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应梁建章先生的观点之前，特别要向很多没有看到前几篇讨论文章的读者说明，我的观点是，人口政策应根据人口出生率的变动进行调整，这也是当初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初衷。 从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放宽到现在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是一次较大的政策变动。而且，未来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宽到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但是，放宽和取消了生育控制政策，不等于就会转变为鼓励生育。因此，目前的人口政策重点应该是用有限资源提升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 基于同样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结论 在前几轮回应梁建章提出的问题时，我发现，有些讨论已经进了死胡同，很难再继续下去。因为基于同样的事实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例如，我提出国家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能力的问题。梁建章则认为，人口是纳税的基础。但他忽略的一点是，如果城镇人口大多处于中低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很多的人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之下，另外还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尚没有得到充分解决，国家还要下大力气解决他们贫困和收入增长问题。这些城镇和农村低收入人口，何谈他们是税收的基础？ 再有，梁建章举出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密度高的例子，但是回避了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特点。即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创新能力就越强。因此，考察一个国家的人口状况，更应该切入的角度是人口结构状况，而不是简单看它们的人口密度和数量。至于如何提高人口质量，重点是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否满足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曾举出日本农村人均占有资源比中国多的例子，以此来说明日本因农村人口少而可以增加人均占有资源的优势，梁建章则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口多，而能够被转移出去，所以才可以导致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增加。但他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有限的人口数量可以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一个国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吸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远超日本总人口数倍，目前来看，已经很难再继续吸纳新增农业转移人口，这说明中国对这部分劳动力的吸纳已经达到了一定极限。如果中国未来要达到日本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标准，还有将近2亿的农业人口需要转移。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近3亿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梁建章举了大量发达国家的例子，来说明科技进步可以解决人口就业问题，但没意识到这只是在一定人口规模下才可以做到。比如，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口结构显然与中国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最好的公共服务条件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美国就业。同时，美国也在限制大量低收入国家的移民进入。从最近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就可以看出，美国并不希望人口无限制增加。 会出现“人口危机”吗？ 除了梁建章，我最近还看到不少热衷于教科书的人口学家举出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人口越多越好，还担心老龄化的加深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以及从出生率下降推导出所谓“人口危机”。 显然，部分人口学家只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待人口问题，而没有看到人口与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联系。如果就人口谈人口，而忽视了人口总量、人口结构和质量、劳动力就业、国家财政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等问题，确实容易得出，甚至放大“人口危机”论。 按照联合国总和生育率低方案计算，中国到2050年的人口仍多达12.94亿。在这一规模下，中国可能仍然会面临着就业困境。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两位数，一位数增长接下来会是常态，甚至会降低到5%以下（图1）。经济增长率的放缓会直接影响就业（图2）。到2050年，中国仍然要解决6.71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 另一方面，就业水平虽然可以提高，但是如果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月工资水平（约3622美元），中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当下的月平均工资（约979美元）需要提高近3倍，如果按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约564美元），则需要提高5倍多。届时中国将面临双重压力：要解决相当于美国就业人口3倍以上人口的就业问题，还要使平均工资比现在提高至少3-5倍。这能够做到吗？ 按照同样的方法计算，拿日本目前的人均收入（近3000美元）或者欧洲国家（比如德国4000多美元）来比，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外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是否如此乐观，有能力做到在国际上一枝独秀？ 图1：2000年-2020年上半年GDP增速变化 图2 2000年以来我国就业增速与外出农民工增量 很多人认为，未来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老龄化。