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被新冠肺炎疫情定义的一年。 回顾这一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各国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苏中挣扎。跨境航班停飞，国际航运、旅游前途未卜，周边游、线上云旅游却逆势增长，美国共享住宿独角兽爱彼迎（Airbnb）乘风破浪成功上市。社交距离、封锁催生数字经济繁荣，学生用互联网上课，白领在家远程办公，云会议软件ZOOM股价暴涨。外卖业务、生鲜电商流量暴增，国内商家赚得盆满钵慢，国外外卖业务也风生水起，美国外卖巨头DoorDash今年上市首日一度大涨100%。相比之下，线下餐饮和零售仍在疫情的阴影下步履维艰。 生活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将在疫情平息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后疫情时代，当各国探讨未来经济将走出V型、W型还是K型趋势时，新一波疫情卷土重来。但与年初不同的是，各国积累了防控经验，防疫物资充足，在疫苗普及之前，大规模核酸检测成为疫情防控的标配。越来越成熟的防控经验，增强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0年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并预计2021年经济增长将部分反弹，回升至5.2%。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率先实现恢复性增长。面对疫情“大考”，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助力“十三五”圆满收官。为稳住经济，欧美等国在疫情爆发后出台万亿级刺激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50家央行降息或多次降息。我国则通过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减免中小企业社保缴费、发行特别国债等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同时，将目光放在有利于中长期发展的改革上。 临近岁末，我们总结了20个关键词回顾2020年重要的财经事件，包括10个国际财经关键词和10个国内财经关键词，从宏观层面上总结今年披荆斩棘、充满挑战与变革的资本市场。迈入2021年，期待疫苗，迎接挑战，相信未来。 上一篇我们总结了国际财经的十大关键词，这篇是关于国内财经的十大关键词。
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贸易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平台经济反垄断学术研讨沙龙暨《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新书发布会。来自德国和中国的反垄断专家、学者就德国、欧盟和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平台经济反垄断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阿希姆·瓦姆巴赫： 欧盟针对数字经济完善反垄断法律 《不安的变革》是德国曼汉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 Wambach）教授的新著。书中涉及的两大主题是全球范围的数字化变革，以及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来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阿希姆·瓦姆巴赫教授在研讨会上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时期形成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框架，指出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保障。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的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地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但是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的优势，市场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并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的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伊琳娜·贝切柯： 德国管理部门对数字化技术应用进行监测 德国研究与创新委员会成员、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字经济部门主任伊琳娜·贝切柯教授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德国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疫情使得之前形成的技术能力发挥了作用，也催生了新的研发创新。根据一项对德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超过50%的企业在疫情之前就有能力实现居家办公，疫情发生后这种能力发挥了作用。疫情期间经济活动开展的方式发生变化，也导致企业的创新研发增强，德国1/3的信息技术公司、29%的制造业公司，都在短期内开展了新产品研发。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覆盖率方面，德国排在全世界第18位，只有6%的德国企业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为衡量企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程度，德国开发了新的数字化指标。德国的信息通信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子和机械制造业的这一指标高于全部行业平均水平，而其他的行业都低于平均水平。德国的经济管理部门会对各行各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覆盖面和应用深度进行长期监测。 于尔根·库林： 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对大型平台进行规制 德国反垄断委员会主席于尔根·库林教授介绍了德国最新的《反限制竞争法》修正案，即“竞争政策4.0”。不良竞争与缺乏竞争都不利于经济繁荣，损害消费者的权益。不公平、不稳定的经济生态可能会导致竞争不复存在，而竞争一旦消失，要恢复市场的竞争性就很困难。德国对《反限制竞争法》的修订，就是旨在有效加强竞争的措施之一。这一修订稿草案在2019年就已经提出，其中提出对大型平台企业损害公平竞争的自利行为进行事前监管和干预，也对平台企业避免滥用自身市场地位提供了指导。此次法律修订，强调了包容的系统与合理的干预。 托马斯·费泽： 欧盟《数字市场法》对大型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教授介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的相关进展。该法案的征询意见期已于2020年9月8日结束，计划近期出台。《数字市场法》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类平台发挥其网络效应，在不同的相关市场上有采取自利行为的情况，而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次欧盟的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李强治： 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重点介绍了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与监管的基本逻辑。第一，平台的经济社会角色。平台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经济现象。平台的核心功能主要是匹配双边或多边市场，然而，正是其特殊的双边/多边市场结构，决定了平台具备市场参与者与组织者的双重身份，扮演了信息壁垒打破者与重构者的双重角色。特别是超大型平台企业，甚至已经成为具备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基础设施。第二，监管的基本逻辑。