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网络 在通过港交所聆讯后，渤海银行将于7月16日完成在港上市。招股说明书显示，其此次拟发行28.8亿股，每股发售价4.75-4.98港元，其中95%为国际发售，5%为公开发售，另有不超过15%超额配股权。 作为国内最年轻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渤海银行也成为2020年首家成功上市的国内银行。近年渤海银行业绩实现了快速增长，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15.7%，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第一。 而作为一家成立至今仅15年的商业银行，渤海银行在规模上与同行差距明显。据搜狐财经统计，与目前已上市的其他九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相比，渤海银行的各项规模性数据均垫底。 规模指标同类银行中垫底 如果将全年有8家银行A股上市、2家银行登陆港股的2019年称作银行业的IPO“丰收”年，那么2020年，国内银行IPO遭遇大幅“减产”，直到7月16日才终于迎来“破冰”。 公开资料显示，渤海银行于2020年2月26日向港交所递交了IPO招股书，6月23日正式通过港交所审核。至此，渤海银行是全国12所股份制银行中成功上市的第10家银行，也是在港交所上市的第6家，另外两家尚未上市股份制银行分别为广发银行和恒丰银行。 按照计划，渤海银行已于7月9日正式定价。此前，有香港财经媒体发消息称，据知情人士透露，渤海银行香港IPO募集了17.8亿美元(约138.84亿港元)资金，价格定在每股4.8元，接近指导区间底部。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关于其正式发售价的公开消息。 渤海银行在其招股书中表明，渤海银行具有显著的后发优势，且近些年实现了快速增长，如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15.7%，在全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排第一； 三年来人民币公司贷款年复合增长率16.4%，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位居第一； 三年来个人贷款年复合增长率为40.2%，在全国性股份制上市商业银行中位居第二等。 数据来源：Choice金融终端、渤海银行财报 然而据搜狐财经统计，与目前已上市的其他九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相比，渤海银行的各项规模性数据均垫底，且与综合排名倒数第二的、于2016年上市港股、去年年底上市A股的浙商银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更遑论与平均值相较了。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渤海银行在利润、收入、资产、贷款额等多个角度均落后于其他银行，总规模约为同类平均的1/5。例如渤海银行2019年度净利润仅为浙商银行的63%、同业平均的19%、平安银行的8.9%；总资产规模11131亿元，略低于招商银行2007年的总资产值。 此外，仅看利息净收入一项，2019年度财报显示，渤海银行利息净收入增速为50.45%，浙商银行为28.38%。且以这样的增速发展下去，渤海银行还要再增长三年才能超越同期浙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 个人消费贷占比走高 公开资料显示，渤海银行曾表达过争取在2017年下半年启动上市的意愿。从下表数据中可以看出，2017年至今渤海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均保持逐年提高趋势。然而其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却较2018年度下降了0.6个百分点，已然接近7.5%的规定最低标准。 数据来源：渤海银行历年年报 从其当前13.07%的资本充足率来看，仍低于其他九家股份制上市公司的平均值0.61个百分点。且正如上文所述，渤海银行在规模和体量的扩张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而要实现大规模扩张，必然需要融资、需要资金的支持。而若上述港媒传闻属实，则渤海银行将通过此次IPO募集17.8亿美元(约138.84亿港元)的资金，是其2019年度净利润的约150%。据悉，此次渤海银行赴港上市拟将发售所得款项净额用于强化资本基础。 在不良贷款率方面，渤海银行历年年报数据显示，自2014年起，其不良率显著升高，并逐年增长，直至2019年度才有所降低。但1.78%的不良率仅低于华夏银行和浦发银行，仍高于同类平均。 此外，渤海银行贷款迁徙率情况尤为值得关注。近三年，渤海银行的关注类、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迁徙率逐年大幅下降，尤其是关注类迁徙率显著低于同类银行的33.35%，可疑类显著低于同类的46.87%。这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渤海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将保持走低趋势，综合风险控制能力或将进一步增强。 搜狐财经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或与渤海银行近年来向零售方向转型有关。其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度至今，渤海银行的个人贷款占总贷款比持续走高，从2015年的16.22%上升至2019年的32.84%。财报表明，相较于2018年度，渤海银行2019年度个人贷款更多地流向了个人消费贷款，而在个人住房和商业用房贷款上有所减少。 数据来自2019渤海银行年报 如上表所示，随着个人贷款比例的增加，渤海银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也有所攀升，尤其是消费类贷款，不良率0.63%是2018年度的1.5倍。然而在相同的大环境下，个人贷款的不良率仍然显著小于公司贷款，仅为公司贷款不良率的1/5。
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转向消费和投资「双轮」驱动，以及大众消费和理财需求的迅猛增长，零售金融正逐渐成为银行收入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2014年以来，中国零售银行业一直保持每年12%的增速，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麦肯锡预计，2020年中国的零售银行业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元。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很多行业的发展节奏，其中就包括这几年突飞猛进的零售银行业务。 按理说，零售比对公业务更能够抵御经济周期的波动。但疫情后，消费需求萎缩、还款能力下降、催收难度增大……零售银行的压力上升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零售业务是蜜糖还是砒霜？下一阶段，零售银行的「第二增长曲线」何在？ 最近参加了一场麦肯锡的线上会，探讨关于零售银行的现状及未来，今天整理了一些会上的观点和我自己近期关注的热点分享给大家。 四大变化 麦肯锡在报告里总结了零售银行面临的四大变化，而这将直接影响零售银行未来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方式： 1、以分销渠道为主导的传统增长模式已渐渐失效，网点覆盖率与增长之间的联系被打破。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零售银行的总存款份额与网点规模密切相关。即使互联网使用率在迅速普及，客户仍会去银行网点办理业务、了解和购买新产品，因为实体网点带来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 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过去10年，存款增长和网点密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弱化。美国最大的25家零售银行过去10年的存款规模翻了一番，但网点总量同期下降了15%。 在中国，这样的现状就更明显。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今年关停的银行网点已经超过800个，明显多于往年。网点对应的是人力，从六大行2019年年报数据来看，银行人员相较于前一年减少了11537。 而今年的疫情无疑将加速了这一趋势，线下网点「休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无接触」银行被推到了变革的第一线，线上化、数字化的重要地位再一次抬升。 2、客户体验成为各大银行的竞争焦点，领先银行在这方面超越对手。 