的定期存款，客户若提前取款，不仅损失所有利息，还需支付违约费用。 事实上，众安银行及天星银行在开业初期亦分别推出高利率存款。众安银行试业期间曾举办“开户排名赛”，客户最高可获得6.8%的3个月定存年利率优惠。众安银行今年3月24日正式开业，推出活期存款“ZA活期Go”，客户可享1%的港元活期存款年利率。目前，众安银行的港元定存年利率由0.25%至1.08%不等。 天星银行在开业初期主打的是存款户口结余首2万港元的活期存款产品，年利率最高可达3.6%，而香港传统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一般只有0.001%。目前，该行的港元定存年化利率由0.1%-1.1%不等。 在龙沛智看来，“初期每一家都会有不同的利息吸引客户，长期来说银行的存款产品是靠品牌和体验，不是靠高利率。与互联网公司不同，银行是需要盈利的，因为监管(机构)要看银行的可持续性。” 尼尔森香港消费者研究部高级总监区耀强指出：“虚拟银行已成为一种重要及不可逆转的趋势。预计随着更多虚拟银行的成立，未来几年的虚拟银行使用率将持续上升。我们建议虚拟银行将重点放在最备受需求的服务上，并提供具竞争力的存款利率以鼓励市民使用及争取市场份额。” 有望3-5年内盈利 尽管目前仅有三家虚拟银行正式开业，但根据香港金管局的要求，所有银行均须公布2019年的年报。根据8家虚拟银行日前发布的2019年年报，目前各家银行仍处于“烧钱”阶段，其中最大开支为员工成本，占总营运开支逾三成。 数据显示，八家虚拟银行在去年总共亏损超过11亿港元，其中，以渣打香港牵头成立的MOX Bank亏损最多，去年累计亏损2.65亿港元，员工支出高达1.4亿港元。其次为中银香港牵头成立的Livi，去年共亏损2.01亿港元；已经开业的众安银行(ZA bank)亦亏损近2亿港元。 相比之下，蚂蚁金服旗下的蚂蚁银行，去年亏损3670.05万港元，在所有8家虚拟银行中最低，而其员工开支亦仅4571.08万港元，已包括外勤、外派等开支。 同时，目前8家虚拟银行已经全部有收入，主要来自银行存款收入，因此资本金雄厚的Livi、Mox明显占据优势。中银香港旗下的Livi去年净利息收入2357.4万港元，居首位；Mox Bank则录得2259.1万港元利息收入，众安银行以1860.5万港元收入位列第三。 “我们在香港市场、内地市场比较早期的产品，大约三到五年就收支平衡开始盈利，所以我们对虚拟银行也是比较有信心的，就算一开始获客成本比较高，未来会找到盈利的机会。”龙沛智表示。 他坦言，疫情对传统银行的冲击十分明显，传统银行的商业模式主要靠线下的网点，“重资产”的模式意味着银行很难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然而，评级机构惠誉却认为，目前香港银行业竞争剧烈，即使虚拟银行加入会促使竞争加剧，但不会改变游戏规则。同时不少香港银行已拥有较先进的数码银行及流动银行服务能力，能与虚拟银行竞争，相信未来零售存款的流动性，对银行资金成本有关键作用。 (作者：朱丽娜)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近日由学术总顾问吴晓灵牵头完成了《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专题报告。现将报告全文发布如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5月27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多项涉及中小银行和小微金融服务，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小银行和农信社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优化公司治理，完善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6月1日，央行等八部委也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纪律约束机制。6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提出要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组织专题调研，剖析中小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中小银行的主要诉求，并就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提出政策建议。 一、中小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中小银行利润空间受挤压，经营风险上升 中小银行经营范围和产品线较为单一，非利息收入有限。向实体经济让利则限制了银行的息差空间，比如地方法人银行获得再贷款后，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LPR+50BP，但由于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差、现金流紧张，违约风险高，中小银行的利润可能无法覆盖风险。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6001亿元，同比增长5%，但盈利增长主要集中于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利润同比为负增长。 当前银行业吸收了实体经济的大量经营风险。由于无本续贷、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的实施，大量不良风险暴露被推迟，再加之信用贷款增多，银行在疫后的金融风险将加大。待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许多贷款将变成实实在在的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消耗压力增大。 同时，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大范围实施可能导致部分银行在一年内没有现金流入。尽管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但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依然可能恶化。 （二）适格的小微企业客户不足，市场竞争激烈 在部分地区，中小银行面临合适的小微企业服务对象不足的问题。