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了过去，可以推知未来。 《通胀螺旋》是一部抗战与社会动荡时期的货币史、财政史和普罗大众的社会生活史，其完整地记录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9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与结果。可以说，当时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恶性通胀（通胀螺旋）的形式表现出来，且最终导致了民国经济的崩溃，令人不可思议。近来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像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样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一同回顾这段近史，体悟当一国经济处于极端情况下（虽不可直接类比，但仍具深远意义），只能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所带来的经济与历史后果。 本文逻辑 前言：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总需求的增长 第三部分：反通胀措施 第四部分：一些教训和当下的问题 前言：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 第一，用历史放大镜的视角分析“赤字货币化”是我选择这本书的一个初衷。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财政赤字货币化本身存在非常多的争论，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会不会引发一些不良的后果。有的人认为不会引发什么问题，因为自次贷危机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赤字货币化，以至于到了无债可买的境地。尤其以日本的货币政策为典例，日本央行的超级宽松面临无债可买的困境（2016年持有40%的未到期国债），一心想货币化却没有资产可购买，便只好买上市公司股票，以至于现在都买成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但是，你能想象到中国的央行如果在A股买股票买成近1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吗？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自次贷危机之后，本质上也是在干和日本同样的事：只要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本质上都是一个赤字、一个货币化的行为，一个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政府公共债务融资的行为。因此，赤字货币化本身并不是因为最近中国由于疫情叠加经济下滑而遇到的紧急情况，而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普遍行为，但是为什么没有引起像《通胀螺旋》这样的事情？这里边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后面我会详细讲。我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提到过只要有现代经济，就不会有引发太大的通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通缩，是需求不足的问题。 第二，理解战争时期的经济、金融和财政（战争经济学）。我也曾写过战争经济学的相关文章，很难想象在一个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整个交通进出口都被封锁的情况下），政府如何来动员经济，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以及怎么设计财政方针来建设后方？换言之，重庆跟上海本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战时突然变成两个国家，且这两个国家脱钩了（变成两国交易）——这也引起了我去思考现在中美脱钩的问题。为什么说全球化脱钩会引起通胀？其原因或是“外面的物资进不来，里面的物资出不去，而内部物资又十分便宜”——这也是战争经济学会造成的一种格局，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它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 第三，这段历史（1937-1949）并不久远（且经济体不复杂），能够让我们看清赤字货币化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本特别让人尊敬的著作，很多学者都在极力推荐，甚至有几个推荐方（譬如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本书对于立法和行政从业人员来说，应人手一册；以及被列为美国的政策人员、政府官员必读物等等．．．应该说，作者张嘉璈先生的创作过程费尽了心血，我们会看到书中包含着这段历史大量且翔实的数据，尤为珍贵的是作者本人作为当事人，以自身经历全貌地记录了中国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9年间的通胀发展过程。因此，这本书对于我们而言是特别珍贵的。有幸读到这本书，仿佛身临一场伟大的思想盛宴，故我的分享主题起名为“战争、通胀与国运”——实际上是对这本书写作背景的一个概括。 另外，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历史背景，重视历史分析。虽然数学模型在逻辑上非常唯美，但是越来越脱离现实，倒不如拿一段历史，用放大镜去一点点分析，然后去归纳、总结历史付出的代价和教训，将其当做一个历史资源来用到你的研究中，让历史不再重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第四，在极端情形下，更容易理解通货币通胀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经济很复杂，划分为各行各业各种门类。但是，民国时候的经济实际上非常简单（它的复杂之处在于城乡之间），它的生产门类相对来说简单，从货币到通胀之间也比较直接，需求和供给之间也比较直接，利于我们观察与分析。 张家敖先生认为，通胀就是因为货币把需求打起来了，但是供给受到战争的影响没有跟上。比如，我给公务员发了工资，之后民国政府公务员发工资给士兵，或者贷款给当地修建公路的民工，如此一来便就会创造需求（譬如人们买粮食的需求），但是短时期内供给没有变化——货币能创造需求，能刺激需求，但是没有办法创造供给；印钞可以是很快实现的事情，但是供给需要工厂的投入，设备的投入，生产粮食也需要四季耕耘（缓慢而耗时），因此会立即引起通胀。 第五，站在政府的角度，为什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政府在治理通胀上却如此无能？这里需要引入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概念，即“国家金融能力”（通常称为“国家能力”，你会发现当时民国政府的国家金融能力基本等于零，缺乏一套健全的财政体系，最后只能依靠央行印钞来解决问题。此外，通胀永远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通胀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第六，有助于我们思考大变局下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动；由于民国时期未能完成工业化，很多物品依靠进口，且没有任何定价权，因此在那时与世界的联动更为紧密。以美国1934年颁布《白银收购法案》为例，给中国带来了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中国的农民就多三五斗）等影响。 第七，对恶性通胀下的资产配置和人生选择有借鉴意义。我们从研究通胀的角度，思考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通胀与资产配置包括个人职业选择的逻辑、脉络和意义。例如，作者张家璈先生描述在大通胀情况下（尤其从1937—1945年），公务员和教师陷入赤贫，他们的实际工资降幅高达90%。 第八，如何避免通胀螺旋，防“火”于未然。一定要理解把通胀螺旋治理放在预防上，这是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另外，推荐大家辅助阅读：《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城山智子）、《乡土中国》（费孝通））。 我们知道“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又称“富足的矛盾”Paradox of plenty，指国家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而在张嘉璈先生的这本《通胀螺旋》内含许多名言警句，其中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比较大，我称它为“货币的诅咒”：“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见P419），尽管作者本人并未重点提及这一概念，但是无论作为政策研究者还是经济学学者，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即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会是一种诅咒，就像自然资源和物产丰富的国家仅仅依靠出售自然资源而谋发展，最后都不免走向衰败；相类似地，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印钞就能够实现财政目标（印钞很简单，而征税成本高昂），那么也会变成一种诅咒。换言之，如何让我们的货币政策部门逃脱“货币的诅咒”，这是建立并完善现代货币政策、金融治理能力，以及国家金融能力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部分：历史背景 战时物价，战后更甚；数据显示，从1937年至1945年，短短八年时间物价涨了2500倍，汇率贬了800倍等等．．．一个直观的认识是，在1937年我们买100斤酱油需要6块钱，而战后则需要32000元，很能想象买酱油需要上万块的花费。至于战后，整个通胀体系已经崩溃（无法标价），整个国民经济回到了以货易货/黑市（使用外汇或黄金）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货币已经丧失其基本职能（流通手段易、价值尺度、一般等价物）。战后的物价也是呈现出一个直线式的上升，但是在1945年下半年有一个短暂的平稳下跌（由于战争之后大家充满了信心），因此你会发现物价是跟信心联系在一起，因为货币本质上就是一个认知网络，是信念共识，或者是个故事（只要你能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但最后这个故事讲不下去了）。 