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堵塞漏洞，严防疫情，入境前21天曾到外国或香港的人士须21天医学观察。 据央视新闻，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22日刊登行政长官贺一诚的两项批示，自23日零时起，所有在入境前21天内曾经到过中国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禁止进入澳门。批示还提到，自23日零时起，不拥有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居民身份的非本地居民，倘在入境前21天在内地逗留，且属家庭团聚或其他与澳门有密切联系的例外情况，经卫生部门事先批准方可入境。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当天还公布，考虑到有部分人士可通过在内地隔离14天而规避回澳隔离21天的可能性。为堵塞漏洞，严防疫情，入境前21天曾到外国或香港的人士须21天医学观察。
进入2021年，港股放量上涨的走势受到A股市场投资者的关注。有市场人士惊呼，港股牛市来了。更有私募基金经理呼喊：卖出A股买入H股。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是南下资金的风起云涌，包括一些港股通基金也都在抓紧发行。为此，有舆论称：“港股”时代来了！ “港股”时代来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甚至是哗众取宠。不可否认，港股相对于A股来说，要更具投资价值一些。以恒生AH股溢价指数为例，截止1月21日该指数为133.43，这意味着同时在A股与港股上市的国内公司中，其A股的平均价格较之于H股溢价33.43%。而这一指数在去年10月9日最高达到了149.80。因此，相对于A股来说，H股的投资价值是明显的。 实际上，正是基于H股较A股更具投资价值的缘故，所以近年来，不少国内市场的投资者已率先进入了香港市场。一方面是近年来，险资频频在香港股市举牌就是明证；另一方面是在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后大量的资金南下也是最好的证明。尽管港股与A股互联互通后，内地一些媒体都在积极宣传北上资金的进入情况，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在两地互联互通后，南下资金远比北上资金大得多。截止1月20日，北向资金的历史净流入为12454.44亿元，南向资金历史净流入19359.85亿元，二者相抵，净流入香港市场的资金达到6905.41亿元。因此，香港与内地股市互联互通之后，港股表现为一种净流入。也就是说，基于港股的投资价值，内地的有心人早就提前布局港股了。到如今再大喊大叫，“港股”时代来了，这未免有种后知后觉的意味。 基于H股存在的投资价值，内地投资者可以做有心人，逢低买进部分港股做长线投资。至于在港股经过了一轮大涨之后再买进港股，这显然不是合适的买进机会，甚至不排除做接盘侠的可能性。毕竟港股的涨幅并不小。虽然港股是近期吸引到内地投资者的目光，但港股的本轮上涨行情却始于去年9月底，恒生指数的涨幅超过了30%。如果不是大牛市来临的话，这个涨幅已经不算小了。但如果牛市来临，其走牛的基本面来自哪里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此前，港股并没有追随美股的牛市。如果港股走牛是基于内地市场的原因，那么，A股市场同样也不会寂寞。 所以，“港股”时代只能是港股的“港股”时代，而不会成为A股市场的“港股”时代，A股市场的投资者可以分散一部分精力去投资港股，但港股只是A股市场的浪花而已。而不会成为A股市场的“港股”时代。港股与A股还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市场，港股就是港股，A股就是A股。港股有港股的精彩，A股市场也有A股市场的精彩。 实际上，就港股市场来说，其H股股价偏低是有客观原因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股价偏高，是因为A股市场是一个不成熟的市场，同时也是一个投机炒作的市场。由于A股市场散户人数众多，因此，正好成了投机炒作者收割的韭菜。但港股是一个以国际机构为主体的投资市场，市场上很少有散户投资者，所以这个市场缺少散户韭菜。市场总体上以投资为主。要割韭菜也只能是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对割”，或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对割”。加上一些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公司缺少了解的缘故，所以这就导致了H股股价的长期偏低。 虽然香港与内地股市互联互通之后，确有不少内地的投资者进入了香港市场。但由于资金门槛的限制，50万元以下的内地投资者并不能进入香港股市投资。这也意味着最大多数的内地投资者并没有进入香港市场。所以，香港市场仍然还是缺少韭菜。因此，要完全把H股的价值洼地填满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有市场人士高喊“卖出A股买进H股”，但这种喊声的作用终究还是有限的，因为中小投资者卖出A股也买不了H股，而机构投资者显然不会轻易被他人所左右。因此，A股市场还是内地投资者的主战场。虽然港股的走势很精彩，但那只能是A股市场投资者眼中的浪花而已。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于近日在深圳举行“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以“双循环新格局与资本市场新征程”为主题。在“高峰对话”环节，在中国国债协会会长孙晓霞的主持下，香港交易所主席、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史美伦，孙冶方基金会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屠光绍三位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三十年回顾与展望”这一主题展开高峰对话。 以下为对话实录整理。 孙晓霞（主持人）：中国资本市场过去三十年发展的历程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加速融合的三十年。1993年，第一家内地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拉开了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序幕。内地互联互通的进程逐步加速推进，两个资本市场不断地融合和发展，是互利互惠共赢的过程。 我想听听三位嘉宾对两地资本市场的联动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认识。这个问题首先想请问一下九十年代就在证监会担任副主席的剑阁理事长，作为亲历者、推动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剑阁：我们三个人各有特点。如果说最早入行的应该是史主席，她是最早进入证券市场的，入行早、资历深。三位中最早在中国证监会任职的是我，而在中国证监会任职最长的是屠主席。 中国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从一开始香港证券界的专业人士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深圳当然就不用说了，因为细节可能更多，因为双方一跨界就到了，来往非常密集。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书面资料介绍，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在上海任书记兼市长期间，根据中央的要求，也要在上海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当时朱镕基同志邀请香港证券界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原以为是一般的交流。会见时，朱镕基同志请当时香港联交所的主席介绍证券交易市场。利国伟老先生说“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事儿，我不能谈”。朱镕基同志就说，今天我们不谈主义，只谈技术。请你们先把技术问题讲清楚。所以应该说上海交易所的建立是听取了香港的很多专家的意见，对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镕基同志到北京任职以后，联交所主席李业广带领香港证券界人士来拜会。