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仍不明朗、国际环境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9月26日举办“全球经济复苏与金融业合作”上海峰会，邀请政府和监管部门高层领导、国际领先的金融机构负责人等，共同研讨在后疫情时期，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复苏及金融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深化全球金融业融合，以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欧文汉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欧文汉 这里，我重点与大家交流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情况。 今年以来，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较大压力；同时，疫情蔓延导致国际交往受限，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是对冲和消化疫情不利影响的现实需要，是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既定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挥好财政宏观调控作用的应有之义。 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总的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提高赤字率，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明确释放出更加积极有为的信号。为了保证较强的政策力度，赤字率从2.8%提高到了3.6%以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赤字率首次超过3%。从执行情况看，3.76万亿赤字，在保障疫情防控重点支出、对冲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弥补中央和地方收支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充分传递了我们把经济稳定住的决心，有效地提振了市场的信心。 第二方面，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需求，直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在疫情蔓延的特殊时期，我们采取了特殊政策，发行了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全国人大通过预算草案后不到一个月，6月18日迅速启动了特别国债的发行，7月底已平稳高效地完成了全部发行。目前扣除省里按规定留用的部分后，资金全部迅速下达到市县基层。与此同时，我们将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规模增加到3.75万亿，这是新《预算法》实施以来的最大规模。截至8月底，新增专项债累计发行近2.9万亿元，完成了82%的全年已下达额度，其中，有78%的资金已落实到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重大项目，形成了拉动经济的实物工作量。此外，中央安排基建投资的预算规模也进一步增加到6000亿元。政府投资的增加，不仅在规模上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撬动社会资金的投入，稳定了经济的“总量”；而且在结构上补足公共卫生、“两新一重”重点领域和重大战略项目等方面的短板，提升了经济的“质量”，取得了一举两得的良好效果。 第三方面，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降低税费负担，有效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近年我们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制度性减税降费措施，2017-2019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分别达到1万亿、1.3万亿和2.36万亿。今年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又密集出台了保障防控物资供应、推动全面复工复产、支持中小企业纾困发展的减税政策，以及社保费医保费减免、住房公积金缓缴等政策，随后又将主要政策执行期从6月底延长到年底。上半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超过2.5万亿元。总体上看，近年的减税降费措施惠及范围广，政策力度大，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规模空前，使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人民群众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第四方面，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力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疫情冲击的外部因素影响，也有一些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发挥结构政策的优势，进行精准滴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比如，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投入。再如，完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政策，进一步拓展范围，实施了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的试点。又如，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推动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加快实施。财政政策还注重支持广大中小微企业发展，通过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以及实行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展升级。 第五方面，保障好就业和基本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消费，积极发挥对扩大内需的支持性作用。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做好稳就业、保民生工作。就业方面，阶段性地扩大了失业保障范围，对大龄失业人员、参保的失业农民工等推出了新的保障政策。社保方面，提高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指导地方做好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工作，将受疫情等影响陷入困境的符合条件对象纳入救助范围，并适当提高低保等保障标准。这些政策为困难人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有助于有效增加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回暖复苏。 此外，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还特别重视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注重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合力。比如，创新性地推出了“专项再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为降低重点保障企业的融资成本，人民银行提供专项再贷款，由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确保实际融资成本低于1.6%，从管理上财政采用“先拨后结”方式，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3%，为企业减少融资成本约130亿元。此外，我们还加大了对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的支持力度，提高贷款额度上限；构建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更好地支小支农；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免收或减半收取再担保费，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担保费率持续下降。