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爱过然后不爱，总比从没爱过要好。同样经济学家可以说，泡沫产生然后被刺破，总比泡沫从来没出现过要好。 ——新货币主义代表，美国经济学家兰德尔．赖特 一个人对泡沫的认识，决定了他对财富的把握能力。比如我身边有个朋友，因为十年前听了某位经济学家“房价泡沫即将破灭”的警世恒言，十年坚决没有买房。很显然，在这场史诗般的泡沫盛宴里，他成为了旁观者，也是一个财富大潮的旁观者。 同时，有一个95后年轻朋友，最近五六年业余时间一直沉迷于研究数字货币，手中“屯着”几十枚比特币，全然不顾巴菲特说的“比特币就是骗局和泡沫”的警告。问其为何如此坚定，答曰：比特币赚的是这个时代认知曲线的钱。很显然，他是这波财富浪潮的弄潮儿，数字化时代红利的受益者（至少当前是）。 泡沫是现代经济的常态，几乎要伴随我们一生。即使泡沫终究破灭，但“因为注定凋谢，就不值得拥有花期”？注意，泡沫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结果。悲观者不一定正确，但乐观者往往成功。而最成功的，则是能提前预见到拐点并做出反应的人。所谓“知几，其神乎”。 via《金钱追杀令》 实际上，泡沫是一个很玄的概念。虽然有许多价值偏离度指标来测量，但大多数时候人们承认一种资产价格是泡沫，往往是在其破灭之后。这意味着泡沫的概念里隐含着一种时间界定：泡沫是短暂的，泡沫注定是会破灭的。 历史上关于资产泡沫及其引发危机和大崩溃的叙事深入人心，比如法国约翰劳、英国南海公司、荷兰郁金香、美国大萧条。这就在历史记忆里形成了对泡沫的天生恐惧，以至于让人忽略了一定限度的资产泡沫的有益价值：对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奖励，以及兰德尔教授说的流动性溢价（泡沫环境下更容易抵押和变现）。 同时也让人忽略了泡沫是一个周期现象，片面的认为泡沫只存在破灭期，并对此充满厌恶与恐惧，却忽略了泡沫也有成长期、爆炸期和某种情况下的“成熟期（刚性稳态）”，因此也就错失了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财富机会。 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但人们仍然用纸币甚至主要是无形的电子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和财富度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泡沫也是一种文明：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缺乏信任的蛮荒社会，不可能有泡沫。与其说现代经济是货币和金融经济，不如说是一种泡沫经济。 实际上，最近半个世纪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不同种泡沫不断涌现又不断破灭的历史。旧的泡沫崩溃，新的泡沫又起，似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看上去是人类难以逃脱又不倦的宿命。 via baidu 泡沫的破灭，危机的来临，是残酷又未可知的，注定大部分人躲不过。但不能因为酷冬的来临就忽视春之希望、夏之灿烂与秋之静美——泡沫在很多时候看上去都是美丽的。圣经说“人在世的日子不过是一声叹息”，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泡沫无处不在，泡沫的破灭如同基督的降临，“像贼一样悄无声息”。泡沫的破灭也不可预知。但在央行如此强大、政府对金融危机如此警惕的现代经济里，做空泡沫的风险显然要大过与之共舞。当然，若一旦成功，就收益巨大。桥水基金和瑞．达里奥已经为此等待了数年。 图1． 逼近历史高位的“巴菲特指标” （截至上周五美股收盘，Wilshire 5000为38.484万亿美元；美国第三季度GDP为21.16万亿美元，二者之比达181.87%，已接近“巴菲特指标”的历史最高值。） 由于通胀的消失，央行可以肆无忌惮的货币大宽松，这次泡沫周期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很多。但十年已经过去，刺破泡沫的可能不是过去的因通胀带来的货币收紧，而是泡沫过度膨胀引发的结构极化所带来的冲突、动荡甚至战争。我们现在的泡沫景观与两极分化，与二战以前何其相似。 我们需要做的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泡沫和光同尘，持有货币敏感性的财富仓储载体（比如房产、黄金、数字币）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权益资产（成长股），享受泡沫带来的财富盛宴。同时，用心聆听冰山深处的声音，所谓风险管理和对冲，保持杠杆与头寸的平衡。如果足够幸运，可能会避过因杠杆断裂引发的“流动性黑洞”，并从中做空受益。 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将既是这个泡沫时代的受益者，又不可避免的成为它的牺牲品。 ——注定，无处可逃。 图2． 全球杠杆率已经涨的惊悚 图3．纳斯达克100指数的走势与1999年底网络泡沫时期高度相似（viaMott Capital） 本文逻辑： 1、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2、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3、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约7-9分钟，请耐心阅读，感谢您的转发评论） 正文 一、泡沫哲学与财富密码：世界过度金融化的奥秘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这个官方结论意味着，金融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金融天生就带有泡沫属性。 然而同时又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价值判断里，这里面有没有矛盾——既是从属又是核心，这可能需要辩证法层面的哲学解释。 要看泡沫怎么定义。在价格—价值或名义—实际或虚拟—实体的二分法里，泡沫可以看做是价格对价值、名义对实际、虚拟对实体的过度偏离。 因此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货币以及金融都是“面纱”或名义变量，都不过是真实价值或实体经济的附属。我们熟悉的官方语言体系里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就是对货币金融的一种定位——他们是实体经济的从属而不是主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一旦金融反客为主，成为实体经济的主人，那么也就意味着出现了泡沫，这在主流经济学来说是“不道德的”，是“反常的”，是危机性的。 对金融、金融化，泡沫、泡沫化，虚拟、虚拟化的理解，直接决定了对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基本逻辑和密码的理解。既然现代财富的形式，直接体现为货币和金融价值，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从财富链最顶端攫取，而辛苦费力又耗费时间的在实体经济埋头苦干呢？ 货币发行权决定着第一财富操控力，一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由央行控制，属于政府；二是广义货币的发行权，由商业银行控制，一般来说属于私人资本，但国有银行也受控于政府。 所以看看现在上市公司中最赚钱的是哪个板块？上市银行和整个金融业的利润，几乎占据了整个上市公司的六成。看看中国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前几名，几乎清一色的国有银行。 不再直接控制产业资本，而是控制货币和金融资本，就可以轻松控制社会和国家的财富。这不是在编织故事，而是经济微观理性和现代经济演变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金钱和资本总是流向最赚钱的领域，权力资源也是。 这是现代经济社会财富积累的奥秘：货币链—金融链—产业链，是这样的生态价值链排序而不是相反。用通俗的语言就是，“实体经济的钱越来越难赚，货币金融业却依然可以盆满钵满”。 实体经济利润越来越薄，金融产业利润却越来越厚（虽然同样增速下行，但与实体经济差距还是很大），这种背离的结果明显就是——泡沫越来越大。 图4．当前最大的矛盾是实体经济增长停滞与债务继续膨胀之间的背离 然而货币金融行业，在产业周期的后期（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减少），就是依靠泡沫赚钱的。如果没有泡沫，就不会有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差，这是由泡沫的定义决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实体—金融之间的空间偏离和结构极化？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一价定律和社会平均利润逐渐为零的普遍规律难道不起作用吗？ 其实一直在起作用，无数次泡沫的破灭和金融危机，就是价值规律的回归。然而旧的泡沫刚破，新的泡沫又起。一次财富周期，就是一场泡沫周期。 但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世界在不可避免的走向金融化、虚拟化（人性贪婪+技术进步），继而也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泡沫化。只有理解泡沫从生到死的机理，就像观察一朵花从含苞欲放到随风凋谢的过程，才能掌握到财富积累的真正规律。 