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实时监测系统，截至美东时间7月13日下午6时34分，全球累计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3048249例，累计死亡病例571685例。 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感染病例3353348例，巴西累计感染病例1884967例，印度累计感染病例878254例，俄罗斯累计感染病例732547例。 累计感染病例超过25万例的国家还有秘鲁、智利、墨西哥、英国、南非、伊朗、西班牙和巴基斯坦。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万例的国家还有英国、墨西哥、意大利和法国。
要闻精选 □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11日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工作要求，并提出了包含七项内容的一揽子工作措施。 □ 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11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 □ 7月13日至7月17日这周足足有29只新股登场，包括3只主板新股、7只科创板新股、5只创业板新股及14只新三板新股。 □ 央行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直接间接融资齐发力，上半年社融增量逼近21万亿元。总体看，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高于去年。 □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办法发布实施，允许外国银行在华分行，申请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 证监会10日发布文件，对招股说明书引用的财务报表有效期条款进行修改，将特殊情况下发行人可申请适当延长财务报表有效期但至多不超过1个月，修改为至多不超过3个月。 □ 上周以来，货币市场资金由月初宽松态势转向边际收紧。市场人士预计，本周央行大概率会重启逆回购操作，平稳短端资金利率。 □ 本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将正式开启审议模式。从周一开始，创业板上市委将陆续召开4场审议会议，审议锋尚文化等14家企业的首发申请，以及天能重工和乐歌股份2家公司的再融资申请。 □ 深交所明确创业板ST 及退市公司涨跌幅限制。《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正式实施后，创业板风险警示股票（ST、*ST股）将和普通创业板股票一样，涨跌幅限制按20%实施。 □ 全国股转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春就新三板改革与媒体进行沟通时透露，新三板精选层计划在本月底正式组建，首批将有32家企业集体晋层。 □ 中证协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度证券行业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0.44亿元，同比增38.65%；实现净利润1137.12亿元，同比增106.29%。 □ 工信部10日发布《工业互联网专项工作组2020年工作计划》提出，支持工业互联网企业在境内、境外上市融资，并加强对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信贷支持。 □ 证监会修改券商分类监管规定，进一步强化合规审慎经营导向。 □ 10日上午，锦州银行股东大会以投票方式，正式审议通过面向成方汇达和辽宁金控定向增发的认购协议和清洗豁免、剥离1500亿元资产、认购750亿元定向债务工具等资产重组事项，并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证监会对广发证券在康美药业相关投行业务中的违规行为依法下发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 □ 据新华社消息，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起草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税征管若干问题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近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七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加大农业企业在公开市场股票发行支持力度。 □ 近日，钛白粉生产龙头龙蟒佰利宣布，从2020年7月10日起，公司各硫酸法型号钛白粉销售价格在原价基础上对各类客户上调 500 元/吨。这是本月内第12家宣布产品涨价的钛白粉企业。 □ 刚刚落幕的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WAIC）上，8个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项目、36个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分别签约，投资总额超过300亿元。 □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官网消息，国家防总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会商调度重点省份防汛抗洪工作，紧急调拨中央防汛救灾物资支持江西、湖南、贵州。 □ 据新华社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外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2467243例。 详情请扫二维码↓
7月7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三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虽然我们不同意李铁的观点，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李铁一再回应我们的文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论述的很多观点，李铁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严重误读。下面我们对李铁文章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 不能只看人口数量，还要看人口密度 李铁说：“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几亿，我们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是14亿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多，日本的11倍多，更不要说那些几百万或者千万人口的小国了。” 中国的人口数量虽然相当于日本的11倍多，但从人口密度来说，每平方公里中国为145人，日本为345人，可见，中国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的一半，而日本现在还鼓励生育。按照李铁的逻辑，只看人口数量而不看人口密度，中国有14亿人口就是人口过多，日本有1.27亿人口就不是人口过多，那么假如把中国的每个省份都看作独立经济体，每一个省份的人口都少于日本，就不是人口过多了？就可以讨论提高出生率和鼓励生育问题了？除了日本以外，德国、英国的人口密度也高于中国，现在德国和英国也在鼓励生育。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李铁一再强调“中国人口基数大”，事实上，中国人口基数大，一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美国的历史比中国短得多，人口当然比中国少；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既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分成几十个国家，也不像印度那样分成两、三个国家（先是分出一个巴基斯坦，后来巴基斯坦又分出一个孟加拉国）。如果印度不分裂，那么现在印度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了。