超大型平台企业崛起已经在推动经济社会的资源重组和权力重构，从治理的角度看，那些对市场占有程度越高、占据信息优势越多、公共产品属性越强的平台，应该受到更多的治理关注，并在平台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他进一步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得平台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当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同时，随着平台企业经济社会角色的转变，平台承担必要的主动审查义务已经成为更现实的选择，但应限定在非全面审查义务范围内，构建以“制度性、机制性”为导向的系统性责任评估机制，设置必要的多方参与机制，夯实平台履责的正当性基础。 王利民： 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王利民提出，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自主探索出来的、符合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是不断思考、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如何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应对数字化变革，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数字化变革不仅仅是在发生，还可以被塑造。这场变革席卷各行各业，但它带来的各种效应、它的发展规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总结。 李小牧： 平台经济反垄断十分必要和迫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院长李小牧提出，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发展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竞争，引发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对此的关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旨在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引导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促进线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平台经济领域公平有序竞争。因此，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这一话题的学术研讨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王晓晔： 欧盟反垄断经验有较高参考价值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前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晔提出，虽然中国和美国的科技企业在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但是在监管和相关研究方面，欧洲的立法和执法走得更远。从大众的生活来说，数字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相关行业也充满了创新活力，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相关的监管机构都强调了审慎包容的态度。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德国和欧盟的经验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 彭文生： 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以“数据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题，介绍了对数字经济的框架性思考，指出数字经济中的很多商品和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为零。因此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型企业表现出超越传统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类似，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同土地类似，仍具有排他性。从生产力的角度考虑，数据天然具有非竞争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企业对数据进行的是排他性利用。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平衡。 黄勇： 数字经济领域反竞争效果需要认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教授介绍了中国反垄断法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反垄断法的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第一是对数据的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第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此外，除反垄断法，我国还有其他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和条款，所以同样的行为可以适用不同的罚则，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也是我们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 李富成： 通过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 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从优化电商营商环境的角度提出建议：在电商领域的产业优势和法治基础上，我国可以在改革动能强的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等区域开展授权试点，打造全球最优电商营商环境。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 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并衔接国际循环，促进我国电商经济高质量发展。
导言：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截止2020年12月22日，新冠肺炎已经在全球累积感染了超过7700万人，并造成了170多万人的死亡。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的全球最大疫情。不过，在疫情肆虐之时，希望也正在增加。全球已经有几款看起来效果不错的疫苗开始接种，并且还有更多的疫苗在研发的过程中。相信全球疫情的受控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何时受控仍然相当不确定。 疫情对全球经济已经造成了伤害——除中国外，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0年都会负增长。而由于2021年的疫情状况大概率会好于今年，且2020年留下了较低的基数，2021年全球各国经济增速都会显著快于2020年——这也没什么悬念。但疫情可能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Jorda、Singh与Taylor三位经济学家在2020年6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注1】，研究了从14世纪至今共19场人类社会曾经历过的大疫情。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他们以资本回报率为指标研究了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大疫情的爆发会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压低资本回报率。他们将其原因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疫情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其二是疫情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需求的萎靡。