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部分地区在治理“散乱污”企业的过程中，大量小微企业被关停、取缔，导致该区域内小微客户数量严重不足；二是部分地区的企业以产业链上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虽然整个产业链上存在小微企业，但主要都在县域范围以外，而农信系统的中小银行面临着贷款不出县的经营范围限制；三是部分中小银行金融科技建设较为落后，缺乏有效识别适格小微客户和精准营销的能力；四是大型商业银行为落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的要求，下沉客户群体，利用资金价格较低的优势与中小银行展开竞争。 （三）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较普遍，资本补充较困难 中小银行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差，通过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资本补充比较困难。 从外源融资来看，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工具和渠道有较大不同，非上市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相对更加受限。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途径，尤其是未上市的中小银行，有很大的限制。 股东投资中小银行的意愿相对不足。第一，银行（尤其是国有属性的银行）在增资扩股时，入股价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否则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但当前上市银行的PB（市净率）普遍低于1，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认为银行的价值低于其净资产。因此股东不愿意以每股净资产的价格增资。第二，国有企业都有主责主业，金融属于非主业，目前国有企业进行非主业投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限制。第三，由于股比受到限制，商业银行的股东权利有限，既无法影响商业银行的投资决策，也不能推荐高管人员。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主要取决于银行的经营班子、董事会是否勤勉尽职，股东的存在感较低。 股东缺乏出资能力或符合要求的潜在股东较少。目前部分中小股东缺乏持续的出资能力，主要股东虽然愿意承担起增资责任，但是又面临股权比例限制。如果新进的股东比照发起股东的资质要求，短期内也比较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对象。例如，对于民营银行而言，股东必须是纯民营企业。但今年大部分民营企业普遍自身融资都比较困难，此时让民营企业出资数亿元投入一家银行，且5年内不得分红，不得获得任何形式的关联贷款，是比较困难的。 （四）小微企业数据获得成本较高，数据来源不足 开展小微金融服务，必须依靠大数据和金融科技。在数据来源方面，大行相对中小银行更有优势。小微企业的数据获得成本较高，可能达到整个贷款的0.5%-1%，从而提高了贷款成本。 现在全国不少的地方政府都在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整合政府采集到的公允的、公开的、多维度的大数据，对企业信用状况进行评价，提高征信的公信力，使之成为银行风控可以采信的基础，且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获得和使用这些征信数据，对中小企业进行精准服务。但是，在平台建设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缺乏顶层设计，平台建设由各地方政府主导，规则不统一，信息割裂；第二，数据整合的程度不一，各个政府部门的信息孤岛现象较普遍，金融、工商税务、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部门的信息未能有效整合，小微企业的一些非信贷信息的可读性比较低，缺乏深入挖掘和标准化处理；第三，底层数据获取困难，有的金融服务平台会根据自身建立的风控模型给银行一个企业评分，具体的企业数据银行还是无法获得。 二、中小银行开展小微金融服务的主要诉求 （一）监管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提供便利的条件 提高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市场发行窗口转瞬即逝，审批流程过长，可能使得中小银行在发行优先股、永续债、二级资本债等工具补充资本的过程中，丧失最佳的市场机会和时间窗口。因此，中小银行希望降低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工具的审批难度，简化审批流程。 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补充二级资本或其他一级资本的条件，放宽对投资者的限制，提高永续债的流动性。 创新补充资本的渠道，比如一些非上市的可转债、一些转股型的二级资本债都可以进行探讨。 对于股东入股，目前在资金来源、企业性质、财务指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对于新进的股东能否适时适当地放开股东注册地的限制，扩大投资者的来源。部分民营银行提出，希望能够在严格公司治理的前提下，比照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股权结构要求，适当地放宽对民营银行主要股东持股比例的限制。 （二）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监管 在经济下行时期，希望对中小银行实施差异化、逆周期的监管，适度放松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给予更高的容忍度，比如只需要达到《巴塞尔协议III》的下限而非上限。 此外，有中小银行提出，在支持制造业、实体经济和普惠小微的资本消耗方面是否可以有阶段性的政策优惠，通过阶段性地降低这类业务的风险资本占用比例，减缓资本消耗和补充资本的压力。 