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宣传下，中国人口过多的观念已根深蒂固，加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人特别能生孩子。但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民族都拥有顽强的生育文化。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同部落融合汇聚才成就了统一的华夏民族，之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稳定，农业发达；这些都是促进繁衍生息和人口增长的有利因素。在过去两千多年，除战乱时代外，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通常都在20%以上。 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再大，也不能得出“人口过多”的结论。比如，新加坡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几十倍，但新加坡现在仍然鼓励生育。归根结底，我们与李铁的分歧在于，李铁把人口看作是负担，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负数；而我们把人口看作是财富，认为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 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 虽然中国现在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一个文明，中国现在并无人口优势。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亿人，内部拥有共同的种族、语系，宗教、价值观和文化认同。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体。人口是文明传承的基础。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如下图，即使现在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将急剧萎缩，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份量将一落千丈，中华文明将彻底衰微。 注：中华文明含中国大陆和我国港澳台地区，1950年前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1988），之后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的推算。其他国家1950年前来自Maddison（2008），之后为联合国人口署中方案预测。 当然，影响文明兴衰的绝不仅是人口数量，还有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组织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质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数量是基础条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时，文明的力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随着人口数量下降，人口质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 边际效应与规模效应 李铁说：“经济学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边际效应，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经济规模下，效益可能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规模边界，效应会递减，人口也是如此。” “边际效应”又称为“边际效益递减”，说的是在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产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举例来说，假设一个人耕种一亩耕地，产值是1000元；如果两个人耕种两亩耕地，总产值就是2000元；而如果人多地少，两个人耕种一亩耕地，总产值可能只有1400元，人均产值只有700元。 对于农业来说，“边际效应”基本上是适用的，人口越多，人均耕地越少，人均产值越低；然而，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却适用另一种效应----规模效应。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产值最高的产业并不是农业，在很多国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农业的产值高得多。例如，在2019年，中国第一产业（包括农业、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产值仅占GDP总量的7.1%，第二产业占39.0%，第三产业占53.9%。 在一定范围内，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越高。以制造业为例，一家公司生产100万个产品的单位成本要远远低于生产1万个产品。以交通业为例，人口密度越大，人均交通成本就越低，公共交通越发达。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劳动力是否短缺无关人口数量 李铁说：“在梁建章先生和黄文政先生的观点里，最为简单的逻辑就是未来中国人口会因出生率的下降而减少，特别是会出现人口或者劳动力短缺的时代。” 显然李铁严重误解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从未以中国劳动力短缺为理由而鼓励生育，也没有在任何一篇文章说过，放开和鼓励生育的理由是就业问题。我们多次说过，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也与劳动力是否短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人口萎缩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这是因为所有的工作机会都来自人的需求，人口减少，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工作机会自然也会减少。整体而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我们在评论李铁观点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详细分析过了，在此不再重复。 世界人口数量虽在增加，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的总趋势却在升高，说明最宝贵的财富，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价值占经济的比例总体上不断下降，现在占GDP的比例已不足5%。可见，相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财富来说，自然资源越来越便宜，人力资源却越来越昂贵。 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过多 李铁说：“温室效应是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订了气候条约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人类过度消耗资源导致了地球生态的恶化。” 实际上，地球本身一直处在持续性的变化和周期性的波动中，人类活动只是影响地球环境的众多因素之一。在人类存在以前，冰河纪与气候暖化曾交替出现。至于人类活动到底如何影响环境往往难有定论。即便这种影响显著存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及环境保护措施远比人口政策对环境的影响更重要。比如，上班族自己开车所造成的能源消耗、空间占用和环境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政策差异对人口总量和环境的影响只有百分之几或几十，相比交通方式差异的影响低一个数量级。生育政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对人口规模产生可感受的影响。