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申请中国独资公募基金的外资机构已扩容至5家。据记者了解，贝莱德已获准筹备公募基金公司，而路博迈和富达国际则处于正式受理申请的状态，联博和范达则是11月以来最新递交申请的机构。 当前，部分外资资管机构正在备战开业，而全球疫情的再度恶化无疑加剧了跨境协调的难度。日前，富达国际亚太区（日本除外）董事总经理Rajeev Mittal为筹备开业而亲自来华工作，此间Rajeev Mittal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说，全球投资者都在关注中国市场的投资机遇，通过此次中国之行与中国监管层的交流，有几大信号十分强烈。首先便是中国金融开放已从“引进来”过渡到“双向开放”，富达在开业后规模达到要求时，除了面投资本土市场，也将申请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其次就是中国对养老第三支柱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富达亦希望将全球经验引入中国，并在未来申请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格；同时，中国对于ESG（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意识日趋强化，尤其是中国对于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承诺令国际市场印象深刻。 耐心布局中国长期发展 根据某些独立机构的测算，一家新的公募基金若要实现整体盈利，可能需五到十年的时间；对于在中国展业的外资机构，挑战会更大。 不过，要在中国长期展业，前期大量的资金、时间投入难以避免。“我们对布局中国市场一直很耐心，在没有任何境内业务的情况下，我们2007年在大连成立科技运营中心，目前大连办公室已有近1300名员工。现在富达国际在上海的公募基金尚未开业，但已扩员至80人，未来团队会持续扩大。我们重视中国资管行业的长期机遇，并不希望赚取短期利益，因此不会在乎是否能在5年内就盈利。”Rajeev Mittal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资管巨头拥有在众多市场独立展业的经验，但中国市场有其独特的挑战。他还提到，中国市场规模巨大，而且已不断发展、竞争激烈，环境变化也快于其他市场，例如在数字化方面明显超前，因此全球的经验有时在中国难以完全复制，外资需要在中国边学习边发展。 尽管外资巨头在西方经营着大笔买卖，但在中国仍刚以“小本经营”起步。未来中国的资管之路并不好走，也没有捷径，但外资开拓中国资管市场的最正统路径就是成立公募基金。Rajeev Mittal认为，但凡入场的外资都要抱着投资未来数十年的眼光和耐心，并且尊重行业的规律和本土监管，去细心雕琢一家新公司。 逐步布局QDII和第三支柱 在正式开业后，外资公募就能像其他本土公募基金一样面向零售投资者募资，而此前作为外资私募，面对的客户群体仅限于高净值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个开始。 Rajeev Mittal对记者称，在开业后，公募基金还需达到一定规模（200亿元人民币），才能申请QDII资质和养老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挑战不小，但假以时日也可实现，这是外资公募基金能实现差异化竞争的方面。 就QDII业务而言，Rajeev Mittal提及，早前富达就通过有QDII额度的外资行等代销富达的海外产品，而在未来满足申请条件后，富达在华的公募基金就可申请QDII额度，从而得以发挥全球资产配置的优势。他还称，中国正从早前的“引进来”过渡到“双向开放”，这回应了众多外资机构的诉求，近期QDII、QDLP额度皆有所扩大。 同时，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已可通过QFII基金来布局中国本土的上市公司，未来在华的外资公募在这方面显然更占优势，海外客户的认可度是关键。此外，富达等外资机构也表现出了对大湾区理财通的兴趣。早年之所以“两地基金互认”计划会出现“北上热（港股产品）、南下冷（A股产品）”的现象，也是因为境外投资者对境内的基金管理机构并不熟悉，未来随着外资机构在境内成立公募基金，这一现象或有所改善。 此外，养老金管理业务是国际资管巨头做大规模的立身之本，也是其践行资产管理人社会责任的体现，中国尚未被充分开垦的养老金市场无疑是外资未来的发展重点。Rajeev Mittal称，尽管富达非常熟悉欧美、多数亚洲国家的养老需求，但在中国仍处于学习阶段。富达在过去三年持续与支付宝理财平台进行中国养老调查，也是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各个年龄层人士的储蓄习惯和养老需求。 外资推动中国市场机构化和ESG 事实上，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市场也从中受益，这一过程推动了机构化趋势，也强化了中国上市公司对ESG的关注，国际资管机构也将ESG经验带入中国。 随着全球投资者加大对中国A股的配置比例，能及时且详细地了解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投票和股东参与情况变得日趋重要。国际机构也认为，目前G（公司治理）对中国市场最为关键。近期的沃森生物事件也再度引发了市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关注。 Rajeev Mittal提及，近期富达国际首次发布《中国公司投后管理报告》，其投资者对投后管理的关注，即关注投票和股东参与对企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调查发现，中国境内市场的投票参与率持续呈现缓慢但稳步上升的态势。除去控股股东，去年非控股股东的平均投票率已升至26.2%，较2017年的25.5%有小幅提升。在没有控股股东的公司中，这种变化则更为明显。同期从33.1%跃升至36.5%。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越来越多的股东会投票反对他们不喜欢的决议，而非沉默地接受。去年，获得10%以上“反对”票的决议数量大幅增长至385项，比2017年增加了约20%。在那些遭到更大反对力度的决议中，最常见包括董事会选举、贷款担保和关联交易。 不过，他也认为，A+H股上市公司的投票实践表明，中国境内投资者的投票参与率仍有进步空间，尤其是考虑到香港市场散户比例更低，且H股股东在投票方面也更为积极。例如，除去控股股东，去年同一家公司H股股东的投票参与率为42%，而A股股东仅为18%。