1930s发生的一些大事：美国大萧条，西方国家相继脱离金本位，其影响非常深远，尤其是1932年美国《白银收购法》，国际银价持续大涨；国际银价大涨引发民国货币大升值，1932年直接升值32%，之后几乎每年升值10%左右。白银价格上涨使得白银外流，最后导致了通货紧缩（1933-1935年间，上海批发价格指数下跌了24%）。在1935年后，西方国家开始复苏，民国经济开始陷入通缩泥沼。因此，1935年国民政府启动币制改革，脱离银本位制，从此开始通胀历史，直到通胀螺旋（注：“1935年的币制改革为更轻易地增加货币供应埋下了伏笔”—p14）。 1937-1949年间的通胀情况：如图表1所示，在1935年以前，各项指标处于相对平稳期；而银本位制，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其主要原因。然而，类如战争，疫情等巨大的外生冲击会阻断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我们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造成影响。 图表1 批发价格指数 图表2 战时通胀第一阶段：1937-1939，平稳上涨（见图表2） 随着历史的变迁，日本侵华全面开始，我们进入了战争阶段，该阶段有许多特征跟战争情况紧密相连。这一阶段里，日本攻势凶猛，国民军节节败退，退到了后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由后方地区与日本占领区构成的二元结构（原本是同一个市场，互运粮食，但现在变成两个国家；鉴于这一时期日本的封锁并不绝对，粮食输还是可以通过别的办法实现的）。从图表2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阶段的通胀还是相对平稳的（战时上涨三倍），其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1）“孤岛经济”：本地品价格平稳（出不去），进口品大涨（进不来）；（2）“难民经济”：难民涌入后方，但在初期大量的物资也涌入后方，加上劳动力成本降低，有抵消效应；（3）“公众热情”：抗战热情高昂，公众积极购买公债，非通胀性货币发行依然有效；（4）外资援助、汇率稳定；（5）后方建设：扩大信贷，形成需求，但还没有供给；（6）农业大丰收：1938、1939年农业产出较过去平均水平增长8%；（7）战争时期的预防性储蓄；（8）工资调整滞后。 战时通胀中间阶段：1940-1941，大转折（见图表3） 图表3 在战时通胀中间阶段，后方需求增加叠加供给大幅下降。该阶段通胀出现大转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八点：（1）严重粮食歉收：1940年夏稻产量下降20%，重庆大米价格半年涨了5倍；（2）难民负担；（3）公众热情下降，国债发不出去（3-5%的认购）；（4）赤字货币化：货币发行3.5倍；（5）战争恶化，宜昌、印度等通道封锁，滇缅公路关闭，只剩下阿萨姆邦空中航线；（6）信心丧失；（7）反通胀举措收效不大；（8）工资上涨。这一阶段，真正的形成了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涨，通胀螺旋开始了；我们看到在该阶段汇率相对比较稳定（因为已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而物价却上涨了七倍左右，可谓战时通胀的大转折。 战后时期的通胀：1945-1949，货币崩溃（见图表4） 图表4 1945年8到12月是短暂的稳定时段，该时段物价下降了25%-35%，黄金价格下跌90%，汇率升值一倍。然而，1946年通胀再起，滞后通胀螺旋直到崩溃，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分析其主要原因，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1）内战重启；（2）赤字货币化：这一时期的国民政府开支的70%是依靠赤字货币化，财政状况极其不健康（判断一国财政健康与否，可观察其征税的能力与状况，尤其是直接税的征收）；（3）公众信心：内部是国民政府的不守信用，外部是日本侵略令人们沉浸在亡国的恐惧中（当货币已经成为一个心理层面的概念，它便不再是货币，当它成为居民越来越不愿意持有的劣质资产时，对于一个国家是最可怕的时候——这也告诫我们，在通胀螺旋一步步形成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让通胀概念上升到心理层面）；（4）税收体系残缺；（5）工资-物价螺旋（趋势已经形成，解决起来非常困难）；（6）改革无法推行（当时的国民政府无法满足美国方面所提出的改革要求，继而使所谓的援助也打了水漂）；（7）后期内战不断失利；（8）投机盛行（在整个通胀过程中，四大家族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9）美国援助失败。 根据战时通胀期间的收入分配情况（见图表5），我们发现战争时期最保值的是美国证券和投机领域，最不保值的是制造业；最受伤的是公务员和教师（“陷入赤贫”） 图表5 战时通胀期间的收入分配情况 第二部分：总需求的增长 深层原因——解读通胀螺旋背后的国运密码 1、历史成因：乡土中国与货币经济 为什么战争时期，城市与乡村隔断以后，乡村反而有所喘息？费孝通在其著作中对此做出了解释——民国时期的城市，并不是生产中心，而是食利阶层（地主和官员）的生活圈，对乡村只有攫取没有给予。其次，吃地租的地主从农村搬到城镇生活，依靠租金购买进口品（洋货）；并没有产业供给给乡村；乡土依然依靠农业和手工业自给自足。再次，在农业经济依然占绝对地位的民国时期，没有在农村建立起“货币经济”；由于农村的自给自足，很多货币被窖藏了。然而，由于地租需要用货币（城乡关系依靠货币联系），农民的经济利益又很容易遭到汇率和国际大宗市场的冲击（美国《白银收购法》与“多收了三五斗”》）；上述一系列涉及政治的原因使得当时并未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继而也限制了在反通胀或征税层面的能力和表现。 2、政治成因：碎片化的治理体系与弱小的国家能力 首先，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也就形不成富有深度与广度的“货币蓄水池”；第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现代财税体系，税收收入，尤其是直接税，占比非常低。过度依赖非税收入、公债，国债发不出去只能通过赤字货币化；第三，不珍惜国家公信力，政府多次出尔反尔（比如承诺战后废除的附加田赋不执行，承诺的以外币计价和偿还的国债也失信，等等）；第四，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所提出的反通胀措施屡屡被财政部否定（P82-84）；第五，失去了中央银行的现代治理通胀方法，只能依靠简单粗暴的工资、物价管制；第六，当时腐败横行，官员参与投机倒把成风，大通胀过后“四大家族”财富占比飙升；第七，由于战争失利，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合法性丧失了信心；第八，脱离银本位后，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现代汇率体系（货币对外贬值一度非常严重）。 3、金融成因：基础货币依赖（印钞），没有创造广义货币 这一金融层面的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第一，缺乏现代金融体系，没有有效的金融市场，发行国债只能靠“爱国热情”；第二，没有服务实体产业的商业银行，广义货币供需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商业银行以外资行为主，且集中在上海，主要服务于外资企业和资金业务（投机客）；第三，占比巨大的乡土经济中没有商业银行，只有原始的钱庄（商贸物流而非生产）和民间高利贷；第四，一些商业银行也有发行纸币权力（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货币尚未完全统一，国家信用滥用（类似现在的刚兑）；第五，战后财政部随意批准设立私营银行，这些银行不是服务实体经济，而是参与到投机领域（利润导向使然）。利率的随意管制，更加增加了黑市交易和投机套利（管制利率8.4%，但通胀率已经200%+）。 4、结构成因：货币发行只创造需求但无法创造供给 第一，供给-需求结构严重失衡；作者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需求过度（第二大部分标题“总需求的增长”）；战时经济，赤字货币化可以迅速创造需求（工资增长），但是没有办法立即创造供给；第二，储蓄-投资结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战时经济，乡村经济，缺乏金融体系）第三，收入分配结构严重失衡，即固定收入者实际收入大降，投机领域、海外投资收入大增；第四，货币-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货币与经济几乎完全绝缘，货币的发行无法带动生产性活动；第五，资源宏观配置结构严重失衡：数据显示，有70%左右的资源长期配置在非生产性的军事领域；以上五点原因便勾勒了结构成因的具体图像。 第三部分：反通胀措施 概括起来，反通胀措施主要聚焦于以下七点： （1）财政政策：压缩开支（当直面不断下降的收入，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增加税收（约1%-5%，且税种多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减少赤字，皆不能行； （2）货币政策：“羁绊太多，没有作为”； （3）管制对私信贷：筛查、管制、削减，有些微效果，但基本没用（监管体系效率不高）； （4）管制利率：黑市横行，增加投机，效果不大； （5）增加储蓄：“并不成功”（违背了当时的“货币不过夜”观）； （6）出售公债：无人购买，只能摊派，打折出售； （7）出售黄金：基本无济于事；简而言之，当通胀螺旋真的形成并发展起来，所谓的反通胀措施基本都属于事无补。 第四部分：一些教训和当下的问题 “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敌人，绝不能忽视其威胁” “创造货币的能力可能成为一个诅咒而不是经济的福音” 为了表达对张嘉璈先生的敬意，此处将摘抄节选自《通胀螺旋》中的五句原文： 第一，应该记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王朝政治时代的权威，几乎总是充斥着通过军事扩张或推荐庞大的公共工程来维系国家和个人荣耀的强烈欲望。这些举动最终总是导致通胀性财政。 第二，在促进国防或经济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利益最好是通过增加实际产出和促进国内资本的积累来实现。中国的经验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民营企业和银行业的健康发展。政府过度发债，强制银行认购，以及通过直接发行新钞无节制地赤字融资，这些中国都出现过，而且破坏了银行作为公众存款安全保管机构的信心。