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普：所以坏消息是交叉销售做起来很难，但它也是好消息，因为一旦你做到了，他就是你不可复制的竞争优势。 ——馨金融 「疫情」对于美国银行业的影响仍在加速恶化。 继一季度营收和利润出现大幅下滑后，全球零售银行业「标杆」——富国银行刚刚交出的二季报更加不容乐观。报告显示，富国银行2020年二季度净亏损高达24亿美元；同期，公司实现营收178亿元，同比上一年的216亿美元下降17.6%。 这是富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季度亏损。 作为上一轮危机的「幸存者」，当时的富国银行非但没有卷入次贷危机的旋涡之中，反而凭借差异化的战略定位突围而出，一路逆袭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银行。尤其是其对于零售业务的耕耘，交叉销售策略、金融科技优先战略等被很多同业所效仿。 然而12年后，当再次面临市场危机，这位零售业王者却显出了疲态。 在对三季度的业绩展望中，富国银行也下调了预期，预计三季度普通股股息将从每股0.51美元减少至每股0.10美元，大幅削减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对于未来前景的悲观。 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Charlie Scharf在二季度业绩发布后表示，「我们对第二季度的业绩以及降低股息的意图都感到非常失望。相比上个季度，我们对经济下滑的持续时间和严重性的看法已大大恶化，这使第二季度我们的信贷损失准备金增加了84亿美元。」 但是，疫情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相比于富国银行，摩根大通也在二季度迎来超过50%的利润下滑，但其330亿的营收规模和1.38美元的每股收益仍超过市场预期，股价一路上扬。目前，摩根大通以2992亿美元的市值稳坐全球金融业市值第一位。 相比之下，市值曾经力压摩根大通的富国银行，眼下却只有前者的约三分之一。 偶像真的跌落神坛了吗？ 1 有意思的是，这个行业本来赔钱的手段就不少，人们非得再去发明一些新玩意儿来浪费钱。 ——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普 深陷此轮疫情危机中的富国银行，正是上一轮次贷危机中的大赢家。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富国银行的资本和资产规模分别排名美国第四和第五，税前利润为115亿美元，不及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的一半。 但到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其资本和资产规模均居美国第四，净利润则跃升为美国第二，高花旗银行净利润近100亿美元。到2013年，富国银行市值登顶全球银行业。 它逆势崛起的关键在于对零售业务的坚守和独特的运营之道。 富国将自己定义为一家多元化经营的、以社区为基础的金融服务机构。长期在营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区银行业务，主要是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年销售额在5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包括针对个人提供的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住房抵押贷款以及信用卡等产品，以及对小微企业提供的租赁、经营性贷款等业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零售银行业务。 在21世纪初期，伴随着美国基准利率和放贷标准不断下调，美国放贷市场及其衍生业务炙手可热。房贷原本是富国银行最为倚重的贷款业务，但富国银行却开始压缩房贷比例，加大消费贷的发展力度。 尽管当时，这种发展策略与大趋势相悖，但并非没有道理。 2000年之后，美国总人口和人均消费水平双双提升，家庭负债率始终保持高位，2000年到2008年期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以年均增速5%的水平稳步增长，小微企业进一步活跃；而伴随着收入增长，美国家庭的投资理财需求也进一步扩张。 而且拒绝高风险、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业务也与其社区银行和零售业务定位更加相符——富国银行的主要客户是社区内的零售客户群体，大部分已经有房，对购房的需求和购买力都较低，基于此，富国银行甚至在2006年出售了大量抵押贷款。 富国银行在2007年致股东的信中也提到，「2004—2006年，我们失去了抵押贷款2到4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换算成贷款金额，仅2006年，我们失去的抵押贷款规模就在600亿～1200亿美元之间。」 然而在危机降临之后，当竞争对手因次贷危机计提了超千亿美元的减值准备时，富国银行2007年计提损失仅14亿美元。 富国银行在次级房贷市场的「不作为」有效隔离了次贷危机的侵袭，作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评级最高的银行，富国银行还在2008年顺利从花旗手中抢走了并购美联银行的机会，一跃成为横跨美国东西海岸最大的「社区银行」，也为其零售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这并非是富国银行第一次「反其道而行」。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摩根大通、花旗等银行巨擘纷纷布局投行业务，大力拓展投资和经济业务时，富国银行选择继续坚守零售银行定位。在之后美国银行们浩浩荡荡的出海大潮中，富国银行反而清理了大量海外门店和业务，专注发展本土业务。 在当时，这些决策让富国银行更加专注于主营业务。但今天来看，硬币的另一面可能就是，业务结构相对单一而导致富国银行在此轮疫情中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 2 如果我所有的钱只能买一只股票，那就买富国银行股票。 ——巴菲特 零售虽好，但在美国数千家社区银行之中，能够突围而出的却寥寥无几。 富国银行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斯坦普提出，「企业成长有3种方式，从现有的客户手中获得更多的业务（也就是加强交叉销售）、从竞争对手那里挖到客户和收购其他企业。」 最终，在通过并购补足了牌照和地域限制的短板之后富国银行确定了其独树一帜的核心发展战略——交叉销售。而且在核心战略的目标设定上，富国银行进一步提出了「伟大的8」（Gr-eight)战略，即希望每个客户平均拥有8个富国银行的产品。 从1999年西北银行与富国银行合并到2008年，富国银行每位零售客户平均持有金融产品数量从3.2个增长至5.7个。2009年收购美联银行之后虽然将该指标重新拉低至5.47个，但是到2014年时，富国银行重新将零售客户的平均持有产品数拉升至6.29个。 其中最重要的是存款端，交叉销售带来的客户粘性使得其整体的负债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从2007到2017的十年间，富国银行负债成本率一直显著低于同业，其中2015年富国银行的存款成本率一度低至0.11%。 在这一点上，国内银行中，招行能够登上「零售之王」的宝座，也与其高用户粘性所带来的负债成本优势有关。 招行2019年年报显示，其零售存款平均利率仅为1.28%，原因是个人活期存款占比极高。即便是牢牢占据线下网点优势的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利率都在1.6%以上。这也使得招行在稳健的发展策略下，也能保证足够的利差空间。 像约翰·斯坦普曾经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能轻易从现有客户中赢得更多的金融服务机会，你不要相信」，确实富国银行的交叉销售并非是营销行为本身而已，它是一系列风控、运营、技术策略的配合。 比如在渠道与用户全旅程体验方面，除了数量庞大的线下社区门店外，富国银行很早就在推进电子化服务，以及线上线下各渠道的融合与无缝衔接，这也是实现交叉销售的重要前提。 麦肯锡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即越是高价值的客户对全渠道的需求越大，收入在100-600万以上的客户群平均使用渠道熟练在6-7个左右，而只有保证用户在各个渠道的用户体验以及渠道之间的有效联动，才能进一步提升用户留存和粘性。 比如在小微金融服务方面，从2010年到2013年，富国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小企业贷款发放行，它以信用评分技术和交叉检验技术为基础，其中，交叉检验又以交叉销售进行开展。