他们认为，因为会“未富先老”，所以要生出更多人口，来供养越来越多的老人。但显然这是一个悖论。 首先，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危机，不能仅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因为高福利化政策，使得发达国家无法承受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出。日本的养老金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3%，已经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由于财政按照高标准过多地负担养老金，导致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其他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因此，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到了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达到28.3%（联合国低生育率方案预测结果），我也不认为就会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老龄化危机。原因在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将会给社会带来以下几种变化。 一是老龄人口生命周期增加的同时，老龄就业能力也会提升。即使现在，老龄人口也提供了大量的家庭劳务支持，是另一种就业形式的存在；二是服务业在就业结构中上升到主导地位之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口大幅度下降，半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就业大幅上升，使得老龄人口还可以继续承担一定的社会劳动，当然前提是社会仍然具备分充足的就业岗位；三是老龄社会的消费潜力还有待提升。老龄社会将会带来巨大的服务业需求，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结合老龄社会的出现，养老产业的发展也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产业机会，而不是像很多人所担心的，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都是负担；四是老龄人口未必一定需要增加子女供养。在现今社会，社会上有一大批“啃老族”，那到底是年轻人养老人，还是老人养年轻人？五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例如法制化或者是道德体系的建立，形成家庭和谐的共生机制，来解决将面临的老龄化社会难题。有关老龄化的问题我还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专门讨论。 不仅是梁建章，还有一些人口专家经常提到所谓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认为这种家庭结构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虽然在中国的城市曾经存在着一大批“四二一”家庭结构，与当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不能把这种结构放大到全社会，毕竟中国还有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对于他们的生育政策相对要宽松得多。 从总人口来看，农村户籍人口占将近三分之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实行“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也没有在严格限制之列。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的政策套用到14亿人口，显然是对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结构还是不甚了解，特别是缺少对农村情况的了解。显然这些专家们应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站在人云亦云的角度，或者是拿着教科书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的人口问题。 文明的冲突源自资源占有的不均衡 很高兴梁建章谈到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而且把人口和文明问题结合起来。确实如此，对于人口的认识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更为清晰的结论。 人类的文明，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增长和发展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人类诞生开始，文明的冲突就是源自人口对资源的占有。远古和中世纪以至于当代社会，人类都并没有超越这个规律。 首先要看到，文明的冲突导致了战争的发生，随之而带来的文明融合，也使得人类经历了科技进步，经历了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并带来了供养人口能力的大幅度增加。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口越多，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就越来越残酷。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一个国家内部，这种不平等都导致了贫富的严重分化，财富将继续被少数国家和少数集团占有和控制，这将是长期存在的过程。 其次要看到，任何文明体都不是空洞的形式，体现在现实中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方式存在。因此，在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中，一定会出现国家之间的不均衡。在国与国之间，到底是以更多的人口、更低的效率和更低的人均水平参与竞争，还是以优质的人口结构、更高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人均能力来参与竞争？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份子，我们无法改变人口过多的现实，同时还要参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下中国特殊的体制优势，使得我们可以通过集中优质资源解决重点问题，以此来提高竞争能力。而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如何整体提高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保证收入的稳定增长。在这方面，会是更严峻的挑战。 本文原发于《财经》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梁建章五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贫穷的原因并非人口过多
