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晚间，证监会回应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称，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金融业混业经营再起风声，监管层未明确给出论调，但字里行间仍搅动周一A股行情。6月29日早盘，银行股集体高开，券商股集体下挫，其中中国银河一度跌超5%。 水皮：券商与银行难解的情缘 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证监会的回应有两个要点，一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高品质投资银行部署，二是提高直接融资，加快资本市场的IPO需求。 根据安永相关报告，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IPO活动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内地和香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小，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A股市场共有120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1,399亿元，IPO数量和筹资额同比分别增加88%和132%。其中，科创板继续推动A股IPO活动，IPO数量在A股各板中分列第一(39%)。 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加速度，水皮认为，从科创板推出注册制到创业板注册制，以及本周即将开始的新三板精选层的发行，其实都是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行当然就显得举足轻重了。 从市场来看，纯投行的券商过去只有中金一家，主要是做海外IPO承销，基本上没有营业部。其他的券商基本上都是做零售的，专业做投行的力量并不强。平安证券以前做的还不错，但是自从出事以后，整个团队基本上散掉了。现在IPO数量较多的是中信和中信建投。 但是实际上，中信证券和中信建投也并非是特别专业的投行，他们的投行业务在整个业务板块里占比较低，相距仍较大。基于此，水皮认为，为了提升资本市场的贡献度，特别是提升IPO和直接融资的专业度，也为了壮大与国际投行的竞争能力，培育专业的、高品质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投行的确应该列为目标。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券商的估值并不低，与营收规模相比，国内券商的市值处在高位。例如，中信证券的市值为3000亿元，是650亿美元市值的高盛的75%，但其营收规模约有七、八倍的差距。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中信证券营收120亿元，高盛营收120亿美元。 水皮认为，提出银行可以发展券商业务的原因，或一方面是想发挥银行的客户渠道、资金转换的优势；另一方面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自身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任何一家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规模都不是券商可以比拟的。 水皮坦言，目前六大银行都是副部级的单位，包括保险公司现在也有副部级，但券商中没有一家能有这个层级。券商市场化程度较高，说明券商在金融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种类，发展空间较大。早期的中国券商都是证券交易营业部，基本上都是银行的营业部派生出来的，属于银行创设。同时，早期的券商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是银行系，比如现在的海通证券实际上就是交通银行创办的。 纵观历史，中国很多金融机构脱胎于银行，早年间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只有银行，所以券商跟银行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5年3月9日，市场上盛传工商银行提交券商牌照申请的消息，当天银行股大涨，工商银行、建行，中行、农行都是大涨4%左右，但是后来又不了了之。股灾后这个事情就被搁置下来，如今旧话重提，背景又不太一样了。现在是在一个金融开放的背景下，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而且是一个复工复产重启经济的背景下，意义就更不一样了。 金融业混业经营：花落谁家？ 6月27日，财新周刊援引权威人士消息称，证监会计划向商业银行发放券商牌照，或将从几大商业银行中选取至少两家试点设立券商。 6月28日晚间，证监会对此进行回应称：“我们已关注到媒体报道，证监会目前没有更多的信息需要向市场通报。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资本市场发展决策部署的需要，也是推进和扩大直接融资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有多种路径选择，现尚在讨论中。不管通过何种方式，都不会对现有行业格局形成大的冲击。” 此前，2015年初，证监会表示，正在研究落实“国九条”(《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要求，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研究证券期货业务牌照管理制度，以及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期货业务牌照有关制度和配套安排，相关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并需履行必要程序。 彼时，时任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表示，证监会正在研究商业银行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券商牌照的制度和配套安排，但政策落地尚无明确时间表。5年过后，随着资本市场深化改革，这一部署有望落地。 发展高质量投资银行一直是证监会的发力方向。2019年11月，证监会网站公布33条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案答复的函和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议的答复。证监会表示，积极推动打造航母级头部证券公司，支持各类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发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几天前，2020年6月18日，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继续支持本土机构充分利用上海发展优势，努力打造国际一流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国泰君安发布研报称，和国外较为成熟的混业经营体制相比，我国由于金融分业经营限制，券商行业虽公司数量众多，但在较多维度上都和国外大型券商相去甚远。而此次监管考虑将券商牌照开放给商业银行，从某种角度上而言，也是意在帮助国内券商行业朝着“中国高盛”的目标再近一步。 国泰君安认为，喜提券商牌照对商业银行来说是绝对利好，但短期来看，对银行基本面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成立券商子公司对银行的资本金消耗不大。长期来看，银行混业经营加深，将提高银行对客户的综合服务能力，财务上将提升非息收入占比，缓解息差收窄造成的盈利下降压力。 根据媒体援引消息，会有两家商业银行率先试点券商业务，那么这两张券商牌照将花落谁家？国泰君安以综合经营、利润贡献、子公司实力等维度评判，认为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可能性较大。
