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就2020年7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情况答记者问。 问：国家外汇管理局刚刚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请问造成2020年7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是什么？今后的外汇储备规模趋势是怎样的？ 答：截至2020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544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421亿美元，升幅为1.4%。 相对美元整体走强，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7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外汇供求基本平衡。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并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上非美元货币相对美元整体走强，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总体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当前，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展望未来，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韧性强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加快形成，有利于继续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政府债务与“利率锁定” 除了推迟退休，政府往往还会采取另一个办法拖延债务，那就是零利率。 政府债务危机与零利率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必然会最走向“零利率”政策。这是因为当政府债务高到一定程度时，央行就几乎不能加息，一旦加息，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就会暴增，政府财政就会崩盘，但政府不能破产，必然会想办法拖延债务，零利率是必然的方法。实行零利率政策后政府就可以付出更低的利息，债务就可以拖得时间更长。 政府与民众最大的区别是，政府可以制定利率，而民众不能，民众只能被动接受政府制定的利率，所以政府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必然会通过零利率来拖延债务，日本就是典型，它是世界上政府债务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零利率政策的国家。我们将这种因为政府高债务而被迫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或零利率货币称为债务-利率锁定。这种利率锁定在日本已经持续很多年，在美国也已经开始。在美国，特朗普也一直向美联储施压降息。一个国家一旦发生了债务利率锁定，就很麻烦，如果没有政府债务的降低，这种锁定没法解除。但是政府债务是很难降低的，因此利率锁定也很难解除，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控制政府债务不要走到“利率锁定”这一步。 本次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债务暴增，从美国到欧洲，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实行了“零利率”货币政策，而且对遏制债务利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2007年底到2016年间，美国国债从9万亿美元暴增至20万亿美元，总统奥巴马8年任期增加的债务，相当于之前43任总统的举债总额。尽管这段期间美国债务增加了1倍，但由于利率下降，偿债成本只从4300亿美元微增至4320亿美元。 央行利率的“政府债务压制”——政府债务是央行利率的天花板 一个国家的央行实行什么货币利率并不完全自由的，而是由其政府债务决定的，一个国家的货币利率必须在其政府债务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一个国家的政府负债越低，央行利率政策越自由，政府债务水平越高，央行实行高利率政策的可能性越小，一个国家所能实行的最高利率是由其政府的负债规模可承受的利率水平决定的，随着政府负债的扩大，政府可以承受的利率会越来越低，当负债大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就必须实行零利率。因此说“政府债务是央行利率的天花板”，政府债务会对央行的货币利率形成实质性的“债务压制”。 非独立央行与货币政策不自由理论： 央行虽然有一定独立性，但其只有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没法控制政府债务规模的权利，而政府债务规模会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形成压制，央行无法不理会这种压制，首先，央行负责人一般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名并任命的，从根本上就不具备彻底的独立性，其次，央行的职责是稳定经济，如果发生政府债务崩盘，经济将会陷入极大的危机，这也是央行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尽管央行的利率自由裁量权一直会受到政府高债务的侵蚀，但最终央行都会“顾全大局”向政府部门妥协，因此从根本上说央行并不能完全独立，其货币政策也不完全自由。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会上表示，新冠肺炎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影响将持续几十年之久，人们在接下来数十年间都将感受到疫情的影响。 谭德塞还在致辞中指出，尽管科学家已经解答了一些疑惑，但是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研究。根据血清学的研究，全球大部分人仍然易感，即便是已经遭受过严重疫情的地区也是如此。很多国家出现了新一波疫情，一些最初受影响较小的国家现在的确诊和死亡病例也出现上升趋势，还有的国家已经控制住了大规模疫情。 谭德塞同时强调，尽管疫苗研发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但人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与病毒共存，利用现有工具对抗疫情。
