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求端看经济，通常是看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对应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其中，投资不仅直接构成了GDP，也是增加资本存量，为未来积攒增长后劲的重要手段。市场一般在分析中国的投资时，主要看三大类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投资。这三大投资基本代表了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但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投资，往往被人们忽略，就是设备投资。被忽略的设备投资中国的投资活动中还有一种分类，即根据投资活动构成来分：建筑安装工程（建安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其中的设备工器具购置，即是指设备投资。建安工程中，建筑工程表示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这部分投资额必须兴工动料，通过施工活动才能实现。安装工程指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又称安装工作量。在安装工程中，不包括被安装设备本身价值。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指购置或自制的，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工具、器具的价值，包括新建单位及扩建单位的新建车间，按照设计或计划要求购置或自制的全部设备、工具、器具。设备投资的重要性，体现在周期性和趋势性两个方面。首先，生产设备的背后是经济中的长期生产能力的体现，因此设备投资的波动很容易影响到企业部门未来的持续供给能力，也因为这样的“滞后性”，设备投资自身的周期会“搅动”整体经济随之波动。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各部门生产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设备投资在各类生产建设项目投资中的比重，还将继续上升。另外，虽然我们仍然在强调产业高度的升级、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但逆全球化和外贸环境的恶化，也使得国内主循环的重要性提升，中国想要保住全产业链的供给优势，设备投资尤其是制造业设备和工器具投资是重中之重。但现实情况是，中国设备投资占总体投资中的比重，却呈现了日渐下滑的趋势，这与制造业收益率收缩、实体经济不赚钱的现实有关，不得不说是令人担忧的。设备投资对于日本的重要性虽然在中国的统计和分析中，普遍并不重视设备投资，但我们的邻国日本，却将其视为指示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日本经济区别于美国，它是一个强调制造业的经济体，因此企业的设备投资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衡量日本的设备投资的指标是私人企业设备投资，这一指标并不完全等价于中国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而是一个包含更多投资活动的指标。日本之所以更加重视这一指标，是因为虽然它未见得具有领先性，但却是整体经济的“放大器”，具有很好的指向性。换句话说，虽然通过企业设备投资周期不能推测未来经济发展、预测未来经济走势，但是可以通过它来判断当前经济的底部在哪里。如下图所示，日本私人企业设备投资的波动和总体经济周期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波动明显更剧烈。设备投资周期与库存周期相辅相成，一个设备投资周期通常包括2-3个库存周期。从设备周期与库存周期的比较来看，日本的设备投资活动也更加活跃，周期转换更快，反映了该指标对于日本经济的指示性作用应该比包括中国的其他国家更大。设备投资周期设备投资需求的波动形成了一个经济中的重要周期，即设备投资周期，指的是企业进行有规律的设备更替和资本开支所驱动的投资周期。其根源在于企业生产过程中，机器设备由于磨损、技术进步等因素过几年就需要更新。但设备投资周期还取决于企业投资意愿、未来行业前景的展望、企业信贷情况以及存货变动。设备投资周期又叫产能周期。由于制造业企业设备投资和固定资产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占比最大，而制造业企业设备的平均更新年限是7-10年。这使得企业设备投资也大致呈现7-10年的周期性波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朱格拉周期。这个周期概念于1862年由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C.Juglar）首次提出。他在《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危机以及发生周期》中阐述了市场经济存在7-10年的周期波动的观点，后被熊彼特称为“朱格拉周期”。朱格拉指出，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不约而同存在相一致的周期性波动，并且该周期大概率持续7-10年。朱格拉将危机作为定义经济周期的时间节点，认为信贷周期、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盈利行为共同决定了经济周期波动。尽管朱格拉周期（或者说设备投资周期）有时会受到市场分析人士和经济学的挑战，他们认为这类周期在实际经济增长中并不明显，但各国的经验不尽相同，仅从美国次贷危机之前的全球经济波动看，相关国家的设备投资周期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的设备投资周期演化中国的前一轮设备投资周期应该在1998-2009年，包含3个完整的库存周期（如下图）。但2009年强刺激以后，设备投资经历了较快增长。而到了2015年底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导致设备投资增速迅速回调。供给侧改革导致一轮主动去库存阶段，使整个经济周期下降到更低的方位，进而导致新一轮库存周期上升的开启。2017年以来，去产能政策几近完成，制造业收益的再次收缩造成了设备投资周期中枢的持续下挫(见上图)，尽管库存周期仍然更加频繁的转换，但也未能摆脱向下滑动的趋势。而2020年新冠肺炎的冲击造成了更明显的下滑，制造业投资意愿陷入低谷。但随着复产复工，设备投资的颓势有所缓解，但仍然大幅低于“正常衰退”的轨道，由于设备投资的周期时长问题，这种颓势预示着2020年、2021年甚至未来更长时间内制造业景气程度的承压。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新冠疫情在欧洲迎来了二次爆发，欧洲股市再度遭遇重挫，全球避险情绪再次升温，导致美元指数快速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收缩，与此同时，具有避险属性的国际黄金价格也遭到重挫，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的风险资金再一次开始回流美国。回顾今年以来的行情，欧洲股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尤其脆弱（见图1）。自2月19日疫情在海外爆发以后，至3月中旬全球美元流动性危机致使资产普跌期间，欧洲股票市场的跌幅位于全球主要市场的前列，基本与美国的回撤幅度持平，而后却走出了不同的剧本——美股在美联储释放天量流动性、国会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后快速修复，并创出历史新高；反观欧洲股市，截止目前，仍未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完全修复疫情的影响，而像英国、法国的股市更是深陷衰退的泥潭（见表2）。值得一提的是，A股在本次疫情中的独立性相对较强，主要原因是疫情的严格控制，刺激政策的快速出台，经济得以持续稳步修复。而港股的独立性相对较差，香港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港股会受到国内疫情、香港本土事件、海外黑天鹅等的综合影响；且香港的海外投资占比在57%左右，极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故而可以看到，自1月22日起，港股在多因素交织的影响下不断走低。但独立性较强的欧洲股市为何会走出与港股同样的弱势行情？疫情再次爆发8月以来，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见图3），这也是近期欧洲股市持续下跌的直接导火索。