显然，Jorda等三人的研究结果让人沮丧——依据他们的结论，新冠疫情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持续几十年。 不过， Jorda等三人的结论并不能套用到新冠疫情的分析之上。与他们研究的绝大多数疫情不同，新冠疫情发生在医疗条件更好的现代社会，并且发生在“纸币”经济社会中。现代社会更好的医疗条件，以及国家对社会更强的控制力，使得新冠疫情所导致的死亡情况好于之前的多场大疫情。目前，新冠所造成的死亡率大概在2%，低于西班牙流感2.5%至5%的死亡率，与夺走了欧洲1/3人口的“黑死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意味着新冠疫情对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与良好医疗条件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在“纸币”经济社会中。在1971年之前，货币要么由金银这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所充当，要么与这些有内在价值的物品挂钩。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人类社会彻底进入了“纸币”时代。所谓“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仅依靠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力而流通的价值符号。人民币也好、美元也罢，本质上都是政府用极低成本印刷出来的纸片（或者是无成本的记账符号）。人们接受他们，只是因为有政府强制力为其背书。所以，“纸币”又被叫做“法定货币”（fiat money）。 “纸币”的使用给了国家无限量发行货币的权力，赋予了国家无限量利用货币扩张来刺激名义总需求的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金本位或其他非纸币的货币体系中，国家的货币发行能力受到自身所拥有黄金或其他物品数量的限制，从而使得国家难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不存在无限量发行货币的能力。因此，在前纸币社会，面对经济需求萎缩的情况，国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在Jorda等人研究的19场大疫情中，18场都发生在1971年之前，其数量结论自然反映的是前纸币社会中疫情的长期影响。在前纸币体系时代，面对疫情所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支出意愿下降和总需求下降，政府没法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因此，总需求的衰弱会在疫情结束之后持续很长时间。 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后的短短半年时间里（2020年3月至8月），美联储、欧央行和日本央行三大央行联手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使三大央行的总资产增加了5万亿美元，增量比同期美欧日GDP的20%还多。央行如此规模的货币增发前所未有，甚至让次贷危机时的“量化宽松”也相形见绌。在美欧日三大央行增发的货币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到了三个经济体的政府那里（央行购买国债），并又通过政府财政刺激政策流入了居民和企业手中；此外还有很大部分变成了信贷，也被投放到了实体经济中。 受益于宽松宏观政策对需求的刺激，到2020年11月，尽管疫情仍在美欧日肆虐，这三个经济体的商品零售总额均已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的商品零售更是已经比疫情之前高点还多出了6%。美欧日因疫情而来的总需求衰弱期连一年都没有维持到，更不用提几十年了。在这背后，是纸币体系给政府带来的无限量货币发行能力。这样的总需求刺激武器是过去几百年大疫情时期政府所不具备的。 不过，纸币终究是符号，增发货币并不能凭空增加商品。在供给不足的时候，纸币增发只能令物价上升，而无法让实体经济活动更活跃，也无法让（扣除了价格因素后的）真实经济规模扩张。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能让商品零售规模扩张，重要原因是中国产能向他们的输出。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长期处在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中。其中，又以我国产能过剩的情况尤为严重。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疫情防控措施极为有效，很快就基本消除了疫情对生产活动的影响。在全球其他国家产能受疫情影响而低利用率水平运行的时候，我国正常运转的产能支撑了全球商品需求。截止2020年11月，美欧日工业产出水平仍然比疫情之前低5%到10%。在产出疲弱的背景下，他们的商品零售规模却仍然能够超出疫情之前水平，靠的就是中国产品的输入。 于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全球大循环被重建了起来，一如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情景。在2003年到2008年的这几年中，中国产能与美国需求相互结合，促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繁荣。在那段时间里，我国受益于外需的强劲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加速，最终走向“过热”。类似地，在新冠疫情爆发，全球生产活动受损，而全球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同步大幅宽松的环境中，我国产能有了更广阔的市场，我国出口因而显著走强，我国经济在外需拉动下快速复苏。 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所以人们总是在历史中寻找未来的线索。不过，盲目地对照历史，而不注意关键因素的变化，就容易犯刻舟求剑的错误。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进入纸币体系后经历的第一场全球性大疫情。纸币体系下政府所拥有的无限货币创造能力，与中国庞大过剩产能的结合，让经济社会有了快速从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能力——这是新冠疫情与之前全球大疫情最大的不同。 因此，全球经济应该不会像Jorda等人所担忧的那样，在新冠疫情之后陷入长达几十年的低资本回报率时期，而应该能够在2021年迎来经济活动的快速复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明显回升。这意味着全球通胀水平的回升，利率水平的走高。而中国产品向美国的大量输出，意味着中国产能拥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应该会带来中国产能价值的向上重估。中国产品向美国的输出也会换回美钞，从而推升人民币汇率。在新冠疫情走向终场的过程中，重估中国将是全球资产市场的一大趋势。中国股票价格的上升，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都将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完） 【注1】Jordà， Òscar， Sanjay R． Singh， Alan M． Taylor． 2020． “Longer-Ru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20-09． https：//doi.org/10.24148/wp2020-09。 本文原发于每日经济新闻