可以说，在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进行了新的探索，政策合力进一步增强。 从今年前8个月的情况看，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方面，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当前经济呈现出稳定复苏态势。消费和投资继续好转，工业和服务业恢复加快，就业和物价总体稳定，外贸和外资增长好于预期，新动能和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逐步增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货物出口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前8个月的累计数据已经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或者接近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月份增速也实现了年内的首次转正。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基础进一步巩固，财政运行稳步向好。 财政收入方面，在3月份触底后，二季度以来连续回升，8月份增长5.3%。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税收收入降幅进一步收窄。原因在于，虽然减税政策导致减收，但由于起到了助力企业纾困发展、涵养税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稳步恢复，税基进一步扩大。从税种看，8月份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进口环节税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体税种增速已全面转正；从行业看，主要行业的税收增幅与上半年相比均出现了回升。 财政支出方面，支出明显提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1-8月全国财政支出累计下降2.1%，降幅连续两个月收窄。特别是三季度以来支出增速显著回升，7、8月份分别同比增长18.5%和8.7%。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公共卫生支出增长了70.2%，扶贫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了12.8%、10.9%。 近几个月财政经济实现企稳回升，主要指标保持稳定恢复的态势，表明我国经济拥有强大韧性。我们具有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显示出我们具有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因此，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进一步消化疫情等不利影响，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既要帮助企业纾困、“留住青山”，又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放水养鱼”；既要注重政策力度、保持一定规模，又要注重提高效率、用改革的办法创新实施方式；既要注重主动作为、发挥自身优势，又要注重协调配合、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共同发力；既要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又要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同时，在确保政策落地生根、收到实效的基础上，还要密切跟踪形势变化，适时完善和丰富政策内涵，巩固住经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 当前全球范围的疫情发展还存在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仍遭受着严重的冲击。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不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都要团结合作。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既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也要更大力度吸引外资、发展外贸、开展金融合作。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涵盖金融业合作在内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新冠疫情在欧洲迎来了二次爆发，欧洲股市再度遭遇重挫，全球避险情绪再次升温，导致美元指数快速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收缩，与此同时，具有避险属性的国际黄金价格也遭到重挫，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的风险资金再一次开始回流美国。 回顾今年以来的行情，欧洲股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尤其脆弱（见图1）。自2月19日疫情在海外爆发以后，至3月中旬全球美元流动性危机致使资产普跌期间，欧洲股票市场的跌幅位于全球主要市场的前列，基本与美国的回撤幅度持平，而后却走出了不同的剧本——美股在美联储释放天量流动性、国会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后快速修复，并创出历史新高；反观欧洲股市，截止目前，仍未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完全修复疫情的影响，而像英国、法国的股市更是深陷衰退的泥潭（见表2）。 值得一提的是，A股在本次疫情中的独立性相对较强，主要原因是疫情的严格控制，刺激政策的快速出台，经济得以持续稳步修复。而港股的独立性相对较差，香港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港股会受到国内疫情、香港本土事件、海外黑天鹅等的综合影响；且香港的海外投资占比在57%左右，极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故而可以看到，自1月22日起，港股在多因素交织的影响下不断走低。但独立性较强的欧洲股市为何会走出与港股同样的弱势行情？ 疫情再次爆发 8月以来，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见图3），这也是近期欧洲股市持续下跌的直接导火索。以9月25日为例，全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6.9万，是9月初的2.3倍，且仍呈加速增加的趋势，其中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较月初增加8.7倍，英国增加4.2倍，法国增加2.2倍。疫情再次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夏季欧洲内部的跨境旅游管理放松、假期结束学校重开、社交活动活跃导致病例数激增。 为了控制第二轮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出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例如，英国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限制酒吧营业时间、限制集会人数等，以期避免再一次实施全国性的封锁，这也使得经济的复苏再一次陷入停滞的担忧之中。而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欧洲面临的普遍难题。若疫情继续发酵，而疫苗尚未发行，进一步封锁将会成为无奈但唯一的选择。 割裂的政策 欧盟作为经济共同体曾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统一的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加强了欧盟的整体竞争力，但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间的裂痕不断扩大。 欧元启动后，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各国仅对财政政策拥有制定权。然而，为了约束各国的财政纪律，欧盟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这极大地制约了各国财政政策制定的自由权。