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我们见证历史，下半年我们感受变化。人类过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传染病一直在缔造着人类历史，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兴衰，也一直在改变和缔造者人类经济，人类的产业。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传染病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被低估了。 庚子2020年，注定是不一样的一年，全球都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全球经济也经历了百年以来最糟糕的表现。半年过去，仔细盘点，超越想象的事太多。上半年，绝大多数人都忙着见证历史了，人类面对小小的病毒，貌似强大的社会治理和全球经济如建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不堪一击。 笔者盘点一下2020年上半年的几个没想到，并用有限的智商努力对下半年做点猜想。当然，面对有史以来最狡猾的病毒，预测有时的确是需要勇气的。 一、 没想到新冠病毒会让地球上99%的国家沦陷 人类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变故都是因为一个不经意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把人类社会卷入到一场浩劫之中。上一次病毒对人类历史的大改变是14世纪的黑死病，欧洲2500万，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被黑死病夺走了生命，而人类自己制造的最大的浩劫二战，欧洲死亡人数为5%左右。 但黑死病也让教廷的统治动摇，神权受到质疑，人类开始反思，文艺复兴最终带动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一般认为，文艺复兴为后来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黑死病成为工业革命和人类经济起飞的催生婆。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也是如此，新冠疫情爆发伊始，谁能想到把全球几乎99%的国家卷入到这场疫情，全球的三大经济中心——制造中心、能源中心、消费中心全部沦陷，主要经济活动停摆。美国一开始看中国的笑话，最后美国成了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明显转折的迹象。 截止目前，全球确诊人数超过了1000万，死亡人数超过了50万，更可怕的是，世卫组织认为最糟糕的时刻没有到来。在人类医学和生物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情况的确没有想到。面对新冠病毒，很多人总以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时会表现的更好，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这说明，人类在面对传染病等突发袭击时，人类的整体应对仍然是不及格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份的报告将全球经济2020年增长预期下调至负4.9%，比4月份的报告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将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从全球大国的数据看，一季度中国经济下滑6.8%，美国经济一季度年化下滑5%，欧元区一季度环比下滑3.6%。考虑到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事实是2季度开始，2季度欧美等国的经济数据很可能创下有史以来的最糟糕数据。 二、 国际油价股市等指标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新冠病毒，很多重要的经济指标全面失灵。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度跌破了0.5%，创150年最低。而美国股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出现了四次熔断，在历史上，美国股市总共只有五次熔断，今年3月份就出现了4次。更让我惊讶的是，在全球疫情不断蔓延，很多经济活动停摆，经济数字非常惨淡，失业人数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居然上演了一场令巴菲特非常尴尬的大反弹，到今天为止，美国股市几乎收复了3月份暴跌的所有的失地，纳斯达克指数甚至又创历史新高。 国际油价则更是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负油价。国际原油期货一度收跌负37美元。随后也开始了史诗般的反弹。当然，从常识而言，我一再强调，原油价格跌破20美元其实是不符合逻辑的，后来油价的大反弹也说明了这个逻辑仍然成立，万有引力定律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但今年3月份油价的表现确实超过了人类的想象力。 三、没有想到病毒让人类的撕裂如此严重 现在已经没有人怀疑，这场病毒正在改变历史。虽然新冠病毒爆发之后，全球最大的20个国家通过视频会议发誓共同对付病毒，但很显然，病毒成了撕裂人类社会的最大的力量。病毒确实在改变着历史的大方向，病毒确实对全球经济、全球贸易、全球资金流动，乃至全球化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颠覆性的影响。虽然在过去几年，人类的全球化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对全球化造成最大影响的却是小小的病毒。这场疫情对世界的改变程度将完全超越我们的想象，必须以最坏的打算做好一切应对。 不管如何，2020年的上半年已经结束了，面对更加扑朔迷离的下半年，任何对人类经济，对疫情冲击，对全球大趋势的悲观我都表示深度的理解。 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还可以以更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下半年。 一、疫情在年内得到完全控制是大概率 对于病毒发展的态势，我没有医学专家那么悲观，病毒总会结束，病毒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恐惧。现在，专家们之所以发言谨慎，只是因为一开始他们太过于乐观了，而现在，他们又过于悲观了。面对病毒，人类当然应该敬畏，但人类生物和医学科技发展到今天，最终控制疫情，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下半年，全球转入反攻，对病毒开展歼灭战是很有可能的。最恐慌的阶段结束了。 二、中国会成为全球避风港 这个观点，在今年3月份我做了充分的阐述，对这个观点，我依然坚持以前的判断。就今年全球经济的表现看，今年全球经济全年衰退几乎百分百。欧美经济最糟糕的阶段还没有到来，但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反弹，下半年，中国最重要的是恢复经济秩序。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全年仍然可以获得正的增长。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因为疫情而改变，疫情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中国市场的吸引力仍然很强，中国经济即使在全球经济停摆的情况下也可以在闭路循环下表现出很好的活力，这不是拍马屁，这是基本事实。 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受到疫情的冲击，而是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的指标已经在全面恢复。国际资本仍然会把中国作为真正的避风港，人民币资产仍然看好，人民币汇率是稳定的，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 三、人民币资产价格有支撑，不要看空中国资产 在美国疫情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股市收复了失地，原因很简单，因为美联储释放了“不受限制”的流动性。对于资产价格，短期的趋势是一定要看货币政策的，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在今年3月份，谈及中国房价的走势，我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这次疫情不会改变中国房价的逻辑，中国房地产严重分化的趋势明显，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在拉大，一线及热点城市的房价会反弹；二、我特别强调，在央行释放大量货币的情况下，我很少见过热点城市的好房子价格下跌的。