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2日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试图将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以及他针对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警告逐渐边缘化，甚至对福奇博士大加诋毁。 一位白宫官员告诉NBC说：“一些白宫官员担心，福奇博士在某些事情上是错的。”该官员还提供了不少福奇在疫情暴发早期发表的观点，包括他在1月时称新冠病毒“不是主要威胁”、“无症状感染者不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驱动力”，以及他3月时说“人们不应该戴着口罩到处走动”。 然而，这些白宫对福奇大加批评的观点都是基于当时掌握的最佳数据，并且也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疫情特别工作组其他成员以及白宫高级官员的广泛支持。 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杰罗姆·亚当斯12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所说：“当你了解到更多信息时，你就会对那些建议作出调整。我们给出的建议已经变了。” 白宫方面拒绝对福奇发表进一步评论。12日，白宫发言人凯莉·麦克纳尼也透露特朗普是否仍对福奇博士抱有信心。福奇本人当天也没有立即对此回应。 美国《华盛顿邮报》最先报道了前面提到的那位白宫官员对福奇的质疑言论。有迹象显示，福奇和特朗普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渐加剧，后者试图诋毁前者。 上周，福奇称，自己从6月2日起就没有见过总统，至少这两个月来也没有亲自向总统作简报。特朗普则在接受美国格雷电视台采访时直言福奇犯了错误，说“我不同意他（说的）”。 另一位白宫疫情应对特别工作组成员、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布雷特·吉鲁瓦尔12日在NBC《与媒体见面》节目上也表示，福奇不总是正确的。 “我非常尊重福奇博士，但他也不是100%正确。他也不一定把整个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上，他承认这点。他是从一个非常狭隘的公共卫生角度来看问题。”吉鲁瓦尔说。
面对全美多个州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增加的情况，美国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12日却表示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很灵活”，学校应该在秋季重开。 德沃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规则应该是孩子们在今年秋天重新开学”，一些出现病例小范围暴发的地方应该按个例分别处理。她指出，CDC的指导方针应该是灵活可变的，应视情况灵活运用。 当被问及如果疫情暴发，教育部是否有相应的计划、学校应该何时关闭，她回答说：“学校应为学生和自身情况选择做正确的事，我们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措施。 此外，针对如果遇到小范围疫情暴发的情况出现，学校是否会恢复远程教学的问题。德沃斯表示，学校可以在短时间内关闭，但需要制定计划来应对相应情况，而不是准备远程开学。
导言 近日，ICE最新发布了一份公告，2020年秋季学期，国际留学生（F或者M签证持有者）需要至少上一门线下面授课程，否则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留学生群体在美遭遇不公待遇的事件屡见不鲜，而实际上在美国，亚裔是少数族裔中的“模范生”，在美亚裔族人普遍教育水平良好，经济相对富裕，本科学位获得率远高于美国整体水平。但优秀的亚裔却似乎很难在美国公司成为领导，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竹子天花板效应”，这是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吗？ 麻省理工的Jackson Lu教授等学者观察到，同为亚裔，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更容易成为领导，美国知名公司高管中都经常能看到南亚裔人的身影。 在涉及11030名美国企业员工和MBA学生的一系列研究中，作者发现：第一，在美国每一百万南亚裔人中，有2.82名CEO，而在每一百万东亚裔人中，只有0.59名CEO；第二，通过被试者自主评价实验发现南亚裔人与东亚裔人在工作动力方面无显著区别，但“魄力”在其他方面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使南亚裔人更容易成为领导；第三，影响亚裔担任公司高管职位的主要因素是魄力而非偏见、工作动力与领导野心，这表明魄力是领导者被认为应该具备的一项重要素质，超越种族歧视。 原文标题：Why East Asians but not South Asians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Jackson G. Lu， Richard E. Nisbett， Michael W. Morris 发表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20）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 实习研究员 孙梦鸽 研究背景 “竹子天花板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影响亚裔领导力的原因究竟是种族偏见还是其他因素，需要实验加以验证。