随着欧盟各国经济的不断分化，财政政策也分道扬镳，欧盟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欧债危机，而英国公投脱欧更是对欧盟赤裸裸的分裂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大多数国家迅速通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急需救助的金融市场、企业和个人进行扶持；而欧盟各国却陷入了严重的囚徒困境，从而使得救助政策得不到及时落地。 疫情之下，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与疫情严重程度均不一样，所需的货币政策刺激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也不尽相同，救助方案更是众口难调，使得欧盟各国的裂痕更甚。其中主要的冲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方是一直保持财政自律的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芬兰等国组成的新汉萨同盟，坚持减少欧元区支出、加强欧元救助基金的权力、强化欧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他们拒绝对缺乏财政纪律的国家提供无条件救助；另一方以法国为首，赞成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加大对南欧各国的无偿救助和贷款支持力度，从而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走出财务困境。 立场的不一致使得欧盟的救助计划异常难产，在缺乏货币与财政政策自由度的情况下，欧盟各国的经济复苏极度缓慢，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见图4）。尽管欧洲央行已经紧急将购债规模扩大至1.35万亿欧元，欧盟也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当疫情再次袭来，市场有理由担心进一步的救助计划难以及时、有效地实施。截至9月份最新数据，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均未对欧元区经济产生乐观的态度。 经济修复雪上加霜 在年初疫情发生之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就凸显疲软。从整个欧元区来看（见图5），二季度的GDP同比下降13%；分结构来看，消费和投资迅速萎缩，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均受到严重打击，净进出口虽然相较一季度封城时有所修复，但仍未实现转正。 从高频数据来看，欧元区经济现状指数在5月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6），低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受限于刺激政策的难以落地，经济的修复速度极度缓慢，三季度预计也将难有明显改善。就连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也表现不佳。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在今年夏天做出的巨大努力有可能将付之东流，封锁将会快速在经济和就业上得到反应。本就脆弱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将会进一步弱化，从而导致经济出现进一步衰退。 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和英镑自3月份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见图7），进一步削弱了欧元区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二季度欧元区净进出口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将有可能难以持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将会进一步拖累欧元区的整体贸易水平，那就是英国脱欧。目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不断加大，随着脱欧过渡期的临近结束，关于北爱尔兰软边界问题的协商却陷入僵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将对英国原先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法国、荷兰等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 结语 资本市场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复苏疲软的担忧本就严重，而在疫情二次爆发之际，这样的担忧只会进一步蔓延。 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欧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正在逐年降低，资本市场的中心在20世纪已经转移至美国，而21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心极有可能在亚太地区，缺乏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的欧洲各国将难以对国际资本产生较大的吸引力。疫情发生后，虽然美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的股市均已接近甚至突破疫情前的高点，但欧洲各国的资本市场却像被遗忘一般，或许欧洲资本市场的荣光将难重现。
COVID-19爆发前，发展中国家未来充满希望。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从2009-10年的大衰退中迅速复苏，其中不少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享受到全球石油、原材料和农业商品需求激增的好处。 美国则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收益都流向了原本便已富裕的群体，中产阶级和穷人日益落后。许多分析师将民粹主义右翼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归因于这些趋势。随着中产阶级的缩水，越来越多的工作阶级陷入了绝望，许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就业损失、政府对阿片类药物泛滥视而不见、社保计划资金不足，甚至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本身感到愤怒和失望。 美国上升预期正在结束，在战后数十年的繁荣期中，长期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既成规范让美国的自由民主体系韧性相对较强。但在本世纪，社会凝聚以及道德进步的分享感开始消退，让国家和人民越来越容易受到反自由民粹主义的影响。 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教训。破灭的预期不但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福利，也有害于社会构建和维持民主规范和制度的能力。 总体而言，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比美国更强更稳定。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腾飞，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初跟进，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这波增长足够让数亿人摆脱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1.90美元），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跻身中产阶级。相反，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挣扎者”阶级，家庭人均收入在每天4-10美元。 挣扎者比穷人好一点，但他们缺少定期收入和社会保险，因此很容易遭受家庭冲击，如健康危机和突然失业。大部分挣扎者是不断扩大的城市中心的食品、交通（网约车司机）和零售行业的个体户或非正式工人。发展中国家有三十亿挣扎者，他们既有雄心追求更好的未来，也焦虑于挥之不去的返贫风险。 逐渐地，经济增长让一些挣扎者（最有可能的是一些完成高中教育的人）成功跻身规模庞大且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人均日薪10-15美元。但是，工作阶级挣扎者家庭仍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流，占人口的60%，中产阶级家庭占了另外的20%，极端贫困和富人则各占12%和8%。其中，挣扎者和新中产家庭所面临的疫情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冲击的风险最大。 