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林鸿 近日,有知名大V在新浪博客发文称:消费金融公司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同时,光大银行(行情601818,诊股)阳光消费金融获准开业,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增至27家,既包括银行系,也涵盖了电商系、产业系等。从2009年银监会试点消费金融公司算起,至今已十年,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分化比较明显。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崛起,以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下沉,消费金融行业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竞争也更加激烈,产品和客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风险,特别是这两年共债风险的爆发,客群的重叠与集中度、场景的依赖与不可控等因素,导致消费金融行业惊雷不断。行业仿佛进入了存量竞争的成熟期,但就如美国联合信号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拉里.博西迪所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成熟的市场,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找到增长的途径。” 毋庸置疑的是,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只会愈加凸显,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国际经贸冲突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之下。消费金融行业的未来也是值得期待,找准差异化定位的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参与主体,也一定会在竞争中立足并成长。当然,行业的优胜劣汰、激浊扬清与合规致远,依然是不可逆的趋势。 从宏观视角来看,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给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经贸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生性冲击,大国优先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势力不断抬头,同时,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围绕5G等前沿核心科技能力,大国博弈不断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重塑,新旧秩序面临裂变。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据统计,2019年,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7.8%。内需,特别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一、从供给侧看消费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 消费金融是一个参与主体非常广泛、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产品创新非常迅速、监管政策非常严格、服务客群非常广泛、市场空间非常可观的行业。 从供给侧的参与主体来看,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的机构,既有持牌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也包括大量非持牌的金融机构,如网络信息中介平台(P2P网贷平台)、各种不具牌照的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甚至是一些“714高炮”“套路贷”等地下现金贷玩家。而持牌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中既包括工农中建等传统银行,也包括微众网商等民营互联网银行,小贷公司中既包括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包括互联网小贷公司,如阿里、百度、京东、苏宁等均在重庆设立了互联网小贷公司。 (一)传统商业银行 传统商业银行大举进入消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转型、对公业务不良高企、同业业务监管趋严下的大零售转型息息相关,而传统商业银行参与消费金融市场,又以股份行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最为积极,如上海地区的浦发银行(行情600000,诊股)、上海银行(行情601229,诊股)和上海农商行等,其中,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在城商行中最大,高达1751亿元(截止2019年)。传统商业银行参与消费金融市场,主要通过信用卡和助贷、联合贷等产品,也有商业银行布局汽车金融甚至是逐渐由传统汽车信贷业务开始向上下游产业链金融服务延伸。 传统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是消费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主要扮演了资金供给方的角色。但随着疫情因素对经济冲击深度影响的不断显现,不少助贷、联合贷等产品的不良率快速上升,融资担保和保险兜底的模式也难以为继,特别是中国人保(行情601319,诊股)作为信保合作的重要标杆,在年初大幅收缩信保业务。兜底难行,不良飙升,风险传染链条的最末端,是提供资金的中小银行。 (二)持有民营银行和网络小贷牌照的互联网巨头 民营互联网银行和网络小贷公司,大多依托互联网巨头的场景资源(如电商、社交等),是消费金融市场中创新能力最强、产品体验最优、流量规模最可观的一支力量。 从2014年开始,BATJ先后进入消费金融领域。2014年2月,京东推出了京东白条,迅速成为线上消费的热词,同年12月,阿里推出了“花呗”,同样是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获批,包括阿里系的网商银行和腾讯系的微众银行。 