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5月至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5%上行30BP至2.8%附近。 背后的原因现在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充分，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央行再宽松的预期落空。在4月份央行调低IOER至0.35%的位置后，市场便产生了隔夜资金利率将向0.35%前进的宽松预期，两会提出“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的表述后，市场也产生了再宽松的预期。 但这两个时段的宽松预期，最后都分别随着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和央行100亿逆回购利率不变而破灭。 6月1日，央行提出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直接指向宽信用的手段后，市场对货币政策重心转向宽信用，宽货币进程暂缓的预期又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恶化。 第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在超预期转好。生产端，六大发电集团的耗煤量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大幅改善；需求端，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和土地成交也在继续回暖。 第三，债券供给压力大。这一项利空主要集中在5月份，在地方专项债再提前下发1万亿的贡献下，债券市场5月份的国债+地方债的供给达到了1.5万亿。 这一因素如果是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对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这一供给冲击随之也被放大。 但从6月供给压力大幅减弱，债券收益率仍然继续大幅调整来看，这一因素显然不是市场定价的主要矛盾，更关键的还是央行的态度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现在大家疑惑的是，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延续了两年牛市的债市已经反转，步入熊市？ 在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达到2.8%左右的点位后，是否已经有抄底做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以利率最低点过去为债牛结束的标志，那么债牛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在2020年前四个月份，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之所以会在3%的点位上再出现50BP的下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它带来了央行快速且持续的宽松，也带来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回落，更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深坑。 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过去。 国内各行各业（除影视之类的特殊行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原状，经济在快速反弹，央行继续采取救急模式，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减弱。 像工业企业生产、营收等数据从1-2月份的深坑中恢复，大致回升至疫情前水平这一类的信息都能说明这一点。 海外疫情，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已经越过了爆发的高峰，多国复工的进程在加快。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虽然出现高峰，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了疫情中心，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利弊参半。 尽管这会影响部分外需，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国内部分行业的生产，但有一个利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因为疫情生产受限，那么已经控制了疫情爆发的中国可以正好借此获得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弥补前面所述的外需损失。 从这一点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对债券市场算不上是多大的利好，反而会容易让投资者对出口的判断产生预期差，使债券市场出现调整。 如果我们认可疫情这一定价市场利率的主要矛盾已经过去，央行最宽松的时点过去，经济最差的时期过去，那么10年国债利率从底部回升也是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已经过了最低点，牛市结束是合理的。 但疫情的影响结束并不意味着，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就会回到疫情前3.0%的水平。相反，我们认为3.0%会成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难以突破的上限，10年国债将在2.7%-3.0%的区间内震荡。 如果我们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简单分解为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期限利差来看，会发现如今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与疫情前相比，有个最大的区别是，政策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调。 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以7天逆回购来代表，现在2.2%的点位，较疫情前已经调低了30BP，虽然如今央行由于多种原因（比如防范套利与金融加杠杆、救急模式退出）暂时没有进一步下调的打算，但很明显也没有加息上调的打算。 短端利率之前由于救急的需要，被压到了远低于政策利率的位置。现在救急模式退出后，短端利率回升是确定的，但即使回升，其中枢水平最高也就是回升到2.2%的政策利率附近，不会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与疫情前相比，至少政策利率（短端利率）这一端对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拉是正向贡献，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比疫情前低30BP这一事实应该要体现在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上。 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期限利差。 如果短端利率稳定后，经济基本面持续超预期，那么期限利差有可能会继续大幅走阔，从而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让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超过3%。 但这一点，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好转，实际是经济从深坑中恢复带来的修复动能所致，无法持续。 疫情爆发时，因为防疫需要，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停滞，经济增速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现在疫情结束，原本不敢出门买房、消费的群体，现在重新出门看房买房消费了；原本停下来的生产线，可以复工重新生产了。这个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修复，体现的是环比数据的明显改善。 建筑、房地产等项目，受竣工日期的约束，也要加快赶工，还有之前因为疫情积压的订单现在也要加快生产赶工期，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反弹。 但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持续。当企业复工复产达到100%，完全恢复常态，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恢复正常，赶工的效应减弱，经济能否继续向上走，就完全要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色和基建投资扩张的对冲效果了。 我们认为到那时，经济将重新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将从现在的环比改善，转向同比增速的反弹乏力。 1）疫情对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 比如收入下降、更重视未来预防性需求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更重储蓄）会制约消费改善的持续性，制约经济反弹的弹性。 