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欧洲迎来了二次爆发，欧洲股市再度遭遇重挫，全球避险情绪再次升温，导致美元指数快速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收缩，与此同时，具有避险属性的国际黄金价格也遭到重挫，种种迹象表明，全球的风险资金再一次开始回流美国。 回顾今年以来的行情，欧洲股市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尤其脆弱（见图1）。自2月19日疫情在海外爆发以后，至3月中旬全球美元流动性危机致使资产普跌期间，欧洲股票市场的跌幅位于全球主要市场的前列，基本与美国的回撤幅度持平，而后却走出了不同的剧本——美股在美联储释放天量流动性、国会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后快速修复，并创出历史新高；反观欧洲股市，截止目前，仍未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完全修复疫情的影响，而像英国、法国的股市更是深陷衰退的泥潭（见表2）。 值得一提的是，A股在本次疫情中的独立性相对较强，主要原因是疫情的严格控制，刺激政策的快速出台，经济得以持续稳步修复。而港股的独立性相对较差，香港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港股会受到国内疫情、香港本土事件、海外黑天鹅等的综合影响；且香港的海外投资占比在57%左右，极易受到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故而可以看到，自1月22日起，港股在多因素交织的影响下不断走低。但独立性较强的欧洲股市为何会走出与港股同样的弱势行情？ 疫情再次爆发 8月以来，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不断刷新历史记录（见图3），这也是近期欧洲股市持续下跌的直接导火索。以9月25日为例，全欧洲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6.9万，是9月初的2.3倍，且仍呈加速增加的趋势，其中比利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较月初增加8.7倍，英国增加4.2倍，法国增加2.2倍。疫情再次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夏季欧洲内部的跨境旅游管理放松、假期结束学校重开、社交活动活跃导致病例数激增。 为了控制第二轮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针对疫情严重地区出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例如，英国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限制酒吧营业时间、限制集会人数等，以期避免再一次实施全国性的封锁，这也使得经济的复苏再一次陷入停滞的担忧之中。而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当前欧洲面临的普遍难题。若疫情继续发酵，而疫苗尚未发行，进一步封锁将会成为无奈但唯一的选择。 割裂的政策 欧盟作为经济共同体曾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统一的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加强了欧盟的整体竞争力，但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间的裂痕不断扩大。 欧元启动后，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统一制定，各国仅对财政政策拥有制定权。然而，为了约束各国的财政纪律，欧盟规定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60%，这极大地制约了各国财政政策制定的自由权。随着欧盟各国经济的不断分化，财政政策也分道扬镳，欧盟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欧债危机，而英国公投脱欧更是对欧盟赤裸裸的分裂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全球大多数国家迅速通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本国急需救助的金融市场、企业和个人进行扶持；而欧盟各国却陷入了严重的囚徒困境，从而使得救助政策得不到及时落地。 疫情之下，欧洲各国的经济状况与疫情严重程度均不一样，所需的货币政策刺激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也不尽相同，救助方案更是众口难调，使得欧盟各国的裂痕更甚。其中主要的冲突来自于两大阵营：一方是一直保持财政自律的国家，如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芬兰等国组成的新汉萨同盟，坚持减少欧元区支出、加强欧元救助基金的权力、强化欧盟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他们拒绝对缺乏财政纪律的国家提供无条件救助；另一方以法国为首，赞成加大财政刺激力度，加大对南欧各国的无偿救助和贷款支持力度，从而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走出财务困境。 立场的不一致使得欧盟的救助计划异常难产，在缺乏货币与财政政策自由度的情况下，欧盟各国的经济复苏极度缓慢，资本市场的信心受到严重挫伤（见图4）。尽管欧洲央行已经紧急将购债规模扩大至1.35万亿欧元，欧盟也出台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但当疫情再次袭来，市场有理由担心进一步的救助计划难以及时、有效地实施。截至9月份最新数据，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均未对欧元区经济产生乐观的态度。 经济修复雪上加霜 在年初疫情发生之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就凸显疲软。从整个欧元区来看（见图5），二季度的GDP同比下降13%；分结构来看，消费和投资迅速萎缩，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均受到严重打击，净进出口虽然相较一季度封城时有所修复，但仍未实现转正。 从高频数据来看，欧元区经济现状指数在5月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6），低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期。受限于刺激政策的难以落地，经济的修复速度极度缓慢，三季度预计也将难有明显改善。就连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德国，也表现不佳。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欧洲各国在今年夏天做出的巨大努力有可能将付之东流，封锁将会快速在经济和就业上得到反应。本就脆弱的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将会进一步弱化，从而导致经济出现进一步衰退。 值得关注的是，欧元和英镑自3月份以来相对美元不断升值（见图7），进一步削弱了欧元区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二季度欧元区净进出口刚刚有所改善的情况将有可能难以持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将会进一步拖累欧元区的整体贸易水平，那就是英国脱欧。目前，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不断加大，随着脱欧过渡期的临近结束，关于北爱尔兰软边界问题的协商却陷入僵局，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将对英国原先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法国、荷兰等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 结语 资本市场对于欧洲的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复苏疲软的担忧本就严重，而在疫情二次爆发之际，这样的担忧只会进一步蔓延。 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欧洲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正在逐年降低，资本市场的中心在20世纪已经转移至美国，而21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心极有可能在亚太地区，缺乏经济和金融竞争力的欧洲各国将难以对国际资本产生较大的吸引力。疫情发生后，虽然美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等亚太国家的股市均已接近甚至突破疫情前的高点，但欧洲各国的资本市场却像被遗忘一般，或许欧洲资本市场的荣光将难重现。