2015年4月,百度推出了“百度有钱”。2015年5月,微众银行推出的微粒贷成为爆款产品。与此同时,蚂蚁花呗正式上线,随后,阿里又推出了借呗产品。 2015年底,百度金融成立,其主要业务包含消费金融、百度钱包、互联网银行等多个板块;2018年4月,百度宣布旗下金融服务事业群组正式完成拆分融资协议签署,拆分后百度金融将启用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独立运营。 目前包括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等,均拥有三方支付、网络小贷等牌照,同时,百度是哈银消费金融公司和中信百信银行的第二大股东,腾讯是微众银行的第一大股东,阿里是网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京东目前尚无银行牌照,此前传闻许久的第二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招东银行(招商银行(行情600036,诊股)与京东合作),迟迟没有消息。 (三)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凭借“万金油”的牌照优势,参与消费金融市场,始于2007年外贸信托启动的小微业务。据统计,截止2017年末,消费金融管理资产超100亿元的信托共有6家,分别是外贸、云信、渤海、中融、中航和中泰。信托公司参与消费金融市场主要是消费信托模式、助贷模式和直贷模式等。消费信托是信托向高净值客户提供深度服务的有益尝试,既满足其资产配置的需要,又满足其高端消费的需求,如旅游度假、奢侈品。助贷模式下,信托公司充当放款通道,过去主要是形式风控。直贷模式,是信托公司直接向消费金融合作方发放信托贷款(流动性贷款),用于合作方向客户发放消费贷款。直贷模式下, 信托公司重点关注消费金融合作方的还款能力,合作方基本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小贷公司。 (四)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始于2009年7月,银监会公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工作。2010年初,银监会相继批准筹建北银、中银、锦程和捷信四家消费金融公司,同年这四家公司相继开业,标志着消费金融公司在中国正式“破冰”。 2020年5月30日,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正式开业,这是继平安消费金融后,今年第二家正式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而光大阳光消费金融公司的获批,则标志着国内消费金融公司达到了27家。在27家消费金融公司中,有21家的公司股东方有银行背景,包括中银和邮储两家大行、招联和兴业、光大三家股份行以及16家区域性银行,3家电器公司苏宁、海尔、国美参股或控股,分别为苏宁消金、海尔消金和金美信消金。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流量巨头的介入,超过两成的持牌消金股东方引入了互联网基因。 首批消费金融公司开业至今已十年,但业绩分行已凸显,特别是以捷信为代表的依靠传统线下地推的发展模式,在疫情冲击之下影响巨大。而以招联为代表的互联网轻运营模式,则亮点多多。据财报,2019年招联金融营业收入107.40亿元,同比增长约54.4%,净利润14.66亿元,同比增长约17.0%。 从规模上来看,捷信、招联和马上消金的资产总额都超过了500亿元,站稳第一梯队;兴业、中银、中邮、杭银、尚诚消金、长银消金、长银五八消金、海尔消金的资产总额均超过了100亿元,位列第二梯队;但依旧有超过半数的持牌消金公司总资产规模在百亿以下。 在盈利能力上,消费金融公司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从2019各机构的净利润来看,招联、捷信和兴业消金三家的净利润都超过了10亿元;净利润在1-10亿之间的公司有10家;净利润在1亿以下的公司有7家(不含未披露净利润数据的持牌消金公司),其中,中信消金和华融消金在2019年处于亏损状态。 。与商业银行相比,消费金融公司在资金成本、渠道、客群和IT技术等方面,可能并不具备优势,但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服务的客群相较于商业银行更加下沉,对消费场景切入也更深,布局更广,如3C、装修、教育、旅游、购车等场景,消费金融公司都有很深的布局,与商户的合作更加广泛。各家消费金融公司之间也是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就如同我国的银行体系一样,尽管已经有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只要找准自身的差异化定位,沿着差异化的道路发展,就一定能在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当然,如果没有差异化的定位和坚持,没有勇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就只能“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死”了。 (五)非持牌机构与消费金融市场乱象 此外,消费金融市场中,还有大量的非持牌机构,比如掌握客户和流量入口的电商平台、具有一定规模地推团队的助贷机构以及大量的P2P网贷平台、大数据公司、信息科技公司等。对于上述非持牌的机构,展业风格更激进,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消费金融市场造成了“污名化”,监管也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如141号文、各地银保监局发布的互联网贷款指导办法等。当然,前不久银保监会发布的互联网贷款暂行管理办法,堪称互联网贷款的基本法。 但近期央行调研互联网联合贷的规模、利率、不良等,则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消费金融市场的关切。联合贷的规模,在消费金融市场中占比较高,据《财新》报道,截至2019年10月,联合贷款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万亿元左右,涉及数百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蚂蚁金服已经占一半以上,约万亿元;微众银行2500亿元,平安普惠3000亿-4000亿元。这三家合计占到市场的90%,其余10%左右的市场被新网银行、京东数科、百度、消费金融公司等第二梯队的机构占据。 