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1.54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4.9%，降幅和前四个月持平。其中，5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2.47万亿元，同比下降4.9%；其中，出口1.46万亿元，增长1.4%；进口1.01万亿元，下降12.7%；贸易顺差4427.5亿元，增加60.6%。分析认为，国内外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未来我国进出口回暖预期愈发明显。 对于前五个月我国外贸表现，海关总署介绍，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出现小幅提升，总额6.91万亿元，下降4.7%，占我外贸总值的59.9%，比去年同期提升0.1个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2.77万亿元，下降8.1%。此外，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1.39万亿元，下降0.1%。 从主要市场来看，我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对欧盟、美国和日本进出口下降。数据显示，前五个月，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与东盟贸易总值1.7万亿元，增长4.2%，占我外贸总值的14.7%。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1.61万亿元，下降4.4%，占我外贸总值的13.9%。美国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1.29万亿元，下降9.8%，占我外贸总值的11.1%。日本为我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为8463.6亿元，下降0.3%，占我外贸总值的7.3%。 从贸易主体来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1至5月，民营企业进出口5.11万亿元，增长1.8%，占我外贸总值的44.3%，比去年同期提升2.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3.27万亿元，下降0.1%，占出口总值的52.7%；进口1.84万亿元，增长5.4%，占进口总值的34.5%。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4.54万亿元，下降7.3%，占我外贸总值的39.4%。国有企业进出口1.85万亿元，下降14.1%，占我外贸总值的16%。 从具体产品来看，在出口方面，纺织品出口增长明显，1至5月，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4066.6亿元，增长25.5%；在进口方面，铁矿砂、原油、天然气、大豆等商品进口量增加，大宗商品进口均价以下跌为主。 分析人士认为，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支撑我国整体出口表现。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5月当月，口罩等纺织品出口占当月出口总额的27.9%，拉动出口向好。 庞超然指出，我国未来进出口恢复预期正在逐步明朗。“出口方面，近期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上涨，5月PMI新出口订单环比略有增长，各国政府解封政策相继推出，发达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带动前期被抑制的需求逐步释放等因素影响，出口回暖预期愈发明显。进口方面，OPEC+达成原油减产协议，未来油价有望止跌回升，价格恢复上涨将带动进口大宗商品总货值上升，进而拉动我国进口增长。同时，继续履行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国内消费逐步恢复等因素也会拉动进口增长。”庞超然说。(记者 王文博 北京报道)
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广义乘用车销量163.9万辆，同比增长1.9%。中国汽车销量11个月来首次上涨。
[摘要]5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60.9万辆，同比增长1.8%，这也是自18年6月以来同比增速首次恢复正增长的月度之一(19年6月的国五甩货因素除外)。 1. 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回顾 零售：5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60.9万辆，同比增长1.8%，这也是自18年6月以来同比增速首次恢复正增长的月度之一(19年6月的国五甩货因素除外)。 今年年初疫情以来车市1到5月增速为-20%、-78%、-40%、-3%，2%，疫情后回升幅度较强。近期的4-5月的同比增速企稳，也就是疫情以来呈现谷底V型回升的良好态势得以确认。 今年5月零售环比4月增速12.6%，而历年5月环比4月基本持平，今年5月环比走强体现出疫情后的复产复工等综合政策引导市场恢复效果良好，疫情后刚需持续恢复。 随着疫情缓解和各地学生陆续复课，家庭购车和换车需求持续释放，拉动车市持续走强。加之各地促消费政策逐步启动，大幅改善了疫情后消费信心。 5月豪华车零售同比增长28%，消费升级的高端换购需求迅速回暖。主流合资品牌与自主领军品牌的走势总体较强，但车企零售分化越加明显，中小车企生存艰难。 5月主力厂家零售表现与同期排名有较大变化，长安、红旗等自主厂家零售较强，主要是自主品牌产品升级换代效果得到市场更好认可。 