研究泡沫及金融危机，将是后现代大金融时代宏观投资者最主要的主题和任务——泡沫带来超额财富盛宴，能参与的时间长度，则取决于对周期性泡沫危机的管理和对冲能力。 二、理性泡沫与庞氏均衡：现代货币是最大的泡沫和泡沫之母 如果按照泡沫的定义，货币的进化史——从商品货币、金融货币，到信用货币、数字货币；从足值的金属币，到不足值的铸币，从完全准备的黄金券，到部分准备、无法定准备的纸币，这个演进过程，就是一个从实到虚，不断泡沫化的过程。 所以要说泡沫，纸币是最大的泡沫，也是最有用的泡沫（兰德尔．赖特，2016）。 然而很多泡沫，投资者也知道是泡沫，为何还要参与其中？比如最近十年来，世界上最硬的三个泡沫，美股、中房、日债，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质疑，但是却依然坚硬不倒，似乎要重写经典教科书的资产定价模型。 尤其是在股票市场上，在大多数时候，泡沫越大（pe很高）反而越受追捧，那些低pe值的股票反而倍受冷落。这个在A股市场上体现更为明显。 这在泡沫经济学里叫“理性泡沫”或“庞氏均衡”。也就是，投资者A持有泡沫资产（比如纸币或市盈率极高的股票），是因为相信会有无数个投资者B可以接盘。这个信念是资产具有泡沫但不会消融（meltdown）的主要原因。一旦这个信念坍塌，那么泡沫也就崩溃了。 这个现象也类似人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从实际使用价值和商品性能（类似股票pe）看，奢侈品的定价的确是太高，但仍然受到消费者的热捧。高出的那一部分天价，可以看做是品牌溢价，也可以看做是“泡沫”。希勒的金融非理性行为理论表明，金融市场上也存在一定的“奢侈品跟风效应”，人们宁愿不断追涨高估值的“奢侈品”，也不愿意购买低估值高派息率的银行等。股市里的LV，同样需要强大的叙事能力。 因此泡沫，有其自身的生长、膨胀、成熟和衰亡周期，有些泡沫昙花一现，破灭后再也没有重现，比如荷兰郁金香，在涨上天价破灭后，就被埋葬在历史的大潮里；日本的房地产，现在的平均实际房价仍然到不了最高点的一半。 货币泡沫也会周期性破灭，这要看一国的货币在全球中的地位。相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拉美诸国、俄罗斯、土耳其、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泡沫显然经常破灭，这体现在汇率的崩溃上。 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因为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相对完善的全球金融交易和清算系统，以及更为强大的叙事能力和话语权，成为最恒久的理性泡沫和庞氏均衡。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大货币集团统治世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类资产泡沫也非常强大。 有理性泡沫，那么就应该存在非理性泡沫。如果说很多优质资产是理性泡沫，处于持续的庞氏均衡（不断的击鼓传花），长时间处于溢价状态，但有些资产就属于过度投机了。非理性泡沫往往与过度加杠杆、过度扩张债务有关。这个过程，特别类似恒星的整个生命周期： 星云、尘云逐渐形成小球体，新的恒星诞生，经历了集中形态后开始加速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由于辐射压减少（类似明斯基时刻），便会出现崩溃式的塌缩，直到冷寂成密度极高的中子星或白矮星或黑洞。 图5．恒星的一生与泡沫的一生有类似之处 金融泡沫的产生，往往与杠杆或债务大爆炸有关。杠杆快速扩张，带来资产价格的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同时又助推杠杆进一步扩张。这个强大的正反馈过程引发类似恒星一样的债务泡沫大爆炸，直到在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外生冲击下，比如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发生大疫情或战争等，杠杆爆仓、债务连环违约、银行挤兑破，可怕的流动性黑洞（由于极度恐慌，人们持币观望，银行惜贷，市场上没有了流动性）出现。此时，就是一个泡沫大破灭，伴随着杠杆和债务坍塌，资产负债表大崩溃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泡沫从理性泡沫变异为非理性泡沫的过程。似乎在历史上，理性泡沫总是变异为非理性泡沫。因为很简单： 人性。 viaMaurizio Chavira 三、内生出清不了的泡沫，刺破它的可能不是经济因素，而是结构极化带来的冲突、饥荒和战争 这一次泡沫周期（或债务周期，泡沫与债务形影相随，但泡沫往往出现在债务周期的后半场），始自次贷泡沫的破灭，已经历时十年之久。中间曾经有几次崩塌，但却总能神奇的起死回生、迅速修复。这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 既然像新冠大疫情这样的外部重大冲击都无法刺破这个泡沫，而且还越吹越大，那么就不要奢望这次泡沫会自我内生出清。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次大泡沫的生成、膨胀、持续和崩溃的内在机理，才能抓住这次泡沫盛宴，并最大可能的躲避泡沫崩塌时带来的灾难。 乐观的地方在于，这次大泡沫背后的实体端、资产端，是巨大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革命。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全球化的纵深挺进，知识资本的指数级积累，也在不断的支撑着泡沫的存续。这是本轮泡沫大周期的积极之处：资本市场的泡沫推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批的互联网和数字科技独角兽。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泡沫，按照传统的估值模型，那些长期不盈利的科技巨头怎么会得到资本的资金支持？从这个意义上，没有金融泡沫，就很难有马斯克、扎克伯格和马云等的传奇故事。 而在负债端，这次大泡沫周期则是建立在巨大的货币泡沫周期之上。全球央行史无前例的大扩表，几乎同时采取了弗里德曼“直升机撒钱”的极端做法，也毫无节制的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被视为异端邪说的MMT药方。既然政府自己在加杠杆制造泡沫，既然这次泡沫大周期的制造者是央行，核心驱动力是发达经济体的货币，那么市场怎么可能有效的内生出清？ 图6． 全球央行像世界末日一样货币大放水 除非，货币泡沫支撑不住，央行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放水。否则，继续资产荒，核心资产继续靠抢，股票市场里投资者热捧的仍然是高估值的LV，而不是物美价廉的地摊货。 然而，这个巨大的耗散系统会永无止境的膨胀下去吗？这次是真的不一样吗？人类文明真的出现了一个“长生不老”的超级泡沫吗？答案是不可能。几乎每次泡沫周期，泡沫持续久了，都会有人自我安慰“这次不一样”，然而当一切破灭后，回头复盘，不过都是历史的重复（莱茵哈特《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 只不过，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持续时间长。然而有一个股市涨跌的规律可以运用到泡沫周期上，那就是： 横有多久，竖就有多长。 也就是这次超级泡沫或债务周期，会前所未有的长，但最终出清的方式，也会前所未有的惨烈。这个可以参照近一百年前的那次泡沫周期，最终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形式出清，而在此之前，是长达数十年的大繁荣。 图7． 大萧条时期美国股市事实上已经崩溃 还是回到开头我提到的，泡沫并不是一无是处，初期的理性泡沫对经济是润滑剂（提供流动性）和催化剂（孵化科技独角兽），但当变异为非理性疯狂的泡沫后，也就是灭亡的开始。当前来看，泡沫似乎还没到疯狂的程度。尤其是当今天的金融泡沫主要寄生于货币泡沫之上，泡沫的存续时间可能会更长，做空泡沫的风险可能更高——因为这是与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央行做交易对手。 然而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或智者，都需要用心聆听冰山背后的声音，聆听这个疯狂舞会的节奏，看懂这场交响乐指挥的手势。这场特殊的泡沫周期里，经典的经济信号已经失灵，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非经济层面的信号，比如国家间冲突（极端形式是战争）、大型自然灾害（比如本次疫情）、全球供应链断裂引发的恶性通胀（类似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国家内部的社会动荡以及局部地区极端风险的外溢。 这些信号不常出现，但很可能成为刺破本轮超级泡沫的不一样的力量。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应该与泡沫共舞以享受财富盛宴。当然，你认为这些对于你的人生和幸福，是有意义的。 图8．史无前例的大放水已经引发长期通胀担忧
