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数字货币”并存的局面，恰恰说明人们对“货币”的本质与发展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亟需准确把握“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发展方向。 眼下，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再次成为各界舆论关注之焦点。 其发轫于2009年初，一种全新的去中心化网络“数字加密货币”——“比特币”横空出世，随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各种“数字货币”的概念风起云涌，从纯粹的网络内生数字币，到与单一或一揽子法定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再到多国央行研发设计“法定数字货币”等，花样不断翻新，甚至成为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金融热点。 但多种“数字货币”并存的局面，恰恰说明人们对“货币”的本质与发展逻辑缺乏足够的了解，亟需准确把握“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发展方向。 货币数字化与概念异化 其实，货币一直在向数字化迈进。 货币自诞生以来，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其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等也一直在不断演变，旨在不断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更好地发挥功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世界货币历史，货币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是： 自然实物货币（如特殊的贝壳、骨头、羽毛等）——规制化的金属货币（金币、银币、铜币等）——金属本位制的纸币（代币）——纯粹国家信用货币（亦称主权货币、法定货币）。根本的发展方向就是去实物化、数字化。 其中，随着信息科技发展，信用货币的表现形态和运行方式又在不断演变，去现金化、数字化进程不断加快。主要表现在： 现金货币（纸币及金属辅币）——存款货币（体现为银行存款，并以存单、存折等作为载体，货币收付主要是存取现金或通过邮局以寄信或电报方式进行汇款，需要大量人工操作）——电子货币（仍体现为在银行或支付机构的存款，但其存放与收付主要依靠电子载体，如银行卡、电子银行或移动支付的钱包等，通过电子信息传输与处理来完成，货币收付与合规监控的自动化水平大大提高）——数字货币（表现形态更加数字化、无形化，运行方式更加网络化、开源化、智能化。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在探索之中）。 当前，“数字货币”出现多种探索。 信用货币的产生和发展，大大增强了货币供应与总量控制的灵活性，但受到种种因素影响，却又朝着货币超发、总量失控、货币金融风险持续积累——引发越来越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方向不断推进，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反思并探索创新货币运行体系与机制。其中，2007年次贷危机及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推动各类“数字货币”纷纷涌现，出现了很大变异。 按其概念出现的先后顺序，目前“数字货币”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全新的网络平台内生“加密数字货币”。其代表是2009年初推出并运行至今的“比特币”，是在特定的网络体系内，按照设定的原则由电脑系统推出和管理，避免政府和个人干预（去中心），没有任何载体的纯粹的“数字货币”。 在比特币基础上，又发展出以太币、莱特币等大约1700多种加密数字货币。 这种网络内生加密数字货币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价格大幅起落的问题，又催生出与法定货币挂钩的“数字稳定币”。 2．与单一法定货币等值挂钩，要通过购买挂钩货币作为储备物投放出来，主要运用于特定网络体系的“数字稳定币”。如USDT、USDC、GUSD等。 3．与一揽子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需要用挂钩货币作为储备物兑换产生，主要运用于特定网络体系的超主权“数字稳定币”。如设想中的eSDR、Libra等。 4．探索或尝试中的，运用信息科技推动法定货币数字化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CBDC）。现在不少国家都在研发CBDC，其中，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DCEP已经进入测试阶段。 这就产生一个重要问题：这些都是“数字货币”吗？ “数字货币”的本质与归属 尽管出现多种“数字货币”的概念，但从严格意义上看，真正能作为“货币”存在和发展的，只能是“央行数字货币”。这是因为： 货币之所以必然从自然实物货币（包括规制化金属货币）发展成为纯粹信用货币，是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的。 所谓“货币”，就是“货物”之“币”，“币”则是价值的单位和表现方式，这就决定了货币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价值尺度，是为货物（后来也发展到劳务）的交换服务的，相应发挥着交换媒介的功能。 要充分发挥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就需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要保持货币币值的基本稳定，就需要保证一国的货币总量能够与该国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能够随同可交易社会财富的增减变化而变化，具有可调性、灵活性。 这样，传统的自然实物货币，由于其实际供应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实物的自然储存量、开发或加工量等，很难与可交易社会财富规模的变化相适应，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甚至在货币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中，贸易的严重失衡很容易导致货币的严重失衡进而引发相互战争。即使是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也同样存在“特里芬难题”。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可交易财富的增长，实物货币必然要退出货币舞台，回归其社会财富的本源，其价值同样需要以新的货币加以标示。 货币则必然脱离自然实物，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单位或表征物，其本身可以不再具有实用价值，可以成为纯粹的数字。但它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所接受，是因为一国货币是建立在整个国家可交易财富的支撑和信用基础之上，受到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所以，这种货币被叫做“信用货币”，也被称为“主权货币”或“法定货币”。 信用货币的“信用”，是整个国家的信用，而不是政府（财政）自身的信用或负债，并不是以政府税收为担保的（税收只能为政府债务提供担保）。货币也不再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的信用或负债（央行不再承诺货币持有人可以用货币向央行兑回黄金或任何其他东西），而更像是社会财富价值的法律权证（财富证券化）。 