根据麦肯锡的另一份客户体验报告显示，客户体验往往与银行业绩高度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2009~2019年间客 户净推荐值位于前二分之一的银行获得了高出其余银行55%的股东回报。 该影响首先来自于客户价值的提升。当客户满意度指标提升约20% ，其购买转化率可上升约15%，钱包份额也更高；其次，数字化体验优化也能令服务成本下降20% ~ 50% 。 看着数据可能有些冰冷，试着回想一下我们日常的生活。不得不说，中国的金融科技企业们大大提升了客户体验的门槛。现在，国人可能连支付时卡壳几秒都有些不适应。 尽管客户体验已经说了很多年，但随着科技公司、新型银行参与竞争，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且，在金融产品本就趋于同质化的大环境下，客户服务、体验的优劣会很直接地影响到机构的发展。 3、规模经济效应再次显现：擅于利用新技术（例如自动化和机器学习）的银行以及更注重数字化渠道组合的银行，将拥有结构化成本优势。 这一点不难理解，中国的银行业应该是过去几年收新技术冲击和影响最为深远的金融机构。直接对比一下几家互联网银行便可以看到，善于利用新技术在降本增效方面的价值。 4、在数字化以及日益严格的监管法规影响下，零售银行各产品线的客户关系正在瓦解，从而威胁到其最大的利润池。 麦肯锡认为，零售银行过去那种一对一紧密的客户关系正在瓦解。如今，40%的美国家庭在多家机构开设存款账户。客户在一家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在另一家银行办理无担保贷款，同时拥有单独的存款和投资账户，这种情况很常见。 在数字化普及率高的国家，这种紧密客户关系瓦解的速度更快，例如在英国，使用超过两家银行的客户比例过去5年增长20%。客户对于金融机构的忠诚度下降，一方面源于选择更多，另一方面也因为单家机构提供的服务有限。在中国的情况也一样。 我们可以用另一个维度来看，自媒体轻金融梳理了6大国有银行和8家股份行（华夏银行未披露相关数据）2019年年报发现，14家全国性银行个人零售银行客户总数40.5亿人。 按照2020中国总人口14亿人来算，平均一个人是2.89家银行的客户。但如果刨除没有开户的未成年人，80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实际商业银行的客户重合度会更高。 如果算上其它类型的银行、农信社等，中国共有3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央行的统计，截止2018年末，中国人均有7.22个银行账户。而这还没算上，现在中国有很多人通过了新金融企业获得了零售金融服务。 反思零售 除了发布报告本身，在这场线上发布会中还谈及了一些与零售银行相关的热点话题，结合我自己近期的一些思考也抛出来跟大家探讨。 1、发展过速、结构单一。 如果仔细看看各家上市银行的财报就能发现，过去几年，零售银行业务的发展主要聚焦于消费信贷的增长。现实的困扰就是，大家这几年接到银行贷款的推销电话明显增多。 除了部分银行制定了成体系的零售战略，大部分银行的零售转型，只是增加了在消费贷款上的投放额度。也得益于金融科技和联合贷款模式的发展，让很多中小银行可以「轻松」地参与到这场消费金融的盛世中。 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出现，可能这场消费金融的盛世还会再延续一段时间。而疫情打乱了原本的节奏，一场巨大的压力测试突然降临，前几年高歌猛进的消费贷款哪里扛得住这个急刹车。 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是信用卡。央行数据显示，截止一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918.75亿元，相较2019年末大幅增加23.7%，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27%。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此前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一季度信用卡贷款减少3300多亿元。这也对应了前阵子网上传言，银行信用卡在大范围降额封卡。从趋势上看，规模收缩，不良上升，这个信号不太妙。 招行行长田惠宇也在不久前的股东大会会后交流中提到，疫情对资产质量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信用卡。此前他还直言招行在「反思零售」，而那段关于零售的占比、战略、以及内涵的思考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相比「零售之王」，其它银行的零售业务收入从占比上来看还有很大的空间，但值得警惕的是，这几年零售银行的发展速度和方式。零售银行的发展不能只限于消费信贷的增长，更不能只关注短期利润的上升。 2、谁来抓住「Z世代」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斯特劳斯和尼尔.赫伊的定义，所谓的世代是「因处于同一历史坐标而享有集体人格面具」的人群集体，世代长度大约等于一个生命阶段，世代界限则取决于同时代背景 （经济发展及技术进步）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 参考欧美，通常以15 年为一个世代周期，中国则将1950-1964年间出生的人口称为建国一代，1965 年-1979 年间出生的人口为 X 世代，1980-1994 年间出生的人为Y世代，1995-2009 年间出生的人为Z世代。（注：由于90后与95后成长的环境极为相似，所以本文将90后统称为泛Z时代）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90后人口数量约为1.88亿。而根据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数据，我国90后总量多达2.3亿人，这就意味着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90后。 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成长为消费的主力，抓住了他们，才能真正抓住零售银行的未来。 当然，这个挑战着实不小。麦肯锡在会上分享了一个调研结果：从客户年龄上来说，客户越年轻，对银行越挑剔，满意度越低。在进一步分析这些客群的行为偏好后可以看到，他们的使用需求更复杂，更追求令人惊喜的服务。 如果仅从消费信贷这一项来看，z世代群体可能更熟悉于花呗、白条等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不仅使用的效率和体验上更有优势，从品牌上来说，成长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他们对于这些互联网巨头的熟悉度和信任感也更高。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如果仅仅是在产品和体验层面的优化，可能很难超越这些科技巨头。能否结合自身的牌照优势和金融能力提供更综合的服务，更颠覆性的产品，可能才是抓住年轻人群的关键。 3、重新定义零售银行 那么如何「解构」与「重组」零售银行业的产品和服务？谈及这个话题时，麦肯锡用音乐行业20年的演变举了个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前，音乐行业由唱片公司灌制音乐专辑，门店主导音乐销售。到了21世纪初，银行行业转向数字化销售，尤其是iTunes的出现，大幅降低了分销成本，线下唱片门店几乎消失。 过去几年，音乐行业出现重新集结专辑的趋势，表现为流媒体播放列表。比如，声田(Spotify)、苹果。在中国，也有QQ音乐等。这些平台基于消费者需求和喜好创建高度个性化的专辑，以及拥有出色的界面，减少了购买单曲的麻烦。 麦肯锡认为，领先企业能够利用消费者数据与洞察提供卓越客户体验，从而为客户创造巨大价值，而不仅仅满足于生产底层产品。而这种行业的演进在电商、电视等行业也同样上演过。 「将这一场景放到银行业来看，那些能够利用客户数据提供真正差异化、卓越客户体验（可能超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范围）的银行会成为赢家。」 如果按照这个这个描述，新的零售银行似乎还没在中国出现。