全球再循环中的经济和市场逻辑可概括为五句话：疫情进入下半场，国内还是老味道，全球已入再循环，市场存在预期差，周期资产有机会。 全球再通胀和中国资产价值重估是全球再循环中的两大趋势。 预计美国和中国国债收益率都会走高，我国信用风险收敛；A股走牛，且风格倾向于低估值周期板块；美元继续走弱，人民币对美元温和升值；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但黄金的表现不会太好。 在2020年11月24日，笔者发表了文章《全球再循环》，透过“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之格局分析了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的全球经济。基于这一全球再循环的逻辑，可以乐观看待2021年的全球经济。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顺着这一思路，推演全球各主要资产类别的价格走势。不过在进入对各类资产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用五句话来概括再循环中的经济市场逻辑。 1． 经济市场的五句话逻辑 第一句、疫情进入下半场。从持续走高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来看，新冠疫情目前仍在全球快速蔓延。以美国为例，当前其日度新增确诊数已经超过20万，差不多是今年4月份第一波高点的7倍有余。但另一方面，目前新冠疫情造成的死亡率大大低于之前。还是以美国为例，当前其新冠新增死亡数仍大致与4月的高点持平，而不像新增确诊病例数那样大幅高于4月水平。此外，已经有新冠疫苗在临床实验中表现出了不错效果。所以，虽然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大大高于半年之前，疫情对经济活动和市场情绪的冲击却已经大为下降。尽管终场哨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但疫情应该算是进入了“下半场”。（图表 1） 第二句、国内还是老味道。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国内政策和经济走势一如过去十年的常规，走出又一轮了“经济下行——政策刺激——经济回暖——政策退出”的循环。疫情爆发伊始，我国就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长期社会融资的增幅升至十多年来新高）。受政策带动，国内投资引擎（尤其是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明显走强，带动国内经济增速快速反弹。因此，尽管我国GDP增速在今年1季度下滑到-6.8%，但在今年4季度预计就能回升到6%附近。不过，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减轻，政策信号已经开始变化，令市场预期明年宏观政策会更多考虑债务、房价等风险，降低对经济增长的政策刺激力度。相应地，预计2021年长期社融增幅应该不及今年。（图表 2） 第三句、全球已入再循环。在国内依靠刺激政策实现内需复苏的同时，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已经走出了与过去十年很不一样的态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国际经济格局正在重现。这一点，笔者在《全球再循环》一文中已做过充分论述：“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二者间‘互补式复苏’的格局——我国生产的复苏好于发达国家，而终端需求的复苏则不及发达国家……由于中国生产复苏得更快，美国需求复苏得更好，中国产品因而在疫情后加速向美国流动，令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和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同步激增。这样的局面像极了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的情景。当时，中国的过剩产能与美国过剩需求结合，令中美两国经济都走向过热。可以想象，随着‘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国际大循环的重建，我国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一段时间经济的繁荣。” （图表 3） 第四句、市场存在预期差。这句话需要详细解释。 目前，市场仍倾向于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来看待2021年的中国经济，因而认为经济上行没有大趋势，只有小反弹。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内需（尤其是投资）取代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火车头。而投资的强度又高度敏感于国内宏观政策态度。这使得在过去十年中，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等同于对国内宏观政策走向的预判。但宏观政策又会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调整——经济增长减速时政策加油门；经济增长加速时政策收油门——从而形成 “经济下行——政策刺激——经济回暖——政策退出”的往复循环。在这样的循环中，经济的上行趋势有自我打败的倾向（经济上行将带来宏观政策的收紧），因而难以持续。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宏观政策刺激力度预计将会减小，市场自然会对2021年我国经济复苏前景持谨慎态度。 但随着全球再循环的启动，过去十年的经济分析框架不再完全适用于2021年——国内刺激政策退出的同时，中国经济将在外需拉动下迎来较为持续的复苏。中国经济并不总是为国内政策所主导的。2003年至2008年间，在强劲外需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期间虽有2004年和2007年两轮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强力打压，仍未能改变国内经济走向“过热”的局面。我们并不认为2021年的中国经济能完全呈现出2008年前的“过热”局面，但坚定认为分析中国经济“政策”单因素框架应该为“政策—外需”双因素框架所取代。毕竟，我国出口增速在2020年11月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当月对美出口增速更是创出了10年新高（图表 4）。有外需的有力带动，国内刺激政策退出就不会像过去十年那样快速带来经济减速，经济复苏的持续性就会超过当前市场的想象。这是当前市场存在的一个巨大“预期差”。 第五句、周期资产有机会。在过去十年政策所主导的国内经济波动中，周期类资产（如周期股）投资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政策博弈”特征，难以给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回报。对投资者来说，周期类资产难以长期持有，只能在预期政策会放松时买入，但又得在预期政策会收紧时卖掉。随着政策调整频率的加快，周期类资产的投资窗口期越发缩短，投资难度越发加大，最终使得投资者对周期类资产的兴趣不断下降。经历了十年的政策博弈，市场对周期类资产的关注度已降到极低水平，相关资产的估值都已处于很低水平。以A股市场中的周期板块（包括金融、地产、采掘、钢铁、有色、建筑、交运）为例，这一板块的估值已经连续十年趋势性下降。最近几个月，这一板块的盈利增速正处在触底回升的过程中，但板块估值却只有小幅度上升，整体仍处很低水平。这反映了市场对这一板块的忽视（图表 5）。但恰恰在这种市场关注度很低的时候，前面第四句话所阐述的“预期差”将给周期类资产带来不小的投资机会。 2． 再循环中的两个趋势 在前面五句话所阐述的逻辑框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投资者关注。 第一、再循环中的全球经济将在2021年迎来“再通胀”。对全球经济而言，新冠疫情可被视为一个负向供给冲击。在生产端，因疫情停工而失去的工作时间很难补回来，一些国家产能也有永久性损失。但被疫情抑制的需求则很容易在疫情干扰下降后回补回来。毕竟，需求所受的时间约束远小于供给：一个习惯每周下一次馆子的人可能在疫情期间没法下馆子，但却可以很容易的在疫情之后天天下馆子，从而把品尝美味的机会都补回来。特别地，当全球宏观政策同步处在极度宽松的状态时，需求反而可能强于疫情之前——发达经济体的零售规模均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之上。在供给遭受负向冲击，而需求因宽松政策刺激而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全球将在2021年见到通胀的回升。近几个月步入牛市的大宗商品市场已经释放了通胀来临的信号。（图表 6）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执行将推升美国通胀水平。2020年初，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国需要在2020和2021两年累计增加对美进口2000亿美元（相比2017年的进口量）。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对美国的进口几乎没怎么增长，因而将进口增加的压力推后到了2021年。2020年前11月，我国每月平均从美国进口108亿美元的商品。而为了达成增加2000亿美元进口的目标，从2020年12月到2021年12月，我国每月平均需要从美国进口272亿美元的商品。此进口量是过去十年中国对美国月平均进口量的两倍。在美国国内需求已经快速扩张的背景下，中国对美进口的大幅增加将会令美国国内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给美国国内通胀带来更强上行动能。（图表 7） 第二、在全球“去产能”的大背景中，中国产能的价值需要被重估。