由此可以肯定：在国家主权依然存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的情况下，要打造和运行超主权世界货币是不大可能的（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很难实现）。具体看： 其一，比特币等网络内生“数字币”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 比特币比照黄金、高度封闭：总量与单位时间新增供应量均由系统严格锁定，不可人为调控，难以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相适应；存在升值预期，有利于投机炒作，但违反货币发展规律与运行逻辑，在货币层面是倒退而非创新，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一种可以投资的数字资产，或者成为特定网络社区使用的“社区币”或“商圈币”；作为“社区币”，仍要接受金融监管（重点是与法定货币的兑换环节，也可以增加托管环节）。 比特币等纯粹网络内生“数字币”，尽管模拟黄金，但并不是黄金，所以投机有机会，但风险非常大！ 比特币采用的去中心、全封闭区块链模式，消耗大、效率低，难以解决现实问题，难有生命力，区块链的发展需要跳出比特币范式！ 其二，与单一法定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只能是代币 在一个国家只能流通一种法定货币的情况下，不代表绝对不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被赋予特殊权利义务的“代币”的存在和使用。如在中国，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但仍允许一些单位食堂有自己的饭菜票/卡，一些商场有自己的购物券/卡，一些电商平台有自己的积分或“Token”，但这些东西只能是人民币的代币，只能在一定的社区或商圈内使用（其价值取决于应用商圈的广度与深度），要受到严格的货币监管，不能流出规定范围自由流通，不可能完全取代法定货币。 其三，与一揽子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货币”设想很难成功 2019年6月Facebook发布Libra白皮书，设想Libra与5种法定货币结构性挂钩，其中美元占比50%（与SDR货币篮子不同的是，Libra货币篮子不含人民币，转而加入了新加坡元），并声称“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将由上百家大型国际化公司组成Libra核心协会独立进行管理，“让跨境汇款像发短信一样安全便捷”。 基于Libra管理协会可能拥有的全球用户超过30亿人，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Libra的推出，将在全世界用户中广泛流通使用，成为全新的超主权货币，将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并使很多非篮子货币被取代，因而会对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产生重大冲击。 这确实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但其实存在很多空想：在货币设计上，Libra与SDR相比并没有更多创新，甚至在货币的兑换，结构的动态控制、储备物的管理，兑换损益的处理，实际使用的便捷等方面比SDR存在更多困难挑战。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A、Libra尽管以美元为主，但却绝对不是美元。如果Libra能够广泛流通，首先冲击的就是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美元，而不是其他货币！所以，这种设想不可能得到美国的支持。这就像SDR一样，尽管也是以美元为主，仍然不能得到美国的支持成为超主权世界货币，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政府储备资产！ B、Libra缺乏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没有明确的社会财富与之对应，其作为货币的币值难以稳定。 C、即使是欧元，一旦成为区域内的法定货币，其成员国原有的主权货币就必须彻底退出，二者不可能同时并存！ 可见，推出与不同国家法定货币等值挂钩并分别使用的代币（如USDT）是容易的，但与一揽子货币结构性挂钩却很难实现。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想运用新的技术打造eSDR，同样难以成为超主权货币在其成员国自由流通！ 综上，从严格的“货币”角度看，“数字货币”最终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发展的根本只能是“央行数字货币”。 而且，央行数字货币只能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不可能是法定货币之外另一种新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不可能模仿比特币、以太币等设计成为去中心的加密货币（类似委内瑞拉采用以太坊ERC20推出的“石油币”，以及立陶宛央行推出的LBcoin等，不可能与其法定货币并存，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品或收藏品）；就必须坚持货币的本质与管理的基本逻辑（如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央行不得直接面向企业、个人和政府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进行货币投放），变革的只能是货币的表现形态及其运行方式、体系、机制等，目标只能是进一步提高货币运行效率、降低货币运行成本、严密货币风险监控。 “数字货币”可能带来深刻变革 本着积极创新、趋利避害的原则，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方案的选择可能是： 央行数字货币系统面向所有用户（包括境外用户）开放（开源），所有的社会主体（包括金融机构）可以下载系统并在央行开立唯一的数字货币“基础账户”，需要做到严格的实名制，逐笔登记每一笔数字货币收付金额并保持账户适时余额，但基础账户只供核查，不办业务，不予计息。 各类金融业务仍由各类金融机构办理，社会主体可以在商业银行等金融（包括支付）机构开立数字货币“业务账户”，记录其开办业务时引发的债权债务变化及其结果，并按照约定进行计息。其中，商业银行还需要在央行分别开立借款账户与存款账户（存款账户也可以与基础账户合并），按照约定分别计息。 每个社会主体的业务账户都要与其在央行的基础账户保持勾连关系，在账户实名制程度上可以适当区分。 社会主体发生数字货币收付时，其数字货币钱包载体要相互确认并生成业务勾联码，收付款双方要将相关信息及勾联码同时传送央行及自己的业务开户银行进行账务处理；业务开户银行根据收到的信息进行账务处理，并要将相关信息加上自己的标识后发送央行，相应调整其存放央行的数字货币账户余额；央行分别将收付款双方发来的信息，通过业务勾联码进行碰对并核对相符后，调整收付款双方的账户余额并向其发出对账信息。另外，将收付款双方开户银行发来的信息，通过业务勾联码进行碰对并核对相符后，相应调整两家银行的账户余额，并向其发送对账信息。数字货币收付清算流程可见上图。 这样，就在央行形成了全社会“数字货币一本账”，并形成数字货币在央行的“基础账户”与在金融机构的“业务账户”并存格局，保持数字货币“二元运营体系”，将推动货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央行可以实时掌控所有数字货币逐笔的收付情况及数字货币具体的分布情况，可以实现对数字货币的全方位、全流程监控，大大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但央行并不办理具体业务；各类金融业务仍由金融机构办理，特别是存贷款业务仍由商业银行经办，但金融机构只能了解与自己经办业务相关的信息，不能掌握业务交易对手方的情况。