对于这一点，深圳的人感受应该更深。当然，从上半年的表现看，反弹的不仅仅是深圳，而下半年这种趋势仍然会持续。 当然，我也一再强调，这次疫情，也对中国城市的治理能力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和体检，疫情对中国各个城市进行了一次打分。相信这次疫情结束之后，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由于其治理能力得到了展示而继续上涨。从今年上半年，房地产的数据看，冷热分化，城市分化更加严重。好城市的好资产仍然受到了极大的追捧。据说上海单价约16.5万元/平方米的“史上最贵豪宅”某项目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四、当然，重大变化正在发生，这才是最可怕的 上半年我们见证历史，下半年我们感受变化。人类过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传染病一直在缔造着人类历史，民族的命运和人类的兴衰，也一直在改变和缔造者人类经济，人类的产业。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传染病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被低估了。 就长期而言，正如文章一开始所言，这场病毒会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力量。因为病毒，国家之间的撕裂在加剧，人类走向何方已成为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势必对中国未来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高层提醒要“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字不多，但内涵的确丰富。 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这句话，对标自己的行业，自己的人生，拿出底线思维，尽可能把形势想得严峻一点。这次疫情一定对很多行业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些行业发展趋势和结构会因为这次疫情而改变。一些过去总是难以完成的调整，一些过去人类自己总是不愿意去完成的市场出清，这次，也许病毒可以帮你完成。
6月官方制造业PMI从50.6回升到50.9，非制造业PMI从53.6回升到54.4，综合PMI产出指数从53.4回升到54.2，这都比高频数据显示的要好。 制造业PMI分项指数也显示，经济恢复得不错。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更是从35.3大幅回升到42.6。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两个指数上升，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都回到荣枯线之上。这样的采购、生产、需求、库存和价格指标的组合，显示经济继续稳步复苏。 综合来看，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处于一个赶工周期中。2019年3季度，竣工周期开始，开发商需要赶工交付前几年积压的项目。疫情耽误了一个季度，现在需要赶工赶点来推进项目。 第二，今年的基调是稳增长，而基建是主要抓手。随着专项债大规模发行，地方政府手里搞基建的资金多了，5月金融机构新增财政存款13100亿，属于超季节性大幅增加。有钱有项目，地方政府自然加快去完成稳增长的KPI。 5月建筑业PMI商务活动指数从60.8下滑到59.8，新订单指数从58.0下滑到55.2，但两者依然处于很高的水平。从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水泥价格的分化看，6月建筑业PMI回落很可能受到了洪涝灾害的影响。刨去天气因素的冲击后，建筑业的需求旺盛。 第三，外需要比想象中的好。疫情海外扩散，但目前震中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比前期是弱化的。美国疫情虽二次爆发，但复工还在推行中。全球线上办公需求和防疫需求的激增，以及出口份额向中国转移，都对中国外需有稳定作用，这一点从出口、工业企业生产和利润数据中都能看到。 6月经济继续复苏已是既定事实，不确定的是，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生产已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关键看需求恢复的节奏和力度。 展望未来，经济运行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体现在： 首先，外需恢复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欧美经济复工，是避免经济崩溃的无奈选择，部分经济体，比如美国，复工后新增病例又创新高。这会拉长抗疫的时间，自中国进口需求的恢复也是缓慢的，中间也会有反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海外生产恢复，也会对国内产品有替代效应。中国出口的强韧性，和其它国家疫情后停工停产，市场份额转移到中国来有关。根据中国的经验，疫情后生产恢复的速度，远快于需求恢复的速度，其它国家复工复产，将会使一部分出口份额从中国流出。 其次，房地产赶工周期的可持续性不强。一方面，开发商的重点是已有项目的竣工，从施工面积增速下降和竣工增速反弹可以验证这一点，与房地产竣工相关的玻璃价格表现强势。另一方面，房地产新开工预计偏弱，从购地数据看，6月购地增速下降了41.3%（现有的高频数据）。 全国房地产销售数据目前明显好于30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数据，可能反映出三四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恢复，三四线房地产恢复可能源于返乡置业需求集中释放，毕竟春节的时候因为疫情没能去看房子。 但很明显，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可持续是存疑的。从居民贷款增速看，近年需求透支的，主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和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需求本身就难有持续性。 加之在此次疫情中，经济落后省市和三四线城市，经济和就业受到的冲击相对也更大些。 一方面，疫情的冲击是分化的，对科技行业影响较小，甚至科技行业受益于疫情，但对多数服务业是会有明显冲击的。考虑到重要的科技企业都集中在一线城市，三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没那么强。 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外需受到冲击后，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明显下行，这将滞后影响到三四线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进而削弱了消费和购房的能力。 再次，消费反弹的动力也不足。除了高杠杆挤出居民消费外，疫情对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是分化的，也会制约消费回升的节奏。 一方面，计算机设备、医疗物资受益于疫情，但多数行业明显受到了疫情的冲击，这会向就业和消费传导。 另一方面，在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制造业PMI回升的同时，小型企业PMI为48.9，相比上月下降了1.9。而且国家统计局有关领导表示，5月反映订单不足的小型企业占比高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它们的处境，意味着对就业和消费都应该谨慎乐观。 最后，当前企业仍面临着比较大的去库存压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从3月的高点14.9%回落到5月的9.0%，但对比历史数据，当前的工业品库存仍然位于高位。而且产成品存货是名义值，PPI累计同比从前3个月的-0.6%下滑到-1.7%，计价因素对名义库存去化有正向贡献，去库存实际上没有这么快，目前工业企业仍然面临着高库存。 在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终端需求迟迟不能恢复到正常，工业企业后续可能放慢生产的节奏。 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基建投资还处于向上周期，但基建投资能不能持续拉动经济，这有较大不确定性，还需要观察。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经济内生性下行、疫情外生性冲击和逆周期调节平衡下的弱复苏，可能还会持续一个季度左右，在恢复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退后，经济可能再度面临放缓压力，需要防范经济预期差的风险。