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不能仅仅因为私营企业发展缓慢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扩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通常造成的结构，不仅是破坏私人成本的形成，更有悖于发展初衷。（注：还要建立银行家和企业家精神，服务于实体经济）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有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建立预算控制的制度框架、确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社会长期福利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监管的缺席导致了中国财政管理上的混乱和恣意妄为，而避免在其他地方重蹈覆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注：发达国家有能力较为自如地实施低利率和负利率，其货币需求量较大） 第四，一旦出现通货膨胀，政府必然会被引导到增加干预和直接统制的道路上。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受教育人群和知识分子数量很少，而且由于这些人通常集中在政府服务部门、教育部门和其他收入相对固定的职业，通货膨胀会减少这些重要群体的实际收入。这往往会造成政府成功所依赖的合作团体的不满。言辞的不满必然会引起反政府舆论的高涨，而这通常会夸大真正的不满情绪。与这些精英集团切割，尤其是恰恰最需要在有效管理经济的时候，政府管理就会走向腐败。通货膨胀的腐败影响在不发达国家加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经历给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教训。 第五，再来观照中国近期的经验，可以明确地讲，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把握的，尤其是专注于许多其他责任的政治领袖。允许一个人绝对和任意的控制，就是在制造灾难。 这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其最大的历史后果（百年大变局）便是新中国的成立。同时，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政策走向与制定。要知道，随意地剥离历史背景和实干经验去批判一个时代是不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施计划经济——从陈云经济学、毛泽东“三面红旗”、邓小平经济学，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切均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在我看来，通胀螺旋以及日本侵华对我们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段历史，没有“学习”历史的习惯（就像美国的大萧条造就了美国的凯恩斯主义和美国当前的一系列的政策选择一样）。对于我国而言，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段通胀螺旋的历史，它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资源和经济学思想资源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信心不会再犯此类错误。 最后，着眼于当下和未来的若干思考：（1）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危害”：货币的生产性功能和分配性功能；（2）货币发行的过程与后果：谁来掌握货币发行权和货币使用权？（3）究竟是通胀引发了经济崩溃，还是经济崩溃引发了恶性通胀？（4）除了赤字货币化外，战时经济还有别的方法吗？（5）财政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直接税、累进税）；（6）思考国家金融能力：资本市场的重要性；（7）思考货币发行和传导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城乡二元—公私二元；（8）还有哪些有效的反通胀措施？（9）赤字货币化与恶性通胀之间，隔着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此处不作展开，欢迎私下交流） 一言以蔽之，通胀螺旋就像火灾，解决的方法在于“防”，而非“灭”！ 本文根据赵建博士在首席悦读会上的发言内容整理，有删改；整理人，西泽研究院研究员王嫄。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信息和数据已然成为经济创新和增长的引擎。作为建立在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经济运行系统，数字经济不仅创造物质财富、增加企业价值，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占比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事实上，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中国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力量的同时，数字经济所引发的商业模式、交易角色和价值链条的转变，也为既有税收规则的适用添附了新的障碍，对于传统税收制度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既催化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兴起的催化剂。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在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方面的分歧，成了下一轮全球贸易摩擦的潜在引爆点。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又会如何回应国际数字税收制度，以期有效平衡和分配征税权及税收利益受到广泛关注，未来将成为讨论热点。数字税——数字产业的价值链梳理在设计数字税之前我们首先要回到税收的原点—为什么要征税？征税是面向创造价值的对象收取支撑社会运行和维持商业秩序的必要成本。从本质上说，整个商业社会需要能够清楚地了解业务中究竟是什么在起到核心作用，从而创造商业价值。是最前沿的技术研发、财务风险管控，还是运营支撑，或者是知识产权乃至无形的品牌资产？事实上，数字税的本质就是就数字产业进行的价值链梳理。而数字业务的交易模式和高移动性和用户深度参与等特点让其价值链的构成与传统产业截然不同，这也给传统税收带来巨大挑战。首先，由于数字经济天然具有交易的虚拟性、非中介性等特点，数字化商业模式日益生成脱离“物理存在”的演进趋势。非居民企业一般通过承担了核心业务功能的数字化媒介和虚拟实体，在与互联网连接的服务器上的由数据和软件组合的商业销售网址内，设置相应虚拟销售空间，以便实现在任意目的国市场销售其数字化产品或服务，进而获得跨境营业利润的目的。无需在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交易对方所在国境内，设立实体性的营业机构、场所的交易模式显然突破了既往实质性课税联结点的构成要件。但是依传统税收征管规则，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购买方所在国也显然无权主张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其次，数字经济对无形资产的高度依赖、业务功能的高移动性等特质，使得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所得分配和归属判断变得更加困难。这也增加了税务机关有效识别交易主体真实身份、判断其纳税地位乃至有效监控税源等工作的难度和成本。基于跨境经济规模成长的隐身性和价值链管理模式，数字企业往往在全球范围内综合考量成本、技术优势等因素，通过功能的剥离实现价值链重组，径由分离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等方式，将企业利润在税负不同的国家（地区）进行配置，从而加剧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此外，数字经济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数字经济实现了价值创造从价值链向价值网络，再向价值商店的发展演进，促进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变革，使得消费者角色被重塑，数字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方并非是单纯的消费者。用户参与恰恰是用户通过提供数据为某些类型的数字业务创造价值的过程。对于微信、脸书（Facebook）、微博等内容源于用户活动的参与式社交网络平台，其盈利模式主要是广告投送、用户增值业务（会员等）以及用户流量等。对于百度、谷歌等提供搜索引擎的平台而言，平台搜索引擎的大部分内容由用户直接或间接地传递，影响平台收益的关键因素通常也是基于用户提供的数据进行广告宣传。对于淘宝、亚马逊等网络交易中介平台，用户数据的挖掘和利用也能带来价值。具体而言，数字企业通过投放广告、竞价排名、出售数据分析报告等行为所获取的佣金、服务费、中介费等收入，与用户参与息息相关。传统的税收征管框架主要关注无形资产的价值，但却未能关注到数据和用户参与这一新的重要价值创造来源，引致价值在用户所在地（数字消费国）生成，利润却由于数字经济的无形性、跨国性而归属于数字输出国或其他第三方国家，进而引致跨国数字企业价值产生地与其利润征税地之间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损害了税制的公平性、可持续性和公众可接受性。数字税将反向推动数字产业和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的全球扩张以及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在加快全球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对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全面挑战中，数字税便是国际关切的热点之一。数字税引发的国际争端正凸显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矛盾的尖锐性。以法国为例，2017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法案拟向大型互联网企业征收其在法营业额3%的数字税。此举很快招致美国反对，特朗普政府迅速启动“301调查”并对法国进口产品施加惩罚性关税以作为反制措施。双方经协商后，法国暂停实施该税收政策。事实上，美国政府一直呼吁停止关于改革跨国公司税收制度的讨论，甚至威胁要对那些单方面开始对跨国数字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营业额征税的欧洲国家进行报复。