投资要点 12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0年第四季度例会，会议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趋向定调如何，我们解读如下： “稳字当头，不急转弯”预示货币政策从前期偏紧状态进入新阶段。会议延续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前期部分应对疫情的政策逐渐退出，货币政策也边际调整。而近期出现信用违约事件，叠加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还需要货币政策配合，以及海外疫情和经济形势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本次例会都强调政策“稳字当头，不急转弯”，表明政策从前期偏紧状态明显转向，进入新阶段。 基调偏稳的同时关注杠杆率，预示“宽货币+紧信用”将是大概率组合。2020年，货币政策发力稳经济，带来了宏观杠杆率明显上升，也积累了金融风险。随着经济逐渐恢复正常，杠杆率上升风险进入政策视域，“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成为重要政策考虑。为什么在“稳字当头，不急转弯”的基调下，货币政策还要强调关注宏观杠杆率稳定？主要原因是宏观杠杆率对应的是信用，而不是货币。“稳字当头”基调下，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目标函数主要考虑因素，但存量债务风险的化解仍旧需要控制信用增速来配合。这也预示着下一阶段“宽货币+紧信用”将是大概率组合。 “稳”的另一个内涵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举措更加体系化。2020年，在海外“大水漫灌”之际，我国货币政策定力十足、守住了底线，不搞“大水漫灌”的同时，多措并举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出台了多种直达实体的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此次例会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也是货币政策“稳”的另一个内涵，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举措将更加体系化，如会议延续强调对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支持的同时，新增强调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也会部分打消对2021年实体融资的担忧。 提出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金融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措施，此次例会这提出“以促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表明货币政策“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中更加关注民生、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风险提示：经济反弹见顶回落风险，预期波动风险。 风险提示：经济反弹见顶回落风险，预期波动风险。
2020年初，我们倡导“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并成为市场重大机会。提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渐近，全面放开生育刻不容缓”，推动社会认识深化。房地产市场运行符合“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框架。保持客观、理性、专业、建设性的态度，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格调的研究。 一、2021年美国经济：刺激国内经济优先，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1、拜登对内政策的核心是抗击疫情和财政刺激 拜登上台后将以抗疫为首要工作，实行口罩令、社交隔离、疫苗接种；并施行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疫情形势严峻，抗疫任务艰巨。 财政政策发力短期救济、结构性税收、基建、绿色新政等方面。短期财政救济包括提供失业救助和企业贷款等。税收政策兼具调节收入分配和弥补财政缺口作用，提高富人和大企业税收，增收资本利得税，减免工作家庭税收。基建和绿色新政拉动美国投资和扩大就业岗位，计划斥资2万亿美元用于建立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 但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受到国会掣肘，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财政刺激规模上存在分歧。若两党分治两会，拜登的财政计划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美联储先后通过降息至零利率、无限量化宽松（QE）等手段缓冲疫情冲击。考虑到美国2021年疫情严峻、经济低迷，预计2021年仍将维持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 2、拜登上台后将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将以修复美国经济为首要任务，内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复盟友关系优先于对华施压。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在对华策略上，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贸易领域，美国可能转向非关税手段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以及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在贸易领域，拜登更关注补贴、倾销、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以及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人才交流领域，预计拜登政府将逐步恢复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放开移民限制。 外交领域，美国将修复盟友关系，重塑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 二、2021年中国经济：经济持续恢复，但不宜盲目乐观 2020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出口、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是主要拉动力量。疫后中国经济复苏的主逻辑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防疫物资、居家办公需求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欧美需求恢复，出口超预期高增。 但经济恢复基础不牢，随着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减弱，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放缓压力；消费仍受就业和居民收入抑制，恢复缓慢；如果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2020年5月是政策顶，2021年1季度前后可能经济顶，回归潜在增长率，但经济复苏的韧性较强。 基建投资的快速反弹难以持续。基建投资是典型的逆周期对冲力量；随着经济逐步恢复，基建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大幅下降，叠加地方财政压力大，挤压基建支出空间。10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7.3%，但1-10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5.5%。 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房地产短期看金融。2020年在低利率和货币宽松的推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3月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复苏周期贡献明显。但是，随着5-6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边际收紧，未来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均面临回落压力，但考虑到2020年拿地较多、2021年长租房发力，预计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房地产长期看人口，区域分化将是未来的主流。 出口面临下行压力，但仍有韧性。8月以来出口当月增速始终保持9%以上的高增速，主要是疫情相关的防疫物资、居家办公激增，中国生产替代效应，以及下半年来欧美需求恢复。2021年随着疫苗大面积使用、欧美疫情逐步缓解，“疫情受益型”出口将放缓，但欧美需求端修复料将加快，海外供需缺口难以快速收窄，出口仍有韧性。 就业形势严峻，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居民收入下降，导致消费和物价低迷。