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确实如此，在2021年的初始，中长期的机会和短期的困难并存，只有充满信心、居安思危，才能克服困难，拥抱中长期的大增长趋势。2021年的第一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呈现了一种欢腾向上的态势，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都到达了这一轮行情的新高点，作为“核心资产”的沪深300指数更是突破了上一轮2015年牛市时的新高。有分析认为，这种大幅涵盖IT、消费、医疗等行业龙头企业的指数新高，体现的是新蓝筹的崛起，这种拥抱龙头的效应，预示着资本市场的变化，拥抱价值投资，拥抱中长线投资。与此同时，在极端的寒潮天气下，河北石家庄和邢台的新冠疫情又出现了令人担心的反复，河北省进入了一个战时状态，本地新发病例每日都在增长之中，不过，有了过去一年的武汉抗疫和全国若干个局部突发状态之后，抗疫经验和抗疫信心都不缺，河北尤其是石家庄和邢台，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管控防疫措施，相信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面。经济晴雨表的向好，和疫情局部反复的胶着，正是2021年整个中国经济如何抓住机会，拥抱大幅增长的关键所在。2020年，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2021年的趋势又如何？1月5日，世界银行在《全球经济展望》中作出新的预测，2021年全球GDP将增长4%，低于去年6月时预测的4.2%，但是，世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长将达到7.9%，比去年6月时的预测上调了1个百分点。值得重视的是，世行的这一份预测报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全球防疫形势和疫苗接种情况的背景之下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2021年的整体表现，还是和防疫进展密切相关。世行的报告称，假设2021年大规模推广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那么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但是，如果决策者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疫情蔓延和实施促投资的改革，复苏可能会缓慢乏力。新冠疫情防控的效果不同，就有可能出现不同的增长结果。在悲观情景下，感染率继续上升，疫苗延迟推出，可能将2021年的全球增长限制在1.6%。在乐观情景下，疫情得到控制，疫苗接种过程加快，全球增长则可能加速至近5%。好在，我们对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有着最强的信心，同时，我们又对市场参与者们抓住整体经济强力复苏反弹机会的能力抱有最强的信心。这就是，既要充满信心，也要居安思危。新年第一周，央行2021工作会议召开，强调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2021年财政将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包括加大教育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谈及2021年商务工作发力点，包括畅通汽车、家电、家具等大件商品消费链条，支持地方开展以旧换新、汽车下乡，鼓励企业运用5G、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住建部部长王蒙徽指出，要支持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发展共有产权住房，供应范围以面向户籍人口为主，逐步扩大到常住人口。2021年由于2020年的低基数，中国经济将是高速增长的一个难得机遇期，继续保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一枝独秀，将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份额。有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已经指出，2021年将迎来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中国产品将向美国大量输出，意味着中国产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应该会带来中国产能价值的向上重估，而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也将推升人民币汇率。所以，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
图片来源：微摄 世界银行1月5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基于新冠疫苗将广泛接种的预估，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较2020年6月份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2021年增长的预期，则上调1个百分点至7.9%。对此，国际舆论给予高度关注。 世行报告表示，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收缩幅度较小、中国经济复苏较预期更加强劲，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略低于此前预估，全年将萎缩4.3%。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预计分别萎缩5.4%和2.6%。其中，中国经济有望增长2%，这一数值较2020年6月份的预测上调了1个百分点。 “世界银行下调2021年全球增长预期而上调对中国的预期，主要是基于2020年四季度以来全球疫情与中国疫情的分化、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复苏的分化进一步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晓光说，2020年四季度以来，欧美出现新一轮疫情高峰。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期再度延长，世界经济复苏节奏被再次推迟。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都是大考。2020年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和应对外部压力，统筹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率先控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预计2020年我国经济增速2%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将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刘晓光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而中国的确定性体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脱贫攻坚战的三重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经济的韧性。通过严格的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出台一揽子规模化宏观政策等举措，中国经济走上了稳定复苏的轨道，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样板。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延续了前两个季度稳步复苏态势，内生性增长动力增强。 世行报告认为，预计2021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将增长3.3%；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预计增长5.0%；如果不包括中国，增长速度将仅为3.4%。