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自提出以来，长期被奉为圭臬，是主流的大类资产配置框架。但是由于传统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的有效性不高，在我国应用受到质疑。 我们认为美林投资时钟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有其假设前提及逻辑，而由于我国政策制定框架及流动性具有特殊性，与美林时钟的假设前提有所不同，导致其有效性偏低，但不应因此认为美林时钟无效。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改良的美林时钟，依然有较高的准确性。 美林时钟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投资思路。经济周期对于大类资产走势的影响，看似每个周期各有不同，实则压着相同的韵脚，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依然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4年，美林证券基于对美国1973年到2004年的30年历史数据的研究，将经济周期与资产轮动及行业策略联系起来，提出“美林投资时钟”。美林投资时钟以产出缺口和通胀两个指标，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资产类别划分为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四类。从美林投资时钟的左下方开始，顺时针转动，经济依次沿“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循环轮转，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现金的收益依次领跑大类资产。美林投资时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背后的主要逻辑认为，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短期经济周期，从而影响大类资产走势。投资者可以通过识别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拐点，在周期变换中把握趋势获利。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在美林证券报告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把时间范围扩展至2020年9月，检验美林时钟的适用性。我们将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4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1）在周期轮动方面，21世纪前基本遵循美林时钟周期轮动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持续低利率、超前宽松等导致复苏时长远超其他三个周期，轮动规律减弱；2）大类资产表现方面，美林时钟整体正确率为88%，其中衰退期正确率为57%，债券平均收益率最高，达6.3%，复苏期正确率为100%，股票平均收益率最高，达20%，过热期正确率为78%，商品平均收益率最高，达26.7%，滞涨期正确率达100%，现金平均收益率最高，达5.1%。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有效性不高。我们同样按照美林时钟的方法逻辑检验其在中国的运用情况。我们将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3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1）在周期轮动方面，仅少数周期遵循美林时钟的周期轮动规律，大部分周期呈现前后跳跃或逆时针转动现象，“过热”和“衰退”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2）大类资产表现方面，美林时钟整体正确率为40%，其中衰退期正确率为30%，复苏期正确率为50%，过热期正确率为50%，滞涨期正确率为33%。 为什么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我们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1）中美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存在差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主要是围绕泰勒规则，基于产出缺口和通胀变化情况，制定政策利率，与美林时钟划分周期的主要因素基本相同。因此美国政策利率与产出缺口及通胀之间存在较为清晰的等式关系，进而通过市场利率影响大类资产走势。而我国货币政策需兼顾多重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内外平衡、防范金融风险等，不同目标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制定提出方向相反的要求，增加货币政策的决策难度，也与美林时钟背后逻辑有所差异。2）我国大类资产表现除受基本面和货币政策影响外，还受金融监管、改革等政策影响。如2016年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的商品牛市是基于供给端变化，与美林时钟需求端逻辑相左；再如2015年股市行情，是由于大量资金加杠杆入市，行情变化与实体经济周期脱节，出现政策市、资金市。3）通胀作为美林时钟周期划分的主要变量，由于其概念、范畴和度量上的不足，可能与实体经济的实际运行出现偏差，因而对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 基于我国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可以对传统美林投资时钟在我国的运用进行改良。由于我国从经济增长和（港股00001）通胀到大类资产表现的逻辑链条非线性，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观测变量，缩短逻辑链条，提高对于大类资产预测准确性。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部分输入变量，而“货币”和“信用派生”是货币政策主要的输出变量，与大类资产之间的逻辑链条更为直接。从逻辑上来说，货币和信用也可以与产出缺口和通胀构建的经济周期形成统一：1）衰退期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放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弱，对应“宽货币+紧信用”；2）复苏期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货币政策稳健，实体融资需求回升，对应“宽货币+宽信用”；3）过热期产出缺口向好，通胀上行，央行收紧流动性，而此时实体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对应“紧货币+宽信用”；4）滞涨期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央行难以放松货币，实体经济需求不振，对应“紧货币+紧信用”。 我们以货币和信用周期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主要变量，把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26个周期，发现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整体准确率达到73%，显著高于传统美林时钟，其中：宽货币+紧信用（衰退）周期，大类资产配置于债券的正确率达83%；宽货币+宽信用（复苏）周期，配置于股票的正确率达100%；紧货币+宽信用（过热）周期，配置于商品的正确率为57%；紧货币+紧信用（滞涨）周期，配置于现金的正确率为43%。 进一步，我们从中观视角出发，发现在四大周期中，股票（不同行业）、债券（不同久期）、商品（不同品种）三类资产细分领域同样出现明显轮动： 股票：1）衰退期，金融和消费板块抗跌能力最强；2）复苏期，周期和金融板块是最佳选择；3）过热期，周期和消费板块表现最为强势；4）滞涨期，消费和成长板块最为抗跌。 债券：1）衰退期，债市100%走牛，但收益率曲线形态各有不同；2）复苏期，债市以震荡市为主，收益率曲线形态整体趋于平坦；3）过热期，债市100%走熊，收益率曲线整体偏平坦；4）滞涨期，债券缺乏明显趋势，需要相机抉择。 商品：1）衰退期，贵金属表现最佳；2）复苏期，工业品整体表现不错，金属板块是最佳选择；3）过热期，金属板块表现最佳；4）滞涨期，贵金属最为抗跌。 风险提示：经济波动超预期。 目录 1 投资时钟理论回顾 1.1 早期投资时钟 1.2 美林投资时钟 2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2.1 美国美林时钟的阶段划分 2.2 1970-2020年美林投资时钟下美国大类资产表现：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3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还灵吗？ 3.1 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检验：有效性偏低 3.2 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3.3 改良的投资时钟 4 周期轮动下的大类资产表现 4.1 股票市场投资时钟 4.2 债券市场投资时钟 4.3 商品投资时钟 正文 1 投资时钟理论回顾 1.1 早期投资时钟 最早的投资时钟在1937年的《伦敦标准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上发表，其展示了各类资产在几十年经济周期循环中的收益轮动。 在最早的投资时钟里，大类资产包括现金、固定收益产品（债券）、股票、海外资产、大宗商品和房地产。经济周期在12个刻度的时钟上轮动，不同时刻对应着不同的经济阶段，其中12点代表经济最繁荣的阶段，而6点代表经济最萧条的阶段。 总体来说，早期投资时钟看待经济背景的方式较为粗糙，但其价值在于创新了经济周期指导资产配置的研究框架，为后续分析经济周期与投资决策提供指导意义。 1.2 美林投资时钟 “美林投资时钟”是2004年由美林证券在一篇研报“The Investment Clock”中提出，美林证券基于对美国1973年到2004年的30年历史数据的研究，将经济周期与资产轮动及行业策略联系起来，是资产配置领域的经典理论。 与最早投资时钟不同，美林投资时钟模型以产出缺口和通胀两个指标，将经济周期划分为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四个阶段，资产类别划分为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四类。从美林投资时钟的左下方开始，顺时针转动，经济依次沿“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循环轮转，而债市、股市、大宗商品、现金的收益依次领跑大类资产。 在衰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趋松，债券的表现最为突出。债券>；现金>；股票>；大宗商品。 在复苏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经济转好，货币政策稳定，企业盈利改善，股票获得超额收益。股票>；债券>；现金>；大宗商品。 在过热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继续向好，通胀上行。通胀上行增加了现金的持有成本，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加息的可能性降低了债券的吸引力，商品受益于通胀的上行，明显走牛。大宗商品>；股票>；现金/债券。 在滞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由于通胀压力，此时货币政策难以放松，同时经济下行对企业盈利形成拖累，对股票造成负面影响，基于长期配置需求，债券的吸引力提升。现金>；债券>；大宗商品/股票。 美林投资时钟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背后的主要逻辑认为，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形成短期经济周期，从而影响大类资产走势。投资者可以通过识别基本面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拐点，在周期变换中把握趋势获利。从长期来看，长期经济增长与劳动、资本、技术、全要素生产率等生产要素相关；从短期来看，经济不会完全遵循长期经济增长路径，顺周期的行为产生的惯性会导致经济短期偏离潜在产出水平，而宏观调控政策则引导经济向潜在产出回归。比如，当短期经济疲弱，产出缺口恶化时，经济面临通缩压力，此时货币政策放松，刺激经济需求回升；当短期经济强劲，产出缺口向好时，经济面临通胀压力，此时货币政策收紧，需求回落。在经济短期波动与宏观调控共同作用下，经济周期形成不同阶段，大类资产出现趋势性轮动。 投资时钟可以帮助投资者制定行业战略，通过观察经济周期的变化，分析判断周期性、成长性、利率敏感性等行业的获利机会。经济增长变动影响投资周期性和防守性资产的收益，如经济增长加快时，有色、钢铁等周期性行业对应的股票和大宗商品表现好。通胀水平变动影响投资成长型或价值型的股票收益，通胀水平下降、贴现率降低时，久期长的成长型股票表现好。从衰退期中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时，银行类、消费类股票等利率敏感型股票将率先反应。 2 美林时钟在美国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美林证券2004年的报告使用美国1973年3月至2004年7月的数据来实证检验理论的效果，本文参考美林投资时钟的方法，把时间范围扩展至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检验美林时钟的适用性。 2.1 美国美林时钟的阶段划分 依照美林投资时钟，本文仍然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胀走势判定经济所处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四大类资产表现进行统计。 以产出缺口衡量经济增速，产出缺口是表示经济偏离可持续增长路径百分比的指标，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及2009年前后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其它时候大多是较小幅度的震荡。由于数据是不断震荡的，因此对每一次上升或下降都做区分没有意义，我们主要对6个月以上较长时段的趋势做上升或者下降的判断。 以同比CPI衡量的通胀数据，CPI是美联储和其它央行盯住的目标和划分通胀等级的依据，投资时钟要依此来预测央行的政策变动。