其实目前包括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都是银保监会统一监管,而小贷公司的审批则主要是各地的金融办,助贷机构等则没有监管部门专职监管。监管归属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机构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的方式也不同,比如助贷机构主要通过助贷模式参与,互联网银行则更多通过联合贷的模式参与,信托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过去则较多以通道身份参与,不同角色下的权责利关系也不同。此外,不同机构所提供的产品也各不相同,包括产品形态、产品监管政策等,比如商业银行过去更多通过发行信用卡的方式,而互联网巨头则依托小贷公司,创新推出了“白条”“花呗”等虚拟信用卡产品,在客户体验上较信用卡更胜一筹。某种程度上,上述种种不统一的参与模式,也存在着监管套利的情形 ,预计央行本次调查或将为全国范围内联合贷业务的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二、从需求侧看双循环格局下消费金融的发展之路 双循环格局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促进消费升级、服务居民消费需求的过程中,消费金融也已经成为一个涵盖上游营销获客、中游的资金供给、授信审批,下游的贷后催收、不良转让等全链条的产业模式,囊括了助贷机构、互联网巨头、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催收公司、信息科技公司、数据科技公司等参与方以及公安、法院等司法机关。随着互联网贷款暂行管理办法的出台,基于互联网的全线上、全流程的消费金融服务,也将迎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从需求侧来看,消费金融所服务的场景,主要包括电商购物、教育、医美、文旅和3C等,基本覆盖衣食住行文娱医等几个方面。但场景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对于缺乏场景资源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而言,缺乏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场景平台,而是对于场景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去年以来,不少消费金融公司频繁踩雷一些场景,即是缺乏对场景的理解,仅仅是拿着做对公业务的思路来做场景金融,以这种对公业务的思路做场景金融,能够较好的防范B端的欺诈风险,但对于场景本身的风险和来自C端的消费者诉求,可能掌握并不深刻,因而,频频踩雷。 再从消费金融服务的客群角度,消费贯穿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童,再到求学若渴的青少年,再到初涉职场的年轻人,再到成家立业的中年人,直至退休之后的生活等等,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消费需求,也蕴含着消费金融的市场机遇。 当然,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增量的客群拓展空间受限,面对存量的客群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细分,而且随着互联网对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客户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需求主体分析的视角,集中体现在客户的年龄结构、消费偏好、收入能力等方面。 从年龄结构看,00后已经进入大学,95后已经参加工作,90后已近而立之年,80后进入不惑之年,而90后特别是95后、00后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生活条件较为优渥,个性特立独行,对超前消费的理念更加认同。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的消费金融需求,也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因而,着眼于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的需求,招联的互联网轻运营模式,无疑是抢占了消费金融发展的制高点和先机。 从消费偏好和收入能力来看,随着80后步入不惑之年,90后进入三十而立之年,95后开始进入职场,80后、90后和95后普遍具有了一定的收入基础和收入能力,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也培养形成、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形成了追求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偏好。但也要看到,80后进入不惑之年,其家庭养老压力、孩子就学压力、工作晋升压力等有增无减,同时其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收入基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对金融服务(如子女出国、医美等)的需求恐会更加旺盛,而其知识结构和收入基础,也预示着他们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也值得信赖。最近流行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而最近同样占据影视头条的《三十而已》,则充分展示了进入而立之年的90后的处境,90后面临着结婚置业、装修、自我教育提升等方面的压力,同样对金融服务(比如装修、在职教育等)的需求非常旺盛,同样的,他们出于自身征信的考量,具备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因此,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知识结构及消费结构等的客群,提供符合其年龄阶段和自身诉求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精准定位、精准触达、精准营销,实现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人。 