小微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较去年同期少增184万人，累计同比-15.4%；10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较去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10月小型企业PMI为49.4%，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 通胀整体温和。当前是猪周期下行叠加经济周期上行，猪周期下行抑制CPI上涨，经济周期上行推动PPI环比正增长。从趋势看，PPI恢复好于核心CPI，印证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工业生产好于终端需求。预计2021年伴随经济恢复，物价温和上涨，经济基本面和货币环境不足以支撑通胀大幅上涨。 值得重视的是，与货币金融学和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条不同，过去几十年，全球性货币超发、低利率，却没有引发普遍的严重通胀，主要导致了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大涨，进而导致社会财富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进而导致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泛滥。过去几十年全球范围的“低利率、低通胀、高泡沫、高债务”不仅是经济金融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治理和收入分配问题，“消费降级与消费升级并存”“底层通缩，高层通胀”“穷人通缩，富人通胀”。因此，调节收入分配、精准扶贫、加大教育投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征收房产税遗产税等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后分析通胀问题，除了经济基本面和货币金融角度，必须增加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视角。 三、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但不宜过快收紧 2020年1-4月，为应对疫情冲击、托底经济，央行大幅降准、降息，社融、M2增速快速抬升，货币政策处于2016年以来最宽松的时期。5月至今，随着经济向潜在增速恢复，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并存。总量宽松政策在数量层面已经退出，在价格层面保持平稳，但债券市场利率实际上已回升至2019年高位水平。 我们认为，2021年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保持稳健中性，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稳杠杆、防风险。 经济基本面不足以支撑货币收紧，货币政策宜保持观察。总量层面，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并存，长期趋于正常化，社融、M2增速逐步回落。狭义流动性层面，央行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流动性“不缺不溢”，预计资金面仍将维持紧平衡。广义流动性层面，年末信用扩张周期迎来拐点，2021年社融、M2增速将由今年的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速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GDP增速+合理加点”回归。结构层面，流动性精准投向基建和实体经济，尤其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中小微、民企、制造业、高新技术等领域。 金融监管或将成为2021年重要的政策主线之一，稳杠杆、防风险。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体系下，流动性管理工具与金融监管政策相互配合，实现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同时，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金融创新纳入审慎监管，合理控制杠杆，反对不正当竞争，加强用户隐私保护，平台经济商业模式面临大调整。 四、2021年三大风险点 1、不要对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合作共赢（1979-2000年）、竞争合作（2000-2008年）、战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两党对华态度，从对华友好的共识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美产业分工从互补走向竞争以及中美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上的差异愈发凸显，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重大转变，鹰派言论不断抬头，部分美方人士认为中国是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是对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 近年美国两党议员在对华问题上态度趋于统一，涉华法案和政策多由跨党派议员联合发起、并大多获全票通过。2020年7月公布的民主党纲领强调，“民主党将与盟国一道，发动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经济体对抗中国，并尽可能从最强有力的位置进行谈判。”此外，即便长期以来作为对华温和派代表的拜登，自此次总统竞选以来对华态度也逐渐强硬。 2、谨防触发重大金融风险 以永煤违约为代表的信用债风险集中爆发并非偶然。打破刚兑可以，但绝不能恶意逃废债。一些僵尸企业，债务风险已经难以掩盖：近几年经济环境不好；2016年以来金融去杠杆；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流动边际收紧。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等金融风险防控仍任重道远。城投平台、影子银行、僵尸企业、地产仍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的几大“灰犀牛”。在内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仍强的背景下，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 建议：货币政策不宜过快收紧，谨防触发重大风险；金融监管政策与流动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产宏观审慎管理制度、资管新规、MPA考核是三大抓手；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维护金融安全。 3、疫情形势仍存在反复风险 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全球当日新增病例近70万，尚未出现拐点；其中，美国日新增近20万，印度、俄罗斯、巴西3万左右，意大利、英国、德国和法国超1万。 中、美、德、俄等经济体研发的疫苗陆续将在2020年底上市，预计可以覆盖部分发达经济体。但疫苗生产、储存、运输等流程要求较高，新兴经济体明年接种或不及预期。且考虑到人们接种意愿不统一，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等因素，不要奢望疫情在短期内彻底结束。据官方消息，2020年底中国国药、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可以上市投产，产量可达10亿剂、13亿剂、5-10亿剂和30亿剂，但BioNTech/辉瑞和牛津/阿斯利康实际产量远低于计划产量，不确定性仍大。 五、中长期三大挑战 1、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初期，我们鲜明地提出三大判断，与市场流行观点不同但被后续形势演化所不断验证：“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冷静和战略定力”。 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自己，如何解决民粹主义、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难题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贸易战本身，而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中国真正的问题也不是美国，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贸易战本质上是改革战。 