以9月25日为例，全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6.9万，是9月初的2.3倍，且仍呈加速增加的趋势，其中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较月初增加8.7倍，英国增加4.2倍，法国增加2.2倍。疫情再次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夏季欧洲内部的跨境旅游管理放松、假期结束学校重开、社交活动活跃导致病例数激增。为了控制第二轮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出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例如，英国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限制酒吧营业时间、限制集会人数等，以期避免再一次实施全国性的封锁，这也使得经济的复苏再一次陷入停滞的担忧之中。而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欧洲面临的普遍难题。若疫情继续发酵，而疫苗尚未发行，进一步封锁将会成为无奈但唯一的选择。割裂的政策欧盟作为经济共同体曾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统一的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加强了欧盟的整体竞争力，但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间的裂痕不断扩大。欧元启动后，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各国仅对财政政策拥有制定权。然而，为了约束各国的财政纪律，欧盟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这极大地制约了各国财政政策制定的自由权。随着欧盟各国经济的不断分化，财政政策也分道扬镳，欧盟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欧债危机，而英国公投脱欧更是对欧盟赤裸裸的分裂与挑战。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大多数国家迅速通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急需救助的金融市场、企业和个人进行扶持；而欧盟各国却陷入了严重的囚徒困境，从而使得救助政策得不到及时落地。疫情之下，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与疫情严重程度均不一样，所需的货币政策刺激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也不尽相同，救助方案更是众口难调，使得欧盟各国的裂痕更甚。其中主要的冲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方是一直保持财政自律的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芬兰等国组成的新汉萨同盟，坚持减少欧元区支出、加强欧元救助基金的权力、强化欧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他们拒绝对缺乏财政纪律的国家提供无条件救助；另一方以法国为首，赞成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加大对南欧各国的无偿救助和贷款支持力度，从而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走出财务困境。立场的不一致使得欧盟的救助计划异常难产，在缺乏货币与财政政策自由度的情况下，欧盟各国的经济复苏极度缓慢，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见图4）。尽管欧洲央行已经紧急将购债规模扩大至1.35万亿欧元，欧盟也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当疫情再次袭来，市场有理由担心进一步的救助计划难以及时、有效地实施。截至9月份最新数据，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均未对欧元区经济产生乐观的态度。经济修复雪上加霜在年初疫情发生之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就凸显疲软。从整个欧元区来看（见图5），二季度的GDP同比下降13%；分结构来看，消费和投资迅速萎缩，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均受到严重打击，净进出口虽然相较一季度封城时有所修复，但仍未实现转正。从高频数据来看，欧元区经济现状指数在5月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6），低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受限于刺激政策的难以落地，经济的修复速度极度缓慢，三季度预计也将难有明显改善。就连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也表现不佳。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在今年夏天做出的巨大努力有可能将付之东流，封锁将会快速在经济和就业上得到反应。本就脆弱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将会进一步弱化，从而导致经济出现进一步衰退。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和英镑自3月份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见图7），进一步削弱了欧元区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二季度欧元区净进出口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将有可能难以持续。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将会进一步拖累欧元区的整体贸易水平，那就是英国脱欧。目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不断加大，随着脱欧过渡期的临近结束，关于北爱尔兰软边界问题的协商却陷入僵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将对英国原先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法国、荷兰等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结语资本市场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复苏疲软的担忧本就严重，而在疫情二次爆发之际，这样的担忧只会进一步蔓延。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欧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正在逐年降低，资本市场的中心在20世纪已经转移至美国，而21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心极有可能在亚太地区，缺乏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的欧洲各国将难以对国际资本产生较大的吸引力。疫情发生后，虽然美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的股市均已接近甚至突破疫情前的高点，但欧洲各国的资本市场却像被遗忘一般，或许欧洲资本市场的荣光将难重现。招募公告：苏宁金融于2020年8月启动“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大V激励方案”，每月按阅读量和发文活跃度，奖励排名前50名大V，奖励金额300元-2000元不等。如果您是财经作者，欢迎入驻苏宁金融APP-财顾频道。入驻方式：关注“苏宁金融研究院”公众号，向后台发送“财顾”二字，小编将第一时间联系您办理入驻事宜。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如何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 个人的学习体会是，新发展格局理论的核心是双循环战略，甚至这两个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双循环战略很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至少是“十四五”期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 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双循环战略是最新提出的，但支撑这一战略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才提出来的。