20年1-5月的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605.1万辆，零售同比累计下降26.0%，今年累计销量同比下降216万辆，约占去年零售总量10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到春节偏早因素和疫情因素的双重影响。 出口：5月海关汽车出口5.8万辆，同比去年5月下降36%，环比4月下降45%，但出口金额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8%，体现发展中国家市场压力巨大。乘用车海外CKD出口同比持平。 生产：5月乘用车生产161.1万辆，同比19年5月增长10.2%，环比4月增长5.8%，其中合资品牌环比4月产量增长10%；1-5月累计生产571.1万辆，同比下降30.0%，产量减少245万辆。 批发：5月厂家批发销量164.3万辆，同比去年5月增长6.3%，环比4月增长9.4%。这也是自18年7月以来22个月后的首次批发正增长。1-5月累计批发销量596.3万辆，同比下降27.8%，减少229万辆。 库存：5月厂家库存下降3.2万辆，渠道库存增加0.1万辆。库存变化平稳主要由于目前的经销商库存刚开始小幅补充，零售回升带来经销商建库存信心增强。 新能源：5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7.02万辆，同比下降25.8%，环比4月增长19.5%。其中插电混动销量1.4万辆，同比下降31%。纯电动的批发销量5.6万辆，同比下降27%。5月特斯拉新能源销量第一，独资与合资新能源表现较强，蔚来等新势力成为新能源车市重要力量。5月普通混合动力乘用车批发2.9万辆，同比去年5月增长52%。 2. 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展望 6月有21个工作日，相对去年6月多两个工作日，有利于车企产销持续回升。5月汽车零部件进口19亿美元，环比4月下降16%，同比去年5月下降24%，随着5月的海外供应链逐步重启，6月乘用车生产有望企稳。 6月是中西部地区轻型车国五车型的最后生产和进口时间节点，也是重型城市车辆执行国六a标准的节点，准有利于6月的产销增量。尤其是以天津港为代表的平行进口车预计进口量将大幅回升，有望创下年内新高。 6月的各地车展已经正常启动，加之各地促消费政策的持续推进，6月份市场也将打破往年淡季市场规律，会继续恢复性增长。 随着国家鼓励自主经营的就业思路转变，更多人考虑购车实现自主创业谋生，对车市需求的促进也会有所体现。 随着3-5月刚需以及之前被抑制的需求基本得到释放，再加上6月气温快速升高，是传统淡季月份，销量将回落。6月国内绝大部分学生已经返校复课，城市家庭购车代步的需求动力减弱，车市环比增长动力减弱。 今年1-4月汽车行业利润下降52%，企业效益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导致企业依靠自身利润补贴发展新能源的能力下降。 去年6月的主力地区已经进入国六实施前的恐慌强力促销阶段，拉动去年6月的零售基数极高，不利于今年6月的车市同比增速的表现。 3.鼓励没车家庭购车意义重大 目前车市主要的特征是高低端分化，8万元以下车型的需求低迷。豪华车5月同比增长20%，自主品牌表现压力相对较大，这也是首购消费群体购买力尚未充分体现的特征，促消费要拉动新车首购群体，促进汽车消费核心是要促私车普及，才能有拉动增量的效果。 在现有条件下，各地促进汽车消费的重点措施大部分都是在促进换购需求，推动新购需求的政策少，原因在于换购需求既能拉动销售额增长，同时还能拉动二手车增长，但是对总量的拉动不大，地方政府环保和治理拥堵的压力小。新车换购补贴对直接改善老百姓入门级消费可以说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增换购需求即使没有政策刺激的情况下，其自身内生动力已经很强，因此政策还是应该在首购消费上下功夫，降低小排量购置税等政策对首购群体拉动明显。普通居民家庭有车后的生活和工作范围会有更强的拓展作用。 5月车市的入门级消费仍偏弱，因此短期的直接的市场刺激政策建议还是应该针对首购消费群体，尤其是小排量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等，鼓励无车群体消费政策对做大国内市场，促进可持续消费的意义重大。 4. 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税收改革趋势利好楼市与车市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这对车市消费是长期的趋势性利好，要坚定车市发展的信心。 楼市与车市的跷跷板效应日益明显。由于税收匹配的不均衡，目前地方在快速增加的汽车销量中没有获得收益，相反地方政府却承担着汽车保有量快速膨胀后的交通拥堵成本，以及道路、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投入成本。 此次两会代表提出：如果汽车消费税变为地方税，将成为地方政府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消费税将成为当地最大的税种，会促进社会消费总体提升。未来消费税划归地方，将征收环节后移，也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增加服务意识，税收支撑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发挥，提高道路交通服务水平，促进当地车市发展和百姓便利出行。 5. 新能源车市场需要协同 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新能源车市场呈现U型反转的态势，相对于乘用车市场的V型反转的表现稍弱一些。从世界新能源车市场格局看，中国4月新能源乘用车的世界份额达到57%，是历史高位，但隐忧很大，仍需协同推动转型。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世界市场份额从1-4月间分别是28%、12%、33%、57%，2-4月份额大幅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影响的差异化时间特征。