由此，不仅可以节省现金印制与流通使用相关的费用，大大增强货币收付监控力度，而且可以实现央行之外的有限匿名，适度保护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并且不会对现有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包括支付机构）产生重大冲击，有利于维护货币金融体系稳定。 当然，这对数字货币的载体以及每一笔业务的信息多重传送（包括收付款双方及其开户银行、中央银行相互之间的信息传递），对央行数字货币开源系统的设计与维护，以及数据核对与账务处理、数据的存储（包含全社会数字货币收付数据和相关信息，规模将异常庞大）与安全管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不少国家都在积极推动CBDC的研发，其中，中国央行走在了世界前列，其要推行的数字货币DCEP已进入联合测试阶段，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但中国央行一直强调，DCEP主要替代人民币现金M0，并采用现有的“央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双层运行体系”，这也使不少人对其创新性与实际价值产生疑问。 实际上，数字货币可能只是从替代M0开始，但决不应仅仅局限于替代M0（即使是替代M0，也不应再像纸币一样，具有面额和纸币编号），而应该尽可能替代包括存款在内的所有货币。 如果仅仅局限于替代M0，央行没有建立数字货币开源系统和“一本账”体系，央行就难以对数字货币实现有效监控并支持“双离线”支付健康运行（“双离线”只能是应急性小额支付，没有第三方账务加以控制，双离线支付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就难以推动整个货币运行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就难以形成在CBDC领域真正的领先优势，就难以吸引境外用户的广泛参与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的创新性与实际效果势必大打折扣。 可以预见，央行数字货币的落地运行，还将产生一系列派生影响： 必然要求货币载体的改造与广泛的系统连接，要有《结算管理办法》并需广泛培训，由此可能带来相关领域新的投资机会。 央行数字货币的高效运行，势必对现金的印制和流通相关产业，以及传统的银行卡业务、网络内生数字币以及与单一货币等值挂钩的稳定币等产生排挤作用，有可能使其失去生存空间。 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和运行机制变化，势必对现有包括SWIFT在内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产生很大冲击，需要相应变革，打造出适应数字货币运行的区域化、全球化收付清算新体系新机制。
美联储允许通胀适度高于2% 英国考虑实施更大胆货币政策 日前，素有全球货币政策“晴雨表”之称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落下帷幕。此次央行年会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启示”，在年会上，美联储平均通胀目标制“靴子落地”，暗示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将长期存在。根据多位央行官员表态，全球货币政策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维持宽松。 美联储引入平均通胀目标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在全球央行年会首次线上会议中宣布，美联储成员一致同意采取平均通胀目标的政策，终结美联储过去30多年采取的预防性提前加息措施，以防止通胀上升。这项决定是美联储2012年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之后最重大的货币政策架构变革，意味着美联储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加息。 根据美联储的声明，平均通胀目标政策，即在通胀长期低于2％的目标后，合适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让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高于2％，从而让通胀达到长期平均2％的水准。鲍威尔指出，美联储并未试图提出数学公式为“平均”下定义，他将平均通胀目标视为形式灵活的弹性政策。“如果通胀上升到高于我们的目标水平，美联储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未来允许通胀适度高于2%，以抵消通胀疲弱期的影响。”鲍威尔说。 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努力让通胀维持在2％的目标，官员认为该水平代表经济稳健。不过，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通胀率长期低于2％的水平。 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美联储的两大政策目标。根据新政策框架，美联储对就业目标也进行了调整，未来货币政策决策将更加侧重考虑不足充分就业的程度，而非偏离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就业。鲍威尔表示，美联储认识到就业市场可以持续强劲而不会导致通胀飙升，同时，就业市场走强会帮助更多低收入人群增加就业，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表示，上述策略调整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因为失业率低就过早提前加息，而要对就业市场走强是否会推升实际通胀水平展开务实评估。考虑到当下失业率高企，他预计美联储可能将当前超低利率维持数年时间，但对于在近期甚至未来几年实现超过2%的通胀率表示怀疑。 有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明显是为了加码宽松。今年价格基数发生较大变化，如原油期货价格出现负值，2021年通胀数据很可能在某几个月超过2%，但美联储并不希望市场预期货币政策会收紧，因此暗示通胀会在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 在就业和通胀两大目标中，美联储更着重就业目标，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将提高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即使核心PCE物价指数达到甚至超过2%的通胀目标水平，美联储也不会立即采取紧缩性措施，而要视就业评估结果而定。 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8月22日的一周中，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为100.6万人，高于市场预期的98.7万人。美国商务部8月27日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滑31.7%，较初次数据上调了1.2个百分点，但仍是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英国央行考虑负利率可能性 在此次全球央行年会上，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表示，英国央行还有很多工具“弹药”，包括必要时实施负利率政策。 贝利对货币政策进行了一番评估。他表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英国央行对剩余货币政策空间的使用可能过于谨慎，“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和更快速的行动”。英国央行一直在积极地评估将利率降到零以下的可能性。在本月初的讨论中，贝利提出了在疫情结束后实施负利率的可能性，认为相比目前的经济下滑期，在疫情结束后的复苏期实施相关货币政策可能更为有效。 贝利表示，事实已经证明，量化宽松和围绕它的前瞻性指引在特定情况下是有效的。量化宽松降低了长期利率，提供了必要的货币刺激。