2020年春节将至之时，很多中国家庭普遍做的几件事情是，把年夜饭退了，把春节出游的预订的机票和酒店退了，因为武汉突然封城，新冠疫情开始蔓延。人们对于新冠疫情的最初判断，大多倾向于类比非典，认为疫情局限于国内，而且认为五、六月份后基本结束，社会和经济活动可以恢复正常。然而，2020年上半年已经过去，疫情的延伸已经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料。而且，今年上半年与疫情相关的经济的、社会的重大事件发生和演变居然如此戏剧性。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发现虽在这些事件的爆发和演变虽意料之外，却合乎情理。 新冠疫情蔓延全球——意想不到的大腾挪 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首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继而向全国扩散。对此，我国采取了比防控非典更为严厉的举措，集举国之力来防治疫情。我们团队在春节假期对新冠疫情做过预测，如在2月3日发表了《疫情拐点何时出现——基于数学模型的新冠病毒传播预测》报告，在假定隔离和防控措施能达到或接近SARS后期的效果，则预计未来中国总患病人数将达到88500人(中性假设下)，同时判断每日新增病例将在2月17日前后出现下行拐点。 事后验证，我们对国内新冠疫情的累计确诊人数和新增病例拐点的出现时间都预测比较准确。随后，我们团队又发表了《海外疫情失控的概率有多大》一文，认为从流行病传播模型来看，基本传染数要下降到1以下，才能控制疫情，而在其他参数控制得跟国内相同水平的前提下，人员的接触频率要比平时下降66%以上，这对不少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可能存在较大挑战。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即欧洲、美国、中东、南亚和拉美都先后爆发疫情且出现失控现象。如今，美国成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上半年全球累计超过1千万病例，而美国达到272万多病例，占全球26%，但美国人口只占全球4.3%。 美国是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科技和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在武汉爆发疫情之后，是第一个关闭驻武汉领事馆和较早撤侨的国家，应该说，中国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美国较充裕的时间来认识和防控新冠病毒。那么，为何美国会出现疫情失控并迄今没有得到控制的局面呢？ 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文化习俗、宗教、政府管控能力等诸多原因。首先，西方的文化习俗多崇尚自由，不愿受太多约束和管制而放弃自由。在互信文化下，戴口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流行病传染给别人，而不是防止别人把疾病传给自己，故只要自己没病，就不用戴口罩。而新冠病毒的传播路径太隐蔽，很多人被感染后无症状，又传给别人，这就加速了传播速度。时至今日，美国民众才开始全面接受戴口罩，这个学费也实在太昂贵了。 其次，从宗教上看，西方、中东、南亚诸国民众多信奉各类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这些宗教都宣扬来世，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崇尚今生今世的福禄寿。他们相对看淡今世，可能也导致了对疫情的防控措施不足问题。 第三，小政府大市场模式下，政府的管控能力不足，如大约在3月5日之前，大多数欧美国家对疫情都不够重视，基本没有采取防疫措施，传染系数R0在5左右。之后欧美国家陆续采取防疫措施，降低人员聚集，不同国家力度有所差异，但针对轻症患者基本上采取不检测、不收治、提倡居家自治的策略。 而特朗普一直宣称疫情可控、危害很小、有特效药以及能研制出疫苗等，造成民众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度不够。同样作为人口大国的美国，其疫情至今未得到控制，R0再度上升至1.5，这与最初不够重视，检测能力不足及之后过早提出复工复产有关，导致疫情第二波爆发。 如今，全球疫情还在蔓延中，东亚各国的疫情防控普遍做得比较好，这恐怕与文化习俗和宗教观念有关。从中美之间看，IMF预测中国2020年的GDP增速为1%，美国为-8%，从失业率看，美国6月份的失业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中国则处于下行通道中，这是否说明中国在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方面均比美国有制度优势？ 我认为，在经济上行期，市场化程度高的体制更有优势，而在经济下行或发生战争、灾荒、瘟疫时，管控程度高的体制更具有优势。如今，即便没有发生疫情，全球经济也处在下行阶段，各种风险在不断释放，如果完全凭借市场无形之手来自发运行，恐怕要失控。此次疫情，美国更是依赖政府的大放水来避免发生流动性危机，但在联邦制各州独立管辖下，联邦政府的下达指令的执行力要大打折扣，两党之争又产生了大量内耗，这是值得全球各国在这次疫情中反思的。 疫情肆虐甚于次贷危机——美股却走出技术性牛市 今年的新冠疫情在爆发之初，就让人们措手不及，上证综指在2月3日恢复交易的第一天，就大跌7.7%。然而，在随后的交易日里，市场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继续探底过程，而是持续反弹。至6月30日，今年创业板指数大涨了36%。 如果说A股的走强可以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来解决，那么，美股从技术性熊市戏剧性地转为技术性牛市，却不能用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来解释了。如3月份美国股市出现两次熔断，短短19天就进入技术性熊市。从历史数据看，一旦进入技术性熊市，则意味着牛市见顶，但这次则不同，4月份开始的强劲反弹，又让美国股市进入了技术性牛市。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呢？ 一方面是美国采取了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美联储在过去3个半月中扩表逾3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规模达7.1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发债规模也是令人咂舌，原计划今年2季度发债3万亿美元，估计全年的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会超过15%，对应中国的3.6%。 如此大规模的放水，必然会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股市，让资本市场受益。例如，美国政府部门也投入大量财力来补贴美国民众，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600美元/周，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 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因疫情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另一方面，美国三大成分股指数虽然涨得很多，但是它主要是靠成分股中的头部企业股票大幅上涨来带动股指上涨，而它的综合指数，即代表全体上市公司指数其实并没有怎么涨。以美联储6月10日发布经济预测后两日的跌幅为例，能源、耐用消费品、金融、汽车、资本品(包括航空业)、运输等盈利受疫情影响明显的行业跌幅居前，而食品零售业等必需消费品行业在欧美股市全线暴跌的行情中，跌幅中位数仅为-2.8%。相对稳定的盈利预期为股价提供了较强的安全边际。 在经济恢复的不确定下，企业盈利预期的波动性加大也会拖累美股市场表现。从中长期来看，美股分化仍将加剧。我专门统计了过去11年美国纳斯达克留存至今的2800多家上市公司的涨跌幅，涨幅前10%的公司，过去11年累计涨了20倍，市值也达到了50%的占比，所有股票按涨幅排序，其涨幅中位数只有36%，即一半股票在过去11年当中没有什么上涨。 标普500也是如此，每年在标普500成分股中选取对指数收益率拉动最大的10只股票，2015年至今前10大股票对指数的合计拉动每年均在40%以上，即标普500成分股中2%的股票贡献了指数至少40%以上的涨幅。且每年的10大股票名单是高度重复的，亚马逊、微软、苹果等公司反复上榜，马太效应十分明显。 因此，在经济负增长背景下，疫情加速了企业间的分化，大企业、新兴行业内的企业的前景更为乐观，受到投资者追捧，但已存在估值水平过高的泡沫现象，如2020年6月10日，标普500以预期盈利计算的PE(整体法)回升至25.54倍。 