我想那个时候史主席应该是香港证券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李业广建议中国的企业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去境外上市，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震动：中国国有企业居然可以到香港上市！朱镕基总理当场表态我们肯定愿意积极地做这件事情，请你们告诉我需要什么条件。李业广说，主要是法律问题和会计制度以及其他问题。朱镕基总理立即要求相关部门配合香港证券界共同研究，很快就成立了两地五方联合工作小组，史主席是香港方面的主要牵头人。总的来说，香港证券界对内地的国有企业到香港上市起了很大的作用。 刚才主持人说史主席是香港联交所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主席，其实在中国证监会史主席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的副主席，史主席也是唯一在内地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香港人士。所以今天请了有这几个“唯一”头衔的人士和我们一起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特别是对内地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的历程，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也一定会十分精彩。史主席是三十年历程的见证人，所以下面让史主席来说说当年的情况。 史美伦：说起中国资本市场的建立，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刚才剑阁理事长也提到，九十年代，香港交易所的主席是李业广先生，他带队到内地去，探索发展香港市场，让内地的企业到香港来上市是当时的一个考虑。 从香港的角度来讲，我们感觉香港的市场比较窄、能够上市的企业大部分都已上市，我们要开拓新的市场。当时得知内地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我感觉这两个方向造成了水到渠成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构思，因为内地还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国有企业也还没有股份化。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让国有企业能到香港来上市呢？国内的领导朱总理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在香港上市，把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制度化、市场化。当然大家知道，在上市准备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工作，需把企业一些非主要的业务剥开，然后把企业整理得比较完整。这个过程帮助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对香港来讲也是新的上市资源。 1992年，我在香港证监会时，梁定邦是上市委员会的主席。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关系密切，当时内地的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和剑阁理事长、还有一些国家部委的朋友一起，耗时一年时间，在没有公司法、没有证券法的前提下，把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框架进行梳理，建立了《上市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把各种需要的公司治理方面的要求写进了这个必备条款中。之后必备条款也用了十几年。后来内地有了公司法、证券法，就慢慢规范起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是一个受益者。因为在国有企业还没有到香港上市以前，外资的投资行认为香港是一个本地的市场，比较小、比较单一化、地产公司比较多。国有企业当时是重型的工业企业比较多，还有各类型的制造企业，这些都给香港市场带来了多元化的角度。当时各方面准备得非常好，也非常受到外界的欢迎，在此过程中香港的市场也演变得国际化了。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逐渐进入了规范化的过程。我很幸运，我是当时的一个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跟大家也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孙晓霞：史主席在香港证监会一直是把法律关的，那时内地和香港的法律不同，法律方面当时我们差在什么地方？经过这段时间，从您的视角来看现在有没有改进或者趋同？ 史美伦：现在跟1992年相比，内地法律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内地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时的内地法律对于公司的一些要求没有界定。公司如果上市，有了其他股东，有了市场上的公众股东，他们跟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董事会跟公司的关系又是什么？跟监管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当时因为制度上没有需要，也没有这个要求。走到上市用证券法这条路，有很多需要慢慢加进去，这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也是满足资本市场的需要，把框架逐渐补充的过程。现在做的非常不错，虽然体制不一样，但要求基本上都一样，对投资者的保护做的非常健全。 孙晓霞：刚才提到屠主席是三位中在证监会任职最久、看得最多、体会最深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让在座的人都了解一下过去的改革历程。 屠光绍：首先感谢论坛安排这样的环节，能与史主席和李主席一起回顾资本市场，尤其是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互动。安排我们三个人同台谈这个内容，说明论坛组织者很有眼力很了解情况，我们三人都先后担任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我与他们两位在不同时期曾是中国证监会的同事，而且又都直接参与并分管过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合作的工作，当然，他们两位是先行者和开拓者。 如果说回忆这个过程，有几个感受比较深： 第一，大概1995或1996年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企业怎么利用好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香港资本市场的资源，文章题目叫《叩响国际资本市场之门》，这篇文章就是李主席组织撰写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第二，史主席为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讲一个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的事情。1997年8月份我刚从证监会调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第三天就来了一拨客人，史主席当时还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专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来访问，其实主要是我换了岗位要来看望我，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地资本市场合作，虽然事过多年，但我依然历历在目，也深为感怀。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非常密切。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后，我分管国际业务，在他们两位以及其他同事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我也有更多机会在推进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方面做一些具体工作。 