对整个油气管网分离改革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步终于跨出。 昨晚，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石油央企同时发布了拟向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管网集团”）转让旗下油气管道等资产的公告。在专家看来，这意味着管网分离改革再获实质性进展，油气市场化改革拉开序幕，国家管网集团也向实质化运行又前进了一步。 此前的4月份，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率先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油气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权移交协议，由此成为三大石油公司中第一家移交油气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权的石油央企。 但中海油持有的管网资产相对最少，此次移交的整体影响并不大。随着拥有国内最多油气管网资产的中国石油以及管网数量仅次于前者的中国石化也启动转让管道相关资产，改革的进度无疑大大加快。 中国石油公告称，已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关于油气管道相关资产的交易框架协议》《关于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等10项分项协议、《生产运营协议》等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主要油气管道、部分储气库、LNG接收站及铺底油气等相关资产（包含所持公司股权）出售给国家管网集团，获得其股权及相应的现金对价。此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核准/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为基准，最终对价需要考虑过渡期间损益、期后事项调整以及铺底油气资产交割时点价格等因素影响，经审计后确定。 对此，中国石油有关人士表示，公司进行本次交易主要着眼于未来长远发展的商业考量。首先，管道业务重组后，公司将更加聚焦上游油气勘探开发，并积极推动油气终端市场开拓。其次，实施管道业务重组可有效减少管道投资规模，从而缓解公司资本性支出压力。其三，参与国家管网重组，将有助于加强与国家管网集团在管网规划、使用、运营等方面的战略协同，并为公司带来积极的财务影响。 同日，中国石化也公告称，拟将其持有的相关公司股权、油气管道及配套设施等资产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国家管网集团增发的股权和/或支付的现金作为交易对价。其中，所属天然气管道、原油管道相关公司的股权以471.1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增发的471.13亿元注册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公司将所属天然气管道相关公司股权以415.09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增发的228.87亿元注册资本及支付的186.21亿元现金；公司控股子公司冠德公司和销售公司分别将下属中石化榆济公司100%股权及所属成品油管道资产以32.20亿元和308.1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支付的现金对价。 此前的7月21日，中石化旗下在港上市的子公司中石化冠德已宣布了上述转让事宜。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专家刘毅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国家管网集团将独立运营这些油气管网资产，并从存量逐步发展到增量，从而为落实国家的管网发展规划和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同时，这预示着油气的整体市场化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对管网分离改革完成后的影响，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副总经理付少华表示，管网公司成立后，预计天然气计价模式、销售方式、定价模式等都会发生改变，照付不议协议会成为主流。
对整个油气管网分离改革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步终于跨出。 昨晚，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两家石油央企同时发布了拟向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家管网集团”）转让旗下油气管道等资产的公告。在专家看来，这意味着管网分离改革再获实质性进展，油气市场化改革拉开序幕，国家管网集团也向实质化运行又前进了一步。 此前的4月份，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率先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油气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权移交协议，由此成为三大石油公司中第一家移交油气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权的石油央企。 但中海油持有的管网资产相对最少，此次移交的整体影响并不大。随着拥有国内最多油气管网资产的中国石油以及管网数量仅次于前者的中国石化也启动转让管道相关资产，改革的进度无疑大大加快。 中国石油公告称，已与国家管网集团签署《关于油气管道相关资产的交易框架协议》《关于中石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收购协议》等10项分项协议、《生产运营协议》等协议，公司拟将所持有的主要油气管道、部分储气库、LNG接收站及铺底油气等相关资产（包含所持公司股权）出售给国家管网集团，获得其股权及相应的现金对价。此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以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履行核准/备案程序后的评估值为基准，最终对价需要考虑过渡期间损益、期后事项调整以及铺底油气资产交割时点价格等因素影响，经审计后确定。 对此，中国石油有关人士表示，公司进行本次交易主要着眼于未来长远发展的商业考量。首先，管道业务重组后，公司将更加聚焦上游油气勘探开发，并积极推动油气终端市场开拓。其次，实施管道业务重组可有效减少管道投资规模，从而缓解公司资本性支出压力。其三，参与国家管网重组，将有助于加强与国家管网集团在管网规划、使用、运营等方面的战略协同，并为公司带来积极的财务影响。 同日，中国石化也公告称，拟将其持有的相关公司股权、油气管道及配套设施等资产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国家管网集团增发的股权和/或支付的现金作为交易对价。其中，所属天然气管道、原油管道相关公司的股权以471.1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增发的471.13亿元注册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石化天然气公司将所属天然气管道相关公司股权以415.09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增发的228.87亿元注册资本及支付的186.21亿元现金；公司控股子公司冠德公司和销售公司分别将下属中石化榆济公司100%股权及所属成品油管道资产以32.20亿元和308.1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家管网集团以获得其支付的现金对价。 此前的7月21日，中石化旗下在港上市的子公司中石化冠德已宣布了上述转让事宜。 中国石油大学天然气专家刘毅军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国家管网集团将独立运营这些油气管网资产，并从存量逐步发展到增量，从而为落实国家的管网发展规划和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提供基础。同时，这预示着油气的整体市场化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对管网分离改革完成后的影响，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副总经理付少华表示，管网公司成立后，预计天然气计价模式、销售方式、定价模式等都会发生改变，照付不议协议会成为主流。