这轮全球性疫情蔓延的过程中，全球资本市场倒颇有“共性”，即没有出现暴跌，而且美国的纳斯达克和中国的创业板指数都创出了历史新高。但如果此轮疫情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恐怕股市还是存在下跌风险。 从逆全球化预期到游行骚乱——都是资本惹的祸 5月末，由于白人警察过度执法让一名黑人致死事件，引发了美国全国性的示威游行，部分城市甚至出现骚乱。随后，某些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示威游行事件，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始料未及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又让人们重新审视美国及西方国家历史上对有色人种不公平的待遇。 前不久，抗议者们在俄勒冈州的波兰特推倒了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雕像，理由是他们两人都曾经拥有过奴隶。6月21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移除了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雕像，因为他将黑人和原住民刻画为被征服者和劣等种族。 这次疫情的蔓延，让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出现了部分停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遇到阻断，加上特朗普采取了修建与墨西哥接壤边境的隔离墙、加大移民管控力度及在国际性组织“退群”等举措，使得人们对“逆全球化”预期比较一致。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鼓励美国跨国企业回归本土，都是为了应对美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如美国蓝领的失业问题，贫富分化加剧问题等。疫情导致失业率上升，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受阻，更容易使得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不满情绪上升。所以，逆全球化的实质是为了应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扭曲导致的矛盾；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了就业和移民的机会，是有利于其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压力的。 而全球化的原动力，则是资本流动，因为资本永远是逐利的。无论是当年美洲大肆贩卖黑奴，还是到中国贩卖鸦片，还是如今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而长期的和平维持了资本游戏的规则不变，必然使得少数大股东在全球财富中所获得的份额越来越大。 例如，这些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上升势头，2018年达到0.485，创50年来最高水平。此外，美国社会财富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社会精英手中：1%的美国人口拥有40%的财富，10%的美国人口拥有80%的财富。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2019年数据，美国黑人收入的中位数不足白人的四分之三，而且大部分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也是偏低端的。因此，从示威游行到局部骚乱，再到推倒名人塑像，其本质都在表达对日益加大的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而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资本回报率超过工薪收入增速。 因此，美国骚乱与逆全球化从逻辑上看是一致的，都是因为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扭曲导致的不满和应对。 对于我国而言，无论是应对这场疫情还是应对经济回落都非常成功，充分体现了体制优势。2020年，中美之间的经济增速差距将从过去的3个百分点左右，扩大到9个百分点以上，这是否也是一种逆转呢？ 而且，与欧美的财政、货币政策拼命放水不同的是，我国并没有去过度刺激经济，且改革推进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大，真正想把危机转为契机。但是，今后逆全球化乃至去中国化思潮仍会泛滥，将成为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和挑战之一。对此，能否乘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革，提升人民币作为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全球份额？ 此外，如何发挥好中国资本在资源配置和推进经济发展中的动力，约束其在收入分配上的“暴力”，恐怕是绕不过去的坎。
近期，美联储动作不断，不仅放松沃尔克监管规则，还披露了单个公司债券交易规模。财信证券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29日在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预期，下半年美联储仍将保持宽松政策立场，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缩减的可能性并不大。 上周，美联储投票通过了修改沃尔克规则，将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另外，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取消了银行在与其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修改后的规则将于10月1日生效。 伍超明解读称，美联储放松沃尔克规则，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疫情二次爆发风险凸显，美国多州宣布暂停或推迟经济重启，同时美联储连续两周缩表，流动性宽松预期被打破，美股回调风险增加，美联储此时放松沃尔克规则，将为市场提高增量资金，为美股等“补血”，避免金融市场再次动荡。另外，他认为不排除有美国大选因素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促成沃尔克规则修改，放松对资本、金融的监管，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华尔街的支持，另一方面希望规则修改能够助力美股反弹，以赢得更多的支持率。 放松沃尔克规则是否会加剧金融风险？伍超明认为，适当放松沃尔克规则，短期有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推动经济复苏步伐。但长期看，放松沃尔克规则会增加银行表外套利和投机行为，使银行脱离本源业务，造成信贷资金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资金形成挤占，不利于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削弱经济长期增长动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美联储下半年政策，伍超明预期，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严重，下半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仍将保持宽松，但不会持续加大宽松力度，因为美联储本轮扩表规模已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两倍，且美国经济已经重启，货币加大宽松力度的必要性在减弱。但如果疫情出现大幅反弹，不排除美联储打破常规，再度开启直升飞机撒钱模式。 近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缩小。伍超明认为，这表明美元流动性供给已有所放缓，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已大幅收紧。因为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小，有一部分原因是外国政府对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需求下滑，这并不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国内的流动性。 伍超明认为，未来美联储继续大幅缩表的概率不大，因为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旧疲弱，不支持货币大幅收紧。 