Jane Hyun是首先提出“竹子天花板效应”这一概念的人，由于亚裔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所以并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但目前不清楚这一效应适用于所有亚洲人还是特定族群。和以往关于亚裔领导力的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者独辟蹊径地比较了在美国的东亚裔人（如中国人、韩国人）和南亚裔人（如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关于可能导致“竹子天花板效应”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以下三项： （1）种族歧视（prejudice） 最直观的解释就是种族歧视，美国社会对非白种人存在偏见。美国亚裔美国人调查（K. Ramakrishnan，2017）表明，南亚裔人由于肤色较深，体型样貌与中东人相似，在美国面临比东亚裔人更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因此，如果种族歧视是天花板效应的主要成因，南亚裔人会比东亚裔人更难成为高管。 （2）工作动力和领导野心（work and leadership motivation） 亚裔成为模范生与其努力密不可分，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学业上比白人更为努力（A. Hsin，2014），但同时，亚裔也表现出了工作中惯于服从、缺乏主动性的特征。亚裔对理科方面的才华要优于管理方面。 （3）魄力（assertiveness） 魄力指的是一个人敢于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捍卫自己的权益。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会比中国人更重视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也是领导者普遍具备的一项素质。而东亚裔人更强调谦逊低调，这有可能被误解为缺乏自信和动力，或者能力不足。 本文报告了七项实验的结果，挖掘了南亚裔人与东亚裔人在职场的不同表现与特征，得出歧视和动力并不是南亚裔人领导力胜过东亚裔人的原因，真正关键的因素是魄力。 实验1 实验 作者收集了美国S&；P 500指数覆盖的大盘股公司从2010-2017年的CEO数据，比较了东亚裔人、南亚裔人和白人在这些公司中担任CEO的人数。其中，东亚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而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且剔除混血人。 实验结果 图1 标普500公司中东亚裔、南亚裔和白人CEO占比情况 在这500多家公司的CEO中，每年平均有10.38名是南亚裔人，而东亚裔人只有3.5名。而且在美东亚裔人数显著高于南亚裔人数，约为其1.6倍，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按每个群体在美国的人口比例进行折算后，研究者发现在美国每一百万南亚裔人中，有2.82名CEO；而在每一百万东亚裔人中，只有0.59名CEO。 令人惊讶的是南亚裔人CEO的比例超过了白人，每一百万白人中，只有1.92名CEO，低于南亚裔人的2.82名。 实验2 实验 研究者在美国18家500强级别的大公司高层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调查了每一名被试现在是否在担任决策层或高级领导职务。一共包括858名东亚裔人和867名南亚裔人，平均年龄为39.23岁，其中48.2%是女性。 考虑到东亚裔人可能会由于更倾向回到自己的国家发展而对于在美国公司当领导更不感兴趣，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中，不仅控制了出生国家、年龄、性别、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在本公司工作年数等变量，还控制了祖籍国家的人均GDP。 实验结果 相比于南亚裔人（29.5%），更少的东亚裔人（17%）在这些公司中担任高管。且不论被试者是否在美国出生，结果都是一致的。 这说明了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在美国领导岗位上确实存在差距，不局限于S&；P500公司的CEO职位上，在美国大公司的高层也很普遍。 实验3 实验 研究者在另外16家500强级别企业的员工中进行了调查，包括878名东亚裔人和797名南亚裔人，平均年龄为40.5岁，46%为女性。除了了解他们是否现在正担任高管职务外，还测量了他们的魄力和工作动力。 魄力的测量体现为：“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能够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愿意参与有建设性意义的人际冲突” 。工作动力的测量为：“我尽自己所能努力工作”，“我在工作中主动付出额外的努力”。 实验结果 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表现出了更强的魄力，更容易成为领导，即魄力在领导力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两个群体的工作动力没有显著区别。 在那些尚未成为高管的职员中，相比南亚裔人，东亚裔人更不认为自己将来可能成为高管。 实验4 实验 由于在第三项实验得出的结论可能受自我评价产生的偏差影响，比如东亚裔人在自我评价时更谦虚，研究者对一所美国商学院的两届MBA学生（全体，不存在选择偏差问题）展开了调查，共包括1523名学生，其中292名是东亚裔人，149名是南亚裔人，765名是白人。 实验要求每一位学生要在自己的班级中，选出1-5名自己心目中的领导者。一个月后，每位MBA学生都随机匿名评估了班上至少4名同学的魄力，例如“X会在适当的时候表达自己的观点”。 