但鉴于各国政府预算都在流失，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向谷歌(google)和Facebook等跨国科技公司征税的做法也并没有得到实现。另一方面，以OECD、G20为代表的国际对话平台在构建全球统一的包容性数字税框架上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自2013年G20圣彼得堡峰会委托OECD启动国际税收改革项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the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Project，简称BEPS）以来，以2015年《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2018年《数字化带来的税收挑战：中期报告》、2019年《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挑战》以及2020年《OECD/G20关于实现包容性数字税框架的“双支柱”路径的声明》四个文件为标志，国际社会正在朝着在2020年内围绕数字税问题达成一致协定的宏大愿景持续努力。此外，数字税也在不少国家落地。今年1月起，意大利已经实施了数字服务税，对来自定向广告和数字接口服务的收入征收3%的税。该税适用于在全球所有的服务收入至少为7.5亿欧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在意大利国内数字服务的收入至少为550万欧元（约合4388万元人民币）的公司。奥地利同时开征此税，和意大利稍有不同的是，虽然对在线广告征收5％的数字服务税，但征税门槛也抬高到在其国内数字服务的年收入至少为2500万欧元（约合1.99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土耳其从今年3月起对来自定向广告、社交媒体和数字接口服务的收入征收7.5%的数字税。该税适用于在全球的数字服务收入为7.5亿欧元（约合60亿元人民币）、在国内的数字服务收入为2000万土耳其里拉（约合2063万元人民币）的企业，并且规定，土耳其总统有权将税率提高到15%。除了这些已经对科技企业开征数字服务税的国家，还有一些国家也在酝酿该税种落地，包括英国、西班牙等。尽管数字税全球治理公共政策的讨论依旧复杂，但可以确定的是，数字税的推进对数字化产业的成熟必然是利好的。它一方面以税法的形式确认了全球数字化产业的价值链划分标准，帮助核心价值创造方获取相对公平的产业位置；另一方面也防止各国数字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潜在风险，让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能够获得数字化发展带来的税收红利，防止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剥削”。所以说，数字税的出台，是数字化产业成熟和反向推动社会治理结构进步的标志。中国税收制度何以回应从全球领域来看，虽然中国的总体数字化水平仍不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但在一些重要新兴行业有望成为全球领导者。目前，中国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方面的风险投资居全球前三位。因此，融合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特点对数字经济下的国际税收规则开展研究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税收规则制定中争取主动权。回应国际数字税变革，就需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着眼于税收中性和税收公平原则，重新斟酌权衡经济关联原则。也要有效识别数字企业供应链中价值创造的环节，关注消费者对于价值创造的参与及其作用。还要着眼于数字经济交易模式的变迁发展，在相关税法条目中增列数字经济涉税内容，并对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等税收要素进行细化规定外，统合改进税收征管制度。首先，中国应积极参与现有国际税收规则的制定，尤其注重在G20框架内发出数字经济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声音，并积极影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主导的BEPS项目进展，保障我国消费者和数字企业利益。尽管当前英、法等国的数字服务税“门槛”较高，对中国数字企业的冲击不明显，但随着数字服务税制度的完善，欧洲是否会降低数字服务税的起征标准或发展到在“显著数字存在”规则下开征数字企业的所得税尚不能确定。基于此，如何避免相关国家针对中国数字企业发动不公平竞争调查或强制征税，为企业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将成为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其次，由于数字经济的血液在于数据，而用户和市场不仅是衍生数据的源泉，更是数据价值的形成之地和实现之地，数据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过程也是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数字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在于数据与用户参与度。在税基分配时，应适应数字企业在全球范围进行价值链管理的商业模式，对于消费者及消费市场国在价值提升和创造中的角色作用予以充分关注，使得利润归属匹配于价值的创造，价值创造贡献匹配于所得归属。最后，中国税务部门应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审慎研究中国版数字税，并力争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数字企业和其他纳税人在征税成本上存在明显差距。数字企业本身是数字技术的研发者甚至是新兴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固定资产轻量化、交易流程网络化、交易凭证虚拟化等特征削弱了税务机关获取交易信息的能力。在不占据税收征管技术优势和信息优势的条件下，税务部门应发挥政策优势，降低对数字企业的征税成本。第二，中国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在所有权性质上存在显著不同。无论是在互联网领域占据优势的阿里巴巴和腾讯，还是在数字设备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华为，都属于民营企业，与传统行业国有企业占据龙头的情况存在差别。税务部门既要积极回应诉求，鼓励创新精神，保障企业家利益，也要防止规制俘获，避免政策异化，保证税收公平。第三，中国的数字企业的服务对象与传统行业存在着本质不同。青少年是数字消费的主力，税务部门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的消费习惯和负担状况，在未来制定数字服务税时，借鉴消费税经验，免征具有积极教育意义和优秀价值取向的数字产品，加征易成瘾和有一定负外部性的数字产品，鼓励青少年养成健康消费习惯。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变革史，税收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于对经济模式转变给予支持性的回应，同时也能促进投资和商业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数字经济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调整，加剧各国围绕产业政策、税收主权和利益分配等的新一轮博弈角力。而数字税，将比人们想象中更快落地成为现实，也将持续成为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合作的中心议题之一。
疫情刚过，汛情又至。据中央气象台消息，自6月1日起，南方出现6次强降雨过程，到目前长江流域平均降雨量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而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经造成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27个省（区、市）近4000万人次受灾，不少地方纷纷进入“战时状态”，防汛形势之严峻，不言自明。此情此景，除了感慨“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之外，相信很多人还会心生疑问：南方的洪涝灾害将会给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带来多大影响？这是本文将尝试回答的问题。一洪灾影响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对于国人来说，洪涝灾害并不罕见。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都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是其典型特征，故而每年汛期都会面临不同幅度的降雨量提升。而南方又多为丘陵山地，地势高低不平，地形较低之处遇到暴雨常常会被淹没。再加上一些人为的因素，一旦雨量大且集中，便容易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历史上，洪灾“光顾”华夏大地的次数极其频繁。据《明史》和《清史稿》资料统计，明清两代（1368~1911年）的543年里，范围涉及数州县到30州县的水灾共有424次，平均每4年要发生3次；范围超过30州县的共有190次，平均每3年发生1次。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洪涝灾害更是几乎年年都有，仅在上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就发生大洪水11次。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同样经历了多次洪灾的侵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1998年特大洪水、2010年南方特大暴雨和2016年气象灾害。洪涝灾害的发生，毫无疑问会给经济运行带来冲击，理论上至少存在三条影响路径：（1）破坏农作物和家禽牲畜，同时可能会因为果蔬、肉类等食品的减产而降低食品供给，进而推高通货膨胀；（2）毁坏房屋、道路、桥梁、水利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造成经济损失；（3）迫使部分工厂与项目停工或延期，并引发交通运输受阻和通信的中断，由此影响一些行业的生产进度。然而，洪灾并非只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它还能起到刺激增长的正面效果。