12月10日，新浪财经2020年会暨第13届金麒麟论坛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聚焦“十四五”——构建新格局，重塑新优势。 论坛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求发表了主题演讲。 在吴晓求看来，中国资本市场在“十四五”时期，两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全面市场化和推动国际化发展。具体而言，一是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为未来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奠定良好的基础；二是要着力扩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提升其国际性和全球影响力。 注册制改革继续，完善退市机制 吴晓求认为，在“十四五”时期，中国资本市场要继续朝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前行。2019年至202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了注册制试点，到“十四五”时期，注册制改革应该做到增量和存量部分的全覆盖，完成发行制度的全面市场化改革。 “市场机制改革是注册制全覆盖之后必需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全覆盖以后，中国市场的上市公司会有4000多家，如果未来退市机制的效率很低、退市的速度很慢，市场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因为退市机制的核心功能是要完善这个市场的定价功能，不要鱼目混珠，要让这个市场有真正发现价值的功能。如果退市机制不行，事实上就损害了这个市场发现价值的功能。所以，“十四五”时期，退市机制是必须要完善的，而且退市的速度、退市的效率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都要快。”吴晓求表示。 探索未来中国证券交易所的性质 在发行制度进行注册制改革以后，吴晓求认为，需要完善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的关系。 “发行制度在注册制改革以后，形成了发行和监管分离的体制，要理顺它的关系。交易所承担了一线的监管职能，包括注册制的发行都放在交易所，也就是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方面，交易所负有重大的责任。” 未来，证券交易所是什么性质？吴晓求表示，这是未来需要探索的重点，但这个性质一定是和注册制改革，和整个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是相匹配的。 “注册制改革只是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市场化的起点，但离成熟的市场化市场还有遥远的距离，很多制度都需要完善，包括监管体制、退市机制、并购制度、法律结构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吴晓求表示。
数据显示，2020年前11个月，A股市场IPO募资额达4238.72亿元，超过2011年以来历年全年IPO募资规模；增发募资额达7275.55亿元，同比增长逾两成。业内人士认为，股权融资制度改革与权益时代需求扩张相向而行，让2020年成为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大年”。IPO、再融资市场有望持续活跃，增配权益市场需求值得期待，供需双扩容有望构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均衡新生态。股权融资“大年”今年是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大年”。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注册制稳步推进背景下，IPO公司数量较快增长。Wind数据显示，11月共21家公司首发上市（按上市日统计，下同），首发募集资金286.68亿元。前11个月，共有342家公司首发上市。二是IPO通过率明显提升。数据显示，前11个月，共有567个IPO项目顺利过会，整体过会率为95.45%，明显高于2019年同期。三是再融资市场回暖。数据显示，前11个月，A股市场增发规模累计7275.55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11月增发规模约814.34亿元，是去年同期规模约2.6倍。“A股市场新股扩容节奏平稳，这也是注册制改革提升市场包容性的重要体现之一。目前，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需要A股市场尤其是科创板、创业板发挥带头作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注册制在强调包容性的同时，还从制度设计上倒逼前期工作程序更加规范，信息披露等工作更严、更实，在严把质量关的前提下，IPO通过率相应提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表示，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复苏向好提供有力支持。权益资产配置比重将持续增加业内人士预计，随着注册制试点稳步推进，IPO、再融资市场有望持续活跃。需求端的强劲表现同样可期，供需双向扩容将推动构建我国资本市场投融资均衡新生态。专家认为，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权益时代，股市流动性较好，居民、机构、外资等将持续增加权益资产配置比重。“居民配置、机构配置、外资配置是我国权益时代重要推手，随着A股走向成熟，资金流入趋势不改。”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德伦表示，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以来，广谱理财型产品收益率下行、基金具备赚钱效应，吸引基民入市；各类“长钱”在低利率时代将逐步加配权益资产，增强收益；经济增速、利差和制度优势等因素共同推动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大量外资有望持续流入A股。改革拓宽发展空间业内人士认为，股权融资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将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发展空间。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撰文全面阐述“十四五”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六大任务，包括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拓宽直接融资入口；健全中国特色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增强直接融资包容性；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夯实直接融资发展基石；深入推进债券市场创新发展，丰富直接融资工具；加快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突出创新资本战略作用；大力推动长期资金入市，充沛直接融资源头活水。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主任李明日前表示，将在保持新股常态化发行的同时，加强研究评估，全面总结试点注册制改革的经验，积极稳妥地做好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的改革准备，及时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进一步优化发行上市条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股权融资，更好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入口”“出口”齐发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步入纲举目张新阶段。业内人士说，只有畅通入口和出口两道关，才能形成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也才能发展直接融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昝秀丽）