而如何做到,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人,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海服务模式,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或者说,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唯有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手段,用技术实现海量的需求与自身产品的匹配,这需要征信的数据、政务的数据、学历的数据、社交的数据等多维度的数据,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借贷数据与非借贷数据的有机融合和相得益彰。 前不久花呗数据要接入征信,还一度引起业内关注,其实数据维度越多、借贷数据越丰富,才能更好的刻画出大数据分析下的个人画像,相比于日常缴费等侧重于道德约束层面的非借贷数据,借贷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出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作为持牌金融机构,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消费金融公司等,均承担着一定的普惠金融的使命和责任,在促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金融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更多征信未能覆盖到的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等的客户,逐步引导他们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普惠性金融服务。
近日,有知名大V在新浪博客发文称: 消费金融公司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同时,光大银行阳光消费金融获准开业,我国消费金融公司增至27家,既包括银行系,也涵盖了电商系、产业系等。从2009年银监会试点消费金融公司算起,至今已十年,消费金融公司的发展分化比较明显。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崛起,以及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等持牌机构的下沉,消费金融行业的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竞争也更加激烈,产品和客群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风险,特别是这两年共债风险的爆发,客群的重叠与集中度、场景的依赖与不可控等因素,导致消费金融行业惊雷不断。行业仿佛进入了存量竞争的成熟期,但就如美国联合信号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拉里.博西迪所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成熟的市场,我们要做的只是去找到增长的途径。” 毋庸置疑的是,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只会愈加凸显,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的国际经贸冲突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之下。消费金融行业的未来也是值得期待,找准差异化定位的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银行等参与主体,也一定会在竞争中立足并成长。当然,行业的优胜劣汰、激浊扬清与合规致远,依然是不可逆的趋势。 从宏观视角来看,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给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经贸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生性冲击,大国优先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势力不断抬头,同时,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风起云涌,围绕5G等前沿核心科技能力,大国博弈不断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面临重塑,新旧秩序面临裂变。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前,消费已连续6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据统计,2019年,零售市场规模超过4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7.8%。内需,特别是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一、从供给侧看消费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 消费金融是一个参与主体非常广泛、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产品创新非常迅速、监管政策非常严格、服务客群非常广泛、市场空间非常可观的行业。 从供给侧的参与主体来看,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的机构,既有持牌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保险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也包括大量非持牌的金融机构,如网络信息中介平台(P2P网贷平台)、各种不具牌照的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甚至是一些“714高炮”“套路贷”等地下现金贷玩家。而持牌金融机构中,商业银行中既包括工农中建等传统银行,也包括微众网商等民营互联网银行,小贷公司中既包括传统的小额贷款公司,也包括互联网小贷公司,如阿里、百度、京东、苏宁等均在重庆设立了互联网小贷公司。 (一)传统商业银行 传统商业银行大举进入消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转型、对公业务不良高企、同业业务监管趋严下的大零售转型息息相关,而传统商业银行参与消费金融市场,又以股份行和城商行等中小银行最为积极,如上海地区的浦发银行、上海银行和上海农商行等,其中,上海银行的消费贷规模在城商行中最大,高达1751亿元(截止2019年)。