中小银行资本匮乏的“痛点”有解了。 近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以下简称“国常会”）。本次国常会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 今年以来，高层对中小银行的支持政策频频出台。5月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和完善治理，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随后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表示将于近期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在面对疫情冲击、支持地方经济恢复发展上，中小银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已成共识。 在上述一系列的实质性政策支持下，大公国际认为，中小银行正在迎来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国常会“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补充中小银行资本”，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还通过把补充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则有利于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匮乏，中小银行发展的“拦路虎” 中小银行是指以城市商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0年5月末，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约为248.46万亿元，其中中小银行总资产约为78.94万亿元，占比超过三成。 中小银行一直以来被视为普惠金融的主力军，截至2020年3月末，我国中小银行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1]余额达6.39万亿元，占全部商业银行发放总量的一半以上。中小银行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服务对象主要是所在区域内的居民和中小微企业，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服务“三农”、民营和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小银行更是疫情条件下做好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要力量。近期，央行扩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旨在提高帮扶企业的效率和效果，预计中小银行将深度参与其中。 然而，由于前期资产扩张过快、经营管理不善、资本补充渠道不畅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虽符合监管要求，但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一方面限制了其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其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中小银行盈利能力普遍低于大银行。因此，中小银行通过内源性资金（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进行资本补充的效果和效率并不理想。 此外，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系统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等方式向企业让利，预计2020全年可达1.5万亿元，这将进一步缩窄银行的盈利空间。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受经营区域限制，中小银行贷款往往与当地产业结构高度相关，贷款集中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外部脆弱性，容易导致不良贷款高企，而不良贷款核销将侵蚀资本金。 截至2020年3月末，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45%、4.09%，远高于大型商业银行（1.39%）及股份制银行（1.64%）的水平；另一方面，城商行、农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49.89%、121.76%，远低于大型商业银行（231.70%）及股份制银行（199.89%）的水平。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中小银行在贯彻落实逆周期调控政策的过程中仍然会面临利润下滑和不良承压的问题。 大公国际认为，在内源性资本补充效果不佳且效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小银行需要更多地通过外源性融资来补充资本，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治标，还需要治本 近年来我国中小银行风险逐渐暴露，其根源在于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的失效导致了银行现有股东不愿增资、新的潜在股东不敢或者难以进入、筹集到的资本金无法得到科学合理的运用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小银行资本补充的难度。 因此，本次国常会明确提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需要与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结合在一起。这对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只有公司治理得到改善，外源性资本才有动力进入中小银行。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主要包括发行普通股、优先股、永续债、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五种方式。其中，普通股和（转股后的）可转债可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优先股和永续债可以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可以补充二级资本。综合来看，商业银行的外源资本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大银行多通过普通股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近年来中小银行上市节奏加快；而对于大部分非上市中小银行来说，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渠道相对狭窄，主要通过引入新股东和原股东增资等方式实现。 第二，优先股是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传统渠道，2019年后永续债成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的新工具，但发行主体均以大银行为主。随着非上市银行发行优先股政策的落地以及永续债发行条件的放宽，预计将会有更多的中小银行通过优先股和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 第三，二级资本债因发行门槛相对较低，持续得到资本补充渠道较窄的非上市中小银行的青睐。 第四，可转债因优缺点均较为突出，尚未成为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主流渠道，历史发行银行家数和融资规模均较小。 不论选择上述哪种外源性资本补充方式，都需要找到合适的投资人。地方政府专项债可能会成为中小银行重要的外源性资本补充方式。 增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疫情之下，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为3.75万亿元，较2019年大幅增加1.6万亿元。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以及生态保护领域，起到了稳经济的关键作用。 专项债除了可以撬动社会资本投资，还可撬动银行信贷资金。虽然本次国常会并未明确说明可用于补充银行资本的新增专项债额度，但稍早前有媒体报道，政府拟从今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中划出2，000亿元用于对中小银行注资。若按此额度估算，预计可以支撑2万亿元左右的信贷资产，这将提升中小银行向中小微企业投放信贷的能力，增强中小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另一方面，本次国常会特别推荐地方政府使用可转债对中小银行注资，这将使中小银行有机会在不大幅增加财务成本的基础上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对于如何组织广大非上市中小银行发行可转债以及后续转股和退出等事宜，预计近期将会有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出台。 总体来看，允许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资金补充中小银行资本，可以让中小银行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同时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将有利于中小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1]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