美国的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80年代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此后整体呈下降趋势。自2012年美联储明确2%的通胀目标以来，大多数时间未能实现该目标，因此2012年至今，除个别区间通胀明显上升至2%以外，CPI主要表现为下行趋势。 按照经济增长与通胀变化周期划分四个阶段，产出缺口与通胀同时下行为衰退，产出缺口上行通胀下行时为复苏，产出缺口与通胀同时上行时为过热，产出缺口下行通胀上行时为滞涨。为保持结果纵向可比性，本文使用的周期划分方式与美林投资时钟的基本一致，需要指出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主逻辑是从衰退走向复苏，直至过热，考虑美国CPI的情况，结合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直至2017年才达到，2017年下半年开始退出量宽，2009-2017年中的经济周期主要以复苏周期为主。 我们将1970年1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4个经济周期，统计结果显示，与美林证券原文的检验结果相同，美国经济周期并未时刻呈现“衰退—复苏—过热—滞涨”依次循环轮转的现象，外部冲击、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或造成理论与现实偏差，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协议瓦解，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港股00662）危机等，都对美国的经济和通胀产生影响，但21世纪前基本遵循明显美林时钟轮动规律。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持续低利率、超前宽松等导致复苏和衰退成为美国经济主旋律，轮动规律减弱。 美国的复苏期和过热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34个经济周期中，衰退期7个，复苏期11个，过热期9个，滞涨期7个。从总周期时长来看，复苏期和过热期最长，分别达274个月和139个月，滞涨期次之，达105个月，衰退期最短，为90个月。从周期平均持续时间来看，复苏期平均达25个月，过热期平均为15.5个月，滞胀期平均为15.0个月，衰退期最短为12.8个月。 2.2 1970-2020年美林投资时钟下美国大类资产表现：基本符合经典理论 按照周期划分，校验美林时钟不同时期各类资产表现，可以得出， Ⅰ衰退：债券是衰退阶段的最佳选择。债券的收益率达到6.30%，高于债券长期平均收益3.23%。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大宗商品表现最差。 Ⅱ 复苏：股票是复苏阶段的最佳选择。股票收益率达到20.02%，高于股票长期平均收益9.25%，现金收益远低于股票，大宗商品表现糟糕。 Ⅲ 过热：大宗商品是过热阶段的最佳选择。大宗商品年收益率为26.74%，高于大宗商品长期平均收益7.57%。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债券表现糟糕，年收益率只有2.87%。 Ⅳ 滞胀：现金是除大宗商品以外表现最好的。现金年均收益率为5.09%。处于投资时钟对立位置的股票表现最糟糕，年收益率为-8.05%。大宗商品的年均收益率高达22.56%，主要受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比较大，而同时期非石油类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呈下跌趋势。 观测大类资产在各个阶段的表现也基本符合美林投资时钟结论， 1）在7个衰退期中，4个阶段债券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投资对立位置的大宗商品表现最糟糕。其中，1970年经济延续60年代末过热趋势，仍然体现为大宗商品收益率最佳。1974年12月至1975年3月，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延续此前滞涨，因此现金收益率仅次于股票，而股票收益于宽松政策，强劲反弹。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80年代末储贷危机引发股市崩盘，因此90年代的修复使股票收益高企，远超债券收益。 2）在11个复苏期中，所有阶段股票收益率均最高。 3）在9个过热期中，7个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最高，8个阶段大宗商品收益率远高于债券收益率。其中，1983年7月至1984年3月，正处于80年代第一轮大规模减税、通胀问题解决阶段，经济强劲反弹，大类资产表现改变。1994年5月至1996年12月间，1995年美国防范海外市场风险的保险性降息预防衰退，助长股市繁荣，因此股票表现超过大宗商品。 4）在8个滞胀期中，所有阶段现金收益率远高于股票收益率。与美林时钟原文结论相同，滞涨期现金是除了大宗外表现最好的资产。大宗商品的年均收益率较高，主要受石油危机冲击的影响比较大，而同时期非石油类大宗商品价格主要呈下跌趋势。 3 传统的美林投资时钟在中国还灵吗？ 3.1 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检验：有效性偏低 我们同样按照美林时钟的方法逻辑检验其在中国的运用情况，即通过产出缺口和通胀走势判定经济所处阶段，并对每阶段的大类资产表现进行统计。 在产出缺口方面，原版美林时钟在经济指标上主要采用的产出缺口指标来自OECD统计数据，由于我国暂无官方统计的产出缺口指标，我们选取统计局公布的GDP现价当季值，使用X-12&；ARIMA模型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得到季调数据，然后通过HP滤波法得到潜在产出趋势值，产出缺口定义为=（实际GDP-趋势值）/实际GDP。 在通胀方面，我们采用统计局公布的CPI当月同比值。 根据统计结果，我们将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33个经济周期，其中衰退期10个，复苏期6个，过热期8个，滞涨期9个。从特征来看： 过热期和衰退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周期。从总周期时长来看，过热期和衰退期最长，分别达85个月和60个月，滞涨期次之，达47个月，复苏期最短，仅为22个月。从周期平均持续时间来看，过热期平均达10.6个月，衰退期平均为6个月，滞涨期平均为5.2个月，复苏期最短为3.7个月。中国的经济周期受政府的影响比较大，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周期。当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对经济进行频繁调控时，容易导致经济波动较大。当经济过热时，政府采用抑制性的政策进行调控，会使经济迅速走向衰退。当经济衰退时，在政府的积极刺激下，经济可迅速复苏过热。“过热”与“衰退”成为主流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周期的一大特色。 仅少数周期遵循美林投资时钟的周期轮动规律，大部分周期呈现前后跳跃或逆时针转动现象。根据美林投资时钟，“经典”的经济周期是从时钟的左下角（衰退期）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轮动，经历衰退—复苏—过热—滞胀四个阶段。但根据我们的统计结果来看，2003年以来，仅有三个时间段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轮动规律，分别为（1）2002.12-2003.6，（2）2008.7-2011.7，（3）2018.11-2019.9。 我们按照周期划分，分别检验传统美林投资时钟的大类资产收益率表现，在收益率指标方面，现金选取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债券选取中债新综合指数收益率，股票选取沪深300指数收益率，商品选择CRB现货指数收益率，测算结果如下： Ⅰ 衰退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仅为30%，10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债券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衰退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现金（3次）、股票（3次）、商品（1次）。 Ⅱ 复苏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为50%，6个小周期中有3个周期股票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复苏期表现较好的资产主要为现金（3次），其他资产则均表现较差。 Ⅲ 过热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为50%，8个小周期中有4个周期商品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过热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股票（3次）、现金（1次）。 Ⅳ 滞涨期中，美林时钟正确率仅为33%，9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现金收益率表现最好，其他在滞涨期表现较好的资产包括股票（4次）、债券（1次）、商品（1次）。 3.2 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整体来看，传统美林时钟在我国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正确率为40%，较美国数据明显偏低。为什么传统美林时钟在中国的效果偏差？ 3.2.1 中美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存在差异 传统美林时钟的基本假设和逻辑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相近，因而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意义更强。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需考虑多种因素，造成在部分时期，宏观条件与大类资产表现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低。 1993年7月起，美联储开始以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核心思想，运用类似泰勒规则来设定联邦基金利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联邦基金利率波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根据泰勒规则，央行应该根据产出和通胀的情况实施货币政策，利率决定公式为： r=0.5*（π_t-2%）+0.5*y ？+π_t+2% 其中π_t 代表通胀，y ？代表产出缺口，在美联储的目标利率决定框架中，实际通胀与目标通胀的差值（π_t-2%）占50%权重，产出缺口y ？占50%权重，如果通胀高于目标，以及产出缺口提升，美联储应该加息，反之则应该降息。当不存在通胀偏离以及产出缺口时，联邦基金利率应该等于名义利率，也即通胀加上长期实际利率（π_t+2%）。 泰勒规则后，美联储利率政策规则经过一系列修订，先后有伯南克规则、埃文斯规则、耶伦规则等，三者均是在泰勒规则基础上进行部分权重调整，或增加就业指标。但从美联储货币政策制定机理来说，基本与传统美林时钟假设与逻辑相同，是基于对产出缺口以及通胀情况变化，制定政策利率，利率与产出缺口及通胀之间存在清晰的等式关系，进而通过影响市场利率，影响大类资产走势。 而我国货币政策需兼顾多重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内外平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不同目标可能会对货币政策制定提出方向相反的要求，增加货币政策的决策难度。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决策因素不仅仅包括产出缺口的通胀，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传统美林时钟的背后逻辑有所差异。 3.2.2 我国大类资产表现除受货币政策影响外，还受金融监管、改革等政策影响 如2016年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造成的商品牛市。在“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导向下，落后产能持续退出，供给收缩造成商品在2016年走出一波牛市。供给侧改革对商品产生的影响是基于供给端，在逻辑上与传统美林时钟需求端逻辑相左。因此据美林时钟的周期划分，2016年经济周期先后处于滞涨、复苏以及过热期，指向大类资产配置现金、股票，直到2016年4季度才指向投资商品，与实际投资收益率产生偏差。 再比如2014-2015年股市行情，在经济周期整体处于“滞涨”及“衰退”期，由于政策驱动叠加监管宽松，大量资金加杠杆入市，我国股票市场走出一波大牛市。但是随着监管关注配资风险，严查杠杆入市，大量资金撤离，造成股市快速下挫。行情变化与实体经济周期脱节，体现政策市、资金市特征，对传统美林时钟准确性造成影响。同样，2016年债券市场走出一波行情，而主要驱动因素为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下，理财-委外加杠杆等市场行为催生债券投资需求，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相左，因此债市走势和传统美林时钟背后逻辑出现明显偏差。 此外，2012年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率下降，加上政策微调进一步熨平经济波动，经济周期表征不明显。2012年以来，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周期短期波动逐步被消化，我国进入增长速度换挡器、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经济波动率明显下降，周期特征不明显。根据我们的测算，2012-2016年间，经济周期在“滞涨”与“衰退”之间来回轮动，宏观调控进一步熨平经济波动，基本面+政策调控对于大类资产配置的指导意义减弱。 3.2.3通胀的概念、范畴和度量存在不足，造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划分存在偏差 首先，当前通胀的表现形式多样化，而通胀指标的涵盖范围有限。周小川在央行政策研究专栏撰文指出，传统的通胀度量会面临几个方面的不足和挑战，第一就是较少包含资产价格会带来失真，特别是长周期比较的失真，“对于住房，过去的概念是购房算作投资，价格变化不计入CPI；后来则租房可计入，但在篮子中的权重偏小；再后来，人们主张把自住房用类比租金来计量，但是住房权重仍相对比较小。