伦敦国王学院的安迪·萨莫尔（Andy Sumner）与合作者们估算，COVID-19将导致发展中国家2020年GDP萎缩10%，让大约1.8亿人跌入每天1.90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之下。世界银行的估算基于幅度更小、因国而异的GDP萎缩程度（平均为5%），但仍然警告将有7000万-1亿人跌入极端贫困。 对于成千上万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犯任何错误，日子却变得比自己所预期的更差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当敢于发声和提要求的人民遭到预期的猛然逆转时，结果是美式社会紧张和政治极化。2014-15年，拉丁美洲地区增长开始恶化，平均每年不到1%，这意味着人均增长为负。结果，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时能够容忍的条件，突然间不再如此。 此后五年，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大部分是针对官员腐败以及政治和公司精英所享受的内部特权。只有相对情况较好的智利，示威者成功实现了进步变革。 在COVID-19的阴影下，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和金融压力。因为没有可交易的本国货币，这些国家无法从未来公民（如美国和欧盟那样）手中借钱满足眼下的需要。 面临社会凝聚下降、政治动荡和专制和民粹主义卷推崇来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银行必须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规模更大的贷款项目。这些项目应该简单直接，目标是为即刻现金转移提供资金，以确保贫穷和挣扎者家庭的儿童不会挨饿和永久辍学。这些投资对于获取未来人力资本是不可或缺的，而人力资本则是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 COVID危机标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不仅要抵御国内的极权主义，还要为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发出声音。如果人们相信前景不再光明，政治就有可能迅速变得混乱，并给自由和公民自由造成附带伤害。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召开，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毫无疑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指导思想。 近期，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主题紧紧扣住双循环。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CF40特邀嘉宾、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 今天的推送摘取了本次曲江论坛上的部分精华观点，供各位读者参考。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 “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要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降低居民养老和住房负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牢牢抓住“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挖掘国内需求，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就业，我国的人口量多，劳动力也很多，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其次，要增加分配，改善分配结构。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还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 第三，要在消费环节，降低居民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要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当前，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因此，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在货币宽松时期，更要警惕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次推高房价的现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服务“双循环” 金融要做好五件事 “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新形势下推进“双循环”战略，金融无疑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下，要找准金融的准确定位，即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必须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首先，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下，中国金融制度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次，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其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扩大内需。 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重点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还要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其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第三，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第四，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在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第五，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加快批准试点银行设立境内投资子公司，扩大试点城市范围；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 “双循环”战略是 “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 打通内外“双循环”，离不开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这既关乎到国内大循环能否顺畅、安全，更是联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今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把握重点、聚焦“五通”。“双循环”形势下，应该牢记“五通”初心，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第二，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搞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现有网络的作用。 