公募基金整体规模大幅增长有内外双重原因。从外部看，随着A股机构化、国际化、市场化提速，市场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定价优势明显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转移，个人投资者更愿意借助资管产品入市分享股市红利。从内部看，在市场各参与方支持下，公募基金行业的整体专业形象充分传递给大众，并得到投资者的广泛认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市场公募基金产品共有7682只，对应资产净值合计为18.31万亿元，较2019年末的14.77万亿元增长了3万多亿元，这是公募基金资管规模首次突破18万亿元，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创立30年来公募基金数量首次突破7000只大关。新发基金大幅增加2020年，公募基金市场实现了管理数量和规模双增长。基金数量由去年年底的6000余只增长至7000余只，涨幅近17%。管理规模涨幅达21%，其中新发基金贡献了增长规模的绝大部分比例。截至11月30日，今年新成立基金共1320只，新基金数量突破1300只，已超过新基金单年度发行数量的历史纪录1153只（2016年全年），新成立基金规模超过2万亿元。单看第三季度，公募基金发行规模就达到了1.27万亿元，超过前两季度发行规模之和，创出历史新高。联泰基金金融产品部总监陈东认为，第三季度公募基金大规模发行主要得益于7月上旬股市放量上涨，7月份沪深300指数涨幅达12.75%。市场快速上涨，以及下半年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带动投资信心增加，公募基金公司趁势加速发行新基金。受此影响，7月份公募基金累计发行金额高达5336.6亿元，创下了公募基金史上的单月发行纪录。盈米基金研究院院长杨媛春表示，今年是公募基金新基金发行大年，“炒股不如买基金”的观念深入人心。存量基金亦有贡献除了新发基金增多，监管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也推动公募基金存量规模持续攀升。2019年底，中国证监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2020年证监会系统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持续推动提升权益类基金占比，多方拓展中长期资金来源，促进投资端和融资端平衡发展。自2019年10月份起，中国证监会正式实施公募基金常规产品分类注册机制，对纳入快速注册程序的公募产品申报，取消书面反馈环节，以提高其注册效率。权益类、混合类、债券类基金注册期限不超过10天、20天、30天，比原注册周期缩短三分之二以上，远低于基金法规定的6个月注册期限。同时，监管部门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要求基金公司限制固收类产品上报数量，鼓励权益基金发展。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日前表示，目前已有更多长线资金配置A股，与2019年初相比，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长69%，专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持续提升，市场结构和生态发生了积极向好的变化。今年以来，A股市场结构性行情提升了基金赚钱效应，成为基金规模增加的又一推手。联泰基金统计显示，在结构性行情下，今年前11个月权益类基金的规模增长主要是主动管理类权益基金。截至10月底，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较上季度末增长了32.9%，被动权益类基金规模较上季度末增长12.4%，主动型和被动型权益类基金规模增速持续分化。平安证券基金研究团队执行总经理贾志认为，在结构性行情下，权益基金赚钱效应明显，得到了投资者广泛认同，为公募基金资管规模提升夯实了基础。在固定收益类基金方面，尽管4月份以来债市走熊，但固收类基金的规模仍有所增长。截至三季度末，债券基金规模较上季度末增长了4.4%。其中，纯债型基金规模较上季度末增长1.9%。此外，7月份后债券市场进入震荡行情，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基金等“固收+”基金重获投资者青睐。三季度末，二级债基和偏债混合型基金总规模达7872亿元，较上季度末增长23.1%。从前三季度数据看，这两类产品规模增长共计超过4000亿元，与2020年初相比，规模实现了翻倍。从行业自身因素看，公募基金投顾业务迅速铺开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投资者选择基金的痛点，为公募基金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养老资金理财需求的增加，公募基金在养老投资中发挥的作用稳步提升，居民养老资金配置公募基金的需求越来越大，为公募基金规模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打破“刚兑”后权益资产受宠自2018年4月份开始，《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及一系列配套规则陆续发布，监管部门通过去除通道业务、打破刚性兑付、限制期限错配、降低杠杆率等措施，引导包括公募基金在内的资管行业良性发展。随着资管新规不断推进，过去受宠的保本理财、带有刚性兑付特征的货币基金、分级基金等产品加速转型，而权益类资产管理产品重新受宠。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显示，在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资管业务有序转型，净值型产品占比稳步提升，资金空转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持续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资管新规及配套规则陆续发布后，部分资金需要高收益资产替代，股票市场和权益基金成为较好的承接品种。”在上海证券创新发展总部总经理刘亦千看来，公募基金整体规模增长有内外双重原因。从外部看，随着A股机构化、国际化、市场化提速，市场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普通投资者的投资难度增加，定价优势明显向专业机构投资者转移，个人投资者更愿意借助资管产品入市分享股市红利，而公募基金整体专业价值充分体现，为投资者提供较多普惠型的权益类投资工具。