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亚太地区在2021年预计将有显著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指出，在全球疫情扩散蔓延态势还在持续，很多国家还难以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率先走出疫情带来的“封锁悖论”，不仅实现了自身良性复苏，而且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之锚”。 “中国还以更加主动积极的开放来迎接后疫情时代，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需求市场。”张茉楠说，由于疫情带来的封锁和产业链停摆，全球市场需求萎缩，很多国家借机实行更高程度和更大强度的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加快推进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维护多边主义，积极扩大进口，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曙光。 RCEP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方积极考虑加入CPTPP，这一系列举措都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的决心。中国将通过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多地受益于中国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受益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溢出效应。 “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高度不确定。”世行报告认为，与过去的严重危机一样，新冠肺炎疫情预计将对全球活动造成长期不利影响。由于许多发达经济体投资不足、就业不足和劳动力下降，有可能导致未来10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进一步加剧。 刘晓光分析，我国当前消费依然相对疲弱，投资复苏的内在动力也不稳固，宏观政策不宜大幅度转向，而应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进行边际调整。张茉楠说，着眼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开放的相互促进，打破区域壁垒和行业垄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12月21日，“新理念新格局新作为”中文传媒上市十周年座谈会暨主题论坛在江西南昌隆重举行。 作为江西唯一一家文化传媒上市公司，上市十年间，中文传媒充分发挥国有控股的出版传媒上市公司的优势，在推进江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明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和作用，盈利能力逐年提升，资产质量持续向好，资本实力不断增强，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均位居全国同业前列，由出版上市公司板块的“跟跑者”跨越发展成为“领跑者”，成为全国出版上市公司企业领军品牌。 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10年前，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成为全国第四家出版传媒上市企业，成功登陆A股。 从上市初的“跟跑者”，到如今在诸多领域成为“领跑者”，中文传媒走过了一条改革之路、创新之路、自强之路，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年均两位数增长。 数据显示，中文传媒营业收入从上市之初的31.31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12.58亿元，增长2.60倍，年均复合增长15.28%；归母净利润从上市之初的3.5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7.25亿元，增长3.89倍，年均复合增长19.30%，截至今年三季度，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127.57亿元；总资产由上市之初的50.91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228.14亿元，年均复合增长18.14%；归母净资产由上市之初34.08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40.32亿元，增长3.12倍，年均复合增长17.03%。 如今，中文传媒成为全国三家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均超过100亿元的出版上市公司之一，综合绩效、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等主要经营指标位居行业前列，其中，净利润位居同业第一，营业收入、总资产位居全国同业第二。 “10年来，公司业态属性由单一出版业态向‘一业为主、多元兴业’的复合业态转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上市之初，中文传媒主营业务主要是书报刊、电子音像出版、印刷发行、物资供应等传统出版业务。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已升级为传统出版与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线教育、互联网游戏、数字出版和投融资等新兴业务融合发展。”江西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信根表示。 “上市至今，公司先后有2400多种优秀出版物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荣誉及入选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出版规划等，其中国家级荣誉850余项。”江西出版集团党委委员、中文传媒总经理吴涤告诉记者。 种种举措下，中文传媒业务形态和产业规模不断拓展，业务结构和经营指标持续优化。例如，公司出版主业利润从上市之初的3.3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2.16亿元，增长2.65倍，年均复合增长15.47%；积极培植新兴产业，新兴业态利润实现从无到有，至2019年达到5.13亿元；持续创新资本经营，资本经营利润从上市之初的0.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83亿元，增长3.62倍，年均复合增长18.54%。 上市10年分红33.64亿元超过融资额 十年间，中文传媒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平台，借助二级市场实现再融资净额21.18亿元，通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工具，精准发力做强做优做大出版主业，实现转型升级。 在坚持挺拔主业的前提下，中文传媒积极开展“资本创新经营”，大力推进资产证券化。2019年，中文传媒资本创新经营利润贡献1.83亿元，比上市之初增长3.62倍。公司旗下子公司智明星通已成功挂牌“新三板”，2020年，联合收购了上市公司全通教育，投资企业中还有两家企业IPO成功过会，公司产业形态由实体经济为主向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转型。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这十年间，中文传媒积极回报投资者，累计派发现金红利33.46亿元，分红比例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与投资者共同分享公司持续成长的红利。 “分红超过融资额，说明企业获得了良好的效益，希望资本市场有更多这样优质的公司涌现。”一名业内人士表示。 江西财经大学投资系教授李思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分红比融资高，说明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还是比较规范的，具有较高的诚信度，能够较好回报投资者。这对于公司市场形象，再融资等都具有积极影响。 