第三，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从来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就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疫情仍在四处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发挥我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睦邻友好的地缘优势，推动双边和多边FTA谈判，以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市场融合和人文交流来构建更加顺畅、自主和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应会得到周边地区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技创新、政府投资效率、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仍需关注多方面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高度重视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在三个方面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 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解决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上，同时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创新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关键； 发展条件，劳动人口变化和工资水平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需重塑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也是其中关键内容。 政策建议：建立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需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要抓住当前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其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企业资产规模不大但连接性广泛，很多平台企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再如，数字经济兴起，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将不同，知识产权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就更重要。二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三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需优化政府投资评价体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投资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当前政府投资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项目储备不够，资金淤积于账面，使用效率不高；二是项目功能是否能发挥有待检验。 提升投资效率的前提是能够对投资的有效性进行客观有效的评判。投资分为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前者投资有效性评价标准十分清晰，即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则投资效果越好；而后者是公共投资，不能仅仅从投资回报率进行评价，需要全方位考虑，形成清晰的评价向导体系。 政策建议：以价值为导向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框架。政府投资应以价值为导向，最终目的就是提升人的价值。应当对政府投资的项目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从经济视角（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社会视角（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生态视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视角（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聚集），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最终将项目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 其三，要关注“双循环”下的就业质量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还需要就业的质量，即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一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几乎没有晋升渠道。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产业空心化或者收入增长停滞。二是，要避免过去出现的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 政策建议：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一是，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二是，需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三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四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 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定位为“平台+实体”新型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
严明会 万科旗下的万纬物流发展五年来，目前已经服务超过国内外850+知名客户，涵盖电商、快递快运、零售、新经济等多个行业领域，其中张旭表示：万纬会全力服务支持新经济行业发展“我们的客户中有一个叫遥望网络。它是一家专门的“网红直播带货”的公司，有200多个直播室，有200多位明星在直播。遥望网络第一次了租了万纬大约2万方的高标仓，上个月说还想括租2万方。他们的业务增长非常快，有许许多多的企业网红不断地聚集到杭州来从事这项新事业，这就是今天蓬勃发展的新经济。” 此外，在冷链物流业务方面，万纬一直坚持食品安全最高标准：“我们在食品安全上坚持最高标准。麦当劳对服务的要求是全球最高的标准，它和美国烘培协会（AIB）一起制定了自己的DQMP标准。百胜对于服务和食品安全也有非常严格的表格，每个月都对服务它的园区做评比，还安排飞行检查，我们要求我们所有的冷链园区去在百胜的园区排名当中争第一，我们的宁波冷链园区在2020年不断保持评分榜的第一名。我们的的品质安全，以及QA、QC必须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管理，才能经得起客户的考验、赢取客户的信任。”
作者简介：金融学博士，高级经济师，CFA，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电子邮箱：zhangqidi1@126.com 微信公众号：wallstreeteco 本文首发于界面新闻。 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市场分歧也逐渐加大。有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将延续此前趋势继续上升，并且有望升至6.0-6.5之间。也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已近尾声，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随着美国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美国经济有望持续复苏；二是美国实际利率以及库存水平已经降至历史低位，美国经济已经具备复苏条件；三是美国经济修复一旦加速，通胀压力将上升，长端收益率也将进入上行通道，届时中美息差将收窄。并且，一旦长端利率上行，美股波动也将加剧，影响资金的风险偏好，国内资本流入可能下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1 2015/1/1-2020/9/23人民币汇率走势 人民币升值周期是否结束？笔者认为，在经历短暂的调整后人民币仍将继续升值，上述看空人民币汇率的理由均站不住脚，理由如下所示。 一、美国疫情形势远谈不上有效控制 图1是美国疫情爆发至今单周病例数变化情况，由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一周中，美国新增病例数在连续八周回落后再度反弹。目前欧洲基本上处于疫情二次爆发状态。考虑到美国仍未实施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预计追随欧洲出现疫情二次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尤其是利于疫情传播的秋冬季已经来临，更加提高了疫情二次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华盛顿大学预计到了冬季美国疫情将更加严重。