当时在香港和内地间有一个叫“两地五方”的协作机制，所谓“两地”就是内地和香港。“五方”就是两个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三个交易所，即上海交易所、深圳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合作会议，介绍两地市场发展的情况，研究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我在证监会分管国际部期间每年都会参加。记得特别清楚，会议在上海、杭州、香港都分别开过。这个过程中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合作互动，对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因为彼此合作互动，香港市场利用内地巨大的经济腹地优势和非常丰富的上市资源，内地利用香港的资本市场，更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走向国际市场。 反过来，内地市场作为新兴的市场与香港市场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分享借鉴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和经验，如法制体系、监管方式等，从而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此外两地证监会、交易所以及证券行业的人员学习交流也很频繁，高层交往也非常通畅。 三十年来，通过合作实现了两地资本市场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体会。 孙晓霞：资本市场是推动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社会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资本的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过去推进创新资本的形成方面进行了很多积极探索。请史主席与我们分享一下香港在这方面做法和经验。 史美伦：资本市场主要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在资本和投资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台。香港在过去不断地在探索，市场发展很快，现有的体制或者上市条例有些过于苛刻，应该要改善，还有市场上有一些新的产品，我们没有及时回应过来，这些香港在过去几年都不断在探索。当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能被监管者接受，监管者要考虑的是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制度上的安排和投资者的保护，这些都要跟市场的需求来平衡。 过去25年来，最大的一个改革是2018年引进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权的要求来自于新经济公司。很多新经济的公司有同股不同权的架构，当时在香港不承认也不能接受，也不敢要求同股一定要同权，产生了很大的争议，我们通过几个月的研究，在市场上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同，得到了政府和证监会的支持，引进了一系列的创新改革，引进新经济公司的同股不同权，使得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在此之前所有上市公司一定要有三年盈利的要求。这是应了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不过我们也不是一下就接受了，还是要参考各方面的经验。同股不同权在美国很早就被接受了，可是他们的体制对投资者没有做到完美的保护。所以我们在引进了这几个方面的改进创新的同时，也把保护投资者的成分加入了进去。 过去两年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创新、改革得到了很好的成果。短短两年之内，香港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资的中心。一些硅谷人士对我们讲，香港现在是他们可以考虑去的中心。这表明了改革是需要的，但是改革不仅要听市场的需求，也要平衡监管方面的要求，这样改革政策的推出在市场上才能稳定下来。 孙晓霞：目前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情况如何？ 史美伦：目前有好几家大的同股不同权的企业在香港上市，但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这样做，我们的限制条件是新经济的公司，而且创始人有股份，这个框架是比较窄的，不仅仅是同股不同权那么简单。有些企业也想用同股不同权的方式上市，但如果不是新经济公司，我们暂时是不考虑的。两年以来，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香港上市， 2021年还有几家在排队上市，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孙晓霞：从这两年在香港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和上市经验来看，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可以借鉴或者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 史美伦：我认为，内地已经做得非常好，现在在这方面也有突破。尤其是上海的科创板做得非常好，有很多企业上市。我想，把这些板块做大是大家互赢互利的很重要的因素。有人说，上海的科创板是不是把香港的一些企业引到上海去了？我认为这是企业本身的选择。上海当然会有很多这方面的企业，深圳也会有，各自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孙晓霞：我想接着问一下屠主席，您认为香港这些做法对我们内地资本市场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十四五”期间会大力发展科技或者创新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应该或者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屠光绍：首先从国际发展趋势来讲，整个社会从资本形成特别是创新资本形成，应该说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是和资本市场的基本属性相关联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美国、香港，也结合内地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发展过程来看，资本市场在创新资本形成方面，以及鼓励、支持科技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发挥作用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市场的变革过程，因为资本市场首先是要满足企业的需求。但是资本市场能不能够满足企业的创新资本形成、鼓励创新企业的发展，需要对资本市场自身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的功能做转换和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的方面确实可以分享香港的经验。举个例子，深圳创业板筹备的时间很长，确实是遇到了98、99年以后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各种影响，但是总的来讲方向上不会错。记得我在证监会的时候也确实在分享、借鉴香港推出创业板的经验，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在深交所怎么来准备创业板。当时按照分工，我正好管这块工作，所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深交所怎么推出创业板。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2009年深交所创业板推出来了。在创业板筹备的过程中，分享、借鉴香港创业板的做法和经验，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借鉴香港的经验，从而使我们自身的创业板能有更好、更快的发展，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 其实说到后来上海推出科创板，更是反映了资本市场在面对创新资本形成和科技创新企业发展方面必须要拓展功能的需要。