而在这期间，如果对环境问题认识到位、措施得当，完全可让环境改天换日。 而且，人口少未必意味着环境好。在环境质量上，人口稠密的欧洲优于人口稀少的非洲，人口密度较大的日本优于人口密度较小的中国。蒙古是世界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但却位于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其中90%的草原受到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影响。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研究，在过去20年里，地表增加了200万平方英里的植被，相当于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而这其中三分之一的绿色增长竟然要归功于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虽然这其中是否有多大程度与气候变化有关并不确定，但中印两国在变得更富裕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而投入更多资源用于造林和植被改善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两国巨量的人口规模甚至是改善环境的有利因素，这点与蒙古等人口稀少的国家环境加剧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相比之下，人口要少得多的巴西，其亚马逊雨林反而在不断萎缩。 全球的人口问题不能只由中国负责 李铁说：“继续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不仅会使中国要面对诸多发展中的困境，更会使全人类不得不面对未来人口过多而出现的各种问题。” 现在全球共有77亿人口，其中，中国人口为14亿，中国以外的人口为63亿。如果地球真的是人口过多了，那么世界各国都要参与控制人口的计划，尤其是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更应该控制人口，并且应该制定各国的人口控制比例。如果其他国家不限制生育，只在中国限制生育，我们想反问李铁：如果仅仅对中国14亿人限制生育，而其余的63亿人却不需要限制生育，这样能解决全球的人口问题吗？ 李铁说：“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是在牺牲中国无数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前提下实现的。但是也因为曾经的人口控制，减轻了中国发展的巨大负担。” 可以看出，李铁仍然是把中国人口看作是巨大的负担，把中国控制人口看作是“给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平均价值是正数，中国的极低生育率意味着勤劳和聪明的中华民族占世界的比例在急剧萎缩，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 绝大部分国家都不会把降低生育率看作是给世界作出贡献，因为这些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宝贵的资源，许多生育率远高于中国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例如，法国政府给生育4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颁发共和国家庭勋章，其中4-5个孩子的家庭是铜质，6-7个孩子的是银质，8个及以上孩子则是金质勋章。实际鼓励措施更不计其数。即便如此，法国生育率也只有接近2.0，依然不到更替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也在竭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还是在极低水平徘徊。 总而言之，李铁的论点还是认为人口是负担，这个和200年前的马尔萨斯理论同出一辙。而马尔萨斯理论可以说是朴素的“农民”的人口理论，早已不适合现代经济体。200年前马尔萨斯时代，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人均占地多当然会提高生产率。李铁也是不断地用农业和人均耕地的例子作为其论据。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已经步入工业，服务业和创新型经济，农业的占比也非常小，而中国的年轻人绝大部分早已不从事农业。所以，有些人现在还死抱着农民的惯性思维而得出“人口是负担”的结论，真可谓是谬之千里，这种错误观点对人口政策的改革极具误导性。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数据安全将有法可依了。 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该草案共七章五十一条，包括法律适用范围；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数据安全制度；数据安全保护义务；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以及数据安全工作职责六方面内容。 众所周知，信息技术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交融，各类数据迅猛增长、海量聚集，对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数据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意味着，国家从法律层面对数据安全管理和开发利用进行规定和约束，不仅是落实“以法治国”的具体行动，也必将促进和护航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顶层设计发展数字经济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技术等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物联网、电子支付、电子政务、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消费、金融科技等已成为我国蓬勃发展的新业态。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组成部分，而数据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草案中明确指出国家坚持维护数据安全和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并重，以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促进数据安全，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 为更好保护数据、更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意见、纲要和规划等。2015年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6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新增数字创意产业；2017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再次着墨数字经济，称将“壮大数字经济”；201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2020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肯定了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深远影响。 数据安全法的制定与上述纲要、规划、法律等一脉相承，进一步夯实了国家顶层设计。数据安全法要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在法律保障下促进数据共享、流通、交易与应用，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数字经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草案第十三条对此战略进行了描述，即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数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并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政府是海量数据拥有者，草案专门用了一章对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进行描述，表明政府从自身做起，推动数据开放，实现数字化社会治理，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强决心。