美联储近期披露了购买单个公司债券计划的首次交易情况。数据显示，美联储购买了4.28亿美元单个公司债券，投资对象包括沃尔玛、AT&T、可口可乐。 “对于公司而言，美联储直接购买公司债券，可以直接有效地为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缓解其资金链断裂风险。但美联储购债只能暂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将债务违约风险后移。如果经济恢复持续慢于预期，企业生产经营迟迟无法恢复正常，新增加的债务也就是新增加的风险，届时市场将面临更大的债务违约压力。”伍超明说。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来自于一些重大的事件。 01 重启经济的一个重点是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 最突出的两个事件，一个是美国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第二个是新冠病毒向全球蔓延，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 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机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人类的来来往往、互联互通、全球化，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一个非常高的水平的时候，当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高度依赖来来往往时，发生了一个突发的冲击。一个是通过强加的高关税，让各国的产能带来的贸易流量大幅度下降。一个是病毒的危害导致人群的大规模隔离，国和国、城市和城市、地区和地区的正常来往受到阻碍。 这两个事件，其实从反面教育我们，来来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一旦受到挫折，会带来经济流量的难以想象的下降，会对经济增长、普通人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在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应该高度重视，在重启经济过程中，把一个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重启“互联互通”。因为“互联互通”对经济的增长有决定性的意义。 02 “来来往往”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 如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财富的生产，实现真金白银的收入。任何财富的生产活动都要和他人来往，和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来往。 可以说当代的财富是在来来往往当中生产的。在来来往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节点上，通过这些节点不断向外部辐射，然后构成了一种连接。 今天财富和经济的生产过程，和古代、和早期人类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早期一个地方的大多数活动只是在一个狭小特定的范围之内完成。比如一个村庄的农业活动，财富和经济增长都是在本村庄之内完成的，只有极少数一部分力量去赶个集、买卖东西。但是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高速现代化以来，来来往往的水平越来越高。这个道理在于，在来来往往当中，分工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不同地方的人，不同地方的企业，才能择专而精，选择生产它最有效率的东西，然后用所生产的东西，去和其他各方去交换生产资料。 这就是来来往往的经济，这也是我们所有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当中要高度重视来来往往的根源。 我们一个地方的政府当然要为本地人民服务。但是我们仔细观察各个地方的人民，要提高收入，要从事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就一定要和其他地区来往。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是为人民、为因为疫情封起来的人民的物质增长和精神需求服务，而且也要为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来往服务，要确保互联互通，确保来来往往，不断提高来来往往的水平。 03 “来来往往”要打大算盘，主动向更远地方开放，提供更多的服务 当然，在来来往往当中都是要打算盘，个人和个人，家庭和家庭，企业和企业，地方和地方，都要打算盘。算盘打得最好的是打大算盘。 什么是大算盘呢？从经验上来看，就是主动给其他地区，其他的人们提供服务，提供得越多，算盘打得越大，收入水平就越高。 从长三角的调查来看，洋家乐如果只对德清本地区人们开放，只对湖州人民开放，绝对不可能一个晚上收入达到5000块钱。只有面向上海、杭州、香港，或是更远地方的人们开放，才会有这么高的收入水平，这就是大算盘。 2019年，上海的金融交易总额达到了1933万亿，我们一年的GDP是100万亿，而上海一年的金融成交量就有1933万亿。这肯定不只是给上海人、上海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上海人、上海企业也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胃口。反过来，更重要的是，这1933万亿的金融交易总额，不仅仅是上海人民、上海企业的储蓄，这个资金来源于全国各地、方方面面，部分来自于境外。 04 增加“来来往往”的层次、频率、多样性，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如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看，什么叫一个网络当中的重要节点？它就是给别人提供的服务多。中心城市也罢，核心城市也罢，增长极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别人提供的东西多。 我过去讲过很多次，纽约人口才多少？纽约的地盘才多大？曼哈顿城只是60平方公里，可是我们最大的企业——阿里，要跑到纽约去上市。因为纽约能给出那么大的资金量，当然这个资金量不是纽约人的储蓄，是吸收了全球的资金。这个经济规律就是，你越给别人东西多，资源就越往这个地方汇集。 现在没有一个地方不提招商引资，但是你要想好，招来干什么？招商引资不是招来了关起门来为自己服务，而是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企业可以为更广大的地区、更广大的市场来提供服务，最好是为全球服务。一个地区的产品服务能够提供给更广大的客户，更广阔的市场，你这个地区就越发达，越可能成为网络节点当中的出类拔萃者。 过去我们有很多规划上的用语：城市圈、城市带、一体化，比如我们的长三角一体化。我也想过很久，“长三角一体化”这些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绝不是说，要把长三角这几个省、市的人搬到一起住，也不是要构造另一个城市圈，另外一个层级、经济圈，经济带，根本就在于增加城市之间的来来往往的层次，增加来来往往的频率，增加来来往往的多样性。 05 在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 从村庄、集市、城镇，再到中心城市，不是由它的行政级别来决定的，而是由它集聚的能量和给其他人提供的服务决定的。你的产品辐射得越远，你的影响力就越大。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不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不是占地面积最广的城市，而是提供的服务、提供的产品最多的城市。其他人得到的服务越多，享受你的产品的范围越宽越好，这就是大算盘。大算盘会在我们应对前所未有的危机的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我们往往误以为来来往往，司空见惯，没有多大意义。有时候我们看着街上也很难理解，怎么需要这么多车？我这两天在宾馆看窗底下，看这一条河上有多少个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桥？因为现在社会生活高度分工和协作，需要很高投资的基础设施，才能提供这样的来来往往。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经济政策、经济观念、经济行为当中，减少对来来往往的障碍和摩擦。摩擦系数越高，很多运动就会停止，摩擦系数降低，很多运动就会活跃，经济就会活跃。 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几个月在我不同的地方做调查，深有体会。到一个省市去，要省码，到地区去，要地区码，到另一个地区又要另外一个地区的码。