我最近也提出来，观察资本市场功能的时候，核心就是观察资本市场上的企业结构，即能否有更大的包容性，有没有更宽的渠道来适应创新企业的发展。所以就必须要修改规则。当然我们现在的证券法出来了，注册制也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使得资本市场能够有利于适应创新经济的发展、适应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而能更好地鼓励、支持更多的创新资本的形成，在充分分享国际经验和香港做法的基础之上，我们自身也加快了发展。 我最近也在观察，比如双重股权架构，注意到一个现象，以阿里上市为例，最先是想在美国、香港和上海三地选择，但是首先上海被排除了，因为上海当时的制度是不可能容纳这样的双重股权架构，所以后来就到香港，据我了解，因为香港说要修改制度，但是后来制度没有修改成，所以阿里就到了美国。但是我也注意到了2018年以后，香港修改上市规则，所以这两年确实有很多的生物科技等企业到香港联交所上市了。上海的科创板应该说也在这个方面有了快速发展，我记得科创板有一家企业也是实行了双重股权架构，但这是刚开始的尝试。总的来讲，未来的发展要更好地适应企业的需要、创新经济的需要，同时不断地完善修改资本市场制度来适应需要，从而使资本市场在支持创新经济发展方面、创新资本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剑阁：两位的介绍说明资本市场的建立不容易，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也不容易。香港市场在应对形势变化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当年阿里首选在香港上市，但按照当时香港的证券法规是有问题的。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取得了社会共识，修改了上市规则以后容纳了同股不同权结构的公司上市，后来生物科技板也出来了。 现在看起来有两件事提前布局非常有意义： 第一，九十年代初内地企业去香港上市为今天香港交易所在世界名列前茅起了很大的作用。按照前几年的数据来说，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量占一半50%，市值大概占60%，交易量每天由内地“北水南调”和内地企业产生的市场交易量占70%。前几年是这个数，现在可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个提前布局的事情，使内地企业取得国际化的融资渠道，对香港成为和巩固国际金融中心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这几年对同股不同权的改革以及生物科技板的建立，也为中国资本市场创造了腾挪的空间。下一轮中美贸易战可能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退市。由于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还不可完全自由兑换，这些企业直接退到内地，还会有很大问题，但退到香港还是可以的。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部分这些公司的第二上市地。对于在美国挂牌的公司，如果未来要从美国退市，香港资本市场已经有提前的布局，香港接纳这些公司是完全可以的。这对未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有了回旋的空间，这非常重要。 刚才提到史主席到中国证监会任职，曾经被认为带来了一场监管风暴，确实使国内监管提高了一个档次。回过头来史主席现在到香港交易所担任主席，我觉得在香港各界来说是不二人选。史主席了解内地的监管，又了解香港的监管，具有其他人绝对不具备的优势。希望史主席多干几年，对内地有好处，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好处，对整个国家都有好处。 史美伦：谢谢剑阁理事长，您说的夸大了，我其实也是团队一份子。补充一下数据，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包括H股红筹民企1300多家，现在市值占80%，交易量占超过80%，内地企业是香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内地上市企业金融方面的工作者，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或者融资者，更是市场的持股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换句话说，香港的市场是大家的市场，也是内地的市场。 孙晓霞：刚才讲了资本市场内地和香港的经验互动，从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经验这个角度看，接下来资本市场改革可以从哪些方面去寻求突破？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资本市场改革如何服务好这一新发展阶段？请屠主席给我们分享。 屠光绍：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不仅是金融领域，更是国家各个方面都面临的新任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这两年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接下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我想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金融体系和结构的优化问题，金融体系优化问题面临最大的任务就是怎么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提出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印象中写到党代会报告、写到五年规划，也写进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直接融资比重始终很难提高，现在最新的数据还是百分之十几。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关键是发展资本市场。下一步根据新的任务，资本市场该如何加快发展？我想资本市场三十而立，需要将三根支柱打得更牢更坚实，从而让资本市场将来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三根支柱分别是： 第一，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太重要，三十年间不断有制度改革，但是相对来讲基础制度依然要进一步夯实。因为我们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的，我们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搞资本市场。另外，我们发展过程中有阶段性任务和阶段性政策，因此股市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多也有其历史原因。资本市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基础制度的完善，包括注册制以及之前的股权分置改革。 第二，资本市场服务体系。这也是资本市场的短板。过去搞间接融资，对于储蓄人来讲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资本市场是系统工程，投资人要直接面对市场、直接管理风险，而资本市场的影响因素又特别多，如宏观因素、产业因素、国际国内因素以及企业成长性判断等，这就要求资本市场的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需要投资银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等进行相应的支撑。服务体系的能力不是保护出来的，也不是管理出来的，一定是市场竞争出来的，而竞争必须要开放。近年来的金融开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市场服务体系的完善。 第三，机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不光看数量还要看能力。机构投资人不只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更起到支撑资本市场结构扩展、资本市场功能完善包括公司治理健全等作用。 