一方面，洪涝损坏的房屋、道路、水利设备等固定资产与基础设施，需要在灾后进行翻修或者重建；另一方面，特大洪水会引发人们对于防洪短板的高度重视，势必需要进行额外的基建投资以增强防洪能力，如修建大坝、完善城市排水系统等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投资支出，并对经济增长起到相应的支撑作用。逻辑如此，真实情况如何，我们还要基于官方数据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洪灾对通胀影响几何？鉴于农林牧渔业是洪涝灾害重要的冲击对象之一，并且农产品和家禽牲畜的产量将直接左右食品价格的变化，甚至还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故而我们有必要先来对CPI可能的走势做一番详细考察。根据华泰证券研究报告的思路，由于CPI同比存在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表示多期的累计变化，在反映当月的价格变化时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选取各月份的CPI环比数据进行比较，以分析洪涝灾害对于通胀的影响。由于1998年、2010年和2016年都发生了特大洪灾，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在此重点分析这三个年份的CPI环比走势；考虑到通胀环比变化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季节性，为了便于对照，不妨对2011~2019年（不含2016年）各个月份的CPI环比数值做个简单的算术平均，并将其作为“汛情不算严重”这一情景下的参照基准以便于对比，如图1所示。可以看到的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灾害造成了当年汛期内CPI环比的大幅度上涨，但2010年和2016年的CPI环比数值波动幅度明显比1998年弱了很多，与汛情不严重时（即其他年份均值）相比差异也不算太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洪灾的影响在趋于弱化。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下半年的CPI环比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显著超过其他年份，但核心原因在于当年的货币发行过量和民间热钱炒作，并非都是洪涝灾害所致。至于2016年，洪灾期间的CPI走势甚至还要低于常年水平，更加印证了特大洪灾对于通胀拉动效果走弱的论断。究其原因，主要归因于我国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使得防汛减灾工作一直处于可控状态，洪涝灾害给农业发展与农产品供给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被抵御了不少。具体而言，1998年特大洪水时期，我国水利设施整体水平偏弱而导致农作物受灾严重，进而引发了CPI的大幅度上涨。而后国家加大了水利设施的建设投入，数据显示，整个“十二五”期间的防洪设施建设投入是“十一五”期间的2.6倍，各项重大水利工程稳步推进，“十三五”规划纲要同样将水利设施建设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就是，1998年、2010年和2016年的特大洪灾导致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呈显著递减走势（见图2）。此外，部分战略性食品的物价管控也是平抑CPI波动的重要原因。那么，此次南方洪灾又将给CPI带来多大影响呢？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复盘2016年的情况来寻找答案。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示，这里将CPI食品部分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分别考察粮食、畜肉和鲜菜的价格走势（见图3），可以发现：（1）粮食2016年汛情期间，由于水利设施完备、价格管控等因素的存在，粮食的价格变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2）畜肉畜肉的价格走势更多地取决于猪周期、整体气候条件、市场供需等因素，而自2015年中期，我国生猪产能持续修复，到了2016年下半年进入平稳期，价格并没有因为洪灾的来袭而发生剧烈变动，甚至还表现为环比下跌。（3）鲜菜鲜菜价格在2016年的8月和9月出现了超季节性的增长，其中9月当月环比增长幅度高达10.7%，反映出洪灾对鲜菜的冲击相对较大。原因在于，洪涝对蔬菜的种植、采摘、运输等各个环节均有影响，且蔬菜具有明显的就近消费、储存性较差等特征，一旦洪灾发生，短期内势必会造成受灾地区蔬菜的供不应求，而从全国层面也难以迅速匹配不同地域之间的蔬菜供给，由此引发价格的较大波动。不过，洪灾对鲜菜价格的影响维持3个月左右之后，就会快速衰减，再加上鲜菜在CPI中占比小且生产恢复快，故而不会根本性地改变CPI的整体走势。综上，当前的南方洪涝灾害大概率不会对我国物价指数造成太大影响，7~8月份的CPI环比上升或许会出现，但全年同比持续下跌的趋势很难被扭转。三洪灾对宏观经济影响几何？理论上讲，洪涝灾害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前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农林牧渔业生产造成破坏，导致第一产业增加值的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期的GDP增速；二是毁坏房屋、道路、桥梁、水利设备及其他固定资产，造成经济财产上的损失，不过这部分损失影响到的是存量而非增量，因此不会影响到当期的经济增长。至于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洪灾致使水电供应、运输、原材料供给等诸多环节受到影响，给工业生产带来些许负面影响，同时因为较长时间的雨水天气，让部分基建、房地产项目在汛期内无法正常开工，影响到建设进度。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先说直接经济损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1998年特大洪灾中，各地申报的最终直接经济损失为2484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约为3%。而后，随着国内水利设施建设的完善与防洪度汛能力的增强，洪灾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比重明显降低，灾情较为严重的2010年和2016年分别为0.91%和0.49%（见图4）。这当中，农林牧渔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规模约占总直接经济损失的1/3上下，洪灾严重的2016年占当年GDP的比重为0.17%，而2017年和2018年则均为0.07%。在此基础上，考虑到2019年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为7.1%，可以认为，当前的南方洪涝灾害给农林牧渔业造成的损失对GDP增长带来的影响较为有限，参考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对全年GDP增速的拖累大概在0.05bp~0.15bp区间内。再说间接经济损失，可从生产端和需求端两个维度来加以考察。生产端，从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这一指标来看，其走势在每年的汛期6~8月期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即6月升高，7月、8月回落，然而在洪灾严重的2016年，6~8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非但没有出现衰减，反而表现为稳中有升的态势（见图5），说明洪涝灾害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效果非常有限，其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工业生产活动都无需室外工作，汛期依旧可以正常开工。户外生产方面，可以用建筑业PMI数据来反映问题。从过往的走势上看，汛期往往会出现建筑业PMI下行的情况。Wind数据显示，2010~2019年，每年的6~8月份都至少会有一次建筑业PMI的环比下行，大都集中在7月份和8月份，环比下行频率分别高达80%和70%，9月则大多会迎来反弹（见图6），说明雨季来临的确会影响到基建、房地产项目的施工进度，即便是洪灾严重的2016年也没有超出这种季节性趋势，侧面反映出洪灾对户外生产的影响并不大，再加上目前洪涝灾害主要发生在长江的支流而非干流，整体影响更是有限。需求端，洪灾的冲击主要反映在投资上。以2016年为例，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当月同比增速在汛期均出现明显的回落态势，其中前者7月直接降至3.89%，后者7月同样降至1.43%，都远低于全年整体水平（见图7）；分区域看，2016年6~8月，江西、湖南等地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恶劣天气和洪涝影响不无关系。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在8月和9月又迅速迎来一波强势反弹，可见洪灾的冲击只是暂时的，并不会给投资造成长期持久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洪涝消退之后还将会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一定的拉动效应。然而参考往年数据，无论是水利设施的翻新重建，还是新增防汛设施的投入，占当年基建投资总额的比重都比较低，大多处在0.2%~0.6%之间，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自然有限。但是由于今年年初全国受到疫情冲击，为了稳就业稳经济，国内财政继续加码基建，而洪灾过后的重建或有利于基建投资的落地，从而支撑起下半年基建投资的增长目标。按此逻辑大体可以判断，当前的南方洪灾或将给需求端造成一定程度的短期扰动，并可能拖累6月、7月的投资增速，而今年下半年经济本身将继续呈现渐进式修复状态，叠加国家财政的加码和对新基建的倡导，各地方投资意愿大概率会继续增强，基建托底的趋势有望延续，全年投资规模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四还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当然，此次南方洪灾究竟会对经济造成多大影响，还是要取决于未来的汛情走势，如果出现极端风险情况，最终结果便不会像本文分析得那般乐观。好在就目前来看，局面总体上还是比较友好的，我们可以从厄尔尼诺指数变化中得到佐证。