实验结果 图2 魄力预测模型的多元线性回归 结果和前面实验的结果相同，魄力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比于白人，东亚裔人更少被提名为领导，反之，南亚裔人更多被提名为领导。 实验4消除了自我评价可能带来的信息偏差问题，通过他评机制再次验证了魄力在领导力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 实验5 实验 为了探究领导野心是否会影响领导力，研究者用大样本以3639名商学院MBA学生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不同的是，研究者这次分析了通过官方竞选出来的MBA学生领导（如班长）的数据。作者还收集了另外1429名MBA学生的领导野心以及他们的GMAT成绩。 领导野心的数据来自于MBA学生在入学前的职业兴趣测评问卷，统计了每位学生对领导相关的职业（比如说CEO、工会主席、政府高层官员等）的兴趣程度。 实验结果 东亚裔人、南亚裔人、白人在领导野心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领导动力不是他们在当选领导中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 此外，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在GMAT入学考试成绩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均比白人成绩出色。再次验证了此前实验的结论。 实验6 实验 研究者通过实验6测量了东亚裔人和南亚裔人遭受的种族偏见的差异。 研究6a通过自我报告的方法测量了MBA学生感受到的种族偏见。研究6b则让非亚裔美国人设想7个日常生活的场景，通过评价社会距离来测量对于东亚裔人或南亚裔人的种族偏见。 实验结果 结果发现南亚学生比东亚学生感受到更多的种族偏见，这说明种族歧视的副作用并没有打破领导魄力的正向影响。 实验7 实验 实验招募了396名在美国出生的非亚裔人，让他们看一份东亚裔人或南亚裔人的简历，并决定是否愿意推荐其担任领导职位。简历内容相同，只有名字和族裔不同: A. Wang （中国）/ A. Kim （韩国）/ A. Patel （印度）/ A. Bakhash （巴基斯坦）。 实验结果 结果显示，即使非亚裔的美国人对南亚裔人有更深的种族偏见，但其依然会因为南亚裔人比东亚裔人更具有领导魄力，而更倾向于让南亚裔人成为领导。 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导致“竹子天花板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人们直观感受到的种族歧视，也不是工作努力程度和领导者野心，而在于是否具备领导者魄力，是否敢于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立场。 种族并不是限制人发展的天花板，勇敢的表达自己，彰显自己的能力与魅力才是通往领导的正确道路。我们可以尝试更主动地表达自己，给其他人留下有魄力、有领导力的印象，打破“竹子天花板效应”，走出更开阔的道路。
走出去智库观察 7月9日，以“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为主题的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坛开幕式上分别发表视频致辞，中美政要及智库学者就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与挑战等议题展开讨论。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当日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发言表示，有人非常担忧中美脱钩，但中美经贸关系不仅脱不了钩，而且中美进出口将在三季度企稳回升，年内将恢复到正增长。另外，中美金融合作会进一步加强升级。 中美经贸关系为什么不会脱钩？今天，走出去智库（CGGT）刊发魏建国先生在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上的发言内容，供关注中美经贸关系的读者参考。 正 文 文/魏建国 走出去智库（CGGT）特约专家 商务部原副部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中美贸易战打了18个月，不仅使去年双边贸易额被东盟超过，更使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总额下降9.8%。中美贸易真如西方一些媒体和某些学者所说的将会脱钩吗？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二大经济体经贸关系会冷却下来吗？不再成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了吗？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刻，中美双方不少专家对此都忧心忡忡，感到悲观。 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中美经贸关系脱钩不了。恰恰相反，我认为中美进出口三季度将企稳回升，年内将恢复到正增长。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我从部分省市商委、商务厅了解到，5月对美出口虽为负增长，但降幅大大缩小，6月份中国企业从美国所接订单，是今年为止最多的一个月，集中表现为日用消费品、家用电气、纺织品、体育用品、箱包、玩具等，特别是企业的长期订单逐周上升，呈现出较好态势，这有利于中方出口企业备料、投产和长期计划。 在进口方面，中国第一季度进口美国猪肉及猪肉制品28万吨，是去年同期3倍，5月份中国又下了4万吨订单。