但从国内新能源车市场份额看，插混的自主品牌份额从2018年的86%下降到42%，而纯电动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也是从2018年的98%下降到目前4月的76%，国内市场压力已经明显。随着欧洲疫情改善后，欧洲新能源车的高速增长又将体现，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未来几个月的中国新能源份额压力也较大。 而国内新能源客车和专用车的市场拓展也不理想，未来中国实现新能源车市场由大变强的核心必然是乘用车。 协同电力、城建、金融、保险等各行业的力量，支持新能源乘用车发展的潜力巨大。因为在今年疫情导致车企盈利剧烈下降，企业靠自身利润补贴新能源的能力大幅减弱，需要外部环境为新能源车更好地发展创造市场和需求。随着充电桩成为新基建的重点，电力部门已更大力度地降低公共充电成本费用。桩车联动，在大力发展充电桩同时，同步推动出租等电动化规模，更好的实现今年“两会”中政府工作报告对汽车行业的要求。大幅降低新能源车保险费用，提供更多安全保障，让更多私人用户乐于将传统燃油车替换为新能源车。 6. 新形势下的区域动能转换 今年疫情后车市回暖增长既有延迟消费的促进，也有就业新格局下的区域市场再平衡。 过去几年的车市增长动力是南方市场增长较强，中西部和县乡级市场低迷。而随着疫情影响下出现的国际环境新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海外贸易增长转向国内内循环的需求拉动。 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由于广东等地出口贸易用工需求转弱，部分外出打工的群体不再从北方去华南地区打工，加之很多农民工也逐渐中老年化，因此本县本省就业的愿望增强，很多人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前两年在本地购房，因此打工游击队回到本地就业的特征明显。 随着国家对灵活就业的鼓励，购车需求会在中年返乡农民工中得到更多的释放。 未来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沿海地区出口贸易难以大幅恢复，今年秋冬季的内陆地区购车需求会有明显恢复，对车市增长也是很好的促进。 7. 大众入股江汽控股是双赢 2020年1-4月的中国新能源车市场下滑44%，但消费市场低靡下的新能源产业链的资本市场极其活跃，新能源车产业可谓冰火两重天。5月27日，有消息称，大众汽车拟以35亿元收购安徽江汽控股集团50%股份。这成为首个外资车企参与国有车企混改的案例。而合肥国轩的大众参股，3年后控股也是大众在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全面急迫参与的结果。 在中国新能源车黎明前的黑暗期，安徽国资委的国企混改新模式体现了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姿态。大众的全面投资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链也体现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世界重要地位。 从大众的系列投资动作，可见其对新能源车发展的坚定信心，也体现了中国新能源车市场仍是有巨大潜力的。此次大众战略入股江淮控股和参股合肥国轩是“两会”胜利闭幕后的重大事件，是中外双方的双赢，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步伐是加速和推进的。 8. 高端MPV市场潜力巨大 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目前出行领域对车辆需求进一步大型化，高端大型MPV的出行市场潜力巨大。 前期出行市场的主力还是以B级轿车为主，相对实用，低成本，但空间相对较小。现在疫情下的出行考虑是安全第一，因此相对B级轿车极其狭小的空间，MPV的巨大优势充分显现。这也是消费升级的体现。尤其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商务出行是刚性需求，前期的轿车出行的确成本稍低，但很多员工出行特意选择大型MPV等车型，公司从照顾员工安全角度也相对认同，因此疫情对方方面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在有效减少不必要的三公经费支出的大背景下，由购转租也有望提升大型MPV市场增量。
财联社6月8日讯，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7.02万辆，同比下降25.8%，环比4月增长19.5%。其中插电混动销量1.4万辆，同比下降31%。纯电动的批发销量5.6万辆，同比下降27%。5月普通混合动力乘用车批发2.9万辆，同比去年5月增长52%。 5月特斯拉新能源销量第一，独资与合资新能源表现较强，蔚来等新势力成为新能源车市重要力量。5月特斯拉国产Model 3销量为11095辆，环比增长205%。 此外，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广义乘用车销量163.9万辆，同比增长1.9%，环比增长12.3%，汽车销量11个月来首次同比正增长。1-5月广义乘用车累计销量616.5万辆，同比下降26%。
财联社6月8日讯，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7.02万辆，同比下降25.8%，环比4月增长19.5%。其中插电混动销量1.4万辆，同比下降31%。纯电动的批发销量5.6万辆，同比下降27%。5月特斯拉新能源销量第一，独资与合资新能源表现较强，蔚来等新势力成为新能源车市重要力量。5月普通混合动力乘用车批发2.9万辆，同比去年5月增长52%。 此外，乘联会数据显示，5月广义乘用车销量163.9万辆，同比增长1.9%，环比增长12.3%，汽车销量11个月来首次同比正增长。1-5月广义乘用车累计销量616.5万辆，同比下降26%。