此外，中文传媒作为“治理指数”和“责任指数”等样本股之一，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在抗击疫情、扶贫防汛、全民阅读等领域积极回馈社会，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并先后荣获“中国最受投资者尊重的百家上市公司”“中国主板上市公司价值百强”“高质量发展先锋”“上市公司监事会积极进取50强”等荣誉，连续五年荣获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最高评价A级，公司治理得到资本市场广泛认可。 12月21日，中文传媒股价收于10.98元/股，上涨1.2%，总市值149亿元。和君集团董事长王明夫告诉记者，“企业的江湖，要以市值论英雄。目前整个文化传媒板块的估值偏低，既然中文传媒有着非常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未来成长为一个市值300亿元以上的蓝筹股也不是难事，关键在于转变传统图书业态和产品形态，做好数字化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10日讯今日，银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通报显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建设银行投诉量5568件，环比增长最高，为70.6%。 2020年第三季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量的中位数为4397件。其中，工商银行5854件，环比增长45.6%，占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总量的21.5%；建设银行5568件，环比增长70.6%，占比20.4%；交通银行4432件，环比增长43.0%，占比16.2%；中国银行4362件，环比减少48.1%，占比16.0%；农业银行4033件，环比增长59.6%，占比14.8%；邮储银行3029件，环比增长38.3%，占比11.1%。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情况（单位：件）
直播精彩回顾：滕泰第一时间解读中央经济会议 摘要 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明年经济工作。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走进新浪财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滕泰表示，这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恢复过程当中还有很多不平衡、不稳定和衍生风险因素，因而对经济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需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恢复到正常水平，储蓄增速也明显你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而消费增速却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滕泰表示，从长期来看，只有扩大内需、激发消费增长潜力、创造新需求，才能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家好！我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滕泰，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结合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享一下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结构、潜在风险以及对相关经济政策的理解。 首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的此时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什么，我想大家还记得，是要不要“保6%”、能不能保住6%的增长、能保多久，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原来的经济部署。在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我们及时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2020年中国经济是全球大国经济当中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应该说这一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一枝独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肯定了我们所取得的良好的成绩。 大家看到IMF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大概是1.9%，对美国经济的预测是-4.3%，对德国的经济预测是-6%，对法国经济的预测是-9.8%，对英国的经济的预测是-9.8%。对于2021年中国经济的增速，IMF给出了8.2%的预测，国内很多金融机构预测都在9%左右。尽管有这么高的经济预测，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假设2021年中国经济真能取得9%的增长，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数字假象——这个数字假象不是人为编造的假数据，而是在2020年较低基数上的同比增长数字的假象：假设明年实现9%的增长，GDP的总额大概达到110万亿左右；假设2020年没有疫情的GDP应该是105万亿。如果跟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相比，明年是9%的增长实际也只不过增长了4.89%。 判断2021年的经济是以9%的高增长来做决策，还是以实际增速4.89%来做决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说做出了一个既科学又理性的判断，在肯定了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也揭示了明年的风险，明确指出明年全球经济有疫情不确定的风险，还有西方经济复苏不确定的风险。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有不平衡、不稳定的风险，同时还指出其它的潜在的衍生风险。在既肯定成绩，又看到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明年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不搞急转弯，这个就明确地回应了前一段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不要尽快退出的争论。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明确提出不搞急转弯，至少说明没有被明年8%到9%的高增长预测假象所迷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还在疫情之后的恢复过程当中，对经济的正常恢复不但需要扶上马，还需要送一程，所以必须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大的总体的判断。 在这个大的总体判断下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到底有哪些结构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因素呢？ 首先，看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实际上从2010年以来一直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到10月份固定资产的当月同比增速已经回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其中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个是房地产的投资，一个是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两项我们预测在2021年可持续性都不强。好在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增速从今年四季度开始已经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恢复的态势，因此，我们认为2021年的投资增长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水平。 