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非常特殊而充满挑战的一年。贸易摩擦、新冠病毒的暴发和传播，美国发生的骚乱，世界经济衰退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我仅举几个重大的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今年全球增长将为-4.9％。 全球性的挑战和危机应在全球范围内采用多边方法应对。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除非每个国家都获得安全，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当我们开始讨论应对此次疫情和全球危机的多边方法时, 我认识到，目前对多边主义和多边机构的价值是有争论的。有些人主张经济脱钩、冷战，甚至是文明冲突。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问自己：东西方文明之间是否存在根本冲突？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都是独特的，但并不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文明。举一个例子，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有了太极或阴阳的概念，指的是两种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和演变。我发现，这也是同一时期希腊医学、生理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另一个例子：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庸之道”，而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广泛探索的“中道原则（doctrine of mean）”与此极为相似。 16世纪，杰出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认识到孔子和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基督教所主张的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致的，他因此毕生致力于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普世同盟”。 经过4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是市场导向，实际上，由于广泛的社会福利安排，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动员的财政资源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高于中国，但是欧洲没有人抱怨这种福利扭曲了市场。 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深厚的市场经济传统。在公元前6世纪，著名哲学家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建议他的政府要“无为而治”，这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中国古代版。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管子在公元前7世纪提出，在经济萧条的年代，政府可以增加支出以实施看似浪费的项目，以创造就业机会。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古代版。在金融领域，中国也曾高度发达。早在11世纪，中国就推出了世界上第一种官方纸币。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最庞大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包括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这将使中国有能力创新，变得更加专业、务实和理性。 与那些由多国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相比，中国本身已成为最大的单国零售市场，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集中的财政货币政策、极具深度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这样一个单一国家的大市场，其本身的规模和效率胜过由很多较小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中国政府还决心进一步开放经济，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进行结构改革，包括为国有企业引入竞争中性原则。归根到底，中国国内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果将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我认为，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体制下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与竞争才是正确的选择。幸运的是，IMF仍在正常运行，并发挥了建设性的领导作用，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也给予了支持。 在短短几个月内，IMF已对27个国家实施了债务减免，这得益于一群资源更丰富的成员国的捐款。IMF已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了超过100亿特别提款权的优惠贷款，并为74个国家批准了470亿特别提款权的紧急融资（RCF和RFI），创建了一个新的短期流动性贷款工具（SLL），正在推动批准3650亿特别提款权的新借款协议（NAB），并为新一轮的1380亿特别提款权的双边借款安排（BBA）做准备。中国积极参与了上述所有努力，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IMF和世界银行联合提出了一项债务偿还暂停倡议，该倡议已得到二十国集团的认可，中国已进一步呼吁将该倡议延长至2021年。成功实施上述倡议的关键是公平分担成本以及所有债权人的充分参与。 在上述多边框架之外，中国还做出了更多努力，包括赦免非洲国家的无息贷款；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20亿美元无偿援助，以抗击新冠病毒并恢复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国将在非洲实施涵盖30家医院的中非医院合作计划；除了非洲现有的46个中国医疗队外，中国最近还向非洲派出了5个紧急专业医疗队；中国政府承诺，一旦完成自己的疫苗开发和测试，将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建立综合性的储运枢纽，以支持全球医疗供应。 据我的经验观察，多边合作有很多优点，它以规则为基础，由代表成员国的理事会或董事会按程序做出决策，受援国面对的是多边机构，而不是特定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因此，多边机构可以降低（尽管不能消除）地缘政治敏感性。尽管各国在许多问题上，甚至在某些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IMF的大多数成员还是能够在许多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我认为，目前布雷顿森林机构还可以做两件事： 首先，IMF可进行一次新的特别提款权普遍分配，以增加国际储备资产的供应，减轻任何一个储备货币发行国过多供应其储备货币的负担，并为低收入国家提供减轻其债务困扰的必要资源。 其次，多边开发银行应显著扩大其贷款范围，不仅应涵盖发展中国家，而且应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这将充分利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极大地刺激全球需求，提高借款国的增长率。 最后，祝愿后新冠疫情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合作与和平的世界。
二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快速反弹，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之所以说情理之中，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我国疫情控制非常成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国每天的新增病例已经都是在个位数；第二个原因是政策支持的力度特别大。 为什么又说在意料之外呢，因为全世界在今年的二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说是过去的几十年来最糟糕的。像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基本都是在同比-10%以下。所以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在全球疫情三、四、五月份还在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国家GDP增长速度能够快速反弹，回到2%以上的水平，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国家GDP在二季度快速反弹有几个驱动因素，我认为第一个亮点是在出口方面，出口表现出了非常高的韧性，如果我们环顾我们周边的一些主要出口国，像日本、韩国，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的出口增速基本上都是同比-20%、-30%左右的水平。而我们在六月份，出口同比增长速度已经恢复到了0.5%，可以说让全世界都在瞩目。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出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全球形势下面，能够保持这么高的一个韧性，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复工复产做得特别好。而其他的国家还处于可以说是疫情中间，所以对很多产品的需求，一方面比较旺盛，尤其是各方面的医疗物资，还有一些需要再加工的各种产品，比方说电脑、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庞大的制造业能力就能够向世界各个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物资，所以这既跟我们国内疫情控制比较好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跟我们国家庞大的制造业，可以说是非常广又非常深的这个产业链，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亮点，在出口方面。 