一直以来，我国洪涝灾害的严重程度都与厄尔尼诺指数的强度呈高度相关性，按照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月度数据，1997/1998、2009/2010和2015/2016厄尔尼诺事件，是我国近25年里最强的三次，与之相对应的是三次最为严重的特大洪灾（见图8）。就本次来看，厄尔尼诺强度远不及1998年和2016年，再加上我国当前防汛能力的整体提升，以及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得到验证的强大执行力，预计出现极端风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毕竟眼下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的强降雨仍在继续，防汛形势依旧严峻。同时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测，7月下旬主雨带东段将会转移至华北黄淮至东北地区南部一带，由此会否引发华北和东北地区特大洪灾的发生，尚且不得而知，需要提高警惕。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受灾的民众需要得到妥善的安置和救济，所以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应对灾情如何做好市场保供工作，在此我尝试给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在流通环节下功夫，积极组织调运货源，减少蔬菜等农产品价格稳定压力，具体应充分调动全国各地的农产品基地和大中型供应商，包括大型连锁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等，扩大采购范围以保证农产品供给规模；第二，有关部门要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农产品市场秩序，对于那些趁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不法行为，以及中间商人为制造市场混乱和恐慌的现象要坚决打击，以保证农产品市场的供应和价格稳定；第三，针对受灾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困难群体，要及时启动社会救助机制，向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以此来缓解困难人群的生活压力。临近尾声，我想说，尽管2020年的道路是如此崎岖不平，但团结勇敢的中国人从来都是不畏险阻、一往无前，再难再苦的挑战我们都挺过来了，相信此次也不会例外。衷心祝愿：人类远离灾祸，家园安全温暖。
本轮A股猛涨的因素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经济复苏，一季度-6.8%的经济底部已经确定；二是政策面比较友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基调都偏宽松；三是境外资金北上，A股相对还是价值洼地；四是资本市场的重要改革正在产生积极影响，百亿级、千亿级公司一定会诞生，就看投资者能不能抓住这些好公司。在经济减速提质时期，股市回报反而比经济高速成长期要高。疫情冲击、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倒逼，都在促使资本市场来一次蜕变。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股市蜕变的起点，未来以股票为代表的金融资产翻一倍是完全有可能的。 2 这一轮股市是流动性资金推动型，所以大家都着急入市。这会导致股市短时间内超涨，势必会带来风险。这一轮市场走的比2015年上半年还要快，很容易造成集体非理性的局面。从估值角度，现在已经到了牛市中后期了，像2015年的后半段。从估值水位这个角度来讲，大量的板块估值水位上涨到95%以上，所以我们提示大家还是要保持冷静。 3 牛市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当下其实已经处于牛市的中后期，情况更像是2015年的后半段。关于A股的几点判断：第一，牛市具体什么时候结束没法预测，重点看流动性环境何时逆转。第二，本轮牛市是不健康的，因为基本面并不好，短期流动性掩盖了很多问题。但长期来看，大部分会被打回原形。第三，市场风格大概率会切换，过去是创业板单极牛，接下来可能是均衡牛，轮动式上涨。第四，流动性牛市后期，整体投资观会从投机转向价值，从追求估值弹性转向安全边际，分化会更加明显。第五，牛市后半段风险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风险是动摇流动性这个根基。A股处于牛市后半程，投资者在看清方向、积极上车的同时，也要关注风险和市场变化。投资心态上建议大家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不要贪饮。 4 对于成熟的投资者来说，股市上涨是个好事，资产增值、股票解套，但对于大部分初学者，尤其是那些对股市懵懵懂懂甚至一无所知的人而言，建议还是要慎重，因为进入股市经历的风险，可能要比获得的收益大得多。 5 美股这些年来的上涨，主要是由科技股带动的，其他领域的企业盈利情况并没有那么好。而这次疫情恰好对科技企业的影响比较小，有些公司还受益了，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电商等。因此，美股之前的上涨逻辑并没有受到破坏，再加上美联储无限制地注入资金，所以反弹比较快。至于美股接下来的走势，说实话比较难判断，因为影响因素太多。美股已经经历了最恐慌的阶段，再出现熔断式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下一步主要取决于其经济基本面的恢复情况。但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300万，而且全球多个地区的疫情还在继续恶化，切断国际经济联系的后果还是会反映在股市上，投资者只能顺势而为。 6 如果投资环境和金融基础设施能跟上，股市确实是老百姓一个重要的资产池，也确实有可能取代楼市。但股市要真正发展好，必须创造一个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发行交易制度要迅速跟上，监管要到位，违法违规现象能够得到严厉的处罚。这就像一个小孩，家里条件很好，用的文具很好，上的学校也很好，但他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学生，还得靠自己努力。 7 一级市场的私募股权投资有点像武林江湖，各门派风格迥异，很难有统一的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每个人有每个人成功的秘籍。但有共性的一点，那就是基础要扎实。武术要看拳谱、投资要看框架。在赛道上科技、消费、生物医药、新能源等这些领域包括它们的延伸产业链是有确定性机会的。对高净值人士来说，股权投资为大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市场既有增量，同时存量又在提升。投资心态上，就是看清方向、果断下注，然后相信时间的价值，静待开花结果。 8 对于目前处境艰难的企业，建议尽量保证现金流，活下去。要相信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和巨大的市场规模，卡掉一切不必要的成本，做一个实惠型的企业。现在梦想不要那么大，先活下去，做现实的选择。 9 二季度经济数据同比转正来之不易，也略超预期，全年有望前低后高。之前很多机构预计二季度有0-1%的微弱正增长，也有人预计2-3%。说明经济恢复效果明显，复工复产有序进行，线上经济表现良好。全年经济增速前低后高是可能，三四季度的增长将进一步对冲一季度的断崖下滑。上半年仍然负增长1.6%，基本符合预期。下一步，针对疫情可能的反复和国际关系的变化，需要做好政策的预调微调和储备，相机抉择。中国经济的潜力和韧性还是很大的，改革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在新的内外形势变化下，需要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水平，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0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充分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挑战。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将给世界、区域和产业链带来如下影响：一是平行世界，可能会出现半球化，中美关系弱化，中国和美国都会有相对固定的贸易伙伴体系；二是区域变局，区域和城市将大洗牌、定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三是产业链重构，国际分工会变化，会倒逼技术革新、产业升级，竞争会日益激烈。
IMF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萎缩37% 新华社华盛顿7月17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7日在结束对美国第四条款磋商的声明中说，受新冠疫情重创经济活动影响，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按年率计算萎缩37%，全年萎缩6.6%。 第四条款磋商是IMF经济学家每年对成员国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的例行判断与评估。声明说，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被新冠疫情打乱，近1500万美国人因此失业。尽管美国政府为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但美国经济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声明认为，为降低经济成本，美国政府必须谨慎考虑经济重启，并控制新冠感染率持续上升。 声明特别指出，美国长期受疫情困扰凸显其卫生系统存在结构性缺陷，包括医疗资源供给分散、成本高昂等，且有相当比例低收入家庭没有医疗保险。同时，疫情导致美国贫困和弱势群体承受不成比例的经济冲击，使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 此外，IMF还警告美国债务水平显著增长使经济脆弱性上升。报告预计，截至2030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升至160%。 IMF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应关注社会救济、教育、医疗等问题以减少不平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更公开、稳定和透明的贸易政策以保证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萎缩5%。