明年的出口形势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还不太乐观。为什么？因为今年的出口超预期的原因一是疫情防控物资的出口；二是疫情冲击下很多国家供应链受到了冲击，中国的生产填补了海外的供应缺口；三是欧美等国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促进了中国的出口。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担心2021年出口是不是就不能持续了，假设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等国生产逐步恢复，是不是就会少进口中国产品呢。对这个问题我还是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过去20多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时间中国出口的增速跟欧美国等国家的经济情况都是正相关的，跟人民币汇率的实际相关性反而不是很大——考虑到2021年二季度以后欧美经济社会秩序将会逐渐恢复，消费复苏潜力很大，对中国的出口物资的需求还会增加，因此2021年中国的出口增速也可以保持相对乐观预期。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消费。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我们的消费是负增长，预计2020年全年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大概不到40万亿，跟2019年相比大概负增长4%左右。中国的消费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上一次消费负增长是1968年，1990年有过一次比较低的增长，是正的2.5%的增长。也就是说2020年尽管有比较特殊的原因，我们中国的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也是负的。 消费负增长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前三季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大概名义增速是正的3.9%，去掉物价之后的实际增速只有正的0.6%，这么低的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影响消费。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就是我们的个人储蓄前三季度保持了13.5%的高速增长。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3.9%，而储蓄增长13.5%，你想想消费增速能不下来吗？ 为什么储蓄高增长呢？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情况、个体工商户受冲击等原因，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可能更加谨慎了，另外，这跟我们的货币政策没有降息也有密切的关系。大家知道老百姓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变成储蓄，一部分用来消费——储蓄增长快了就消费就增长慢，要鼓励消费就得降低储蓄率。但是，疫情的冲击下中国没怎么降息，欧洲和美国都是零利率、负利率，我们的利率没怎么下降。利息归根到底是这个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如果疫情冲击下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都大幅度下降，而存贷款的利率基本不降，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不降息的影响还造成人民币快速升值，为什么说人民币这一年升了这么多？因为欧洲、美国是零利率、负利率，中国的利率比较高，从息差交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角度，自然会促进人民币升值。 所以，无论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储蓄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各个角度来看，不降息都是鼓励储蓄、抑制消费的原因之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明确了几大重要任务，第一个任务毫无疑问是鼓励科技创新。第二个重要任务是完善国内供应链，增强自主可控。第三个重要任务就是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扩大内需。在扩大内需这部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重视消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2020年下半年投资增速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居民储蓄增速很快，但消费增速远远低于预期。2021年怎么去调节这三者的关系呢？毫无疑问就是要鼓励消费，适当地降低储蓄率，投资的增速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从长期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肯定是主要靠激发国内消费增长潜力。中国的消费到底有没有潜力呢？肯定是有潜力的，201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按照去年年底的汇率算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有6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总量是20万亿美元，我们去年只有13万亿美元，我们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都快超过它了。另外，我们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了总人口的30%，假设未来15年的时间，能够再把3亿中低收入者也变成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到7亿人，那么中国的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更加巨大。 那么这么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如何变成现实的消费增长动力呢？不就前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在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同时，要强调需求侧改革或需求侧管理，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好局面。不管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首先得明确明年主要的问题是扩大内需，只有扩大内需才能畅通大循环。扩大内需，传统的办法是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刺激，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疫情期间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所以，虽然说货币政策今年明确了相关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可持续性、稳定性，不搞急转弯，但是也很难期望货币政策在总量上有很大的扩张。货币政策从价格上有降息的空间，但是总量上很难去扩张。财政政策要保持连续性，但是财政政策的赤字也不可能扩大，可能还要略微减小。扩大内需不能再依靠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的刺激。靠什么呢？根本上是扩大就业，恐怕还要用改革的办法扩大内需，尤其要创造新需求。 首先，从生产方面来看，主要是如何让供给创造需求，主要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传统的供给、老供给能不能创造需求？