作为仅剩的3家未上市股份制银行之一的渤海银行上市已进入倒计时，而早在2009年就已开启上市计划的广发银行却迟迟未有进展。这其中都有哪些原因？目前，广发银行的发展如何？ 日前，根据港交所披露的信息，渤海银行已通过港交所聆讯，这也意味着渤海银行将于近期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成为第10家上市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自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只剩2家没有上市音讯了，其中一家为刚刚完成改革重组、正在完善公司治理的恒丰银行，另外一家则为广发银行。那么广发银行多年未上市、被挡在上市门外的原因是什么呢？ 上市之路崎岖高管变动频繁 广发银行上市之路走得颇为艰辛。 事实上，早在2009年，广发银行便有了上市的计划。2009年的年报中，广发银行在研究资本补充计划当中，首次提出要积极推动本行公开发行上市，成立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推进各项准备工作，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 2010年6月，董建岳上任广发银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同时，该行上市进程也在加快推进。其年报中提出，按照监管要求和上市标准，改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稳步推进上市工作进程，并提出2011年将以IPO为核心加快推进各方面工作。 2011年5月，广发银行向证监局备案，正式启动IPO，方案是“A+H”同步上市。为了推进IPO相关工作，广发银行在2012年进行股权规范与股东确权，基本完成不合规股东的清理工作。2013年4月，广发银行股东大会正式授权董事会及高管层启动上市计划；2013年12月初，因A股市场环境生变，广发银行决定暂搁A股上市计划。 2015年，广发银行再次为上市做准备。年报中披露，根据年度股权事务相对增加和本行处于上市过渡期的实际情况，开展制度建设、细化工作流程、完善股权档案，有效保障本行股权状况和市场价值稳定。 但在2016年，迎来了广发银行的重大股权变更和高管大换血，与花旗集团签署广发银行股权转让协议，以每股6.39元的价格收购花旗集团所持有的20%股权，同时收购IBMCredit所持的3.686%股权，中国人寿（601628）成为广发银行单一最大股东。同时，公司高管全部更换为中国人寿人马，原广发银行原董事长、行长递交辞呈，接任的杨明生、刘家德均出自中国人寿。 至此，广发银行正式步入“国寿时代”，上市之路却未迎来转机。2017年7月13日晚间，广发银行的IPO状态悄然改成了“暂时中止”。 之后，广发银行的高管曾多次发生调整。资金补给、高管变动，一度让外界怀疑，广发银行的上市计划会迎来新的进展，但其2019年年报中尚未提及上市计划，至今证监会拟上市公司名单之中也未见广发银行的身影。 信用卡领头位置不再 上市未取得进展的同时，广发银行在股份制银行当中的业绩排名也相对靠后。 数据显示，与除恒丰银行外的11家股份制银行的2019年业绩对比来看，广发银行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数据排名上，除领先于浙商银行（601916）、渤海银行外，距离其他银行，有较大差距；净利润方面，则只领先于渤海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广发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下滑。报告期内，广发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5%，同比上涨了0.1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1995年，广发银行率先在国内推出真正意义上的VISA信用卡，可以说，广发信用卡与中国信用消费同步诞生。但近几年，广发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逐渐被招商银行赶超，领头位置已被占领。 广发银行年报数据披露，该行信用卡累计发卡量8106万张，较年初增长15.89%；信用卡贷款余额为4661.06亿元，同比下滑4%；实现交易总额2.41万亿元，同比提高14.90%；信用卡总收入543.16亿元，同比增长9.40%。 而招商银行2019年年报数据显示，截至报告期末，招商银行信用卡流通卡数9529.99万张，较上年末增长13.04%；信用卡贷款余额6709.9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6.62%；实现信用卡交易额4.35亿元，同比增长14.62%；实现信用卡总收入799.88亿元，其中信用卡利息收入539.99亿元，同比增长17.44%；信用卡非利息收入259.89亿元，同比增长25.42%。 对比来看，广发银行在信用卡的业绩方面，落后于招商银行。此外，广发银行信用卡透支不良贷款率为1.65%，较上年增加0.35个百分点；招商银行信用卡贷款不良率1.35%，较上年末上升0.24个百分点。双方信用卡贷款质量都在下滑，但广发银行信用卡贷款质量相对更差。 银行界“罚单大户” 近年来，广发银行在内控管理与合规经营方面存在欠缺，屡屡踩雷，成为银行界“罚单大户”。 如今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官网发布的（郑银罚字〔2020〕15号）行政处罚文书显示，广发银行郑州分行因虚报、瞒报金融统计资料；超过期限或未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账户开立、变更、撤销等资料；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或可疑交易报告；占压财政存款或资金；未按照规定处理征信异议；对金融产品或服务作引人误解的宣传等七宗违法行为被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罚款117.6万元。 去年10月12日，广发银行还因合规、风险管控问题，被银保监会发文依法查处浦发银行、广发银行总行相关责任人员。 银保监会指出，银行机构的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职有效性不足，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仍需持续强化。 如今，广发银行在新管理层的带领下，业绩、合规内控等方面是否会有一些变化，何时会奋起直追重拾“上市梦”，值得关注。罗丽云
7月6日，沪指突破3300点，银行股迎来历史性涨幅9.49%，成为A股“最靓的版块”，作为中小银行学习标杆的招商银行，总市值也迈入“万亿俱乐部”。 相比于A股上市银行的红火，众多中小银行的IPO之路却是格外坎坷，今年以来，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Wind数据发现，虽然2020年上半年IPO审核过会公司多达152家，但其中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过会或发行，甚至没有一家商业银行被安排上会审核。 据了解，目前中小银行IPO事宜推进迟缓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以及资产质量等方面的不透明问题，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在改制的过程中，引来了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进入的历史沿革、身份正当性等也需要较为严谨的论证。 其实近日来，有关中小银行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 既有中小银行被动的陷入挤兑风波。如6月中旬，山西、河北的两家法人城商行，因网络谣言引发挤兑风波，甚至由地方政府领导出面保证，方才平息。也有中小银行主动的收购兼并重组。如6月初，常熟银行以10.5亿元入股镇江农商行，成为其第一大股东；6月下旬，无锡银行、江阴银行公告称拟共同发起成立徐州农商行。当然，也有传闻许久的靴子，可能即将落地。如6月下旬，攀枝花市商业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发布公告称，双方拟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一家商业银行，也就是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 上述所涉及到的几家中小银行，资产规模多在千亿以下，经营区域集中在本地，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监管态势的持续趋严，其经营压力比较大。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监管导向 当然，以上述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的困境，也受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中小银行的改革发展问题尤为关注。