目录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在新旧工业化浪潮的交汇处，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轮回中，中国的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清楚自己的历史基因与现实使命，在金融和财政、信用和货币之间寻找平衡。 经济向好周期用金融的逻辑，赚信用扩张的钱；经济下滑周期用财政的逻辑，赚货币宽松的钱。银行的这种旱涝保收的“全天候”经营能力，在全球银行业里中国发挥的最极致。所以世界五百强，排名靠前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大型银行。 债务型经济模式下，银行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经营者。近300万亿的生息资产，只要利差在边际上不塌缩为负，银行的钱就继续“躺赚”（地主式的生息资本家）。 而疫情发生后，商业银行成为反危机政策的主要承担者。无论是被动服务民企小微，还是让利1.5万亿，都是作为国家金融重器的商业银行所应该承担起的角色。 只要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新旧航道的转换处，处于下坡道或飞机着陆的险要处，商业银行就要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政治正确”，知天命、不逾矩——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的第一哲学。 任何打破这一哲学的银行家，轻则降职，重则入狱，有个罪名叫“信贷投放不支持实体经济”。逻辑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从远处说，政府管理银行的经验最初应该来自苏维埃根据地，带有浓厚的“红色金融”基因。 建国后，从大一统的央行和财政体系（计划经济），到专业化（四大行独立经营）和公司化（成立法人商业银行），到与西方的现代银行接轨（巴塞尔协议，引进战投），再到为了反危机承担起广义财政的使命（“四万亿”），最后到大资管-泛投行的表外大跃进，影子银行的宿命与反抗（严监管），支持民企和小微的“政治正确”与计划命令，一切似乎是一场向历史本原的回归。 期间，是无数自诩为银行家的改革、转型和创新。无论是制度层面的公司治理优化、资产负债表重塑、按国际监管标准改造，技术层面的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开放银行、智慧金融，还是业务层面的小微之王、同业之王、零售之王，都是无穷尽的追问和求索，似乎永远抵达不了彼岸。 转眼之间，一代银行家已经退隐，新的银行家还远没有出现。因为又回到了核心问题：公司治理（谁来任命，为谁负责）。就如同现在的经济问题，总要追溯到政治问题。疫情的出现，以及未来可能的疫情常态化，最终考验的是客户群体和广义资产的质量，以及自身的线上化经营能力、组织的敏捷度。在监管约束成为第一约束的背景下，中国的银行家正面临严重的领导力大衰退。所以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培养银行家精神。 至于最近流传的给银行发券商牌照，目的可能是顺应全球金融监管宽松的趋势，在信用越来越难创造的债务周期下，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在银行理财子公司支撑“资产管理”行业的同时，再通过券商牌照发展投行，最终形成以银行为主导的“资管+投行”的双支柱格局。 理想当然很丰满。然而，商行文化和投行文化的兼容，仍是最根本的问题。基本的历史问题不解决，一切不过都是用未来的一地鸡毛，延迟今天的一地鸡毛。 一、银行的5.6%与非银行的-25%，背离的数据背后 如果银行是通过杠杆（信用）服务实体经济的，那么一季度银行利润同比增长5.6%，与非金融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5%（上市公司），这两个数据中间一定有一个是“不真实”的。按照顺周期杠杆原理，银行的利润下降幅度应该更大。但事实并不是。 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下滑-25%，还没有算上无法进入统计局视野的一大批中小微和个体户，那些花落无声、不在幸存者偏差之列的破产和倒闭企业和商户。算上这些卑微的存在，一季度的利润下降50%应该不为过。2020年一季度，甚至是上半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以说是“消失的时间”。 但是对于银行来说，时间并未消失，300万亿的全球第一银行金融资产，除了少数一部分在疫情期间得到豁免外，大部分仍然在按时间计息（付息资产）。这也说明了一个答案意料之中的问题： 银行并不是依靠那些对疫情冲击非常敏感的客户生存的，银行依靠的依然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而后者，受到疫情冲击的创伤并不大。 另外，这种极端背离的数据背后，是已经严重极化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以及更为严重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分化。 一方面是收入下滑、失业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是继续上涨的一线房产价格。这与2009年次贷危机发生后，深圳等地出现大量房贷断供、房产抛售的打工阶层明显不同。十年的房地产市场演绎，疫情冲击后反而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有能力买房的阶层和没能力买房的阶层之间已经固化。高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更小，他们可以继续用隔离时期不能消费的积累资金，或者央行货币宽松流入囊中的信贷资金（优先靠近货币链）继续买卖炒作房产。而受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低收入阶层，他们在经济好的时候都买不起房，当疫情发生后也就不会有断供或抛售的行为。 也就是说，疫情发生后，一线城市的房子问题只是“富人的烦恼”，低收入者都没有资格担忧房子问题，而是比房子更重要的生存问题。某种程度上，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数据背离，反应的也是这种结构的固化，留下的则仍然是银行的经营哲学问题：银行到底是在服务谁，依靠谁？ 所以，这次大疫情就像是“试金石”，哪些行业、哪个阶层对疫情冲击相对免疫，哪些深陷困境之中。线上化、远程化、非接触型的经济模式逆势成为赢家，有垄断保护，靠近货币政策“水龙头”的行业也经营的不错。最脆弱的是那些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性现金流而非金融资产收益为主要来源的单位。 