有了这三根支柱，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才能服务好新发展格局，才能基础更牢、走得更远。 史美伦：我感觉国内过去三十年不断地有突破，我同意刚才屠主席说的几点，尤其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国内的机构投资者的成长已经比较成熟，除了长期持股是市场成熟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以外，现在可以看到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扮演一个更大的角色。换句话说，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持股权，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改善。现在很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大企业要求在公司治理里面包含绿色金融、ESG，这些都是机构投资者在向企业施加压力。因为有他们的压力，企业就会改善治理。因此我认为内地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我感觉内地在风险管理方面还可以有更大的发展，衍生工具在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在这当中，香港也可以扮演一个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中心的角色，这样对双方来讲是互利互赢的。 说得比较远一点，目前世界上充满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需要更多的桥梁、更多的结合点。香港作为内地对外的桥梁，可以帮助内地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 孙晓霞：最后请剑阁理事长做总结性发言。 李剑阁：刚才屠主席讲的三个支柱非常有新意，而且很全面，我没有要补充的。屠主席说到三个支柱时，我以为他会把话题切换到养老金的三个支柱。这使我联想到周小川行长这两天发表了一个意见，就是中国资本的市场要行稳致远的话，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和养老金参与资本市场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如果没有养老金的参与，资本市场很难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场的对话的主题和形式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的对话专门讲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和发展，是其他各种纪念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论坛都没有的。而且我们有三位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参加，与具有“三个唯一”头衔的史主席参加同台对话，共同回顾、总结两地资本市场合作发展的三十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有特色、有意义。
编者按：自2010年1月16日上任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以来，李小加推动了港交所及香港资本市场的数次重大改革，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同时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赞誉。2020年12月9日，在李小加卸任前夕，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伟与李小加进行了连线专访，李小加畅谈了这十一年来的思考与体会。 在任十一年 改革取得四大突破 何伟：自2010年执掌港交所至今，你被外界称为港交所的“灵魂人物”。能否谈谈自上任以来你对港交所的功能定位思考，以及港交所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地位变化？今天能否给我们回放一下。 李小加：自上任以来已有11年时间，对港交所的功能定位肯定是愈到后面才愈聚焦和清晰，但是从第一天起大的方向我心里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 回过头来看，我们这11年，有4个战略规划，基本每3年一次，这个过程中的主要思路一直没有变，核心是围绕四个大主题。 第一就是要“连水”。我一直认为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人民币和美元及其他货币这些市场，没有理由老是这么割裂开来。所以，连水一直是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 第二是“换鱼”。就是说你在水里边的鱼还是要更新换代，不能一直是原有的这样一些老的银行、房地产这些股票，这些东西必须变，否则的话你市场没有任何新的生命力。 第三就是要“跨界”。我们以前就搞这个股票，但光靠股票肯定是走不了天下的，你不走商品、不走货币，那是走不了天下的，所以要跨界。另外，跨界还有就是跨地理界限，光在香港也走不出什么名堂，一定要国际化、要出去。 第四个就是说“改制”，让你的整个的运营系统现代化。 基本上就是这四个大主题。那么回过头来看，这四个大主题应该都有比较好的进展。我以前用三个突破来总结，现在可以说是四个突破，但是突破的力度和对原有的东西的冲击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水的连接的突破，就是互联互通的突破，这就比较清晰了。先是从沪港通，到后来的深港通，再到债券通。 第二，换鱼的突破，就是整个市场内在内容的更新换代的突破。以前的上市公司主要来自一些老的经济，上市改革让新经济企业能够在香港市场扎根，然后开花，最后还能够有巨大的丰收。今天，这个突破已经基本完成了。 第三，跨界的突破，实现了一部分，就是伦敦金属交易所的收购。那是一个从股票向商品的跨界突破，也是一个从香港向欧洲国际市场的跨界突破。 第三个突破，我自己来看的话，是一个单兵种的突破，还没有一个全方位的突破。全方位的突破曾经在2019年试了一下，就是伦敦交易所集团的收购。这个收购（没能实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不在。考虑到现在的疫情等等各个方面，那么我觉得当时是及时抽身，今天回过头来看的话也是非常正确的。我的后任一定不会在此止步，我也希望继续突破。我在边上给他们继续做拉拉队。 然后，第四个，对我们交易体系的突破，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边际上的突破，核心的突破还没有完全完成。在第四个突破里面，大概有三个小的改变。第一交易时间改了，第二交易系统改了，第三清算结算的系统，也就是新股结算周期从T+5向T+1的改革，我非常高兴在我走之前这个改革就推出去了。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四个大方向的改革，前两项全面突破，第三项部分突破，第四项部分突破或者说是像农村包围城市的突破。 第四项是先从边上做起，最后向交易清算结算的核心慢慢前进。核心我还没有碰，交易体系碰了，交易时间碰了，清算的制度碰了。但清算的核心逻辑将来还要进一步的改革，还要继续。 何伟：你围绕着连水、换鱼、跨界、改制展开的变革，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11年说起来是挺长的，但是真要把这些事情做完，我觉得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这是一个大事情。今天看，有没有什么遗憾？ 李小加：没有什么遗憾。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不可及的，没有人说可以做、应该做，还有很多人反对。所以，那时候知道做不成的概率是远远大于做成的概率。但是你一定就不认这个理，就一定要试试，事成了就非常高兴，事不成也不遗憾。 何伟：能否分享一下，这几项改革有没有遇到一些曲折？ 李小加：每一项改革都跟拔牙一样，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要么就是要在监管体系上有突破，要么就是要在既得利益上有重新调整，肯定有人喜欢有人恨；要么就是在整个市场的逻辑上，要改变过去一些共同的习惯，重新塑造一种新的方式让大家来接受；要么可能就是把整个市场的经济逻辑有所打破。那么，每一个改革几乎所有的方方面面都会碰到曲折，程度不一样而已。 