2）即使有更多市场份额的加成，也无法改变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偏弱的事实，出口的预期差得到修正后，依然会萎靡。 另一方面，通胀的回落是现在最具一致性的宏观预期之一。现在仍然偏高的CPI，基本就是靠猪价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撑着，等到7月份后，猪肉价格基数起来，CPI可能会出现快速的回落，在年末有可能跌至零附近。 所以，综上所述，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更低+经济难以持续走强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中枢将难以突破疫情前3%的关键点位，但又会比此前经济最差、货币最宽松时2.5%-2.6%的位置更高，大多数时候会在2.7%-3.0%之间震荡。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我们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明朗：2.8%左右的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并不算超调，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博弈价值。 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博弈左侧的机会。 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可以等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的修正，悲观情绪释放结束后，市场重新进入稳态，寻找新的定价锚的阶段，那时，做多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但不管风险偏好如何，在震荡市下，要赚久期的钱难度是非常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将重点转向挖掘票息收益，以短久期高票息策略为主，有较好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去博弈波段的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李奇霖、钟林楠 5月至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2.5%上行30BP至2.8%附近。 背后的原因现在已经被讨论的非常充分，简单来说，有三点： 第一，央行再宽松的预期落空。在4月份央行调低IOER至0.35%的位置后，市场便产生了隔夜资金利率将向0.35%前进的宽松预期，两会提出“降准降息，推动利率下行”的表述后，市场也产生了再宽松的预期。 但这两个时段的宽松预期，最后都分别随着隔夜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和央行100亿逆回购利率不变而破灭。 6月1日，央行提出直接下场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直接指向宽信用的手段后，市场对货币政策重心转向宽信用，宽货币进程暂缓的预期又进一步强化，投资者的情绪又进一步恶化。 第二，高频数据显示，经济在超预期转好。生产端，六大发电集团的耗煤量环比与同比数据均大幅改善；需求端，30大中城市销售面积和土地成交也在继续回暖。 第三，债券供给压力大。这一项利空主要集中在5月份，在地方专项债再提前下发1万亿的贡献下，债券市场5月份的国债+地方债的供给达到了1.5万亿。 这一因素如果是在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对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这一供给冲击随之也被放大。 但从6月供给压力大幅减弱，债券收益率仍然继续大幅调整来看，这一因素显然不是市场定价的主要矛盾，更关键的还是央行的态度和经济基本面的变化。 现在大家疑惑的是，这么大幅度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延续了两年牛市的债市已经反转，步入熊市？ 在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达到2.8%左右的点位后，是否已经有抄底做多的价值？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以利率最低点过去为债牛结束的标志，那么债牛已经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在2020年前四个月份，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之所以会在3%的点位上再出现50BP的下行，主要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它带来了央行快速且持续的宽松，也带来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快速回落，更带来了经济基本面的深坑。 而现在，疫情的影响已经基本过去。 国内各行各业（除影视之类的特殊行业）的生产基本恢复原状，经济在快速反弹，央行继续采取救急模式，稳定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必要性减弱。 像工业企业生产、营收等数据从1-2月份的深坑中恢复，大致回升至疫情前水平这一类的信息都能说明这一点。 海外疫情，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也已经越过了爆发的高峰，多国复工的进程在加快。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疫情虽然出现高峰，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了疫情中心，但这对中国而言，其实利弊参半。 尽管这会影响部分外需，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影响国内部分行业的生产，但有一个利好，是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是明显的竞争关系。 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因为疫情生产受限，那么已经控制了疫情爆发的中国可以正好借此获得这些国家的市场份额，弥补前面所述的外需损失。 从这一点看，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大爆发，对债券市场算不上是多大的利好，反而会容易让投资者对出口的判断产生预期差，使债券市场出现调整。 如果我们认可疫情这一定价市场利率的主要矛盾已经过去，央行最宽松的时点过去，经济最差的时期过去，那么10年国债利率从底部回升也是自然的事。从这个角度看，利率已经过了最低点，牛市结束是合理的。 但疫情的影响结束并不意味着，十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就会回到疫情前3.0%的水平。相反，我们认为3.0%会成为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难以突破的上限，10年国债将在2.7%-3.0%的区间内震荡。 如果我们将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简单分解为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期限利差来看，会发现如今的经济与政策环境与疫情前相比，有个最大的区别是，政策利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调。 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以7天逆回购来代表，现在2.2%的点位，较疫情前已经调低了30BP，虽然如今央行由于多种原因（比如防范套利与金融加杠杆、救急模式退出）暂时没有进一步下调的打算，但很明显也没有加息上调的打算。 短端利率之前由于救急的需要，被压到了远低于政策利率的位置。现在救急模式退出后，短端利率回升是确定的，但即使回升，其中枢水平最高也就是回升到2.2%的政策利率附近，不会回归疫情前的水平。 这意味着，与疫情前相比，至少政策利率（短端利率）这一端对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拉是正向贡献，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比疫情前低30BP这一事实应该要体现在现在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定价上。 唯一的不确定性是期限利差。 如果短端利率稳定后，经济基本面持续超预期，那么期限利差有可能会继续大幅走阔，从而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低于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让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超过3%。 但这一点，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一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经济的好转，实际是经济从深坑中恢复带来的修复动能所致，无法持续。 疫情爆发时，因为防疫需要，企业和居民正常的生产消费活动停滞，经济增速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滑。 