国务院金融委多次召开会议，就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要深化中小银行改革，健全适应中小银行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中小银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此外，关于中小银行合并重组，政策层面也已提前预告。4月21日，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大家今年会陆续看到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工作力度会比较大，特别是进行市场化重组这方面的力度和措施会比较多。包括银保监会也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这些方面都将为中小银行的改革重组创造有利的条件。 7月3日，《经济日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文章《完善公司治理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文中指出，就中小银行和保险、信托公司而言，最突出的不良案例是大股东操控、内部控制，还有比较普遍的行政干预现象。 7月4日，银保监会首次公开银行保险机构重大违法违规股东名单，共有38名。有媒体梳理了这38家股东所参股的几家银行，除了去年被接管的包商银行，今年收归国有的成都农商行外，另外几家银行多为地方性银行，资产规模也多在千亿以下。（九卦 | 银保监会曝光三十八家违规股东） 上述违法违规的股东，入股参股中小银行的时机，多在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之际，也就是城信社和城商行的第一轮及第二轮兼并重组时期。随着常熟农商行入股镇江农商行，无锡银行、江阴银行等参股新设徐州农商行，以及攀枝花银行和凉山州商业银行通过新设合并方式共同组建四川银行，有关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信息，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重点对象 笔者认为，当前经济和监管环境下，特别是新冠疫情黑天鹅所带来的非预期性的外生冲击，中小银行间的兼并重组，可谓箭在弦上。 当然，本轮的兼并重组，应该主要在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农商行之间展开，而相较于各省一般都设有省联社统筹协调的农商行而言，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恐将成为本轮兼并重组的重点。 相比于农商行、农信社及农合行，不少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其股权结构更加难以穿透，股权关系更为复杂，且已日渐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掌控，成为一个“黑洞”。 特别是经历了城信社向城商行转型的两轮改革重组浪潮，引入了不少民营巨头企业入股甚至控股，叠加当时城信社的创始团队甚至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力，这类地方性的中小型城商行公司治理并不健全，内部制衡机制欠缺，尽管可能在制度、流程、岗位制约等方面，已按照监管要求制定，达到形式合规，但其三道防线的真实效力恐难言乐观，内部决策的一言堂现象恐难以避免（如锦州银行），而经营背后的种种利益关系平衡，恐更加难以想象。 当然，反思当下规模仍在千亿以下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在其发展历程中，或由于历史包袱的原因，或由于公司治理混乱或战略失误或执行不到位等因素，基本是错失了银行业发展的几次黄金机会，不论是08年的四万亿时代，亦或是13年以来大资管时代，都没能有效的把握，以至于十几甚至二十几年来，经营提升缓慢。当然，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更是差强人意。 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其经营区域虽集中在本地，但服务的区域客群规模却非常有限，甚至远不如当地的农商行，如江苏苏中地区的农商行，经营成效远高于同处一地的小型城商行，引发了该小型城商行股东的强烈不满。 由于服务区域客群规模有限，不少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主要依赖同业投资盈利，因而其利润结构并不合理，经营风险因而较为突出，本应服务区域的金融资源，却没有真正的投入到当地经济发展中，同时也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此类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的兼并重组，能够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资金空转现象，真正引导中小银行服务区域的实体经济。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小银行兼并重组的出发点，即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真正服务实体经济。 千亿以下城商行群体分析 根据统计到的129家城商行的资产规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千亿以下的城商行有37家，占比达到28.7%，而这37家城商行中，四川有6家（四川城商行共13家，其中还有凉山州和雅安商业银行没有披露数据，但应该也在千亿以下，这样共8家在千亿以下），辽宁有5家（辽宁城商行共15家），浙江有5家（浙江城商行共13家），山东有4家（山东城商行共14家），山西有4家（山西城商行共6家），新疆有4家（新疆城商行共6家），内蒙古两家，云南、西藏、宁夏、海南、江苏、河北、河南各1家。 笔者认为，上述千亿规模以下的城商行，除浙江地区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城商行数量较多（如台州地区有三家法人城商行，台州、民泰和泰隆）之外，其他地区的城商行数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仿佛并不适配，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省内本就有限的金融资源却被分散开来，而省级政府对金融资源的管理和利用资源的能力也因此大打折扣，当然地方性银行经营幕后的种种利益交换更加难以有效监测和防控，如近日中部某省的金融反腐震荡，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现象。 当然也有新疆银行和海南银行，由于组建成立时间较短，规模尚未达到千亿。 在城商行兼并重组方面，2005年成立的徽商银行和2007年成立的江苏银行，开创了城商行重组的典型范式，引发了城商行的第二轮兼并重组热潮。而2014年由河南省的13家地方银行组建而成的中原银行，则成为近年来中小银行重组的新标杆，特别是中原银行作为传统银行整合的后起之秀，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俨然成为一匹黑马，也成为当下中小银行学习的榜样。 此外，也有一些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一些省份省内城商行数量众多而难以整合，如传闻数年的四川银行，以及东部某省的城商行整合问题。 在十多年前，东部某省的法人银行就曾想过走“徽商银行”的模式，甚至连合并后的名字都想好了，但最终不了了之。此后很多年的时间，省内银行各自为战，精力分散，多而不强，也出了很多问题。如个别法人城商行前后三任董事长贪腐被起诉，以及个别法人银行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包括前董事长在内的四名副行级以上的高管相继被查等等。 当然，该省银行业最大的新闻，莫过于高管私分公款案，当然目前控辩双方激烈交锋，究竟是“圣人”还是“罪人”，都还有待法院判决。不过随着地方省级政府的介入，这家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总算拨乱反正，走上正轨，当然，与之相伴的是，省内法人城商行也经过省级国资企业入股甚至控股、监管部门领导出任地方法人城商行掌舵者、市场化选聘国有大行管理人才进入经营管理层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省内法人城商行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如近日该省中部某城商行董事长交班、该省南部某城商行新一任行长及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选聘结束，也意味着省内法人城商行或将掀开发展的新篇章。 