9月22日鲍威尔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就曾表示，只有在所有人都非常有信心重新参与各项活动时，全面的经济复苏才会出现。然而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当前认为美国疫情形势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另外一个逻辑是疫苗的出现。然而疫苗在短期内仍难以救场。虽然中国已经有较为成熟的疫苗问世，但欧美国家可能基本不会接种，只能等待自己的疫苗研发成功，美国疫苗基本上要等到年底才有可能出现。即便是美国疫苗研发成功，短期内也很难有效改善疫情形势。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疫苗研发成功后，后续大规模量产、分发、接种都需要时间，即便是在比较乐观的情况下，完成大规模接种也需要半年时间。也就是说，在2021年上半年以前几乎看不到大规模接种完成，预计可能得等到年底才会出现。第二，美国居民疫苗接种意愿较低，这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接种的效果。如果不能给更大范围人群接种，即便是疫苗研发成功，可能也难以使用疫苗来有效控制疫情形势。综上所述，指望疫苗在短时间内救场几乎不现实。鉴于疫情是短期内影响经济最重要的变量，如果美国疫情出现二次爆发，美国经济再度回落是大概率事件。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2 2020/2/1-2020/9/19美国单周新增病例数变化趋势 二、美国经济基本面远不如经济数据亮眼 虽然短期内美国经济各项指标显现了一定的回升迹象，然而并不能就此断定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即便是美国实际利率以及库存水平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也不能就此认定美国经济已经具备了复苏条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美国经济依然疲弱。本轮疫情爆发时美国经济复苏就已经接近尾声，并且正处于长期经济停滞的开端，疫情爆发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加大了对美国经济内生动能的打击。虽然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恢复，但与疫情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第二，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永久性冲击。由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政府迟迟无法有效控制疫情，致使经济低迷时间过长，大量企业倒闭，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已经由临时性冲击变成了永久性冲击。因此，不能简单依照过往经济周期的逻辑去判断未来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 第三，疫情导致美国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由于疫情爆发前美国贫富分化问题就已经较为严重，疫情爆发后使得脆弱人群受到的冲击更加明显。再加上资产价格上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将给未来美国经济复苏带来较大影响，降低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第四，美国后续财政刺激措施大概率缩水。前期美国财政刺激措施已经到期，两党迄今为止仍无法就新财政刺激法案达成一致。芝加哥联储主席Charles Evans本周二就曾表示，如果没有新一轮财政刺激，美国经济有陷入螺旋式下滑的风险。然而，即便是出台新一轮刺激措施，对居民部门的补贴恐难以达到前一轮财政刺激的力度。前期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复苏的重要支撑就是财政刺激保证了居民收入并未出现下滑。如果居民部门的财政补贴出现下降，那么美国经济仍有可能再度出现边际走弱。 总的来说，美国经济未来复苏仍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疫情所带来的永久性冲击，经济复苏前景远没有想象的美好，这也是美联储在2020年9月议息会议的经济展望中认为美联储在2023年底之前都不会加息的重要原因。 三、中美息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 疫情爆发后，虽然中美都同步启动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的宽松力度远大于中国央行，导致中美息差持续扩大。2020年2月11日，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息差为130bp，而到了2020年9月21日，中美息差高达245bp。事实上，如果说从更长一点的周期来看，中美息差扩大始于2019年1月18日，当时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息差为29bp。虽然自此之后中美息差持续扩大，至2019年10月31日升至155bp，然而在此期间人民币持续贬值，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主导了这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走势。而疫情爆发后，中美一阶段协议仍在执行，美方也并没有对协议的执行提出异议，中美息差持续扩大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产生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3 中美息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展望未来，预计中美息差维持在高位仍将持续。美联储已经表态2023年以前都不太可能加息，甚至也可能会继续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可能在再度下行。从国内情况来看，虽然未来经济也面临再度边际走弱的压力，货币政策也可能再度宽松，然而宽松力度预计仍将不及美国。以上原因使得中美息差仍有望继续维持在高位。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4 2015年至今中美息差走势（%） 四、贸易顺差仍有望继续保持在当前水平 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外需增长变为负值。然而，由于中国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复工复产速度极快，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出口非常稳定，使得二季度出口增速快速回升，外需贡献率大幅升。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预计贸易顺差维持在较高水平将至少能延续至2021年二季度。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5 2014年1月-2020年8月中国贸易顺差变化情况 五、资本流入仍将继续 有观点认为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的影响国内资本流入可能减少，笔者并不赞同。根据Wind资讯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2.46万亿元，债券2.57万亿元。并且最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强的资本流入趋势，甚至连中美贸易摩擦这种较强的外部冲击都未对这一趋势造成影响。尤其是考虑到中美息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维持在高位，国际指数纳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也将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人民币资产的配置规模依然较低，再加上国际投资者越来越看好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预计国际资本流入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较多的流入。资本流入增多也将给人民币带来支撑，有利于人民币未来进一步走强。 数据来源：Wind资讯。 图6 2013年12月-2020年6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变化趋势 另外，也有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引发央行出手干预。以笔者来看，只要人民币汇率维持较大弹性，缓慢震荡式升值而非急速大幅升值，就不会对出口带来较大影响，也不会引发央行干预。目前多数企业也加大了外汇风险的管理力度，不会因为人民币一定幅度的升值而带来较大损失。并且，人民币适度升值也有利于国内企业转型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综合来看，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仍有一定升值空间，但也不排除会受到一些意外因素的干扰出现短暂的调整。从更长时间来看，人民币可能已经进入中长期升值通道。