现在疫情结束，原本不敢出门买房、消费的群体，现在重新出门看房买房消费了；原本停下来的生产线，可以复工重新生产了。这个过程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修复，体现的是环比数据的明显改善。 建筑、房地产等项目，受竣工日期的约束，也要加快赶工，还有之前因为疫情积压的订单现在也要加快生产赶工期，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反弹。 但这个过程不一定能持续。当企业复工复产达到100%，完全恢复常态，居民的消费行为完全恢复正常，赶工的效应减弱，经济能否继续向上走，就完全要看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色和基建投资扩张的对冲效果了。 我们认为到那时，经济将重新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对经济数据的关注将从现在的环比改善，转向同比增速的反弹乏力。 1）疫情对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造成的损害不会随着疫情过去而消失。 比如收入下降、更重视未来预防性需求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更重储蓄）会制约消费改善的持续性，制约经济反弹的弹性。 2）即使有更多市场份额的加成，也无法改变发达国家在疫情冲击下需求偏弱的事实，出口的预期差得到修正后，依然会萎靡。 另一方面，通胀的回落是现在最具一致性的宏观预期之一。现在仍然偏高的CPI，基本就是靠猪价在去年同期的低基数撑着，等到7月份后，猪肉价格基数起来，CPI可能会出现快速的回落，在年末有可能跌至零附近。 所以，综上所述，在政策利率（短端利率）更低+经济难以持续走强的情况下，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的中枢将难以突破疫情前3%的关键点位，但又会比此前经济最差、货币最宽松时2.5%-2.6%的位置更高，大多数时候会在2.7%-3.0%之间震荡。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随着我们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明朗：2.8%左右的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并不算超调，确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博弈价值。 风险偏好高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博弈左侧的机会。 风险偏好相对低的投资者。可以等待市场对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预期的修正，悲观情绪释放结束后，市场重新进入稳态，寻找新的定价锚的阶段，那时，做多的胜率会更高一些。 但不管风险偏好如何，在震荡市下，要赚久期的钱难度是非常大，我们建议投资者将重点转向挖掘票息收益，以短久期高票息策略为主，有较好交易能力的投资者，可以适当去博弈波段的机会。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李金磊)1万亿元特别国债登上了微博热搜。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小伙伴们都很关心，特别国债是什么？为什么要发行？怎么发行？老百姓能买吗？是否值得买？ 什么是特别国债？ 顾名思义，抗疫特别国债不是一般国债，而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的特殊国债，是不计入财政赤字的。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抗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特别国债是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具有用途特定、规模大、期限长、政策灵活等优势。 为什么要发行？ 通俗来说，财政收入下降，但支出变多，所以需要发行特别国债，弥补资金缺口。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4月财政收入同比大幅下降14.5%。财政部部长刘昆预计，今年地方财政减收增支8000亿到9000亿元。 温彬认为，目前，企业经营仍在恢复中，各地税收大幅度下滑，同时抗疫、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发放消费券等大量的刚性支出增加，财政存在较大收支缺口，发行特别国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1万亿元怎么花？ 这笔钱很重要。 因为它要用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而且，这笔钱的用法也有特别的要求。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也就是说，这1万亿元坐“直通车”全部转给地方，中央一点不留，省里也只做“过路财神”，企业和老百姓收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具体怎么发行？ 根据《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抗疫特别国债发行规模为10000亿元，发行期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偿还3000亿元，地方财政偿还7000亿元。 目前，具体的发行方式尚未明确，但是可以参考前两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方式。 第一次是在1998年，中国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面向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定向发行，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的资本金。 第二次是在2007年，中国发行了1.55万亿元的特别国债，旨在给成立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筹措资本金，采用的是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相结合，其中0.2万亿元向社会公众发行。 老百姓能买特别国债吗？ 老百姓能不能买，就要看这次特别国债是否面向公众公开发行。 如果是跟1998年那样定向发行，那么老百姓就不能买了。如果是像2007年那样一部分向公众发行，那么老百姓就可以购买。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预计会采取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大部分要通过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认购来完成，一部分向社会公众发行。毕竟这是抗疫特别国债，全国老百姓参与了抗疫的过程，购买抗疫特别国债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表达方式。 温彬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强调“抗疫”，发行对象和范围预计应该是面向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尤其是对于公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有利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疫，凝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如果公开发行，值得买吗？ 特别国债是否值得购买？赵锡军分析，一般情况下，要考虑风险和收益率。从风险来看，国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信用级别最高，没有什么风险；从收益来看，国债收益率也有优势，还免征利息所得税，所以有较大的吸引力。再考虑抗疫等其他方面意义，吸引力会更高。 温彬也认为，特别国债具有安全性和收益性相结合的特征，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是无风险的最高级别的债券，对于投资者来说，购买国债不仅安全，而且相对较好的收益。 “同时，目前的国债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较好，所以，从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来看，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购买特别国债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温彬说。(完)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韩会师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大搞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优势很受关注，甚至不少研究报告将中外利差作为人民币未来可能走强的重要理由。 实际情况肯定没这么简单。利差的确可能吸引套利资金流入，但其重要性经常被高估。对于汇率的中长期稳定，利率的重要性绝对排不进前五。锦上添花的作用的确有，但不能奢望太高。 先看事实 相对于美元资产，人民币资产的利差优势由来已久。 以10年期国债为例，无论是2005-2013年的人民币升值阶段，还是2014之后的人民币贬值阶段，人民币国债的利率大多数时间远高于美国国债。