当全球人口上升到70亿，城镇化成为相当多数人生活、工作的必然选择，城市可用地变得很稀缺且价格高昂，使得通胀度量再也不能无视或者低估住房的因素。总之，通胀在长期度量上存在问题，特别是资产价格如何反应到生活质量、支出结构上。此外还有长期投资回报应折现入当期通胀的问题。” 其次，经济金融全球化对通货膨胀的生成机理产生了显著影响（张晓慧、纪志宏和李斌，2010；李斌，2010），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出现全面通胀的可能性较低，“结构性通胀”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抑制一般性商品的通胀，主要是因为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整合，规模经济效应和外包等强化了低成本优势与产出能力，竞争性商品的供给弹性显著增加。因此，在CPI内部主要表现为食品、农产品以及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价格则相对稳定。 因此，通胀作为传统美林时钟周期划分的主要变量，由于其概念、范畴和度量上的不足，可能与实体经济的实际运行出现偏差，因而对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准确度造成一定影响。 3.3 改良的中国投资时钟 美林投资时钟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需求侧变化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建立在三大前提及逻辑基础上，一是短期经济围绕长期经济趋势波动，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熨平短期经济波动，三是经济周期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决定大类资产表现。但是由于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独特性等因素，美林时钟在我国的传导渠道受到一定阻碍，但这并不代表美林时钟的逻辑是错的，其逻辑依然有效，只是适用的环境和条件不合适。 基于我国的特殊性，我们认为可以对传统美林时钟在我国的运用进行一些改良。由于我国从经济增长和通胀到大类资产表现的逻辑链条非线性，影响因素较多，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其他观测变量，缩短逻辑链条，提高对于大类资产预测准确性。 如果说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其中一部分输入变量，“货币”和“信用派生”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输出变量，其中“信用派生”也是实体经济运行的结果，与大类资产的之间的逻辑链条更为直接。 我们在这里，把“货币”定义为货币政策的意图，即狭义流动性水平，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调控银行间市场流动性；把“信用”定义为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形成的结果，即广义流动性水平，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广义流动性，但狭义流动性是否能传导至广义流动性，还要看市场主体的加杠杆行为、金融监管等因素。 从逻辑上来说，货币和信用因素也可以与产出缺口和通胀构建的经济周期形成统一： 1）在衰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下行。货币政策趋松，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弱，广义流动性仍然较紧，对应“宽货币+紧信用”格局。 2）在复苏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好转，通胀下行。随着经济转好，企业盈利改善，融资需求提升，广义流动性提升，对应“宽货币+宽信用”格局。 3）在过热期：经济上行，产出缺口继续向好，通胀上行。经济存在过热风险，央行收紧流动性，货币政策趋紧，但是此时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旺盛，广义流动性短期难以回收，形成“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4）在滞胀期：经济下行，产出缺口恶化，通胀上行。由于通胀压力较大，央行难以放松货币，叠加实体经济需求不振，狭义及广义流动性均较紧，形成“紧货币+紧信用”格局。 但是实际上，产出缺口和通胀是货币政策的部分输入变量，而货币与信用是输出变量，且受金融监管等因素影响，在实际划分中，两者得出的经济周期结论有所不同。但我们通过测算，发现后者对于大类资产指导的正确率显著更高。 3.3.1 货币与信用的指标选择及周期划分 货币：判断狭义流动性的松紧，最简单的方式是观察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如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较强时，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同样趋紧，影响对于宽货币政策意图的判断。因此我们还是采用最基础的方法，即通过典型的货币政策转向操作，判断货币松紧意图的转变，作为定性判断。 结果显示，从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我国货币政策共经历14个周期，其中7个宽货币周期，7个紧货币周期，宽货币周期共计89个月，平均持续12.7个月，紧货币周期共计126个月，平均持续18个月。 信用：我国自从2002年开始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数据，其涵盖了主要的信用派生渠道，可以作为衡量广义流动性松紧的主要指标。但是在2016年前，社融增速的公布频率较低，难以捕捉具体月份的社融增速走势，因此我们共同参考社融增速与M2增速，判断信用走势。 结果显示，从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我国信用周期共17个，其中9个宽信用周期，8个紧信用周期，宽信用周期共计83个月，平均持续9.2个月，紧信用周期共计132个月，平均持续16.5个月。 3.3.2 基于周期划分的大类资产收益测算 我们以货币周期与信用周期特征取交集，把2002年12月至2020年9月共划分为26个周期，分别为“宽货币+紧信用”（衰退期），“宽货币+宽信用”（复苏期），“紧货币+宽信用”（过热期），以及“紧货币+紧信用”（滞涨期），分别检验大类资产收益率表现，测算结果如下： Ⅰ 宽货币+紧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债券的正确率达83%。6个小周期中有5个周期债券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仅2014-2016年周期，股票收益率超过债券，但主要因素是2015年股市杠杆牛，对股票收益率造成扰动。 Ⅱ 宽货币+宽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股票的正确率达100%，6个小周期中，股票收益率均明显优于其他资产。 Ⅲ 紧货币+宽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商品的正确率为57%，7个小周期中有4个周期商品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在紧货币+宽信用的周期组合下，股市也具有较好表现，在两个周期里收益超过商品。 Ⅳ 紧货币+紧信用周期中，大类资产配置于现金的正确率仅为43%，7个小周期中仅有3个周期现金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资产，在紧货币+紧信用的周期组合下，大类资产表现缺乏明显特征，商品、债券、股票都曾出现较好表现。 整体而言，以货币及信用因素进行划分的周期，对大类资产配置的整体准确率达到73%，在宽货币紧信用时期、宽货币宽信用时期、以及紧货币宽信用时期，均对大类资产配置有较好的指导意义。仅在紧货币紧信用周期，缺乏明确的资产配置指向。 在美林投资时钟的逻辑框架基础上，我们认为，观测货币与信用因素对于大类资产配置有着较好的指导意义。 4 周期轮动下的大类资产表现 我们通过前文研究，得出了在宏观视角下，不同的货币与信用周期组合中表现最优的大类资产类别。在这一部分，我们从中观视角出发，进一步探究在四大周期中，股票（不同行业）、债券（不同久期）以及商品（不同品种）三类资产下，具体哪一细分领域表现更优。 4.1 股票市场投资时钟 我们将申万一级行业剔除国防军工和综合后分类成周期类、大金融类、消费类、成长类四大板块，其中周期进一步细分为上中下游。根据前文货币与信用周期的时间划分，按照市值加权平均数计算区间板块年化收益率，以探索板块间轮动规律。 Ⅰ 衰退：金融和消费板块在衰退阶段抗跌能力最强。衰退期时期宽货币，银根放松，利率敏感型的金融、消费类股票领跑。在6个衰退期中，3个阶段金融板块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第2，二者均值分别为-8.9%、-3.9%。成长板块受2019年11月-2020年2月5G牌照发放、科创板推出等利好影响，均值超过金融和消费板块。 Ⅱ 复苏：周期和金融板块是复苏阶段的最佳选择。宽货币宽信用下，各大板块同时受益于盈利改善和估值上升，股市呈现普涨。因此，对景气度上行弹性最大的周期板块，对流动性宽松弹性最大的金融板块收益率最佳。在6个复苏期中，4个阶段金融板块收益率最高，5个阶段周期板块收益率第2，二者均值分别为64.9%、55.5%。 Ⅲ 过热：周期和消费板块是过热期表现最佳的。过热期对应紧货币宽信用，实体经济仍然景气，但是流动性转向，利率抬升导致金融资产估值下行，股市呈结构性行情。周期板块盈利仍处高位，消费板块现金流较为稳定，对流动性收紧相对不敏感，收益率较高。在7个过热期中，5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靠前，消费和周期板块收益率远高于其他两个板块，高达55.9%、44.5%。 Ⅳ 滞胀：消费和成长板块在滞胀阶段相对抗跌。紧货币紧信用阶段，实体景气下滑，企业盈利恶化，利率上升、估值收缩，股票市场整体表现糟糕。其中，伴随政策对通胀的控制，折现率有所下行，长久期的成长股价值提升明显，相对抗跌。而消费板块由于现金流较为稳定，表现相对抗跌。在7个滞涨期中，4个阶段成长板块收益率相对更好，6个阶段消费板块收益率靠前，二者平均收益率的负值远小于其他板块，最为抗跌。 具体来看， Ⅰ 衰退：大金融板块中，房地产业表现最佳，平均收益率达6.65%；消费板块中，仅家用电器和医药生物收益率为正，分别达1.11%、7.5%。其他非重点行业大多表现为负值，但仍有结构性行情，如2008 Q4的电气设备、建筑材料、建筑装饰，2020年Q1成长板块等。 Ⅱ 复苏：周期板块中，周期上游>；周期下游>；周期中游，上中下游平均收益率分别为79.3%、40.5%、60.1%。其中上游有色金融、下游汽车行业收益率位于周期板块1、2位，远高于板块中其他行业。大金融板块中，非银金融>；房地产>；银行，阶段平均收益率分别为79.3%、71.4%、54.3%。其他板块内行业也有很好行情，收益率均在30%以上 Ⅲ 过热：消费板块中，家用电器、食品饮料各阶段收益率靠前，平均收益率高达64.9%、65.0%，远高于板块中其他行业。周期板块中，周期下游>；周期上游>；周期中游，周期板块内部有所轮动，其中下游汽车、上游有色金属仍然是板块内表现最佳的。其他板块内行业也有较好行情，收益率均在20%以上。 Ⅳ 滞胀：成长板块中，电子和计算机行业较为抗跌，平均收益率为-5.3%、-6.1%，损失小于其他行业。消费板块中，食品饮料和医药生物相对更抗跌，平均收益率为-7.3%、-10.1%。其他板块内行业大多跌幅高达20%以上，表现糟糕。 4.2 债券市场投资时钟 从理论上来说，债券市场在不同周期下，由于债券短端利率受货币政策影响较大，长端利率取决于基本面，利率走势及曲线形态存在明显特征。随着经济周期从衰退期依次轮动至复苏、过热、滞涨期，债券利率走势及曲线形态依次经历牛陡、熊陡、熊平、牛平。 Ⅰ 衰退：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陡形态。衰退期经济触底，货币转为宽松，宽货币紧信用，短端利率快速下行，债券市场走牛，短端利率下行幅度显著高于长端利率，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陡形态。 Ⅱ 复苏：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陡形态。经济逐步复苏，货币政策宽度幅度收敛，短端利率下行幅度收敛，同时市场预期经济基本面逐步恢复，长端利率上行，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陡形态。 Ⅲ 过热：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平形态。随着经济增速持续加快，货币政策转向，紧货币宽信用，短端利率快速上行，而长端利率上行幅度收敛，导致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平形态。 Ⅳ 滞胀：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牛平形态。在经济过热期结束前，市场预期经济将由盛转衰，长端利率开始下行，而此时货币政策相对稳定，收益率因此呈现牛平形态。 现实中，债券收益率形态较少严格遵循从牛陡、熊陡到熊平、牛平的周期轮动。我们以10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与1年期中债国债到期收益率数据，及10年期-1年期期限利差，确定期间内的利率走势以及曲线形态。阶段划分显示，仅2008-2010周期，2019-2020年周期，由于经济波动幅度较大，货币政策逆周期对冲特征明显，债券市场出现较为明显的轮动规律。 我们进一步选取中债中短期债券全价指数，及中债中长期债券全价指数，对比在不同货币与信用周期下，不同期限债券的收益率情况。数据测算显示， Ⅰ 衰退：债市100%走牛，但收益率曲线形态各有不同，配置长久期债券可以博得更高的利率下行收益。衰退期（宽货币+紧信用）严格对应债券牛市（100%），长期债券收益率显著好于短期，拉长债券久期可以博得更高的利率下行收益。 Ⅱ 复苏：债市以震荡市为主（占比50%），收益率曲线形态整体趋于平坦，缩短久期有利于平衡风险收益。在复苏期（宽货币+宽信用），震荡市占比50%，熊市占比33%，牛市占比17%。中短期及长期债券在不同周期表现分化，但整体来看，宽货币宽信用周期下的震荡市，后续较多演变为熊市（2/3），调整投资组合、缩短久期有利于平衡收益风险。 Ⅲ 过热：债市100%走熊，收益率曲线整体偏平坦，中短期债券更加抗跌。过热期（紧货币+宽信用）严格对应债券熊市（100%），中短期债券相对长期债券更加抗跌。 Ⅳ 滞胀：债券缺乏明显趋势，需要相机抉择。在滞涨期（紧货币+紧信用），牛市占比43%，熊市占比43%，震荡市占比14%，债市缺乏明显趋势。此时债券市场无明显的配置策略，从历史周期划分来说，紧货币紧信用周期下，无论当期为熊市、牛市或震荡市，有5/7的情况在下一周期演变为牛市，因此结合基本面情况，如果预期经济下行，货币政策放松，此时拉长久期有利于博得未来超额收益。 4.3 商品投资时钟 我们通过计算南华商品指数区间收益涨幅来探究大宗商品内部板块轮动。商品一级分类指数包括南华工业品指数、南华农产品指数、南华金属指数和南华能化指数，其中，工业品指数由金属指数和能化指数品种构成。由于南华贵金属指数数列时间区间较短，我们采用上海黄金交易所AU9999的价格涨幅表示贵金属板块。 Ⅰ 衰退：贵金属在衰退阶段表现最佳。衰退阶段，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一方面可以避险，另一方面可作为组合资产改善风险收益特征。而传统商品资产受经济放缓影响，需求回落叠加产能过剩，工业品暴跌，但衣食等消费刚需支撑农产品板块相对较强。在6个衰退期中，3个阶段黄金收益率第一，黄金年平均收益率为4.3%，工业品、农产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23.0%、-14.0%。 Ⅱ 复苏：工业品整体表现不错，金属板块是最佳选择。经济景气度复苏，地产、汽车和基建的拉动下，工业品需求旺盛，但产能不足，价格上涨。金属与地产等板块等相关性强，表现优于能化。而此阶段，居民收入增长有限，消费能力不足，农产品表现较差。在5个有数据的复苏期中，4个阶段金属板块收益最好，1个阶段收益第二，工业品、金属、能化的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43.8%、60.0%、25.9%，农产品仅为0.2%。 Ⅲ 过热：投资时钟配置商品阶段，金属板块表现最佳。经济景气度持续，通胀上行，工业品价格继续上涨。金属需求仍然强于能化，表现更好。在7个过热期中，4个阶段金属收益靠前、3个阶段能化收益靠前。各商品平均收益率均在10%以上，其中金属收益率为35.6%，表现相对最差的黄金收益率也高达15.6%。 Ⅳ 滞胀：贵金属在滞胀阶段最为抗跌。经济景气度下滑，工业需求放缓，产能由于过度乐观处于扩张，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下跌。这一阶段，贵金属的避险属性凸显，抗跌能力强。在7个滞胀期中，6个阶段黄金收益表现靠前，年平均收益为5.8%，是五大板块唯一正值。