我结的“宏观经济十大定律” 定律一：民间投资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政府投资是由财税政策决定的 经济要想发展，投资是第一位的，消费和出口都是投资的结果。投资又分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两部分，但这两部分是由不同的政策决定的。如果哪方面的投资出了问题，就应找出原因。民间投资的变动主要与货币政策相关，政府投资从根本上取决于财税政策。民间投资主要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金融环境宽松，民间投资可以大举扩张。金融环境收紧，民间投资则必须大幅收缩。所以民间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与金融政策的扩张与收缩一致的。而政府投资虽然也可以依赖债务融资，但从根本看则主要依赖财政税收，所以财税政策非常重要，财税改革政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决定政府投资有多大能力的根本因素。现在各国经济都出现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依赖货币政策，而忽略了财税政策的调整。 定律二：基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产业增长，房地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消费增长。 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的。基建和房地产发展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其他行业的发展。在我的经济学中有个“产业压制”理论，就是讲的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压制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所有产业的发展构成压制。试想，如果没有普通公路，铁路，电网，高铁这些基础设施的率先完善，一个国家几乎是没有办法发展任何产业的。为何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发展，就是因为海洋可以充当这些地区的免费基础设施，这些地区可以依靠海洋运输发展贸易实现发展。这些地区如果发展内陆贸易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载体，基础设施通到哪里，产业就发展到哪里，市场也就扩大到哪里。基础设施的效率又多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就有多高，所以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前提。同理房地产是消费的载体，房地产发展越好，消费就发展的越好，房地产的质量越高，消费的质量也就越高。宏观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抓住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两个牛鼻子，产业和消费才可以同步发展起来。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一个由政府完成，一个由民间完成，都应该同样重视。 定律三：宏观经济决定企业生死，微观经济决定企业大小 企业家做企业既要关注宏观经济，也要关注微观经济，既要抬头看天，也要低头看路。宏观经济决定着经济的风口所在，决定着行业的兴衰，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企业家的成败都是趋势的产物，站在宏观经济的风口之上，再加上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就很容易成功，反之就很容易失败。企业发展要顺势为，而不是逆潮流而动。而微观经济只决定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是企业能把规模做到多大。无论多么伟大的企业其成功都是宏观经济的产物。企业家要擅长研究宏观经济，必须要跟上宏观经济的步伐。 定律四：微观竞争淘汰的多是落后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淘汰的多是最优秀的企业 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竞争机制在微观层面保证了企业的优胜劣汰。宏观经济正好相反，发生宏观经济危机时淘汰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企业。宏观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生金融的紧缩，越优秀的企业受到的冲击越大，因为越优秀的企业往往杠杆越大。这是因为越优秀的企业，信用越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们，因此导致越优秀的企业，债务杠杆率也越高。首富一般也是“首负”。然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金融突然紧缩，越大的企业越容易最先出问题。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很难恢复，就是因为在危机时淘汰了很多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一个国家产能和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这些企业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元气大伤，国家经济要恢复元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宏观经济的稳定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绝不能误将宏观经济危机当成淘汰落后企业的手段。从现代经济调控来看，货币的周期性收缩与扩张已经是是宏观经济风险的最大风险来源，每一轮货币周期都会淘汰一大批优秀企业。所以我主张精准调控，平稳增长。政府只需要按周期控制好自己的投资，而不是控制民间的投资，这样既能熨平经济周期，也不会对民间生产力产生破坏。 定律五：如果产业升级如果与财税升级不同步就会出现财政缺口，是国家债务的根本来源 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陷入国家债务危机，这不是偶然，也不完全是政治和国家治理水平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根据我的研究，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必然出现财税缺口的。这是因为一个国一般需要同时存在着两个升级，私人产业升级和政府公共产品升级。一个国家产业私人产业越发达对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大。这些公共产品的扩大同时就需要更多的税收，而一个国家税收又不能经常调整，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财税缺口，形成政府债务。如果还没有对应的财税改革，政府债务就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政府债务危机，这时就需要进行财税升级就行。 定律六：19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性经济危机，20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21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西方经济学中只讲经济周期，很少讲经济危机，因此他们形成了很多经济周期理论，但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却不多。在我的经济学中将经济危机分为三类，分别是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国家债务型经济危机。生产型经济危机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生产型经济危机往往与某一个新产业(行情300832,诊股)的产能巨大波动有关。在十九世纪，产业门类很少，科技革命导致某个新生行业产能产生剧烈波动，都会带动整个经济出现繁荣或危机，因此那时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世纪，产业门类已经足够多，单一产业的波动很难再能造成整体经济波动，但是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泡沫传染到各个行业，从而形成经济危机。