但是你把方向认清以后，会发现也只有交易所这样的位置，能够以最好的方式来优化、解决这一系列矛盾。因为所有的矛盾都不是线性的矛盾，而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矛盾，这个矛盾的交汇点刚好就是交易所，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这份工作。 交易所的一个很重要角色就是，它要做冲突管理的工作，而我很喜欢冲突管理。把很多看上去似乎理不顺的一些乱麻和利益纠葛，找到一个办法能够最终解决。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共赢的，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能够找到，英文叫做path of less resistance，一条受阻力最小的路径。 两地融合 还有更大的空间 何伟：今年是内地资本市场大发展的一年，特别是注册制改革的全面实施。你在任内也推了沪港通、深港通，加强了香港市场跟内地的A股市场之间的互动性，你觉得下一步双方推进融合是不是还有更大的空间？ 李小加：对，我觉得推进是必然的。在这个融合中间，涉及到市场的参与者、运营者、监管者三个维度。 从市场参与者和运营者的视角出发，有的人可能希望越多越快越深入的融合，因为这样机会就会更多。而作为市场监管者来说，会不断考虑融合之中可能的风险，中间会不会有市场系统性的问题。因此，他不一定愿意盲目地加快融合，可能还是希望慢慢来、一步一步搞清楚。 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大方向肯定是继续融合，但是由于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融合的速度会有一定的节奏，不会是随意加速。 从大方向来说，相当于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水的体系，在整个地球引力下，他们一定会最终融合。江河的淡水流向了大海，最后实际上大海的水蒸气到天上变成雨水，还会再下到陆地上，流回大海，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觉得融合是会继续往前走。现阶段，我们已经把融合的一些大的步骤和框架确立了，之后就是慢慢的一点点往前走。 以互联互通为例，现在基本上都是现货通，接下来的期货通、衍生产品通这个方向一定是要走的。只是说要考虑走多快、先从哪里入手，这些方面如何的管控，等等。 现在债券通也只有北向通，那一定很快也会有南向通，所以说通不会停下来的，只是通的速度、幅度、深度，可能会一点一点的来实现。 另外，目前的现货通，无论是债券通还是股票通，基本都是二级通，二级通一定最终有一天要向一级通慢慢的过渡和转换。这些速度、进度都有可能慢慢的来发展。 何伟：现在港交所和沪深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你的推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客观上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态势也越来越浓了，他们之间如何定位，你是怎么看的？ 李小加：如果从表面看的话，几乎永远都会觉得是在竞争，因为大家做的事情看似都是一样的，上市、交易、上新产品、拓展客户，等等。我们很想把内地的生意做大，他们肯定也想把国际的生意做大。 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香港有这么个市场要在外面做一些内地市场已经在做的事情。实际上，现在就是两大金融体系，一个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一个是世界的金融体系。 这两大金融体系以前是不搭边的，后来由于经济体系之间已经是互联互通，互相依赖，这就使得两个金融体系不可能长期处在这两个不相交的圆。后来大一点变成中间有资本项下管控，两个圆有交汇的地方了，将来这两个圆一定是会越来越靠拢，但完全重叠也不可能。因为完全重叠的话，那就是要么全部世界市场都说中文了，要么我们中国人全部都去直接说英文了。所以，这两个市场到最后一定会达到相对稳定的既有深度重叠又有深度分别的状态。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世界这么大的市场，一定要互相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实现连接与转换功能，因此香港必须永远要在这儿。 为什么企业要实现两地上市？因为两边的投资者是不一样的，有的投资者愿意到内地去，有的内地投资者愿意到香港来，但是一定还有很多国际投资者是不愿意来内地，但是愿意来香港的，也一定有很多的内地投资者不愿意来香港或者是来不了香港。那就意味着，两边永远有两个不同的池子。 同样的事情两边都会不断的做，表面上看会有竞争，但这个竞争最后并不是说一个压倒另外一个，一定有各自独立的逻辑和空间。 何伟：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内地市场的国际化也好，还是将来的一体化也好，港交所的地位或者它的独特功能，是深交所和上交所没法替代的。 李小加：对，就是说也不一定非得要替代，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我们永远是自己有各自干事情的逻辑。 何伟：深交所跟港交所其实很近，就隔了一条深圳河，又都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面，那么下一步深交所跟港交所之间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合作，一起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李小加：我们和深交所之间可能从感情上、从距离上、从文化上更相近，所以说合作的基础其实是巨大的，从这点来看是非常有信心。 何伟：今年内地资本市场发展很快，但是仍有很多地方不完善、不成熟。你作为旁观者看内地的资本市场，觉得下一步应该在哪些方面改进？ 李小加：我觉得我们在外边市场运作的人，非常难给内地市场的建设提所谓的建议，因为两个市场的发展是完全不同的基础逻辑。 国际市场是一个从下至上发展出来的市场，因此它有一个长期的自发和自动性。那么顶层的监管，是在底层逐渐的发展出来以后，一步一步的自然产生，或者一步一步给逼出来的。 国际市场一开始富人参与，从小山坡慢慢的开始往上走，在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交易所这些东西建起来，以后又慢慢的朝下往大众走，然后慢慢的出来一个个的券商等机构，再一点一点的把散户像蜂窝式的组织出来的一种金字塔型的市场。 内地市场只有短短30年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顶层设计，但是又是底层全面参与的这样一个市场。换句话说，内地市场的建设一上来就是从山顶上开始的，在组织市场时又是全体人民直接在平原上以一个个散户的身份共同参与，所以这个市场充满了挑战。 把内地市场做出来的顶层设计者其实是太难了，由于散户已经进场了，这个是对内地资本市场的巨大考验。所有的政策、监管迅速抵达民众，中间没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缓冲地带，这样的话，监管面对的经常是非常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 卸任不离场 拿个棒子接着跑 何伟：你干了11年，马上就要卸任了，是不是到了It's time to say goodbye。回想这11年，会有很多感受，有没有做一个小结？ 李小加：我倒没有这种心境，不知道为什么，如果说我彻底退休了，回家抱孙子了，我可能会有你说的这种say goodbye的冲动。我自认为还是个中青年，可能是换个赛道在那边再拿个棒子接着跑，只是说干什么现在还不知道而已，所以觉得自己好像还在运动场上。 何伟：即将离任之时，我想，你是有些话希望跟港交所的员工分享的。 李小加：我和我们港交所的2000位员工，特别是在香港的1000多位员工，这11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最后走的时候都不能好好的见个面，这个很遗憾。本来我们每年有一个圣诞晚会，我的一个愿望就是卸任那天，在最后晚会时跟所有到场员工要握一个手，这个可能不太容易实现了。很希望有个机会跟大家说，谢谢大家。 何伟：我看你的履历，人生跨度很大，最早在中国日报工作过，后来到了美国读书，之后到了华尔街，又到了港交所。这一圈转下来，特别想听听你有什么感悟？ 李小加：感悟是很清晰的，咱们这个年代的人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在书里都看不到的事。尤其像你们一直做新闻媒体的人，我最羡慕你们，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观察，把你们的想法拿出来以后来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可能走在这世界，经常是很虚幻的感觉，天天是事务性的繁琐。 