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从全要素生产率看，体制改革，要素配置和投入的改善，是中国未来10到15年，经济增长最大的红利来源。笔者以学者研究的方式，拟就此撰写系列文章，今天登出之三。下期系列之四为《土地改革的至关重要性与如何进行才能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 本期内容：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中国未来15年经济会低速度增长的可能性 凯恩斯认为长周期的经济波动，除了固定资产更新因素以外，就是人口增长变动的影响。笔者对中国1973—199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1993—2015年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发现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系数为0.81。以回归模型假设2001—2015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增长增长率，计算2021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前5年平均为7.66%，中5年为6.78%，后5年为5.70%，15年平均为6.77%。也就是说，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减少20岁到44岁的近3亿人口，未来15年即使体制不改革和经济任其自然增长，2035年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力度太大和时间太长，以此模型按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推算，未来15年的GDP增长，前5年平均为3.32%，中5年为2.84%，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3.03%。有也对这一公布数据质疑的文献。笔者根据其推算，则前5年平均为2.36%，中5年为1.82%，后5年为1.01%，15年平均为1.73%。 再用生产率模型进行计算，在体制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以国家统计局人口增长数据推算，就业劳动力投入每年平均减少707万，15年中就业劳动力规模可能要从2020年的7.7亿减少到2035年的6.6亿，累积劳动力投入减少1.1亿。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大的下行压力来源。如果没有土地体制等改革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支撑，因为经济主力人口减少形成的需求不断萎缩，除了资本边际产出规律性下降外，还要考虑经济自然增长场景下的资本存量相对需要不断地出清。这样2021—2035年间的经济增长，前5年平均为3.5%，中5年为2.48%，后5年为2.42%，15年平均为2.84%。如果以对公布人口增长数据质疑文献推算，投入就业劳动力的缩减将会严重一些，相对需要的资本出清压力也要大一些。据其计算的未来自然经济增长率，前5年平均为3.03%，中5年为2.08%，后5年为1.24%，15年平均为1.64%。 从均衡增长方法计算，人口将继续收缩造成的需求收缩趋势已经无法改变；改革会使居民收入在劳动力配置改善收入、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和房屋价格合理化溢出居民收入四个方面支撑国内消费需求；但假设户籍制度、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土地住宅供给等体制改革方面没有进展，国内居民支付能力不能对出口动能下降、不动产需求收缩进行替代。经济任其体制既定不变的场景下自然增长。那么，2021—2035年间，前5年为3.2%，中5年为2.1%，后5年为1.8%，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37%。而按照质疑人口数据文献推算，前5年为2.24%，中5年为1.34%，后5年为0.76%，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5%。 可以看出，不论何种算法，如无强有力的改革和发展举措，寻求新的增长潜能，未来人口变量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能说不大。而且，任其经济自然增长，长期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徘徊，一定会是一个未来的大概率事件。 何为转轨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学上有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大意是在流动性不足时，通过需求刺激政策，加快经济增长率到理想（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速度；或者通过教育进展、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技术进步，并在就业—收入—消费均衡变动的情况下，形成新动力下潜在可能的经济增长速度。其暗含的假设为，条件是市场经济体制。 那么，体制转轨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如何去判断和定义？笔者认为体制转轨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个变量，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有着完全不同的场景和内容。转轨国家，除了经济波动低迷时期，需要用扩张政策刺激，以及从教育、知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扩大产出侧潜在经济增长率边界外，更重要的是从体制改革方面寻求经济增长潜能。