这也说明，单纯的利差很难主导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走势。 举例而言，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也就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最为剧烈的阶段，人民币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最低也比美国10年期国债高出0.5个百分点，最高时利差在1.9个百分点左右。而且这个最高值就出现在贬值启动的2014年。整个2014年，二者利差基本就在1.3-1.9个百分点之间反复波动。 多说一句。虽然学界和市场舆论非常喜欢用国债收益率作为比较中外利差的标杆，但笔者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一方面国内的债券市场交易并不活跃，成交量也比较小，将中国国债市场和美国国债市场直接进行对比并不合适；另一方面，追求利差的套利资金大多不会来买中国的国债，从历史经验看，套利资金主要是从境外借款，然后到国内买银行理财等高收益产品，这之间的利差和国债利差不是一码事。 但毕竟国债收益率是市场定价基准，其他市场化的利率一般会跟着国债的波动而发生调整，而且大家对国债也比较熟悉，所以笔者此处就用国债利差做个不太贴合现实但也基本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言归正传。为什么利差对人民币汇率波动起不到主导作用？ 直接原因很简单，因为利差再大，假如人民币汇率趋向于贬值，最终套利者很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2015年8.11汇改启动之后，境内企业随即大规模集中偿还海外贷款就是典型案例。 我们只要再想想那些利率很高，但货币却一直贬值的国家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比如阿根廷、巴西。 简而言之，利差能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持续的升值拉力需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国内外投资者普遍相信人民币汇率有能力在中长期维持稳定甚至会趋向升值。 在这个大前提下，利差会加大升值的动力，但这属于锦上添花，不是基础性的决定要素。 反过来，假如市场对人民币普遍存在贬值预期，即使人民币资产利率高也很难吸引套利资金流入。 什么才是人民币维持中长期稳定的基础性支撑要素呢？ 强有力的社会治理能力、稳定的市场秩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健康的国际收支、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几个。 至于股票市场是否处于低位、利率是否够高、劳动力成本是否够低等等因素，的确都有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而拉高汇率，但他们发挥作用的基础是上面那几个。换句话说，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因素，对汇率不起主要作用。 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秩序是有序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陷入恐慌，美元飙升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最大贬值幅度只有3%，且贬值主要受离岸市场投机力量带动，同期我国结售汇市场总体保持平衡，并未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在抗击疫情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市场秩序恢复能力。 在疫情爆发初期，大家普遍担忧这会导致跨国企业将在华产能大规模转移，以避免中国的供应链一旦出事导致其运营中断。但随着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大家发现，一旦遇到波及全球的紧急情况，其他国家的供应链恢复速度远不如中国。 资本是逐利的，在不爆发国家级的政治、军事对抗之前，哪里能提供稳定的生产运营环境和广大统一的市场，哪里自然就是资本的优选。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潜力的背后是企业的中长期投资收益。社会稳定和市场秩序是底层的支撑因素，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的财富创造能力，其货币就失去了基本的信誉保证，币值稳定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健康的国际收支指的是经常项目不能处于持续的逆差状态，避免大规模对外举债。学术界一直有观点认为，通过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也是可以的，不必过于担忧经常项目逆差。但在实践中，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被跨国资本反复收割则是常态。 人民币在2014年之前，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升值态势，直接原因就是高额贸易顺差主导下的经常项目顺差带来大规模的外汇流入，银行结售汇市场常年处于净结汇状态。 大规模顺差意味着大规模的美元抛售压力，在交易层面人民币必然倾向于升值，在这个稳定的预期下，2014年之前，无论中美利差是扩大还是缩小，套利资金才能在大趋势上基本保持流入态势。 换句话说，我们的资本与金融项下的顺差很大程度上从属于经常项目顺差，是经常项目下的持续大规模顺差给了资本与金融项下的资金流入以信心。 为什么疫情爆发之后人民币立刻面临贬值压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市场普遍担忧这将严重打击我国的对外贸易。作为一个对外依存度超过30%的国家，国内的投资、消费与外贸密切相关。大量国内投资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外贸企业，大量的国内消费则源自外贸企业发放的薪资。 正是因为疫情可能动摇（至少是短期）我国国际收支稳定的基础，进而可能严重冲击国内经济增长潜力，这才令人民币汇率承压。 国家“六稳”任务中，只要外贸稳住，稳就业、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稳预期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既包含监管当局直接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也包含对市场预期进行引导的能力。 对预期的引导能力一般要依托于对价格进行干预的能力。当监管当局手握足够的资源，即使并未真正入市干预，市场只要相信监管当局对某个方向的价格变化有偏好，就会自发地推动价格向该方向运动。 举例来说，2014年人民币启动贬值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诱导过程。人民币对美元从2014年1月开始贬值，但银行结售汇高额顺差的格局却一直延续到3月，彻底转为逆差则是2014年8月的事了。 顺差格局下持续的美元抛售却出现人民币持续的贬值，这种反常现象背后的主导力量不言自明。当市场投资者最终确认监管层面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厌恶”态度之后，资本外流引发的贬值压力瞬间升高，这时谁还会在乎人民币是否有利率优势。 反过来，当2016年底2017年初，人民币对美元试探7.0失败，且监管层面暗示不希望人民币持续贬值。随后在结售汇持续逆差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逆势连续升值。2017年5月当逆周期因子横空出世后，也就是当市场投资者发现口头表态变为实际举措后，资本外流大势很快逆转，结售汇逐步恢复基本平衡。 监管当局的市场调控能力并非无源之水。我国较高的经济增速、经常项下结售汇坚持实需原则、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雄厚的外汇储备、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等因素导致一般市场投资者难以和监管意志较量，顺势而为是最好的策略。 总结一下 在汇率的中长期波动中，利差只是个小角色。只有在国家秩序井然、市场正常运转、经济增长平稳、国际收支健康、监管调控有力等前提条件都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指望较高的利率带来持续的资本流入，进而推升本币汇率水平。上面的基础性要素有一个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市场出现较强的贬值预期，此时利差对套利资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削弱。 简而言之，腹有诗书气自华，富在深山有远亲。外人是靠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练好内功比什么都重要。 (本文作者介绍：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研究主管。)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临时性突破传统的赤字率等财政约束指标，是中国应对非常形势的非常之举，上下已就此达成了基本共识。但进一步走到财政赤字货币化，恐怕需要非常慎重。