比如上世纪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等。因此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型经济危机。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构成主要是服务业为主，即使有了金融危机对服务业也影响不大，国家经济不会出现大起大落，也不会出现大面积失业。近年中国也多次发生股市崩盘，对整体经济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但是现代社会随着经济越来越复杂，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政府支出占经济的比例也更大，如果国家不能及时调整财税结构满足政府支出的扩大，国家就会债务危机，因此在二十一世纪，政府债务危机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危机的常态。政府债务危机的爆发根源不在市场而在政府，政府债务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一旦爆发就是长期性危机，因此没有真正改革，很难自动消失。 定律七：经济危机往往是“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剩，增加”高供给难度高产品”可以治理经济危机 无论是哪种经济危机，爆发原因虽然不同，但一旦爆发，都会导致整体经济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因此在治理时也会有一些共性。在我的平衡经济学理论中，我将市场上的产品分为两类，一个是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种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高供给难度的产品一般在市场上始终处于紧缺状态，低供给难度低的产品在市场上始终处于过剩的状态。一般发生经济危机时，供给过剩的一般都是低供给难度的产品，而很少发生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过剩。经济危机来临时不需要去产能，因为经济周期很短，被去掉的产能，过不了一两年还需要加倍恢复过来。无论是主动去产能还是被动去产能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对于一个没有达到发展极限的国家，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时，只需增加高供给难度的产品的供给，经济就可以恢复平衡，让经济走出危机。高供给难度的产品包括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能源设施，水利设施、军工设施、环保设施、大型科技研发项目等，这些产品的供给增加了，经济自然就会恢复平衡。 定律八：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生产效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这是“乘法式”的经济增长。 有人根据GDP公式将投资、消费、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加法式”的增长。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确实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过度投资和过度消费都会出现问题，过度投资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过度消费就引发居民负债。真正的经济增长应该是”乘法式”的增长，是依靠经济效率的提高。我总结了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分别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商品丰富度的提高。其中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合起来可以称为供给效率，只要一个经济体可以生产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而且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不断提高，经济才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只有基于供给效率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增长，大家也不需要担心需求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导致民众工作收入的提高自动就好带动需求。而要提供供给效率就要不断的降低供给难度。 定律九，国民幸福程度主要是由生存成本与收入的比率决定的 幸福不仅仅是心理因素，更是由物质决定的。物质贫乏不可能有幸福可言，丰衣足食自然幸福。如果抛开心理因素，从纯唯物主义的角度考虑，我认为幸福程度可以用收入与生存成本的比率来表示，一个国家民众收入越高，生产成本越低，这个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就越强。对于个人也是一样，当所处的生活环境的生存成本确定了，幸福感高低主要由收入确定。物质享受能给人带来快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民众也经常感觉不幸福，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生存成本更高，收入高并不一定代表购买力高，很多小城镇的人幸福指数更高，因为他们的生存成本更低。一个国家在收入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应该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可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定律十：经济发展慢，也可能是产业压制没法解除。 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很多，但很多穷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关键是很多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压制。在我的经济学中提出产业压制理论。根据我的总结，产业压制主要分为产业链压制、基础要素压制和公共产品压制几种类型。产业链压制主要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产生的压制，比如没有房地产行业，几十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没有大飞机行业行业的法则，几千个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影响。产业链之间是相互压制的。公共产品压制是指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对私人产品的压制，有些行业是公共产品，比如铁路，高速公路、互联网、农村公路等，如果没有高效的基础设施，就没法形成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随着铁路、公路、汽车的发展才出现的。生产要素压制是指重要生产要素供给不足对产业的压制，比如粮食、电力，石油都是重要生产要素。比如电力，几乎很难跨国购买，一个国家如果连电力供应都保障不了，现在工业的发展几乎无从谈起。