原标题：经济基本面 对人民币支撑不断增强 在短暂站上6.8元关口后，人民币对美元近日连续贬值，引发本轮人民币升值接近尾声的猜想。尽管美元指数波动对人民币汇率运行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本轮人民币升值不完全是美元阶段性走弱所致，不应忽视我国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提供的支撑在不断增强的现实。随着美元指数走势出现反复，人民币汇率运行将回归基本面主导格局，更多地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5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几近跌破7.2元的情况下反弹，9月中旬突破6.8元一度升至6.75元附近。正当看多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之时，人民币汇率踩下“急刹车”，让形势重新变得微妙起来。9月24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8028元，较前一交易日下调42点，为连续第四日走低。自5月底人民币走出升值行情以来，这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次出现“四连降”的情况。同样，市场汇率也出现较快调整，9月24日离岸人民币盘中跌破6.83元，近一周已下行约900点。 关于本轮人民币升值能否延续，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专家认为，人民币已步入新一轮升值周期；另有部分专家认为，本轮人民币升值已近尾声。 上述分歧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源于人们对美元指数的走势存在不同看法。本轮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是美元走弱。据研究人士测算，2012年以来，美元指数和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8。简单来说就是美元强，人民币弱；美元弱，人民币强。 从3月下旬起，美元指数转入弱势，单边市特征显著，也埋下了超跌反弹的伏笔。近期人民币汇率走势出现反复，就发生在美元指数反弹的背景下。9月23日，美元指数升破94，站上近两个月高位。 尽管从长期看，货币超发、信用透支及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下滑，决定美元指数波动向下是大势所趋。但是，考虑到美元作为重要避险货币的地位及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在经历快速下跌后，短期内美元指数确有继续反弹的可能性，需警惕由此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此前美元走弱，不仅助推非美货币升值，还是黄金、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乃至新兴市场股价上涨的重要推手。 本轮人民币升值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有力支撑。一是我国经济恢复加快，尤其是最近需求改善信号增多，就业、消费逐渐呈现相互促进的特征，经济基本面给予人民币汇率的内在支撑有望增强。二是我国坚持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中外利差处于较高水平，由于经济运行积极向好，利差水平难以大幅压缩，我国资产对外资具有很大吸引力。三是我国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出便利外资投资、交易的举措，营商环境更趋友好，进一步提升外资来华投资积极性。 今后一段时间，在影响人民币汇率运行的各种因素中，需注意美元指数波动带来的扰动作用，但也不应忽视我国经济的支撑作用。人民币“新升值周期”存在与否，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我国经济的恢复情况与发展前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呈现稳定转好态势，有望在人民币汇率定价中得到更充分体现。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29日召开，研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毫无疑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是贯穿其中的主线和指导思想。 近期，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在西安举行，主题紧紧扣住双循环。包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CF40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蔡鄂生，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CF40常务理事、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CF40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CF40特邀嘉宾、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在内的国内顶尖学者齐聚一堂，从多个维度分享了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见解。 今天的推送摘取了本次曲江论坛上的部分精华观点，供各位读者参考。 首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现场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打造“双循环”的战略构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既涉及到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流通之间的循环畅通，也涉及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流动、优化配置的循环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主体，但在这方面，国内市场和制度环境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在技术、资本、土地、数据等方面都面临不畅通的问题。 技术方面，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生产、再到现实应用的渠道不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割裂。资本方面，金融市场的利率、汇率等基础价格的形成机制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土地方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受限、城市中实行招拍挂制度引致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割裂。土地具有社会和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数据方面，存在数据资源分散、标准不统一、安全保障不足，以及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不强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靠自身努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打开大门，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内循环支撑外循环，以外循环促进内循环。 “双循环”是更深层次改革、更高层次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非闭关锁国，超大规模市场也绝非封闭的国内市场，而是开放、包容、联通的国际国内双市场。中国要坚定推进对外开放，以金融开放为重要着力点，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可以通过鼓励外资和境外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国内金融领域的竞争水平。还需不断优化金融监管制度，提高监管能力，在金融开放中寻求开放与安全的平衡点。