对于银行来说，一季度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利润增长，原因其实也不难解释： 一是银行的信贷投放大都数在疫情前（春节前）已经投的差不多，开门红，早投放，早受益。 二是银行业是线上化经营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很多业务在线上就可以操作。最近几年，大多数银行的网上银行替代率基本都超过了90%。 三是疫情发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大宽松，利率在一季度快速下行，导致负债敏感型的银行能快速扩大净息差。数据也表明一季度乃至上半年，银行净息差对利润的贡献大增。 四是利率下行给银行按照公允价值计算的金融资产带来了不菲的账面浮盈。然而最近一个月利率开始反弹，债券价格波动较大，风险敞口较大的组合可能损失惨重。 五是疫情冲击导致的不良风险还没有暴露，一些风险较大的资产，在国家政策的允许下可以采取延期展期的方式，潜在损失暂不计入成本（风险成本），等等。 然而数据已经表明，银行卡和消费贷等处于风险边际上的个贷逾期和不良率，最近半年来大幅攀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可能是疫情冲击在银行经营数据的显现期。 所以银行在后疫情时期，肯定也会越来越难。但是压力在银行内部的传导路径也不同，就像中国经济的压力首先在低收入阶层上积压，银行的压力也是首先在一线员工身上积压，而科层结构里的中高层，会依然过着“锦衣玉食”、高薪无忧、权力感十足的日子。 所以，如同中国经济收入和财产结构的分化越来越严重，银行系统内的收入结构分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银行不过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一个缩影： 它膨胀着、僵持着，在一次次“过苦日子”或“崩溃论”的预言中倔强的存在着，看上去险象环生，但大多时候是没完没了的有惊无险。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原因，通过消耗攫取隐忍的底层大多数，来为这个极化的耗散结构补充能量。 二、财政基因下的金融改革，次贷危机打断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银行业的宿命与反抗 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多一些历史分析。轻视历史，轻视路径依赖，就难以洞见本质。要对未来做出规划，首先要理解过去——它的基因是什么，曾经有哪些“少年创伤”和“历史记忆”，这直接决定了它现在的组织气质和行为偏好。 绝大多数的特色都是历史形成，只要是历史形成的就很难复制。比如作为零售之王的招商银行，很多银行都去它那里学习，但是基本上没法复制，什么原因？ 原因是招商银行的历史起源就是零售的，它在蛇口成立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一开始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渔民。这是它的基因，它一开始并不是像国有行那样，深圳也没什么国企，它的红色金融记忆基本上没有。 而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基因，最早可追溯到苏维埃或根据地的工农红军银行，属于军管，具有浓厚的“红色记忆”。建国后内嵌于大一统的计划财政体系，只有财政没有金融，更遑论什么“中央银行独立性”、“商业银行的商业性”了。 所以首先要清楚中国银行体系的基因是财政。银行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节奏，因为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是需要强大的财政手段为改革成本融资。上一轮国企改革（下岗和分拆）的大多数成本，转化成了银行坏账（三角债）。继而央行注资，剥离坏账，重组上市，其实穿透到底，不过是一场“坏账货币化”。 政策层的潜意识，最深处的思维，还残存着很多战争记忆。三大攻坚战，防风险攻坚战，这样的战争和革命叙事话语，很可能来自根据地反围剿、反围困的战争记忆。改革是从战争思维的极度不安全感，向和平合作思维转换的过程。改革是一系列思想解放的活动和行动。 与实体经济早在1978年就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不同，真正的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1994年前后（1992年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承认“市场经济”）。那几年刚开始有了公司法（1993年底通过），继而有了《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也是在那几年，上交所、深交所等股市交易所开始建立。因此整个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与经济总体的改革开放相比，晚了整整十五年。 金融的本质是契约，是一系列法律活动和合同文本。法律是金融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有了商业银行法，才有了真正的商业银行；有了物权法，才有了真正的抵押贷款和按揭贷款。所以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是那些支付结算交易电子系统，而是法律法规。是法律法规赋予了金融产品构成的基本要件。 说到这，补充一个题外话，那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本质上应该是金融法制体系的建设，而不是注册不注册、审批不审批的问题。注册制的本质是金融法律体系这个最核心的基础设施。这是我在以前的文章《制度建设，才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中所强调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银行法律体系的完善后，中国的银行业首先做的是商业化，与普遍的国企“政企分开”的大基调保持一致。也就是商业银行要按照商业逻辑经营，按照独立法人的形式，摆脱财政的行政命令保持“独立性”。与此同时，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中央银行也开始摆脱财政束缚走向独立（相对）。 然而就在银行摆脱财政的羁绊后，伴随着90年代末的投资过热和收缩，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到21世纪初其实已经经历了一次信用周期，2003年左右银行业的不良率达到了30%左右，“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但这次危机是良性的，它直接倒逼了中国银行体系坚定不移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伴随着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大国运周期，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红红火火的现代化进程，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引入战略投资者，资本市场上市等。那个年代，对巴塞尔协议的研究成为中国货币银行学的“显学”，主要的有志于现代化的银行大部分也成立了“新资办”，巴塞尔协议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商业银行“洋务运动”的范本。 