细数这些年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比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重大的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提出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和经济社会循环。 所以，“循环论”应该说是中央指导经济工作一贯的思想，换言之，双循环战略与这些年中央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双循环战略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双循环要解决什么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双循环战略或者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的变化做出的重大决策，我将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双循环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方面是发展阶段的变化。这里的发展阶段是指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时代、新时期。 19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用的是“转向”一词。但是今年上半年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等，都明确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转向”到“进入”，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我认为更加强调了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态环保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还有弱项等等。 上述每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我想特别强调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这个方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本在于坚持新发展理念，把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方面是发展环境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4日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压力，如何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此外，我国一些高技术企业上了美国的实体清单，一些领域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等等，这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造成了冲击。 所以，一定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件大事。怎么解决安全问题？答案没有别的，只能是加速科技创新。 第三方面是发展条件的变化。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条件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上升，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 新的优势在哪里？2018年我们和世界银行做了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增长新动能的联合研究，当时提出了新的三大动力和一个主线。一个主线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三大动力中，第一个是把技术前沿持续向前推进，要做原始创新；第二个动力是解决好技术或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问题；第三个动力是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各类资源错配问题。所以，发展条件变化下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也在于科技创新。 综上所述，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来看，创新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尤其是科技创新。 双循环战略需要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 如前所述，科技创新是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双循环战略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答案就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如果我们从个案出发，比较好回答，因为凡是创新做得好的城市和地区，比如深圳，大体上就应该是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当然，也有很多金融资源比较好的城市，创新做的并不见得好。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把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做一个界定。 第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或产业变革的趋势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国家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理论方面，英国的Perez提出了“技术—经济范式”，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变，叫做“技术—金融范式”。创新和技术—金融范式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过去的200多年中，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直到今天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或者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这个技术—经济范式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 与双循环战略或说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金融体系是什么？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思考。 比如，从反面讲，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的大商业银行模式就一定能够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条件。 从正面讲，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时代有很多新的组织创新，平台经济就是一个主要的商业模式。过去的传统企业叫“管道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企业用自己的内部资产进行产品生产，通过售卖产品赚钱，所得资金用于再投资、再发展，这就是管道企业的商业模式。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依托于外部的连接性而非仅仅是企业的内部资产。