在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原则下，加强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促进国际国内货物、资金、人力等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中国经济良性运转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 降低居民养老和住房负担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实现国内大循环，需要牢牢抓住“内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有层次的、多元化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要充分挖掘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国内供给能力，提升内循环的效率和顺畅程度。 挖掘国内需求，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一个基本前提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首先，要实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就必须增加收入，包括工资收入、投资收入和其他收入。增加收入就要增加就业，我国的人口量多，劳动力也很多，现在民营企业基本上占中国就业的80%以上，国有企业大概占10%多。因此，要想增加就业，就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其次，要增加分配，改善分配结构。增加分配不能只提高工资和其他收入，还要提高效率和效益，改善分配结构，提高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让人民群众有钱可花。 第三，要在消费环节，降低居民不必要的税收负担，最重要的是要降低养老和住房负担。要培育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系，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保支出，发展市场化的保险行业，提高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强养老保障能力，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此外，要重视房地产价格过高对居民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当前，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占GDP比例已达70%—80%，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就已经显现过度繁荣的迹象。2018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3%，地区之间的价格和供需也出现了严重失调，更重要的是金融资源过度集中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造成了经济扭曲，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十分显著。因此，要牢牢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在货币宽松时期，更要警惕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次推高房价的现象，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服务“双循环” 金融要做好五件事 “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新形势下推进“双循环”战略，金融无疑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下，要找准金融的准确定位，即金融的结构性变革必须致力于解决“双循环”的难点和痛点问题，必须致力于配合解决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 从金融角度看，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以下五件事： 首先，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下，中国金融制度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推动国内大循环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其中科技创新是关键。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只有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才能给予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更精准、更直达的金融支撑。 其次，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 其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当前形势下，可以通过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居民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扩大内需。 其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要重点培育壮大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股权投资和证券市场，打通科技驱动-现代金融-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增强金融与产业链的融合度和协同性。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还要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吸引境外优质资源进而深化资本市场制度改革，使我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 其三，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利用双边本币互换、对外援助、对外优惠贷款等机制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第三，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 当前，我国应对疫情冲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相对温和，整体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一个基本可控的区间。货币政策方面，相对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也比较温和，且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这意味着相对其他多数主要经济体，中国仍有充足的政策工具可以应对未来可能受到的冲击。未来宽信用政策必须更加精准导向，在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要避免大量的新增流动性流入股市、楼市，刺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第四，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的现实与国际通行标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推进开放。按照这个衡量标准，我国金融业的开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做好制度型金融开放路径的顶层设计，既要避免功利地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我国的开放进程，也不能因为要应对资本流动的波动就把制度性安排当作调控性工具。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的国际标准通常采用负面清单列示，因为在负面清单的方式下，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负面清单是不可逆的，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只有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型开放，才能为支持一种货币成为全球避险货币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 第五，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从周期上看，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和成长期时，最需要的资金是股权投资而不是债权投资。