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央行调整量化宽松规模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英国央行的研究称，快速的资产购买步伐可能也会增强量化宽松的有效性。 英国经济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导致经济萎缩，政府现金收入减少，政府出台经济救助方案需要额外资金。英国公共债务余额已超两万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0.5%。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警告说，英国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救助措施的财政后果，将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里持续显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在七大发达经济体中，英国经济二季度环比下降20.4%，降幅最为明显。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表示，受疫情影响，2020年英国旅游业损失可能达220亿英镑，300万从业者有失业的危险。 欧洲央行将因势调整政策 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莱恩在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欧洲央行的政策有助于将欧元区经济带上复苏正轨，根据通胀前景，必要时央行会对政策做进一步调整。莱恩表示：“货币政策挑战包括两个阶段，一旦负面冲击被充分抵消，第二阶段将确保适当调整疫情后的货币政策立场，以便及时向中期通胀目标靠拢。” 莱恩同时表示，长期容忍低通胀的代价高昂。欧洲央行出台疫情紧急资产购买计划，旨在恢复通胀上升势头，未来货币政策调整规模取决于财政对经济复苏的支持程度。有分析认为，莱恩的讲话一如既往地秉持鸽派论调，强调对抗低通胀是欧洲央行最重要的任务。 德国媒体报道称，欧洲央行原本计划今年对货币政策策略进行审查，但因疫情而推迟。预期计划在秋天启动，历时一年。莱恩证实，策略审查将是欧洲央行明年工作的重点。市场预计，审查结束后欧洲央行将仅指定2％的通胀目标，超过或低于这一水平都将是其政策工具调整的动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称，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推行了通过收购国债及公司债等方式向市场注资的货币宽松政策，其资产规模总计超过六万亿美元。该组织认为，各国史无前例的政策“无疑减缓了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并对此给予肯定。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曾多次警告称，超宽松的金融环境可能会鼓励投资者追逐收益率和过度冒险的行为，导致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累积，威胁全球金融稳定。
北京时间27日晚，为期三天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年会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 当日，美联储、欧洲央行均围绕通胀释放了重磅政策信号，其他央行也表达了对通胀的关注，全球股市、外汇、金价随之波动。 详情请扫二维码↓
央行数字货币的内测，引起了各界极大的关注。根据此前曝光截图显示，央行数字货币的测试环境均为专用的数字钱包APP，并未见微信和支付宝的身影。现代的生活中，支付宝、微信两大移动支付因便捷的支付方式，已是大众线上线下消费、生活缴费、手机充值的重要支付工具。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外界最关心的一个点之一，就是其交易流转中不产生“手续费”，目前支付宝、微信平台上，用户进行余额提现、信用卡还款操作时平台会收取一定服务费。不过，央行数字货币短期内对它们的冲击尚不会太大，目前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何时扩大的更广的范围尚没有确切的消息。数字货币板块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根据Wind数据显示，8月14日数字货币指数大涨2.81%，8月17日再度大涨3.35%，8月18日继续上涨1.07%，8月24日数字货币板块指数报1262.932点，涨幅达3%，成交70.97亿元。数字货币板块资本市场的受捧，必然和外界对其与移动支付未来关系有关。支付宝、微信作为两大具有明显区别的平台，它们谁受的危害最大呢？双寡头的“危”与“机”反观移动支付在中国市场发展势头强劲，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中国市场移动支付总量为301.41亿笔，总额为106.17万亿元，同比增长33.61%。看似庞大的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实际上都被微信和支付宝瓜分完了，微信支付、支付宝在移动支付方面占据95%的市场份额，其中按交易额计算，微信支付占比约在 40% 附近，支付宝为 50% 左右。支付宝、微信支付形成双寡头格局。那么数字货币会如何影响双巨头的地位的呢？DCEP具备四大优势：从安全性上来讲。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用的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进行结算，而DCEP是用央行货币结算。一般来讲，如果商业银行破产，微信钱包里的钱只能参加破产清算，除非有存款保险，但DCEP就不同了，受央行最后贷款人保护。从隐私问题来讲。第三方支付跟传统银行账户捆绑，个人真实信息一目了然。可以说，第三方支付满足不了民众匿名的需求，本身也是受监管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私密空间，而DCEP不需要绑定任何银行账户，既有现钞的属性特征，又有匿名的功能。在合法的前提下，DCEP可以保护隐私，保护一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消费。从便捷性上来讲。网络是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必要条件，就是如果手机信号不好或者没有网络，那么就无法正常使用微信和支付宝，这也目前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一大弊端。而央行数字货币使用离线支付的功能，也就是说不再受限于网络，只要两个手机碰一碰，就可以实现转账和消费以及支付等应用。微信支付与支付宝之间的壁垒也是导致第三方支付麻烦的一个重要方面，DCEP具有“无限法偿性”，使DCEP能打通不同平台之间的支付壁垒。除了以上的优势，数字货币还有一个更大好处，无需手续费。我们知道，支付宝、微信支付及其他支付平台提现需要手续费。同样使用支付宝或者微信来偿还信用卡时，会收走一部分的手续费，这是因为使用了这两家公司的通道，让金钱在金融机构之间流转。但是，使用数字货币来还信用卡，理论上就不存在手续费这个东西。数字货币这些优势恰恰击中了第三方支付工具的软肋。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功能重合，势必会分走双巨头的一些流量，那么对双寡头谁的冲击会更大一些呢？微信与支付宝有诸多相似，但也不同。支付宝的支付功能与微信支付都已经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基本的收付款到各种信用产品再到各种城市服务功能。不同的是支付宝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微信是社交工具，在社交的基础之上做第三方支付。支付宝金融生态更为完善，并非简单的一个支付工具。相比之下，微信上小额支付和红包等更多的只是“转账”，相比之下对金融色彩不弄的微信支付的冲击会更多一点。