中小银行内部也需要进行差异化监管。对于经营规范和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银行，在股东的持股比例、股东资格等方面希望和表现较差的银行有所差异。对公司治理规范、差异化经营比较突出、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中小银行，希望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加快推进上市、丰富资本的补充渠道等，进而产生示范导向作用。 （三）对中小银行的业务创新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包容 部分中小银行提出，希望在创新业务的流程方面给予更大的容忍度，比如：对于开展供应链金融可能涉及的网上异地开户问题是否可以放宽相关方面的限制，或者给予省一级监管部门更大的权限；互联网银行由于没有网点，主要是在线上开立二类户为主账户，在服务功能上受到很多限制，是否可以放开互联网银行线上开立账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增强互联网银行账户服务的功能。 （四）获得平等的金融公共基础设施准入待遇 以普惠金融所需的大数据为例，可能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目前民营银行在小微企业的政府信息共享方面比较滞后。部分银行反映，希望可以获得底层数据，以便追踪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相关数据的变化，便于开展贷后管理；对于一些新生代企业，也可以分析其发展过程，适时介入提供融资。 （五）提高对中小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容忍度 负债是中小银行的短板，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相对较高。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数据的获取和客户的获取更多需要依赖外部机构（比如助贷机构），需要向这些机构支付费用，因此数据成本和获客成本较高。此外，中小银行和大型国有银行相比，获客的层级相对更偏下沉，这部分客户的风险相对较大，因此风险成本也相对更高。为维持一定的利差空间，中小银行的贷款利率需要比大行更高一些。 （六）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率的容忍度，拓宽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 小微企业的违约风险相对较高，对于主业集中于小微企业贷款的银行而言，不良率水平往往更高，这是市场的一般规律。如果对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执行和大型企业贷款同样的要求，银行就会出现“惜贷”“慎贷”等情况。因而需要进一步提高监管对普惠金融的风险容忍度。 大中型银行进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手段较多，包括资产证券化、组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等，而中小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渠道相对有限。建议进一步拓宽中小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通道，如指导中小银行以市场化的方式有序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帮助中小银行加快处置不良资产。 三、深化中小银行改革、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质效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上明确中小银行服务小微的重要地位，对中小银行提供更大支持 中小银行在支持小微、稳定就业、保民生中占据重要地位，几千家中小银行吸收了几千万家小微企业的风险，因此中小银行也是需要被留下的“青山”。 一是要维护中小银行流动性，便利中小银行融资。要强化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节功能，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防止中小银行因贷款延期还本付息造成现金流断裂。 二是要畅通流动性传导渠道，货币政策工具更加直接通达中小银行。目前央行的很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对手方是大中型银行，中小银行成为了货币政策工具的下游，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较高，建议未来可探索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直接向中小银行开放。 三是推动小微企业信贷资产证券化，为中小银行拓展便利化的融资工具。 四是支持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纾困专项债等。从税收方面阶段性地给予中小银行一定的减免，专项减免节省的税收，可以用于处置不良或者是补充拨备。 五是延长普惠小微贷款支持政策的期限。央行推出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以及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项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有利于缓解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和资金压力。建议政策工具的期限不要定为一年，因为未来疫情的演化仍存在不确定性，希望能延长期限，给市场一个更稳定的预期。 六是探讨小微贷款风险出表或风险共担机制，发挥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降低反担保的要求，及时履行代偿责任和首次贷款的支持，提高担保的放大倍数，并且降低担保费率。对于地方政策性担保机构持续的资金来源，也需要有明确的安排。 七是允许中小银行在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方面与大行有所差异。