如果能够允许资金实力雄厚的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的话，必定可以助力小微企业依法合规做大做强，更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加快批准试点银行设立境内投资子公司，扩大试点城市范围；允许资本相对充足的银行拿出一定比例的资本参与股权投资；充分发挥好科创板的孵化和退出机制。 “双循环”战略是 “一带一路”建设新契机 打通内外“双循环”，离不开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这既关乎到国内大循环能否顺畅、安全，更是联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抓手。 今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从国内循环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近年来，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打造新的产业基地，形成诸多重要产业枢纽，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内循环。 从国际循环来看，西部大开发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双循环”与“一带一路”都是用循环来实现畅通，用畅通来创造价值。“双循环”战略将为“一带一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强大的机遇和推动力。“一带一路”所实现的“五通”也为“双循环”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发展平台。 中国启动“双循环”战略，是“一带一路”建设新的契机，沿线相关城市要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科学处理好提高内需质量和扩大改革开放的关系，把握好如下五个要点： 第一，把握重点、聚焦“五通”。“双循环”形势下，应该牢记“五通”初心，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将建设重点聚焦到与“五通”密切相关的项目上来。 第二，推动“五通”时注意先后次序、有所侧重。建设“一带一路”不一定一上来就要修路架桥，搞大规模的“重资产”投资；要挖掘现有设施的存量，先通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来促进贸易相通，尽可能发挥现有设施、现有渠道、现有网络的作用。 第三，推动有关方面、各路资本形成合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从来不是中国一家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就明确提出，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第四，要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疫情仍在四处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要发挥我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睦邻友好的地缘优势，推动双边和多边FTA谈判，以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市场融合和人文交流来构建更加顺畅、自主和安全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应会得到周边地区的响应和支持，这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五，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截至2019 年末，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接下来，要在进一步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币互换和清算安排的基础上，推动中国与沿线的贸易和投资尽可能以人民币计价、以人民币收付、以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储备，在扩大使用中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科技创新、政府投资效率、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仍需关注多方面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内涵丰富，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关注和解决以下几方面问题： 其一，要高度重视创新在“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根据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三个方面做出的战略决策，其在三个方面分别要解决的问题是： 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解决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方面的问题； 发展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过程中，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重要性凸显。我国很多企业在美国的实体清单名单上，同时还面临很多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创新是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关键； 发展条件，劳动人口变化和工资水平变化使得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正在消减，需重塑竞争新优势，科技创新也是其中关键内容。 政策建议：建立创新友好型的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需满足三方面条件：一是，要抓住当前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与其相适应的技术—金融范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企业资产规模不大但连接性广泛，很多平台企业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再如，数字经济兴起，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也将不同，知识产权金融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就更重要。二是，要解决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三是，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要有助于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其二，需优化政府投资评价体系，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投资在提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当前政府投资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是项目储备不够，资金淤积于账面，使用效率不高；二是项目功能是否能发挥有待检验。 提升投资效率的前提是能够对投资的有效性进行客观有效的评判。投资分为市场投资和政府投资，前者投资有效性评价标准十分清晰，即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投资回报率越高则投资效果越好；而后者是公共投资，不能仅仅从投资回报率进行评价，需要全方位考虑，形成清晰的评价向导体系。 政策建议：以价值为导向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评估框架。政府投资应以价值为导向，最终目的就是提升人的价值。应当对政府投资的项目建立一种价值导向的评估框架，从经济视角（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社会视角（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生态视角（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空间视角（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聚集），对这些不同维度的价值进行综合，然后进行统一度量，最终将项目纳入项目库，体现到规划当中去。 