央行数字货币会对现有支付格局产生影响，但产生多大影响，还要看央行数字货币在现实中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及未来发展趋势。最终还是要从数字货币本身究竟的定位去观察，了解了数字货币诞生的原因和其“用途”，就能够更客观的观察它对移动支付的影响，除了大众所认可的“危”，背后其实也是一个机遇。数字货币强势来袭1、何为数字货币？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法定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信用是成为货币的基本前提。信用货币本质上是一种信用流通工具，执行货币职能，而数字货币的外延则宽泛许多。从发行机制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不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发行的数字货币，即私人数字代币，如比特币；二是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发行的数字货币，即法定数字货币，如我国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比特币等货币是一种虚拟资产，没有任何价值基础，也不享受任何主权信用担保，无法保证价值稳定，价格幅度波动较大。如果将比特币作为交易媒介，这种币值的巨幅波动给使用者带来巨大风险。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中国版数字货币项目，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中的法定数字货币，是DIGICCY（数字货币）的一种。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和硬币等价，并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的可控匿名的支付工具。DCEP与比特币使用技术不一样。比特币是区块链技术的代表作，央行也曾表示，在原来设计的时候，有过用区块链的设想。但后来央行发现，区块链解决不了高并发的问题。什么是高并发？就是当交易量过大时，区块链处理不了。2018年“双11”时，网联的交易峰值达到了92771笔/秒，而比特币最快只能每秒7笔。也就是说，目前的区块链技术虽然有其优点，但根本无法满足中国零售级别的应用需要。所以，DCEP的技术可能部分借鉴了区块链，但区块链绝不是唯一的技术。2、央行推出数字货币的缘由增强国际竞争力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货币象征未来金融科技的主要交易代币，不可避免地成为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新战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21个发达国家和45个新兴经济体中，有80％的央行都表示在积极研究CBDC的问题。放眼国外，世界上首枚基于区块链技术生产的数字收藏币LBcoin在立陶宛诞生。早在2014年－2015年，英国等国家便就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能性作过讨论。加拿大央行推出的Jasper项目等，都是对数字货币邻域的探索和尝试。中国也一直都在推动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计划，央行早在2014年便设立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9年央行在召开下半年工作电话会议时，要求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作为一种新型结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不涉及现金交易也不依赖于某一国家，对于提升跨境支付效率、增加主权货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节省纸币成本从货币发展史来说，货币向低成本、可靠、便捷的方向发展是不可逆的趋势。纸币、硬币的发行、防伪、印制、回笼、贮藏各个环节都需要成本，在数字货币时代，这些缺点通通消失了。央行数字货币具备的快速流通性、便捷性、高安全性等特质均是传统纸币所不能比拟的。正如纸质货币最终替代了金属货币一样，货币无纸化也是大势所趋，是货币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支付宝、微信、银联支付等已经实现了M2范畴（M2=M1（狭义货币）+定期存款+保证金）的货币无纸化，而央行推出数字货币替代传统的纸币，可以实现 M0范畴（M0就是市面上流通的现金）的货币无纸化，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浪潮。降低通货膨胀概率传统纸币发行后，对它的流通基本上没有任何有效的监控手段，它干了什么、买了什么都无从得知。而数字货币能随时采集、计账、流动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就能为货币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参考。商业银行与央行间流通的准备金和货币市场的现金一直是流动性的关键，如今，数字货币重点在“兑换”，解决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自上而下来看，为保证数字货币发行和回笼且不改变央行货币发行总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和数字货币之间有等额兑换机制：在发行阶段，中央银行扣减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等额发行数字货币；在回笼阶段，中央银行等额增加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注销数字货币。可以有效降低通货膨胀的发生。DCEP兼具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工具的双重身份，与当下已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同台竞逐。法定数字货币会对当前发展迅猛的第三方支付形成何种影响，已成为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支付宝们”的机会在国家背书的数字货币的冲击下，“支付宝们”又该何去何从？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不是绝路，也是新生之路。面对DCEP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正是第三方支付产业升级的好机会，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巩固强化现有市场优势、商业模式优势，并竭力创新丰富金融增值服务业务，使自身更具竞争力，从而能够在将来应对DCEP带来的新挑战时找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除了挑战之外，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还有可能在其中受益，这就要提到数字人民币的分发机制——双层运营体系。具体来讲就是中央人民银行（央行）先把数字人民币兑换给第三方商业银行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然后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大众，农行，工行、中行和建行都已经展开数字人民币的内测工作。对于“支付宝们”来说将它当做“对手”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化敌为友才是上上策。早在几个月以前，支付宝就已经先后公开了5件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相关专利，可见支付宝的动作和嗅觉都非常敏感，也可以预见未来我们会在支付宝中使用到数字货币。