新冠疫情的爆发压低了全球产能利用率，使部分国家产能规模受损，并大幅降低了全球产能的扩张速度（全球制造业投资都大幅下滑）。可以说，全球经济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而经历了一次“去产能”。在此过程中，我国因为疫情控制得最好，经济复苏得最快，所以产能利用率很快就回到了正常水平，产能规模也未受影响。总的来说，我国受疫情影响的去产能程度非常轻微。当我们的竞争对手因疫情而被强行去产能的时候，我国的产能反而获得了更好的市场环境。考虑到全球总需求正在因刺激政策而快速回升，我国产能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在疫情之前，全球为产能过剩所困扰，我国的产能也因此被市场看空，估值被压得很低。在疫情带来全球去产能之后，我国产能的价值理应被重估，从而带来相关资产估值的上升。 3． 各类资产走势前景 接下来，我们将前面所阐述的逻辑应用到对各类资产走势的分析之中，推演各类资产价格的前景走势。 预计2021年美国长期债券收益率将会走高。如前所述，在全球再通胀的趋势中，叠加上中国对美进口对美国需求的拉动，美国的通胀在2021年应该会明显走高。尽管美联储2021年加息（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概率微乎其微——美联储目前说自己在2023年之前都不会加息——但美联储进行“收益率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这样非常规宽松政策的阻力却应该会增加，从而给美国长债收益率带来上升动能。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极好的相关性。目前，美国PMI已经显著回升至疫情之前的水平，预示着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将走高。（图表 8） 预计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1年会进一步走高。从2020年4月至今，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2.5%的低点上升了差不多0.8个百分点。但这是建立在今年1季度国债收益率因新冠疫情爆发而大幅下跌的基础上的。拉长历史来看，10年期国债目前3.3%的收益率水平并不算高。考虑到我国经济在2021年会进一步复苏，10年期国债收益率预计会进一步上升。事实上，像挖掘机产量这样债券收益率的领先指标仍在释放收益率走高的信号。因此，在2021年我国债市大概率继续处在熊市之中，收益率难言见顶。（图表 9） 预计我国信用风险将在2021年收敛。从过去十年的经验来看，我国债券信用利差与社会融资总量增长之间有相当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社融加速增长往往会令信用利差收窄、信用风险下降（图表 10）。这背后的道理应该是明显的：社融加速增长会让经济增速走高，实体企业资金面改善，从而有利于信用风险的降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我国社会融资总量加速增长。虽然2021年社融的增速预计会温和放缓，但肯定不会回到2018、2019两年那种全社会融资难的状况。再加上2021年经济增速应该会高于今年，因此2021年全社会信用风险应该会降低，从而给信用债投资带来机会。近期国内虽然有部分国企债券违约，但相信这种违约只是短期事件，不会改变信用风险收敛的长期趋势。毕竟，放任国企债券违约会导致国企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有远见的政府官员应该不会做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 预计A股市场在2021年将走牛。在全球再循环、再通胀、经济向好的大背景中，风险资产的表现应该好于避险资产，股票的表现应该好于债券。因此，2021年国内“股债跷跷板”应该更偏向股票。重估中国资产价值的趋势也有利于A股的走高。而观察A股本身的盈利和估值情况，也能找到乐观看法的支持。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A股上市公司盈利修复的前景相当明确（图表 11）。此外，当前A股市场整体估值不高。纵向来看，目前A股所有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市盈率处在过去20年的均值水平附近，并不算高。横向来看，A股的市盈率在全球各个主要股票市场中处在第二低的位置，仅略高于港股。2021年国内货币政策虽然会温和收紧。但这更多意味着驱动A股上扬的动力将会切换，从宽松流动性带来的估值溢价转向盈利预期，而并不至于让A股整体走熊。 预计2021年A股市场的风格应该在低估值周期股。前面五句话的最后一句是“周期资产有机会”。这句话落到A股市场中，意味着周期股在2021年有机会。而从A股本身的情况来分析，也有市场风格从“成长股”切换到“周期股”的必要。疫情之后，市场对成长股的追捧来自两个原因：第一，这些股票盈利增长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弱，因而在经济走低的时候盈利有稳健性；第二，这些成长股的盘子较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溢价对其估值的推升作用更明显。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两点原因应该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规避这些股票的原因。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与经济周期相关性弱的股票的盈利回升空间会比较小；而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流动性溢价也有走低的倾向。因此，接下来A股的市场风格应该更多转向低估值的周期股。这些长时间乏人问津的股票之估值已经与其他股票拉开很大差距，有估值修复的空间，再加上经济复苏对这些股票盈利的推升，这些股票未来的上涨值得期待。（图表 12） 预计2021年美元会继续走弱。在经济周期的时间维度上，美元是逆周期资产——美国经济向好，美元跌；美国经济走弱，美元涨（图表 13）。可以把美国想象成全球的风险投资者。经济向好、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时，资金就从美国流出到其他各国以获取更高投资回报率，因而让美元走弱；经济走弱、投资者追求本金安全性时，资金就回流美国，从而让美元走强。预计全球和美国经济在2021年都会明显复苏——这样环境倾向于让美元走弱。不过，从美元指数期货的持仓头寸来看，目前市场中看空美元的交易相当拥挤。这反而会让美元走弱得没那么顺畅——大家都看空美元，美元跌起来反而有阻力（参见笔者2020年8月2日发表的文章《逆向思维看美元和黄金》）。 预计人民币在2021年会对美元温和升值。2021年偏弱的美元意味着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对美元会升值，这没什么好说的。除此而外，在全球再循环中，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会带来美元向中国的流动（中国商品换回美国美钞）。这些美钞流入中国后，有换成人民币的需求，从而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2008年之前的全球大循环中，人民币曾连续数年对美元升值。考虑以上两个因素，人民币在2021年预计会对美元继续升值。人民币升值也是中国资产价值重估的表现之一。不过，人民币如果过快升值，也会侵蚀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因此，相信人民银行会采取措施，确保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较为温和。（图表 14） 预计大宗商品价格在2021年会继续上涨；但黄金的表现不会太好。全球再通胀的力量已经在大宗商品价格上表现了出来，CRB工业原材料指数已经开始明显上扬。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预计2021年大宗商品价格还会继续走高。不过，预计黄金的涨幅会小于其他商品。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有避险属性的大宗商品。在经济向好的时候，黄金价格涨幅一般小于其他商品价格。考虑到在过去一年中，黄金已经超涨其他商品很多，其超额涨幅有很强的收缩动能，预计黄金在2021年的表现不会太好（图表 15）。有关这一点，笔者在2020年8月2日发表的文章《逆向思维看美元和黄金》中已有详述，此处不再展开。（完）