其三，要关注“双循环”下的就业质量问题。双循环新格局必然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就业数量还需要就业的质量，即经济的发展能否提供适合人口知识和能力结构的就业机会。一是，在经济结构变化过程中，特别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许多劳动岗位的技术含量，或者说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和准入门槛实际上可能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尤其在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情况下，员工几乎没有晋升渠道。可能导致两方面后果，产业空心化或者收入增长停滞。二是，要避免过去出现的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 政策建议：创造多层次的就业机会。一是，要巩固和发挥好我国产业结构齐全的优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避免出现政府产业规划存在对传统行业进行行政性挤压的现象。二是，需更多考虑普惠保险。例如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让低收入群体没有后顾之忧，敢于花钱，乐于消费。三是，大力发展知识性的服务行业，增加高知识型、高智能型的就业岗位。例如律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四是让政策、法规，尤其是执行政策、执行法规能够保持稳定。
图片来源：微摄 文章来源：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0年第三季度（总第90次）例会于9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会议认为，今年以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大力支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逐步提升。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顺利完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货币传导效率增强，贷款利率明显下降，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发挥了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 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完善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综合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提高政策的“直达性”，继续用好1万亿元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落实好两项直达实体货币政策工具，确保普惠小微贷款应延尽延，切实提高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比例。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多种堵点，继续释放改革促进降低贷款利率的潜力，综合施策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补短板、锻长板，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努力做到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与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推动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形成相互支持的三角框架，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贷款利率继续下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易纲主持，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丁学东、连维良、邹加怡、宁吉喆、郭树清、潘功胜、田国立、刘世锦、刘伟出席会议。陈雨露、刘国强、易会满、马骏因公务请假。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营业管理部、重庆营业管理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完）
保持经济在三、四季度的复苏态势，关键还是扩大消费。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形势的重要选择，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支撑。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等指标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生产需求继续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持续稳定恢复。 今年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复苏步伐明显加快，主要驱动力来自出口和投资。8月份，出口连续第二个月保持较高增长，显著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暖。高技术行业生产向好，工业机器人产量持续加快，反映制造业升级趋势。展望四季度，经济有望延续复苏。这一方面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有望改善，将继续拉动中国出口；另一方面，上半年信贷扩张滞后效应，叠加财政支出增加，有望继续支撑投资和整体复苏。随着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前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受抑制的部分消费也有望得到释放。 在当前形势下也要保持清醒，对经济复苏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要深刻辨识。在出口方面，近几个月来的超预期表现，主要因为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推动中国制造业顺利恢复。但从近期数据来看，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较弱，制造业投资相对于房地产投资较弱，一些抑制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历史数据表明，房地产和信贷扩张相互促进会加大未来的债务风险，房价在高位进一步上升，则会挤压中低收入阶层和年轻人的消费空间。 正因此，保持经济在三、四季度的复苏态势，关键还是扩大消费，这不仅是应对当前形势的重要选择，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支撑。要扩大消费，首先是坚持“房住不炒”，加强监管，防止纾困资金流向房市，避免重回房地产和投资拉动需求的旧模式，降低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其次，财政政策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转移支付、降低增值税税率等措施有助于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避免因疫返贫，提高全社会的消费能力。 除此之外，还应该向科技创新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落实这一重要要求，应当大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其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抓手。从国际循环看，数字经济增强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有望成为新的出口和居民收入增长点；从国内大循环看，中国的数字经济更多的具有机器赋能人、劳动友好型特点，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加劳动者收入。与此同时，数字经济还能以成本较小的方式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比如，大企业将呼叫中心布局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无需转移就可以参与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新基建催生了网络直播、云旅游等方式，将欠发达地区的风土人情、青山绿水等特色资源“运输”到发达地区，“产业数字化转移”增加了当地人收入。数字经济在中国抗疫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在未来扩大消费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复苏的过程中，仍然是重要的着力点。 总之，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就能通过扩大消费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并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本文原发于《人民日报》