也正是基于此，富国银行创下大型银行密集开发小微贷款业务的先河。 交叉销售战略的成功令富国银行登上了王座——从2013年到2015年，在富国银行连续三年蝉联全美银行市值第一。 但很快，一场丑闻事件不仅令王座易主，更使其长期笼罩在阴影之下。 3 富国银行犯了三个错误……真的把我气坏了。 ——巴菲特 2016年，CFPB（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称，从2011年起，富国银行有员工未经客户容许私自替客户开立虚假账户（主要是信用卡账户），向客户发送虚假邮件注册网上业务，以及迫使用户为不知情的账户支付费用等。 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调查之后，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披露了一份长达135页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从2011年1月1日至2016年9月8日，数千名富国银行员工在不知情或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通过伪造客户签名注册了数百万客户。直到2017年，已有350万个账户未经授权被开设，并因此产生了610万美元手续费。 此外，富国银行还涉及抵押贷款费用、强制推销汽车保险、贷款歧视（对特定群体收取高昂利率）以及向老年人兜售高风险理财等违规行为。 在CFPB开出的天价罚单之下，自2016年来，富国银行已支付了高达40多亿美元的各种罚金。加上此次30亿美元和解金以及3500万美元罚金，富国银行支付的罚金已经高达70亿美元，这也直接侵蚀掉了近几年富国银行的很大一部分利润。 持续近5年、涉及数千员工的账户造假令许多人对富国银行的战略产生了质疑——交叉销售本身已经走入瓶颈。 尽管，富国银行研究分析认为，美国家庭平均持有15-16个金融产品，但是「伟大的8」似乎仍然是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事实上在零售客户平均持有产品数量超过5个的时候，富国银行就已经必须要通过「铤而走险」的违规行为才能完成。 在2016年之后，富国银行业在财报中便不再提及cross-sell（交叉销售）以及相关指标了。外界的质疑声也由此变得多了起来，因为大家担心的是，交叉销售再难创造业绩神话的背后，是富国银行的零售战略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 一个重要的指标变化是：过去15年里，富国银行作为依赖的社区银行营收与净利润占比明显下降。 从2006年到2016年，社区银行净利润占比从66.1%下降至56.7%，在2016年的丑闻事件之后则进一步降至37.9%。与此同时，批发银行（对公业务）板块净利润贡献则已经大幅超越社区银行。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前富国银行重点布局的消费贷方面，在2008年之后逐渐陷入疲软、增长乏力。 数据显示，富国银行的消费贷款规模在过去十年里基本持平，甚至在丑闻之后出现了小幅下滑。这种趋势也与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美国金融部门、企业以及家庭的降杠杆趋势相吻合，换言之，零售信贷市场的整体萎缩趋势难以抵挡。 而在丑闻事件爆发之后，由于品牌和口碑受到重创，各州也收紧了与富国银行的合作，交叉销售战略难以为继，富国银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成本来吸收存款，这也就意味着其负债端成本优势被逐渐瓦解。 再加上此次疫情冲击，以及所有在美上市公司都在2020年一季度适用新的会计准则（传送门：《新会计准则之下，金融科技公司的「真相」》），对预计的坏账加速摊销，要求上市企业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和损失要在当期有所准备，并要将信息及时披露给投资人，这也是富国银行在二季度再次产生巨额计提的原因，而市场利率的显著降低也使得净利息收入进一步下降。 此外，这些年美国一些「挑战者银行」、新兴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或许也加剧了对其零售业务的冲击。 在2018年举行的朗迪金融峰会上，富国银行相关负责人也提到，以亚马逊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给富国银行带来了极大压力，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年轻客户的青睐。 这或许也为中国银行业的零售转型大潮敲醒了警钟，战略总是因时而变的，它终归要与时代和市场同步。 2020年2月，富国银行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将原先三个业务板块细分为5条业务线：社区银行业务被拆分为「消费和小企业银行业务」以及「消费贷款业务」，批发银行业务则被拆分为「商业银行业务」和「公司和投资银行」业务，财富与投资管理板块保持不变。 这次调整也被外界视为是其反思之后的结果。 4 富国银行正在纠正错误，你们如果要问谁可能是未来10年最好的银行，我还会说是富国银行。 ——巴菲特 富国银行在近几年业绩滑坡是不争的事实，但从一些核心数据来看，它依然是全美最领先的零售银行。 目前，富国银行拥有有3110万数字活跃客户，其中包括2520万移动活跃客户，运营着超过5300家线下分支机构，是美国借记卡交易和购买量排名第一的银行。 尤其，在近几年的金融科技发展大潮中，富国银行一直关注客户向数字渠道的迁移，包括移动支付、针对年轻人的账户与信贷管理服务，以及区块链、加密货币等。 而在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富国银行更换了掌舵人，其组织架构也从分散模式转为集中模式，一些新的业务也开始重新进入增长阶段。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零售之王的成功经验固然值得借鉴，但它如何走出发展的低谷、突破增长的瓶颈，似乎更值得关注。 参考资料： 《富国银行——零售标杆银行的高光与平凡》，天风证券 《富国之本：全球标杆银行的得失之道》，王礼
近期，市场对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重要利器”的讨论声不断。 SWIFT是怎样一家机构？它在全球的主要业务究竟是什么？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关联又是什么？ SWIFT仅是报文传输机构，无关清算结算 不少人认为SWIFT是一个受美国控制的跨境支付系统，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跨境支付，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金融制裁的强有力工具。 但事实上，SWIFT并非美资机构，而是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立性国际组织。它也不是支付清算机构，而是一个标准化的报文传输机构，即金融机构间进行金融信息传递的通道，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支付机构之间的信息传输，包括支付指令、信息确认等均是通过SWIFT报文完成。 但是，SWIFT并不对银行账户做任何划拨，对银行账户进行资金划拨的是清算和结算业务，这在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系统来完成。例如，在美国，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CHIPS）负责这项工作，而中国则是由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完成跨境结算。 具体而言，CHIPS通过直参行（例如A银行和B银行）在其系统中的账户进行轧差，从而实现该交易的清算结算，即B银行在CHIPS的账户减少应付的资金量，而C银行在CHIPS中的账户增加相应的资金量。 接近SWIFT的人士也对记者表示，SWIFT最大的竞争力是其已经布局的高效的全球网络，但也并非不可取代。SWIFT通过连入其系统的全球200多家代理行网络，传递的是金融报文而非资金。 “有很多人认为SWIFT是一家美国机构，但SWIFT总部位于比利时，遵守比例时和欧盟的法律，美国对其并没有监管权。”上述人士表示，“关键在于，SWIFT在美国本土存在的数据中心是SWIFT受制于美国法律的原因。” 根据SWIFT的治理架构，SWIFT是一家由全球银行共同拥有的合作组织，根据各个国家的报文使用量大小分配各国银行在SWIFT董事会的名额，但总额不超过25人，每个国家不超过2家银行的2名代表，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法国的法巴银行，英国的劳埃德银行，中国银行在上述25席之列，以代表各自国家的SWIFT用户的利益，尤其是对重大问题通过投票做出决定。 