据人民日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23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超1500万例，死亡病例近62万。尽管所有国家都受到疫情影响，相对而言病例仍然在迅速传播的国家是少数。 谭德赛指出，全球确诊病例的三分之二、近1000万确诊病例集中在10个国家，全球约一半病例集中在3个国家（美国、巴西、印度）。 他还表示，世界回不到过去的状态，疫情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适应新的常态要学会安全地生活。一是要了解疫情传播的情况，二是要将暴露在病毒中的机会减少到最低，做好防护措施。
高频数据显示，近段时间，南方洪涝灾害对部分地方的鲜菜生产、贮运造成了影响，鲜菜价格出现波动，猪肉价格也有抬升迹象。多种扰动因素下，老百姓“菜篮子”能否拎稳？日前，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多部委相关负责人频频表态，齐发定心丸。下半年食品价格短期内或局部出现一定波动，但总体上稳中有降态势不会改变。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日前表示，从下半年决定物价走势的主要因素来看，目前工业和消费品在供需都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变化不会太大，主要因素还是在食品方面。她表示，夏粮丰收为粮食价格稳定乃至整体食品价格稳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粮食价格目前不具备大幅度上涨的基础。 从生猪价格走势看，洪涝灾害对部分地区生猪出栏造成了一定影响，6月猪肉环比价格涨幅转正，同比价格上涨81.6%。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有关负责人指出，下半年猪肉消费逐步进入旺季，每年6至9月猪肉价格一般会呈现季节性上涨，今年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后的消费增长叠加，可能会使阶段性上涨的压力偏大一些。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期猪肉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消费拉动。生猪出栏上市量正在逐步增加，市场供应偏紧情况会随之缓解，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局面。 此外，据国家气象中心预测，7月东北、华北、黄淮、江淮、江汉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暴雨洪涝及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或对蔬菜生产、流通产生不利影响，部分地区、个别品种价格可能波动较为明显。 刘爱华指出，鲜菜的供给周期比较短，加上生产的调运调配等政策的跟进，鲜菜价格不会出现特别大幅的变动，不会对下半年的价格走势造成持续影响。 国家发改委政研室主任兼新闻发言人袁达也表示，当前我国工农业生产供应充裕，市场活力足、韧性强，物价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下半年翘尾因素将明显减弱，预计CPI涨幅与上半年相比将会趋缓，全年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7月13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发表文章《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回应我们此前的文章《四评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多论”》。下面我们继续回应李铁的文章。 只看人口数量得不出“中国人口过多”的结论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中国人口过多”，理由是中国有14亿人口，他说“仅从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李铁还说：“单纯对比人口密度没有意义”。 按照李铁的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仅从中国的国土面积来说，相当于很多国的十几倍甚至上百倍”。 从李铁的文章来看，他认为判别一个国家人口是否过多，人口数量比人口密度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那么，我们来对比加拿大和新加坡，加拿大的人口有3800万，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70万，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加拿大的人口过多了？”然而我们知道，加拿大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判别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过多，人口密度是比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指标。 当然，单看人口密度还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土地的承载力也不相同。例如，西藏面积虽大，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相对较少；江苏省面积虽然小，但绝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人居住。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过多，还要考虑到适宜人居住的土地面积。然而，一块土地是否“适宜人居住”，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例如，以色列国土大部分是沙漠，按照一些人的标准，以色列大部分国土都是“不适宜人居住”，但以色列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高得多。 贫穷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口过多 李铁说：“全球生育人口多的国家和地区中，贫穷的国家占多数，而且人口过多会导致越来越贫困。” 