“十四五”规划开启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增长新征程，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和战略布局。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更需要以此为指引，建立具有高度适应性、高效和普惠的现代金融体系。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是我国重大战略抉择 国内循环重回“双循环”的中心，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从国内外循环的角度，我国经历了独立自主的单纯国内循环阶段，借助国际大循环带动并发展国内循环、“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阶段，并转向当前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国内外复杂严峻局面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否定之否定，找到经济发展的中心，重回初心的内在发展规律。 “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基石。当前，我国的经济已发展成具有生命的复杂系统。生命是在循环中展现功能，完成价值实现和自我成长。国内循环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更需要“五位一体”，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内经济增长则进入消费主导，投资发挥关键作用，进出口发挥支撑和优化功能的阶段。 实现国内大循环主导的“双循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畅通国内循环。其中，关键是找到被社会广泛认可的自我价值，即遵循“初心”。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创新、有为政府的跨周期调节，是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连接和适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得要素、产业等供给体系可以及时、灵活和有效地响应市场需求。用融合的方式涌现内在规则，通过改革和创新，解除观念、制度、政策和供给上的不必要的自我约束和现实制约。抓住突破口，在具体的改革和政策实践中真正贯彻执行，是从规划到现实转化的关键和难点。“种子”决定了未来的“大树”性质，“始即是终”。未来5年是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5年，现实的“种子”并不是抽象的理念和规划，而是由行为显示并凝聚成的。 新发展格局 对金融发展提出新要求 “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制造强国、交通强国，还是科技的自立自强，都离不开金融的发展。金融需从“有”到“好”转变，发挥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应有功能。 第一，国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需要发展内嵌式赋能型金融。我国的金融发展已取得重大成就，但金融与产业、科技发展之间仍存在割裂，“两张皮”的现象较为普遍。当前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和科技正发生深刻变革，金融不仅需要加速融入产业和科技，“看见”、“看懂”并设计“信得过”的机制助推产业和科技的发展，还需借助这场变革，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身转型，更需要借此嵌入经济和生活，从“显”到“隐”，实现金融和服务对象关系的重构。 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保证制造业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扩张。二是在尖端创新方面逐步掌握主动权，占领前沿。三是制造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发展支持制造强国的金融体系，需要一开始就将金融内置于产业发展之中，打通技术、产业和金融的知识（技术）和政策壁垒，让产业（技术）、金融和政府三者自然“成长”。为此，需要发展内嵌于产业的金融体系，金融为产业所用而非产业仅是金融运作的载体，允许产业内生的金融业态涌现。首先，我们需要基于技术演进和产业生命周期，发展不同金融（政府、金融和产业资本）支持，实现产业、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现代经济的发展，正是技术、产业和金融从经济中相对独立出来，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分分合合，在周期波动实现各自最优功能的过程。因此，技术、产业和金融的融合是在现实的互动、波动中完成的，是共融于企业和产业的成长过程的。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实现我国制造业的强国之路。其次，需要基于微观企业资金需求创设能充分挖掘企业内在价值的金融形式。除了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主要的资金需求和资金满足方式不同外，对于处于相同生命周期的企业，也有不同种类的资金需求，需要用不同的金融形式加以满足。特别是对于非核心企业，其价值（商业信任的基础）较难发现和挖掘，需要穿透企业主体，从商业过程中寻找信任基础。即金融体系需要深入了解商业过程，发现并充分挖掘商业信用，创设出与企业内在价值相一致的金融产品和交易结构。此外，金融支持制造强国，还需要与这一轮科技发展相结合，主要表现为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和场景化。 第二，政策性金融将发挥更重要作用。我国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正式步入高质量增长，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新发展格局。单纯追求投资回报的商业金融已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略布局的需要，但完全依赖财政资金又不足以实现，其中的缺口将不得不寻找中间道路。政策性金融是处于财政和商业金融之间的广阔地带，以商业运行的方式实现一定的财政性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已大幅度扩张，商业金融机构也承担了大量的政策性业务，即使是央行，也开发出多种结构性工具，带上一定的财政色彩。我们还尝试了多种更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的做法，如PPP、产业基金等。这些努力发挥了一定作用，部分弥补了缺口，但到目前为止尚未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有效运作机制。“十四五”规划描绘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和重大战略举措。结合这些战略谋划和未来的经济前景，我国财政减收增支的因素较多，即使没有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未来财政压力仍然较大。虽然在规划中强化了财政统筹和预算管理，为保障重大战略任务提供了财力保障，但显然为了完成这些战略规划，还需要进一步紧密财政与金融的更紧密的、可持续性合作。因此，寻找更有效的渠道和机制来弥补高质量发展与金融资源之间的缺口更显迫切。更多直达工具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是一个思路，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可能是另一个思路，寻找既能避免政府和市场边界不清带来的隐性担保和刚性兑付，又能激励相容地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特定人群、领域和地区，也将是政策可能的设计重点。这需要更清晰地界定政府职能边界，特别是设计好基础设施的合理的运作模式和投融资体制。 第三，要适应金融开放、转型和数字化的宏观管理和调控需要。“十四五”期间，国际社会处于“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两个大局”，总体环境复杂严峻，宏观管理和调控的适应性变革极其重要。我国已选择基于金融双向开放的稳慎人民币国际化。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的融合，跨境资金流动将更加频繁，有必要尽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宏观调控框架、工具。针对经济转型，我国提出了宏观调控的跨周期设计和调控。这既意味着宏观调控更加关注机制建设，重视长效机制和自动稳定机制，发挥规则的预期引导作用，也意味着宏观调控不局限于逆周期的需求管理，而更重视具有打开经济增长空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经济中可以超越周期的力量，还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重视周期转换特别是增长动力转换中的过渡性安排，平衡“破”和“立”的关系，把握其中的力度和节奏。当然，“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积极进行数字经济布局。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和社会的组织、运行将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和管理还需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转换、调整和重构。 总之，为支持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金融体系既要激活活力，又要引导投向，还要保证系统稳定。当经济系统已成为复杂系统时，金融系统也需要及时转向复杂系统，以价值引导市场主体自主成长，以市场涌现的内在规则约束市场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推出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四方面共12条具体举措。 