问题的本质仍在于美元霸权 事实上，美元才是美国金融霸权的根源。截至2019年12月，SWIFT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为42.2%（几乎等于欧元、英镑和日元的总和）。 这样的绝对主导地位为美国实施金融霸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只要美国决心制裁某个国家或者机构，可以直接掐断该（国）金融机构（或其对应的美元代理行）与美元跨境结算系统（CHIPS）的连接，从而使其不能进行任何美元相关的交易。 此外，市场上存在一种误解——SWIFT是中国CIPS的竞争对手，而CIPS是中国央行建立的旨在绕开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替代机构。事实上，根据CIPS官网，CIPS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结算服务，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从定位上可以清晰的看出，CIPS与美国的CHIPS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CHIPS处理的是美元，而CIPS进行的是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清算和结算，SWIFT在这个过程中提供的是报文服务。 SWIFT和CIPS已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的效率，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经历了3月的“美元荒”，市场普遍认为应进一步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多元货币体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期表示，“美元荒实则再次凸显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强化。因此，早在2008年各界就讨论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如今建立多元货币体系的紧迫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出。 “在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兴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内构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王信认为，目前各界都忙于应对疫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不多，“但至少在我看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变得更加迫切，但是相关的动力和能力似乎在下降。”
“去中国化”甚嚣尘上 应对美元霸权威胁不必紧张 美国近期在贸易、科技领域发起的诸多摩擦，以及在金融领域出台限制性措施的潜在风险的上升，让市场开始关注未来争端向金融领域延伸的可能性。年初以来，针对美联储在疫情期间与诸多外国央行建立货币互换机制但未与中国央行合作，有学者提醒要警惕世界金融“去中国化”。不过，从市场的反应看，更多关注的是未来美国究竟是否会利用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对中国切断进入美元支付清算系统。 综合多位受访的资深金融人士的观点看，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是金融大国，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世界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从过去的经验看，美国金融制裁一般会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通过持续博弈来实现制裁目的，不太可能直接动用诸如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要求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除名等极限制裁方式。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上周表示，人民币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今年以来，境外投资者增持境内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增速呈两位数增长；同时，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全球的直接投资总体低迷，但上半年中国利用外资达到了4722亿元，二季度增长8.4%，这是非常可喜的成绩。境外资金中长期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格局没有变。 不必对世界金融“去中国化”过于紧张 前不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关于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观点广受关注。他认为，建立将中国和人民币排除在外的新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步伐从未停止，甚至有加快之势。今年3月，受疫情引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美联储在已有的美元互换工具基础上，与多国央行建立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进一步加码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但这一轮货币互换安排并未包含中国央行。李扬以此为例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一个以美元为核心、明确排除人民币、联合各主要经济体的新国际货币金融网络已呈雏形，美元借助“美元荒”的蔓延，进一步巩固甚至提升了其国际地位。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互换是双边国家间的流动性安排，主要用于应对紧急的流动性紧缺。为应对金融动荡下的全球美元荒，美国近些年有两轮大范围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一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则是这次的疫情冲击。我国持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且最早实现经济的恢复，金融市场相对稳健，并没有出现美元流动性紧张状况。因此，并没有特别的必要与美国签订主要应对准危机状态的国家间流动性供给方式——货币互换，也不宜仅根据此就得出世界金融“去中国化”倾向。当然，从提醒的角度则无可厚非，但不必过于紧张。 陈道富进一步表示，金融因连接和流动而发展壮大，因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而具有功能和影响力。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统一市场，更能发挥金融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因此，从金融内在发展逻辑角度，并没有动力将某个大国剥离“去化”。 “当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国家利用其掌握的金融影响力，以损害体系长远利益为代价实现特定目的，但大概率会采取‘定点袭击’方式，以国际社会可接受的理念，在一定时期通过特定方式控制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对象，应不会过度泛化。”陈道富称，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从理性角度，世界金融很难、也不应该“去中国化”。缺乏中国参与，所谓的“世界金融”将隐含巨大的代表性问题。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也将失去巨大的现实商业利益和发展潜力。 被SWIFT除名概率极低 从过去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过的金融制裁措施看，美国可能出手的“牌”通常有迹可循。