AIRP 跨境创新分享会 36Kr Global旗下的跨境创新团队AIRP (Asia's Innovation Resource Platform)致力于促进全球新经济的发展，帮助链接行业中的玩家共同探索更多商业价值及未来的应用场景。 本月17日，AIRP联合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简称经发局）以及东南亚最大的互联网集团Sea Group举办创新线上分享会，聚焦探讨金融科技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 围绕Sea Group的核心业务，本次线上创新论坛邀请到了微众信科、慧云信息、启承资本等四个在金融征信、农业科技、新零售、区块链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洞察分享和解决方案介绍。在问答环节， Sea Group的高层和中国企业代表也对未来合作的可能及模式展开了探讨。 开场环节，作为本次分享会的联合主办方，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上海代表处主任黄静雯女士也分享了活动的愿景和目的。随着全球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变化，企业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建立变得更加重要，经发局的宗旨是，希望可以创造更有活力、更加活跃的生态，而 Creating Vibrant Economy 则是经发局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图：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上海代表处主任－黄静雯女士（右下）开场 通过这次的线上创新分享会，希望可以让参与的嘉宾在交流与探讨中碰撞出新的思维，一起探索更多跨境合作的可能性。 以下为本次线上创新分享会的精彩整理，Enjoy! 主题1-金融科技在信贷领域的应用 演讲嘉宾：微众信科 CRO，许卫 微众信科是国内小微金融规模最大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之一，希望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数据分析应用和信用科技创新，来帮助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贵、慢以及企业信用度量难题。 会上，微众信科首席风险官许卫分享了如何以征信和风控为基础，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分析企业经营情况，为中小微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 图：微众信科风控大数据模型 通过打造高效稳定的风控作业平台，微众信科将业务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和相互间的关系映射成对数据集、信息流和处理逻辑的管理；通过对风控流程的创建、组合、调度和监控，将业务流程管理转化为信息流程管理，以实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 图：微众信科行业解决方案 问答环节中，Sea Group 和微众信科就疫情对信贷领域产生的影响展开了讨论，新冠肺炎除了影响了人们的日常，也让企业遭遇了现金流上的困窘，而信贷则是困境中实体经济最坚实的后盾。 “通过数据，我们观察到中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在今年的2、3月份开始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增长，很多企业的业务可能都受到了冲击，”许卫说，“微众信科在疫情间与湖北地区及各地银行进行合作，中小微企业在平台上能通过全线上的方式进行信贷申请，银行再通过微众信科的辅助决策审批系统加快放贷流程。采用此种方式，上半年我们仅在湖北就帮助数千家企业成功渡过了难关。” 主题2-数字科技如何助力乡村经济 演讲嘉宾：慧云信息董事长，王筱东 慧云信息是国内智慧农业领军企业，旨在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相结合，促进农产品安全与品质提升，帮助农民最大化土地产值与利润。 利用大量的气候、土壤、农事和作物生长情况等多维度数据，慧云信息建立了作物生产模型，其AI农技服务平台“耘眼”让计算机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网络，进而像人类一样思考，像农业专家一样看懂、理解农业，成为广大农业种植户随身专家，为农户提供包括“病虫害识别、物候期判断、植保方案推荐、农药复配检测”在内的全面 AI 服务。 图：慧云信息 AI 农技服务平台“耘眼” 分享过程中，慧云信息董事长王筱东也通过视频展示了无人机及无人车在农业运输、喷药等环节上的应用。 图：慧云信息使用无人机清点农作物 展示后，Sea Group 针对农村农业技术落地方面与慧云信息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如何吸引农民使用新型科技方面，慧云信息采用在农村建立信息化示范基地的形式，将成果以肉眼可见的形式做展现，进行“不言自明”的推销，并面向农户提供从生产决策、农资采购到分销服务的完整解决方案。 “农民在传统销售渠道上的可选择度是非常局限的，”王筱东说，“慧云信息建立了一个自动评估模型，会根据农户作物情况评估方案定价，再通过信息化平台帮助他们拓展分销渠道。” 主题3-后疫情时代的中国消费市场 演讲嘉宾：启承资本研究员，片矢东滋郎 启承资本为私募股权成长基金，规模超过5亿美金，专注于消费领域的投资机会，包括新一代消费品牌、线下门店和提供运营支持的基础设施。 深谙中国消费市场趋势的研究员片矢东滋郎为我们分享了后疫情时代的投资人洞察。启承研究团队认为，新冠疫情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加速器，如同一场森林大火后的万物复苏，新的消费习惯与市场结构也在此诞生。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智能手机拉近了城镇之间的距离，消除了地域产生的信息差，让线上消费成了人们满足生活需求的首选。通过社交媒体的引流，包括淘宝、天猫、拼多多、京东在内的超级电商平台吸纳了大部分的消费活力，从而使众多 D2C 新品牌应运而生。 图：销售渠道演变 新冠疫情刺激了人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屏幕后的我们贡献了陡然上升的社交短视频平台下载量和电商流量曲线。启承研究团队为我们带来了 D2C 美妆品牌和母婴品牌在疫情期间销量暴增的案例，东滋郎强调社交媒体引流与微信社群营销成为了疫情期间消费市场的新生态，新的宣传渠道带来快速的消费者反馈，衍生了高速迭代的优质低价产品。 图：启承资本研究员，片矢东滋郎（左上）与Sea Group（下方）针对疫情后新市场格局展开讨论 问答环节中，针对中国微商生态，启承研究团队也分享了独到见解。团队研究认为，口耳相传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营销方式，人们通过亲友、小区，同好会等社群来获取产品信息，因为信任在熟人圈内更容易建立。而对于中国传统大品牌如何应对疫情后的新市场格局，启承研究团队则认为大企业的革新需要时间，不可一蹴而就，而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人们消费习惯产生变化，从云端回归脚下的消费场景迁移也遥遥无期。 主题4 -监管制度与数字金融的一场赛跑 演讲嘉宾：onchain Custodian 联合创始人，李宗翰 onchain Custodian 是由红杉、复星和丹华等多家金融投资机构共同参与投资和支持的专业级安全数字资产托管公司。 在新冠疫情的沉重打击下，全世界迎来了严峻的经济紧缩，而中国则凭借弹性经济措施与高效政策贯彻使GDP增速持平。李宗翰认为，尽管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依然落后于其他先进经济体，持续增长的互联网用户将赋予金融科技巨大的发展潜力，也将会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必然选择。 随着可用于进行销售预测、建立市场模型与拟定发展策略的大量数据产生，国家数据安全法（New Data Security Law）紧随而至，保护了数据的隐私性与经济利益，维护了数字时代的战略资源，也为大数据的所有权和同类产品交易打开了一扇门。 