从小微企业的角度看，首先关心的是融资“难不难”，也就是贷款的获得感，即如何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或者不需要其他代价从银行获得融资，能否凭借自身信用而非抵押就可以获得贷款。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应该遵循利率覆盖风险的原则。控制贷款利率的上限，既不利于小微企业获得贷款，也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健康发展，因为银行不愿意以低息给高风险企业放款，为了解决融资贵反而可能会加剧融资难。 八是改进银行考核办法，提高银行自主权。现在过多的、过细的、分类的比例考核，影响了银行经营自主权，而且还会产生很多的扭曲行为，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 （二）建立内外部激励机制，约束中小银行立足本职 中小银行要明确自身定位，立足基层，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民营企业，服务县域经济，服务三农，不能盲目追求资产规模的扩张、经营地域的扩张，而是要不断提高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不管是在业务上还是在组织体系和资源安排上，都要向小微倾斜。可以通过单列小微信贷计划，增加业务专项费用，酌情下放审批权限。 要利用好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建立差异化的、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中小银行支持小微企业。 从内部看，要降低小微金融从业人员的利润指标考核权重，增加小微客户服务情况考核权重。在尽职免责方面做进一步优化，要厘清尽职免责的认定标准，防止过度追责，免除相关业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在分支行行长和领导班子考核中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考核权重，提高分支行和业务人员积极性。 从外部看，要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措施，引导中小银行向小微领域倾斜。在金融监管方面，要优化监管政策外部激励，修改商业银行贷款应当提供担保的规定，开展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监管评价，进一步放宽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在金融机构绩效考核方面，要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将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与小微企业贷款情况挂钩。在财税支持方面，要落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税收优惠和奖补的措施，力争做到应享尽享。 （三）提高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工具的审批效率，创新资本补充工具 要将补充资本和厘清资本不足的原因结合起来。盲目补资本的窟窿，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如果银行经营效益好、风控完善有效、盈利能力强，一般外源性补充资本的压力就小。反之，如果银行业务规模扩张过快，或者盈利能力差甚至亏损，可能就会存在资本不足的问题。因此，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不能变成了“奖励坏学生”。一方面，要支持银行合理补充资本以更好地服务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另一方面，要督促需要补充资本的中小银行合理设定发展战略，不能盲目追求规模的过快增长，而是要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水平，监管部门可以在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充工具后进行一些专项的辅导和监管。 简化二级资本债、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审批程序，缩短审批的时间，或者探讨是否可以更多地采用备案制。研究改革金融债管理制度，简化银行发行金融债的审批程序，提升金融债发行的便利性，引导中小银行更多发行长期限的金融债。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符合《巴塞尔协议III》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自主创新一些更符合我国中小银行实际的资本补充工具。 股东增资依然是中小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首要渠道。建议积极推动中小银行定向增发，引进战略投资者，深化混改，探讨外资入股的可能性。放宽中小金融机构股东条件，拓展股东类型，比如吸引私募股权基金入股中小银行等。与此同时，也要加强监管，防范出现股东资质不合格、股东掏空商业银行等问题。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许多出现重大风险的商业银行，往往都是因为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者内部人控制。 （四）增强中小银行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服务小微的能力 1、对大数据治理进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 今年围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央出台了很多金融支持政策，不可避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从大量的企业之中甄别出需要支持的对象；二是如何实现高效的银企对接。