更值得关注的是，央行数字货币也会和众多第三方平台展开合作，7月8日，来自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消息称，滴滴出行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研究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同时，还有消息称美团、B 站、字节跳动等也已参与至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中。可见具有国家队的数字货币，更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开展有效合作并促进市场良性竞争。数字货币的入局，给“支付宝们”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DCEP目前正在进行小范围封闭试点，而我国央行也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可以肯定，作为目前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移动支付，微信和支付宝上“打通”数字货币只是时间问题，而且由于其没有手续费的特性，反而增加了移动支付它们对用户的魅力。毫无疑问，数字人民币作为一项新技术，它的发展和普及不会一蹴而就，必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这几年间移动支付的技术已经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数字人民币还将在此基础上附加国家信用。在数十年后，DCEP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商业形态、其产生的连锁反应一定是现在如今难以想象的。我们也期待数字货币携众多企业一起为我们的智慧生活服务。
摘要： 如何看待货币政策以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流动性是否会持续收紧？信用环境是否再度紧张？市场会如何消化应对？天风证券研究所总量团队将为大家奉上每周论势！ 内外流动性依然是焦点。过去一周，货币市场的流动性溢价从35%提升到了40%分位。通常6-7月由于资金跨季和财政缴款会出现季节性钱紧，8月资金面相对宽松，但近期的钱紧超越了季节性。今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超储率为1.6%，较1季度末的2.1%大幅回落，与季节性规律明显背离，我们测算的7月超储率已经下降到了1.1%，处于历史极低位置。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量较大，尤其是3季度大概率仍然是年内净融资规模最高的季度，因此3季度末政府存款规模环比继续上升的概率较大，这将进一步降低超储率。 近期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并重启14天逆回购，对市场流动性预期有一定支撑，但并不改变流动性环境紧平衡的状态。央行货政司司长孙国峰提到了货币政策的“三个不变”：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保持灵活适度的操作要求不变，坚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决心不变。没有采取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或者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经济政策，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退出问题。预计后续超储率仍处于近年偏低水平，流动性环境继续维持紧平衡，信用扩张见顶后回落，全年新增信贷在19-20万亿之间，经济持续复苏但斜率不会太快。 海外市场关注鲍威尔本周四关于“货币政策框架回顾”的讲话内容，这次讲话可能会阐述“平均通胀目标”，意味着美联储将能在一段时期内容忍高于2%的通胀水平，为持续货币宽松提供理由。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也提过类似的“提高通胀容忍度”的观点，但按照债王冈德拉克的看法，美联储容忍“通胀超标”的真实动机是希望通胀高于利率可以消化庞大的债务负担，本质是给债务货币化寻找理由。总之，更高的通胀容忍度至少给通胀预期的上行提供了空间，也给实际利率的下行打开了空间，但并不代表它们的方向一定是上行或下行。如果经济复苏乏力和货币宽松的状态持续，实际利率维持在当前低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这一次美联储的宽松会维持多久才会退出？我们认为至少要看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基本面，包括失业率和通胀，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用了将近6年（2008-2014），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深度、失业率的高点和通缩持续的时间都超过了金融危机，好在经济重启初期的恢复速度较快，但是贫富差距加大、全球政策缺乏协调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都让这一次退出宽松政策的时间可能与上一次相当甚至更长。第二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美联储发明了各种信用支持工具，并通过不承担信用风险和使用特殊目的载体（SPV）的方式，依然保留了名义上的独立性，但事实上美联储的实践已经是财政货币化，而财政是党派政治的博弈场。如果特朗普连任，财政货币双宽松的场景可能会贯穿其第二任期，并有可能削减工资税，提高赤字率。如果拜登就任，可能在赤字、税收和福利的问题上会有所平衡，但不太可能在第一任期紧缩财政。 策略 1、‘诗和远方’的长期方向，并没有太多分歧，背后是产业结构的变迁：1973年以来美股73年至今，年化收益率高的行业主要集中于消费与科技，比如航空和国防+10.9%、软件和计算机服务+10.8%、一般零售业+9.8%、电子电器设备+9.4%、卫生保健+9.3%等。日本经济社会、股市发展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但股市长期收益率最高的板块依然是消费与科技。1973-2019年，日本股市中年化收益率最高的三个行业：卫生保健（+5.8%）、食品饮料（+4.7%）、科技（+4.5%）；因此，中长期来看，把A股的核心配置放在消费和科技的方向中，分歧不大。只是短期来说，这些板块大多面临估值“贵”的现实问题。 2、什么因素导致了泡沫的形成、最终就会因为这个因素的逆转导致泡沫的破灭。针对当前科技板块和消费板块面临的高估值情况，我们要分别从影响其板块估值泡沫的核心因素去思考：①从美日的经验来看，对于盈利稳定的消费板块，宏观贴现因子的变化对消费板块的估值泡沫变化影响较大；②而对于盈利和产业周期波动更大的科技板块，宏观因子往往不是决定其估值波动的决定因素，产业周期的起落是科技板块估值泡沫变化的核心因素。 3、对于A股的消费核心资产，近年来的估值大幅提升，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估值模型：17年以来，外资持续流入，挑选了一批中国最核心的资产，近似当做能够永续增长的公司，于是估值体系经历了从重视增长的PEG，到重视稳定性的DCF的变迁。 （2）贴现因子：在全球流动性宽松、利率接近0的背景下，全球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下降、所要的投资回报率目标也降低，于是对应的是贴现率因子的下降，而在DCF或者DDM的模型中，贴现因子对估值的影响极其敏感。 4、因此，向前看，对于A股消费核心资产的高估值，我们的结论是： （1）在全球宏观因子出现显著变化之前，A股的消费核心资产仍然是合意的底仓品种，估值具备持续维持高位的条件。 （2）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政策收缩、利率上行、美元升值的宏观变化，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高利率下的“漂亮50”的情况，当前A股核心消费股的估值消化过程可能会更加温和，考虑到外资长期流入的趋势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核心资产出现一定幅度的杀估值，其估值回落的幅度也可能很有限或者更多是阶段性的。 5、对于A股的科技股而言，在当前的高估值背景下，未来股价可能会面临分化，后续景气度能够快速提升的板块将继续对高估值保持容忍度。不管是买入估值对未来股价表现敏感度的测试，还是同一贴现率下不同产业周期企业的假设，我们发现： （1）对于成长期企业（增速>30%），买入估值对未来一年股价区分度不强，最终都是表现最好的公司； （2）对于稳定期企业（增速在0-30%），买入估值对未来一年股价区分度较强，买入估值较低的板块未来一年表现要好于买入估值较高的板块； 6、寻找仍然处于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我们建议以渗透率大概率底部提升为线索，关注两个维度： （1）第一维度：全球范围内销量提升带动渗透率提升的新能源汽车和无线耳机； （2）第二维度：国内大循环为主背景下国产化率提升的军工上游（原材料、零部件）、信创（芯片、操作系统、办公软件）、半导体设备等生产线设备。 固收 近期从央行操作层面来看，最大的变化就是央行最近连续投放14天的逆回购。这样的投放节奏，让人想到了2016年8月份的情况，当时紧接着就进入了去杠杆的过程。从当时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央行解释当时增加14天和28天逆回购品种的原因包括： l满足金融机构流动性期限搭配需求，提高市场资金面稳定性。 l缓解季节性因素对流动性供求的扰动，维护货币市场平稳运行。 l引导金融机构资金融行为，优化货币市场交易期限结构。 而之后张晓慧行长助理进一步解释：8月下旬和9月中旬先后增加了14天期和28天期逆回购品种，市场利率随经济基本面和通胀走势变化适度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 那么当前央行为什么要连续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 与2016年对比观察，主要应该还是对冲地方债和国债发行带来的流动性供求扰动。当然，市场还会有进一步的担心，会不会以还有更进一步的含义？ 毕竟当前政策基调基本延续了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金融论坛上的表述，即防风险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随后有关领导也反复强调跨周期设计和防风险，与2016年对比，市场越看越觉得比较相似。 那我们怎么看？我们认为虽有相似，但还是不同。 第一点不同，目前隔夜交易规模占比较低。二季度以来，央行主导开始打击资金套利行为，隔夜占比回落，而2016年还是处于比较高的位置。从央行引导市场的合理预期和资金流通行为的角度来看，二季度央行采取行动之后，金融机构行为上已经做出了调整，达到了央行预期的阶段性效果。这个位置，再进一步通过政策推动交易去杠杆的必要性不充分。 第二点不同，经济状况不同。目前我们二季度的GDP增速达到3.2%，我们现在还是在经济增速向潜在增速回归的过程中，这与 2016年三季度的情况完全不同。 第三点不同，通胀形势不同。2016年6月份，煤炭钢铁为代表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市场开始正面评估，PPI出现显著回升。目前，通胀如何走，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所以综合从基本面来看，与2016年相比就有3点不同。 而且从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看，央行引导的合理资金利率应该是以OMO利率为中枢，DR007围绕OMO波动，也就是以2.2%为中枢。CD应该是以MLF利率，也就是2.95%为中枢。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还专门强调MLF、OMO等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和波动中枢作用，同时也强调回购、拆借、同业存单、债券曲线应该都围绕政策利率波动。从这个角度考虑，10年期国债跟MLF的2.95%的利率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再观察，至少不是简单的下限关系。 此外，国务院吹风会上也提到金融机构要让利[3]。央行的表述比较清晰——下一阶段预计贷款利率还会下行。从历史经验来看，贷款利率下行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利率的单边熊市。 综合来看，政策还是围绕适度、中性、稳健来展开，即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要判断利率的合意中枢和合意区间。我们认为，短端DR007还是锚定2.2%，长端应该锚定2.95%，国债曲线应该还是围绕政策利率波动。 目前市场担忧还有结构问题：一个是利率曲线平坦化，票息变薄；另外，结构性存款等原因导致银行负债端压力比较大。市场担心这个位置很难守住？这就取决于央行是否还会有进一步的引导。 我们目前仍然处于经济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速回归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引导贷款利率下行。虽降息的可行性很小，但是流动性的投放，比如14天的逆回购，想向市场传达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像2016年那样的收紧信号。 总结来看，在经济增速还没有达到潜在增速的情况下，国债利率应该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我们认为偏中性一些，更多是振荡。前期结构的平衡有所改变，现在市场再平衡，再平衡应该可以控制在一个可控的区间范围内，而不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当然对于市场没有应不应该，只能接受，毕竟最终的锚还是牢牢扣在货币政策的行为上。
临近跨月，央行逆回购操作保持常态化之下，出现了新情况。自8月21日以来，央行已连续3个工作日进行了14天期逆回购操作，引发市场担忧，此举究竟是为了“锁短放长”还是放长线以维稳资金面？ 北京某券商分析师对记者说，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央行此时开展14天期逆回购操作，是否会重现2016年8月的情形，即通过“锁短放长”，抬升资金利率，变相“加息”。 事实上，这种担心在市场上已有所体现。自近期14天期逆回购重启操作后，债券市场明显走弱，期债显著下跌。最新数据显示，8月26日，国债期货高开后窄幅震荡，午后临近尾盘转跌，截至收盘全线收跌，3个合约均创去年末以来新低。 不过，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14天逆回购的重启并不意味着变相“加息”再现，同时本次重启14天逆回购的环境也与2016四季度起有明显的不同。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对记者称，当前还未到货币政策转变的时点，14天逆回购操作再现更多是出于维稳月末资金面的考量，月末资金利率从高点回落后可能扭转市场“加息”的预期和担忧。 14天逆回购重现 逆回购操作是央行对冲短期流动性扰动的主要工具。据Wind数据统计，从8月7日恢复逆回购操作至8月26日，央行已连续13个交易日开展逆回购操作，累计操作量达1.83万亿元，对冲到期量后，实现净投放1万亿元。 从操作期限上看，央行逆回购操作主要以7天期为主，但近期，从8月21日到25日，央行连续3个工作日进行了14天逆回购操作，操作规模分别为500亿元、600亿元和500亿元。 前述券商分析师对记者称，央行此时在公开市场上连续进行14天期资金的投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担忧。