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对记者介绍，金融制裁主要通过阻碍资金流动来使受制裁国承受经济及政治压力，常用方式主要为冻结在美资产、限制国际投融资、切断美元获取能力等。 在上述美国常用的金融制裁招数中，市场最关注的莫过于未来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切断美元支付清算系统，特别是近期有关内地或香港是否存在被SWIFT除名的可能性。 SWIFT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文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支付结算信息传输服务，是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 作为中国大陆首位SWIFT董事，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近日就解释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各国自己主导的，主要运行本国货币的资金清算体系，如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它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鉴于我国的经济金融规模，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陈道富表示，美国应不会也不能全面切断与世界有紧密联系大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中国经济已高度融入全球，世界已不是需不需要中国，而是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问题。全面切断与中国的美元支付清算体系，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崩溃。这种后果谁也不愿意轻易面对和承担。 “中国是SWIFT重要的增量市场和收入来源，SWIFT高度重视，继荷兰、美国之后，于1994在香港设立第三个支持中心。美国对该组织有较大影响力，特别是2001年反恐中获得调取‘与恐怖活动有关’的金融交易和资金流通信息，但仍无法形成‘一言堂’。”陈道富称，除非美国能引导全世界主要国家认定应全面制裁，如对伊朗等国家，否则无法考虑采用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方式。即使到了可以制裁的程度，美国也无法以自身意志逼迫SWIFT全面切断支付体系，如对俄罗斯。考虑到我国经济规模和世界联系远远超过俄罗斯，被全面切断美元支付清算体系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极低。 王一峰也表示，从美国金融制裁的程度来看，有罚没或冻结在美资产、限定特定对象美元交易等多重方式，切断SWIFT属于极限手段，不太会直接使用。金融制裁同样有成本，过多使用金融制裁会弱化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美国要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香港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香港会受到影响，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王永利称。 防患未然 中国能做什么？ 虽然内地或香港被SWIFT除名可能性极低，但美国在金融领域对中国实施其他限制性措施的风险依然存在，防患于未然必不可少。 “美国目前仍谨慎采取针对一个国家的金融制裁，往往是在认为国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和重大损害时，借助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发起，或由总统启动紧急状况签署总统令推动的。但以美元霸权和支付清算体系为主要手段的隔离式和单点式的‘聪明制裁’，运用得更加频繁。”陈道富称，我国近些年的部分金融机构和实体，因牵涉美国制裁对象国和项目，被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实施次级制裁，主要以罚款为主，这种情景仍是我国需要防范的重点。就支付清算和美元汇兑交易，比较有可能的，是美国借助“三反”和“长臂管辖”，对特定机构或特定对象限制使用SWIFT系统。 因此，陈道富建议，有关主体应动态、及时掌握美国制裁清单，做好规避和业务隔离，在法律上应尽快增加涉外条款，考虑类似欧盟的阻断立法等。 据悉，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欧盟制定的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 “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郑联盛曾表示。 同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是被不少业内人士看作应对美元霸权、防范世界金融“去中国化”的主要应对手段。不过，中国银行研究院资深经济学家周景彤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和巨额国际贸易，增长潜力大、韧性足，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具备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有其必要性。但是要顺势而为，不能为了国际化而强推国际化，这样最后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周景彤建议，下一步，应进一步扩大与我国签订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数量，加快布局和推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结算。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系统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石油期货市场的发展和CIPS的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进口市场的优势，积极扩大与贸易对手开展人民币贸易结算。 陈道富表示，2008年以来各国都体会到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弱对美元和美元支付清算体系的依赖。实际上，SWIFT系统是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以银行账户为基础，通过电文实现银行间信息传输。近几十年来，跨境支付系统有了多维度发展，一是发展了以银行卡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主要有VISA、MASTER和银联。二是以电子钱包为基础的跨境支付体系，如支付宝、微信等，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电子钱包标准对接，实现跨境合作。三是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甚至是单币种的跨境支付尝试，如比特币、LIBRA等。 “未来的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已呈现多维发展，是有可能出现不同维度之间的替代和竞争的。我国宜积极推动多元跨境支付体系的发展，在完善CIPS建设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基于卡、电子钱包和区块链的跨境支付体系的作用。”陈道富称。 郑联盛则建议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他曾表示，2019年1月，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中国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 此外，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苦练内功”，坚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最近，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有关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切断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迫使香港以及参与香港事务的中国金融机构退出美元交易与国际清算体系，从而使香港与中国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往来严重受阻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说法并不准确。 