但是你看上海到杭州，就一个码。不要小看这个便利性，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便利性，会大大刺激经济来往的需求。来来往往当中，思想会激发思想，新的创新会激发新的创新。 这个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不是靠资源投入，而是靠效率，靠专业化，它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06 高水平“来来往往”的实质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当然，仅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来来往往，高水平的来来往往，做得不够，还要有更大的发展。现在特朗普政府这么一折腾，我们国内国际都对全球化都觉得打上了一个很重的阴影，全球化还能不能继续，还能不能重启到过去全球化达到的水平，还能不能超过这个水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的观点是，全球化从来都是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别之间的全球化；一个是市场本位的全球化。 去年5月我访问华为，华为给我的信息非常清晰，是美国政府的少数人在遏制华为，不是美国在遏制华为，尤其不是美国的企业和产业界在遏制华为。你是他的大客户，他为什么要遏制你？它的芯片卖给你，它才能赚钱。遏制华为，是政府少部分人为了追求政治利益、短期的选战利益，或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国家战略的考虑，才设置障碍。 美国的产业界和企业界不是这么想问题的。去年5月他们给的信号是，华为供货商的律师和华为的律师一起来研究怎么越过美国商业部设置的障碍，他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听凭你关税涨到让生意中断呢？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宣布涨了25%的税，或者涨了75%的税，那我就老老实实给你交，或者就干脆不做这个生意了。 浙江台州一家公司，我从2005年追踪观察到现在。它是做塑料产品的，给世界最大的快餐公司提供塑料制品：刀叉和吸管。长期的商业经验证明，吸管从中国生产，再运到美国去很不划算，所以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了一个厂，招了65个美国工人，副州长就来出席开幕仪式。 不光是福耀玻璃去了美国，从商业角度看，很多中国企业也可以去美国开工厂。你开了工厂，有些利益就一致了，你的就业就在当地了，但是技术、产品、品牌，在中国企业这儿。 我这次来，又打电话问了一下这家公司，他们去年11月份在墨西哥又开了个厂。美国对中国的产品收高关税，但你美墨之间是有低关税协定的。中国公司可以到墨西哥边境去生产，然后进到美国市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也设了一个厂，因为快餐配套产品全世界都需要。 美国有那么多跨国公司，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相应多的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只适合在中国作战吗？中国公司不适合在全球布局吗？我们除了为中国人民、中国客户服务，不可以拿我们的好产品和服务为全球消费者、为全球客户服务吗？ 我刚访问了佛山，有一家做塑料高分子材料的企业，过去就看不上日本市场，觉得日本人是在这个领域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但是如果产品进口，就100万、200万美元，生意太小看不上。现在他们打进了日本市场，他们说，不要看那是100万200万美元的市场，这样打进去，对于你产品进入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一个路条。因为日本能接受，证明你的品质达到了一个水平。这是佛山一家制造企业现在的考虑。 还有一个企业，我听到在疫情之中，它的机器制造设备——工作母机，出口到德国。要知道，德国是号称“工作母机之家”的国家。疫情期间他们派了工程师到德国去做服务。这跟当年华为在很多发生战争的地方去铺基站的故事是一样的。这是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企业家的战略选择，证明中国企业是可以全球作战、全球布局的。 特朗普政府再胡闹，也不可能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设置高壁垒、高关税，那么做的话美国经济就完了，美国消费者、美国企业、美国产业是不可能答应的，总会要反弹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中国的产品、服务、信息、商业网络，在更广的全球市场上推出去。 07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大学现在设置很多障碍，北大的年轻学生都在交换信息。实际上中国的学术交流也可以着眼全球。以色列的4所大学从全球来看是一流水平，荷兰农业大学是世界顶呱呱的。荷兰这个国家，那么小的国土面积，却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荷兰就是靠有技术含量的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这个世界很大，不仅仅只有一个美国，而且美国也不仅仅只有美国政府，还包括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企业，所有这些，中国企业都应该尽收眼底。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应对这次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我们要把国内的、国际的、国家之间的“来来往往”，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新的高度。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要用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这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谢谢大家！
企业利润由负转正，经济复苏明显加快 5月份，随着复工复产深入推进，生产经营秩序逐步恢复，工业企业效益状况持续改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823.24亿元，从4月份同比下降4.3%转为增长6.0%。累计来看，1-5月份利润同比下降19.3%，降幅依然较大。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29元，同比增加了0.21元，增加额比4月份明显减少了1元，缓解了3、4月份以来，单位成本大幅上升，给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比4月份扩大了0.6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降幅比4月份扩大了1.2个百分点。工业品购进价格回落幅度明显超过了出厂价格的回落幅度，有利于增加企业盈利空间。石油加工、电力、化工、钢铁等重点行业利润改善明显。此外，企业盈利水平有所提高，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82%，同比提高了0.29个百分点，比4月份提高1.15个百分点，企业亏损状况有所好转。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面比4月末下降了2.7个百分点。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6%，利润增速由负转正，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头条首席经济学家徐洪才针对最新数据作出了解读。 企业利润由负转正，经济复苏明显加快 徐洪才认为，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是一个风向标和转折点。4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已经连续两个月正增长，5月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又实现了由负转正，进一步印证了经济加快复苏、恢复正常化。特别是GDP实际增速，一季度为-6.8%，3月中旬以来，随着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经济逐步正常化。二季度，经济增长正在加快恢复正常化、朝着零增长方向迈进。 5月当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实现由负转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本上升压力明显缓解。