主张赤字货币化的理由：一是担心政府为给赤字融资，导致债券发行规模过大，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推高市场利率；二是希望央行直接给国债发行提供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融资，增强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本文拟从挤出效应和债务可持续性的角度，考察中国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有必要性。 市场对政府债券有较强吸收能力 目前，对于今年预算赤字会有多大、政府发债规模是多少，尚不清楚，需待全国“两会”之后揭晓。从新增社融与名义GDP之比看，市场对政府债券增发有较大的容量。 今年一季度，年化新增社融与年化名义GDP（年化数为往前4个季度滚动合计）之比为28.7%，较2009年的高点39.9%还差10多个百分点。该比例每高出1个百分点，就对应着新增社融近万亿元。从新增社融的构成看，包括债券发行在内的直接融资也有提升空间。今年前4个月，新增社融中，新增本外币贷款合计占到64.6%，高于2017年全年的52.9%；企业和政府发债占到32.3%。 图1：年化新增社融及其与年化名义GDP之比（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图2：新增社融（累计值）的主要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WIND 现在，大家主要争议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能否从央行直接融资，故在此仅讨论国债的市场需求状况。 从记账式国债的持有人构成看，截至今年4月末，其他存款类机构持有占比65.8%。其中，商业银行占64.4%，政策性银行和信用社各占0.7%。而2014年末，商业银行与信用社持有合计占70.5%；2000年末，该比例更是高达86.1%。 图3：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持有人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债登；WIND 从资产配置的角度看，截至今年4月末，其他存款类机构总资产中，对非金融企业和居民部门债权合计占57.3%，对政府债权占10.7%，而美国同期为15.5%。也就是说，除了保障信贷渠道的实体经济支持外，其他存款类机构资产多元化运作还有空间。 理论上讲，政府债权持有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约3万亿元国债持有。这可以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操作。从长远看，其他存款类机构持有的政府债券越多，对利率越敏感，也就越有利于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转型。同时，也有利于央行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主动、灵活地调节市场流动性。 图4：截至今年4月末中国其他存款类机构资产主要构成（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 除其他存款类机构外，在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环境下，收益率较高的无风险资产——人民币国债——将成为其他境内外机构的重要资产配置。 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中，非法人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合计占7.4%、保险机构占2.3%（2005年末最高达到6.4%）、证券基金公司占1.4%、其他金融机构占0.4%。 目前，国内包括银行理财、基金公司、券商资管、保险资金、私募基金等在内的资产管理行业规模上百万亿元，增加1个百分点的国债配置，就可形成上万亿元的需求。随着人民币债券纳入各种全球指数，海外配置人民币资产的兴趣也日益增强。截至今年4月末，记账式国债中，境外机构持有占8.9%——而2014年末该比例为2.6%。 至于政府通过市场化手段发债，对于银行信贷和企业发债可能产生的挤出效应，一方面如果赤字融资规模不大，挤出效应有限；另一方面也可换个角度看问题——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和地方专项债发行，本身有助于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民间投资和消费支出有替代或补偿作用，推动民间资产负债表修复。即便由于政府发债推高市场利率进而增加企业融资成本，也可由央行通过市场流动性调节来解决。但这是二级市场的国债吞吐，并非严格意义的赤字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对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并非当务之急 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取决于债务总量。目前，中国政府在主要经济体中债务负担较轻。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去年末，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4.2%，低于60%的国际警戒标准；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为100.6%，二十国集团平均为84.4%。 今年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政府扩张了财政赤字。但据中国央行统计，今年一季度政府部门（年化）杠杆率上升了2.2个百分点，依然显得较为克制。即便下一阶段赤字有所增加，中国政府债务负担仍应在可承受范围内。 图5：截至去年末主要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WIND 另一方面取决于成本。在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及政策性利率下调的引导下，今年以来，中国各期限国债收益率总体走低。虽然中国主要期限国债收益率仍高于美国，但中国名义GDP增速远高于美国，这没有影响中国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 2016至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付平均相当于国债余额的1.4%，中国为2.5%，二者相差1.1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美利差为正的事实。但同期中国经济年均名义增长9.5%，美国增长4.1%，中国高出美国5.4个百分点。因此，中国政府利息支出平均仅相当于名义GDP的0.4%，低于美国相当于1.5%的水平。 特别是，如果抗“疫”特别国债发行后，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成为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那么，即便财政发债要向央行持有人付息，最终也可以通过央行利润上缴财政的方式回收，财政并不亏。 图6：中国主要期限国债收益率（每月日均）（单位：%） 数据来源：中债登；WIND 警惕赤字货币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如果如有些人士建议的那样由央行直接为赤字融资，以降低成本甚至零成本融资，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因为国债属于安全资产，国债收益率是无风险收益，是国内金融资产定价的重要基准。如果以零成本融资，势必对国内金融市场定价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作为新兴市场，中美国债正向收益率差部分反映了风险溢价补偿。一旦中国国债收益率过低，对于持有到期为主的中长期境外投资者来讲，若不足以弥补持有风险，有可能影响境外机构持有的兴趣。 此外，贸然操作赤字货币化这种非常规政策，与前期还在纠结要不要突破政府赤字率和债务率相比，前后反差过大，可能会引起市场无端的猜测。 图7：2年期和10年期中美国债收益率差（每月日均）（单位：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债登；美联储；WIND 总之，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国债和地方债发行，是社会共识，但赤字货币化融资需谨慎。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在此问题上的协调配合应该是各司其职：财政部门负责研究拟定财政赤字预算和发债计划，以及发债的成本；央行则根据财政赤字融资的计划，通过市场化操作，配合财政部门以合意的成本在市场融资。 本文原发于腾讯 (本文作者介绍：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曹远征 中央银行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自从1929-1933年的大危机以后，宏观经济理论开始兴起。在1929-1933大危机前，欧美国家实行的是没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在货币金融方面就是“金本位制”。物价的高低取决于黄金的供应量。在社会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当黄金等贵金属的供应量突然上升，物价便随之上涨。当年西班牙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拉美的黄金白银大量涌入欧洲，出现了欧洲经济史上的所谓“价格革命”。