从内部看，在市场各参与方支持下，公募基金行业的整体专业形象充分传递给大众，并得到投资者广泛认可。尤其是近两年，基金的赚钱效应对投资者产生了巨大投资吸引力。但是，在规模快速增长之余，各方面的挑战也开始增加。刘亦千认为，目前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挑战有几个方面：一是人才的挑战，即行业快速增长导致对人才需求急剧增加；二是资管同业的挑战，即公募资管参与方迅速壮大，在行业加快发展的同时，竞争对手也在加速出现；三是抗风险能力的挑战。毕竟，公募基金是资产型产品，需要承担市场系统性风险。若市场系统性风险来临，投资者能否经受住考验，仍需市场检验。长量基金高级分析师王骅认为，今年权益类基金规模明显增长，尤其是7月份随着市场转暖单月规模增长幅度很大，其中新基金贡献也很高。目前，部分权益基金持仓比较集中，大部分扎堆在消费、科技、医药板块上，这种趋同的投资风格会不会导致产品同质化以及当市场出现波动时的“踩踏”风险，仍需要投资者谨慎观察和把握。（记者 周 琳）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4月7日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总结近期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展，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提出，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在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表示，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大，未来需要根据实体需要的来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继续发力货币政策，同时，要落实好新证券法对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要求，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极大的约束违法违规者，震慑踩红线的人。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优化投资者结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让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得到改善，发挥好枢纽作用。三方面继续发力货币政策会议要求，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逆周期调控当中，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近期金融监管系统在货币政策方面频繁发力，包括两次降准、万亿量级的公开市场操作、3000亿元低成本专项再贷款资金、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对受疫情影响企业不盲目断贷抽贷、加强对企业发债的支持力度等。曾刚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一是要保持整体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只有流动性宽松了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的融资环境，引导融资成本的下行，为实体经济的恢复创造更好的这个条件，助力金融体系运行的平稳。下一步应该根据市场和实体经济的需要，通过降准、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继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但要把握好度，不能大水漫灌，主要是要引导实际利率的下行，让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更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后续复产复工提供有力支持。“流动性充裕是前提，要真正让实际利率降低，还需要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机制。”曾刚表示，二是银行是国内融资的重要渠道，要推动银行资产端定价下行，以促进实体端的利率下行。近一段时间，银行资产端LPR下行，银行的负债端，再贷款、再融资、再贴现、中期借贷等利率也都在下行，通过这些利率的下行，推动银行体系整体利率的下行；同时，债券市场整体流动性比较充裕，利率水平也在下行过程中，整体负债端的资产利率的往下调整，能够为实体经济复苏创造更好的条件。三是需要结构性的发力，疫情对经济和企业的冲击是不对称的，对于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冲击会更大，考虑到经济恢复、社会民生和稳增长的需求，必须要加大对小微民企、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它们本身受到的冲击更大；另一方面它们是提供就业的主体，有了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才有就业的提升，有了就业的提升才有消费的增长，有了消费增长内需才能稳定，经济增长才能有保证。央行此前通过定向降准等方式，主要是增大再贷款、再贴现规模，未来还需要继续强化定向扶持力度，加大对这种特定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曾刚表示，无论是降准还是降息、结构性调控的空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篮子，比欧美的国家而言，工具要多，有条件有能力要保持灵活适度，未来需要根据实体需要的来及时进行政策的调整。对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怎么做，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此前也表示，一是分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二是继续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三是落实好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新增的1万亿元。四是实施好定向降准，发挥好准备金工具的正向激励引导作用。五是积极推进LPR改革。六是加强国际合作，营造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社会一起抗疫和稳定经济。完善基础制度，落实新证券法要求金融委会议就资本市场方面的表述着墨较多，包括了“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坚决打击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在基础制度建设方面，证监会明确了再融资战略投资者的认定，发布了科创板科创属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新证券法集中“打包”修改证券期货规章、规范性文件，资本市场改革稳步推进。