也能，油盐酱醋、钢铁煤炭，它的总的需求量其实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产品创新升级以后，它的需求也有增长的空间。所以，传统的供给要创造需求必须靠转型升级，但是新供给可以创造很大的新需求。比方说我们现在做直播的苹果或者华为智能手机，在2007年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不断创造了对智能手机的需求，还因此衍生了很多类似于微信等社交软件、移动支付、视频直播、共享单车、网约车等新需求。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讲，如何扩大内需，主要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从分配环节来讲，怎么去推动需求侧改革呢？主要是分三个方面：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里边有人说是不是要减少资本的收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呢？大方向没有错，但这样简单表述有问题。五大生产要素中，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都创造财富，都应给获得合理报酬，但是在前些年里有资本和土地要素恐怕获取了过多的收入，表现就是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拿的不是合理的要素报酬，而是垄断造成的超额收益，这些要素经营者靠垄断拿了超额收益，就挤占了劳动者、管理者、技术者的收益。因此，从初次分配的角度，不应该说要通过政策干预某些要素的收入，应该尊重市场，某种生活要素，它该有多少要素报酬就给他多少收入，不论是资本、土地还是什么东西，但是必须要减少由于行政垄断和人为制造稀缺所拿走的超额报酬，这样才能保持效率与公平。从再分配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强中低收入者地区、产业和人口的造血能力。从三次分配的角度来讲，要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捐赠机制。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是限制高收入，而是要把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者，这是创造新需求的根本出路。 当然从流通环节也可以扩大内需，有部门提出流通环节是要搞流通新基建，我个人是不支持的。我认为流通环节，尤其是零售环节不景气，不是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而是受消费低迷影响的结果。如果想通过搞活流通来刺激消费，这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本末倒置。搞活流通促销费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是毕竟中国的商业零售都很发达，从没听说大批消费者有钱买不到货，或买到货运送不到。总之，本质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是利率的函数，是社会保障体制或者是就业这些所决定的，而不是流通决定的。在流通领域可以做一些文章，但靠流通来刺激消费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最后，看看消费环节本身。传统的老消费需求怎么扩大？像以前搞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空间是无限的。如果有稳消费的政策，重点还是应该想想如何创造新需求。 展望2021年，除了上述“投资、出口高增长、消费恢复缓慢”的增长结构的不平衡值得重点关注，并通过扩大消费、创造新需求来解决之外，还有很多。 目前来看不论是中央政府的赤字率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率，都在历史的高位。如果不算上特别国债，我们的赤字率去年是3.5%，如果算上国债，就接近6%了，今年的赤字率要有所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历史上比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2020年大部分是负增长。 企业部门的杠杆率、负债率也创了相对比较高的记录，2018年、2019年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有所下降，今年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又上去了。国有部门企业加杠杆是不是风险更大？实际上在2020年下半年看到有些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已经爆出来了。居民的杠杆率也处于历史高位，可能主要是跟房地产的按揭相关。 从银行的坏账率来看，有数据说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大概是2.84万亿，还有的说3万多亿，这个数字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不良贷款的贷款率是十年的新高，上一次的高点是2009年。 房地产也的“灰犀牛风险”也值得高度警惕，一旦房地产有系统性风险，其影响面会超乎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很多人担心相关政策会不会快速退出，有些部门放风说要提前退出，但现在来看为什么中央强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强调不搞急转弯，原因就是名义上9%的增速，实际上只相当于4.89%，经济还在恢复当中；不仅如此，背后还有很多高赤字率、地方政府高债务率、国有企业高杠杆率、居民企业高杠杆率、房地产灰犀牛等各种潜在风险，稍有不慎一旦触发风险，造成的后果就会很严重。所以，政策不会快速退出，会保持相关的连续性，不搞急转弯，目的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防范不平衡、不稳定和各种衍生风险。 最后，讲一点大循环、双循环。很多人说“大循环是不是国内为主，很多出口要转内销？”我的理解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2019年我们出口帽子100亿顶，出口鞋子100亿双，出口各种衣服300亿件，这么大的出口额，怎么可能转内销？国内市场受不受得了？所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畅通双循环绝对不是出口转内销，纺织品等很多行业的产品还得保持比较高的出口率，有些商品还要保持比较高的进口率，但是对于一些资源性商品可能要降低进口依赖程度，对一些高科技产品，要提高自主可控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重大任务专门强调了要完善供应链，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然而，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就在下降，2015年以来顺差就在下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对国际市场的出口总量还得继续扩大，但出口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长期看会相对地会有所降低。长期来看，对国外市场相对减少的份额谁来弥补？必须是国内市场来弥补，而国内市场扩大靠什么？靠扩大投资行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搞完了，快速城镇化阶段也结束了，中国现在城镇化率是60.6%。假设未来15—20年（城镇化率）能达到70%，其实每年不到1个点的新等城镇化率的速度，所以，靠原有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来扩大内需的路走不通了。“两新一重”新基建的方向是对的，但实际操作当中有困难，2020年芯片等新基建出了不少风险。所以，未来增长必须更多得靠扩大消费需求——2019年投资增速在GDP增速里边的占比大概是31%， 2020年前三个季度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422.5%，消费前三季度是负的337.1%，这是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就第三季度来看，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大概是34%左右，跟2019年正常情况下消费拉动GDP增速将近58%相比差太远了。 所以，2021年的核心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关键是看消费。