它构成了货币数量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卫·休谟和李嘉图曾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他们认为商品价格水平的涨落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高低与货币数量成反比。由此出现与货币数量多寡相关的物价变动，即通货膨胀。 曹远征 但从全球更长的历史角度看，因发现新大陆而导致的黄金供应增长毕竟是短暂的，常态是黄金受制于自然条件而供应量是稳定的，进而物价是稳定的。换言之，在金本位条件下，不存在典型意义的“通货膨胀”式的物价上涨。但是，在“金本位制”下却存在一个大的问题，有通货紧缩的风险。受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支配，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其结果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反映在金融市场上，危机前兆就是对现金，即对流动性的极度渴求。没有现金就不能支付，而支付的断裂是引致危机的导火索。受制于金本位制下稳定的黄金供应量，市场流动性不足是常态，从而也成为危机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著作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从货币供应入手，提出了“流动性陷阱”问题。顺便指出，也是由于黄金的供应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常常发生通货紧缩，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 凯恩斯的贡献更在于他把货币供应与就业问题联在一起。经济危机是就业不足，而失业问题意味着全社会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宏观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在宏观层面提高总需求，才能反危机，才能熨平经济周期，它催生了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从全新的视角审视货币财政政策及其相应的宏观经济问题，认为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安排来影响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缓解经济危机的道理在于：如果企业在负债经营、居民在负债消费的情况下，利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财务成本。当货币供应量增加，利息会随之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成本因之下降，居民就会提前消费、企业就会提前投资。于是，有效需求得以提升，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如果在经济过热时再反向操作，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扩张赤字来扩大财政开支或减税，也可以扩大总需求，从而达到反危机的目的。同理，在经济过热时反向操作，也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由此，表现为侧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了目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基本框架。 理论上，因金本位的流动性不足而被迫由流动性可以无限补充的信用本位取代，固然是历史趋势，但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观察，这仅是由过去的两因素，物价和货币供应量，变成了三因素，物价、货币供应量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即为流动性迟滞），并未改变问题的性质，超过流通速度需要的货币供应量仍会引起典型的通货膨胀。于是，在上述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框架实施过程中，人们始终有所忌惮。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财政是不是可以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也就是当下人们所议论的，用印钞票买国债的办法来支持财政开支是否可行？是否可持续？ 从历史上看，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是有恶性后果的。在国外，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战后，德国由于要支付《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赔款财政恶性透支中央银行，致使货币供应量失控，形成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受黄金约束的信用本位，会因货币供应量过度而引发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数量论”似乎有理由死灰复燃。它提醒人们适度而稳定货币供应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所谓适度就是当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提出的简单规则，即货币供应量应是GDP增速加物价自然上涨率之和；所谓机制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限制，即财政不能无限透支中央银行。为此，要求中央银行有独立性，能制定独立于财政的货币政策。 战后以来，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都基本遵循了这一点。尽管有时候货币支持财政，但始终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是相互独立的，至少是有隔离的，避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或许由于历史上惨痛的教训，二次战后，各国财政与央行隔离做的最彻底的就是德国。它有较完备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因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全球最高，其货币政策的决策不受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牵制，其唯一目标是反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 通过政府加杠杆以抵挡金融危机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基本的认识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目标一致，但至少操作上要相互独立。但是到了本世纪以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除了经济周期，还有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以杠杆的伸缩为其特征的。当出现了快速地去杠杆就意味着可能引发各类资产负债表过分衰退，即金融危机。为此，需要应对金融周期，实施以控制杠杆率为主要目标，以金融监管为重要内容的宏观审慎管理。 作为宏观审慎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紧急抢救安排。一旦出现在快速去杠杆的时候，就得用“加杠杆”的办法顶住“去杠杆”，避免资产负债表的过分衰退，引发金融危机。当居民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资产负债表都在去杠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加杠杆来挡住金融危机。政府加杠杆就是通过包括拯救企业，资助居民等在内的扩大财政开支的办法来挽救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便是赤字的增加，而弥补赤字的途径是发行国债。 当社会资产负债表都在衰退、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下，为应对危机，中央银行便无奈地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购买者。这就形成了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除将政策利率降为零甚至负数外，还要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支持财政的国债的发行。此时，中央银行和财政就连在了一起，开始具有赤字货币化的迹象。顺便指出，也正是这种原因，在2010年欧债危机中，欧元区的许多国家开始诟病继承德国央行衣钵的欧央行的独立性。如希腊，指责欧央行过于死板，见死不救，不通融希腊发行欧元主权债。 客观来讲，在过去的十年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它挡住了杠杆的快速衰退。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它心存疑虑，不仅担心通货膨胀，也担心杠杆再持续加长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结论是，一旦到了一个相对满意的状况下，该政策就需要退出。