2020年，中国因出色的疫情防控，经济率先恢复，2020年四季度GDP同比6.5%，全年增长2.3%，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 2020年经济恢复最超预期的是出口，12月出口同比18.1%，全年同比3.6%。然而去年二季度，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中国的出口能扛起增长的大旗，当时大家都觉得经济增长得靠基建。 但实际上，出口比想象得好，基建比想象得弱，基建市场预期的是当月增速怎么都得两位数以上，但最高的当月同比是6月的8.3%，到了年底降到了只有4.2%。 正是因为出口的强势，才降低了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因为出口好了，带动和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好了，所以制造业投资也恢复得比较快，经济就有顺周期动能了。 这就提高了政策的回旋余地，在融资需求端，可以加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治理，可以控制房地产有息债务增速；在融资供给端，可以持续压降影子银行的规模，比如加强对融资类信托的治理、比如资管新规截止日可以定在2021年等。 出口之所以好转，有两方面的原因：1）需求端有防疫物资、线上办公、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但更重要的是海外直升机撒钱，财政货币化极大的提高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2）供给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产能是停摆的，所以只能依靠中国产能输出。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国内的新出口订单已经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下滑，去年11月新出口订单是51.5，是去年的最高点，随后就开始下降，到了今年1月就只有50.2了。现在PMI的需求端主要靠在手订单做支撑，可能是去年排得过满的出口订单还没来得及消化。显然，没有新订单，需求端的好转是没有持续性的。 为什么会出现出口新订单的下降呢？现在来看，美国还在加码财政刺激，房地产复苏的势头也在延续，所以，当前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供给端发生变化，海外产能似乎在加快恢复。 从美国的PMI数据来看，PMI产出分项在加速复苏，但进口分项在12月却出现下降了。从越南的出口同比数据来看，越南出口在加速上升，今年1月越南的出口已经高达46%。 这表明：不仅发达国家的自有产能在恢复，新兴市场产出端的竞争者产能也开始恢复了。 海外产能恢复，一方面是疫情对经济的边际影响在下降，更重要的是，海外现在疫苗接种的速度在加快。分国别来看，以色列接种比例已高达55%，英国接种比例也接近了14%，而且接种人数近期有加速的趋势，拥有3.32亿人口的美国接种比例也接近10%。 各国尤其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迅速普及，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其微妙的变化：虽然疫苗保证的是不入院或轻症，而不是不被感染。但一旦海外通过快速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这就会导致海外生产端会复苏得比较快，而如果我国不能迅速尽可能地同步完成普及疫苗接种，为了防范疫情不在国内继续零星反复，继续采取封闭隔离式防控控制疫情，那么，很可能将在全球疫情防控拐点来临时，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中就会变得比较被动了。 去年全年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生产强而消费弱的格局。生产强是因为出口强，消费弱无非两个原因导致的：1）经济好转向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需要时间，表现在数据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远比不上工业增加值的修复的速度；2）关键是消费“缺场景”，学生在学校被封闭管理，零星的疫情反复也压制了人们外出的意愿，网购要比线下消费好得多。 好就好在去年出口好，所以生产比消费多的那部分是可以通过外需消化的。外需消化了过剩的生产后，还积累了贸易盈余和国内储蓄，再叠加信用宽松环节和不可证伪的复苏预期，股票市场在2020年全年表现也相当给力。 目前“就地过年”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线下消费、交运、文娱这些行业，但生产可能因为不返工短期还有加强，生产和消费缺口会继续放大。 去年靠的是出口消化生产，但现在生产和消费产生的裂口扩大后，出口消化不了的只能转变为库存，所以从2021年1月PMI数据里还看到了产成品库存和原料库存都在快速积累的现象，新订单与产成品库存的裂口也在快速收窄。 如果需求不起来，库存持续积累，生产是无法持续的，到后面只能是去库存，到了这一步，生产好向就业、居民收入进而向消费和储蓄传导的链条就变得不那么顺畅了。 短期来看，因为房地产调控加码，同时由于新房限价与二手房有倒挂，一手房销售不会断崖式下滑，预售条件越来越严格以后，房企还不如加快开工，让房子符合预售条件，回笼现金流，短期房地产开工和施工对经济总需求都有支撑。 但问题是这个支撑的时间不会太长，由于房企有息负债被控制住，土地市场已经开始冷却，这意味着中长期的新开工是有下行压力的。为了防止中长期经济结构扭曲，当前毫无疑问是要避免继续刺激房地产的。 所以，消费的问题是要靠消费去解决的。 之前提到消费之所以低于预期，是因为生产环节没有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为什么不能完全传导到居民收入呢？是因为线下消费弱。我们提到过，消费弱不完全是因为消费能力弱，很大程度上是缺消费场景。疫情没完全控制，导致出行意愿受到了抑制。线下消费起不来，导致消费-中小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继续消费的闭环无法建立。 实际上，线下消费环境是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而且这类企业的规模往往都比较小，比如随处可见的小卖部、小餐饮店，这些都是需要政策支持的小微企业。 从数据上看，2019年在城镇单位（不包含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4.8%、1.5%、4.7%，总人数也就1910万人，占比并不高。 但是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中，这三大行业的就业人员占比分别达到了38.0%、8.1%和2.6%，就业人数合计达到了1.97亿人。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无疑会更大一些。 我们提到过，去年之所以在压基建和地产的时候还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是基于外需强-主动补库存-制造业资本开支扩大的顺周期动能基础之上的，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经常账户/GDP与实体杠杆率也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如果顺周期动能开始减弱，消费问题解决不了，那就只能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回到杠杆驱动的路径上。 并且，如果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普及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很可能会建立新的贸易壁垒，将对我国的出口带来压力，甚至不排除其要求我国尽快开放人员来往，将对我国的疫情防控造成困扰。 而据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估算，中国需要接近10亿人完成接种，才能实现群体免疫的门槛。2021年1月31日，据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许文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数量已经超过2400万剂次。相对于10亿人这个目标来说，疫苗的接种进程才只是刚刚开始。 理论上来说，疫苗接种速度越快，就越能有效控制疫情。如果疫苗能大规模普及，就能抢在病毒发生更多变异前，解决疫情忧虑。那么，人们出行意愿和能力就会大幅提升，消费有望加速释放。2020年的居民收入增长，没有太多地用于消费，而是拿去做了储蓄或者投资，财富效应也能把受疫情压制的消费需求带起来。 最后，也只有消费需求回归才能让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政策端一直在强调小微企业支持，一方面是因为上游价格上涨的挤出效应，更重要的是因为消费需求没有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大量的小微企业群体受冲击，对就业也产生影响。 不过从小微企业的流动性支持措施目前来看，应该也是有副作用的，因为部分小微企业经营没有回归正常化，流动性淤积会导致资金外溢到金融市场。市场也知道宽松的原因是因为广谱的复苏还没看到，这就导致在宽松预期下把流动性堆积在头部，形成了所谓的“抱团效应”。 如果疫苗大面积普及，群体获得了免疫效应，消费信心能获得显著恢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就能都能逐步回归正常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流动性向金融市场外溢和与之对应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简而言之，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在确保疫苗安全性的前提下，扩大产能，扩大接种面积，让经济加速回归正常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
2020年全国各省市GDP成绩单已经全部出炉，相信各位对其中的几大亮点都已有所耳闻。 比如，广东和江苏，GDP一个破11万亿人民币，一个破10万亿人民币，实力碾压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前者经济总量盖过俄罗斯与韩国，后者则超越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妥妥的“富可敌国”； 比如，除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湖北之外，其他省市全部都实现了正增长，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了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国内外环境如此严峻复杂的202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再如，西藏以7.8%的GDP增速领跑全国，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普遍要猛于东部，一方面反映出中西部受疫情冲击较小，人口密度与人员流动规模也不大，复工复查进度较快，另一方面则预示了，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有望持续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新引擎，并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 或许很多人更为关心的是各省份排名的变化，想借此看看自己家乡省份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究竟占据怎样的位置，以及发展势头如何。从2020年的各省成绩单中可以发现，相比于2019年的各省经济排名，湖北被福建反超，辽宁被江西反超，内蒙古被山西和贵州反超，黑龙江则被新疆反超，这里面有你的家乡吗？ 可是，仅对比2020年和2019年似乎有些不解渴。于是，我仔细查阅了1960~2020年的各省市GDP数据，并基于此做了一张表格，用以表征全国各省市经济总量20强的变化情况。 当然，查找数据和制作表格只是过程，挖掘排名变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才是最终目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从表格中读出至少六个方面内容： 第一，在长达60年的时间跨度里，一直稳居全国经济前十名的省市为上海、江苏、广东、山东与河南，其中上海和江苏都曾在不同时期荣登榜首，广东自1989年接替江苏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后，至今已是连续32年称霸榜单。而新世纪以来，江苏、山东、浙江与河南的名次基本一直稳定在2~5位。 