这种企业的技术-经济范式和技术—金融范式一定不是完全一样的。平台上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被称为产消者。 所以，如果对今天的技术—金融范式研究不清楚，仍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的理念去思考问题，金融家很可能会犯错误。还有，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金融有了更高的权重和更多的重要性。 第二，在双循环战略下，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解决好经济结构的三大失衡。三大失衡是以前提出的，主要包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有助于解决这三大失衡，至少不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前些年有一个关于我国的金融体系到底是发展过度还是发展不足的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有一种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对华尔街有利的并不一定是对美国有利的，也就是说，有利于金融的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经济。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平衡好金融与创新的关系。否则，金融很可能与创新之间形成了更强的竞争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创新要素的竞争（虹吸效应），二是对政策的竞争（利益集团），三是对实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竞争（侵蚀效应），四是公司金融机制，也就是创新行为的短期化。 第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地球没有摩擦力，世界会变成怎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企业都不愿意贷款，金融体系会怎么样？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符合微观主体的融资需求而不是压抑其发展活力。 从杠杆率的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杠杆率比较低，银行主导型的经济体都比较高，但是德国的杠杆率却显著低于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企业的活力更强、绩效更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内源融资就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外源融资比例通常较低。近些年来，在德国和日本的很多企业中，内源融资已经占主体地位，银行贷款的比例在下降，至少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以，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一定要让企业有更强的活力。当下银行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风险。当企业的内源融资占主导地位后，金融体系就会更健康。
一、美国经济增长不平衡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首先谈谈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第一个比较明显的不平衡，就是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美国的制造业目前占它GDP的比重只有11%，而服务业占比高达79%，除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外，还有少量的农业，建筑业和采掘业等等。这么大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差异，就决定了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上，必然是有巨大的经常项目（商品贸易）逆差，同时也必然有比较大的服务贸易顺差。这个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实际上是由美国自身的产业结构构成所决定的，即便它不进口中国的货物，它也要进口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货物，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就决定了它有发动贸易战的借口。 其实从美国的比较优势来看或从全球的福利来看的话，美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服务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国际分工。每个国家如果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那么贸易会促进总体利益最大化。但是，总体利益最大化具体到不同的人群，可能影响就不一样。比如说制造业如果外迁得比较严重，那么制造业的产业工人就业机会确实就减少了。 假如特朗普连有能力改变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或者认可这样的国际分工，就没有必要发动贸易战；但如果既无能力改变，恰恰又希望将此当作发动贸易战的理由，那就造成了过去几年美国不断地跟各国增加贸易摩擦的原因——这其实是美国国内经济不平衡性所决定。 美国经济第二个的不平衡，就是它的经济增长在具体产业、区域、人口分布上的不平衡。从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其实总体是不错的，但是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加州的硅谷，西雅图，或者纽约、新泽西、波斯顿等等这些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主要是电子信息产业、传媒产业、文化娱乐产业、金融产业、创新药这样一些产业。也就是说，美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是由少数地区、产业驱动的增长，一些中部的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没有享受到足够多的新经济增长的就业或者收入增加效应。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占比已经从高峰的70%以上，逐步回落到50%。 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当中，少数地区，少数产业，少数人口更多地享受了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而有70%—80%的失落的大多数，在新经济主导的增长中受益是不够的。也就是因为上述原因，靠制造分化、煽动分裂，获得失落的多数人的支持，特朗普在四年前成功地当选为美国的总统。现在马上就到11月美国大选了，很多人都在做预测，到底是特朗普赢，还是民主党的拜登赢？但这不仅仅是喜欢或者是支持特朗普还是拜登的问题，而是美国各个不同的地区、产业、阶层的人口，决定继续选择分裂、分化、单边主义、逆全球化，还是选择重新回到包容、多元化、全球化的道路上？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这种不平衡性，造成的对内利用分化、制造分裂，对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的政策，会如何影响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肯定双边来决定，但实际上在双边的关系当中，真正起主动和主导作用的，实际上是美方。很大程度上是美方的国内政治需要决定了其对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对然有一定主动权，但主要是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关于四个中美关系的的粗浅判断供大家参考： 第一，大选后贸易战会有所降温。如果拜登当选的话，他已经明确表示会取消特朗普搞的这些关税政策，他认为这些关税最后都是美国消费者来承担，所以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种拥护自由贸易主义或者全球化的人来看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拜登当选，毫无疑问贸易战会降温。