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除了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底以外，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主要集中于春节前后、季末、年中和年末，而于8月末集中出现的情况较为少见。 “这难免会唤起市场对于2016年8月的记忆。”前述券商分析师说道。此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引导资金“脱虚入实”，诸多监管措施陆续出台，在此背景下，8月底起央行开始频繁启用14天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投放资金，在缓解流动性供需压力的同时，通过“锁短放长”抬高综合资金成本，这背后是货币政策的转向。 随后，自2018年三季度起，银行间流动性处于充裕状态，14天逆回购操作仅用于摆渡季末和春节期间流动性，维稳特殊时点的资金面。“而本次重启14天逆回购打破了2018年三季度以来的操作规律，引起了市场的猜想。”明明称。 一方面，此时并非季末时点；另一方面，在8月25日，即7天回购已经可以完成跨月情况下，央行再次操作14天逆回购并不存在维护月末资金面的必要性。“回顾2018年三季度以来，即便在季末时点也很少出现在25日之后仍然有14天逆回购操作，”明明说，“这也是本次14天逆回购操作的特殊之处。” 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债券利率横盘已久的背景下、央行的这一操作引发了市场对于央行锁短放长、抬高资金利率、变相“加息”的担忧，债市明显下跌。8月26日，国债期货全线收跌，10年期主力合约跌0.21%报97.71元，5年期主力合约跌0.20%报99.61元，2年期主力合约跌0.06%报100.195元，均创2019年12月20日以来新低。 另在资金市场上，在央行持续流动性投放之下，近期资金利率有所下行。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26日收盘，银存间质押式回购里利率方面，DR001加权平均利率报1.6145%，较前日下降了31.17BP，DR007加权平均利率报2.1799%，较前日下降了3.33BP；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方面，短期限Shibor明显回落，隔夜品种下行33.9BP报1.63%，7天期品种下行1.9BP报2.222%。 并不等于变相“加息” 但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并不必对14天逆回购操作的重现过度解读。业内的共识是，本次重启14天逆回购的环境与2016四季度起有明显的不同。 明明称，“相比2016年四季度起央行主动收缩货币政策去杠杆、防空转的目的，当前货币政策并没有收紧的动力。”目前，去杠杆、防空转已经通过引导资金利率回升、打压结构性存款基本完成，资金利率也回到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 另外，本轮央行资金投放还有一个特点，即是7天期资金和14天期资金都在净投放。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称，这与2016年有着明显区别，当时央行是一边在净回笼7天逆回购，一边在净投放14天逆回购，如2016年8月央行净回笼2150亿7天，9月净回笼3950亿7天，而同期分别净投放2600、1800亿14天逆回购。 相较之下，近期央行则是在投放7天资金的基础上适量提供了14天资金。“2016年8-9月央行持续少量投放14天资金，后续也可以继续观察本轮央行投放14天逆回购的持续时间和规模，若持续时间短且规模较大，则无需过度担忧央行政策态度的转变。”屈庆说道。 至于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的目的，多数观点认为是为了辅助流动性对冲。前述券商分析师告诉记者，通常而言，央行投放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的原因主要包括维护阶段性流动性稳定、对冲金融机构缴准、对冲财政因素扰动等。结合8月的流动性缺口来看，此时进行14天逆回购操作更倾向是放长钱维护资金面平稳。 天风证券研报也提及，考虑到8月有大量政府债券(主要是地方债)发行，当前进行14天逆回购投放很可能与此有关。这从历史经验中也可观察到，2016 年、2017年和2018年4、5、7月央行进行14天及以上期限逆回购投放时，都有大规模政府债券净融资。 明明亦称，8月政府债券集中发行、财政支出节奏放缓导致了巨大的流动性缺口，DR007自8月中旬起便持续高于政策利率2.2%，资金面紧张程度超过疫情后所有时期。“央行加大流动性投放，包括7天和14天逆回购操作，目前看仍然是以补充流动性为主，而非变相‘加息’。” 另对于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变的担忧，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货币政策还未到收紧的时点，这从央行近期表态中也可窥得一二。下一阶段货币政策要支持经济向潜在增速回归，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推动降低综合融资成本。这意味着，后续企业贷款利率大概率还会进一步下行，而要实现贷款利率下行，仍需维持相对宽松的资金面环境。 未来，随着央行持续的大额流动性投放，将逐步缓解市场资金压力。在此背景下，明明表示，月末资金利率从高点回落后可能再次扭转市场当前对于货币转向的预期和担忧，短期内可以关注债市超跌反弹的机会，维持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将在2.8%～3.0%区间震荡的判断。
>>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据，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人民警察致以热烈的祝贺。 >>国务院部署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确定围绕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举措 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支持受灾地区恢复生产保障民生；确定围绕保市场主体激发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举措。 >>券商年度分类结果出炉 A类增至47家占比近半 一年一度的券商大考发榜了！根据证监会昨晚公布的“2020年证券公司分类结果”，今年共有A类券商47家，比去年多9家。其中，AA级券商15家，比去年多5家；A级券商里，中小券商接近20家。今年的B类券商有39家，较去年减少11家。 >>央行近日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 维护月末资金面平稳 央行分别于8月21日、24日、25日3次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这种在非月末时点连续开展14天逆回购操作的“非常规”举措，引发市场对央行“锁短放长”、抬高资金利率的担忧。对此，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央行此举意在维护月末资金面平稳，无需过度解读。 >>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进度加快已完成98.5%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昨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工作进展有关情况时表示，截至8月中旬，扣除用于支持减税降费的3000亿元以外，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当中，中央财政已经下达了1.674万亿元，占比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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