同时针对一些蹭热点、热衷炒作的上市公司，交易所频频下发问询函，就近期市场热议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证监会表示，不管在何地上市，上市公司都应当严格遵守相关市场的法律和规则，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将按照国际证券监管合作的有关安排，依法对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坚决打击证券欺诈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瑞幸咖啡注册地在开曼群岛，经境外监管机构注册发行证券并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对造假企业的从严监管意图明显。曾刚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要提升直接融资就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是一直以来坚持的改革方向，当前再度提及和新证券法实施有关。3月1日实施的新证券法，夯实了资本市场发展的法定基础，首要的就是要完善基础制度建设，营造适合市场参与各方发展的环境基础，对于造假的、欺诈发行的要加大打击力度，通过法律、行政等方式极大的约束违法违规者，震慑踩红线的人。同时，还要适度扩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优化投资者结构，吸引长期资金入市，让资本市场的基本环境得到改善，发挥好枢纽作用。目前，证监会将按照已公布的资本市场改革12项重点工作，包括推进注册制改革、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改进和强化中介机构服务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创造更加有利于中长期资金入市的环境等，继续加大推进力度，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有利于支持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曾刚表示，只有落实好新证券法，让相关规则顺利落地，改善市场环境，才能发挥好资本市场的作用。防范境外金融风险的输入当前，在疫情防控方面，要预防境外病例的输入，在金融系统方面，也面临着防范输入性风险的问题。会议指出，高度重视国际疫情和经济金融形势研判应对，防范境外风险向境内传递。曾刚认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能力，投资者预期并没有改观，会导致金融的风险的产生，过去几周，美股产生了巨大的波动，各国的汇率涨跌较大，油价也不平稳，这都是风险因素。目前，对市场的影响多停留在心理层面，境外实际的损失可能会超过预期。曾刚认为，随着疫情的发展，一些主体的违约可能会出现，前两天阿根廷也开始出现技术性违约，未来需要进一步注意类似情况的出现，随着违约的大面积出现可能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继而可能产生金融风险，这对于国内经济会有影响，影响资本流动，影响开放步伐，影响国内资本市场。曾刚表示，我国有不少的金融机构已经国际化，有海外分支机构，疫情也会对它们的经营状况产生影响，进而对金融机构主体产生一些间接的影响，当前不能忽视这些影响，有可能会造成风险传递，必须进行有效管理。一是做好预期管理，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对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所面对的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实际上已经消除了，但需要强化市场的预期管理，向市场、公众充分信息披露，打消疑虑。二是要做好资本项目向下的风险管控，尤其是跨境融资、跨境资本流动要密切观测，目前汇率波动比较剧烈，有些企业境外的发债，存量部分存在风险，需要去摸底。三是要关注境外机构的经营状况，做好前瞻性的准备，当前我国正在金融开放，要管理好风险，防范风险输入。会议还提出，要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增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我国中小银行数量有4000多家，资产总额约占整个银行体系的1/4，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次疫情中，中小银行受冲击更为明显，迫切需要加大资本补充力度。目前，银保监会推动中小银行增强资本实力。通过加快处置不良资产、做实资产分类、加大拨备计提和利润留存，增强银行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通过发行普通股、优先股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等方式，拓宽银行补充资本渠道和方式。支持地方向部分高风险中小银行注入资金、可变现资产，或者通过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注资的方式，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场全国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迅速打响。近期，新华网金融频道特别策划推出【经济走势看信心】系列报道，独家采访经济及金融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展现社会各界控疫情、稳经济的坚定信心，以及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光明前景。 摘要 近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主办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及对策”专题研讨会，邀请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金融机构代表和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以及疫情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建言献策。 市场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预期已经从恐慌逐步转至正常化，但对复工后人口流入较集中区域的疫情走势高度关注。从影响来看，市场一致预期新冠肺炎对经济是短期、一次性冲击。具体来看，疫情对消费的冲击较大，一季度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后续经济恢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控制程度。从微观来看，中小微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严重，亟需解决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难题。 