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口美国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呈现大幅增长态势，中国进口大豆、高粱、小麦已达418万吨，中国还希望进口美国的大麦、棉花、蓝莓、菜籽等农产品。 第二点，美国全国商会及40多个商业协会近期致函美国财长姆努钦、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及中国副总理刘鹤，希望落实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函中一方面肯定中方落实协议特别是在采购农产品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也表达了对中国能否达到总体采购目标而担忧。美国全国商会执行副会长薄迈伦说，“企业界希望防止这一协议成为日益紧张的双边关系的牺牲品。” 我认为美国企业界多虑了，中方一直在积极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认为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的协议来之不易，在千方百计落实第一阶段贸易目标，甚至在中国疫情高发阶段仍在积极采购美国农产品，可以说中方履约是真心诚意的，中方从来都是说话算话、重合同守信用的。 我们倒是希望美方切实督促有关部门配合中方履行好协议。据媒体报道，双方会在今年8月中旬举行会议，讨论协议执行情况。我倒是认为，如果双方能够落实采购目标，从理论上讲，中美经贸2020年不但会恢复增长，而且会有很大增长。 第三点，大家应该看到，支持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两国金融机构的合作和交流正在悄悄加速，这与中国资本市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全面提速有关。中国加快引入了全球金融机构，而美国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 正如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所言，中美之间的金融脱钩越来越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高达45万亿美元，外国银行仅占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业的2%，仍有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了中国市场，例如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和惠誉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5月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外国评级机构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前两家，高盛集团近期也获得在华将其合资企业高盛高华持股比例由33%提高到51%，摩根大通今年6月获准在华经营首家外商独资期货公司，美国运通获准成为中国首家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近期，进入银行间接债市市场的金融机构超过了2500家，较去年年底翻番。而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2018年为129亿美元，2019年为141亿美元。2020年3月，中国美国商会调查表明，80%的美国企业没有考虑将制造业迁出中国。 综上所述，中美经贸脱钩不可能。金融脱钩非但没有迹象，而进一步加强升级合作势在必行。
随着国内短视频用户增长红利逐步见顶，字节跳动近年来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市场，斥巨资打造出抖音海外版TikTok。重金铺开的摊子如今却在变现的关键时刻遭遇监管封杀。在监管风暴下，抖音国际化道路迎来了至暗时刻。 “重击三连” 继6月29日印度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禁止国内使用TikTok等应用程序后，7月7日，美国政府称正在考虑禁止TikTok等应用在国内使用。同天，TikTok官方表示，将停止在香港提供其社交视频应用程序。 此前TikTok曾考虑开设一个新的全球总部，新加坡、伦敦、都柏林都在考虑的名单内，而近期一系列的封杀事件将加速这一计划。 美印市场对字节跳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项禁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或超过千亿人民币。 根据SensorTower的报告，TikTok在2019年营收利润达到了1.76亿美元，占其累计总收入2.47亿美元的71%。 在印度，2019年，TikTok的下载量高达3.23亿次，在全球总下载量占比超过三成。有媒体预测，失去印度市场将使字节跳动的损失超过60亿美元。 在美国，TikTok的下载量为1.65亿次，尽管这个数字低于印度，但受益于用户付费意识较为成熟，该应用在美国2019年收入达到了3600万美元，使美国成为中国之外最大的市场。有业内人士预测，2020年TikTok将从美国获得5亿美元收入。 巨资押宝 不得不说，抖音出海是认真的。目前抖音月活跃用户在一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用户渗透率分别为40%、46%。抖音国内用户增长几近“天花板”，而未来公司的增长点除了依靠深耕国内用户、产品矩阵联动之外，国际化也是发展的关键一环。 2017年11月，字节跳动以近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短视频社交平台Musical.ly；2018年8月Musical.ly与TikTok合并。 为了加快海外进程，TikTok加大了线上广告支出。