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一、准确看待SWIFT 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首先由6家欧洲的国际银行发起，并由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15个国家239家银行参与，于1973年5月按照比利时法律登记注册宣布成立，是一个国际银行间收付信息电文标准制定及其传递与转换的会员制专业合作组织，总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现在会员单位已经从银行扩展到其他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以及大型企业集团等，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会员单位超过1.1万家。其中，中国银行于1983年加入SWIFT，成为其第1034家会员。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机构加入，中国成为SWIFT越来越重要的业务来源，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为支持全球持续运行，SWIFT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主要覆盖欧非）、美国纽约（主要覆盖美洲）、香港（主要覆盖亚太）分别设立信息（电讯）交换中心（Swifting Center），形成覆盖全球的、每8小时左右一个交换中心相互连接、24小时连续运行的金融电讯网络体系，为会员单位从事跨境收付清算业务提供快捷、准确、优良的电文传送与转换服务。 SWIFT是一个国际金融电讯协会，首先要形成标准统一的电文格式（包括数百种金融交易专门的电文格式），以及会员单位的身份标识体系（如“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识别代码为BKCHCNBJ300，其中包括：银行名称专用代码——中国银行BKCH、所属国家代码——中国CN、所在城市或地区代码——北京BJ、经办机构代码——北京分行300）。同时，必须建立与所有会员单位及其所在国清算中心相互连接的通讯网络体系，以及电文传送和处理、信息或数据存储与核查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其便捷高效与安全可靠。 SWIFT是一个非官方的协会组织，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的组成，除最初的成员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各有两个董事席位外，其他国家最多一个董事席位，主要按照成员所在国的业务规模及其影响力分配和增加新的名额。在亚太地区，除日本、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外，2012年新增加中国大陆一名董事，本人则代表中国银行成为中国大陆首任SWIFT董事。日常经营管理由CEO领导执行部门负责，并处于董事会的监督之下。长期以来，其董事长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会员单位的代表担任，CEO则基本上由欧洲人担任。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和努力拓展，SWIFT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收付电讯传送与交换处理体系，成为最重要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设施（信息通道），对支持国际收付清算，进而支持国际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加入SWIFT，就很难开展国际收付清算业务，至少在效率、成本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可能深受影响。 SWIFT设立的初衷，是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政治影响和政府干预，为最广泛的国际收付参与者提供专业电讯服务的中立组织，充分保护会员单位的商业秘密，并且基本上一直保持到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之前。但由于SWIFT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中独特的信息通道作用，它也很难摆脱日益强化的金融监管。“9.11”爆发后，美国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启动“恐怖分子资金追踪计划”（Terrorist Finance Tracking Program， TFTP），授权美国财政部追踪并冻结恐怖分子的资金流动，并迫使SWIFT予以协助，停止对被列入制裁对象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并要接受实际执行情况的调查。现在，SWIFT非常重视中立性与合规性的平衡，主要接受十国集团（G10）中央银行的监督管理，其中，比利时国家银行（NBB）在SWIFT的监督中起主导作用。根据G10央行的决定，除对一些个人、单位实施制裁外，SWIFT先后对朝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俄罗斯等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甚至将个别国家所有金融机构予以除名，从而使受制裁国家对外经贸往来与国际金融交易严重受阻，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SWIFT并不是单纯的美元国际收付电文系统，也并非完全受到美国的控制，而是包括十多个主要国家货币在内的多币种电文处理系统，且运行的货币仍在不断扩充，其中也包括港币和人民币。当然，美元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金融交易货币（超过42%的份额）及国际储备货币（超过60%的份额），美元收付清算在SWIFT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美国作为全球美元最重要的供应与管理者，对SWIFT也就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力。 二、准确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国际收付清算，首先必须真正实现资金所有权从付款方向收款方的转移，这就必然涉及到收付款双方及其开户银行的资金账户，以及能够使其开户银行账户联通的中介机构资金账户。这些资金账户以及相互之间的资金转账清算体系，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核心。 SWIFT只是国际收付体系中的电讯通道（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不涉及会员单位真正的资金账户，并不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全部。SWIFT还必须与各国的资金账户清算体系连接，真正将资金从付款方账户转到收款方账户，才能完成国际收付清算，才能形成完整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比如，在美国，SWIFT还需要与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国际支付清算体系CHIPS连接，CHIPS则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的国际收支账户相连接。CHIPS与SWIFT的美国成员单位还要与美联储主导的美元大额支付系统Fedwire相连接，以实行美元资金与CHIPS的交互并接受美联储的监管。