为降低疫情影响，尽快恢复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二是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要协同合作，多方面降低中小企业的支出压力；三是“大手牵小手”，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为中小微企业纾困；四是要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为有序复工和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支持保障；五是保持信息公开，做好预期管理，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六是坚持市场化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七是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课题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各地政府纷纷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为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在调研收集社会意见以及组织专家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区分级防控、有序复产复工、多方协作保证中小微企业生存性经营等相关建议。 一、市场对疫情的预期逐步转为正常 1、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已逐步正常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从最初的恐慌到逐步了解疫情后的情绪改善，当前市场机构对疫情的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针对新冠肺炎较高的传染性、潜伏期以及有效的防控手段，社会整体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加之疫情发生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稳预期的措施，市场情绪在资本市场开市第一天充分释放后，目前已逐步常态化、正常化。 2、市场机构对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区域的疫情高度关注 尽管市场机构对疫情的整体预期已经逐步正常化，也相信在各方力量的协作下疫情能得到有效控制，但对于逐步复工后，人口集中流入的区域，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及周边区域的疫情还存在较大的担忧。一方面担忧珠三角及长三角区域对疫情的严格防控影响企业复工进展，另一方面担忧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容易再次引发疫情。 二、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较大 1、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大于SARS疫情 当前市场机构一致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大于2003年SARS疫情。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前中国经济环境及所处的阶段与2003年明显不同。2003年我国正处于加入WTO后的经济腾飞期，而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速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换期；二是经济发展驱动力明显不同，2003年我国经济仍处于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阶段，外部贸易环境逐步改善，而当前我国经济对内需消费的依赖更大，2019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57.8%，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短期消费；三是产业结构不同，当前我国经济对服务业的依赖逐步提升，而以餐饮、旅游、影视为代表的服务业行业受疫情冲击较大；四是全球经济格局不同，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疫情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以及全球手机、汽车等重要产业链。 2、需求上对消费影响最大，一季度GDP面临下行压力。 整体来看，市场机构一致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一次性事件，一季度经济增速将面临下行压力。根据疫情情况，很多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速的预期。疫情对后续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如果疫情在4月底之前能得到完全控制，二季度GDP将会明显改善，三季度经济增长将进入正轨。 从类型来看，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业消费，部分餐饮及旅游业的消费冲击将难以弥补。根据SARS期间餐饮旅游业的恢复程度来看，一般在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客流恢复至50%，第二个月恢复至60%-70%，三至四个月后恢复至100%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生产制造行业尽管受疫情影响短期产能及营收下降，但由于需求端相对稳定，疫情期间挤压的订单将在下半年集中释放。 3、微观上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的生存问题 此次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部分中小微企业。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近日对全国1480家中小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60%以上的中小企业账面现金能够支撑的时间不超过2个月；同时，31.62%的被调查企业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营收的影响在50%以上。约有22.5%的被调查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6.01%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这将造成较大的就业压力。