第二个亮点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个和我们非常快速及时地，可以说是拉动内需，是非常有关系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同比增长速度已经上升到了11%，可以说是过去几年中最快的。而且基础设施的质量是在优化，这次我们强调了很多新的基建。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这次基础设施更加强调了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第三是基础设施投资快速恢复增长，再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投资恢复增长，实际上也拉动了我们国内的工业生产，比方说像水泥，我们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水泥的生产已经同比增长8.6%，在过去的几年也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钢材增速已经恢复到了6.2%，而挖掘机这样一个直接和基础设施建设非常相关的工程机械，这样的一些产品呢，在过去的几个月，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60%以上。那么我们再来看发电量，跟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和各方面的消费是密切相关的，到了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恢复到了6.1%的一个增长。 消费方面得益于纾困政策，也得益于复工复产，使得我国的就业率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在二月份、三月份有大量的失业人群，但随着复工复产的快速推进，我相信，失业人数在二季度是快速的降低，只有就业保持稳定，经济才能够真正稳定。而就业的稳定也能带动消费的稳定，这样的循环才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消费方面，实物商品的零售已经基本上恢复到了去年的水平。而网上实物商品的销售同比增长已经超过了11%，相当一部分的服务业转移到了网上，这和我们国家的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而网络教育、网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线上服务的业务发展。 最后在房地产方面，过去这几个月也有非常快速地改善，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新房销售已经恢复到了同比增长9.7%。
中国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成立 首期总规模885亿元 (记者 赵建华)中国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15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人民币。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昆出席揭牌仪式并致辞。他介绍，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是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旨在健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下，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超额完成募资任务，顺利召开基金公司发起人大会、第一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圆满完成基金公司注册，十分不易。 刘昆强调，财政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出资人和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将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决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切实履行好国家出资人职责。基金公司要加强与沿江省市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聚焦长江经济带沿线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等绿色发展重点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要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投资能力，加强基础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要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信息资源优势，加快项目储备，推动基金尽快开展投资业务，尽早发挥效益。(完)
7月15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揭牌仪式。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了揭牌仪式。财政部部长刘昆，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上海市代市长龚正出席并致辞。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主持会议。 刘昆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旨在健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渠道，利用市场机制支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情况下，基金首期总规模达885亿元，超额完成募资任务，顺利召开基金公司发起人大会、第一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会议，圆满完成基金公司注册，十分不易。 刘昆强调，财政部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出资人和基金公司第一大股东，将认真践行党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坚决落实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等重大国家战略，切实履行好国家出资人职责。基金公司要加强与沿江省市及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聚焦长江经济带沿线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等绿色发展重点领域，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在推动绿色发展中发挥好示范作用；要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和投资能力，加强基础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要充分发挥部门、地方在绿色发展方面的信息资源优势，加快项目储备，推动基金尽快开展投资业务，尽早发挥效益。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国家能源投资集团等股东单位负责同志共同出席。
中国央行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6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为211742.47亿元人民币，环比减少60.16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外汇占款是指受资国中央银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反映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即为央行口径外汇占款。 国家外汇管理局7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23.28亿美元，较5月末上升106.36亿美元，升幅0.34%，连续三个月回升。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解读称，6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总体保持平衡。受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主要国家货币及财政刺激政策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元指数小幅下跌，主要国家资产价格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王春英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出现边际改善，经济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往前看，我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经济增长保持韧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同时，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口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感谢梁建章先生继续和我讨论，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 梁建章新发表文章中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都在鼓励生育，人口快速增长，为什么单单中国要进行人口控制？ 但是，如果真的了解全球的情况就会知道，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难道我们还要重蹈这些国家的覆辙吗？ 在我之前文章的评论区，也有很多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凭什么那些国家可以多生，我们就不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在我看来，以适量的人口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财富，才能达到增长的目标。因此，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梁建章在回应我的观点时，特别谈到人口密度问题，他以日本、德国、英国为例，提出“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都不认为本国人口过多，中国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人口过多？”