例如第三十四条描述国家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时效性，提升运用数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第三十八条要求国家机关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务数据。对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在草案中也有相应条款描述，例如第十九条要求对数据实行分级分类保护，各地区、各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确定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重要数据保护目录，对列入目录的数据进行重点保护。第三十九条指出国家要制定政务数据开放目录，构建统一规范、互联互通、安全可控的政务数据开放平台，推动政务数据开放利用。 这些具体条款和措施都表明国家正加速建立以数据为新的生产要素的安全协同治理体系。推动有关部门、行业组织、企业、个人共同参与数据安全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数据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打好基础、做好服务，进一步壮大数字经济，打造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催生数字经济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我们已进入“大众数据“时代，即数据已成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每天利用的生产要素之一，每个人、每个组织是数据应用者，也扮演着数据生产者、交换者、加工者等多种角色。草案对数据开发利用基础模式进行了描述，定义国家法律层面保护的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非电子形式的信息记录。 数据开发利用活动包括数据收集、存储、加工、使用、提供、交流、公开等。这将意味着在法律保障范围内，未来将出现以数据生产、数据集成、数据加工、数据交易、数据应用、数据管理为基础模式的数字经济生态链。在新的生态链下也将产生新的产业分工和职业体系。例如将需要更多的信息源管理工程师，数据挖掘工程师，数据计算、建模工程师，数据审计师，及数据运维工程师等。 在数字经济生态链中，每一个组织和个人都是数据生产者，也同时是数据应用者。数据集成者将收集各种多源异构数据，建设数据分级分类目录和海量数据存储体系，解决数据归属、确权等基础问题。建设企业、行业、区域或国家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集中管理，进而实现数据开放和交换共享。数据加工者将充分利用数据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结合应用需求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计算、仿真和预测，输出基础技术平台、接口、组件和工具。数据交易者通过公益开放、商业购买、数据交换等方式，更大范围挖掘和兑现数据价值，满足不同经济形态、业务场景应用需求，帮助数据生产者、集成者、加工者等获得自身在数据流通中生产的价值。有了前述数据生态节点保障，数据应用才能与更多业务场景相结合。各应用方才可能获取想要的数据资源，进而设计研发更丰富的产品，推动商业创新、企业转型、产业升级。催生数字经济产生新模式、新业态，推进数字经济进入新阶段，产生新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更好惠及民生 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并正在快速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数字经济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例如通过电子支付改变了我们使用现金的习惯；网络购物让我们节省更多时间享受生活；远程教育让偏远地区的孩子能够与城里孩子一样享受高质量的教育；政府数据共享和各种政务电子化服务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初步实现了百姓少跑腿；在数据共享场景下的网络医疗让患者不用到医院排长队也能得到有效治疗；通过公开公示各种行政监管、司法处置类数据，让失信者处处受限，让违法者付出更大代价。企业利用更丰富的数据对自身信誉进行及时修复与管理，利用数字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精准营销。专业评级机构利用丰富的数据对企业等的信用进行分析和评价，揭示信用风险，为投资者服务，帮助企业更好融资发展，为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产业研究院2019年4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占GDP比重34.8%。《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数字经济增速持续保持高位，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已惠及民生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世界各国为防控疫情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表现优秀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家在疫情防控战役中充分利用了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发现密切接触人员、进行疫情数据填报共享、疫情防控监测预警、远程医疗、动态物资生产调度，开展“云办公”、“远程交流”、“无接触生产和运输”、“电子化监管”、“云端贸易”。企业通过“线上经营”最大化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服务转换企业经营模式，探索新的发展契机。数字化拉近了城市与乡村间的距离、缩小了城乡差距，实现精准扶贫、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如网友所说，很难想象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疫情防控成为新常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了“健康宝”我们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这说明人们已开始习惯数字化生活的每一天，更多人已切身感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给生产生活带来的便捷、安全和实惠，数字经济正以更快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幸福和美好。 诚然，一部法律无法规定和保障所有，发展数字经济仍然有不少困难需要在前进中解决。例如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技术人才仍然紧缺；国家对新技术人才的培养体系还有待发展；数据收集、存储、加工、挖掘、应用等的技术还有待突破；数据共享范围和体系还比较有限；数据交易模式还有待探索检验；企业转型还需要经历思维到行动、到成果验证的过程；全民数据安全保护意识还需要加强引导和教育等。 法律展现国家意志，有了法律保障，国家会加速推进，更多的社会力量也将在法律范围内找到发展机会、培育发展模式。我们相信数据安全法的发布必将促进上述问题更好更快解决，必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也必将更好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罗汉堂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Global Pandemic Economy Tracker，简称PET），并由新浪财经中文独家首发！