穷国生育率较高，富国生育率较低，这是普遍现象，但穷国之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生育率较高（或人口过多）造成的。富国之所以富裕，也不是因为生育率较低（或人口较少）造成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变得富裕；但不能说，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如果提高生育率会导致贫穷，那么为何很多富国都在鼓励生育以提高生育率？可见，李铁是颠倒了因果关系。 李铁说：“如果盲目地鼓励生育，会继续降低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的水平，继续让大多数人口仍处于低收入状态。” 下面我们从人均占有资源和人均公共服务水平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关于人均占有资源，从世界各国的人均GDP排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与人均占有资源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人均占有资源较多的国家（比如非洲一些国家），人均GDP很低；人均占有资源较少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人均GDP却较高。 第二，关于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是人口越多，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就越低。比如，大城市的人口比小城市的人口多，但大城市的人均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低于小城市。 李铁说：“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人口多少还是密度高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是需要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来提供的，相应的供给能力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 不知李铁想过没有：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些钱来自哪里？难道不是来自纳税人的钱？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纳税人就越多，财政收入也就越多。因此，人口较多的大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往往比人口较少的小城市更完善。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日本 李铁说：“虽然日本的人口密度（330人/平方公里） 比中国（143.8人/平方公里）要高，但是农业人口的户均耕地资源却是中国的约4倍。” 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不如说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更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日本的2-3倍，如果城市化水平达到日本的水平，农村户均耕地就会远高于日本。中国户籍限制和城市化策略，使城市化率显著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只有进一步城市化才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改善目前在农村这部分人口生活的唯一出路。但中国城市化滞后并不意味着人口过多。 人口与资源究竟是何种关系 李铁说：“由于资源短缺，使得未来人口增长会面临着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的巨大压力。而且当我们经济发展得越快，对于资源分享的要求也就越高，进而受到的外部制约也会越大。” 李铁的文章，一再强调资源问题，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但从各行业的增加值来判断，在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中，自然资源的价值远低于广义交易成本，也即在零售、物流、广告乃至融资环节的价值。因此，人口聚集所节省的广义交易成本可能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在一国内部，发达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人口聚集中心，其自然资源人均占用率通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 即便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美国，真正体现国力的是其科技水平、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和文化软实力，这背后是美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公司、大学等机构和基础设施。俄罗斯的面积大于中国，人均资源远多于中国。然而，除了在军事工业上还拥有些优势外，俄罗斯对外经济几乎就是出卖资源，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行业。 国际经济学杂志中几乎找不到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瓶颈的论述，但却有不少有关“资源诅咒”的讨论。现代经济史中，许多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韩国都发展得不错，而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却陷入长期的经济困境。这些现象印证了人力资源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根本性的资源，其重要性其实胜过自然资源。靠减少人口来降低所谓的资源压力是本末倒置，既削弱自己的军事潜力、政治影响力，又降低自己的经济优势，让一个有望靠人的才智来创造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向一个出卖初级资源的低端经济体的方向退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越来越珍贵，自然资源反而相对越来越便宜。比如一台手机两千块钱，里面的铜和铁最多值几十块钱； 一辆价格20万元的轿车，里面的铁和橡胶值多少钱？一台两千元的手机的最终售价中，交易成本，包括融资、零售等可能有好几百元，应该远远高于其自然资源的价值。 正是由于人口聚集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省，可能会大于自然资源的价值，所以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地区都是人口集中地，人均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一带人口稠密地就是中国最富裕地区。如果打破国界的屏障，富裕的国家也会是人口集中地，其人均资源也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人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资源。 