同时从产业链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的产业链的末端环节都是由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困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产业链的运营，进而对复工后大型企业的经营也造成较大的压力。 要高度关注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可能带来的地方区域性金融风险。中小微企业经营风险的上升可能增加地方性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压力。同时，叠加疫情因素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和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凸显。在中小企业数量较多、地方财政压力相对较大的区域，“中小微企业—地方性中小银行—地方财政”三大风险点叠加的区域性金融风险要高度关注。 三、战“疫”突围的对策建议 1、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根据全国各地的实际疫情防控情况，为便于实际操作，建议中央部署各地根据疫情分区分级防控，有序推进全国复产复工。 一是尽快根据疫情分级标准，推动各地实现依法行政。当前各地为控制传染源，有些做法超越了法律适用，例如扩大强制隔离范围、过度实施交通管制；设置路障、挖断道路、阻止人员物资正常流动；泄露重点人群个人信息等。为纠正不当的管制措施，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根据疫情出台分级标准以及对应参照的防控措施，使各地实现有据可依，并以此纠正各地在疫情防控中的不当做法。对于拒不纠正错误行为的地方要进行合规性审查，督促依法行政。 二是认真总结防控经验教训，疫后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疫情结束后，应组织对本次疫情的防控工作和应急处置机制进行认真总结，对其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并以此为依据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2、多方协作，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性经营。 面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政府部门、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要协同合作，通过各种办法进行救助，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压力，保障其在复工后能持续经营。 一是建议地方政府因地施策，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中小微企业的生存成本。目前工信部出台20条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建议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中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及经营情况给予差异化的补贴和支持，对中小微企业减免或减半2-3个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第一季度中小微企业缴纳的税收按一定比例进行返还；对于租用大型国企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减免或减半2-3个月的房租，对于租用民营或私营业主物业的中小微企业，允许其凭有效租赁合同去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申请减免或减半2-3个月房租。 二是建议各地金融体系因地制宜地出台一系列保障中小微企业生存的支持措施。对在疫情期间到期的中小微企业贷款适当给予6-12个月的展期；灵活运用资产证券化、外部担保等多种方式保障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不断裂。 三是建议国有企业带头减租降费，让利于民。建议水、电、煤气、电信等大型国有公共事业单位主动让利，减免中小微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相关费用。 3、“大手牵小手”，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为中小微企业纾困。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很难直接获得金融资源或国家政策扶持，而利用大企业的供应链渠道，向居于产业链核心的大企业提供金融资源，再通过由其向链上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延缓订单交付等方式，有效将资金传导到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手中，通过“大手牵小手”，实现为中小企业纾困的目的。 具体方法上，一是建议现金流相对充裕的大型企业，借助预支货款等形式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中小微企业的正常复工以及产业链的正常运营；二是鼓励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市场化利率的委托贷款，由国家财政专项资金提供贴息支持；三是为解决由此导致的大型企业负债率上升问题，鼓励大型企业将应收账款进行资产证券化，由地方或国家担保机构提供外部担保，由金融机构投资，实现企业、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四是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存量三角债务化解，解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货款拖欠问题，缓解中小企业流动性压力，帮助企业渡过疫情难关，同时借此契机推进市场化去杠杆，降低中小银行风险。 4、加大宏观政策调控，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提供保障支持。 建议财政部门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一是建议适当提高今年的赤字率至3.5%，可争取7000亿元资金；二是建议发行特别国债，规模建议不少于1万亿；三是视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的需要，免除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比如3月31日前）的全部增值税，以降低企业支出压力，支持企业尽快复产复工。前两项措施筹措的资金，可用于疫情防控及扩大公共卫生等短板投资，以及重点物资保障企业、小微企业税费、五险一金缓免、失业救济、贷款贴息等。 建议货币金融政策保障流动性支持。