但正如同日本侵华战争这一外来冲击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改良进程，2009年的次贷危机也作为一个严重的外生冲击阻断了中国银行业的现代化转型进程。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四万亿元救助计划，替代了银行自身的商业化行为。从此，以广义资产负债表大跃进为直观表现的地方政府信用和土地财政扩张运动，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具有“洋务运动”性质的商业银行转型变革。熟悉的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那种财政味道，又扑面而来： 在危机面前，改良启蒙变成了财政救亡。在发展是硬道理之前，生存是更硬的道理。 在监管政策的逻辑上，不过是常见的“放-乱，收-死”之间的钟摆，也是冒进、反冒进之间的自我校准。但也总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与一刀切的政策超调。对银行来说，在严监管后的后转型时代，典型的体现则是借鉴“两次大危机教训”和西方影子银行监管的《资管新规》。现实来看，资管新规作为中国金融深化后金融市场的基本法，如何不犯教条主义的失误，则是对监管层和市场的双重挑战。 除了1980s专营化，1990s商业化，2000s资本市场化，2010s影子银行化所组成的制度变迁这一条主线外，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从会计电算化、pos机银行卡、自助银行，到网上银行、开放银行、智能银行，这条银行的生产力变革实际上走的很靠前，甚至超过了发达金融市场国家。从这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银行线上化经营能力对新冠病毒的“免疫”。 然而下一步，银行如何从重科技向轻科技转型，真正务实的通过金融科技向客户靠近一小步，从而形成价值创造和银行经营现代化的一大步。这不仅仅是让客户感触到科技的便捷，还要让客户感受到科技的温度和人文关怀。我觉得这才是智慧银行的本意。金融科技只是让银行的肢体更有力量，但智慧银行是银行心智的成熟，是更理解自己和客户。 当制度沿着历史的钟摆回摆的时候，金融科技成为推动中国的商业银行现代化继续前行的唯一力量。 三、后疫情叠加后转型时代，商业银行的生存策略 今年或未来几年的时间，疫情叠加宏观大风险，银行尽量少一些浪漫主义的战略、谈转型，多一些现实主义的风险和生存策略。未来几年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九字诀： 知天命，不逾矩，活下去。 知天命，就是要理解新的时期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于大环境，有三个新常态可以概括：疫情新常态，危机新常态，宽松新常态。 疫情如果成为新常态，如何通过金融科技持续提升线上化经营能力，如何根据疫情新常态下客户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重配资产，开发新模式和新产品，其中蕴含着不少业务机会。 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成为新常态在所难免，习惯了增量经济的银行如何适应“经济停滞模式”。经济停滞之下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增长只能继续依靠负债端驱动（货币宽松）。那么银行在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通过负债端保证流动性，通过强化风控消除极端风险保障安全性，则是后疫情不确定性时代首先需要考虑的。 在安全性上，银行需要学会对两种病毒“免疫”：一种是新冠病毒，另一种是债务病毒。 或者是有毒资产，第一策略就是“增量不要踩雷，存量不要爆雷”。现在银行的资产看上去没有太大问题，那只是时间未到。随着经济下滑持续下去，银行的风险资产也会按照从外围到核心这样的传导结构，逐一爆发。 最外围最市场化的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经营贷，在疫情冲击下个人收入下降和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快速恶化。 最近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发现，如果今年的GDP增速破4%（大概率），大多数银行没有办法通过压力测试。在较为严重的情景假设下，银行不良率最大将可能突破15%。 在危机新常态下，要从总量危机思维转换为结构危机思维。我一直强调，每一次总量危机的刚兑和救助，消耗和损伤的都是结构。全球金融重商主义和货币大宽松，正在将总量危机异化或转换为结构极化的危机。在这种极化的结构下，银行如何重新定义核心客户和核心业务？ 对应着危机新常态的是政策面的“宽松新常态”。在这种反危机的货币金融大宽松下，受益的当然是金融资本。在美国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大投行，金融资本家。在中国则是大财政，由国有资本控制的商业银行体系。当危机逼近，政府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三板斧：降息、宽松、扩表。 这三板斧的任意一个，对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增长都是相对正向的（注意不是绝对）。当危机发生时，中国的商业银行就退化到了最初的状态——为财政服务，承担起政策性银行需要承担的职能。权威话语体系下是“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原”，回头看四十年来中国银行体系的改革，它真正的本原是什么？是“回归服务政府财政的本原”。 十年前的四万亿，今年的救助小微企业，其实都是财政的责任，政策性银行干的活，现在要让体量巨大、网点遍布的商业银行承担起来。计划命令下的服务小微和实体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去商业化和去市场化的过程。 这就要银行在“知天命”后，还要“不逾矩”，这是后疫情时期银行生存需要遵守的第二个法则。 何为“不逾矩”，狭义上是指合规，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只是这里的股东是国家，是监管层。广义上则是指遵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的一般规律，敬畏市场和客户。这是个讲了上千遍的老道理，但是仍然有很多银行并不明白其中的内核。 总的来说，不逾矩，也有“三不”，不逾监管之矩，不逾市场之矩，不逾风险之矩。这三个“不逾”同时达到，其实很难。好的银行家就是在这三者之间不断的平衡，找到最佳的“重心”。这实际上与银行家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重心”是一样的道理。 监管、市场、风险三者之间，各有自身意志和内在规律。监管要的是稳定，市场（股东）要的是利润，风险要的是按规律办事。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日，按时种收，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这三者之间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某一个诉求的过度强势都会造成其他两者难以兼顾，最后异化为“不可能三角”。 而到最后，既是策略也是目标，那就是“活下去”。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依靠什么活下去，道理很简单，客户群。客户永远是一个企业的压舱石，所以首先需要全面对存量客户进行深度数据分析，详尽一切办法拓展新的获客渠道。后疫情时期，拥有扎实客户群的银行才能活下去，活不下去的银行，就是那些被客户用脚投票抛弃的银行。 在这个越来越深的凛冬，在全球经济即将穿越“百慕大”，中国经济即将开启“新长征”的关键历史时段，活下去，或者活着，将是最朴素也是最崇高的命题。