何伟：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选择在媒体干，还是愿意在资本、金融领域干？ 李小加：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老天爷给的，所以说基本不是选择的，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该你干的事就干好。 （作者系证券时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李小加即将挥别港交所。 “推手”二字，是李小加对自己11年港交所行政总裁生涯的总结。推动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推动港股拥抱新经济，推动港股向国际跨界，推动港交所走向现代化……任期内，李小加在港交所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且卓有成效的改革，把港股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让香港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得以巩固，也有效配合了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 2020年12月31日，李小加将正式卸任，由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转任为港交所董事会高级顾问，继续为港交所提供6个月的指导并确保过渡安排顺利进行。卸任前夕，李小加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他11年来的收获与思考。 ■ 四个维度推进改革 上海证券报：您做过石油工人、记者、律师、投行及港交所CEO，此前您说“港交所的工作是我最热爱的一个”，为什么港交所的工作让您热爱？回想当年上任时，对于港股及香港金融市场，您希望做出哪些改变？11年过去了，当初想做的事都实现了吗？ 李小加：可以说实现了很多，还有很多没实现。实际上，过去11年想干的事情，就围绕4个事情：连水、换鱼、跨界、改制。 “连水”就是互联互通，即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将中国内地市场与世界市场更加有效地连接在了一起。“换鱼”即港股的更新换代，从本地的“鱼”换成世界大海里的“鱼”，从传统的银行、房地产股，换成新经济股票。“跨界”则是指从股票向商品的跨界，也是从香港向全球市场跨界；“改制”则是指港交所的现代化、数字化。 回过头来，我觉得“连水”和“换鱼”给个A或者A+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跨界”应该是B或者B+，因为跨界是跨出了，通过收购LME（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确跨出了股票，进入到了商品，也的确跨出了香港，进入到了伦敦，但是跨的幅度可能不是革命性的，只是进入到了商品，还没有进入到货币。因为天时地利都不在，曾准备跨越性地大跨一步，（伦敦交易所集团的收购）去年也没做。 现代化这部分，应该说是个B-。虽然做了很多，比如交易时间改了，交易系统全面升级换代了，新股结算周期从T+5向T+1的改革正在做，但是还有很多没做。交易所的现代化就像老建筑改造，这个“楼”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可住着很不舒服，但改起来很难很难，得要足够的人愿意干，还得把少数不愿意干的人慢慢说服。 改革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要么在监管体系上有所突破，要么在既得利益上有新调整，肯定有人喜欢有人恨。对我来说，每一项改革都很难，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线性的矛盾，而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矛盾，这种冲突管理我是很喜欢的，到最后总能找到一条阻力较小的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所有的工作中最热爱港交所这份工作。 上海证券报：媒体最喜欢用“改革者”来形容你，如果让您给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定语，来概括您带领港交所乘风破浪的这11年，您会用哪个词？ 李小加：我觉得“推手”或者“推动者”可能更适合。过去11年，我干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在最后往前推，而不是大家所认为的我在前面领导。因为你不可能拉着大家走，然后把有些跟不上的人给甩了，作为一个市场的组织者，我们有一个普遍服务义务，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参加。 如果把整个市场比作一个狼群的话，交易所的角色既像是这个狼群的头狼，也像是狼群的护卫狼。我们有责任引领整个市场朝着最有前景的方向发展，我们必须灵活应变、与时并进。作为市场的营运者，我们同时也是市场的守护者，我们要守护每一个狼群成员的安全，因此，当我们进行创新时，我们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兼顾，照顾到发行人、中介机构、机构投资者、散户投资者等市场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所以，作为交易所CEO，是不可能完全领导的，领导什么方向搞清楚以后，实际上更多的是推动，拼命地推着往前走，所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推动者，而不是一个领导者。终于推起来以后，慢慢进入到一种具有惯性往前走的状态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车”往前走的力量已经开始超越你推动的力量，最幸福的时候就到了。 ■ 双向开放的神来之笔 上海证券报：2014年沪港通开通的时候，您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共同市场，使内地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先在自己“家门口”实现，现在6年过去了，共同市场发展是否符合您的预期？ 李小加：如果把交易所比作“场”，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债券等各类产品比作“货”，各路资金是“钱”。所谓共同市场就是无论是世界上的钱，还是中国内地的钱，都会在这，然后无论世界的货和中国内地的货，也都会在这。 现在中国内地的货纳入共同市场已经完全实现了。以前港股是没有中国内地的钱的，现在通过沪深港通，已经实现了一半。世界的钱本来就已经在香港了。世界的货到香港来，可能顶多也就是实现了1/4，甚至还接近空白。这个空白和中国内地的钱能否通过互联互通进入一级市场紧密相关。 上海证券报：在港交所工作的这段旅程里，你觉得最自豪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留有遗憾的事情又有哪些？ 李小加：我很少会觉得什么地方很骄傲，它是一个旅程，不是一个短跑，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着长期过程的事，就像今天说突破了“连水”，突破了“换鱼”，突破了“跨界”，突破了“改制”，0的突破是很重要的，没突破之前是个大事，一旦突破了以后，拿了一块“金牌”就不再是大事了，能不能拿很多块“金牌”，能不能进入前三，能不能拿第一，后边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现在突破互联互通了，应该说没有比这个感觉影响更大的了。可是回过头来看，互联互通，现货通了，衍生品没通；二级市场通了，一级市场还没通，还是觉得差一大块。就像跑马拉松，里程碑后边还有新的里程碑。 没有什么遗憾。所有的事情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可能是不可及的，还有很多人反对。所以，那时候知道做不成的概率是远大于做成的概率。但是，你不认这个理，一定要试试，事成了就非常高兴，事不成也不遗憾。 ■ 港交所的双循环发展思路不会变 上海证券报：双循环发展格局+港交所自身改革的框架已经搭好，未来港交所战略思路会否发生变化？ 李小加：我觉得大方向不应该有变化。但是，不同的人做事情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技巧、不同的长短项搭配，肯定会让这些战略的实施重点有所不同，那都是很正常的。 上海证券报：对于未来的内地资本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您最期待哪些变化？ 李小加：双循环发展格局叠加港交所自身改革，三个维度的结构都搭好了，背景清晰了，基础逻辑也清晰了，什么时候能唱什么戏，导演来决定。 双循环的两边其实是两大金融体系，以前是不搭边的，后来由于经济体系之间已经是互联互通、互相依赖，这就使得两个金融体系不可能长期处在两个不相交的圆。后来，大一点变成中间有资本项下管控，两个圆有了交汇的地方，将来这两个圆一定会越来越靠拢，但完全重叠也不可能。到最后，这两个市场一定会达到相对稳定的既有深度重叠又有深度分别的状态。 所以，未来大方向肯定是继续融合，融合的速度会有一定的节奏，不会随意加速。现阶段，我们已经把融合的一些大的步骤和框架确立了，之后就是慢慢地一点点往前走。 以互联互通为例，现在基本上都是现货通，接下来的期货通、衍生产品通这个方向一定是要走的。只是要考虑走多快、先从哪里入手，这些方面如何管控等等。 现在债券通也只有北向通，那一定很快会有南向通，所以说“通”不会停下来的，只是“通”的速度、幅度、深度，可能会一点一点地来实现。