省级政府或将专注于打造好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依然由地方政府或省级国企市场化运营，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性法人城商行被省级国资委下属的大型省企控股，如何协调和高效利用省内金融资源，特别是省级国资委下相对分散的金融资源，提升金融配置效率，以及如何把省内有限的资源，在省级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法人城商行之间分配和协调，也考验着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智慧。 总体而言，笔者认为，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或将主要发生在地方性中小型的城商行群体中，而考虑到目前规模千亿以下的城商行分布地区和其历史渊源，“四川银行”模式的可复制性也需要慎重思考，但相比于全省资源的协调难度，个别的地方性中小型城商行，其经营困境短时间难以扭转，作为承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可以创新重组思路，比如借鉴当初苏州银行从农商行转变为城商行的模式，可由区域内经营较好的农商行收购区域内经营较差的城商行，既实现从农商行牌照向城商行牌照的转换，突破农商行机构不出县的制约，也可以用市场化的方式，把风险稳妥的化解在区域内，实现双赢。 当然，历史的演进，既难以预测，也在预料之中。中小银行的兼并重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是到来时间早晚的问题。兼并重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减少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生频率和概率，于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中小银行本身都是大有裨益。
作为注册在广州的城商行，广州银行的上市历程也与广州另外一家商业银行广发银行一样，步履艰辛。 近日，广州银行在证监会网站披露了招股书，拟采取全部发行新股的方式登陆深交所，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含25%），保荐机构为国泰君安。 事实上，早在2011年前后，广州银行在实际控制人广州市政府的帮助下处置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后，就开始为上市铺路，无奈股权结构存在“硬伤”，导致在接下来的9年里，广州银行一直在为优化股权结构而“奔走”。 广州银行是广州市为数不多的商业银行之一，从地方政府到地方国资，对其帮衬良多，由此也为广州银行打上了很深的“地方烙印”。而这样的扶持，既有帮助，也存在问题，尤其是对于即将登陆资本市场的商业银行来说，资产创造价值的能力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重要指标之一。 9年上市路漫漫 广州银行成立于1996年9月，由原广州市46家城市信用合作社及广州市财政局共同发起设立，1998年8月完成改制，2009年9月获准更名为广州银行，并获准跨区域经营。 在目前的上市城商行中，同年设立的还包括郑州银行、青岛银行、杭州银行、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北京银行。 广州银行的控股股东为广州金控，直接和间接持有广州银行42.30%的股份，广州金控是广州市政府100%持股企业。 截至2019年底，广州银行的资产总额为5612.31亿元，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为2882.10亿元，吸收存款余额3623.4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19%。 在上述同期成立的上市城商行中，广州银行的资产规模处于偏下水平，仅高于郑州银行和青岛银行。 广州银行目前已开业机构123家，其中，分行级机构13家，支行108家，信用卡分中心1家。 从广州银行的发展历程来看，成立至今经历了严重亏损、扭亏为盈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成立之初，广州银行曾一度出现较为严重的信贷危机，账面出现大幅亏损。 2001年-2005年，广州银行在经营管理、薪酬机制、考核体制、人员结构等方面做出较大力度的改革，2005年实现了盈利，当年年末，广州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明显下降。 2006年-2008年期间，作为广州市属国有金融企业，广州市政府对广州银行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政府将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存于广州银行，将代发市本级公务员工资、社保卡交由广州银行办理，并经过5次注资，使广州银行的资本增至83.02亿元。 2009年，广州市政府还通过政府平台公司现金置换出广州银行成立之初产生的170亿元不良资产，广州银行得以轻装上阵，并开始为上市铺路。 在2011年年报中，广州银行就提出了“争取早日实现上市目标”的口号，但在当时，广州银行虽然业绩修缮，但股权结构却成了硬伤。 一方面，国有控股过于集中一直是广州银行的一大弊病，根据2011年年报，广州银行的前三大股东中，广州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州市广永经贸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广州银行63.84%、26.16%和1.89%的股权，这三家公司均为广州市政府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另一方面，广州银行也面临着诸多区域性银行普遍存在的历史问题，即个人股东过多。根据当时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定，申报IPO时，公司的股东人数要控制在200人以内。 在此后的9年中，广州银行一直在解决股权结构的问题，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开挂牌转让股份等多种途径稀释国有股份，优化股权结构，以符合上市标准。2018年，广州银行完成增资扩股，新发行34.74亿股，总股本增加至117.76亿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17.76亿元。 深刻的“地方烙印” 正是由于股权结构上的特点，广州银行业务上也比较倚赖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资产负债结构和客户结构上，存在很深的“地方烙印”。 比如，在对公业务中，机构业务是广州银行的基石所在。 广州银行在招股书中表示，一直以来，广州银行与广东省及地方政府、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强化战略合作，始终保持着良好、稳固的银政关系。主要机构业务涵盖国库现金、国库经收业务、非税收入收缴业务、财政统发、财政授权支付业务、住房公积金等多门类品种。 广州银行也是广州市社保卡、医保卡发卡服务银行、广州市市本级及番禺区财政统发人员工资代理银行，同时具备广东省及广州市市直机关待遇代收付服务资格。 在广州的重大项目建设中，广州银行也分到“一杯羹”，比如，广州银行先后支持了广州塔、广州地铁、广珠铁路、南沙国际邮轮码头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这样的战略定位体现在存贷款结构上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重对公、轻零售”的特点。 从负债结构来看，广州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和同业负债，存款以企业存款为主，截至2019年末，广州银行公司类存款占全行存款比重为76.36%。 新世纪评级报告指出，广州银行的存款中，政府财政存款占比较高，未来需持续关注此类存款的稳定性。 从资产结构来看，广州银行的资产主要为发放贷款和垫款以及金融投资。 过去，广州银行金融投资占据绝对份额，尤其是非标投资。2016年，广州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高达1886.54亿元，在投资类资产中占比超过7成，而同期发放贷款和垫款余额仅为1360.53亿元。 不过，近年来随着监管要求的变化，广州银行也在极力压缩非标业务规模，截至2018年底，应收款项类投资仅剩689.49亿元。 对于非标投资的压降，也影响到广州银行整体的投资类资产规模，其金融投资净额自2016年起连续4年呈下降趋势，占资产总额的比例也从2016年的58.65%下滑到2019年的33.68%。 