而且拜登当选的概率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大的，哪怕他是比较平庸，这个阶段也许美国更需要一个平庸的领导人而不是继续折腾。假设特朗普当选，贸易战也会有所降温。因为这几年他该使的手段也差不多了，对贸易伙伴该榨的东西也榨出来了，榨不出来再榨也没有用了。所以我觉得大选以后，不论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当选，贸易战都会有所降温。 第二个预测，科技战会升温。不管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特朗普已经非常成功地把中国塑造成美国无二的战略竞争对手了，这个事情短期没法改变。即便是拜登当选了，他也会继续把中国当成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如果把中国当成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科技战必然是主要的手段。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或者外交竞争恐怕很难淡化或调和。 第四个中美关系的判断就是热战可控。即便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总体也会保持在一个理性和可控的范围之内。因为热战不符合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的利益，不论是美国的几大科技公司，华尔街的金融集团，美国的消费者、跨国公司，都不会受益，可能只有少数美国军工企业会受益。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一旦发生冲突以后会迅速回到可控的范围之内。 二、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这四个基本判断的前提下，谈谈中国的大循环和双循环。 大循环和双循环是中国在当前全球战略背景下的一个应对性的选择。刚才说了中美关系是双边关系，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美国主导，那我们被动地也得有个应对。我们会继续保持对外改革开放，但是在需求、供给方面，都得有足够强大的内循环的能力：如果海外的某些市场，采取比较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让我们出口受阻，那我们要有能力让它在内部循环起来，在需求市场上有内循环的能力；如果某些国家，对我们采取供应链断供的措施，那不能被人家卡脖子，供给方面也要有内循环的能力。 内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在于国内消费市场。中国在2019年的GDP总额是大概13万亿美元，而美国是20万亿美元，但两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已经相差无几：按照去年底的汇率计算，美国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去年，中国5.55万亿美元，当然美国对服务的消费会多一点，而我们还在成长过程当中，中国未来是毫无疑问的全球第一大市场。所以所谓“内循环”，就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量，应该是靠国内市场的成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出口要存量上要减小，甚至是出口转内销，很多商品转内销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每年向海外出口的鞋子将近100亿双，衣服300多亿件，转内销回到国内是不可能的，消化不了。所以就是还必须得继续的扩大改革开放。另外在一些进口的产品上，我们也摆脱不了对国外的依赖，比如说石油，还有一些能源铁矿石等等。该进口的还得进口。 所以说既要重视内循环，也要重视双循环，还是要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哪怕是遇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受阻，哪怕把厂子开到海外去，也要扩大改革开放。但是未来市场的增量，可能更多在国内，而国外的贸易顺差会逐年地降低。 2015年，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历史新高，是5500亿美元，然后逐步回落到4500亿美元，现在稳定在4000亿美元左右这么一个水平，我们认为这个趋势还会持续，持续到比如2030年，有可能达到一个贸易平衡。所谓贸易平衡什么意思，贸易平衡就是顺差是零，这个是个历史规律。英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一开始也是巨大的经常项目出口的顺差，后来变成平衡，然后变成逆差；美国在工业化过程当中也是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的增加，制造业占比的降低，产业的外移，那就变成经常项目的贸易平衡，然后也就贸易逆差或者赤字，那中国的话早晚也要走过这个长期顺差的这么一个过程，到贸易平衡，然后再到有可能是逆差的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中国国内市场的成长空间是足够大的。目前来看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只有4亿人，那换句话说，剩下的那10亿都是中低收入群体——如何把中低收入群体变成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我们能够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地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那么中国市场未来的成长空间更大。 所以中国内循环为主体是有基础的，但是对外开放还是要坚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 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处于总量上加快恢复的趋势中，但结构上也有明显的“不平衡”。 短期的经济恢复不平衡，首先是疫情受控以来，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中国是全球率先复产复工的，现在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工率超过99%了，但是需求远远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增长水平。 供给本身的也有不平衡，就是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这个是很大的问题。2019年我们制造业的占比是27%，服务业占比是53%，如果服务业的恢复滞后的话，那经济恢复的可持续性还是有问题的。 从需求面来看的话，可能不平衡的情况更加严峻一些，主要是投资的恢复和出口的恢复比较快，而消费的恢复比较慢。 其中投资比较快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拉动。房地产投资8月份跟去年同比大概12%左右的增长。1到8月份的累计房地产增速是4.6%。那这个房地产投资，到底还能不能够长期和持续地快速增长呢？从房地产商拿地的速度、融资情况、居民购房热情消耗来看，可能到四季度的时候就会达到一个增速的顶部。 基建投资可持续性有多强呢，有可能持续到比如明年上半年。今年地方专业债3.75万亿，加上银行配套资金总额可能八、九万亿，可以持续个一年半载了，但是长期来看可持续性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可投资的项目，二是有没有钱。从项目来看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少，经过几十年的投资，东部的“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都已经饱和了，虽然从理论上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有很大的空间、从物理空间上西部也有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但是作为经济项目来选择，真正能够提供稳定现金流回报的，越来越少了。从财政资金看，疫情期间支出增减，收入减少，也不能长期支撑基建投资的高增长。 今年除了投资高增长，连出口都超预期高增长，出口从二季度就变为正增长，七、八月份都是按人民币计价都是10%以上增长。为什么出口会超预期的增长呢？