图：新冠疫情后中国经济显现复苏 与此同时，针对蓬勃发展的数字金融与即时改良完善的制度，李宗翰也以 MIC 25，CS35 和 NIP 等政策为框架对投资者提出了一些实操性的建议，比如针对中小型企业，可以尝试探索基础设施产业链的上下游，比如 5G 网络与其应用场景，以及区块链。 图：新政策的出台对数字经济有促进作用 他向我们介绍了 DCEP 区块链分散货币电子支付系统，可利用区块链技术以真实货币价值结算交易，将会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图：中国数字金融版图 分享会的最后，李宗翰表示onchain Custodian的使命是构建资本与数字经济机遇的桥梁，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化、标准化、弹性化，合规化和自动化的数字资产托管平台，对机构的数字资产投资进行保护，并提供优质的用户体验。顾客也可以享有针对数字货币的保险。 onchain Custodian正在向新加坡金融监管局申请支付牌照，以便在合规的环境下经营数字货币相关的业务。未来希望与更多伙伴一起迈向数字经济的未来，协同打造一个具备国际标准的金融合规制度。 ———— 36Kr Global旗下跨境创新团队AIRP将持续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新加坡大企业举办更多针对行业场景创新应用的线上分享会。Stay Tuned! 更多AIRP跨境分享会： ①-东南亚/新加坡，ST Engineering围绕城市运维寻找中国科技伙伴 关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简称经发局）是隶属于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的法定政府机构，负责规划战略，旨在加强新加坡作为全球商业、创新和人才中心的地位。 关于Sea Group Sea Group 是目前东南亚地区集游戏、电商、数字支付业务于一体，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上市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在线游戏品牌 Garena、电商平台 Shopee 以及数字支付服务 AirPay。 关于36Kr Global跨境创新- AIRP AIRP (Asia's Innovation Resource Platform) 亚洲已经超过其他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在多个市场和国家部署其创新战略，并在各个市场中找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与技术。但由于语言，文化，对市场的陌生，企业往往面临挑战。 36Kr Global旗下的跨境创新团队AIRP (Asia's Innovation Resource Platform)凭借在服务企业跨境创新合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多年来致力于连接各地区大企业与初创企业，帮助大企业实现创新转型，初创企业找到潜在合作伙伴。无论您是大企业或是初创企业，如果对于AIRP感兴趣或有需求，请填写以下表单： 扫码填写表单，发掘创新新机遇 寻求报道、与作者交流、商务合作、投稿转载，请扫码联系36氪出海运营。
债市转机仍需等待。债市8月表现弱势，9月之后市场恐慌情绪升温，债市有一定程度走强。但从市场恐慌情绪升温背后驱动因素来看，欧美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恶化以及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增加对债市的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 一、海外经济及市场形势 （一）美欧经济持续恢复性上行 美国制造业PMI惊艳，美联储上调年内经济增速预测。美国8月ISM制造业指数为56.0%，超预期值54.6%，较上月增加1.8个百分点，自5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录得增长，创2019年1月以来新高。8月ISM非制造业指数为56.9%，略低于预期值57%，较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因新订单激增升至新高，产出指数也录得增长，表明美国经济复苏主要由需求端驱动。8月非农就业人数为137万人，虽连续三月下降但好于市场预期，且远高于疫情暴发前经济正常时期月度非农就业人数，劳动力队伍正逐渐从疫情打击中走出回归工作。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后公布的材料显示，美联储对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预测的中位数由此前的-6.5%向上修正至-3.7%，同时将失业率预测从9.3%下调至7.6%。 欧元区制造业保持扩张，但结构性因素仍是后续复苏隐患。欧元区8月制造业PMI为51.7%，符合预期，略低于前值51.8%，高于荣枯线。欧元区8月服务业PMI为50.5%，略高于预期值50.1%，大幅低于前值54.7%。不同国家的制造业PMI表现相差较大，其中意大利表现最佳，制造业PMI为近两年峰值，德国与荷兰制造业PMI均为近22个月峰值，法国与西班牙的PMI显示制造业表现相对停滞，而希腊则连续6个月恶化。从PMI走势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弱于美国，背后因素一方面是欧洲部分国家如法国、西班牙等出现疫情反弹，另一方面是欧洲经济存在较大结构性问题，包括英国脱欧、财政货币政策不统一、移民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等。总的来说，欧元区制造业PMI自2019年2月便开始跌破50%进入收缩区间，疫情解除后欧元区的制造业景气度是否能够持续扩张依然存疑。虽然海外疫情未得到如中国那样的完全控制，但欧美经济正从疫情打击中走出，呈恢复性上行走势。 （二）美欧央行利率决议均偏鸽，强调经济复苏依赖疫情控制 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超额准备金率维持在0.1%不变；贴现利率维持在0.25%不变，均符合市场预期。这场议息会议包含五大亮点：①引入平均通胀制，美联储货币政策将允许通胀上行至2%上方，以使得平均通胀率处于2%左右；②美联储在最新经济预测中上调今年经济预期；③利率点阵图预示美联储将按兵不动直至2023年；④纽约联储声明明确指出每月将购买800亿美元美国国债、400亿美元MBS；⑤美联储出现8：2的内部投票分歧，个别委员希望保留更大的政策利率额灵活性，但美联储内部分歧不影响货币政策鸽派基调。在决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强调，美国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很好地控制新冠疫情，并且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以支持就业和收入。 欧洲央行9月利率决议宣布主要再融资利率维持在0%不变，存款机制利率为-0.5%不变，边际贷款利率为0.25%不变，符合鸽派预期。管委会预计欧洲央行主要利率将继续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直至通胀前景稳固地转向充分接近但低于2%的水平。此外，欧洲央行将维持紧急抗疫购债计划（PEPP）规模在1.35万亿欧元，与此前一致。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数据和调查显示第三季度GDP出现强劲反弹，大致符合此前预期，但经济活动水平远低于疫情前水平，服务业的增长势头放缓，不确定性上升，下行风险依然存在。病例感染对短期前景构成阻力，经济复苏能否进一步持续将依赖于疫情的演变。 受欧美货币政策宽松边际弱化、全球总体疫情趋于缓和等因素的综合影响，8月海外股市收涨、债市收跌。8月，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上涨9.59%，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7.57%，德国DAX指数上涨5.13%。8月，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行17BP至0.72%，10年期德债收益率上行17BP至-0.40%。可以预计，疫情影响消退后未来的海外经济将和当前的中国经济走势相类似，即呈恢复性上行格局。 二、中国经济及市场形势 （一）经济延续恢复性增长，疫情负面影响正在递减 8月工业增加值较上月有较大回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市场预期为增长5.1%，前值增长4.8%。7月和8月工业增加值的波动和全国洪涝灾害多发高发，且洪涝灾害多发于中国经济腹地有关，受此影响，7月工业增加值增速不及市场预期，且市场对8月工业数据的判断也受到影响。洪涝灾害影响消退之后，工业生产加速恢复，8月工业数据好于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也在“预期”之内。 消费、投资继续呈恢复态势，其中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年内首次转正。