第二，南北经济发展曾经是比较均衡的，这从早些年的各省经济前十名分布中就能看出来。不过近些年，南方省份经济发展步伐要快于北方，很多曾经排名很靠前的北方省份都在榜单上一再下滑，而经济总量占比方面，“南升北降”的状况也越来越明显。这告诉我们：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已经从传统的“东西差距”逐渐演变为“南北差距”，而且还在持续扩大。 第三，东北经济曾一度非常强悍。可以看到，1960年的全国前五名里，东北三省中的两个位列其中，辽宁更是高居第二名，仅次于上海——事实上，这并不是辽宁的最好成绩，在表格没有展示的1954~1959年，辽宁都高居榜首，而且在1952~1978年，东北三省的GDP总量占全国比重完全不比江浙沪逊色多少。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日益落伍了，如今在2020年的经济榜单中，前十名里已经没有了东北的身影，前20名里也只剩下辽宁一个。 东北从辉煌到失落，背后的影响机制比较复杂，有市场化进展缓慢的原因，有传统产业转型困难的原因，有人口外流的原因，也有制度安排的原因，这里不展开论述。 第四，河南真的是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省份，虽然平日里话题感不是那么强，但家底的确是够厚，如果不看榜单，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它的经济体量居然仅次于粤苏鲁浙，稳居全国第五位。 其中很大原因，在于河南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绝对的人口大省，虽然近几年被广东超过，但仍高居全国前三，而山东、四川、江苏等人口大省，无一例外也都是经济大省。这便暗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口规模至关重要，只有足够多，规模效应才能更强，生产力和创造力才会更旺盛，经济才能更发达。 这一视角，既能说明为什么曾经的龙头老大上海会被那么多省份超越，也能解释为什么近几年很多地方都不遗余力地“抢人”。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第五，山西是一个很特别的省份，建国初期曾排在全国第13名，可是后面却滑出了榜单前20名，如今的经济体量甚至不如苏州一个城市大。 这或许可以用“资源诅咒”理论来解释，即丰富的自然资源虽然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 具体而言，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通常更倾向于优先发展资源型产业，由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增长效果也是极为显著的。不过，资源型产业的过度繁荣，往往会使人们忽视对其他产业的培育与支持，并且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科技创新的进步，同时还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久而久之，一旦资源产量下降，其他行业发展跟不上，便会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 山西和黑龙江，都是“资源诅咒”的典型，而如何实现资源型省份经济的转型发展，形成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继而冲破“资源诅咒”的困局，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重大课题。 第六，除了广东和江苏之外，浙江和福建同样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浙江的排名从1960年的全国第14升至2000年的第4，福建则是从20名开外一路升至全国第7名，二者的实践不但诠释了市场经济与新经济的重要性，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矢志不渝地扩大对外开放，经济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还要带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以上种种，或许能给各位看官带来一些启示。 虽然“唯GDP论英雄”的时代已渐渐远去，但发展经济，始终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我们还是应当做一些总结和反思，只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穿“十四五”及未来较长时期发展的战略纲领。 经济循环是经济活动各环节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状态描述。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曾用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状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空间并存和时间继起阐述经济循环过程，并指出大工业和交通的发展，能够使这一过程发展为世界市场，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全面生产能力。按照这一阐述，一国经济的双循环，可理解为各类生产要素、中间以及最终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换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一国经济的溢出及溢入效应。同时，一国经济以及全球化（世界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循环格局的具体特征。本文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大体界限，通过对比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尤其是中美两大经济体循环格局的演变，揭示高质量“双循环”的内涵以及政策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高质量新发展新格局进行阐述。 一、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球经济循环格局的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总书记同时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以上两段论述表明，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格局及内外条件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要顺应这些变化，进一步推动双循环格局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循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循环的大格局，大体是美国消费、中国生产、资源国提供资源。如果说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这一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从中获得的最大福利，就是一方面消费持续大于产出，贸易逆差和居民负储蓄不断累积；另一方面又没有发生对应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贬值。同时，得益于能够从中国等国持续不断输入廉价消费品，大量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出去，研发经费持续高投入，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模式，与美国大体呈镜像关系。一是相对于美国的需求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接近供给驱动型双循环。其中典型的，就是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循环的主要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生产要素。毫不疑问，外循环拉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扩大就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及城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相对于美国的消费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投资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无论是初期的沿海开放，还是之后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收缩以及转移，均与出口份额升降高度相关，制造业投资成为联结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纽带，是消化过剩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相对于美国的资本流出驱动型双循环，中国更多表现为资本流入驱动型双循环。过去一个时期的美国双循环模式，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上，就是以经常账户和财政巨额双赤字形式表现的资本外流，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相反，中国则积累了包括美债在内的巨额国外资产，以及广泛分布的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以上三方面两相比较，中美双方是各展所长，各取所需，都由各自要素禀赋差异决定，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深化，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同时要看到，中美在双循环中一个积累一个背负巨额债权债务，但两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投资净收益）却高低倒置，反映出过往全球经济循环中，资本、技术回报大于劳动回报，我国经济循环需要提升质量。 （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 尽管2008年前全球经济循环显著改善了整体福利，促进了分工和技术革命，但无庸讳言，这一循环客观上也加剧了主要经济体自身的结构失衡。 对美国等消费国而言，长期依赖贸易逆差以及财政赤字透支消费，必然导致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是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刺破了次贷泡沫，但本质上次贷及衍生品泡沫的不断累积，正是其长期以来的入不敷出、透支消费的必然结果。这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更体现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更为严重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全球分工深化加剧了就业结构调整，产品间分工更多被产品内要素分工替代，发达国家集中于研发设计，发展中国家集中于加工制造，全球生产效率和资本回报得以提升的同时，资本与劳动以及不同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另一方面，长期低利率政策还会不断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扩大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差距。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达0.482，远超0.4的国际“警戒线”，其中最富裕5%家庭的收入，即占居民总收入的23%，而占比达家庭总数20%的低收入户，其收入占比仅为3.1%，前者户均收入是后者的29.5倍。一定意义上，当下美国减税、鼓励制造业回流以及贸易政策调整，储蓄总额及平均储蓄率有所上升，正是其调整自身结构失衡的必要举措，有其必然性。对我国这样的生产国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双循环格局也呈现重大结构性变化，在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大量增加进口，在利用外资同时稳步增加对外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从之前的长期大幅盈余，逐步下降到目前的基本平衡。 二、高质量双循环模式的必然性及基本特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内外循环趋于均衡，不仅在于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更源于我国自身发展条件的深刻改变。得益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2019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到1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3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人口结构逐渐改变，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宏观杠杆率和资本产出比持续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双循环有必要更有条件提质增效，进一步呈现以下三个特征。 高质量双循环下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将更加显著。如果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应更多体现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美国1978年、日本1981年、韩国1994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分别为60.5%、53.9%、51.8%，美国、日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消费倾向）分别为87%、79.2%，均明显高于我国2019年的38.8%和70.1%。