一是用好央行3000亿专项贷款资金；二是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民生物资和服务提供企业等，更加积极地提供无抵押低息贷款；对其他企业，在抵押到位的基础上，也应当积极提供流动性支持；三是必要时可以动用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为兑付困难的企业债券（不包括平台、地产等，且以民营企业为主）提供流动性支持。 5、保持信息公开，做好预期管理，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一是实事求是，保持疫情信息准确、畅通、公开。要及时应对社交网络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通过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发声来及时消除不实言论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效引导社会形成正确预期。 二是做好对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目前全球都高度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的关联也日渐紧密，在做好国内预期管理的同时，也要同步做好国际社会的沟通工作，为复产复工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三是建议统计局在后续公布一季度经济增速时可以同步发布剔除疫情影响的GDP增速，此做法既符合统计数据实质可比原则，又与疫情一次性外生冲击性质吻合，有助于市场更全面地了解经济现状，提振公众与市场信心。 6、坚持市场化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 除出台短期政策以外，建议更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一是要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为补短板、促发展，当前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明确的改革信号。二是要让民营企业树立改革的信心。要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贯彻竞争中性原则，打破行业垄断，消除民营企业“不敢投”的顾虑，提升民营经济的活力。 7、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是合理界定政府权责，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增进相互信任，让社会公众和政府形成相向而行的合力；二是建立起各司其职的治理体系，优化问责机制，鼓励敢于担当、敢于作为的风气；三是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尽快建立健全体系性的公共卫生保障和疾病预防机制，加大对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的资源投入；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跨部门、跨层级的应急机制，提高我国对重大灾害的应急处理能力；五是加快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在灾害发生时发挥民间组织力量，与政府通畅沟通、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疫情及其他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附录
5月16日上午，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原常务副市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疫情下，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具有三个特征：改革开放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开放是双轮驱动的，而且之间也是互动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定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当前还是今后。对行业而言既提供了良好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市场变化对监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屠光绍首先强调，疫情下的中国资本市场走势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巨大的，而且这个巨大的冲击有两次，一次是国内疫情的爆发，第二次是全球疫情的爆发。二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国际间资本市场是相互影响的，这个也反映了金融市场信息的流动和相互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保持了更强大的韧性。第三是此次疫情对实体经济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中出现了行业的分化。 屠光绍进一步表示，面对中国疫情，中国保持了 资本市场的功能，这对于疫情下维护经济稳定非常重要。他提到，一是交易功能。交易功能就是市场的流动性，这个应该说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从数据分析来看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无论是股票还是债券，资本市场的交易功能维持一个常态。特别是交易的金额，比之前没有明显的变化。这就说明资本市场维持了它的基本交易功能，它的流动性功能，这对资本市场来讲非常重要。 第二个功能是从投融资来看。我认为在疫情巨大的冲击情况下，投融资资本市场的功能依然保持了常态，甚至有的融资规模还有增加。这是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也是我们考察资本市场的第二个角度。屠光绍表示。 第三个角度是资本市场在抗疫的情况下，对维持经济的恢复，维持经济的稳定起到了作用。 那么，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屠光绍认为：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走势包括全球资本市场的走势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资本市场依然有巨大的波动。 免责声明：本文不构成任何商业建议，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站发布的图文一切为分享交流，传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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