产业压制很多时候很难自己克服，需要外力推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停滞了，就是因为很多产业压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比如有的国家粮食问题解决不了，有的是基础设施跟不上，有的国家电力供应不上，这些靠民间力量，靠市场自发都是很难解决的，必须政府需要找出压制点，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问题。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本周疫情经济追踪 截至8月3日，官方估计全球新冠确诊人数超过1800万，死亡人数接近70万。过去的一周全球日均增幅仍然超过25万，而日均死亡人数持续增长达到5700，为过去一季度以来最高。分国家来看，美国的确诊总人数仍然大幅领先其他国家，印度的日均增幅首次超过巴西，成为过去一周增长第二快的国家。 将过去一周各国日均新增新冠确诊人数和该国的历史峰值相比（见下图），我们发现有26个国家处于历史峰值，其中包括前期控疫成功的典范国家例如越南和澳大利亚；同时有33个国家处于历史峰值的80%以上。目前的主要增长热点包括美洲、东欧、中东及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印度、印尼等地区和国家。 罗汉堂的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PET）显示，截至7月31日，在132个被追踪的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73个，60个国家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恢复期国家中确诊病例显著增加是本周疫情最大的特点；少数高收入国家，例如日本和澳大利亚，因为新的疫情反复从恢复期 退回到低谷期，全球处于低谷期国家的经济总量反超恢复期国家。 过去一个多月来经济活动水平恢复乏力的趋势没有改善，在一些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亚地区，甚至有明显降低。 检测能力不足，发展中国家疫情持续恶化 新冠检测是控制大流行中至关重要的技术和政策工具。测试一方面可以检测出受感染的个体，尤其是发现可能高达45%的无症状感染者；另一方面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感染个体在恢复，从而更充分掌握疫情在人群中的分布和进展。诺奖学者保罗．罗默6月份和罗汉堂就疫情经济的交流中，尤其强调了测试的重要性，相比目前遭受的经济损失，检测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建议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实施每两周一次的全民检测。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检测能力的南北差异是一个更关键的难题，是当前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核心原因之一。 截至7月底，全球非营利组织创新性新诊断基金会已经追踪到了来自全球各国不同的公司和实验室的超过760种检测工具。富裕国家有更强的研发能力和购买力，有更大的优势首先使用检测工具和试剂。通过对87个国家的新冠检测数据的追踪，我们发现疫情发展半年多以来，全球检测能力的长足进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其人均检测数始终比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高5-10倍，甚至更多。亚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整体检测 比例在1%上下，远低于西欧和北美的10-20%。 截至2020年8月3日，检测水平达到10%左右的国家全部是高收入和部分中高收入国家（见下图）。而且，通常检测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确诊人数比例较高同时阳性率较低，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潜在病毒携带者的检出率更充分；而除去少数综合表现较好的亚洲国家（例如越南和泰国），其他检测水平低的国家大多阳性率高但确诊人数比例低。这些国家以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一般非洲国家为主，说明这些国家存在着大量没有进入正规统计的病毒携带者，疫情的状况和发展速度可能都远超官方报道的水平。例如印度的检测比例仅为1.4%，远低于目前美国的18%。密歇根大学的印度裔生物统计专家Brahmar Mukherjee 估计印度当前的实际感染人数搞到3000万，并可能在四季度超过1亿。 可以检测到早期病毒感染的测试有两种：核酸测试和基于病毒抗原的测试，更常用的前者可检测病毒核酸，后者可检测病毒蛋白的冠状突触。能够应对当前疫情的理想测试必须同时具备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使其具有临床意义，并且价廉易用，可以被每个国家大规模应用。目前发展中国家一直依赖的核酸测试过于复杂且昂贵。例如，在美国政府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发展局资助下，Cepheid研发的新冠测试价格接近20美元每次，完全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支付能力，因此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 这类公司将价格降到5美元以下。但相对便宜的抗原测试一方面敏感度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对主要研发公司吸引力不足。印度最近努力将两种测试结合起来，在保证敏感度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可能具备在中低收入国家推广的可能性。 尽管关于疫苗的讨论占据了更多的新闻头条，但实际上全球疫情经济的疫苗期可能不会很快到来，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分发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的1-2年中，充足的新冠检测能力是每一个国家必需的。构建合作的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地供给和公平分配这些关键资源将对全球疫情和经济的走势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又要开始了。 8月3日，国家医保局就《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下次《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此前，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对国家医保目录的制定和调整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明确将建立完善动态调整机制，原则上国家医保目录每年调整一次。此次调整内容，将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规定了医保目录调整规则，受大众关注的保健品等被剔除《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其中包括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保健药品；主要起增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作用的药品；酒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口腔含服剂和口服泡腾剂（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八类。 