在中国，SWIFT同样要与中国的人民币国际收付清算体系CIPS连接，CIPS与SWIFT的中国会员单位还要与央行主导的大额支付系统CNAPS连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内清算与国际清算的要求，包括运行时间、电文标准（是否与国际接轨）、使用语言（文字）、安全保护等存在很大不同，所以，世界各国一般都会将国内清算体系（如美国央行主导的的支付系统Fedwire）与国际清算体系（如美国私营支付清算系统CHIPS）分别建设与管理，并保持相互之间的连接与风险防火墙机制。 由此可以明确的是，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各国自己主导的，主要运行本国货币的资金清算体系，如CHIPS、CIPS等。二是各国统一共享的国际收付电讯运行体系，如SWIFT。二者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其中，国际收付电讯体系属于基础设施，要建立和管理一套覆盖全球、广泛连接、高效服务海量用户的收付电讯体系是极其不容易的，能够共建共享一套国际收付通讯基础设施，对世界各国和广大用户总体而言是最经济的选择。 三、金融制裁与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为国际间经济金融往来发展服务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高效运转又对国际间经济金融往来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也必然要遵守国际规则，受到日益严格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金融监管。 近些年来，实施金融制裁，特别是阻断被制裁对象的美元国际收付，甚至要求SWIFT进行除名等，也成为美国日益重视和强化运用的重要战略工具。其中，除朝鲜、伊朗等国家外，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联合其盟国直接对俄罗斯发动了长达数年的金融制裁，包括冻结或罚没被制裁对象在美资产、限制俄国某些特殊贸易和金融交易、切断被制裁对象美元使用渠道（如限制使用SWIFT）、限制其他金融机构与被制裁对象进行金融交易等，对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违反禁令的金融机构等组织，将受到美国的严厉处罚，包括巨额罚款，乃至吊销执照，被纳入制裁名单，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等。 这日益表现出美国的“美元（金融）霸权主义”倾向，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为摆脱被美国束缚或制裁的被动处境，有效保护本国利益，不少国家都尝试建立自己主导的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俄罗斯从2014年即开始启动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建设，欧盟为维持与伊朗之间符合欧盟法律的贸易往来，也在尝试推动自己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简称INSTEX）。新加坡也在积极尝试运用区块链技术建设新的国际收付清算系统等。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尝试的效果仍然不尽人意。 这其中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从前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基本结构可知，各个国家都要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类似SWIFT的收付电讯传送和处理体系，投入极大，是非常困难的。从全球整体看也是非常不经济的。其实，各个国家能够直接主导的，是本国的资金清算体系，而不是SWIFT。即使是美国，要对其他国家的个人、企业、金融机构等实施金融制裁，也主要是从其本国金融机构（包括外国在美金融机构）开始，主要是对美元收付进行控制。然后才是动员其盟国参与联合实施制裁。最后才是影响联合国组织或SWIFT组织全面实施制裁。 同时要看到，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是为国际经济往来服务的，金融制裁是建立在经济制裁基础之上的。美国要对其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前提一定是美国首先宣布对该国实施经济制裁，控制与该国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等。如果美国切断与另一国家的经济往来，两国之间的收付清算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如果美国不能彻底切断与一个国家的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也就不可能完全切断与这个国家的美元收付清算，也不可能完全切断SWIFT与这个国家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在SWIFT之外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其实是不尽合理的。所以，即使中国从2015年就正式推出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系统CIPS，并不断完善和推广，但CIPS基本上类似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并不是完全独立于SWIFT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也要与人民币大额支付系统CNAPS（类似于Fedwire）相互联通，并在跨境电文传送与处理方面，目前仍主要依赖SWIFT体系。 可见，离开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单独依靠建立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来抵抗美国的金融制裁，实际效果是很难达到预期的。 四、对美国可能把香港或中国踢出SWIFT的看法 从香港的情况看，美国可能因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而对一些个人、企业等实施金融制裁，限制其通过SWIFT进行资金收付，但要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则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香港目前属于亚洲最重要的转口贸易与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在港拥有巨大的经贸与金融利益，将香港踢出SWIFT，不仅中资机构和香港会受到影响，所有在香港的国际机构（包括美国的机构）都将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也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坚决抵制。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成长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并且还在进一步扩大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因此，美国要完全切断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或实施全面封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这将意味着开启“新冷战”，将推动中美脱钩和世界分裂，将对全球贸易与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将使美元的全球需求量和影响力深受影响，将推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的建立并与美国主导的体系抗衡，将对世界和平带来极大威胁，美国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此，更不能惊慌失措，而要冷静应对。 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要坚定推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增强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包括人民币与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要坚持与他国平等互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同时，要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能激化国际矛盾、出现极端恶劣情况做好充分应对准备。在国际收付清算体系方面，既要加强CIPS与SWIFT以及双边组织的沟通配合，共同抵制单一国家的霸权行为，也要积极探索运用包括区块链加密技术在内的信息科技与网络技术，加快数字货币研发及其配套运行体系建设，推动全新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发展。