原标题：减税降费的短期成效及中长期目标 我国减税降费的历程，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提出的结构性减税计划。而为各方耳熟能详的全面减税降费开始于2018年。据财政部门的统计，2018年和2019年减税降费累计超过3.6万亿元。这一规模约占我国GDP比重的2%，财政收入比重的15%左右。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决策，提出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5045亿元，其中新增减税5414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9631亿元。而据最新估算，全年可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超过2.5万亿元。如若兑现，将是我国年度减税降费规模的历史之最。 减税降费短期成效明显 为什么要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短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通过财政刺激稳定经济运行基础。减税降费则是令企业增加投资、个人增加消费的主要财政举措。长期来讲，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减税降费能够加快国家经济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尽快实现。 在成熟经济体中，实施大规模减税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彼时，两国都将减税降费作为振兴经济的主要办法。这一改传统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时只会增加政府支出，加重社会负担的做法，而是采用了直接为经济社会减负，来帮助企业发展并刺激民众消费。最终效果显示，两国虽然在减税降费中承担了一定的财政压力(税费减收)，但是经济则走出了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英国明确了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则为后来走向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奠定了基础。 我国减税降费效果也正在显现。相关研究显示，2012年至2016年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减少了重复征税，鼓励了服务业发展。另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估算，5年时间里，仅此一项改革累计减税就超过2万亿元，为小微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及清理各项收费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同时，减税降费为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高端制造业所需要的创新投入受到减税降费的鼓励，现代服务业受益于税收抵扣政策的优惠。 减税降费在今年被赋予全新的任务目标——不仅要继续为经济转型输送减负红利，而且要为稳定经济社会运行提供保障。减税降费力度加大，以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困难。具有代表性的政策安排包括：在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的同时，强化阶段性政策，出台实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和复工复产的税费政策并延长执行期限，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 可以看到，代表性政策背后有很强短期宏观调控目标。作为中国现行税制中收入占比最高的税种——2019年增值税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为39.5%。减增值税意味着多数行业和企业将获益。从减税过程上看，增值税标准税率在2018年5月1日，从之前的17%降至16%，下调一个百分点；2019年4月1日税率又从16%降至13%，下调三个百分点，下调幅度接近20%。增值税税率下调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税制改革中前所未有，而且在全世界开征增值税的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所罕见。事实上，增值税税率降低有显著减轻增值税纳税人负担的作用。同时，由于只有生产经营产品或服务才会有增值税纳税，因此减税负也是鼓励复工复产的举措，还可以理解为是对企业持续经营提供的一种经济激励。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减税，降费的内容和意义可能要陌生一些。这次降费中一项关键内容是调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2019年之前，我国长期实行20%左右的缴费率水平，而今开始执行16%的缴费率，以此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此基础上，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对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将更多资金用于复工复产，有很大的提振作用。进一步看，我们还要更加深刻认识到减税降费对保就业等重要目标的支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定经济运行和保就业分别是头号目标。企业恢复生产也就恢复了用工。民众有了工作，也就有了基本收入。有了基本收入，不但可以减轻财政保障负担，而且可以稳定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循环正常运转。这样的逻辑下，减税降费的短期作用陡然提升。其稳定社会经济运行的作用不是减轻负担所能囊括的，而是关系到了整体战略布局。 减税降费中长期目标更须关注 相对于关注减税降费的短期成效，其中长期目标更值得思考。尤其是减税降费对经济社会运行的中长期影响会在今后一段时间逐步体现。新的挑战和机遇亟待甄别。首先，如何实施可持续的减负政策。这不仅考验决策定力，而且关乎财政实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改革发展的任务还比较繁重。依靠减税降费推动改革还可能会有比较长的周期。因此，财政减收所承担的压力极有可能比多数国家要大。当财政减收与政府增支同时出现时，财政赤字将长期存在。这无疑会给财政工作乃至政府运行带来挑战。其次，减税降费的切入点怎样选择。普遍性的减税降费会走到“十字路口”，针对性的减税降费延续时间会更长。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了解程度，以及政策执行的力度将在未来决定减税降费的实际效果。最后，减税降费如何与其他政策配合。面向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帮助了他们渡过难关。与财税政策配套的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就业政策也在发挥同样的作用。但要真正搭建起服务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政策体系，上述政策还需要更加密切协调配合。 第一，未来的减税降费要与政府减支对应起来。在确保民生支出不减少的情况下，要削减其他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今年中央部门带头削减不必要预算支出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第二，要加强对减税降费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财税部门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先进技术方法和微观数据资源，用以及时准确的判断减税降费的实际成效，不断积累制定未来政策的经验。第三，将各类政策优势进行全面分类，建立常态化政策协调机制。部门之间的协调是政策协调的前提。财税、金融、发改和人社部门都需要坐下来，为中长期的政策协调搭建合作平台。 (何代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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