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 李铁说：“如果我们以适度的人口规模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在很多国家已经实现。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有较快的提高” 我们在7月3日发表的文章中问过李铁这个问题：你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多少？但李铁一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过去，中国一些人口学家论证过中国的适度人口是五至八亿。但他们对适度人口的论证依赖于无法验证的假设。选取何种指标来表达人口数量是否适度？这些指标又如何随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改变？这些条件的改变反过来又如何受人口数量的影响？这每一步都高度依赖于背后的假设，而每一个假设都存在巨大的随意性；这些假设相对于结论谬之毫厘，失之千里。即假设的一个微小变更，可能导致“适度”人口估算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那么是否存在某种意义的适度人口数量呢？我们认为，所谓适度人口数量应该体现在亿万家庭的生育愿望中，而不该是某些人根据自己的心理幻觉来替这亿万家庭给出的一个数字，以至于他把假设条件中某个指标随意下调百分之一就可影响千万家庭，阻止无数孩子来到人间。简言之，当每个家庭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孩子数量，并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有充分认识并愿意承担责任时，这时的人口数量才是最优的、适度的。 一系列问题都不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 李铁说：“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挑战是，面对现存的人口，如何解决增长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业、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如何提高人口质量来增强竞争力等等。” 其实李铁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我们以前的文章早已分析过了：第一，人口规模对就业的影响为中性，但略偏正面。所以，不能拿就业难来作为“中国人口过多”的证据。第二，减少人口数量无助于提高人均收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人口下降带来的是需求和供应的同步萎缩，经济效率降低，投资意愿低迷，而相应的人口老化则是雪上加霜。第三，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我们在下一节继续分析。 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不是对立关系 李铁说：“我和梁建章先生争论的焦点是增加人口数量重要还是提升人口质量重要，我认为是后者。” 我们在前面的文章已经分析过：李铁特意强调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质量与数量对立起来，但其实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可以相辅相成。一个群体的整体力量，既取决于质量，也取决于数量。在相同的质量下，整体力量与数量成正比。而且，因为聚集和规模效应，更多数量可能伴随更高的素质，比如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学生平均成绩往往更好。 人口较多的地方，提升质量的效率通常更高。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为例，院士比率最高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这两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省份。即使在扣除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之后，人口较多省份产生院士的比例依然较大。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地方，教育机构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教育效率，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更大，可能有助于激发人的潜力。在这些意义下，降低人口数量反而不利于提升人口质量。 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李铁最新的回应文章说：“这次讨论的重点涉及全球视野下的人口问题”。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华文明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中华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现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儿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强。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最新发表的文章预测，中国人口在2100年将下降至7.32亿人，低于印度和尼日利亚。非洲和阿拉伯人口比例大幅上升。世界人口格局的改变将带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格局的巨大变化。 《柳叶刀》的文章高估了中国的未来人口趋势。根据我们的预测，如果未来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2，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到6亿左右。虽然2018和2019年中国的生育率达到1.5左右，但由于这两年出生的二孩中至少有一半来自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去除暂时性的二孩生育堆积，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有1.1左右。所以，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很可能降到6亿以下。即使中国未来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出生人口的持续萎缩最终一定会导致总人口的加速萎缩。 但由于过去在高生育率时代出生的人口依然存活，总人口的萎缩相对于出生人口的萎缩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 虽然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就低于更替水平，但中国总人口目前依然在缓慢增长，在未来几年才会开始步入萎缩。 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最初会很缓慢，之后逐步加快。等到超低生育时代出生的人口步入老年，在预期寿命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总人口的萎缩速度就会接近出生人口的萎缩速度， 即每代人减少48%。 