对此，徐洪才表示，成本压力得以缓解的关键是政策推动，各地政府通过减费降税，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同时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了企业市场交易的制度性成本。另外，有针对性地修复供应链，也有助于整个产业链不断恢复正常化。因此，整体成本下降对5月份利润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 工业品购进价格回落，市场需求严重不足 在分项数据中，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3.7%，降幅比4月份扩大了0.6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降幅比4月份扩大了1.2个百分点，工业品购进价格回落幅度明显超过了出厂价格回落幅度。针对这一现象，徐洪才表示，从积极方面看，这对5月份当月企业利润增长是利好；另一方面，这也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全球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低位徘徊，以及全球疫情蔓延，造成需求严重不足，因此5月份PPI同比降幅扩大。 尽管一季度以来我国实施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投放了比较多的货币，但是没有出现通胀压力，反而看到一些基础工业原材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钢铁、水泥等商品价格下降。可见，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经济活动中的突出矛盾。虽然复工复产复市一直在稳步推进，但是复工不达产是普遍现象。目前67%以上的企业达到了正常生产水平的80%左右，说明现在整个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生产订单仍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下一步，应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稳定物价，阻止价格进一步下降，这有助于推动复工复产及经济正常化。 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得益于政策给力有效 5月份企业盈利水平有所提高，企业亏损状况有所好转，工业产成品的库存压力有所缓解，企业效益能够持续改善得益于哪些举措呢？徐洪才表示，这要归功于有效的政策。今年以来，特别是两会以来提出了“六保”和“六稳”，通过六保守住底线，进而实现六稳的战略目标，这样就能够保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其中，保主体，特别是保小微企业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同时，修复供应链，包括修复国内供应链和国际供应链，这样不仅有助于企业扭亏为盈，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企业利润水平，改善了预期，提振了信心，因此未来经济将会进一步复苏。 但是，从5月份利润增长情况来看，还有一些不稳定因素。比如，PPI下降这一现象，制造业、电力、热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等企业的利润都有所恢复，但是作为产业源头的采矿业价格偏低，未来随着经济恢复正常化，这些商品价格会上升，企业利润空间会受到挤压，因此未来企业利润增长势头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多管齐下加大政策力度，保证企业利润稳定增长 从1-5五月份的整体来看，利润降幅依然比较大，5月份当月工业销售增速有所放缓，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利润好转的行业数量也有所减少，对于接下来工业领域的表现有哪些预期？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从而促进企业利润能够实现更多的增长？徐洪才表示，企业利润变化是微观经济指标，是一个风向标，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较类似。从4月份以来已经出现转折，但是基础不牢，因此，要坚定不移地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六保”和“六稳”奋斗目标以及重点工作。特别是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来为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今年以来，已经出台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现在要加大落实的力度。 国际上不确定因素也非常多。从近期来看，海外疫情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人预计下半年到年底可能日子更难过，会有第二波疫情冲击的风险。所以，不能低估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破坏程度。近期商务部出台了鼓励出口转内销的政策，提振内需，挖掘自身需求潜力，如扩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调整外贸结构等。多管齐下，未来从微观上看，工业企业利润将保持相对稳定增长，这会为整个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徐洪才连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节目录音整理）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意味着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一般的规律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带来了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产业的发展又进一步反哺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进一步的增长和结构升级。 这是理想中的经济-金融良性双向循环格局。但在现实中，由于金融是经营杠杆和风险的，具有不同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规律，往往会放大经济波动，出现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同时，金融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脱离实体经济“自生长”、“自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给实体经济带来伤害。这是全球经济一百年以来一直发生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矛盾，已经成为决定当前我国经济稳健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由于政策监管层的多重考虑，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大幅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属于国有，金融监管类似计划经济）。 这导致了，在经济快速增长和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中，以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依然只能服务于具有抵押品和政府信用的“高评级”传统产业，缺乏与实体经济发展节奏相适应的，面向未来新兴产业的风险甄别和资产定价技术。 于是一个悖论式现象出现：一面是规模不断膨胀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产能的商业银行体系（300万亿元），另一面则是融资难融资贵的新兴技术企业和死气沉沉近乎停滞的资本市场。换个说法，这个矛盾的表述则是： 新兴产业企业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综合化金融服务需求，与传统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供给单一和不足之间的矛盾。 事物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矛盾。这个矛盾导致的进一步的现象就是：资产荒。但资产荒本身又是个伪命题，资产荒的本质并不是核心资产的贫乏，而是银行核心能力的贫乏，缺乏相应的风控和定价技术来创造资产。 