“3.2%”，在一季度负增长6.8%之后，中国经济二季度增速跃升10个百分点，实现由负转正。 2020年7月中旬，上半年各项经济数据密集发布，在经历一季度“深蹲”之后，二季度加速破“疫”复苏，中国经济交出一份逆势上扬的可贵成绩单。 翻开中国经济“半年报”：6月进出口双双正增长，财政收入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下降，工业增加值连续三个月正增长，外汇储备连续三个月回升，全国发电量和全社会用电量连续四个月逐月加快，消费、投资数据降幅收窄……一连串向好的数据，勾勒出疫情大考特殊之年，中国经济在年中时点的清晰全貌，彰显出中国经济复苏的力量。 破“疫”复苏 中国经济大盘稳韧性强 站在当前的时点回望，复苏的力量，无比珍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一度按下“暂停键”。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6.8%”，出现1992年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均出现明显下滑，不少企业遭受重创。 进入二季度，随着防疫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加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加赤字规模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一揽子对冲政策对稳定经济基本盘形成强大支撑。 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全年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一系列聚焦“六稳”“六保”、纾困企业的政策密集出台。 不过数月时间，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 翻开中国经济“半年报”：四大宏观经济指标向好，中国经济依然底气足大盘稳—— 上半年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GDP增长3.2%，增速比一季度的-6.8%跃升10个百分点；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5月下降0.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势温和，上半年3.8%的涨幅比一季度回落1.1个百分点；截至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超过3.1万亿美元，其中6月增加106亿美元，连续三个月回升。 供需两端均在加速回暖，工业生产率先复苏，“三驾马车”齐驱发力—— 生产端，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8.4%转为增长4.4%，其中，6月增长4.8%，连续三个月为正；需求端，内需引擎反弹明显，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同样好于预期，自4月起，出口连续三个月实现正增长，6月出口增长4.3%、进口增长6.2%，双双实现正增长。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够在短时间有效控制疫情，实现经济由降转升，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殊为不易，这凸显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潜力，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综合施策的效果。”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说。 逆势而上 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尽管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同比回落1.6%，但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大幅萎缩背景下，中国经济的亮眼表现令全球瞩目。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也让不少外媒和机构纷纷点赞。他们称，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率先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是疫情暴发以来首个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下降4.9%。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经济将下降5.2%，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全球陷入深度衰退之际，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再加上及时有效的宏观政策，二季度GDP由负转正，并实现3.2%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经济学家章俊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复苏的力量，让企业更有信心，逆势而上凝心聚力谋发展。 7月15日凌晨5点，经过两天两夜奋战，湖北碾盘山水利水电枢纽工程泄洪闸底板首仓浇筑顺利完成。该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总投资66.36亿元。刚刚中标该工程的正泰电气即将为该工程提供中低压成套设备，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从正泰所处的制造业领域来说，上半年工业生产恢复较快，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实现增长，高技术产业和社会领域投资回升。这也增强了企业布局投资增量的预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记者表示。 随着复工复产和复商复市进程加速，重大工程施工现场繁忙起来，物流大动脉畅通起来，货物高效运转起来。 “传化智联旗下网络货运平台6月有效订单量突破11万单，与1月相比绝对增长率达到470%，2月至6月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03%，日峰值订单量超5000单，累计有效订单量突破30万单。”传化智联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基础设施网络，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数据向好、经济回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迎难而上的脚步，彰显中国经济具有打逆风球、走上坡路的能力，能够经受风险、承受压力，具有充足的韧性与活力。 “上半年来看，我国在有效防控疫情以及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效果明显，显示出我国经济能够抗击冲击，并且具有在重大冲击下自我恢复的能力。我国的资源组织能力、综合国力水平，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个方面也鲜明表现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中国经济的巨大弹性韧性正是上半年我们快速复工复产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指出，这具体表现在大中型企业和主干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金融市场稳定，较高的宏观储蓄率和居民储蓄水平，健全的国内供应链、产业链和生产体系，庞大的市场和内部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动能的构建等方面。 育新机开新局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从数据到企业，从总量到结构，从现在的“形”到未来的“势”，都能深刻感受中国经济复苏的脉搏。 更可贵的是，新动能的崛起，让复苏的脚步更坚实。中国经济处处跃动着“进”和“新”的力量——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4.7%，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5.8%，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6.3%；城市轨道车辆增长13%，充电桩产量增长11.9%；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2%，比上年同期提高5.6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网上办公、在线教育、远程问诊等行业快速扩张，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新模式加速普及。 “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这些新产业形成了更多增长极，这些增长极将为经济下一阶段增长提供更多支撑。”刘爱华指出。 与时代需求共进，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直播销售员等一批新职业应运而生；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新个体经济、共享生产……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发文力挺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新动能的加快培育，正为经济加快复苏蓄势，为经济更高质量发展助力。 “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稳企业、保就业，是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稳中求进的关键。”南存辉表示，广大民营企业期待各级政府加强制度创新、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改革，释放新一轮制度红利。同时企业自身应积极抢抓多重国家战略叠加实施的机遇，加强各类创新能力和机制建设，增强发展动力，塑造新的增长极。 对此，浪潮董事长兼CEO孙丕恕也深有体会，今年上半年，浪潮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iGO采购云，为多家企业提供了线上采购、招投标、比价竞价、金融等服务。“作为一家新基建厂商，浪潮在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基建’领域均已深耕布局。