相对应的，贷款业务接过了“接力棒”，成为支撑广州银行资产总额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 2016年-2019年，广州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净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9.98%、37.64%、45.77%和51.35%，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与此同时，广州银行的贷款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2016年，公司贷款占比为78.82%，2019年，这一比例变为46.47%。 广州银行的贷款客户构成也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 比如，2017年，广州银行最大5家借款人分别为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城投”）、广州市城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城投投资”）、广州金控、广州金博物流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金博集团”）和广州市城市年票项目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年票公司”）。 其中，广州城投为广州市属投融资平台；城投投资为广州城投的子公司；广州金控为市属金融产业平台；金博集团是广州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大型企业广州建筑的直属二级集团企业；年票公司则是广州市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企业。 而在2018年，城投投资依旧为广州银行的第二大借款人，2019年才下降为第5大借款人。 利润回报率低位徘徊 近年来，广州银行的资产质量出现了恶化的趋势。 2016年-2019年，广州银行的不良贷款合计分别为18.5亿元、24.78亿元、20.62亿元和35.18亿元，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35%、1.46%、0.86%和1.19%。 其中，在2018年，广州银行加大了资产处置力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高达31.70亿元，较2017的15.57亿元大幅增加了1倍之多。 这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同比增加117.46%，2017年-2019年，广州银行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的计提金额分别为13.52亿元、29.40亿元、33.27亿元。 由于处置力度的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广州银行的盈利水平，近三年，广州银行分别实现净利润32.20亿元、37.69亿元、43.24亿元。 广州银行目前的资产负债结构和客户结构使其利润回报率在城商行中处于偏低水平，2016年-2019年，广州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分别为 0.74%、0.73%、0.79%、0.81%。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银行业开始探索向无边界银行转型的道路，打造“场景+”的开放银行模式。业内普遍认为2018年是国内开放银行元年，当年7月浦发银行推出业内首个API BANK；8月，建设银行的开放银行管理平台正式上线；9月，招商银行上线 “招商银行App7.0”和“掌上生活App7.0”；2019年2月中信银行也透过开放银行平台对外发布了其薪金煲、信秒贷、个贷商城等爆款零售单品，并提供了API、SDK、H5等多元化的连通方式，实现金融和生活场景的全链接。2019年末百信银行完全基于Rest API方式构建的全能力开放银行产品“AI BANK INSIDE”正式进入了监管沙盒，此外，工行、兴业、光大等行也都在探索开放银行的服务模式。 从当前业界的实践来看，开放银行一般依赖API（应用编程接口）技术实现，银行系统需要提供24小时持续可用的稳定接口，才能达到要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开放银行理解为“可编程式”的银行。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一切都以客户体验优先、以场景为王，银行过去刻板僵化的产品流程难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在开放银行的产品模式中，从银行的视角来看，不仅将原本靠后的服务的入口前置进入场景，而且后期通过对各类编程接口的灵活组合，极有可能开发出新的业态，从而给接口赋能，使银行原本笨重、复杂的产品服务变得灵活、简捷。 1 开放银行的由来及其带来的价值 2014英国金融监管当局对于国内银行市场进行了全面调研，调研结果显示由于英国四大银行在市场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制约了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这促使英国政府在世界上首先提出开放银行的战略，并由英国财政部在2016年发布了《开放银行标准框架》，该标准要求银行采用开放API的方式，将银行相关金融能力开放给第三方使用。以促使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英国银行开放的实践表明，各种API当中以Get ATMs(调用ATM位置)、Get Branches(调用网点位置)、Get Personal Current Account（调用个人现金账户信息）的调用次数最多，甚至2019年末已经超过了银行自助渠道的交易数量，这样的互动频率极大的增强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产品粘性，同时也为谷歌地图等第三方APP提供了实时可靠的数据支撑，赢得了银行、第三方与客户共同的好评。从英国的实践来看，开放银行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为银行带来了价值提升： 1、提升客户互动频率，拓宽银行获客渠道 开放银行是无处不在的银行，客户可以随时随地的使用，这也使得客户与银行之间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加。而且开放银行没有地域限制，服务辐射范围更广，极大的拓宽了银行的获客渠道。 2、推动新银行革新银行体系 开放银行是一款典型的由技术催生的产品，随着新技术不断的引入，银行也将随之对于原有技术体系进行革新与升级，为下一步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3、提升银行风险控制能力 目前整个银行业对于线上产品的风控能力普遍不强，而引入开放银行后，需要快速响应客户的交易请求，这也将倒逼银行对于风险控制手段进行全面的迭代升级。 2 开放银行的实施路径 从业内的实践看，银行一般在以下三种模式中选其一，参与到开放银行大潮中来。 1、自主建设 目前储如百信银行、新网银行等新兴互联网银行基本都采用此种方式进行开放银行系统的建设，由于这些新兴银行均以科技为立行之本，因此其相关系统也就原生支持以Restful API的方式对外提供服务，也即原生支持开放银行体系。采取此类模式的银行金融能力开放的步伐都很快，比如新网银行成立短短4年来，已经开放了300多个API，金融能力涵盖了支付、服务等等，合作伙伴数量突破了400家。 2、投资收购 一般采用此方式来实施开放银行战略的企业，其技术实力也很强，但是他们更希望通过收购的方式来为自己提速，例如美国硅谷银行在去年底收购了一家专门为银行API进行系统研发的Fintech公司。 3、三方合作 一般的传统银行多采取此类方式进行开放银行的产品研发。由于传统银行自身系统大多没有完全上云，因此大多选择在自有系统和开放银行间加上一层代理系统，将自身服务以API的形式安全发布。同时，传统银行也可以借助三方力量，形成差异化竞争的方案；例如利用金融科技公司的AI风控能力，提升开放银行信贷类产品的用户体系，同时也能引入增信方，进行风险分散手段等等。 3 开放银行与其它线上产品的比较 从本质上讲开放银行与其它如网上银行、移动银行相比，其发起渠道由银行自主掌握的手机及网页客户端，变成了开放银行合作方的渠道。与此相关还有一些相关概念，在此比较如下。 1、开放银行与大数据风控 在大数据风控中，银行一般引入第三方（社保、公积金）的数据，进行授信额度计算，并向客户提供贷款，合作方并不起导流作用。开放银行的授信业务产品，以微信与微粒贷的合作模式为例，微信作为流量入口或者助贷方的角色出现，而真正的授信额度与审批还是导流到微众银行体系内部进行。 可以看到现有开放银行上授信业务相关产品，还是以流量合作为主，与线上模式匹配的风控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2、开放银行与交易银行 交易银行是指银行为公司客户提供的银行产品与服务的集合，是未来银行对公服务转型的重要举措。交易银行和开放银行的共同点在于其目的都是增加客户粘性，但其方式与机制却完全不同：交易银行的产品逻辑是将银行的产品嵌入到大中型客户的财务系统中，以增加客户粘性。而开放银行主打的产品领跑在零售业务，产品逻辑则是将能力开放给流量入口的合作渠道，增加零售客户与银行的高频互动，其目的也是增加零售客户的粘性。 