根据MediaRadar数据，相比2018年，2019年TikTok在美国市场的广告支出增加了4倍，其中有80%流向了Snapchat。 2019年TikTok以4.4%的占比超过可口可乐、迪士尼，成为Snapchat最大的广告金主。根据eMarketer估测，2019年Snapchat广告收入达到15.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07.55亿元）。也就是说，仅在Snapchat平台上，TikTok就投入了近5亿元人民币。除该平台外，TikTok还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大量广告投放。 2020年以来，字节跳动的海外战略再次升级。 3月，张一鸣在内部信中，透露了公司将进行组织升级的消息，目的是应对业务变化和公司转型为全球化组织的挑战。 经调整后，张一鸣本人将作为字节跳动全球CEO花更多精力在欧美和其他市场。 监管漏洞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不是TikTok首次遭遇监管危机。此前，美国、英国、印度都曾对其发出过警告甚至是禁令，而各国的审查原因都曾提及未成年人的信息安全问题。 TikTok的受众定位偏年轻化，用户及内容创作者的年龄大多在15―24岁。数据显示，2020年1月TikTok美国安卓端的活跃用户中，10―19岁的用户占比高达37.2%。 用户低龄化令TikTok迅速成为海外游戏的重要广告投放平台。根据Singular2020年广告投放ROI报告中，TikTok首次登上榜单就已成为安卓游戏广告媒体投放ROI最高的15家平台之一。 用户低龄化为平台带来货币变现的同时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 2019年，因违反美国儿童隐私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TikTok罚款570万美元，具体原因涉及非法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 同期，TikTok遭到了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的调查，英国政府称TikTok在保护儿童数据方面可能存在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 2019年2月，TikTok在印度被封杀，印度方面认为其导致该国未成年人受到很多不良影响。 有海外知名博主撰文抨击TikTok“传播儿童色情”。他称，在TikTok上，会有一些外国孩子在镜头前唱色情歌曲或跳卖弄风骚的舞蹈，而他们的年龄只有十二三岁。 有印度立法者称，TikTok将导致该国年轻人“文化堕落”，呼吁政府对这一应用采取行动。 针对这一问题，2019年4月，字节跳动宣布斥资1亿美元在印度建立数据中心，同时承诺未来3年将在印度市场投资10亿美元。今年2月，TikTok首次在英国上线了升级版本，该版本增加了“家庭安全模式”的家长控制功能。 除此之外，为了缓和TikTok和各国政府的关系，字节跳动重金挖角了多位外籍高管，包括微软前首席知识产权顾问ErichAndesen、美国前空军和国防部网络安全专家RolandCloutier等。 近期，字节跳动任命迪士尼前高管KevinMayer担任字节跳动首席运营官兼TikTok全球首席执行官，负责字节跳动全球职能部门（不含中国），包括企业发展、销售、市场、公共事务、安全、法务等，直接向张一鸣汇报。 事情发展至此，字节跳动将如何打破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壁垒？显然，至少公关不是这道题的关键答案。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0日16时30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316万，达到3163505例，死亡病例达到133847例。 7月9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3247例，再次打破单日新增纪录，该数字为本周第二次破纪录。据悉，这是因为疫情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多州蔓延。6日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报告新增30400例确诊病例，占美国当天新增病例近一半。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警告称，美国并未完全控制住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趋势，如果疫情以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每天新增病例可能会超过10万例。 福奇说：“我们看到的是指数式增长。它从日均20000例增至40000例至50000例。这是在翻倍增长。任何疫情严重的州都应该考虑关闭该州。” 当地时间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佛罗里达州多拉尔，他在当地参加美国南方司令部有关预防贩毒的会议时谈及疫情：“众所周知，在美国出现新冠病毒之前，我们确实做得很好，当然我们现在仍然做得很好，我们正在回归正轨。”