曾经做过石油钻井平台工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留学归来又转身为银行家，此后执掌港交所11年成绩斐然，李小加成为证券市场标杆式人物。如今，年薪超5000万港元的他声称，不想再做打工人了！ 在港交所寻梦11年 李小加的聘任期本来要到明年10月才到期，为什么提前离职？ 李小加在昨日举行的媒体告别会上首次做了解释。在李小加看来，港交所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后，今年进入了丰收年，尽管当前的市场环境不好，但港交所各项业务仍发展得不错。这时候离开，对于港交所的成本最低。 “这么大年纪了，接下来想自己干点事，看看能否尝试不打工了。”对于卸任后去向，李小加这样回应。 由2021年1月1日起，李小加将由港交所集团行政总裁转任为港交所董事会高级顾问，为期6个月，继续提供指导并确保过渡安排顺利进行。 李小加表示，从港交所行政总裁卸任后，会继续留在香港，留在中环“寻梦”，也许还是在交易广场，做与“水利工程师”相关的工作。非常擅长打比方的李小加，常常把资金比作“水”，说金融就是“水利工程师”，而他最近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何将“水”引向中小企业。 “我对‘水利工程师’很感兴趣，我们把‘水’连起来了，‘鱼’换了，这里面还有其他很多可以做的事。今后想干什么，现在距离卸任还有几天，不能说太多，但我不太想打工了。”李小加坦言。 李小加用“寻梦”来形容自己在港交所的11年，“因为在追梦，所以喜欢问为什么不能干，然后不断去探寻。而未来，也将继续在中环‘寻梦’。” 李小加于2009年10月加入港交所，2010年1月16日起出任行政总裁兼董事。当年报酬待遇包括年薪720万港元，并可获酌情表现花红及或奖授股份，2010年收入约1916万港元。 到2018年及2019年，李小加的年薪已突破5000万港元。港交所年报资料显示，李小加2019年酬金约5110.5万港元，2018年则为5241.3万港元。 因为员工股份奖励计划的缘故，李小加还持有港交所的股份。去年底，他卖掉了约65万股港交所股份，获利逾1.6亿港元。数据显示，李小加目前仍持有50.26万股港交所股份，市值约1.94亿港元。 在港交所最难忘之事 在港交所寻梦11年，李小加经历了诸多大事件，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敲响新锣。 2018年7月12日，新装修完的港交所上市大厅挤满了人，包括映客在内的8家公司于同一天在这里上市。为了让这8家公司能同时敲锣上市，港交所搬出4面锣，2家公司同敲1面。这是港交所定制的新锣首次全体亮相。 这新锣价格不菲。“我们特意到山西找了一个专门做锣的地方，这锣60万元一个，我们还是做了。我们觉得港交所必须把锣做大一点，这样才配得上来香港上市的那些企业。”李小加说。 9点半一到，4面铜锣同时被敲响，在震耳欲聋的锣声、欢呼声、掌声中，港股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崭新的锣声，宣告港交所步入新时代，但掩盖不了李小加记忆中的另一个“难忘”时刻。 李小加说，执掌港交所的11年里，觉得最难的时刻，是2014年阿里巴巴因股权架构原因转投纽交所的时候。在同股不同权规则上的坚持，使港股错失了许多潜力巨大的新经济公司。 满怀遗憾的李小加，在其后的几年里发起了两轮港股IPO改革尝试，终于力排众议，在2017年底得偿所愿。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修订后的《主板上市规则》正式生效，同日起接受公司按新规申请上市（IPO）。 修订后的港股《主板上市规则》新增三个章节，为三类企业赴港上市打开“绿色通道”：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公司以及寻求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公司。 “这是港股市场近25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上市机制改革，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次改革。”上市新规生效之际，李小加如此总结，“随着改革的完成，香港资本市场将迎来激动人心的新时代，香港会成为孕育创新公司的世界级摇篮。” 事实正如他所料。新规实行后，港交所迎来新经济公司上市潮。据港交所统计，2018年全年共有218家公司在港股IPO，同比增长25%，挂牌数量创历史新高；IPO共融资2865亿港元，同比增长1.23倍，募资额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港交所因此重夺全球新股市场“募资王”宝座。2019年，在阿里巴巴回归的推动下，港交所再度夺得全球IPO募资额排行榜首位，为10年来第六度称冠。 2020年，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给市场带来的挑战仍在持续，但毕马威对香港新股市场进行的最新分析显示，受益于中概股赴港第二上市，港交所今年的募资额增加了24%，预计全年将完成140宗新股上市，集资总额达3899亿港元。 “应该感恩这个时代” 今年是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记者请李小加用一句话点评内地资本市场过去30年的发展。李小加先是用了“波澜壮阔”，略一沉思后说，应该是“前所未有”。 “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0到1，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市场，顶层设计和最底层的风险承受者之间缺乏足够的缓冲空间和压力消化空间，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充满争议、充满挑战、充满困难，但这个市场发展起来了，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李小加说。 2009年接手港交所时，李小加就非常清楚自己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人民币国际化与内地资本市场国际化。香港金融市场过去20年的繁荣发展与内地资本市场开放息息相关，港交所今后最大的机遇仍来源于内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的资本项下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 因此，一上任，李小加便把港交所明确定位为“致力于成为中国内地客户走向世界以及国际客户走进中国内地的全球性交易所”，进而配合内地市场的对外开放战略。 为了让香港市场更贴近“最大、最主要的客户”，港交所2012年开始分阶段调整港股交易时段，使之与A股同步开市；为了把香港市场的“货”与内地的“钱”、世界的“钱”与内地的“货”之间的壁垒打通，李小加和内地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创造性地发明了“互联互通”交易模式。 如今，“互联互通”已经平稳运行了6年，其间，沪深港通推动和促成了国际市场主要指数纳入A股，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进入A股市场。而伴随着内地居民配置国际资产，港股也迎来了新的大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极不寻常的30年里，无论你多么成功，你的故事再独特，最终都应该感恩这个时代。”李小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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