4 开放银行之变 开放银行的目标是借助合作方的流量规模，将用户从互联网直接导流到银行体系内,从而改变之前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从柜面转化客户的被动局面，在疫情的影响下柜面客户大幅减少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而由于之前银行的手机与网银等线上渠道开通方式的限制，几乎没有任何自发增长的属性，因此全面打开互联网的获客手段，成为各行未来转型的必然选择。 不同于传统金融业资本规模为王的竞争模式，互联网的战场上拼的不是关系、不是人脉，而是客户体验。而客户体验本质上比拼的是科技实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占有金融科技优势的银行未来才能占据竞争高点。而据笔者观察银行至少将给银行业带来以下的改变。 1、开放银联呼之欲出 银行金融能力的不断开放，会对中心化的联网机构的诞生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从银联到网联莫不如此，随着开放银行产品的不断推出，一家连接所有开放银行的产品，然后集中对外提供金融能力的机构，正在酝酿当中。此机构与银联、网联类似，但是规模与能力要远比前者大得多，而且与银联、网联不同，而这样的机构还将与流量方进行直连，甚至可以直接面向客户，这样的开放银联能否最终成型值得持续关注。 2、客户体验全面升级 截止2020年5月，微信的月活跃账户已突破10.24亿，支付宝的月活用户也已达到8.04亿，而传统银行手机APP活跃指数最高的招行也只能达到4600万的月活水平。40岁以下人群使用微信、支付宝缴纳煤水电费的比例已经超过了80%，大众已经基本习惯了在手机上使用银行服务。而开放银行产品提升用户体系的最佳方案就是借助高频APP的流量，增加与客户的互动，真正做到无处不在的银行。 3、客户隐私保护要求提升 由于开放银行的产品种类丰富而且交易流程长，敏感信息外泻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长，因此对客户隐私保护的要求也会提高。《商业银行法》规定，“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查询个人储蓄存款的，对存款人或其他客户造成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泄露信息的风险足以引起金融机构对泄露客户信息问题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影响开放银行的发展。根据国安安全检测中心的报告，目前95%以上的信息泄露事件都发生于公司内部员工的不当行为，而只有5%是由黑客外部攻击造成的，因此制订严格的内控方案来防止客户隐私的泄露是开放银行产品的重中之重。 4、信息安全水平亟待增加 开放银行多数依赖人脸、指纹等生物特征识别客户身份，不过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特征的伪造技术也迎来了一轮爆发期。在SIGGRAPH（国际计算机图形学会）的2018年年会上一个由斯坦福大学、慕尼黑技术大学、巴斯大学等科研究机构联合研发的”Deep Video portrait”系统横空出世，该技术不但能让被替换的人脸完全模仿原视频中人物的表情，甚至在放大对比时，两个视频在发丝和睫毛的表现上都能做到极度的精确，这引起了银行对开放银行所带来的金融安全风险给予高度重视，考虑使用人脸、声纹、瞳距等多模态方法来防范安全风险。 5 开放银行的挑战 与微众、百信等生在互联网，长在云时代的新兴银行相比，传统银行在信息科技方面劣势较为明显,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 1、银行业科技水平难以承载开放银联之重 正如前文所述，开放银联是一个金融科技的集大成者，其系统建设难度远比银联、网联等传统联网机构大得多，对接入银行系统能力的要求普遍较高，而银行业的科技水平尤其是云计算相关技术的水平，难以主导开放银联的建设。在开放银行之前，无论是柜台、ATM、网上银行还是手机银行，银行的交易都是由自身完全可控的设备或APP发起的，各类促销活动也是银行自行组织安排的，计划外交易突增的情况很少发生， 虚拟化平台弹性高、易扩展的优势，难以在这种交易场景下发挥出来，因此传统银行的重要系统大多围绕物理设备进行架构；甚至还有很多银行的帐务核心系统是基于IBM、HP等公司的大型机平台研发的，这种基础架构交易处理能力固定，难以应对突发需求。 2、去IOE任重道远 为提高系统的可伸缩及扩展性，目前IT系统往往使用分布式集群的架构，集群内各节点承担的工作份量平均，这样系统调度起来成本最低，但是考虑硬件设备的型号和算力均会有差异，如果让软件系统直接面对不同型号的设备，根据其处理能力分配任务，那么系统开销将大幅提高。 开放银行体系会使银行与客户的互动量大幅上升，这将是目前银行以Orcale为主的中心式数据库难以承载的负担，因此银行业去IOE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愿景目标，更是一个现实的要求。 3、传统风控手段难以适应开放银行 消费信贷的一大特征是其营销机会转瞬即逝的，开放银行要求客户体验，授信业务最好达到秒贷的级别，而目前导流回传统风控体系做法的时间要求，难以适应开放银行的节奏。 4、营销模式与获客手段面临转型 开放银行本质上是使各合作渠道成为银行的网点，银行需要依照不同渠道改变自身的销售方式。以直播带货场景为例，银行的销售人员与直播平台合作，直接推广金融产品，从这个角度上讲银行的客户经理要从之前的对面营销的方式，转变为李佳琦式的直播带货员；网点阵地式的营销模式要转变为线上互动的营销方式。 6 开放银行的应对之道 2019年很多打着Fintech旗号的P2P公司纷纷倒下，不过仔细解剖这些公司的内核可以发现他们的科技属性并不强，所以这轮倒闭潮并不代表金融科技的退潮，而开放银行的出现则预示着金融科技将重整旗鼓。 在开放银行的时代，传统银行的短板在于技术实力，金融科技的短板在于资产规模，双方互补性很强，互相取长补短是前进的方向。 1、成立金融科技联盟，主导开放银行标准，准备迎接开放银联 在开放的过程中，得标准者得天下。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银行卡产业在起步之初，各大银行基本都在体系内部开展卡系统的研发。不过由于各银行与地区之间卡片和终端标准不统一，遇到有刷卡需求的客户，商家要先找到对应银行的POS机开机签到后才能完成收款，整个交易流程比较复杂。后来为了提高银行卡使用的便利性，1993年国家正式启动了“金卡工程”，并陆续建立了18个城市银行卡交换中心和一个总中心，部分实现了银行卡的跨行与跨地域间通用功能。2002年中国银联在银行卡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银联于成立之初就统一了卡片的标准，正式制订并发布了《银行卡联网联合技术规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移动扫码支付产业和银行卡产业也拥有较为相似的历史，最初也是各三方支付机构系统直联各家银行进行“体内循环”。只是这种各方混战的局面持续的时间更短，2017年底网联清算公司成立，人民银行也于同期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清算平台的通知》，规范了支付机构接入网联平台的接口标准。 因此，银行业一定要把握目前的窗口期，争取形成联盟，共同制订相关技术及业务标准，把握标准制订的主导权，并大力推广自身标准规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通过金融行业云建设开放银联 由于单独一家银行难以驾驭开放银联的系统建设，因此通过金融行业联盟云的共建方案，将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目前主流的云服务商通过规模效应降低IT成本，如果银行金融科技联盟成立，那么联合打造行业云以提高IT效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3、加强AI技术的储备，提升数据使用效率 开放银行将带来更多与客户的互动数据，而且对于授信额度的审批时效要求也更高，传统风控手段必须向AI方向升级才能满足竞争需求，而利用AI充分发挥开放银行数据的价值，也是银行风险、营销条线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 4、借助外部力量，形成差异化竞争方案 正如上文所述开放银行对于客户体验的要求极高，因此中小银行在自身科技能力存在短板的情况，可以引入外部力量来形成自身的差异化竞争方案，如借助蚂蚁金服、天云科技等公司的大数据风控能力，来为客户提供快速的线上贷款服务，借助滴滴出行、高德地图等GIS类APP，将银行服务API与具体出行场景结合，形成嵌入式开放银行，来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开放银行共享、共赢的服务理念与普惠金融、回归实体的时代需求高度重合，是传统银行信息科技一次涅槃重生的契机。开放银行转型对技术要求更高，时间也更为紧迫，把握住这次机会，争取率先统一开放银行的技术标准，成为时代潮流的领跑者，足以让银行业在技术上与科技巨头重回同一起跑线，为更进一步的服务体系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马超，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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