一是我们率先复产复工，填补了国外的供应缺口，二是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很多发达国家为了稳经济都执行了大量的刺激消费计划，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因而也刺激了中国的出口。所以就是海外对消费的刺激，加上中国供应链的率先恢复，双方合力，促成了今年中国出口的高增长，这个高增长还可以继续持续，持续到四季度没问题。 总之，靠房地产投资拉动，靠基建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长期都很难持续，真正的增长应该依靠的主力是消费。而恰恰消费的恢复，最近这几个月都低于预期。6月份的话很多人认为消费有可能变成正增长，结果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5月份的-2.8%，只涨到了6月份的-1.8%，还是负增长。7月份大家以为是正增长，结果7月份是-1.2%，还是同比负增长。8月份大家认为肯定是正增长了，结果同比只有正0.5%，剔掉物价的影响以后，实际增长还是负1.1%。1到8月份，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8.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只有23万亿，距离去年全年的41万亿人民币还差17万亿元——后面四个月能够消费17万亿吗？那不可能的，真的后四个月达到这个水平的话，得跟去年同比增长16%才行。也就是说，今年消费有可能是负增长可能已成定局。 如果今年消费负增长，那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去年我们的增长结构中，投资占31%，消费拉动57%，出口拉动11%。今年这个数还没出来，但投资贡献对经济的拉动肯定在80%以上，出口的贡献在2、30以上，消费是负贡献。如果国内消费恢复力度不够，中国经济这个内循环怎么循环的起来，长期的增长怎么能够可持续呢？这是个大问题。 到底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经济恢复不平衡的状况呢？毫无疑问是疫情的影响了。但是疫情影响下为什么投资可以高增长？因为是我们在稳投资方面有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决策优势。今年主要是3.75万亿的地方专用债对基建投资的推动力度比较大。假设换一种思路，比如说不是用3.75万亿的专项债搞投资，而是把3.75万亿给老百姓发钱，给中低收入者，比如给6亿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的人口发钱，能不能通的过？在中国的当前这个决策体制和决策模式下，恐怕很难通。 很多的学者、决策部门都认为给老百姓发钱是“打水漂”了，修了桥、修了路、修了大楼，才看得见摸得着，既增加供给又增加需求。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大家可以自己去评判，有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把这样的事实摆出来。在中国通过一项3.75万亿的投资很容易，但通过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几乎是不可能。这是决策观念、决策体制问题。当然，欧洲和美国也有它的问题，欧洲、美国说决定给老百姓发钱很容易，发个几万亿美元没问题。但特朗普说搞个万亿美元的基本建设投资，提了几次都无疾而终。美国没有那个决策体制，他怎么去搞投资？他也没有一套报项目、选项目、审项目、上马项目的决策机制，尽管欧洲、美国的很多基础设施已经老化了，但是他们的决策体制通不过这样的基建投资提案。 不管什么原因，消费增长的滞后，与我们提的内循环主体的、靠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是不符合的。所以如何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是我们下一步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当然，除了短期疫情恢复的不平衡，需要重视的是，中国经济有可能也会像在过去十年出现长期增长的不平衡。从产业上来看的话，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新经济的增长，这个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新经济的增长，它跟过去四十年增长的普惠性不一样了，不能期待在西部或者中部某个小城市出现一个阿里巴巴，或者出现一个字节跳动。所以过去十几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不平衡体现在少数产业的增长，少数地区的增长，少数人口的增长，如果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别无选择地是这样不平衡的增长，将带来哪些影响呢？ 以上观点，供大家批评讨论，谢谢！ 以下为问答互动： 问：如何看待目前的股市情况？有没有可能涨到3400点 滕泰：预测中国的股市点位的跟算卦差不多，但是如果算卦的话，只算一个3400点的话，那目标也太小了，中国的股市这十年都没怎么涨，要涨的话肯定会超过3400点。股市必须得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情况，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率先复产复工，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正增长的大国经济。虽然有很多不平衡性，总体来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恢复的趋势。一季度是负6.8%大家知道，二季度是正3.2%，那么三季度总量有可能到5%以上，四季度更快，有可能搞到7%以上。明年一季度跟今年一季度比的话，同比增长可能到12%以上。从货币供应来看的话，M2的增速这些年一直是偏紧的，现在到了10%以上，所以M2增速货币供应相对这个宽松的程度，我觉得也能保持到明年一季度。 所以，虽然点位又不好预测，总体还是要乐观一点。 问：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看到有观点认为以后不应该将房产作为资产配制，您如何看待？ 滕泰：房价的变化一般受到土地供应的因素，人口城镇化的因素，居民收入的因素，房地产金融的因素，还有资产配置因素等这五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居民收入来看，房价永远跟居民收入正相关，居民收入涨得快房价就涨得快，居民收入如果增速回落，那房价也涨得快，今年居民收入增速比往年显著回落，不支持房价上涨。 第二个城镇化，或者是人口迁徙，澳洲、新西兰、包括中国过去几年过去房价涨得都不错，全是因为人口。每年百分之一点几的人口进城市，总量上它会支持房价的上涨，现在看人口进城市的速度会放缓，可能未必支持房价的上涨。 房地产金融现在来看是受控的；土地供给方面，可能今年、明年大家会看出来其实是增加的；最后一个资产配置因素，房价涨的时候大家都去买房子，这是一个正向因素，房价不涨了，大家就不买了，是个负向因素。 所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再去把配置房产作为一个投资肯定不再是好时候，但是也不排除局部的某些区域的房价还会持续上涨，比如像大湾区的地区，经济有活力，教育、文化环境也都在改善，但是珠海、中山、佛山、汕头，这些地区房价相对于长三角的无锡、苏州要低很多，类似于这样地区还是可以关注的。 问：您觉得目前应该降息，但是有观点认为穷人更在乎利息收入，您怎么看待呢？ 滕泰：大家都在乎利息收入，但是如果全社会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利息从哪里来呢？降息是个宏观决策问题，既刺激消费，又刺激投资。1到6月份的时候，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9万亿人民币，因为大家对未来感觉到不安全，花钱的地方太多，收入在降低，所以边际消费倾向在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降息就是鼓励储蓄，那么消费起不来；消费起不来，经济循环不起来，内循环不行，那就业不行收入也必然受影响，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疫情冲击下个各国都大幅降低了利率。 问：前一阵子一个演讲当中提到了说美国制造业占比虽然只要有11%，但是如果加上生产性服务业，就占到美国经济总量超过60%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滕泰：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与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环节的产值在GDP中占比下降相似，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越来越发达，生产制造环节产值在经济中占比下降与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不矛盾。