近年来，港股上市的银行多为城商行，而近期即将到来一位"稀客"，也就是渤海银行。作为未上市全国性股份行中仅剩的三家银行之一，此次渤海银行率先登陆港交所，有望引来资本关注。 1、背靠多元化股东，高起点、高成长 回顾渤海银行的发展历程，可以用高起点、高成长来概括。 起点之高在于渤海银行从成立伊始就注入了与众不同的基因。早在2005年12月，包括天津泰达控股、渣打银行（香港）、中国远洋运输、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宝钢集团、天津商汇投资及天津信托在内的七名发起人共同发起成立了渤海控股。而这其中，外资股东渣打银行的进入成为亮点，这也正是渤海银行与其他中资商业银行的迥异之处，其成为中国唯一一家外资银行参与发起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与此同时。渤海银行也是1996年至今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一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在渤海银行成立过程中，渣打银行在为其搭建管理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曾派出了近100人的团队全面深度参与渤海银行的筹建工作和初期的经营，因此双方在管理体系、企业文化、风险控制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基因。与此同时，双方也在不断深化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5日，渣打银行还与渤海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在国际领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业务协同和发展；此外，双方还将进一步合作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渣打银行作为进入中国内地最早、经营历史最悠久的外资银行，其占有渤海银行19.99%的股权，其为渤海银行注入了外资基因，也赋予了扎实的运营根基。与此同时，渤海银行也有着庞大且多元的股东阵容团队，其中央企股东总持股比例为37.01%，地方国企股东持股比例为25.00%，民营企业总持股比例为18.00%。不难看出，渤海银行的股权结构相对来说较为均衡，且各大股东背景实力也均不俗，而这也注定了其从成立之初就享有诸多优势资源。 也正是得益良好的根基和过硬的背景，渤海银行在成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快速奔跑的姿态。其仅用了14年就设立245家机构网点，相当于平均每年新设超过两家一级分行，由此完成了全国重点区域和城市的战略布局。截至2019年底，渤海银行已经拥有33家一级分行（包括直属分行）、30家二级分行、127家支行、54家小区小微支行，并设立了香港代表处。此外，公司资产规模也实现了快速扩张，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的总资产达11,169亿元人民币，较2017年1月1日增长30.5%，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位居第三位。另外按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一级资本计，渤海银行在《银行家》公布的"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中排名第178位，并在所有上榜中国银行中名列27。 2、资产质量优良，盈利能力行业领先 近年来，尽管面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银行业整体营收增速普遍下滑，在这一背景之下，渤海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保持在行业领先水平。招股书数据显示，2017-2019年，渤海银行分别实现净利息收入170.2亿元、152.27亿元、229.10亿元，与此同时，实现净利润67.54亿元、70.80亿元、81.93亿元。单从2019年来看，当年渤海银行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5.7%，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一位，与此同时，2019年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达13.71%，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三。从过往业绩表现不难看出，渤海银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展现了不俗的经营实力。 渤海银行主要业务条线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及金融市场业务，2019年三大分部营收占比43.9%、19.3%、36.5%。近年来，不论是在公司业务端还是零售市场，渤海银行的业务发展都展现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增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招股书显示，公司银行客户快速增长，从2015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增长了43%。2017-2019年，公司贷款分别达到3,434亿元、3,844亿元、4,652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6.4%，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中位居第一。 在零售端，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零售贷款总额达2,334亿元，2017-2019年复合增长率为40.2%，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位居第二。零售贷款利息收入则由截至2017年末的44亿元增加到截至2019年末的12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69.3%，位居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第一。 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渤海银行保持着优良的风控能力。从资产质量来看，2017-2019年，渤海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74%、1.84%和1.78%，从2019年来看，当年度中国商业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86%，渤海银行的表现处优于行业整体水平。