也就是说，目前的生育状态长期持续下去，中国人口并不是跌到五六亿就稳定了，而是在跌到这个水平之后，会以更快速度跌到两三亿，再跌到一亿以下。 长期超低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内生性变化，因而具有巨大的惯性， 其后果就是总人口的急剧萎缩。 虽然人口多并不表示会强大，但人口急剧萎缩则一定预示着衰亡。一个文明或种族，不论其科学、文化或社会发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长期处于劣势，最终必将没落。西方社会精英对此非常清楚，西方社会学创始人孔德（1798-1857）就曾断言，“人口即命运”。 在人类创造的许多古代文明之中，中华文明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个不曾真正间断的文明，但过去40年，中国却把人口众多这个优势看作是劣势，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大力消减中华文明的未来之本却浑然不觉，甚至沾沾自喜。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限制生育的情况下，中国至今仍然限制生育。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已经不再可能，但未来急剧萎缩却不可避免。如果将来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份量一落千丈，中华文明也将彻底衰微。正如汤因比曾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 “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吗？ 李铁说：“中国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对既有利益格局中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不仅是价值观和各种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基于14亿人口的发展会带来全球利益格局的重组，这也是站在世界利益金字塔顶端的那些国家绝对不会认同的事。” 李铁似乎是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中国看作是西方社会最大的挑战（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因为中国人口过多。但实际上，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为何西方国家不把印度视为对西方社会的挑战？ 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是所谓的“中国人口过多”，也不能作为要减少中国人口的理由。这种认为自己规模太大，就必须缩小规模才能得到别人认同的逻辑，就好比，中国如果贫穷落后，也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为了让西方放心，中国是不是应该永远保持贫穷落后呢？ 按李铁的逻辑，归根结底是中国不能成为世界性大国，更不能做世界性强国。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中国四分五裂或者退化成弱小贫穷的国家，中国才不会被西方视为威胁。换言之，中国是否和平发展，是否造福人类都不重要，规模太大就是原罪。这种话即便是抑制中国的极端势力都说不出口，但却成为李铁认定中国人口过多的理由，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为了封锁中国科技，美国的少数政客长期宣扬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如何有效反击“中国威胁论”，拉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距离？我们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树立强国心态，塑造友好形象》分析过这个问题。 总之，李铁片面强调人口是负担，认为人口增多会摊薄人均资源，却认识不到，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其实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我们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一个优势，但李铁认为这是一个劣势。这是我们与李铁的根本分歧所在。 梁建章VS李铁激辩“中国人口过多论”回顾： 第一回合： 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 梁建章：李铁的“中国人口过剩论”错在哪里？ 第二回合： 李铁：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就能有更多创新？ 梁建章：人口是财富还是负担？再评李铁“中国劳动力长期过剩论” 第三回合： 李铁：为何我不赞同梁建章对人口问题的看法 梁建章逐条驳李铁“人口过多论”：把人口当负担有悖“以人为本” 第四回合： 李铁回应梁建章：不能不负责任地鼓励多生 梁建章四评李铁“中国人口过多论”：从未以劳动力短缺为由鼓励生育 第五回合： 李铁：继续与梁建章商榷，如何以全球视野看待人口问题
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布报告称，今年三月、四月，受疫情影响，新兴市场国家主权负面评级数量显著增加，目前该步伐已经大幅放缓。报告还表示，虽然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疫情冲击压力有所缓解，但其信用评级仍存在较大下行风险，可能面临进一步降级和违约事件。 报告显示，从3月中旬起的六周内，新兴市场国家共面临18次降级，但是自5月12日以来，新兴市场国家降级次数明显降低，为3次。 报告称，由于油价企稳回升、资本回流以及资本市场重新开放等原因，当前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来自资本外流、油价大跌和货币贬值的压力有所缓解。而且，在全球较多发达国家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下，全球市场的需求、流动性和信心得以慢慢恢复。这增强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降低利率以及实施量化宽松的能力。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向约81个国家提供了紧急支持。 然而，全球经济的陆续恢复进程并未同步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报告表示，虽然全球GDP正在逐步恢复，但是一些疫情仍然严重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明显落后。 报告还显示，2020年，共计有28个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主权降级，成为有史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主权降级数量最高的年度。其中，包括阿根廷、厄瓜多尔、黎巴嫩和苏里南在内的四个国家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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