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全球确诊人数在格林威治时间7月6日达到1150万，目前确认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53.5万。过去一周增幅最大的国家为美国和中国以外的金砖四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 罗汉堂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监测共覆盖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总人口的90%，总GDP的97%。截至7月5日，这些经济体中，进入恢复期的为67个，相比上周数目净增加了1个；自五月中以来，进入恢复期国家数量上升的势头有所放缓。同时有58个仍处于应对或低谷期，这些国家大多为疫情爆发较晚的亚、非、拉国家。 比较来看，处于恢复期的经济体主要位于东亚、大洋洲和欧洲，人口占全球比例40.0%，经济体占全球GDP份额53.7%，平均经济活跃度已经恢复到96%，累计经济损失（相对2019年的GDP）为 3.4%。这些地区超过2/3的新冠患者已经恢复。处于应对期和低谷期的56个经济体人口占全球比例50%，占全球GDP份额为43.6%，平均经济活跃度水平提升至92%，累计经济损失（相对2019年的GDP）为 3.6%。一方面，这些经济体累计感染人数超过800万人，现存感染人数近半。 美国疫情经济的东西分化 过去一周，美国疫情复发之势愈演愈烈，截止7月6日，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美国确诊人数已经接近300万，大约相当于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总和，超过13万人死亡。主要原因是多个州的领导人过快以及在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重启经济，一方面部分州认为重启经济的重要性要大于病毒防控，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和居民并不重视防控措施如强制保持社交距离，带口罩等。 因此我们观察到美国各州之间的疫情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共有27个州在5月15日之前解除了“居家隔离令”，主要分布在美国西部、南部和部分中西部，大部分位于东部和东北部的其他23州在之后逐步开始复工。 较早重启经济的州，感染数均大幅增长，贡献了当前美国每日新增病例的超过70%。这些州正在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类似的疫情经济曲线——病毒仍在快速传播的情况下，经济强行重启。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在低谷期蹒跚不前，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等州更是退回病毒爆发传播阶段，这里新增病例的翻倍天数都仍然很低，不具备可持续恢复的条件。这些州大都数缺乏充分的测试和追踪政策，因此大大影响了他们控制疫情的能力，提高了重启经济的风险。 与此同时，在5月15日后复工的大部分州，包括明尼苏达、华盛顿和疫情惨烈的纽约州，都展现出典型的第二波疫情模式，即缓慢但稳定地减少新增感染人数，并逐渐恢复经济活动。当然也有例外，美国西南的亚利桑那州的新增确诊数仍在快速上升。 和深陷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各州的经济、医疗和财政资源远远要充足得多，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ric Maskin指出，由于政党和社会分歧显著，美国整体缺乏足够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去修正当前的错误。尽管11月的美国大选是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但在那以前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生命损失。 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在高疫情风险下重启经济 南亚是美州之外新冠病例新增最快的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个南亚国家的病例数都位于全球前20。这些国家目前每百万人病例数大约为500-1000，这一方面是极低的检测率的结果，在前20国家中南亚三国的检测率（5000-7400检测/百万人口）比其他国家低1-2个数量级；同时也说明这些国家病例增长的风险仍然很大。南亚国家的疫情经济曲线的走势极为相似，病例翻倍天数仍在20左右，但迫于压力，各国均已重启经济。考虑到其落后的公共医疗系统，可以预见南亚地区的疫情仍将继续恶化，疫情经济的恢复将比较缓慢。 具体来看印度，经历了三个阶段长达两个月的封锁，印度部分企业于5月中部分重启启动；月初，经济进一步重新开放；到6月中旬，印度失业率从4-5月份历史性的高点23%恢复到11.1%，接近封锁前的水平。6月份货物运输也恢复至接近封锁前水平，商品及服务税征收额环比上升近50%，从5月的62，009千万卢比和4月的32，294千卢比恢复至90，917千万卢比，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4月的27.4和5月的30.8恢复至6月的47.2，接近50的荣枯线，但距离1月份的55.3还有一定距离。印度政府从7月1日起宣布了更多宽松政策，但印度每日新增病例数量已经和巴西持平，并在本周超越俄罗斯成为确诊病例第三的国家，印度接下来的疫情经济恢复仍然困难重重。 点击进入全球疫情经济追踪（PET）系统
7月7日晚间，大东南发布了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3800万元-45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5.35%-782.65%。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大东南方面表示，主要是由于公司持续优化销售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降本增效、提高盈利能力；降低财务杠杆、严控费用支出。 据悉，大东南经营产品覆盖传统包装薄膜、耐高温超薄电容膜、光学膜。近年来，公司加速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结构，向新材料高科技领域迈进，投入研发生产差异化特种膜产品。大东南方面介绍称，目前特高压（电网）项目市场大约在一年1万吨膜，2020年公司的特高压电容膜占国内市场约30%份额，该产品主要应用于国家输变电网建设项目。 2020年初，国家电网公司研究编制了《2020年特高压和跨省500千伏及以上交直流项目前期工作计划》，明确将加速南阳-荆门-长沙工程等5交5直特高压工程年内核准以及前期预可研工作。 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分析指出，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线缆、变压设备、高压开关等相关产业展，其关键技术除了高压电气开关设备、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装备制造之外，依托5G信息技术可以推动物联网、芯片，软件及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符合我国当前的产业转换与升级，在此背景之下，2020年特高压有望成为贯穿全年的投资主题。 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已计划有多条特高压网络修建，特高压电容膜是国家特高压建设计划需要的材料之一，用量会有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7月7日，大东南在投资者平台回复投资者称：“目前公司特高压产品供货稳定。公司有足够的产能，和相应特高压电容器生产商保持积极联系与沟通，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7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亿美元，升幅0.3%。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王春英强调，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常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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