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供给方面，重点是通过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化配置改革，改善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得到纠正体制扭曲释放的经济增长潜能；需求方面，需要明晰和保护产权、要素市场化公平交易，要素能够自由地流动，使居民能够得到财产性收入、以要素为本创业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收入，其消费支出需求为潜在经济增长创造相应的需求可能性边界。 体制转轨中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一元计划要素配置体制向二元计划与市场混合配置体制转轨的高增长动力结束后，后半段动力来源于二元要素配置体制向一元市场配置要素体制的改革。因而在这样一个阶段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二元体制向一元体制并轨改革部位选择、阻力大小、力度强弱、效率高低和时间快慢。在要素配置体制上，如果二元不变，未来不会再得到新的增长潜能，甚至会造成经济增长更大的下行压力。因此，改革带来增长红利，以及改革增加收入和需求，其供给和需求共同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在“体制回归”、“改革没有进展”与“理想改革”之间连续分布的，从负到正和从小到大的结果。 体制复归会带来负增长潜能。我们这里将 “改革没有落实”，也即体制没有变化既定场景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称之为体制转轨国家没有获得改革红利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当然，我们使用一些方法，包括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等模型也可以计算中国自然经济增长率，因为其假设条件之一是体制既定不变。 如何量化讨论转轨国家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 转轨国家经济新增长潜能，到底来自于哪里？虽然在讨论时，学者们一致认为，体制改革会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从投入产出方面看，改革什么部位，能够带来多少增长潜能？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在各体制改革中是怎样分布的？这些改革加总后，根据改革力度的大小，其高中低方案获得的总经济增长潜能是多少？也许是笔者看到的文献不全面，似乎还没有一种可用的思路和方法。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既定的模型，代入有关数据，很难计算出什么样的体制改革，会得到什么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新经济增长潜能。问题可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学术界关注重点，集中于市场体制既定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和需求不足等问题；不熟悉体制转轨国家的体制设置、经济流程和有关数据。关注体制转轨国家如何改革才能获得新经济增长潜能的文献也不多，或者对转轨国家的实际体制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关系情况，了解的不是太清楚。笔者在现代数学和经济学计量等方面，没有特别深的功底。只是特别执着地一直在思考，就是将定性和较随意地分析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潜能这种“猜测”，有一种什么办法将其数量化分析。有以下想法。 （1）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主要来自于改革的研究方向性原则。前述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红利，最主要来自于体制改革，而不是来自于体制改革以外的如人力资本提高、技术进步等其他因素，这是展开体制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讨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否则，与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思路一样，就脱离了研究体制改革与转轨国家经济增长潜能的实践意义。历史模拟，也得不出哪些体制需要改革的针对性结论。 （2）将假设条件标准化、差距化和数量化。其实许多现代经济学关于投入产出和均衡增长的模型，是描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方法。其明示和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实际是市场经济的标准。中国的许多体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实际就是没有达到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 （3）用反事实法和条件还原法进行可计量计算。假定扭曲无法替代和利用时，用反事实法考虑要素配置扭曲的产出损失；假定将与市场经济标准不符的条件恢复，即用条件还原法，估计进行体制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增长潜能。 （4）体制二元变动分析。一个计划经济配置要素的国家向市场配置要素的国家转轨，必然地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一元的计划配置体制向二元的计划和市场配置体制转变，其也形成新的增长潜能，甚至创造经济奇迹，这笔者在本系列之二中已经进行过讨论。