正如年勇先生演讲中所述，在美国占经济总量81%的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最近几年已经提高到48%左右，因而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实际达到60%左右。所以，一方面单纯生产环节体现的制造业产值占比下降，另一方面与生产环节相关的服务业产值却迅猛增长。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确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虽然美国制造业在GDP占比仅为11%，但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强国。同样，虽然德国、日本制造业占比仅为20%左右，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其实都很强大。 不过，“生产性服务业”这个概念也很值得讨论一下，比如，美国的苹果公司，是不是为中国的手机组装车间服务的？微软公司，是不是为那些使用windows的制造业工厂服务的？耐克公司没有工厂只有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和管理，那耐克也是为他在中国、印尼、墨西哥的加工厂服务的？还有特斯拉总部是为上海的制造厂服务的吗？到底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谁为谁服务？ 答案是，苹果公司的研发、设计、品牌创造了价值（客户消费的主要也是这些价值），大量制造业都想为苹果公司服务；耐克的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创造了价值，大批制造企业都行为它代工服务——那些用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管理创造价值的现代服务业，不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恰恰相反，制造业为他们服务，在苹果、耐克等完成了价值创造的80%以上之后，制造业只是完成剩下的20%的硬件价值来提供一个载体。 我们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没有错，但是制造业的重要性既不体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上，也不体现在所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那些能够独立创造研发、设计、品牌、流量、体验等“软价值”的现代服务业的规模上——这些现代服务业所引领的技术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产值越大，单纯制造环节的产值在GDP中的占比有可能就会越来越低。 制造业占比降低，但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并不低，只是服务业的规模超过了制造业的规模。历史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虽然压低了农业的占比，但并没有损害农业的增长，而且工业技术还推动了农业的产出增长；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新零售、新金融等行业的快速成长，还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服务业的技术进步，虽然压低了制造业的占比，但并不曾损害过制造业的增长，而且这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推动了制造业产值的提高。 问：最后一个问题，国内当前比较关注消费低迷的趋势，您觉得造成消费低迷的原因是什么，除了降息还有什么其他的措施建议吗？ 滕泰：消费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疫情，疫情是造成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疫情受控了，社会秩序恢复了，消费为什么还不恢复，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同时，美国的疫情还没有控制住，每天新增加病例几万人，但美国的消费6月份就正增长了，8月份又创新高，这个是怎么回事？ 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受损失，人们收入的减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增加，所以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了。如果没有一个外部变量来打破，它很难靠自身的力量回到之前那种增长。那么，这个外部变量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有呢？短期能影响消费的主要就是利率和收入，收入除了工资收入，还有财产性收入。不论从哪里着手，都应该在稳消费上多花点资源和工夫了。 来源：经济学家圈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年前有多少人想到了微信能够普及到并频繁与高效地应用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年我们的前瞻性及想像力是多么贫乏吗？实际的情况将很可能是， 我们今天的前瞻性及想象力若干年后将被事实证明为过于贫乏，而非过于丰富。所以，对于信息经济的将来，我们必须展开高度的前瞻性思维及想像； 如此，对于信息基础设施， 进而”新基建“的发展空间就不会质疑了。 “新基建”正日益成为政府的政策重点和市场的关注热点。此概念提出后的初始阶段，关于其定义和涵盖范围有很多争论， 一度七大领域的说法占主导。后来， 国家发改委对此定义与范围作了公开的说明与解释。国家发改委的全称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其前身是号称为 “小国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在的职责范围虽没有其前身那样大至涵盖国家及各省市经济发展指标的制订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立项及审批，但专注于社会、经济与产业的发展规划，是国家长远社会、经济与产业发展政策的制订者。“新基建”窄义而言是国家新的产业政策，广义而言是有关今后我国社会、经济与产业整体发展的新政策集合，所以应该是由国家发改委来定义、设计、规划与实施的。这就是说，关于“新基建”，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是最具权威性的。 根据发改委的权威说法， “新基建”的定义为，以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与市场上的定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更系统、准确与清晰，其中的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更凸显了信息网络在“新基建”中的基础地位。更重要的是“新基建”的涵盖范围，发改委的权威说法是涵盖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製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等。由此可见，“新基建”的核心是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设施的建设。 那么如此定义的“新基建”， 到底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即，到底代表多大的投资规模， 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又有多大呢？对此很多人抱有疑问， 也是市场关心与争议的重点。 关于代表多大的投资规模，由于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目前很难有一个准确的估算，市场上的一些估算都不全面。应该说，当前这一规模不会太大但也不是太小。但关键是，随着“新基建”的大力推进，此规模从今年开始可望呈现持续性的跳跃式增长，从而在若干年后逐步扩大到主导固定资产投资的地步。如上所提，“新基建”的核心是信息基础设施；如果相信信息经济将是今后经济发展方向的话，则这一指望就是现实的。