当前国家重点支持的‘两新一重’建设都需要数字基建，需要新一代信息技术构筑数字底座，对于浪潮这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公司来说，是大好机会。” 专家指出，面对中国经济上半年的不凡表现，我们既要把握大势、坚定信心，看到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和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也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风险意识，必须做好继续打硬仗、闯难关的准备。 2020年已经过半，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 “当前的关键在于下半年经济要快速进入市场型全面复苏阶段。”刘元春表示，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惯性、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取决于本轮规模性政策和改革举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再造和格局重塑。加快打造更有韧性和增长动力的经济基础，重塑经济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 我国经济在二季度实现增速由负转正，充分印证了中国经济具有应对外部冲击的强大韧性，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疫情大考特殊之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答卷，彰显出党中央决策正确精准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势和生机活力，也让我们对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充满信心。
欧洲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大(国际视点) 核心阅读 欧盟最新发布的报告称，欧盟和欧元区今年经济萎缩程度将比此前预期更严重，明年复苏也将更缓慢。鉴于地区国家经济系统抵御冲击的能力不同，欧洲各国经济回暖的进度将存在明显差异。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布最新一期2020年欧洲经济夏季展望报告，再次下调今明两年欧洲经济预期。根据报告，欧盟和欧元区经济2020年将分别萎缩8.3%和8.7%，2021年将分别增长5.8%和6.1%。 分析认为，疫情反复、市场信心不足以及全球不确定因素上升等，是造成欧洲经济进一步下探的重要原因，未来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将出现高度不确定性。欧盟及成员国需综合施策，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努力促进经济复苏。 “欧洲经济整体下滑幅度超出此前预期” 欧盟今年5月曾预测，欧盟和欧元区经济今年将分别萎缩7.4%和7.7%，明年将分别增长6%和6.3%。最新报告认为，“欧洲经济整体下滑幅度超出此前预期，经济恶化程度比此前数据高出近1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经济正面临着更深层次的衰退和更大程度的分化”。 受疫情影响，欧盟经济前两个季度跌幅高达13.5%，欧盟经济在上半年不可避免地陷入全面技术性衰退。从行业领域来看，旅游业、交通业、餐饮业等服务业领域受疫情冲击最为明显，第二季度单季度萎缩达6.8%，且复苏势头缓慢。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6月份欧盟范围航班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1%，酒店入住率则不足疫情前的1/10。相比之下，农业和金融保险业下滑幅度则相对较小。制造业领域前期受损严重，但复苏势头较强。另据欧盟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5月份欧盟和欧元区失业率继续攀升。欧盟5月失业率为6.7%，高于4月的6.6%；欧元区5月失业率为7.4%，高于4月的7.3%。 受疫情防控能力及自身经济韧性差异等因素影响，成员国和不同产业间受冲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分化进一步拉大。根据报告，德国、荷兰及北欧国家经济受冲击程度较小，2020年经济跌幅预计在5.25%至6.75%之间。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则成为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三个国家，2020年经济萎缩将分别达到10.6%、11.2%和10.9%。这三个国家还将面临政府赤字率和债务水平飙升的压力，其中意大利的情况最为严峻，预计2020年赤字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将分别达到经济总量的11.2%和158%。 “需要进一步加大欧盟层面政策协调力度” 在一系列强刺激政策作用下，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冲击得到暂时性缓解。报告认为，5月和6月的数据显示，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经济将从下半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根据最新数据，6月份欧盟经济景气指数上升8.2至75.7。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从4月份历史低点的13.6持续上升至6月份的47.5。 不少专家指出，疫情导致的个人消费及企业投资不足是制约当前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未来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下降，这一矛盾将变得更为突出。而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贸易保护主义上升、英国“脱欧”形势不明朗等问题，也将对欧洲经济复苏前景带来负面影响。 欧委会经济事务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当前欧盟经济仍面临着诸多风险，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需要进一步加大欧盟层面政策协调力度，避免出现经济分化带来的深层次矛盾。” 欧洲著名金融企业安联集团经济学家卡特琳娜表示，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将导致企业盈利和再投资能力下降，进而造成劳动力市场疲软。随着后期支持政策逐渐退出，欧盟将面临失业率高企、企业偿付能力下降等挑战，加上疫情期间政府和企业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将波及欧洲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卡特琳娜预测，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欧洲经济难以在2023年底前完全恢复。 欧委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根蒂洛尼认为，当前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确定性上升等压力下，欧洲经济仍面临分化严重的风险。他强烈敦促各成员国尽早达成更加宏大的经济复苏计划，为欧盟经济复苏注入必要的资源和信心。 “经济恢复将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目前，欧洲央行、欧盟及欧洲各国政府已推出多轮经济刺激政策，这些措施以增加流动性为主。例如，欧洲央行在保持负利率基础上，先后出台了多项非常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推出非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计划，以及总额达1.47万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以保障企业的流动性需求，确保欧元区货币市场的稳定运行。各国政府也纷纷扩大财政开支，通过采取短时工作制、减免税收、增加企业信贷担保等方式刺激经济。据统计，欧盟成员国相关政策的财政总预算已达到欧盟经济总量的3.5%。 专家指出，整体上，欧洲经济复苏进程仍取决于疫情控制进展及复工复产进度。据经合组织预测，如果欧洲下半年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弹，欧洲经济复苏进程将至少被推迟两个季度，2020年经济下降幅度预计将高达11.5%，失业率将超过12%。更为严峻的是，疫情反复将严重打击市场信心，造成消费和投资领域长期停滞，进而影响经济生产效率和社会凝聚力，届时欧盟及成员国的政策空间将变得更为有限，政策边际效应出现递减，进而引发更深层次危机。 针对脆弱的复苏势头，经合组织建议，欧盟应至少将当前的货币和财政支持政策保持到2021年底，任何情况下政策的提前退出都将影响整体经济复苏进程。在下一阶段政策调整过程中，欧盟应特别注意在资产购买过程中的比例分配问题。欧盟当前的政策重点应集中在防止出现企业大规模破产、劳动者长时间失业等永久性损伤方面。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菲利普·朗恩认为，在保持当前政策宽松环境的基础上，还应尽快解决欧盟金融市场的碎片化问题，从而打通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提高政策的有效性，使宽松的信贷条件真正起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避免出现资本错配等一系列问题。 还有分析认为，在维持短期刺激政策力度的同时，欧盟还应利用此次危机加快推动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欧洲经济当前面临的生产效率低下、产业业态发展滞后等问题。 专家提醒，当前欧洲经济面临的风险尚未根本消除，未来仍将面临疫情反复、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疲软等多重挑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经济恢复将经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不同行业的复苏进程将呈现明显的差异化，部分领域将遭受难以弥补的结构性损伤。” (本报布鲁塞尔7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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