。 这个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原因在于，仅仅是将人口密度进行简单的横向对比，并不科学。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如果只是就人口密度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会出现很大偏差，也没有什么意义。人口密度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多的社会经济因素。 比如，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再如，以国土面积来看，我们与美国相当，但是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可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中国约15%左右，美国约20%左右。以此来计算人均占有耕地资源，中国是不到1.4亩，而美国约10亩，我们仅仅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左右，更不要说农业人口平均占有其他资源的水平了。 再来看日本，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这是需要通过非农产业吸收足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可以达到的结果，而中国由于人口规模过于庞大，非农产业转移农业人口已经处于瓶颈。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人口密度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比看上去要复杂。显然梁建章虽然长期从事人口问题研究，但是却被局限于人口数量的加减法关系中，而忽视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人口规模数量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忽视了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并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寡，重要的是人口的质量和结构，以及人均占有资源的多少。 要在全球格局中认识人口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是否过多，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但之前的讨论更多立足于中国本身。实际上，人口问题不仅事关中国自身发展，还关系到全球竞争格局。也就是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现在的局面，表面上是美国误认为中国要挑战老大的地位，其实隐含着对未来全球资源分配格局的深度担忧。也就是说，当中国14亿人口中即使其中一部分达到了欧洲和日本的发展水平，就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未来对于资源的分享，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了美国人均占有资源的水平，世界资源分配格局将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更不要说中国所有的人口都达到这个水平。因此未来中国承担的外部性后果将会越来越严重。 虽然我在过往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机会，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将会给科学技术和新产品市场提供无限的发展空间。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发展空间和人口规模虽然可能会给一部分国家带来机会，但是对另一部分国家而言，可能更多是挑战。实际上，有些国家似乎是以价值观体系的名义提出挑战，其实背后的动力还是经济利益，这已经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中国现今面临着外部的挑战和压力，无论这些挑战和压力是来自于价值观，还是经济或者是军事，无疑都会大大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并且直接影响到增长速度的变化，甚至影响到每个国民的生活水平。 必须意识到，当前的全球形势，是我们讨论人口问题的基础之一。中国已经有14亿的存量人口，在现在的形势下，如果仍主张所谓积极扩张的人口政策，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毕竟谋求发展不再单纯只是中国自己的事，还涉及到世界资源的总量、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以及能源供给和高科技市场空间格局的转变。毕竟，我们并不能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而是要适应这种既定的空间发展格局，讨论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存状况，以及能够更多地分享发展所带来的的成果，而不是去生育更多的人口，不仅仅给自己的国家，同时也为全球带来压力和危机。 要认清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回顾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但凡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问题，很少是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的，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采取军备措施，也是防范未来各种对于自身利益的侵袭。任何一个国家的无限度扩张并不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会，而是带来压力。 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在低水平消耗资源的发展阶段，没有人可以与发达国家产生竞争。但是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以及自身的高速发展引发的世界资源分配格局的重组，显然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想象。因此到底是通过与中国以合作的方式，还是竞争的方式，甚至采取更为激烈的防范政策，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主题。当然，已经有不同的声音，也有许多国家认清现实，更希望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机会，采取合作或者公平竞争的方式，继续与中国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交往和交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实的挑战的存在，特别是少部分国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限制和防范的方式遏制我们的发展。 当然，可以假设有这么一种理想的封闭发展模式，不考虑任何外部环境的变化，一个国家可以无限制地增加人口，同时无限制地扩大自己的消费市场，从而得到无限的发展空间。但实际上这种理想模式并不存在。一方面人口过度增长带来不是富裕，而是贫困。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外部压力而造成增长的放缓。 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也就有了更多的市场空间来强化国际合作，也可以有能力应对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许多挑战和难题。 如果搞清楚这些，中国为什么还要走人口扩张，摊薄人均资源，以至于降低收入水平以及影响整体发展的道路呢？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财政部：加强规范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使用 (记者 赵建华)中国财政部13日公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加强和规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下称基金)的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 基金是由国家批准设立的政策性基金，按照市场化模式进行管理。基金的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等绿色低碳领域活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安全、效率、专款专用的原则。 根据上述征求意见稿，基金来源包括：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所获得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基金运营收入；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捐赠；其他来源。减排量收入由国家和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按照规定的比例分别所有。减排量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全额纳入基金。 基金使用采取赠款、有偿使用、理财等方式。基金通过有偿使用和理财获取合理收益，以做到保本微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该机制是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通过发展中国家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并向发达国家转让减排量的方式，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低成本地完成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同时，发展中国家由此获得转让收入，用于支持本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积极措施，支持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的国际合作。2006年8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清洁基金及管理中心，负责管理CDM项目国家收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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