2、中国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人口危机渐行渐近。 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快，2022年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继2018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降至1465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2.6%，总人口突破14亿。 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100万，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 老龄化提高消费降低储蓄和投资，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已于2010年见顶，2010-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从10.6%降至6.1%，即将进入“5时代”。 3、亟待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 当前地方惰政、企业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等问题突出，当务之急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一是建立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质量和效率、减少行政干预；二是带动企业家积极性，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创新型企业融资。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事业都是人干的，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场化改革、全球化开放、地方区域竞争和民营经济活力迸发，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这都涉及重大理论创新突破。 六、七大建议：新周期、新基建、新战略 1、大力推进“新基建”，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新基建”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我们率先倡导“新基建”，引发社会各界大讨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科技领域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服务业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制度领域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发展空间巨大，增长迅速，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上下游行业带动性强，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起到担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2、加快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 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科学规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产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将更明显。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倡导“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 我们建议：1）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2）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推行新人地挂钩；3）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4）促进人口、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动，调动各区域积极性；5）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3、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人口因素变化缓慢但势大力沉，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已日趋严峻，若不抓紧调整将严重影响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我们长期呼吁，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积极应对人口少子化老龄化。 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 4、打通资本市场与科技创新的“双循环” 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抓手。在资产端，资本市场精准匹配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助力国内产业链做大做强。在资金端，资本市场匹配不同种类资金风险偏好，实现社会财富的滚动增值。 建议：1）资产端，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强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质量。2）市场端，稳步推动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完善转板机制，推动公司法、证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资本市场乱象。3）资金端，鼓励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入市，稳步推进对外资开放，引导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产业蓬勃发展，营造良好创新氛围。 5、大规模减税降费 从碎片化、特惠式减税转向一揽子、普惠式减税，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制造业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税率，提高企业和居民的获得感。同时，通过简政放权和机构改革，压缩冗余人员及支出，调动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 6、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大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摩擦未必是坏事，中国可以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地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中国应保持历史的大局观和清醒的战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历史和人民最终会给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议：1）全面放开汽车、金融、石油、电力等行业管制，同时升级监管体制，加大对内对外开放，竞争中性，调动企业家积极性。2）降低关税、放开行业投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调动外资积极性。 