作者：Nicholas R.Lardy彼得森智库高级研究员；TianleiHuang彼得森智库研究分析员 导读： 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不断，特朗普甚至威胁在金融上与中国脱钩，作为贸易战的重大筹码。然而知名经济研究机构，美国彼得森智库两位专家近期撰文表示，尽管争吵不断，但中美金融脱钩的可能性实际上越来越小。 过去几年里中美经济对抗持续升级，不少人担忧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正在走向“脱钩”。最近这种可能性又增加了——特朗普政府威胁，如果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的会计规定，将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6月中旬，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美国的一个政策选项。 尽管关税和投资限制引发了激烈争论，中国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步伐仍在加快。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里，这种整合在大多数指标上都有所加速。而美国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参与这一进程，让美中金融脱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查看数据便可得知，基于有误导性的新闻报道就轻下结论的行为十分危险。 中国的监管改革为外资金融机构开辟了道路。 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好例子是，美国和其他外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度大幅提升，这是因为2019年至2020年，中国监管机构放宽了对所有权和其他因素的长期限制。从历史上看，外国金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以在合资企业的形式经营，而且只拥有少数股权。最近的自由化趋势促使在中国经营的外资控股或独资金融机构数量大幅增加，其中包括许多美国机构。 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巨大，而且只会越来越大。中国金融服务市场规模为47万亿美元，但之前的限制意味着外国公司在这个市场的大部分领域只占很小份额。例如，银行资产不到2%，保险市场不到6%。鉴于中国国内金融业的庞大规模，如果外国公司能够增加其在这些市场部门的份额，就可以创造巨大利润。 美国金融机构利用中国金融自由化政策的例子包括： 2019年，PayPal收购了中国公司国付宝GoPay 70%的股份，并因此成为首家在中国提供在线支付服务的外国公司。通过本次收购，PayPal可以在快速增长的全球移动支付市场中竞争。市场研究公司Frost&Sullivan预测，全球移动支付市场规模将在2023年达到近100万亿美元。 高盛于2020年3月获得批准，将其在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Goldman Sachs Gao Hua Securities Co．）的33%少数股权增至51%多数股权。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得以将其在合资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公司（Morgan Stanley Huaxin Securities Co）的持股比例从49%增加到51%。 2020年6月，摩根大通获准经营一家外商独资期货公司。 同样在6月，美国运通获准通过与一家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成为首家在华开展境内业务的外国信用卡公司，从而可以开展网络清算业务。Visa和MasterCard也申请了网络清算牌照。 美国信用评级公司最近也获得了更多准入机会。标普全球于2019年成立了一家外商独资公司，这是首家获准在中国国内债券市场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公司。2020年5月，惠誉的外商独资子公司获准对中国境内发行人（包括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及其债券进行评级。 流入中国的跨境资金不断增加 除了多数或完全由外国拥有的金融机构增加外，中国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整合反映在不断增长的跨境资本流动中，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FDI），而且还包括投资组合资本。下图显示，外资持有中国股票和债券的数量稳步增加，到2020年第一季度末已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5940亿美元）[1] 。随着总部位于美国的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和其他提供全球指数、推动机构投资的大公司逐渐增加中国上市公司在其指数中的权重，这一数额几乎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很活跃，2019年投资141亿美元，高于2018年的129亿美元。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美国企业如何实现供应链多样化，中国美国商会在2020年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0%的美国公司不考虑迁移其中国制造基地。但2020年，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包括美国公司的FDI）可能会减少。联合国预测，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这将导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0%。 美中金融脱钩的一个标志是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降。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的峰值后，2019年降至仅48亿美元。这一下降反映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了对中国投资的监督，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大幅加强了对外资本的控制。 