通知要求，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办”。2020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做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或更少。 此外，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改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市场主体可以登记一个住所和多个经营场所。对于市场主体在住所以外开展经营活动、属于同一县级登记机关管辖的，免于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增加经营场所登记即可，方便企业扩大经营规模。 推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将建筑用钢筋、水泥、广播电视传输设备、人民币鉴别仪、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5类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督促指导强制性产品指定认证实施机构通过开辟绿色通道、接受已有合格评定结果、拓展在线服务等措施，缩短认证证书办理时间，降低认证成本。深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改革。2021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 此外，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依法依规运用各领域严重失信名单等信用管理手段，提高协同监管水平，加强失信惩戒。推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步完善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坚持审慎包容、鼓励创新原则，充分发挥平台经济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治作用，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规范发展线上经济。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设立门槛，降低一些产品生产审批权限等，有助于更好释放社会创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海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此次出台的文件有不少亮点可圈可点，一是更大力度降低企业开办难度；二是利用科技手段推进实施智慧监管，在提升监管质量的同时，减少对企业的干扰，降低监管成本；三是在“放”的同时该“管”的也不放松，比如提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等要求，有助于保证产品服务质量，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此外，对于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规范发展线上经济等，张海冰指出，在新经济领域，由于“赢家通吃”规律比较明显，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实际上也更加多发、易发，此次文件专门强调这一问题，既是对社会关注的一个及时回应，也是监管思路的完善和升级。
其实中国一直有一批学人致力于构建中国原创经济学理论，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也从萌芽状态走向了成熟状态，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重量级学者加入到原创性创新的行列之中，本文总结的主要就是那些早已出现，却鲜为人知的中国原创经济学思想体系。 1995年11月，经济学家程恩富在上海提出“海派经济学”，并成立海派经济学论坛，程恩富也是中国最早建立本土经济学学派的学者，海派经济学的本质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学派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 2001年2月，孙国峰发表论文《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比较系统地对贷款创造存款理论进行了阐述，孙国峰后来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新货币银行学，该理论认为货币创造的起点是贷款，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存款，货币创造不需要原始存款的存在，仅仅贷款行为就可以创造存款，孙国峰的理论一旦确立，很多经典金融理论将被颠覆，首当其冲的就是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 2003年，《海派经济学》杂志创立，这也是中国首个以中国本土经济学派为主要内容的杂志。 2003年12月，孙国峰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米什金教授的办公室里，与这位货币金融学的世界级泰斗就“到底是存款产生贷款、还是贷款创造存款”这一货币派生问题深入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最终米什金承认，他在风靡全球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所举的例子是错误的，至少对於解释货币创造的理论是不必要的，将在修订教科书中予以删除。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用自己的理论改写世界经济学教科书。 2005年10月，程恩富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程恩富因海派经济学的提出而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代表。 2006年，高连奎在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发表《平衡经济学原理》论文，提出平衡经济学，主张用平衡的概念取得均衡，平衡指的是市场上生产出来的多种产品互相交易后没有剩余的状态，均衡是供需双方价格的均衡，平衡研究的重点是生产与交易，均衡研究的重点是价格。 2007年，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一书，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新结构经济学； 2007年，周黎安发表《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政治锦标赛模式研究》论文，提出“政治锦标赛”的概念与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这是解释“中国模式”的理论中受认可度比较高的一解释之一。 2008年，林毅夫把《中国的奇迹》中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经过十余年的推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共识。 2009年12月，高连奎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与主张，低生存成本社会认为社会产品丰富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的生存成本，民众的幸福指数是收入与生存成本之比，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社保、供给机制的设计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低生存成本社会是一种升级版的福利社会。 2009年10月，孙选中、柴小青等牵头的中国政府大学“法商管理研究中心”成立。 2010年10月，孙选中、柴小青等正式提出了“法商管理”的概念，并创立法商管理学派，法商管理学派严格来说并非经济学派别，而是一种法律学与公司治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法商管理”主要就是在经商和法治的价值观及其方法论的相互作用下，合理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过程。 2010年3月，何新出版《反主流经济学：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一书，提出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新国家主义主要是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李斯特历史学派的一些主张，新国家主义并非原创经济学思想派别，而是更倾向于为经济学政策主张指出方向。 2010年11月，中国政府大学中国法商管理高端论坛成立，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每年发展《中国上市公司法商报告》，已经成为法商治理学派的重要活动载体。 