7、确立新的长期立国战略——新战略 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新的立国战略（“新战略”），即在看清未来几十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趋势的基础上，争取一种对我长远有利的策略，类似1978年后中国的韬光养晦，二战前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迷茫期和转型期，“新战略”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的关键。 从战略的层面，当前亟需研究：1、历史上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新兴大国崛起对世界政经格局的影响；2、中国成为新兴经济大国尤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进一步崛起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综合性大国的新战略选择及其前景，如何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还是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曾以科技创新打破行业壁垒的“颠覆者”，为何被祭以“反垄断”的利剑？那是因为曾经的创新者，凭借其已经取得的创新成果成了新的“垄断者”，并因此阻碍了后来者的创新。 继12月14日，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阅文、丰巢的三起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处罚决定之后，近日又对阿里巴巴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互联网行业迎来了反垄断的强监管时代。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科技创新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桎梏。比如对民营企业登记、民间资本投资等实行“非禁即入”的政策，使得民营企业得以进入石油、电力、军工等原为国企“垄断”的行业。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科技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更是成为了跨界发展的“颠覆者”。正因此，才有了顺丰、圆通等快递企业与邮政的竞争与合作；也才有了微信之于移动、联通的“搅动”；也才有了支付宝、蚂蚁金服等对于传统金融企业改革提升的倒逼。 是的，蚂蚁集团等金融科技企业在发展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创新作用。同时，互联网经济有不少新模式、新业态，为社会发展助添了新动能。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平台经济更是催生了巨大的经济动能。对此，国家是认可并支持的。也正是国家的支持，平台经济产业才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各地政府纷纷提出打造数字经济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并积极扶持平台企业做大做强。 不可否认的是：“众星拱月”之下，一些巨头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一是依仗资本手段，使其投资所覆盖的版图越来越大，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巨头”们则通过其科技创新的成果，比如云平台、大数据等，为自己树起了超高的竞争壁垒。 如果说，通过科技创新树起竞争壁垒是值得鼓励的；那利用技术优势破坏创新和竞争，甚至规避监管、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则是犯了大忌。 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因突破经营地域限制、时间限制、消费环境限制，很容易产生垄断的冲动，孕育“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商业模式，比如常见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而当互联网滥用垄断地位，势必会扼杀小公司的创新，危及整体的公平竞争环境，最终损害整个行业，也会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事实上，在移动互联技术和资本加速器的推动下，互联网形成垄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从而出现“大树底下无小草”的现象，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变窄。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得到了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支持。毋庸置疑，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正是在市场竞争的激励下，互联网平台企业才能不断推进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 必须强调的是，自线上经济诞生以来，我国始终支持和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2019年8月，《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提出了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等措施。应当说，我国平台经济、线上经济走在全球前列，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离不开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的市场红利，离不开政府部门对创新发展的政策举措。换句话说，互联网平台企业之所以成其大、促其强，归根到底，在于打破了阻碍竞争的壁垒，在于营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于企业积极有为的创新。 有时候，“创新者”与“垄断者”的角色是会互换的。比如曾经挑战“恶龙”的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公司，如今也成了反垄断诉讼中的“座上宾”。而曾经挑战传统行业、传统企业的阿里等平台企业，也因“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成“反垄断”的对象。究其因，还在于企业做大之后，往往沉醉于市场集中所带来的利益，甚而懈于创新。一句话，正所谓创新无止境，平台企业也唯有加强自我监管，警惕企业扩大后的惰性，回归创新的初心，才能谋求可持续的发展。 必须厘清的是：反垄断并非保护落后。放眼国际，美国四大互联网公司，谷歌（Google）、苹果（APPle）、脸书（Facebook）、和亚马逊（Amazon）都曾遭遇全球各地区的反垄断调查。但反垄断调查反而倒逼这些公司的竞相创新；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创新并未因为反垄断而滞后；相反，它催生的是“百花齐放”的创新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反垄断的监管，蚂蚁集团等企业给予了“坚守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本源”的积极回应；并承诺在整改过程中坚持“两不加、两不降”原则：不增加消费者成本、不增加金融机构等合作伙伴成本；不降低消费者服务体验、不降低风险防范标准和要求。更有业内人士指出，日前阿里最重要的中台组织之一，整个阿里的AI中枢——新零售智能引擎事业群被拆分。这暗合了阿里主动迎合互联网反垄断的大趋势。无论如何，国家加强反垄断监管的目的，旨在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为平台经济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无独有偶，12月24日，浙江省通过了《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与此同时，《浙江省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方案》也于近日正式印发实施。该方案提出：到2022年，浙江数字经济增加值要达到4万亿元以上，占全省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5%…… 人们有理由相信：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企业创新的热潮，非但不会因为反垄断之风而熄灭；反而会因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营造与确立而成澎湃汹涌之势。