二是要素从二元配置体制再向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这是改革攻坚的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所有体制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标准还原，余下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部分通过改革退出国民经济运转体系。 （5）供给自动创造市场需求假设的还原。改革不仅要考虑要素配置的改善，以及投入的效率，在需求长期不足的场景下，还要考虑改革能够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他们的支付能力，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实现均衡增长。因此，需要将价格水平、债务和货币流动，与主体间收入—支出—消费循环，一并进行相关讨论。 （6）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增长。考虑二元要素配置体制下，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资产化、货币化，与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如禁止要素交易扭曲与要素极端交易扭曲二元体制下的价格、债务的货币过度流动及分布，观察它的不稳定性和风险。如果将禁止交易部分要素允许交易，极端交易要素部分改变为竞争性交易，观察其波动和向稳定的过渡。发现这种禁止交易要素资产化和货币化，对于未来扩大债务和投放货币，实施积极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充足的可交易资产保证，可在货币、金融和经济体系安全场景下，争取未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资本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改革十分必要但增长潜能微弱 在做更复杂的模型构建、编程和计算前，笔者用线性简单的方法框算了要素配置改革获得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资本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的增长潜能。资本与劳动力和土地二要素不同的是，其流动没有户籍和禁止交易规定的阻碍，更没有阻断。因此，其基本上受市场的配置。二元性主要体现在信贷、债市和股市，即资本供给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上；其扭曲损失在于，资本供给端的低成本，和产出端国有经济中资本的低效率；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其进入国有经济的扭曲损失，可以通过前述的转贷等方式在非扭曲体制中加以纠正。因此，资本要素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进行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将目前信贷、债市和股市向国有企业供给资本要素60%和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占总权益资本60%的两格局，到2035年改革到国有企业分别为双15%比例和民营企业为双75%比例的格局。低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25%之间，高方案每年可获得增长潜能在0.23%到0.36%之间。笔者研究，其获得的增长潜能，并不如定性分析猜测的那么大。原因在于，其实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已经很高，改革形成新潜能的余地不大。 劳动力要素配置体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主的是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中的劳动力，不断地向城市和非农业领域中转移配置。进行放开户籍、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土地和住宅市场竞争配置和供给等体制改革。2035年时，市民化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3%，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下降到5%，获得的增长潜能为，2021-2025年平均为0.404%，2026-2030年平均为0.19%，2031-2035年平均为0.004%，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年均新增长潜能只有0.2%。其微弱的原因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未来15年将年均减少1%，如果劳动力对GDP贡献份额如果为50%上下， GDP增长率年均损失就为0.5左右。也就是说，劳动力配置从农村农业中获得年均0.7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潜能，被劳动力数量投入贡献减少0.5个百点左右的损失所抵消。因而，户籍等体制等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也并不如定性分析的那样大。当然，如果不推进改革，其负影响就是就业劳动力投入减少和农村居民收入不能平衡产能过剩，在均衡增长方面形成年均1.5个百分点左右的下行压力。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改革，从中获得的GDP增长潜能，两项相加，年均也仅在0.5个百分点上下，未来经济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概率非常小。 