2012年9月，林毅夫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干预的主要方式就是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旨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永远被钉在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林毅夫隆重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促进了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高潮时代的来临，以后几乎每年中国经济学界都有新理论诞生，每年都有重量级学者加入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阵营。 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去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发展经济，并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滕泰新供给主义的核心主张仍然是里根式的自由化与减税，中国新供给主义与美国供给学派并无本质区别。 2012年12月，贾康等发展《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文章总结的是贾康领衔的新供给研究小组长达一年的研究成果。 2012年7月，国际熊彼特学会的邀请报告中，陈平提出代谢增长论和代谢知识论。代谢增长论认为技术迭代决定经济周期，提出的目标是在产业小波新陈代谢的基础上，统一构造微观、宏观、金融、和制度经济学。 2013年1月，高连奎在上海证券报发表《走向精准调控是必然》的文章， 提出“精准调控”的理论，精准调控理论反对货币政策的过度应用，提出应更注重微观调控，特别是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运用，主张“在经济低迷时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信心，经济过热时用金融监管政策消除经济泡沫”，精准调控理论的核心是用可以精准量化的财政调控代替不够精准的货币调控。 2013年12月，贾康牵头的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成立，贾康任院长，这也是一个以学派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与此同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 2015年，贾根良《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一书出版，该书系统梳理了李斯特经济学、外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建设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主张。 2016年1月，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自此中国新供给学派开始降温。 2016年2月，高连奎发表《新财税主义宣言》提出新财税经济学，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危机完全不同，政府债务危机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不同步的结果，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能真正走出危机，并提出了“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方案，新财税经济学认为消费税改革是下一步财税改革的重点。新财税经济学是论述政府债务危机产生原因、后果危害以及解决方法的学术派别。 2016年8月，高连奎组织了“新财税主义”三十人论坛，新财税经济学开始形成学派。 2016年11月，李俊生组织的“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召开，并同时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成立，这也是一个专门一个学派为名称的纯学术型研究机构。新市场财政学反对将财政学建立在市场失灵之上，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市场是一个大平台，政府与企业都是市场这一平台的参与者，财政投资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2017年9月，央行官员孙国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中国金融与货币政策体系》课程，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理论首次走进全球顶尖大学，孙国峰沉寂多年的贷款创造存款理论在这一年重新引发人们关注。 2018年1月，黄海洲与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博尔顿发表《国家资本结构》论文，提出国家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借鉴金融结构理论，将货币发行分为股权货币和债权货币两部分进行研究。 2018年7月，第三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颁发，孙国峰的“贷款创造存款”理论获奖，这是中国官方学术奖项首次青睐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但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与知名度更高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非同一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仍然坚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无视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 2018年11月25日，李俊生教授应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费德曼理性研究中心的邀请开展了题为"超越主流财政学:来自中国的观测和理论的学术讲座。 2018年5月，郎咸平《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一书上市，根据国家对生产部门和生活部门的管控建立了四类国家的模型，并提出好的经济管理应该控制住生产资料部分，放开生活资料部门。 2018年6月，广东卫视 财经郎眼推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郎咸平谈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专题节目。 2018年12月，金碚“牵头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成立。 2018年12月14日上午，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林毅夫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多位诺奖经济学家到场祝贺，这也是一个以单一学派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2018年4月，李稻葵创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其英文名为”ACCEPT”，意为“接受”，是希望国际同行能够接受来自中国经济的实践、来自中国经济学的智慧，李稻葵是中国学家中最致力于将中国发展经验提升为中国经济学的学者之一。 2019年2月，金碚在《管理世界》的大作《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正式提出“域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并非经济学理论，而是研究范式，这也是首个由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研究新范式。 2019年3月，陈平的《代谢增长论》出版，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质上来自技术竞争和迭代而非资本积累。 2019年4月，李稻葵牵头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来自哈佛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马斯金和李稻葵教授担任创始主席，这是首个由中国人成立的，外国学者普遍参与的国际性的以单一学派研究为主的学术组织，该学派每年举行年会，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为政治激励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机制设计。 2019年12月，上海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这也是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之一。 