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7月销售整车32.2万辆，同比增长23.2%，延续上半年的增长态势(8月10日摄)。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在这场大战大考中，我国科学防控，精准施策，从逐步恢复生产到全面复工复产，实现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中国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显示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 经济总量将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 逆风破浪 中国经济迎来里程碑式新跨越 在即将收官的2020年，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即将迈上100万亿元新台阶。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中国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走出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能。 2021年，中国经济将阔步迈入新发展阶段。专家表示，明年宏观政策将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并提升内需潜力，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迎来新跨越 经济总量将破百万亿大关 12月11日20：00：02，京东商城诞生全国首单电商平台数字人民币消费。从12月11日20时-12月12日20时，京东场景有近20000笔订单通过数字人民币支付，其中最大单笔线上支付金额超过1万元。这是京东数科12日发布的数字人民币双十二电商平台消费战报。 仅仅一个月前，各大电商平台“双十一”交易额刷新纪录，其中天猫实现成交额4982亿元，京东录得销量2715亿元。无论“双十一”亦或“双十二”，都只是一个引信，真正的爆发性力量，潜藏在加速回暖的中国经济中。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升温趋势仍在延续。11月三大采购经理指数位于年内最高点，实现“九连荣”，市场预期不断增强；11月出口增速高达14.9%，外需市场加快改善；11月金融数据多项指标回暖，狭义货币(M1)再创新高，显示企业活力持续增强。 不断增加的转正指标，超出预期的经济表现，这背后是内需持续回暖，生产加快复苏，新兴动能崛起。 “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走在了全球前列，彰显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指出。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0年亚洲发展展望》补充报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该行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预测的1.8%上调至2.1%。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断迈上新台阶，预计2020年GDP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已迈入一万美元门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育新机开新局 政策红利激发强劲动力 回望这一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大考”下，经受住了各种风险挑战，从重启到复苏，从走出阴霾到重拾活力，经济增速从一季度的“-6.8%”到二季度、三季度的“3.2%”和“4.9%”，走出一条先抑后扬的“微笑曲线”。 特殊之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过数月时间，中国经济就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交出一份令人民满意、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单。 12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不平凡的成绩背后，是不平凡的努力。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加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加赤字规模1万亿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一揽子对冲政策对稳定经济基本盘形成强大支撑。 牢牢抓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培育新业态、增强新动能的政策举措次第发布。 强化援企稳岗和就业帮扶，全年减税降费超2.5万亿元，推动金融机构全年向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一系列聚焦“六稳”“六保”、纾困企业的政策密集落地并取得积极成效。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全国共清理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无分歧欠款近1500亿元，清偿进度超9成。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查显示，由于供需同步改善，加之惠企纾困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中小企业效益状况略有改善。10月中小企业发展指数连续4个月持平或上升，目前已升至今年2月以来最高点。 迈进新阶段 明年经济将持续回升向好 展望2021年，专家表示，宏观政策将围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激发并提升内需潜力，为“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的短期影响，主要在2020年上半年已显现出来，在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和强力逆周期调节政策对冲下，经济逐步向潜在产出附近恢复。 在刘向东看来，“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形势下，综合考虑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全球疫情控制的不确定性等影响，2021年中国经济将延续2020年下半年恢复性反弹势头，因较低基数和刺激政策见效落地的影响，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0%以上。 “在着力扩大内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是一个持续回升向好的发展态势。全年增速有望达到8%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表示。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一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外部形势，通过RCEP等一系列自由贸易安排，将有效提高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增强中国同东盟和区域伙伴的一体化水平，服务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当前国内有效需求仍然不足，制造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恢复相对乏力，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在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循环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明年将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注重需求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记者 孙韶华 班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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