从长期来看消费在中国经济当中贡献的占比达到70%左右才是比较稳定的，才是真正的内循环为主体，才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有人说2021年消费的增速也会好，因为今年是负增长，明年同比增速就会很高，这个也对。目前对2021年消费的增速的一致预测是同比增长15%，假设实现同比增长15%的增长，则2021年社销总额预测是45.44万亿。假设没有疫情冲击，2020年的消费应该正增长8%到44.45万亿。所以，2021年15%的消费增长，实际只相当于没有疫情假设情况下增长3%——实际消费增速只有3%，低还是不低？所以，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还是主要的问题。 怎么去扩大消费需求呢？除了传统消费的转型升级之外，要关注一些新的方向，比如说信息产业，肯定是新需求、新消费增长的主要方向。当然还要关注文化娱乐产业，中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目前只有美国的文化娱乐业产值的1/8，成长的空间很大，教育、培训、论坛、会议、咨询、智库、律师等知识产业也有很大的长大空间，还有很多高端服务业，健康、养老、医疗、新金融、新零售等等，总之，要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能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当然了企业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创造新需求？首先要重视研发，我们的很多企业其实没有研发的投入或者是研发投入很少，新时期不应该再把研发当成成本和费用中心，要把研发当成项目化的风险投资，用市场化、项目化、集成化、风投化的方法搞研发来创造新需求。要引领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地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才能创造新需求。还要引入流量思维、创新商业模式、推动企业组织变革创造新需求。 时间关系，简单地给大家分享和汇报这么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也祝愿我们的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能够稳健地恢复，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扩大传统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当前，消费需求疲软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复苏进程、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因素，以往采取的传统需求管理措施，已经不足以激发中国经济巨大的内需潜力。此时，无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通过深化改革提振传统需求，还要探索新方法，创造新需求。 激发消费需求潜力是畅通大循环的关键 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第一次；2020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贡献422.5%、出口贡献14.6%、消费贡献-337.1%，中国经济增长结构被大幅扭曲。在2020年超低基数的基础上，2021年就算消费同比增长15%，实际也只相当于没疫情情况下增长3%。 导致消费需求下降的不仅是疫情冲击，2008年以后中国的消费增速就进入缓慢下行的通道，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看，从最高点的23.3%逐步下降到10%以下，疫情前的2019年一度跌至7.2%的低位。可以设想，即使没有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速仍将逐渐下行，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消费需求增速持续下行，不仅延缓了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步伐，也是关系到十四五期间能否创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自2008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2015年以来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因此国际市场的相对萎缩必须由国内市场的增长来弥补。与此同时，我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峰阶段已过，可以带来有效回报的可投资项目大幅减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投资需求的大幅增长也不可持续。在这样的背景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必然是靠激发中国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 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潜力能否承担起经济增长值引擎的重任呢？首先，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巨大，2019年按可比汇率计算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约5.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万亿美元。同时，消费长期增长潜力巨大，现有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长期增长有望达到7亿。可见中国消费市场的规模潜力是足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消费需求受到几方面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压制，所以出现了一段时间以来的增速持续下行。只要找到影响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的深层次真正原因，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就能使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引擎升级启动。 消费需求疲软的深层次原因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数据显示，1-9月全国居民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扣除价格影响因素只增长了增长0.6%；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季度增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分别为-3.9%、-2.0%和-0.3%，虽然呈现出逐季恢复的态势，但是与-6.8%、3.2%、4.9%的GDP恢复速度相比，则明显落后。需要重视的是，城镇居民收入在2018-2019年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下行的趋势，2018年基本上还在“6”区间，2019年各季度则为5.9%、5.7%、5.4%和5.0%。 其次，居民住房开支过大，挤占了消费能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数据， 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75.9%。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显示， 2018年，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为99.9%，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其中，房贷收入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为47.4%，较上年上升3.7个百分点。过高的住房开支挤占了消费能力，加上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刚性开支，居民手中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更少。 