与此同时，拨备覆盖率方面，2017-2019年，渤海银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85.89%、186.96%和187.73%，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三年来拨备覆盖率均位居第四，排在行业前列。此外，2017-2019年，拨贷比分别为3.24%、3.44%和3.34%，与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相比分别位居第四、第二及第二，表现同样优异。总体来看，渤海银行资产质量呈现显著向好的趋势，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其在风控方面的表现仍然可圈可点。 3、持续强化科技基因，战略出击金融科技 当前，伴随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金融领域的不断渗透与应用，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正呈现蓬勃发展之势。作为一家年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没有传统银行的沉淀包袱，在金融与科技融合领域展现了锐意进取的一面，其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富有新生代特色的科技生态银行。 渤海银行重塑银行业务和服务模式，将其核心业务和服务嵌入合作平台的业务流程中，打造了共建、共享、共赢的"线上渤海银行"开放生态银行体系。透过这一模式，渤海银行拓宽了获客渠道和业务机会，有效的驱动公司业务快速增长。 结合数据来看，截至2019年底，渤海银行平台业务合作平台数量已超过100家,2019年通过各种已有场景获得的在线用户达28.15万户，线上平台的合计交易量达到420亿元。 互联网时代讲究"唯快不破"，银行业开始向"敏捷"转型。作为一种创新组织形式，敏捷组织打破条线割裂、层级森严的传统组织架构，在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实现完美平衡。渤海银行深化生态银行体系建设的同时亦坚持以金融科技打造"敏捷银行"，其不仅在业界率先提出敏捷银行的概念，同时还成立了首个敏捷银行实验室，积极探索银行业敏捷转型，提升数字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其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规模化解决客群痛点，通过敏捷响应、快速迭代为客户提供智能、便捷、高效的服务。在科技赋能之下，其有效的提升了渤海银行的业务响应速度，提升了客户体验和粘性，同时也有力支撑银行高效运营，高质量的发展。 截至2019年，渤海银行电子渠道及自助银行设备的交易替代率达到约99.5%，电子渠道累计客户数达到351.33万户，电子银行交易规模累计达到3.73亿笔、累计交易金额达到7.4万亿元。 在组织形式上，渤海银行亦不断推动组织架构升级，锻造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组织形式，全面服务科技创新。大中 台开放生态银行组织模式实现了资源集中化，流程高效简洁化，有力撬动了银行的创新机制。借助组织体系的升级再造，也进一步驱动渤海银行科技能力的提升，同时有效反哺公司的业务经营，驱动长远发展。 渤海银行核心科技能力不断增强，在行业内也得到了充分认可。2018年，渤海银行荣获"中国金桔奖－最佳金融科技服务奖"、"金融科技及服务优秀创新奖评选－管理创新突出贡献奖"、"中国电子银行金榜奖－最佳个人网上银行奖"等奖项。2019年，荣获《21世纪经济报道》"年度金融科技银行"荣誉。 4、结语：疫情之下彰显担当，港股上市谋划未来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不少企业的发展节奏，在这样的背景下，渤海银行仍然踏上了赴港上市的征途。考虑到公司有着覆盖广泛的全国网络业务布局，同时在线上端也有着强劲的业务能力，整体而言，此次疫情对公司的影响有限。而近年来渤海银行也在积极补充资本，增强抗风险能力，此次上市也进一步拓宽了资本补充渠道，对于渤海银行扩张信贷投放、改善治理结构、提升品牌影响力都将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家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面对此次疫情，渤海银行也在主动担当作为。早在疫情发生之初，渤海银行就通过红十字会向湖北省捐款2000万元人民币，全力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与此同时，公司还推出多项暖心服务措施，保障与疫情相关各方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不论是"抗疫勇士贷"的推出获得市场高度赞誉，还是借助自身线上银行优势和科技服务能力，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赢得客户青睐。渤海银行在此次疫情中，充分发挥有温度的敏捷银行效应，以最快的效率保障了抗击疫情所需的金融服务，并也进一步展现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透过对科技领域的持续探索，渤海银行强化了自身的风险管理，提升了经营效率，打开了新的成长边界，伴随后疫情时代，"线上经济"进一步朝着金融领域拓展，渤海银行的长期成长价值还将得到进一步确认。
如今，银行既肩负着让利于实体经济的责任，又要留存一定利润保证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能力，同时需兼顾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对上述问题的权衡，考验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智慧。 日前，一则新三板上市银行的公告引发市场对于宏观环境下银行利润分配的探讨。投资者更关注，未来银行的“高分红”还能否延续？ 喀什银行公告显示，该行近日收到监管部门通知，按照“少分红、多留存”的原则，要求该行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0.8元（进行）权益分派，低于该行此前披露的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的预案。 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对于一些中小银行，尤其是所在地域经济压力相对较大的银行，有必要抑制分红，这在逻辑上符合审慎的标准。 “当前疫情形势较复杂，一些中小银行面临的潜在风险偏大，同时要应对潜在的不良贷款，要留存资本应对未来的发展。根据巴塞尔III精神，在此种情况下，监管可以相应提出要求，对银行分红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也符合我国对银行机构的相关制度安排。”王一峰告诉记者。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中小银行受疫情影响，如果资产质量和经营情况出现恶化，减少分红属于正常现象。中小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较困难，减少分红也是为未来的稳健经营打好基础。 但对于上市银行的分红，情况又有所不同。王一峰分析，首先，上市银行以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为主体，当前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对于国有控股企业的分红也有相应诉求；其次，很多投资者看重上市银行的“高分红”特性，比如保险资金、养老基金、主权基金等，希望获得相对稳定的分红收益。