家族办公室通常会将其投资分散于4至5个投资板块，访问发现，信息科技（77%）及医疗保健（60%）是投资者首选的私募股权板块，其次是房地产（59%）、非必需消费（43%）、通讯服务（40%），这些关注的板块都涉及新经济元素。 上周A股在短暂突破我们多次提到的3400点阻力位之后出现显着的回调，港股也不例外。从朋友圈和我们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投资者的情绪比较淡定，能够理解七月以来股市的狂飙突进，其实基础不是那么扎实。诺亚研究在周三发布了主题为“风雨初歇日，股债均衡时”的2020年下半年投资策略云路演，我们建议投资者做好股债均衡，多行业均衡来应对市场的波动和均值回归。 我们也反复告诉过大家一个金融知识点，就是“主街的好消息，往往是华尔街的坏消息”，7月16日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好于市场预期，特别是GDP二季度同比增长3.2%，好于市场预期的2.5%，是主街的好消息，但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货币财政政策会从相对宽松走向稳健中性，同时随着就业率的逐步改善，股市的参与者也会相对减少。 至于美国股市，这周小幅上涨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于疫苗开发上有一些正面消息。我们在2020年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里面提到，在目前全球疫情仍然严峻的环境下，美股常常对好消息照单全收，对坏消息则有些抗拒。 虽然美国还没有公布二季度的GDP增速，不过市场预计美国二季度的数字大约在-37%到-40%之间。微博上有大V说二季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创造历史，超越美国。这个说法其实错的一塌糊涂。 原因在于，中国和美国计算季度GDP增长的方法不一样，中国是和去年二季度进行同比比较，方法简单易懂，美国是把二季度和一季度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复杂的季节性调整之后再折算成年化增长率，-37%到-40%这个环比折年率转换成同比增长，大约是-9%到-10%。 由于美国2019年经济总量21.4万亿美元比中国14.4万亿美元大得多，因此二季度美国经济总产量还是高于中国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那么中国GDP早在2013年就已经超越美国了。当然，如果美国接下来公布的GDP增长好于预期，也可能对华尔街是一个坏消息。 这一周，我们收到最多的问题，还是关于香港在中美竞争格局下可能受到的冲击，特别是美国是否会限制香港的银行进行美元结算。其实我们已经多次详细分析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除非美国完全失去理智，否则几乎不可能限制香港的美元结算。看过我们的分析，就不会被一些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吓到。简单来说有三个主要原因，使得美国几乎不可能限制香港和中国的银行进行美元结算： 第一，美国推行无限量化宽松，大量增加发行美元下，任何削弱美元国际流通的行动，都不利美元需求和币值稳定，严重危害美国战略利益。 第二，美国非常希望中国和香港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如果限制美元结算，难道希望用人民币和欧元来买吗？如果美国不希望中国和香港获得美元，那么美国的国债用什么来偿还呢？ 第三，美国破坏香港经济和金融的举措，除了两败俱伤，同时还会伤害在香港有着巨大利益的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最近这些国家在威胁制裁和争取香港移民的同时，他们的智库也公开了对于经济利益的估算。 现在很多分析都只提中美关系紧张，其实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同样有着巨大的矛盾。我会在本周五晚上凤凰卫视的财经正前方节目分析美国和发达国家围绕“数字税”产生的贸易冲突，欢迎大家收看。 请大家记住，与其关注一些毫无根据，吸引眼球的文章，不如实实在在看看市场的反应，看看大资金往哪里走，特别是一些大家族的投资取向。 最近媒体都报道了清华大学和上交所的联合研究，占比0.5%的A股大户（账户资金量在1000万以上）无论在市场平静期，还是大涨大跌期的投资回报均好于占比85%（账户资金量在50万以下）的散户。 在2014年7月-2015年8月的牛市中，前者早早入场，及时止损离场，累计获益2540亿元，而后者先是减仓，等到A股高位才开始加仓，错过止损好时机，结果亏损2500亿员。 而在2012年1月-2014年6月的震荡中，前者先逐步减仓，在缓慢加仓，后者持续大幅加仓，结果前者累计获益80亿，后者亏损350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2014年7月市场涨起来后持续减仓，以弥补之前的亏损，但最终依然得不偿失。 研究者的结论是前者或者更加聪明，或者可以接受到更有价值的投资分析，是更加理性的投资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5月21日《港区国安法》的消息传出后，资本市场的反应基本都是正面的。银行体系没有明显的资金流出迹象，相反，自6月以来超过11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香港，这比新加坡过去一年增加的非本地居民存款总数还多。港币对美元汇率稳定并偏向强方兑换保证水平（7.75），银行体系的存款总额在过去几个月也持续上升。股票市场交易活跃有序，市场对一连串IPO募资反应踊跃。香港上半年IPO募资金额排名全球第三，市场预计下半年将重回全球第一。这些趋势与我们之前的分析都是一致的。 显然，大资金更关心的是香港的利率水平高于国际水平，《港区国安法》有利于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港股估值合理，中概东归和红筹北上均是很好的投资机会。 上周五，瑞士银行UBS在香港发布《2020年环球家族办公室报告》，有记者提问，中美关系紧张，香港局势是否已经影响到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决定时，瑞银财富管理环球家族办公室主管回应称，瑞银没有看到家族办公室的资金从香港流向其他地区。超高净值家族倾向把资金分散配置到不同地区和不同资产。对于生意植根内地的家族，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自然是其首选，也有欧洲大家族希望在香港设立投资办公室。 家族办公室是超高净值家族独立或者联合专业财富管理公司设立的投资办公室，根据英国Campden Research发表的2019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过去两年全球家族办公室数字上升百分之三十八，数目达至7300个。 瑞银访问了来自香港、内地、新加坡、美国等地共121个家族办公室的主管或高管，这些办公室的平均财富达到16亿美元，总财富净值为1424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的全球市场震荡，投资人面临“无差别损失”，受调查的家族办公室也不例外，据统计，平均最高资产跌幅亦达13%。一般定性较好的投资者的应对方法是维持定期定额投资，静待市场回到正常，慢慢抚平投资损失。 但家族办公室会采取积极的方法来应对，果断地迎接和管理风险。他们最头痛的并不是蒙受亏损，反而是错失良机。调查发现，55%的办公室在3月到5月对投资组合重新作出调整，以维持长期配置。 这些家族办公室在市场震荡期间的反应两极化，一些办公室认为市场波动是难得的入市机会，加杠杆大幅买入超卖的股票，包括美股和港股，回报相当可观；其他一些担心波动性的办公室则卖出股票和债券，增持现金和黄金。 瑞银在6月的调查发现，77%的家族办公室投资组合，表现与年初设定的目标基准相符，甚至表现更好。调查还发现，许多获利的办公室开始卖出股票，并将利润投资于住宅及私募基金，甚至用于企业并购。 77%的受访家族办公室有参与私募投资，69%的办公室认为私募股权是回报的主要来源。而73%的办公室认为未来2年至3年时间，私募股权投资较公开市场投资回报高。 