在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的背景下，各国从2015年开始，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在退出之中，其中一个主要表现为央行缩表。央行通过减少对国债的购买，同时不断地出售国债，逐渐缩小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缩表过程表明，人们认为央行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财政只是个暂时性的、抢救性的政策。危机过去之后，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状态，财政和货币还应是独立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央行何时缩表？速度多快？怎么缩？”一直是过去几年市场不断讨论的热点问题。 然而，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在外部冲击下，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的风险大于其他经济风险。一旦资产负债表再次快速衰退，那就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危机，还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整个经济都会陷入灾难之中。在这个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重新使用2008年的办法，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由于无论是纾困，还是抗疫，加大财政开支都至为关键，为此，在政策利率重新为零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再次扩张，而且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来支持财政赤字融资就显得十分迫切。 财政赤字货币化开始由过去迹象，变成了现象，并在酝酿新理论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欧美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至少是无奈之举。从过去的经验看，它在短期内也是有效的。这类似于“饮鸩止渴”，先把毒药喝下去，才能缓解此时此刻的危机。如果今天都不存在，明天还有意义吗？中央银行只有通过俗话所说的“开动印刷机”来支持财政开支，解决危机，才能有明天。 但是，问题的重要性还不在于短期抢救性政策安排，而在于过去十年欧美经济染上了QE依赖症。一旦QE退出，股市随之下落，杠杆难以维持，经济因此受损。而此次疫情冲击，又使依赖症更加严重。它似乎预示着QE政策的常态化，并因此带来一个新的理论出现——MMT（现代货币理论），成为赤字货币化的理论支撑。人们发现，所谓去杠杆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存在新的解释。原因在于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资本端和负债端，是可以用货币变换的。例如，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到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发放出去，会使企业的杠杆上升。但是如果通过某种机制，例如，用股权基金的形式将基础货币补充到企业的资本端，企业的杠杆是会下降的。这构成了MMT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假设，涉及货币怎么使用、使用在资产负债表的哪一端的问题。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关系方面，MMT理论认为如果通过财政发行国债来支持企业的资本，不会增加负债，反而会减少负债。 其实，中国也有这个经验。2004年中国银行业所谓的“注资”就是通过财政部向央行发行特别国债，来支持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的，从而使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健康化。 能不能用财政发债的办法，既不增加杠杆率，同时又能缓解危机？这成为在疫情冲击下，人们思索的新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当下的热点经济学话题。 由上所述，无论从现实的紧迫性，还是未来理论的拓展性来看，在疫情的冲击下，为防范可能发生的以快速去杠杆为代表的金融危机，以“加杠杆”为标志的财政开支扩大是必然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财政开支的扩大，而在于是否合理并且精准。假如是居民的杠杆难以维持，财政救居民就是应该的；如果是企业的杠杆难以维持，就应该救企业。财政开支首先是方向和用途问题。经验证明，用政府采购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用以工代赈来支持居民收入好于单纯的“直升飞机撒钱”。在方向和用途明确的条件下，其次才是支持开支的收入筹措问题。在正常收入来源窘迫的情况下，扩大赤字融资，即通过发债来获得收入就是必然的。如果发债，社会上没有人购买，那么央行购买就是必须的。这既是欧美各国的现实，也是抗疫逻辑使然。 中国的货币政策依然有正常发挥的空间，特别国债会被市场消化 反观中国，现在还远未到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地步。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居民的杠杆率较低。即便为抗疫发行特别国债，居民有意愿并有能力购买国债。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国债收益率较高并且具有安全性，是中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其实，在以往国债发行中，彻夜排队，一抢而空的现象就是最好的说明。也正是由于区别于欧美的中国国债，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有正常发挥的空间，不必采用欧美QE，甚至无底线QE扭曲的货币政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际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的国家。中国的政策利率还是为正的，意味着，如果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仍然有降息的空间。 第二，中国储蓄率高，意味着即使有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融资通过市场化发行就能解决，不必依靠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的方式扭曲进行。 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市场理解中国为抗疫而发行的特别国债的必要性，并为此做了准备。理由如下：一是从中国国债发行的历史看，1998年和2007年的特别国债都是市场化发行的。尽管这次以抗疫为目的特别国债与过去两次发行的目的不同，但发行条件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就财政开支而言，这次特别国债开支一个重要方向是弥补公共卫生的短板，这本来就是财政应该支出的，如果过去是按预算跨年逐步支出的，这次仅是通过特别国债融资一揽子提前支出而已。三是，这次特别国债另一个支出重点是纾解企业和低收入群体的困难，方式主要是以工代赈，政府采购，扩大基建投资来解决企业生产和就业困难。这实际上是用提高总需求办法来解决产能闲置问题。而在货币政策正常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因扩大财政赤字而出现通货膨胀的概率很小。四是，虽然特别国债市场化发行对流动性是有影响，但只要根据市场情况，控制好发行节奏，做到期限结构合理，并且把握发行窗口，有序地、滚动地进行，市场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重大冲击。 最后，从广义财政的角度观察，与其说中央财政赤字融资有金融风险，不如说更需要关注一个传统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过去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这次抗疫，地方政府又需要发行专项债，会使其债务更显沉重。特别是随着土地制度改革，以及“住房不炒”等政策的出台，使地方政府债务传统偿还来源——土地财政更为捉襟见肘，构成了金融风险。但是，从严格意义来讲，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它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只有理顺这些关系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快财政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关键。而地方债务的金融风险提醒我们这一改革的紧迫性。 综上所述，赤字货币化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动向，是正在酝酿现代化货币理论（MMT）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折射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困境，又是现实宏观经济政策的需要。目前，这一理论仍在发展中，还难以下最终结论，但需要密切加以关注。