中高速增长：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改革的潜能最大 由于目前流行经济增长计算的模型中，因土地供应数量固定不变、边际产出增长微弱和土地是自然资源又还永不磨损，因此，主流的研究，将其从模型中舍弃了。但国内经济学界在进行经济增长投入产出分析和计算时，需要考虑这样一些中国土地体制及其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功能的国情和细节。 （1）中国土地要素二元体制，是一部分土地极端交易，另一部分土地禁止交易。因此，其禁止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扭曲不是价格高低的扭曲，而是有无价格的扭曲，是一种禁止市场配置的彻底扭曲。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许多土地是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没有市场意义上的资产化和财富化。如果其改革还原，放开交易，是一种无价值到市场价格的释放，而不是土地已经资产化和货币化国家转手的少量增值。 （2）中国可以将土地要素投入从固定数量，变成向右倾斜数量可以增加的供给曲线。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已经被利用土地面积比例并不高，通过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可利用土地，还有数量上增加土地要素的空间。因此，土地要素在投入产出模型中，并不一定如开发成熟发达国家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和垂直的曲线。 （3）中国经济中土地和房屋领域资产类的贡献，实际均进入了GDP的核算。如前面系列文章中所述，土地出让金虽然在收入法上没有进入GDP，但是在生产法上以自己产权住宅自己居住，按照维塞尔要素生产力贡献归属原则，实际虚拟摊入了GDP，以求得收入流量与产出流量间的平衡；房地产和建筑企业所交的各类税收，其自己的净利润，以及支付的劳动力报酬等增值，都进入了GDP核算。而且笔者还发现，2000—2019年，土地和房屋价格年均复合上涨17%和8.2%，但并没有这方面的缩减指数，都进入了GDP。不包括单位建房、小产权房和棚改房等，仅仅土地出让和商品房地产领域中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从2000年的2.84%上升到了2019年的15.14%。这是行政垄断土地市场和单一开发商供应房屋极端扭曲形成的极端经济增长（泡沫和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安全）。 令笔者兴奋和对中国未来信心被重建的是：通过条件还原法计算发现，城乡土地改革增长潜能占改革总增长潜能的70%到80%。目前禁止交易的可交易土地，应当由市场竞争性市场交易配置，按此原则进行体制改革，可以展望其还原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从影子价格估算，农村有470多万亿元的土地不允许交易，城镇有150多万亿元的可交易土地，禁止二级市场交易。总体上，如果对其进行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土地要素盘活和资本化产出，在2019到2035年间，其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低方案在1.30%到1.51%之间，高方案在2.2%—2.53%之间。其中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其增长潜能占总改革增长潜能的60%到70%。 这样就可以在未来15年时间里，实现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而概率较大地进入发达国家门槛。
5月28日，360金融发布2020年一季度业绩报告。虽受疫情影响，但360金融仍在一季度交出了较为优异的答卷。 财报显示，2020年一季度，360金融实现收入32亿元；净利润为1.83亿元，Non-GAAP净利润为2.55亿元。 运营数据方面，360金融2020年一季度促成贷款总额为517.7亿元，较2019年一季度的412亿元增长25.6%。截至2020年3月31日，在贷余额为731.2亿元，较2019年一季度的525.8亿元增长39.1%。 用户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31日，360金融累计注册人数1.42亿，较去年同期增长49%；授信用户数量为2611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62.9%；累计借款人达1681万人，同比增长61.2%。 360金融CEO吴海生表示：“2020年第一季度是个不平凡的季度，整个金融科技行业实质上经历了一次由疫情引起的对各家公司业务发展和资产质量水平的极端考验。360金融成功通过了此次压力测试。” 在资金方面，与360金融合作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至84家。与此同时，公司自年初至今已发行三期ABS，自去年试水以来已累计筹集34亿元。合作机构的持续拓宽以及多元化令资金成本持续走低。 在工具层面，截至一季度末，360金融共研发143款智能语音机器人，并对已上线机器人进行了技术升级，包括采用自研TTS提升用户体验、ASR纠错提升意图识别准确率、策略细化、话术分层等。截至2020年3月31日，360金融共计47款智能催收机器人投入业务应用，总拨打电话量为17，404，441通，实际通话时长693，432分钟，一季度实现替代人力691人，共节省1450万元人力成本。在疫情期间，智能外呼机器人处理了90%的入催案件。（编辑 上官梦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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