应该说这样的预期符合历史经验。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是在经济衰退期开始的私募股权投资，完成退出后的收益率不仅明显好于在经济繁荣期开始的私募股权投资，也要好于把资金投资在公开市场，按照同样现金流进入和退出计算得到的收益率（均以收益率中位数进行比较）。 表面上看，优质资产在经济衰退期无可避免的折价，是开始于衰退期的投资业绩好于繁荣期的原因。但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能够在经济衰退期募集资金的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有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好的历史业绩，得到投资者的信任。私募股权投资的业绩具有持续性，这与公开市场投资业绩缺乏持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家族办公室通常会将其投资分散于4至5个投资板块，访问发现，信息科技（77%）及医疗保健（60%）是投资者首选的私募股权板块，其次是房地产（59%）、非必需消费（43%）、通讯服务（40%），这些关注的板块都涉及新经济元素。 对于当下特别流行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和可持续发展投资（Sustainable Investing），43%的家族办公室指出，回报仍然处于优先考虑。不过，有39%家族办公室计划在未来5年将大部分资产配置到可持续发展投资。 希望大家远离“危言耸听”，理解投资的本质，获得长期稳健的收益。
IMF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萎缩37% 新华社华盛顿7月17日电(记者许缘 高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7日在结束对美国第四条款磋商的声明中说，受新冠疫情重创经济活动影响，预计美国经济二季度按年率计算萎缩37%，全年萎缩6.6%。 第四条款磋商是IMF经济学家每年对成员国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的例行判断与评估。声明说，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被新冠疫情打乱，近1500万美国人因此失业。尽管美国政府为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但美国经济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经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声明认为，为降低经济成本，美国政府必须谨慎考虑经济重启，并控制新冠感染率持续上升。 声明特别指出，美国长期受疫情困扰凸显其卫生系统存在结构性缺陷，包括医疗资源供给分散、成本高昂等，且有相当比例低收入家庭没有医疗保险。同时，疫情导致美国贫困和弱势群体承受不成比例的经济冲击，使美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 此外，IMF还警告美国债务水平显著增长使经济脆弱性上升。报告预计，截至2030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升至160%。 IMF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应对疫情及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挑战，应关注社会救济、教育、医疗等问题以减少不平等，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实施更公开、稳定和透明的贸易政策以保证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按年率计算萎缩5%。
GPS栏目主播扎卡里亚采访时表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两国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以下是这次专访中涉及中美关系的问答实录。 扎卡里亚：我想先问一个宏观的问题。我观察华盛顿现在的辩论，发现共和和民主两党都有同感，认为正面对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国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强硬、更具扩张色彩并咄咄逼人，这就需要美国以有别于以往几十年政策的方式加以应对。您对此有何回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崔大使：我认为大家对当今世界的现实要有全面的认知。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长达5000年，比美国历史要长得多。中华文明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人民仍在坚持不懈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不论是在过去的70年还是在过去的7年，这一点从没改变过，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我们跟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权利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 对美国而言，根本性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是否准备好或者说愿意同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应对众多且仍在不断增加的全球性挑战。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根本性选择。 扎卡里亚：大使您参加过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许多会谈，也一直和本届美国政府高层打交道。您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对手？因为他本人目前对华表态很强硬，但今年一、二月也曾大力称赞习近平主席。对中国而言，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特朗普？ 崔大使：对中国来说，特朗普总统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中方愿同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开展合作，致力于在中美这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稳定、强健的关系。当然，任何一届美国领导人和政府都致力于维护本国利益，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两国日益扩大的共同利益，开展有利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更广泛利益的合作。同时，必须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好分歧。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策。 扎卡里亚：您对特朗普总统近期（对华）公开表态的转变感到惊讶吗？ 崔大使：中方愿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对此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善意依旧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也抱有同样的善意。我认为，中美作为对自身和世界都肩负重责的世界大国，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认识到我们在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性挑战中存在共同利益，要因应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共同期望，不应让怀疑、恐惧甚至仇恨来绑架外交政策。
登录
工商服务
危机公关
金融律师
app开发
财税服务
金融牌照
网站建设
知识产权
企业征信
审计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