我们认为，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金融部门现有的数据库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 建议从顶层上对大数据治理进行设计，充分地利用政府的大数据资源，帮助中小银行精准获客，精准地进行风控。建议央行作为征信管理的权威部门，围绕大数据征信对当前大数据共享方面的一些政策和实践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推进，避免出现政出多门、缺乏协同的不利局面。通过央行牵头把金融、工商、税务、水电缴费、市场监管、社保、海关等方面的大数据统筹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小微企业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各类型银行提供平等的准入机会，将能大大地降低数据成本。 2、支持中小银行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和研发 为适应普惠金融发展需要，中小银行要加大金融科技投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风险定价和管控模型，改造信贷审批发放流程，完善营销系统、审批风控系统、风险预警系统、智能催收系统。 中小银行利润较少，对科技开发的费用承担能力比较弱，对于其科技研发支出，可以考虑给予财税支持，比如提高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支持中小银行加大科技投入。 3、对商业银行和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进行规范和支持 中小银行利用从第三方获得的数据来补充内部数据，对其开展业务会有很大帮助。数据公司、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银行和企业的中介，能够真正地走进小微企业，帮助银行更好地了解小微企业，从而更好地把银行和中小微企业连接起来。 第三方大数据公司的行为数据能够成为银行进行风控和营销的辅助信息。要把数据公司与商业银行合作为银行风控提供数据服务，和无证违规开展征信业务区分开来，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在保护个人数据隐私的前提下，这些市场化的数据公司可以成为银行风险控制信息的提供商，更好地为中小银行提供信息服务，帮助中小银行获客和对客户进行信用评估。对于数据公司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应该进行规范，防止数据公司越界开展征信业务，同时不要阻止二者的正常合作。 要支持中小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借助大型科技公司的场景和客户优势为中小银行提供更多的获客渠道。银行通过对接金融科技公司不同的技术特长，可以更好地开展对于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要加强对于这类业务的行为监管，防止银行放松风控要求或将风控环节完全外包给金融科技公司，注意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要防止金融科技公司无牌照经营征信业务等。 （五）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内控水平，增强风控和盈利能力 部分中小银行治理体系和内控体系不够健全，存在股东大量关联交易掏空银行资金或内部人控制导致风控审批制度形同虚设的风险，这是当前中小银行治理和经营中最重要的风险来源。国内出现问题的银行基本都存在这种现象。以包商银行为例，包商银行的大股东是明天集团，该集团合计持有包商银行89%的股权，由于包商银行的大量资金被大股东违法违规占用，形成逾期，长期难以归还，导致包商银行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触发了法定的接管条件被依法接管。锦州银行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作为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恒丰银行，则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如果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地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风险管理等制度失灵，沦为大股东的提款机或高管层的谋利工具，那么即使通过补充资本等方式暂时解决了银行的财务问题，也不能化解银行治理和经营中的根本性风险，治标不治本，难以持续。 1、将政府注资与银行改革结合起来 由于大部分中小银行背后的大股东是政府，可以由政府发行一部分地方债，专门用于一些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根据最新消息，监管部门拟从今年的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用于注资中小银行。我们认为，政府要将注资补充银行核心资本当作银行改革的一个契机，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化解存量风险，解决银行治理体系问题，把部分银行的治理架构重新理顺。 2、优化中小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中小银行的内控环境和大银行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金融人才也比较匮乏，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小银行自身的培训的师资力量也比较弱，建议在中小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培训方面创造一定条件，搭建教育培训平台，提高中小银行管理团队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 3、对中小银行进行整合，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中小银行的经营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地区中小银行数量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对于一些服务能力差、经营风险高的银行，可以探索通过合并、并购等方式进行整合，以提升中小银行整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对中小银行而言，也需要效仿大行，对于此次疫情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冲击，进行前瞻性的压力测试并制定应对预案。 （六）加强大行和中小银行的合作，各展所长 当大行直接开展小微业务时，不可避免地与中小银行进行竞争。由于大行拥有渠道优势、资金成本优势、信誉度优势等，导致中小银行的许多优质客户转移到了大行，加剧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竞争压力。我们认为，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中小银行可以作为直接服务小微企业的排头兵，而大银行应该跟中小银行更好地进行合作。 首先，大行可以投资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则发挥小而精的优势，深耕本地小微业务，典型案例如交通银行投资常熟农商行。大行投资中小银行以后，可以派出高级管理人员指导中小银行做好风控和业务，发挥其在人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也避免了和中小银行抢夺市场、抢夺客户。 第二，大行筹集资金的成本比较低，在同业业务方面，可以成为中小银行的资金批发行，为中小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在市场上认购中小银行发行的债券，开展小微转贷款的合作，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等等。根据最新消息，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新增1000多亿元转贷款规模，主要提供给中小银行，特别是互联网银行，这有利于降低中小银行的融资成本，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警惕同业套利、资金空转等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保证资金真正用于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鼓励大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在小微客户的共享、风控交流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 为鼓励大中小银行的合作，需要同步调整对大型银行的普惠小微金融业务的考核方式。如果大行支持了中小银行，通过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也应计入大行的业绩，这样才能激发大行与中小银行合作的动力。 （七）鼓励中小银行创新业务模式，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多样化 加大政银企合作，发展订单贷。特别是对于当前的外贸企业，如果能够拿到订单，可以探索在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支持下，加快贷款审批进度，支持外贸企业进行订单生产。 发展应收账款抵押贷款，如确权贷。许多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的原因，不是缺少贷款，而是因为被拖欠应收款。解决大企业、政府部门拖欠小企业账款的问题有利于缓解小微企业现金流状况。今年由于疫情发生，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有的地区建立了确权中心，根据小微企业提供的政府采购合同，给小微企业提供确权证明，小微企业可以凭借确权证明向银行申请确权贷。如果小微企业无法偿还贷款，银行可以根据确权证明，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进行追索。 （八）提高小微金融政策支持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要更加精准地支持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使政策更加精准地达到滴灌效果。有调研数据指出，截至3月30日，对于央行给予的第二批次5000亿再贴现再贷款，银行已对应发放贷款2700多亿，贷款户数是35.14万，在全部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只占0.4%，覆盖面不足。此外，还有部分贷款仅是借着抗疫的名义，但并没有真正地把贷款用到小微企业纾困当中。 拓宽小微金融服务和奖励支持的覆盖面。我们调研发现，许多个体工商户实际开展了经营活动，但没有申请营业执照，因而不能计入小微企业贷款范围，比如中国有超过2000万的卡车司机、大量的网约车司机以及路边摊贩。对于这部分人群，应当探索制定合适的标准将其纳入小微贷款的服务对象。 目前对小微企业主的贷款没有纳入到政府和财政税收的支持范围，但是在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小微企业贷款的统计中，将小微企业主的贷款计入了小微企业贷款。建议政府对小微贷款的风险支持补偿体系能与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的政策保持一致性。 （九）对部分媒体针对中小银行的“污名化”行为进行整治 从包商银行事件后，市场上对中小银行“妖魔化”的舆论较多，对中小银行进行夸张的负面宣传，误导市场认知，导致部分中小银行（比如东北地区的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展业困难、融资成本上升，影响中小银行的正常经营。建议监管部门对市场上的不实舆论进行管理，维护中小银行的美誉度，同时完善对商业银行的评价体系，利用公开透明的评价指标稳定市场预期，推动市场对中小银行形成理性的评价。（完） 附录：课题参与人 课题牵头人 吴晓灵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总顾问 专家学者 纪 敏CWM50学术成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胡 滨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曾 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邓海清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参与机构 苏州银行、吉林银行、廊坊银行、哈尔滨银行、邯郸银行、湖州银行、营口沿海银行、苏州农商银行、天津滨海农商行、苏宁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国电资本 报告执笔 邓海清；汪术勤 课题组秘书处 负责人 刘喜元 学术秘书 汪术勤 综合秘书贾辉宋爽