因此不到特殊时期，银行本身不愿调整分红，否则可能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必要的扰动。 “对于上市银行，当前阶段是否要通过降低分红来保证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提升？到目前为止，必要性还不强。”王一峰表示，相应情况需要明年再看。 目前，A股上市银行已经披露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浦发银行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隔数年，该行分红率重回30%以上的水平。面对现有的分红比例能否持续的问题，浦发银行副行长、财务总监王新浩日前对股东表示，从经营层面来看，在符合监管要求，同时内源性资本补充和外源性资本补充能够满足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将尽可能让股东享受到浦发银行的经营成果。 某上市中小银行董事会办公室人士对记者表示，未来的分红计划，要看整体形势和宏观政策的变化，统筹考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同时兼顾对银行股东的回报，希望尽可能地维持上一年的分红状态。疫情对当地经济影响客观存在，但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出台应对政策。而该行的调研显示，中小企业现状对该行业务影响有限，总体经营保持平稳。 他进一步表示，作为上市银行确实要考虑给予股东回报的问题，但如果分红比例受疫情影响略有下降，相信股东也会体谅。 廖志明表示，A股上市银行都比较优质，抵御风险的能力更高，降低分红的概率不高。中国经济正逐渐走出疫情影响。而从国际上看，海外银行70%-80%净利润通过股票分红或者股票回购方式分配，从未来的大趋势看，上市银行分红比例或许还有提升空间。 “近两年，部分中小银行分红比例下调也是很正常的，这只是暂时现象。海外很多银行考虑到疫情冲击，在今年取消了现金分红。”廖志明说。
一句话总结上市城商行消费贷的“凶猛”： 从绝对规模来看，2019年，有3家城商行的消费贷规模超千亿：上海银行1751亿元、江苏银行1628亿元、宁波银行1419亿元； 从占比看，消费贷占零售贷款比重超过50%的城商行有5家，分别为：宁波银行（消费贷占零售贷款比重达78.9%）、天津银行（72.09%）、哈尔滨银行（57.18%）、西安银行（54.5%）、上海银行（50.4%）。 一、“狂飙突进”的城商行 不同类型的银行，在零售贷款领域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 在国有行中，四大行的房贷占比目前均保持在80%左右，信用卡占比10%左右，消费贷占比仅3%； 股份行的零售贷款结构总体相对均衡：房贷占比在30%~45%之间，信用卡占比约1/3，消费贷占比基本在10%左右（个别超20%，规模较小的股份行占比40%）； 城商行的零售贷款差异较大，有的银行房贷占比超90%，也有的经营贷占比超40%；规模较大的城商行有一个共同点，是近几年消费贷发力明显，以此来做大零售规模、做高零售利润。 1、3家城商行消费贷规模破千亿 先来看上市银行消费贷整体规模，11家消费贷超千亿的银行中，有8家全国性银行，其中平安银行消费贷规模最大，高达3366亿元； 3家超千亿的城商行中，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超过了农行、光大银行和招行；江苏银行和宁波银行的消费贷规模，也比光大银行和招行还要大。 从城商行消费贷规模排名来看，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都在500亿以上；其他超过200亿元的还有杭州银行、重庆银行、南京银行、西安银行、九江银行。 2、谁在扩张，谁在收缩 2019年消费贷规模增幅超过100%的城商行：盛京银行增幅458%、徽商银行261%、青岛银行150%、九江银行124%； 2019年消费贷规模增幅超过50%的城商行：长沙银行99%、西安银行90%、江苏银行54%； 2019年消费贷收缩的城商行：贵阳银行规模下降91%、晋商银行规模下降45%，郑州银行、成都银行、中原银行、哈尔滨银行的消费贷规模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3、占零售比重：宁波银行接近80% 除了宁波银行的79%，其他消费贷占零售贷款比重超过50%的城商行，还有天津银行、哈尔滨银行、西安银行、上海银行，这些银行多数消费贷绝对规模也较大。 4、有银行消费贷不良率20% 与全国性银行消费贷不良率均上升不同，城商行的消费贷不良率半数上升、半数下降，这与各家银行的消费贷发展策略密不可分。关于这个特点，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有分析。 如果复盘最近5年的各家银行的消费贷数据，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规律： 几乎所有全国性银行都抑制不住做大消费贷规模的冲动，然而多数也躲不开规模膨胀后不良率高企的惩罚，然后又进入规模压缩期。高利润率的消费贷，吸引了无数银行投入，不过对银行的考验也不小。 消费贷不良率超过20%的成都银行，在不良率大幅飙升的过程中急速收缩消费贷，规模不到5亿，因而虽然不良率较高，但没有代表性。 消费贷规模超千亿的城商行中，仅上海银行公布了不良率，从0.52%上升到了1.15%，不良贷款规模从8亿增加到了20亿，2019年不良贷款规模增幅达到了143%。这一消费贷不良贷款规模，比农行、招行还要大。 二、各家城商行消费贷规模变化 除了规模、占比、不良率等不同，各家城商行的消费贷发展策略也不同，我们统计了各家城商行近几年的消费贷规模变化，按2019年消费贷规模排序。 1、上海银行：近几年扩张最凶猛 上海银行并不是最早发力消费贷的城商行，2016年其消费贷规模还不到300亿。同期，宁波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已经达到了864亿元，哈尔滨银行的规模也接近700亿。 不过，从2016年开始，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一路狂飙突进，2019年末已经达到了1751亿元，成为近3年消费贷规模扩充最快的城商行。 上海银行做大消费贷的路径，是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其2019半年报显示，互联网消费贷款余额1076.34亿元。 不过，随着不良贷款、不良率的双升，加上去年下半年有媒体称上海银保监局窗口指导各家银行要求互联网资产必须清零，上海银行的消费贷增幅相比前几年大大降低，2019年增速仅11%，而2018年增速高达127%。 上海银行的这一路径，被多家城商行复制，不过规模增长过快，也积累了一定的资产质量压力，多家城商行都开始“刹车”。 2、江苏银行：最新规模1628亿元 江苏银行的消费贷规模紧随上海银行之后，不过其增速较上海银行相对平稳，且还保持了较快增速，2019年规模增速54%。 3、宁波银行：消费贷占比一路走高 早在2014年，宁波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已经超过了667亿，经过了2015年~2017年三年的停滞发展期（维持在800亿的水平），2018年宁波银行的消费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扩张，最新规模1419亿元。 经过了两年的扩张，加上较高占比，预计宁波银行消费贷的增速将会下降。 4、天津银行：逼近1000亿 从2017年的不足100亿，到2019年的逼近1000亿，天津银行的消费贷规模扩张也凶猛。“本行个人消费贷款的增长主要是由于2019年互联网个人贷款业务规模不断增长。” 