当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四大项目为第五代移动通信（5G）、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窄带物联网（NB-IOT）和北斗导航；每一大项目都意味着庞大的投资。仅就5G而言， 据《2019年中国5G产业市场研究报告》预测，今后15年全球5G产业的投资额将高达3.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约30%，并将创造出1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 至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多大，还应该或更重要的是看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包括在上游与下游两个方向上的带动。在上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平台、物联网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网络、区块链网络等，都是由各种信息技术设备组成的，这些网络/平台/中心的建设需要购买这些设备，必将带动这些设备的投资；这些设备又是由各种元部件组成的，又将带动这些元部件的投资；元部件又将带动金属/非金属材料的投资，…。这就是所谓的乘数效应。有人会说，每一个行业的投资都会带动其他行业的投资，都有如此的乘数效应。的确如此，但必须看到，带动不同行业投资的力度，即乘数效应的大小是不同的。信息技术产品是由各种不同类型且数目庞大的元部件组成的，上游产业链长而又粗， 所以带动其他行业投资的力度，即乘数效应大于一般行业。如上所述，其将直接地带动信息设备制造、电子元部件製造，包括集成电路，与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制造，包括半导体，同时还将间接地带动很多其他行业，如机械、化工、黑色和有色金属采掘、封装、物流及信息服务等等。 在下游方向上，信息基础设施建立起来后将大大提升各行各业的生产能力及效率，如”互联网+效应”。从信息经济内部开始，5G网络将大大提升智能化水平从而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普及，大大提升万物相联的能力从而促成物联网，包括车联网的实质性崛起，大大提升VR/AR的效果与效率从而将VR/AR嵌入实体经济与人民的生活。这样， 智慧工厂、智慧办公室、智慧家庭和智慧城市将从梦想变为现实，信息经济将惠及整个经济及社会，或者说整个经济和社会将信息化。比如，根据赛迪顾问发佈的《2018年中国5G产业与应用发展白皮书》预测，之后5年5G将直接拉动智能网联汽车1.3亿辆，物联网连接数124.5亿，VR/AR设备出货量2，356.2万台。以金额计，仅是物联网连接数124.5亿，一个传感设备的价格如果按100元算就是1.245万亿元，按1，000元算就是12.45万亿元，而按10，000元算的话则是124.5万亿元，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从而对经济是一个多么大的拉动。 如此下来，今后蓝领和白领都将分别在智能工厂和智能办公室中生产和工作，而人们的户内与户外生活都分别在智慧家庭与智慧城市中度过，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景象，而这一景象又需要多么庞大的信息基础设施及其应用设施来支撑。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空间及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而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当然，这一景象目前还在憧憬阶段，还需要有高度的前瞻性思维来想像。有人可能会批评这样的思维与想像过于丰富。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0年前有多少人想到了微信能够普及到并频繁与高效地应用到了今天的地步，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年我们的前瞻性及想像力是多么贫乏吗？实际的情况将很可能是， 我们今天的前瞻性及想象力若干年后将被事实证明为过于贫乏，而非过于丰富。所以，对于信息经济的将来，我们必须展开高度的前瞻性思维及想像； 如此，对于信息基础设施， 进而”新基建“的发展空间就不会质疑了。
9月17日消息，盒马总裁侯毅与第21届世界知识论坛进行了视频连线，围绕“疫情时代新零售市场”主题发表演讲。 侯毅表示，线上和线下都有其各自独特的价值，线上不可能完全取代线下，线下则离不开线上。谈到盒马新零售在危机中高速成长，他认为关键在于数据和技术驱动零售变革。并且，未来的零售业要提升竞争力，必须投入在线新经济时代。 此前，盒马总裁侯毅在上海发表了《立足上海“在线新经济”高地，让产业数字化继续领跑全球》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在线新经济一定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全产业的数字化，是在线经济的一个特征。 《》还了解到，盒马于今年6月宣布迈入新零售2.0时代，“新零售2.0”即更多的是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这也恰恰是其投入在线新经济的一个表现。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编制“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 在17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齐发声，围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数字经济释放了密集利好，包括谋划“十四五”期间的信息化发展工作，加快编制“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等。 “当前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杨小伟表示，2019年我国各地区、各部门信息化发展成效不断显现。截至去年年底，全国IPv6活跃用户数达2.7亿，约占网民数的1/3；全国已开通5G基站13万个。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 围绕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更多支持政策蓄势待发。杨小伟表示，下一步，一是进一步完善规划布局，编制“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二是抢抓战略机遇，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三是夯实能力基础，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四是做强实体经济，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动能。五是聚焦脱贫攻坚，坚决打好网络扶贫收官战。六是提升治理能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七是释放创新活力，扎实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八是坚持开放合作，高质量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两化深度融合方面，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将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坚持以标准为引领，加强两化融合标准体系建设推广，通过企业贯标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的深化应用和快速推广。打造多层次、系统化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将供应链向供应网络转变。持续培育融合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有关负责人沈竹林表示，将加快建立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抓紧完善数据包括确权、共享、流通、交易以及收益分配等一系列标准规范和制度体系。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加快编制“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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