一个工商银行，一个贵州茅台。 吸引了无数的目光。 过去一年，大家一直在猜测，贵州茅台的市值何时会超越工商银行，成为中国股市市值最大的公司。 新冠疫情会成为加速器，这是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2020年2月3日，新年开盘第一天，工商银行收盘价5.16元，贵州茅台当时收盘价986元，半年时间不到，2020年7月30日，工商银行的成交价在5元左右，贵州茅台的成交价在1700元左右，简单的类比，工商银行的市值不增反减，而贵州茅台的市值增长了70%还多；工商银行的市值在1.7万亿，贵州茅台在2.14万亿左右；工商银行的市盈率在5倍，而贵州茅台的市盈率在47倍；工商银行的半年利润估算在1600亿-1700亿左右，贵州茅台的利润在266亿；正常情况下，工商银行每年增长5%左右，贵州茅台的增长已经由过去的30%下滑到目前的13%左右，茅台当然是好公司，而且具备稀缺特征，但是工商银行的盈利能力有目共睹，更具备系统重要性地位，生活中，可以没有茅台，但不能没有工商银行。简单地说，同样拿出1.5万亿收购资金，在现实的交易中，你是愿意收购工商银行还是愿意收购茅台？ 有同学质疑银行股利润的真实性，水皮认为大可不必。一方面，银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也是相对透明的行业，作假空间不大；另一方面，现在银保监会的监管措施非常到位，影子银行都没生存空间，资管新规正在落实，作假难度太大；还有，更重要的是工商银行也好，其他大行也好，主管都是中管干部，他们频繁调动，根本没有什么作假的动力，为人作嫁的事情多少人会作？不过同理，没有作假的动力，可能也没有维护市值的动力，由此带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股目前的价格是制度性折价吗？这种折价是否是信任度折价？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为什么同样是国企，工商银行是折价，贵州茅台是溢价？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体现？我们知道一般央企的主管部门是国资委，但是金融行业特殊，至今不知归属什么部门主管，银行的股东有财政部的汇金，有证监会的证金，有社保基金的投资，还有银保监会的保险，表面上看各类国有股东齐全，公司治理合理，但是结果可能是九龙治水，市值管理难以落实，国有金融股权的保值增值无从谈起，半价出让股权的现象一再发生，让人难以理解。 第三个问题是金融定价权该由谁掌控的问题。离岸市场可能我们说了不算，比如美股，比如港股，但是如果A股也是如此，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其实，四大行由于历次护盘，大多数流通盘也已经在国有机构手中，市面上真正流通的极少，比如中行，但是这些机构基本上是被动持仓，没有主动管理，不抛已经算讲大局，讲政治，推动金融股价格合理回归的难处不在资金，而在于意识，如果不作为，那就有一万条理由，如果负责任，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金融市场中，定价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同行，更有国际的同行，比如美国银行，比如汇丰银行，比如花旗银行，比如美国运通。对比这些银行的市盈率，即便在美国股灾之后依然平均在10倍左右，股灾之前就更不用说，如果中美银行发生并购(银行的可能性不大，但证券、基金、保险领域完全有可能)，那么从市值角度而言，中资银行就丧失了起码的话语权。 一般而言，资本市场给予折价的公司都是风险高的公司，但是中国国有银行的风险高吗？为什么老百姓愿意把钱存在银行拿三个多点的利息而不愿买入市盈率才不到5倍，股息率都超过6%的股票呢？不是同一家银行吗？价值投资难道不是需要国有机构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吗？北上资金在金融股上频频砸盘难道大家都可以熟视无睹吗？大行间的较量难道资本市场可以独善其身或者放任自流吗？上证指数这么多年低迷直到7月22日才有改进，但是上证权重中有三分之一的金融股，金融股的估值回升才是上证走出扎实上升通道的根本，这才是本质，核心，剔除点ST，延长点新股时间只是旁枝细叶不会起太大作用，还记得特朗普-27%的梗吗？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就是美国经济的脸，那么上证指数就是中国经济的脸，特朗普为了维护道琼斯的上升通道可以威胁美联储，可以攻击鲍威尔，可以盘前发推，虽然吃相难看，但是在新冠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三大指数能创新高，是不是也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呢？ 2008年华尔街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上证指数从年前的6124点直落1664点之后反弹在年后接近3478点，如今十年过去上证指数连3458点都迈不过去，正常吗？金融股的估值一贬再贬，甚至沦为砸盘工具难道不应该引起方方面面的高度重视吗？水皮不是个阴谋论者，但现实如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无形之手迷茫之际，有形之手正是发挥引导作用之时。 上海市值最大的是贵州茅台，深圳市值最大的是五粮液，中国股市进入“两瓶酒”时代，值得我们骄傲呢，骄傲呢，还是骄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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