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中高收入者进入消费升级期，舒适型、享受型消费明显增多，品质消费、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方兴未艾。同时我国仍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无论是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以及加快城镇化，还是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都意味着消费提升的巨大潜力。 高质量双循环对供给安全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内需驱动重要性的上升，更需要安全可靠的高质量供给相匹配。从国际产业分工看，一方面我国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国产业链集中在加工装配环节，低附加值加工贸易出口占比高达四分之一，能源资源以及关键技术零部件、生产设备进口依存度较高，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但也容易固化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分工，同时产业链以及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从国内看，我国人均收入已达1万美元，叠加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持续快速上升，消费进入转型升级期，也要求提升供给自主性和质量。未来一个时期，适当牺牲大量进口的短期比较优势，强化关键核心技术、设备、零部件以及重要能源资源的进口替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必然选择。 高质量双循环必然伴随高质量对外开放。内需主导和进口替代重要性的上升，不仅不意味着封闭的内循环，而且是更为开放、更高层次融入外循环。一方面，中国内循环质量的提升——内需市场进一步开发和产业链自主性的增强，需要更高层次外贸外资等外循环的支持；另一方面，内循环质量越提升，也越能形成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引力场，越能有利于形成合作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如果将我国不同区域比作双循环“层次递进”格局的演变，不难发现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非但没有因内循环质量上升（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而降低开放度，相反近年来外贸外资占比不降反升且质量不断提高，这些地区不仅是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也是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内外循环在一个更高水平上相互促进。同时还要看到，美国经济内顾化倾向越强，溢出效应越弱，长此以往势必弱化其世界经济地位，也给我国经济外循环提供了机会。抓住我国经济内循环质量不断上升以及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的机遇，全方位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高质量发展所要求的主动求变、转危为机。 三、新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必须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这其中，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适应双循环趋于均衡的宏观格局，完善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现代中央银行货币调控框架。近年来，随着经常项目收支基本平衡，汇率弹性明显上升，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双向“破7”习以为常，与名义经济增速对应的货币总量增速和宏观杠杆率变动渐趋合理，货币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适应双循环宏观格局渐趋均衡的趋势，加快健全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进一步增强利率调控的主动性，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加快形成以内为主、内外均衡的大国开放体货币调控框架，正是高质量双循环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健全边界明晰、有机配合、相互制衡的现代中央银行和财政制度，完善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适应的货币政策规则和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探索构建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并逐步扩大覆盖面，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以资金要素的高度市场化定价和流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循环畅通高效。 适应内需驱动和供给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一是适应内需特别是消费驱动特征更加显著的要求，健全政策激励和包容创新监管，着力提升金融普惠性，助推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按照守正创新、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指导原则，引导金融业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提升普惠金融质效。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措施的相互配合，将各类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有效嵌入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大力发展大城市住房租赁、老旧小区改造等配套金融服务，让更多人在大城市住得下、住得起、住得久，有效释放其消费潜力。二是适应供给要素质量显著提升的要求，着力发展高质量资本市场。一百多年前创新理论奠基人熊彼特就提出，工业体系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建立，金融是驱动创新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力量。当前我们正迎来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更需要高质量资本市场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以新证券法实施为契机，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着力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健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激励政策和退出渠道，在健全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和养老金体系基础上，不断引导鼓励资管产品逐步增加权益投资、信用风险债券投资比重，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无疑是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中之重。三是适应能源资源转型发展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依存度高，碳密集产业比重大，绿色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锦上添花之举，更是能源资源和产业安全的重要保障。日前我国已宣布2030、206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重点领域绿色变革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发展任务艰巨紧迫，更需加快健全绿色金融发展的标准和体制机制，加大对新能源产业、能源高效利用产业的金融支持，利用金融科技推动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拓展绿色金融业绩评价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工具箱，推广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推动绿色金融成为能源资源安全、清洁、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适应高质量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金融开放打造国际合作新优势。新双循环格局下的对外合作，将更多体现为服务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动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金融对外开放进入机制变革的关键期。一是坚定推行制度规则型开放，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外资同一准入与监管规则，金融市场会计、法律等基础性制度与全球通行标准接轨，金融业市场化、法制化水平国际一流。二是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由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推动人民币金融资产定价和交易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人民币全球交易市场的发展壮大，驱动能源资源、贸易投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内外循环流动。三是围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能源资源产业链安全以及服务贸易等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绿色发展等原则，健全多元化对外投融资体系，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金融合作。四是深度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完善与制定，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变革。 最后，新发展格局下无论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是更为充分的资金等要素流动，都对维护金融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叠加，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更趋严峻复杂，叠加疫情冲击影响，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更需在制度上加快健全安全可靠、富有韧性的金融安全网，“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一是加快健全自主可控的高质量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支付结算、征信评级等基础设施自主可控，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和金融业综合统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资金流动置于金融监管视野。二是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在健全监管制度的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坚持依法依规监管，最大限度减少金融监管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健全金融市场违约处置、存款保险制度和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压实股东、债权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责任，充分维护广大人民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切实防范道德风险。三是建立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跨境资金流动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和微观合规两位一体的管理框架，保持微观监管政策跨周期的稳定一致可预期。在保证公平竞争和要素充分流动下，构筑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安全网，为高质量双循环创造稳定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 注1：根据IMF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9年中国国际投资净头寸（对外净资产）为2.12万亿美元，美国为-11.02万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比美国多13.14万亿美元，但从资产收益率看，我国则低于美国，其差异主要源于两国对外净资产结构，我国以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美国以直接投资为主，前者回报明显低于后者。 注2：万得数据库取自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数据。