第三，储蓄率上升，显示边际消费倾向降低。2019年底居民存款81.3万亿；2020年9月底居民储蓄91.25万亿，同比增长13.9%，可以看出疫情后人们的储蓄意愿明显上升。 第四，传统产品基本普及，消费空白点基本消灭。当前，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的高峰已过，全国范围的脱贫攻坚也已经取得关键性成果，一般衣食、家用电器等传统需求的提升空间有限。例如，中国汽车的保有量已达2.75亿辆，总体水平与美国相当；截至2019年底，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114.4部/百人，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拥有1.14部手机；在一二级城市，彩电、空调户均拥有率远超100%，冰箱、洗衣机户均拥有率接近100%。在三四级市场，除厨电之外，其他大家电产品普及率多在70%以上。 第五，5G、新能源车等新供给的需求创造能力尚未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2010年以来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一轮新供给创造的。在乔布斯创造iPhone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iPhone诞生以后，不仅智能手机本身创造巨大的需求，围绕智能手机也创造出了云计算、大数据、APP软件繁荣的网络生态和庞大的智能办公、影音欣赏、金融投资、生活服务等需求。随着4G网络在全球普及，这一轮新供给已经逐步进入成熟阶段，而5G、物联网、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等新供给正处于形成和扩张阶段，其需求创造能力正在发酵，还没有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既要提振传统消费需求，又要创造新需求 从生产角度，需求侧改革自然是强调“供给创造需求”，中国消费市场上目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内市场的产品在研发、设计、品牌、质量等方面还是与出口产品有较大差距，由此产生了很大的“海淘”需求，实际上消费者花钱买回来的还是“中国制造”。因此，继续提升国内市场的研发、设计、品牌、质量水平，不断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的需求，还有巨大的新需求创造空间。 从分配层面，要通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一次分配方面，当前收入分配的一个堵点就是，土地、金融等要素部门在人为制造稀缺的基础上，形成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实际上是对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挤占。因此，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要将这部分超额稀缺要素报酬，如过高的土地收入、金融部门的收入降下来，让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获得公平的市场定价。在再分配方面，要让转移支付资金在保证基层运转的同时，提高转移支付的造血功能。在三次分配方面，要从制度上完善慈善捐赠对社会事业的支持体系，在一般形式的助贫、助老等慈善活动之外，形成完整的民间社区服务、民间学术研究、民间科技法律推广等组织生态，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规模，提升第三次分配的绩效。同时，政府应当继续探讨减税降费的空间和政策，将培育和扩大税基作为财政收入增长的长期动力。 当前，有学者提出将流通环节作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抓手和发力点，这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本末倒置”。经过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发展，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流通环节）已经高度市场化，而且经过了数轮产业组织形态的迭代，其组织和流通效率可以说在全球前列，中国的流通环节不是扩大消费需求畅通内循环的堵点，恰恰相反，零售等行业的不景气只是消费不足的表现和消费低增长的结果。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明显增长，收入预期持续下降甚至恶化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在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流通环节发力来拉动消费，虽然也不会全无所作为，但预期效果不会太明显。因此，不仅在流通环节由政府出手进行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需求并不迫切，政府出面来推动打折等促销活动也不是促消费的根本办法，至于政府来组织新的国有流通机构用不公平的机制参与市场活动，反而有可能是对竞争秩序的破坏。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流通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和检查，降低用地、用电、用工的成本，这是畅通流通环节的关键所在。 在消费环节上，关键是创造新需求。一方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际上指明了消费升级的方向。当前，欧美市场上的很多优质产品，往往都是中国造，而国内消费者能够买到的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服务，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就说明，中国的供给能力已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内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但是因为市场区隔、标准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国内产品和服务仍在较低水平上竞争，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已经提升的需求，近年来庞大的“海淘”贸易量就是证明。因此，通过提升标准、打通渠道，引领国内产品和服务瞄准升级的消费需求，一定能创造出很大的新需求，这就是让老树发出了新芽，开出了新花。另一方面，在软价值制造业、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新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等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新领域中，“供给创造需求”的法则将发挥主导性作用。当前，5G、新能源车等领域已经逐渐出现了新供给扩张的态势，以新一代移动互联网、全电化新能源以及智能化驾驶等技术为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极大地改变，巨大的新需求正在被创造出来。例如，2019年，全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1220亿GB，比2018年增长71.6%；今年1-11月，中国5G手机累计出货量为1.44亿部，占到同期手机出货总量的51.25%；截至9月底，中国5G用户数已超过1.2亿，近几个月的单月用户增量都超过1000万；11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9.8万辆和2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75.1%和104.9%，等等。 总之，扩大传统消费需求的改革措施，可以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方方面面，但核心还是要找到新办法、创造出新需求！新供给要创造新需求，传统产业也要通过升级产品、创造新需求——不论是需求侧改革，还是需求侧管理，都要让新树开花，还要让老树发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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