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央行还没有必要为财政赤字融资，赤字货币化在中国至少暂时不会出现。这还仅仅是一个理论探讨，还是一种假设。千万不能把西方的理论变成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对待。我们的货币政策还是正常的，利率还是正利率，财政依然比较稳定，还有正常收入，财政的负债率也不是很高，中央财政即使有赤字也没有大问题。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地方债务的处理问题，这需深化财政体制的改革。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姚洋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赞同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总体看法以及趋势。但是，我认为我们不需要采取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债券的方式。 姚洋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目前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利率在3%以上，所以老百姓和银行机构是有意愿买的。因此，中国政府发行的国债还是能发得出去的，没有必要让央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可以直接通过财政部发行国债。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也就是说，央行直接购买财政部的国债是不合法的。所以，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这项措施在法律层面就被否定了，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除非把法律给修改了。所以这就是个伪命题，不用讨论这个问题。 今年发行国债要朝着救急的方向 今年发行国债的情况与往年不同，今年很大程度上应该将发行国债当成一种救急措施，而往年发行国债则基本上属于常规性操作。第一，中国目前的首要问题是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这一点应该作为中国当前的首要目标之一。第二，中国应该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拉动整个经济复苏。 根据一项研究数据估算，受这次疫情影响的民众大约有1亿人，这其中大概有7500万人在家办公，或者是企业通知在家等待复工。而7500万人中有多少人失去了工资或者工资减少了？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我认为这个比例恐怕不会太小。而那剩下的2500万则处于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市场的状态，包括回到农村的工人。但这些人都不在我们失业率的统计当中，因为失业率的调查对象只针对城镇人口，不包括农村人口，如此一来，我估计全国需要救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有些人说中国的储蓄率很高，我不否认，但是中国的储蓄主要是由最高收入的20%的人制造的，而最低收入的40%的人的储蓄则是很少的，这其中最低的10%的人是靠欠债生活的。所以，低收入的这批人和失去工作的这批人，国家应该给予救助。 从推动消费的角度来说，国家发行特别国债，然后用于发放消费券，这既可以提高城镇和乡村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消费，一举两得。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增加国债的发行，那应该是朝着救急的方向去努力。 短期内不用考虑通胀问题 至于发行国债会不会引起通胀，我认为按理说不会引起通胀。因为如果是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老百姓愿意去购买，这相当于居民收入的暂时转移。买债券的那部分老百姓没有消费，国家发行债券换的钱再用于财政补贴，收到钱的那部分老百姓可以拿去消费，这相当于一个平行转移，没有创造额外的货币。 当然，会有连带效应。如果政府给老百姓发放消费券，那么老百姓的支出会相应增加，这对需求也有推动作用。如果供给满足不了需求的话，那么的确可能会发生通胀。但是中国的供给很充足，企业只是苦于没有订单，缺乏有效需求，因此停工停产的很多。所以，我认为至少在短期内，通胀根本用不着考虑，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情况太严重了。需要考虑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不能看到需求有所增加，就好像会发生通胀，而供给也在增加，这就抵消了通胀的压力。 具体发行多少国债，需要财政部拿出方案，然后由国务院做出决策，最后由人大代表讨论决定。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既然要做，全国大约可以人均发1000块钱，也就是大致1.4万亿的规模。当然，不是说每个人平均发1000块钱，因为高收入的人没必要拿，要救助收入最底层的人，然后还有一部分人按照收入发放消费券，这些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的。 不能笼统地批判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 很多人都认为2008年发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是失败的，我认为应该纠正这个观念，为四万亿刺激计划正名。其实，我这些年一直在说，笼统地批判四万亿刺激计划是不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推出一系列的强刺激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但关键的问题是四万亿刺激计划政策采取的融资方式存在问题。当时，因为中央政府也没有多余的资金，所以中央政府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需要地方政府自己去融资，地方政府便向银行借钱，后来又开始发债。所以，地方政府最后是用商业手段来解决融资问题的，导致欠了很多的商业性债务。2014年之后，中央政府就不得不清理这些债务，即所谓的债务置换。债务如何置换？最后还是得回到国债上面，发行长期国债，用长期国债的钱来还商业性债务。因为政府的投资基本上都做了公共项目，经济回报比较低，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我认为当年应该一开始就发行国债。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反对4万亿刺激政策，而应该仔细分析到底哪些地方出了错。 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其实中国要推动财政方面的刺激，那就需要扩大财政赤字率，突破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3%的限制。以前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是2.5%，后来达到3%。在这种时刻，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应扩大到5%，甚至扩大到8%。但是政府对债务问题很谨慎，在这方面控制的比较严。但是既然中央开出空头支票，地方就得干活，得到市场上融资，最后积累了一大堆商业性债务，成本又高。在商业市场上商业性的债务是7%、8%的利率，而国债的利率才3%，这会扰乱整个市场的融资成本。 过去这十年，我一直在呼吁，一定得改变、改变、改变。2014年修改《预算法》时，我就在呼吁，国家既然开了前门，那就得把后门给关了，把前门开大一点。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这一次扩大新基建投资等于将地方债务再扩大一遍，这会加重政府的负担，也会扰乱市场的纪律。国家应该发行国债，正规、透明地去做，这样也便于地方人大的监督。 发行国债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居民的钱都拿去买国债了，这当然会造成市场上的流动性降低一些。但是国债置换的钱还是会花出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钱绕一圈又回到了经济当中。而且国债增加了，金融市场上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也相应会增加，这也会带动金融市场上的固收产品数量的增加。 外部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来说，完全就是寅吃卯粮、慢性自杀。他们滥发的货币，最后要么变成了实质性的债，要么变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泡沫。这对他们的未来来说，都是自杀行为。欠了一屁股债，以后总是要还的。或者，这个钱都跑到金融市场上去了，产生一大堆的泡沫，最后如果金融市场崩溃了，反过来对整个经济系统是有危害的。 中国绝对不应该去跟风，因为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达到其他国家那种所谓的负利率的水平。中国的货币政策绝不应该模仿其它国家，中国也没必要模仿，我们现在也不缺流动性。 本文首发于网易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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