投资要点 美国时间2021年1月27日，美联储召开1月议息会议，整体维持鸽派，对经济的表述更加谨慎。前期12月的议息会议纪要显示，联储官员开始就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进行讨论，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抬头，市场对美元流动性的收紧也开始愈加关注。本文中，我们复盘了前三轮QE退出的历史，试图对本轮联储转向提供一些启示： 复盘QE退出，通常经历复苏→放风→落幕三部曲，两两间隔约半年： o QE1：始于金融危机救火，止于地产及劳动力市场企稳回升。2009年1季度，美国地产市场短暂企稳，带动居民部门出现改善。此后2009年8月美联储宣布将放慢购债步伐，2010年3月QE1正式结束。 o QE2：始于经济二次探底担忧，如期按时退出。二次下滑背景下，2010年8月美联储宣布第二轮量化宽松，2011年6月美联储预计未来几个季度失业率将恢复下降态势，QE2如期正式结束。 o QE3：始于二次下滑后经济持续疲弱，随经济企稳回升逐步退出。2012年11月后，美国经济逐渐回暖，2013年5月联储释放转鹰信号，2013年12月正式缩减购债规模，2014年10月正式退出QE3。 从基本面来看，当前尚未达到联储转鹰的必要条件。当前美国疫情仍然处在反复阶段，服务业就业仍然深受拖累。美联储释放确切鹰派信号，可能至少要等到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劳动力市场至少连续两个月超预期回暖——而这个时间点，至少将在2021年1-2季度之后。 金融危机后经济与市场绑定更深，即使联储转鹰，也会在之前进行充分的预期指导。危机后美国居民消费更加依赖金融性资产收入和股票市场，而企业融资则对信用债（尤其是中低评级信用债）市场高度依赖。因此，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影响链条缩短，市场反应对美联储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使联储决定退出，在此之前预期也会和市场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和引导。 再往后，短期二次下滑风险+中期配合维系高存量债务，联储松易紧难。和2009年相似的是，美国经济复苏高度依赖财政刺激，刺激逐步退出后，经济或面临类似2010年4月二次下滑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联储短期内或将不得不二次转松。而更长期来看，疫后美国政府债务率创历史新高，配合财政扩张、维持存量债务的可持续性，也意味着联储放水“药很难停”。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美债更关注前瞻指引，美股更关注联储实际操作。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债对流动性相对更为敏感。在联储给出退出的潜在指引之后，美债收益率可能有快速走高的风险，而QE退出靴子落地后，美债反而上涨。而流动性收紧对美股的冲击往往要等到QE实际退出后。此外，随着联储与市场沟通越发充分，QE退出对美股的影响实际上已有所减弱。 风险提示：联储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国内外疫情及疫苗接种进度超预期。 正文 2021年1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按兵不动并确认短期不会退出QE，但对经济表述更为谨慎。相较上期美联储会议声明，本期声明中最大的变化来自经济活动部分。联储声称“近几个月来，经济活动和就业的复苏速度有所放缓”，整体表述偏向谨慎。前景展望部分，联储首次提及“经济发展路径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发展，包括疫苗接种的进展”，疫苗接种进程将成为联储后期决策中的考虑因素。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鲍威尔在会后发言中重申“当前距离联储的就业与通胀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距离取得实质性进展仍需时日”，发言继续放鸽。 美联储本次会议的态度，基本延续了1月14日鲍威尔的发言。而实际上，在此之前2020年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显示，联储官员开始就缩减资产购买计划进行讨论，以及此前部分联储官员释放转鹰信号，一度引起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抬头，市场也开始更加关注美元流动性收紧的时间。本文中，我们复盘了前三轮QE退出的历史，试图对本轮联储转向提供一些启示： 复盘QE退出， 通常经历复苏→放风→落幕三部曲 联储退出QE，通常经历“经济回升→放风退出→实际结束”三个阶段。复盘2009年之后的美联储三轮QE，可以发现在每轮量化宽松结束前，政策将经历较长时间的酝酿期，其始于经济见底回升，后反复放风避免超预期收紧的风险，最终按计划逐步退出QE。 历史经验来看，这三个阶段两两间隔约半年左右的时间。除QE2因整体历时较短且规模相对不大，未有明确放风退出信号外，QE1与QE3均经历较长的退出酝酿期。具体来说，QE1时期，美国制造业PMI于2008年12月见底反弹，2009年8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提及将逐步放慢购债的步伐，2010年3月QE1实际结束；QE2时期，制造业PMI于2010年9月见底回升，2011年6月QE2实际结束；QE3时期，制造业PMI于2012年11月见底回升，2013年5月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考虑缩减购买计划，2013年12月正式缩减购债规模，并于2014年12月实际退出。 QE1：始于金融危机救火，止于地产及劳动力市场企稳回升 2009年1季度，美国地产市场短暂企稳，带动居民部门出现改善。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于2007年9月开始连续降息，2008年12月降至0.25%。与此同时，美联储于2008年11月25日宣布开启QE。美联储大放水叠加财政对地产市场的刺激，2009年2至3月美国地产销售、价格和新屋开工均出现回暖。地产企稳带动居民部门改善：美国失业金申请人数从2009年5月开始回落，个人收支增速和零售销售增速也自2009年5月以来出现V字型回升。 2009年3季度，市场开始预期联储宽松政策退出。经济数据企稳的背景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纪要中对于经济的描述自2009年8月开始明显趋于乐观。2009年8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公布放慢购债步伐，2009年11月美联储预期2010年一季度末结束QE1。2009年下半年，部分外资机构甚至开始预期2010年美联储会再次加息。2010年3月31日，QE1正式结束。 QE2：始于经济二次探底担忧，如期按时退出 2010年4月，货币财政刺激退出叠加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二次下滑。好景不长的是，伴随着8000美元的购房税收优惠在2009年底到期，同时美联储的第一轮资产购买计划在2010年3月结束，房地产销售急转直下。而在房价下滑的拖累下，居民消费复苏也再次明显放缓：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09-2011年一直低位震荡，零售增速则在2010年4月出现明显回落。此外，欧债危机的爆发也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二次探底”预期压力下，美联储二次宽松。在此背景下，美债期限利差自2010年3月开始持续下行，反映市场对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预期快速升温。美联储再次转松：2010年8月宣布将进行第二轮量化宽松（QE2），2010年11月，QE2正式启动，联储开启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 劳动力市场回暖叠加通胀升温，美联储如期暗示退出QE2。2011年3月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整体状况得到改善，虽然非住宅建筑投资和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但通胀明显上行，市场开始预期美联储转紧。2011年6月美联储会议声明中，委员会预计未来几个季度经济复苏步伐加快将使得失业率恢复下降态势，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消退将使得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QE2如期按时正式结束。 QE3：始于二次下滑后经济持续疲弱，随经济企稳回升逐步退出 2012年11月后，美国经济逐渐摆脱二次下滑阴影，开始企稳回升。在第三轮量化宽松的支持下，美国经济于2012年底逐步摆脱二次下滑阴影。制造业PMI指数于2012年12月重回50荣枯线之上，呈震荡上行态势。非农就业同比增速稳定在2%左右，失业率稳步下行。同时零售销售同比增速止住下滑趋势，稳定在4%的水平。工业生产增速也同样保持稳定，基本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相当。 此后，2013年5月联储言论开始转鹰，直至2014年10月退出量化宽松。在经济企稳回升已有半年时间的背景下，美联储开始释放转鹰信号。2013年5月22日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联合经济委员会上讲话说，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开始削减其债券购买量。关于缩减购债的讨论持续半年之久，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发表声明“鉴于经济好转，美联储将开始每月减少1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退出QE正式启动。此后，美联储按照每月缩减100亿美元的购债节奏逐步退出QE，并于2014年10月结束资产购买，完全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 基本面来看， 当前尚未达到联储转鹰的必要条件 当前来看，疫情的反复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慢复苏尚不支持联储边际转紧。整体而言，美国当前的填坑完成约70%-80%。分部门来看，商品消费、地产投资和政府购买已经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他指标仍然未填坑结束。虽然已经落地的9000亿二轮疫后财政刺激和正在讨论中的1.9万亿三轮疫后财政刺激预期将对美国的消费形成强支撑。但当前美国疫情仍然处在反复阶段，且病毒的变异又给防疫带来了一定不确定性。而从劳动力市场来看，服务业就业仍然深受疫情的拖累。虽然通胀预期快速抬升，但是从基数效应以来看，美国核心PCE同比的高点或出现在2季度。因此，美联储释放确切鹰派信号，可能至少要等到疫情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劳动力市场至少连续两个月超预期回暖——而这个时间点，至少将在2021年1-2季度之后。 历史经验来看，从联储预告收紧到实际紧缩，还要经历半年左右的时间。联储公布的2020年12月FOMC纪要来看，美联储逐步退出QE的流程将以2013-2014年为参照。参考QE3退出的经验，从伯南克2013年5月第一次宣布要退出QE，到2013年11月QE购债速度放缓，经历了半年的时间，到2014年QE真正结束，又过了近一年。从这角度而言，从联储释放较明确鹰派信号——到联储实际放缓购债速度——到联储实际终止购债，时间间隔可能还很长。 即使联储转鹰， 本轮与市场的提前沟通也或更充分 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消费与股市、企业融资与债市，绑定越来越深。我们在2020年3月20日《本轮美国金融危机的起因、现状与展望》等多篇报告中提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在全球主要央行的大放水，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o 居民消费对美国股市高度依赖。危机后央行放水带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而实体经济复苏力度有限，这使得美国居民负债率的修复绝大部分来自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换言之，居民的收入高度依赖其金融性资产收入，进而美国居民的消费和美股股市的联动性其实明显走高。 o 企业融资对信用债市场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危机后利率不断走低，为了获得足够的收益，全球投资者不得不去寻找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的资产。这使得投资者购买的债券期限拉长，同时资质下沉。换言之，美国企业资金链对信用债市场（尤其是中低评级信用债市场）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的。 因此，一旦股市或信用债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将很快传导至实体经济。 换言之，市场反应对美联储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退出沟通预期更加充分。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2018年12月美联储意外转鹰引发“市场大跌—消费下滑”的连锁反应，逼迫2019年3月快速转松。而美联储2020年12月的会议纪要特地宣布将参考QE3操作，可能意在避免重蹈当时“缩减恐慌”的覆辙——回顾2013年5月，美国就业数据不断走强的背景下，美联储释放退出QE信号，美债市场发生剧烈调整。本轮来看，在1月12日亚特兰大主体Bostic鹰派发言加速美债收益率上行、1月14日鲍威尔又迅速给市场吃“定心丸”，并宣称“投资者对央行撤除经济支持的预期非常敏感”，可能就是在放风过程中试探市场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本轮联储退出过程中与市场的沟通预期将更加充分。 再往后看， 二次下滑风险+维系存量债务，宽松恐难停 短期看，参照2009年经验，经济二次下滑的压力下美联储很可能二次放水。本轮经济复苏和2009年相似的地方在于，本轮美国经济的复苏，对政策刺激（尤其是财政）是高度依赖的——居民消费修复明显快于企业部门可以佐证这一点。因此，如果财政刺激逐步退出，经济可能面临类似2010年4月经济二次下滑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联储可能将短期内不得不二次转松。 更长期看，疫后债务率创新高，MMT模式下联储紧缩需要考虑付息成本。更长期来看，考虑到2020年疫情以来，美国大规模财政刺激显著抬升了其政府债务率，对于联储而言，其目标函数除了需要考虑就业和通胀之外，如何维持存量债务的可持续性，可能也是其决策的重要一环。 因此，对于美联储而言，本轮在退出QE的过程中，和市场的沟通和放风预期将更加充分。而考虑到政策退出后经济二次下滑的风险及货币政策需要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转紧的过程可能有所反复甚至很可能二次宽松，实际紧缩的空间可能相对也比较有限。 对资产影响：美债关注前瞻指引， 美股关注实际退出 美债对流动性较为敏感，前瞻指引后即有反应，靴子落地后反而反弹。通过复盘2009年后三轮QE退出时期的美债表现，美债收益率往往出现在美联储给出QE退出的前瞻指引之前就出现上行。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回升，复苏预期和风险偏好回暖背景下，美债往往承压。另一方，随着经济回升，美债对由于对流动性收紧的担忧也往往更早，随着美联储有关退出QE的前瞻指引越发清晰，美债收益率往往进一步走高——甚至在2013年5月伯南克宣布退出QE后，美债市场一度出现“紧缩恐慌”。而随着QE完全退出靴子落地后，美债收益率反而开始下行。 而美股往往等到流动性实际收紧后，才反映其冲击。回顾2009年后的3轮QE退出的历史表现，美股在美联储放风退出时反映相对平平，而流动性高收紧的冲击往往要到QE实际退出后才在美股市场体现。可以看到的是，随着美联储与市场沟通越发充分，同时也是在经济已长期转好的背景下，QE3退出相较于前两轮QE，对美股的影响明显减弱：从美股走势来看，QE1与QE2退出后，标普500指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下挫约12%，但在QE3退出时已未有明显下挫，标普VIX指数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 风险提示：联储货币政策变化超预期，国内外疫情及疫苗接种进度超预期。