8月社消零总额为33571亿元，同比增长0.5%，为今年以来首次正增长。汽车类商品是拉动社消零增长的重要力量。8月份，在低基数、新品上市、车展促销及促进汽车消费政策等因素作用下，限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8%，剔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8月同比下降0.6%，较7月收窄1.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0.3%，降幅比1—7月份收窄1.3个百分点，增速低于去年同期5.8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累计投资同比增长4.6%，增速比1—7月份提高1.2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5.9个百分点。受决策层强调房住不炒，以及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出台等因素影响，预计后期房地产开放投资增速将保持平稳增长势头。整体来看，疫情对消费、投资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但影响正在递减。 经济延续恢复性增长，但小企业制造业PMI持续下滑成隐忧。8月制造业PMI为51.0%，不及预期和前值51.1%。其中，小企业PMI为47.7%，已经连续4个月下行，自6月以来即处于荣枯分界线下方。小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增大，经济走势存在失速的风险。8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2%，比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2.3%，比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疫情对服务业的负面冲击正快速消退。物价方面，8月CPI同比上涨2.4%，前值涨2.7%，其中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上涨8.8%，影响CPI上涨约2.71个百分点。8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0%，降幅收窄0.4个百分点，随着经济恢复性增长，工业通缩风险有所缓解。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高于去年同期值0.4个百分点，稳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整体来看，各方对中国经济走势的乐观程度在上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疫情较快得到控制，今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预计今年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恢复到6%左右。 8月中国出口继续超预期增长，同比增速升至年内最高。以美元计，8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9.5%，高于7月2.3个百分点；进口同比则下降2.1%，降幅较7月扩大0.7个百分点；当月实现贸易顺差589.3亿美元，较7月减少34亿美元。医疗物资出口增速较快是8月出口超预期的重要原因。8月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出口同比增长47%，连续五个月两位数增长，医疗仪器及器械同比增长38.9%，大幅高于总体增速。 （二）8月金融数据整体好于预期，社融存量增速创年内新高 8月社融存量增速为13.3%，较去年同期高2.7个百分点，较前值高0.4个百分点，增速创年内新高。8月M2同比增10.4%，预期10.8%，前值增10.7%，去年同期为8.2%。M2增速走势和社融存量增速走势相背离的重要原因是财政存款不计入M2，而8月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增加，财政存款增速较快。根据易纲行长此前在陆家嘴论坛上对今年社融数据的估算，预计未来金融数据增速或小幅回落，但整体仍将保持平稳。 （三）“房地产市场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背景下货币政策难言放松 今年以来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明显上行已经引起决策层的关注。2020年7月下旬韩正主持召开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绷紧房地产调控这根弦，坚定不移推进落实好长效机制。”此后，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等密集召开会议、出台举措以应对“房地产市场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央行出台重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划定三条红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部分城市房地产工作会商会，要求“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提高工作的主动性，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深圳、东莞、长春等地相继出台加强房地产调控力度的新举措。在“房地产市场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背景下，虽然银行超储率已经处于低位，但由于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是房价出现上行压力的推动因素之一，且经济仍在恢复性增长，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可能性较为有限。 （四）8月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小幅走高，9月之后受市场恐慌情绪升高影响债市利率小幅回落 8月利率债发行维持在较高水平，受利率债“挤出”影响，8月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市利率均小幅走高。至8月末，DR007较7月末上行1BP至2.25%，全月均值为2.19%，较7月上行9BP。债市走势表现弱势。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单月上行5BP至3.02%，突破3%的关键关口。5年期AAA中票收益率收于3.98%，单月上行20BP。进入9月以来，受欧美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恶化，以及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市场恐慌情绪升高，债市利率整体小幅回落。 三、债券市场后续走势分析 债市转机仍需等待。债市8月表现弱势，9月之后市场恐慌情绪升温，债市有一定程度走强。但从市场恐慌情绪升温背后驱动因素来看，欧美新冠肺炎疫情数据恶化以及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增加对债市的影响可能是阶段性的。一方面，从最近的疫情数据来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可能低于此前预估。据媒体报道，新疆地区826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假设死亡率是1%，那么826例全部治愈的发生可能性不足0.0003。由此推断，如果有较好的治疗条件，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可能低于1%。近期欧洲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二次暴发，法国、西班牙等国新增病例大幅增加，但重症率和死亡率较第一波时期显著降低。受死亡率降低影响，欧洲第二波疫情的实质性负面影响可能弱于市场预期。另一方面，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也给市场情绪带来了一定负面冲击，但如果大选数据胜负明显，美国松散的政党制度决定了“拒绝移交权力”等极端事件发生概率较小，市场对美国大选不确定性可能存在高估。整体来看，市场情绪的波动仅能对债市带来短期影响，债市拐点的出现仍需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出现显著调整，在经济仍在恢复性增长和“房地产市场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背景下，政策拐点到来和债市转机仍需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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