5、哈尔滨银行：近两年收缩 在2017年规模上升到阶段高点后，近两年哈尔滨银行的消费贷持续收缩。 6、杭州银行：逼近500亿 7、重庆银行：2017年开始大幅扩张 8、南京银行：增长平稳 9、西安银行：连续两年高增长 10、中原银行：2018年“触顶” 11、九江银行：增速翻倍 12、长沙银行：发力零售战略 13、盛京银行：2019年大幅扩张 14、江西银行：规模几乎0增长 15、青岛银行：扩张明显 16、徽商银行：扩张明显 17、郑州银行：收缩消费贷 一个需要指出的现象是，多数靠互联网平台做大消费贷的城商行，因为粗放式发展、依靠“价格战”扩张、积累了资产质量压力，不希望被监管和市场关注，往往对这一互联网做大路径讳莫如深。 一家城商行内部人士就对轻金融表示，自家银行消费贷规模虽然最大，但是主要依靠外部互联网渠道获客，自营渠道很弱，不仅成本高、也缺乏可持续性，“我们的零售业务长期看还是烂摊子”。 而经过了近几年的快速扩张，消费贷的资产质量风险开始有所暴露，叠加今年的特殊形势，各家城商行都迎来不小的考验。高收益的消费贷，也到了检验各家银行客户质量、风控能力成色的时候了。 对消费贷规模较小的晋商银行、泸州银行、成都银行、贵阳银行未作分析。 提示：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数据均整理自公开资料。
中国太保公告，公司已确定本次发行的最终价格为每份GDR17.60美元。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以及国际市场惯例，本次发行的GDR预计于2020年6月17日（伦敦时间）开始附条件交易（conditional trading）；在附条件交易期间，投资者交易的GDR将以本次发行的GDR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为交割的前提条件。公司预计本次发行的GDR将于2020年6月22日（伦敦时间）正式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自正式上市之日起，投资者交易的GDR的交割将不附前提条件。
134家城商行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辽宁、山东、四川、浙江、河北是城商行的重要分布地，其中辽宁15家、山东14家、浙江13家，四川13家、河北11家。经过了一轮高速发展之后，一些城商行的经营问题暴露出来。即便是在经济大省浙江，这里的银行业运行普遍较好，但城商行的发展状况分化也比较大。 金华银行不良率相对来看最高 浙江共有13家城商行，根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除宁波东海银行外，其余12家城商行均发布了2019年年报。在这12家城商行中，经营状态分化加剧，日子过得各有不同。例如，2019年宁波银行的不良率为0.78%，净利润为137.9亿元；台州银行去年不良率为0.65%，净利润为42.22亿元；而金华银行的不良率比较起来却相对较高，去年不良率为2%，净利润为2.03亿元。 以上数据来自浙江12家银行2019年年报 金华银行成立于1997年12月，目前在杭州、温州、嘉兴、金华、湖州，衢州、台州等地设有营业网点105家，总资产在776.8亿元。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近年来，金华银行的资产质量逐年走下坡路。2017年末，该行不良率为1.57%，2018年末不良率为1.68%，而2019年末达到了2%。进一步来看，截至2019年，金华银行贷款主要行业分布为：制造业贷款金额为127亿元，占比31.23%；批发和零售业为79亿元，占比19%；建筑业为37亿元，占比9%；个人贷款（不含个人经营性）为41亿元，占比10%。 分析人士称，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当前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并不乐观，部分中小企业会出现难以偿还利息和本金的现象，这将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性城商行的资产质量压力，进而进一步推高银行的不良率。 而在拨备覆盖率上，金华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从2018年的185.61%下滑到2018年的150.06%，到了2019年末，这人数据变为121.89%，逼近监管要求的120%的标准值。 在净利润上，金华银行数据也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去年净利润为2.03亿元，这比2018年增长了12.55%，但和此前的几年相比，金华银行的净利润“今不如昔”。比如，2014年该行净利润为3.9亿元，2013年为4.4亿元，2012年3.9亿元。 一季度资产质量承压 2017-2019年，在监管的严格要求下，各家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整体保持稳定。不过，2020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一些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下滑。从已经公布的今年一季报来看，嘉兴银行、民泰银行、台州银行等多家银行不良率都有所升高，宁波银行不良率与去年年末持平，为0.78%。 数据显示，2017-2019年，嘉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12%、1.04%和1.05%。不过，今年以来，受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嘉兴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有所下滑，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上升较快。2020年一季度，嘉兴银行完成清收0.73亿元。逾期贷款方面，2020年3月末逾期贷款余额为7.88亿元，规模较2019年末大幅增长了33.33%。从逾期结构来看，以一年以内贷款为主。2020年3月末，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5.91亿元和1.22%，分别较去年末增长1.41亿元和17个百分点。 另外，嘉兴银行以小微企业和零售客户为主，近年来该行展期贷款规模呈上升趋势。过去三年，嘉兴银行的展期贷款余额分别为0.62亿元、1.41亿元和5.63亿元，到了今年一季度末，展期贷款余额升高为6.82亿元。银行展期贷款的上升考验着贷款风险管理能力。 浙江民泰银行在2019年资产质量有所好转，但今年又开始承压。截至2019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68%，比年初下降0.73个百分点。但在今年一季度资产质量急剧恶化，不良贷款余额为16.8亿元，不良率上升到1.9%。 浙江城商行中的头部银行之一——台州银行在今年一季度不良率也在上升。台州银行以服务三农、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贷款溢价较高。2019年，受同业竞争加剧和监管“两增两控”政策导向影响，该行净息差虽下降至4.60%，但仍处于同业较高水平。2019年该行全年共新增不良贷款7.47亿元，到年底时，该行当年不良率为0.65%，较年初有所下降。但2020年一季度，台州银行不良贷款出现反弹，3月末不良率为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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