这一切问题，都在指向同一个解决方案：拓宽商业银行的能力边界、推动商业银行自身的迭代升级——所谓的金融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金融体系的进化。如果工业化已经进入了创新和技术驱动的轻资产模式，金融生态也应该从商业银行进化到投资银行。但这种进化何其难？商行和投行，模式和文化上的差异，不亚于从水生动物到陆生动物。 商行与客户之间是债权关系，需要抵押物和随时的回款，银行家与企业之间往往只能锦上添花而很难雪中送碳，因为债务契约关系决定了信贷的固定利息，无法承担过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看到了经济下滑期或风险暴露期，银企关系的这种脆弱性。 而投行与客户之间则是一起成长的合伙人关系（跟投），即使不跟投仅仅是包装上市（IPO），那也需要长时间的尽调和深入了解。投行家需要真正的与企业家站在一起，共同分享成长的收获和不确定的风险。投行家是具有金融家精神的，同时也是最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 中国当前的实体经济处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关口，也处于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时期，一方面需要消化和出清掉上一轮重工业时期积累的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从商行向投行的进化。只有真正的投行发展起来，才会创造更多的“核心资产”，才能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输送给更有价值的投资标的。 那么具体到中国的实践，如何推动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进化？其实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努力，在2013年左右形成了“大资管+泛投行”的整体格局。但是正如我旧文《凛冬已至，还有多少人假装干银行》中所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做的，究竟是投行还是通道？ 在没有券商牌照，缺乏专业的人才队伍和科学的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很难做出真正的投行业务。那么如何在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结构的金融生态系统内，生出投资银行的果实，可以借鉴同样是制造业大国的德国的经验——大力发展全能银行。 但是要记住一点，全牌照并不一定代表“全能”，全能银行需要经过长期的能力建设。 最近热议的证监会给商业银行发券商牌照的新闻，可能就是政策层在向全能银行的方向上做打算。发放牌照只是第一步，通过牌照扩展商业银行的功能边界，为其向投行模式的进化打开空间。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样做的目的和逻辑是什么呢？ 一是前面一直强调的，通过全能银行的模式，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造成的经济困境下，通过扩大商业银行的服务范畴，更好的给中小民企尤其是新兴技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助推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二是更好的完善金融产业链、价值链，并将风险内化在微观金融机构层面。商业银行取得券商牌照后，加上原来已经获批的理财子公司，就可以在其系统内部构成“投行+资管”的双轮驱动格局。投行负责制造和形成底层资产，资管负责组装和包装成产品进行出售，这样就形成了内在的闭环，拓展了大型银行集团内部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由于产业链分割造成的风险。要知道，金融产业就是经营风险并具有外部性的行业。 三是符合当前全球放松金融监管的大趋势。此次疫情发生后，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但是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仍然处于2010年7月奥巴马政府签署的有史以来最严的金融监管法案之下，货币宽松释放的货币无法通过商业银行体系进入企业和个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后，特朗普政府开始放松监管，并且全球开始进入新一轮金融监管宽松和混业化经营趋势之下。通过发放券商牌照给商业银行，形成全能银行的经营格局，可以更好顺应全球监管趋势。 四是提高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尽管中国的金融业规模庞大，但是缺乏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更多的是依靠牌照垄断和国家隐形保护寄生发展的商业银行。这显然不利于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众所周知，过去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但是对外投资收益却一直逆差，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懂国际规则和国际关系，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大型投资银行。全能银行的塑造，或许可以改变这个局面，尤其是在中国决心进一步推动金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或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国家金融能力。疫情常态化和危机常态化的动荡时期，各国开始强调国家能力。尤其是美国自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强调美国至上，强调国家主义，逐渐将过去普通的金融市场竞争，通过国家力量（美联储和大型金融集团）的介入，染上了金融战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如何维护，我觉得国家金融能力的建设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借鉴迈克尔曼和福山等政治学者的思想，可以将国家金融能力从三个纬度进行界定： 一是国家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能力，这既包括货币政策等常规政策执行和传导能力，又包括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等对微观金融机构的直接管理能力，当前尤为重要的是金融体系对外部重大冲击的缓释能力。 二是金融体系的法治建设和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能否在一个法治的体系下进行日常的监管和金融交易，尤其是资本市场的法律是否健全，能否严格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对正在推进注册制改革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三是有一批卓越的既有国际专业水平，又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具有金融职业素养的金融家。这些金融家首先具有现代金融伦理和职业操守，不是短视的投机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这个行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的金融安全，因为没有行业和国家的大环境，个体也难以容身。其次要有国际法务、会计、交易等实操经验。金融是一项实践活动，经验或许比理论更加重要，也更加稀缺。第三，这一批金融家虽然有国家意识，但是更多的是开放的思维，具有充分的文化兼容能力和开阔的视野和心胸。 可以说，国家金融能力，实质上是金融市场化、自律性和开放性的内在统一。国家金融能力的最终目标并不是对抗（所谓金融战），而是合作。 总之，给银行发券商牌照，虽然还没活得官方的正式认定，但是走全能银行这条道路的方向或许已经看清楚了。当然，两种文化兼容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短期内绝非能够完全解决。不过，只要坚定的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模式，商业银行向投资银行内生进化也不是不可能。只有这样才会真正的让金融力量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才会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国家金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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