同时，《征求意见稿》）明确，符合《办法》第七、八条规定，且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药品目录外的药品，可以纳入2020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下称“药品目录”）拟新增药品范围：与包括新冠肺炎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用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的药品；纳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鼓励仿制药品目录或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且于2019年12月31日前经国家药监部门批准上市的药品；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等在内的7类药物将被拟纳入医保范围。 《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出，在2020年药品目录拟新增药品范围中，包括2019年12月31日前进入5个（含）以上省级最新版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其中，主要活性成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的除外）。 一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对产品的放量效果非常明显，并催生出多个销售破10亿元的品种。同时，在地方医保目录取消的背景下，2020年即将到来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备受行业关注。 据米内网梳理，2019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超10亿元的产品中，共有37个为地方医保目录品种，共有包括地佐辛注射液、奥拉西坦注射液、脑苷肌肽注射液、曲克芦丁脑蛋白水解物注射液、参芎葡萄糖注射液等在内的9个化药和2个中成药的增补省份数量超过20个，21个药增补省份数量超过10个（17个化药、4个中成药），这意味着将有一批大品种迎来进入2020年国家医保的机会。符合条件的药品目录外西药和中成药，一律由企业按程序提出申报，经审核通过后纳入拟新增范围。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提到，符合《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要求，且具备某些情形的药品目录内的药品，可以纳入2020年药品目录调整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乙类OTC药品在本轮政策调整中暂时被留下。同时，《办法》也规定，不再新增乙类OTC药品。 乙类OTC药品由于长期以来在医保目录、基药目录中占有一定比例，并且由于安全性强、价格低等特点，在满足我国医疗临床需求、减轻患者的医保压力上起着重要作用。此次文件对于不再新增OTC药品、剔除滋补作用的药品等调整，对相关药企以及药品零售行业来说，可能会造成巨大影响。尤其对零售药店来说，未来3至5年的走势将发生较大变化。在医保红利褪去后，零售药店今后或将产生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 有行业人士表示，本次医保目录调整，再次体现了医保新买单逻辑：合理买单，愿意为优质医疗和药品买单，绝不为不合理费用买单。
7月28日，国家能源集团首家全资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国华投资开发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在京揭牌运营，这是国家能源集团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延伸、助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新举措、新手段。 国华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由国家能源集团全资子公司国华投资公司出资设立，注册资金1亿元。国华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将依托国家能源集团的资源资本、品牌影响力等全要素资源，围绕“一个目标、三型五化、七个一流”总体发展战略，聚焦清洁能源产业链，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开展股权投资，着力支持风电、光伏等现有产业，培育氢能、储能、综合智慧能源等新兴产业，有效开创氢能母基金、新能源母基金以及并购基金、地企合作基金等在内的多层次、广范围的基金业务布局，力争到“十四五”末成为国内领先的清洁能源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规模达500亿元以上，成为国家能源集团产业结构调整、清洁低碳发展的新引擎。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国际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火电、风电、煤化工企业，国家能源集团坚定做“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践行者和引领者，通过设立产业基金，以“产融结合、以融促产”的模式，助推清洁能源产业做强做大，为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和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是国家能源集团孵化氢能源、储能及智慧能源等新兴产业，探索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之一。 据悉，国华投资正大力拓展合作伙伴联盟，将共同发起设立百亿级的清洁能源产业基金，全力打造和推动氢能产业链，支持风电、光伏等新能源项目整合，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步伐。下一步，国华投资公司将努力把国华资管公司打造为基金高效运作的“前台”，将新能源、氢能、投资等职能部门及各子(分)公司作为基金业务拓展的“中台”，财务、风控、人力等职能部门作为基金高效运作的“后台”。通过“前、中、后”台协同发力，形成“产融结合、以融促产”的新模式，早日建成“投资集团”改革的试验区。 国家能源集团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试点企业、中央企业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世界500强排名第107位，拥有煤炭、火电、新能源、水电、运输、化工、科技环保、产业金融等板块，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公司、火力发电公司、风力发电公司和煤制油煤化工公司，拥有煤炭产能5.1亿吨，电力总装机2.38亿千瓦，自营铁路2155公里，港口和煤码头吞吐能力2.64亿吨，自有船舶62艘，资产总额1.8万亿元。 国华投资公司是国家能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是新能源、投资管理、氢能、基金，在国内外运营的新能源项目装机达1070万千瓦，管理总资产976亿元，年营业收入超110亿元，人均创利、资产负债率等主要指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新能源行业和资本市场拥有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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