2019年8月，首部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这也是中国本土经济学首次以教材的形式出现。 2019年10月，高连奎理论著作《21世纪经济学通论》在美国出版，并在哈佛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该书已经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2019年12月，贾根良牵头的“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研讨会在人民大学召开，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正式以学派的面目在中国出现，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产业保护与金融保护，该学派认为2020年中央提出的“内循环”思想为他们最先倡导，然后被中央吸收借鉴。 2019年12月，中国学者黄海洲与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博尔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座《货币主义的贫困》正式向公众宣传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国家资本理论也是建立在对美国货币主义批判基础上的一种学说，这是中国学者首次与美国学者联合构建学派。 2019年12月，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首次会议在人民大学召开，这是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创新纳入统一教材的首次尝试，会议虽然致力于发掘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但众多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并未受邀参会。 2020年5月，何小峰的《资产相对论：重组经济学》一书上市，提出资本四重奏的思想，主张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自然资本四大类，这是对西方资本分类的补充研究。 2020年9月，高连奎提出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概念，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是创新资本在一个国家的聚集能力，并提出“高利率”才是决定资本向创新领域聚集的关键因素，第四代经济增长可以有效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创新和本世纪中国创新的崛起，因为当时都处于高利率时代，与此相反，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则会导致创新的衰落。 2020年9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该实验班由北大经济学院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首批学生八人，这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首次进入本科教育。 2020年9月，李道葵主导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召开，李道葵提出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的发展是匹配的、相融的，同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杂志创刊，这是继《海派经济学》后，又一个以中国本土经济学派为研究对象的第三本学术期刊。 2020年，高连奎提出“经济政策偏好理论”，认为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具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这些经济政策偏好实质性的影响了经济政策的制定，最终造成了不同制度下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果，中国经济的成功因为中国政府所偏好的经济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与发展阶段，萌芽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大多是应用型的经济学派，还带有西方经济学成熟学派的色彩，更多是在西方成熟学派的思想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做应用研究，比如海派经济学、新国家主义、新供给经济学，中国新李斯特经济学等虽然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但核心主张却是西方的，到了后期中国学者成立的学派则直指原创经济学研究，比如孙国峰的贷款创造存款理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高连奎的新财税经济学、第四代经济增长理论、郎咸平的马克思中观经济学、李稻葵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李俊生的新市场财政学、金碚的域观经济学等都是以推翻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定论为出发点的，并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尽管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还良莠不齐，有的学派也仅仅是刚刚提出研究方向，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逻辑与概念体系，而且像《经济研究》这样的主流学术刊物，中国经济学年会这样的行业学术组织以及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这样的国家学术机构目前都没有接纳中国本土经济学，甚至刻意忽略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存在，但一切刚刚开始，未来中国将会诞生更多自主原创的经济学理论，相信未来的中国经济学也会像二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学界一样，学术繁荣，星光璀璨，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也会进入中国的经济学教材，世界的经济学教材，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未来更寄望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加入，他们才是将来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的主力军。
据路透中文网10日报道，路透对经济分析师的调查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将在本季度和下一季度失去动能，但之后的增长速度将快于此前的预期。绝大多数分析师现在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一年内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在11月30日至12月8日的调查中，分析师下调了对当前季度和下一季度增长前景的预估。有受访者预计美国经济在明年第一季将放缓。 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分析师Ellen Zentner指出，“我们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威胁升高将削弱2021年前几个月的增长，接着是即将上任的新政府为了应对住院人数增加，料将进一步提供财政支持”。 Ellen Zentner进一步称，“下档风险主要都来自疫情，尤其是在缺乏进一步财政刺激的情况下，冬季出现了比预期还要广泛的封锁措施、以及疫苗进程拖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复苏更加漫长，将导致更长久的失业期与更多正职就业岗位流失。” 据报道，但在回应另一个额外问题时，69位分析师中有43位认为，美国GDP将于一年内回到疫情前水准；有21位分析师预期为两年内，有5位分析师预期两年或更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与8月份的调查结果相差较大，当时没有人预期美国经济会在“不到一年”内恢复，近60%预估将需要两年或更久才能恢复疫情前水准。 报道指出，根据更广泛的调查，料显示第三季美国GDP确认为创纪录增长33.1%；第二季GDP环比年率为萎缩31.4%，为至少73年来最大降幅；第四季GDP料增长4.0%，此前预估为增长3.7%。 2021年第一季GDP增幅预期从上个月的3.0%降至2.5%，近11%的受访者预计第一季经济将萎缩。第二季、第三季和第四季GDP料分别增长3.8%、3.9%和3.4%，上个月调查预估分别为3.5%、3.5%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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