2021年经济持续复苏的挑战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 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 “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大台阶。这对中国经济是标志性事件。按年均汇率计算，2020年达到了14.7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会达到17%左右，这是很大的台阶。我们迈过这个台阶，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为“十四五”开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二是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展望2021年，我认为，内外环境将继续深刻复杂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仍面临诸多变数，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显现，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牢固。所以，2021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复苏仍面临挑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严峻，中国也出现多点散发病例和多地局部聚集性疫情。所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在。这对经济会产生新的影响。比如2020年12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同比增速回落0.4个百分点，我觉得和防控疫情是有直接关联性的。 第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发达经济体2020年三季度强劲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缩。全球产出缺口短期内难以填补，经济复苏可能更加漫长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盖，202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将笼罩在疫情之下。多国疫情防控隔离措施收紧，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仍将增加。主要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推出空前规模的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债务水平）是全球GDP的370%，这也为后期的金融风险埋下隐患。 第三，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显现。最突出的是消费恢复仍然滞后。2020年社零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比投资增速低了6.8个百分点。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也导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全年要下拉0.5个百分点。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资比2020年下降2.2%。民间投资转正了，但仍然低于预期。制造业投资市场70%以上是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低迷也反映了民间投资规模还没有完全恢复。 第四，就业与企业仍面临较多困难。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受疫情冲击更为严重，餐饮、旅游、交通等服务行业仍没有完全恢复。而这些行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所以，就业压力依然比较大。特别是2021年就业大学生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而世界上超过900万人的国家也是屈指可数，瑞典（总人口）900万，挪威600万，丹麦600万，芬兰600万，也就是我们一年毕业生超过一个芬兰总人口。再加上海外留学生回流数量增加，所以2021年大学生就业压力将明显增大。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的压力也在增大，产成品库存在增长，应收账款也已经连续几个月增长。小微企业亏损面还比较高，主要也是市场需求不足，原材料成本居高不下，用工成本上升这几个因素带来的。 第五，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仍面临压力。地方基层财政收支矛盾比较突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明显增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还是在不断出现。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贷款延长到2021年3月底还本付息，信贷违约风险也是存在的，现在银行都在增加拨备，商业银行不良率有可能会反弹。 第六，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持续，并继续与中国保持比较大的利差水平，这导致短期的资本流入压力明显增大，汇率升值的压力也还存在。如果这种资本流入压力继续，汇率上升的压力依然存在，也会增大中国资产泡沫化的风险。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2021年将要面临的挑战。从总量上看，由于2020年的基数比较低，2021年经济增速会有个强劲的上升，特别是一季度。其他宏观数字可能也会非常好看，但微观主体困难局面可能并不像宏观数据那样上扬和明显改观。所以，宏观和微观的背离现象在2021年会更趋突出。 应对挑战的政策建议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又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开启之年，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和健康就尤为重要。考虑到外部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存在结构性差异。随着政策正常化，宏观政策边际收紧，风险会加大，因此把握好政策节奏和力度尤为重要。政策操作上要“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是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的，但做起来真的需要精细化，要把握好每个时段，这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强调要提质增效和增强可持续性；同时，又要保持适度的支出强度。从这个基调来看，政策会有所调整，但这种调整具有渐进性。我个人理解，制度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应对疫情的阶段性税费“减免缓”要针对行业差异进行分类调整。 2021年的赤字率可能要下调。“十四五”开局之年，建设项目需求比较大，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资金支撑。前些年的专项债也会陆续到期，再加上特别国债2021年肯定不会再发，专项债还是要保持适度规模。 货币政策上央行也明确了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宏观杠杆率的基本稳定。如何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在促进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之间要做好跨周期的平衡。比如，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可否适度继续，需要相应研究，延期还本付息这些纾困政策，要不要有个过渡性的安排也需要研究。 普惠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可以适当延长，而且可以逐步地利用这个工具适当提高信用贷款的比重。当然，对银行面临的风险压力可以通过多种融资工具，多种渠道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金，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妥善地予以缓解这种风险压力。 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大体稳定，也是货币政策需要把握的一个内容。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更大力度地采取积极的措施。 短期来看： （1）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出现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考虑如何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消费。 （2）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和扩容提质；也要控制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和高房价，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主力军，但他们也是购房的主力军，每月的按揭对消费是有明显的挤出效应的。 当然，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回归常态化会带来后期的补偿。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应更多侧重于制度性安全。要促进消费稳定的内生增长机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方面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制度安排，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内生增长机制，才能有效扩大国内需求。 供给端方面，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供应链断链风险依然存在，供应链调整趋势会进一步强化。所以，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也是2021年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事项。针对一些“卡脖子”的环节，要下决心推进技术攻关，解决国产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的本土化。 要利用中国的产业优势和配套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 “十三五”是消费互联网的一次浪潮，我们形成了若干全球市值可以排前二十的企业，但最近这种优势在相对弱化。“十四五”可能是工业互联网的一次浪潮，要利用工业互联网来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来根本性地提高制造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宏观政策、需求、供给，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还得靠改革，要发挥改革的引领和先导作用，越是面对挑战、风险，越要深化改革开放。我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有个年度评价，在评价中国过去一年的表现时指出，“疫情期间，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停下脚步，这对改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贡献会逐步显现出来。” 2021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更要推进改革开放，包括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制度。在激发民营企业投资热情方面，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来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改善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本文系作者1月19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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