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毫无意义 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股市，将是另一个脱钩迹象。拒绝中企可能出于两个动机。首先，美国监管机构一直无法获取与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审计相关的工作底稿。此外，一些会计欺诈案件导致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投资者蒙受损失。最近的一次是瑞幸咖啡（Luckin Coffee）。其次，一些人似乎认为，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可减缓中国的增长。 目前约有230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约为1.8万亿美元。5月20日，参议院通过了《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如果该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将要求在三年内未能遵守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标准的中国公司退市。特朗普还可能加快这一进程：他在6月4日要求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在60天内提出旨在保护投资中国证券的美国投资者的议案，这可能是为一项要求中国公司从美国证交所更快退市的行政命令铺路。 拒绝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不会是“脱钩”的重要一步，也肯定不会减缓中国的增长。首先，这些中国公司在美国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来自国际投资者，而不是美国居民。此外，退市不会剥夺中国公司获得美国资本的机会。事实上，完成退市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私募投资交易。例如，美国两大私募股权公司华平创业投资（Warburg Pincus）和大西洋通用（General Atlantic）今年6月牵头达成了收购中国公司58同城的交易。该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这笔交易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时，现有股东将被以溢价收购，该公司的股票将不再在美国交易。58同城将通过美国私募股权公司而非公开市场获得美国资本。2020年上半年，美国上市私营企业的私有化交易数量激增。 其次，许多中国公司将通过转移到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上市而退市。美国居民和国际投资者都可以继续投资。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SMIC），2019年从纽约证交所退市，现在只在香港交易。对于规模较大的中国企业来说，从美国转到香港上市的过程相当简单：申请在香港二次上市，建立足以在香港上市的交易量，然后放弃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已经是在美国上市的市值最大的中国公司，于2019年在香港二次上市。另外两家中国公司，京东和网易，于今年6月在香港进行了二次发行。这些公司准备放弃在美国上市。 关键是，资本市场是全球性的，将中国企业挡在美国上市大门之外，并不会剥夺这些企业获得美国资本的机会。美国机构投资者和美国居民如果想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只需在香港购买即可。同样，通过在纽约上市投资了中国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可在香港购买这些公司。美国退市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香港联交所。 禁止美国联邦养老基金投资中国股票没有法律效力。 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于2017年决定将涵盖节俭储蓄计划（TSP，即所谓的I基金）中国际投资的基金指数，从来自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欧洲、大洋洲和远东指数（MSCI EAFE），转移到到更广泛的MSCI全球除美国外可投资市场指数（MSCI ACWI ex USA IMI），其中包括一小部分中国公司。其目的是纠正I基金缺乏新兴市场敞口的问题，这是大型退休基金中的一个反常现象。 TSP的国际投资中有大约500亿美元的国际股票。从2020年年中开始，该基金计划向更广泛的指数转移，将把约8%的资金（约45亿美元）投入中国股市。 在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压力下，这一决定于2020年5月暂停，似乎也不太可能重新审议。 尽管将中国股票排除在TSP旗下I基金之外吸引了大量关注，但在TSP和美国投资中国股票的大背景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相对于TSP基金2019年末5600亿美元的资产规模，TSP可能对中国股权投资的45亿美元不过是一个舍入误差。相对于美国居民持有的约2600亿美元中国证券而言，这一数字也很小。最后，禁止TSP投资中国股票与中国上市公司的市值完全无关，而这一市值目前约为1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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