传统商业银行参与消费金融市场,主要通过信用卡和助贷、联合贷等产品,也有商业银行布局汽车金融甚至是逐渐由传统汽车信贷业务开始向上下游产业链金融服务延伸。 传统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是消费金融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主要扮演了资金供给方的角色。但随着疫情因素对经济冲击深度影响的不断显现,不少助贷、联合贷等产品的不良率快速上升,融资担保和保险兜底的模式也难以为继,特别是中国人保作为信保合作的重要标杆,在年初大幅收缩信保业务。兜底难行,不良飙升,风险传染链条的最末端,是提供资金的中小银行。 (二)持有民营银行和网络小贷牌照的互联网巨头 民营互联网银行和网络小贷公司,大多依托互联网巨头的场景资源(如电商、社交等),是消费金融市场中创新能力最强、产品体验最优、流量规模最可观的一支力量。 从2014年开始,BATJ先后进入消费金融领域。2014年2月,京东推出了京东白条,迅速成为线上消费的热词,同年12月,阿里推出了“花呗”,同样是2014年,首批民营银行获批,包括阿里系的网商银行和腾讯系的微众银行。 2015年4月,百度推出了“百度有钱”。2015年5月,微众银行推出的微粒贷成为爆款产品。与此同时,蚂蚁花呗正式上线,随后,阿里又推出了借呗产品。 2015年底,百度金融成立,其主要业务包含消费金融、百度钱包、互联网银行等多个板块;2018年4月,百度宣布旗下金融服务事业群组正式完成拆分融资协议签署,拆分后百度金融将启用全新品牌“度小满金融”,作为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独立运营。 目前包括阿里、腾讯、百度和京东等,均拥有三方支付、网络小贷等牌照,同时,百度是哈银消费金融公司和中信百信银行的第二大股东,腾讯是微众银行的第一大股东,阿里是网商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京东目前尚无银行牌照,此前传闻许久的第二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招东银行(招商银行与京东合作),迟迟没有消息。 (三)信托公司 信托公司凭借“万金油”的牌照优势,参与消费金融市场,始于2007年外贸信托启动的小微业务。据统计,截止2017年末,消费金融管理资产超100亿元的信托共有6家,分别是外贸、云信、渤海、中融、中航和中泰。信托公司参与消费金融市场主要是消费信托模式、助贷模式和直贷模式等。消费信托是信托向高净值客户提供深度服务的有益尝试,既满足其资产配置的需要,又满足其高端消费的需求,如旅游度假、奢侈品。助贷模式下,信托公司充当放款通道,过去主要是形式风控。直贷模式,是信托公司直接向消费金融合作方发放信托贷款(流动性贷款),用于合作方向客户发放消费贷款。直贷模式下, 信托公司重点关注消费金融合作方的还款能力,合作方基本是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小贷公司。 (四)消费金融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始于2009年7月,银监会公布《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启动消费金融公司试点审批工作。2010年初,银监会相继批准筹建北银、中银、锦程和捷信四家消费金融公司,同年这四家公司相继开业,标志着消费金融公司在中国正式“破冰”。 2020年5月30日,重庆小米消费金融正式开业,这是继平安消费金融后,今年第二家正式开业的消费金融公司,而光大阳光消费金融公司的获批,则标志着国内消费金融公司达到了27家。在27家消费金融公司中,有21家的公司股东方有银行背景,包括中银和邮储两家大行、招联和兴业、光大三家股份行以及16家区域性银行,3家电器公司苏宁、海尔、国美参股或控股,分别为苏宁消金、海尔消金和金美信消金。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流量巨头的介入,超过两成的持牌消金股东方引入了互联网基因。 首批消费金融公司开业至今已十年,但业绩分行已凸显,特别是以捷信为代表的依靠传统线下地推的发展模式,在疫情冲击之下影响巨大。而以招联为代表的互联网轻运营模式,则亮点多多。据财报,2019年招联金融营业收入107.40亿元,同比增长约54.4%,净利润14.66亿元,同比增长约17.0%。 从规模上来看,捷信、招联和马上消金的资产总额都超过了500亿元,站稳第一梯队;兴业、中银、中邮、杭银、尚诚消金、长银消金、长银五八消金、海尔消金的资产总额均超过了100亿元,位列第二梯队;但依旧有超过半数的持牌消金公司总资产规模在百亿以下。 在盈利能力上,消费金融公司两极分化趋势明显。从2019各机构的净利润来看,招联、捷信和兴业消金三家的净利润都超过了10亿元;净利润在1-10亿之间的公司有10家;净利润在1亿以下的公司有7家(不含未披露净利润数据的持牌消金公司),其中,中信消金和华融消金在2019年处于亏损状态。 。与商业银行相比,消费金融公司在资金成本、渠道、客群和IT技术等方面,可能并不具备优势,但消费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错位竞争,服务的客群相较于商业银行更加下沉,对消费场景切入也更深,布局更广,如3C、装修、教育、旅游、购车等场景,消费金融公司都有很深的布局,与商户的合作更加广泛。各家消费金融公司之间也是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就如同我国的银行体系一样,尽管已经有40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只要找准自身的差异化定位,沿着差异化的道路发展,就一定能在市场竞争中找到自己的细分市场。当然,如果没有差异化的定位和坚持,没有勇气“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就只能“走别人的路,让自己去死”了。 (五)非持牌机构与消费金融市场乱象 此外,消费金融市场中,还有大量的非持牌机构,比如掌握客户和流量入口的电商平台、具有一定规模地推团队的助贷机构以及大量的P2P网贷平台、大数据公司、信息科技公司等。对于上述非持牌的机构,展业风格更激进,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更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消费金融市场造成了“污名化”,监管也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如141号文、各地银保监局发布的互联网贷款指导办法等。当然,前不久银保监会发布的互联网贷款暂行管理办法,堪称互联网贷款的基本法。 但近期央行调研互联网联合贷的规模、利率、不良等,则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消费金融市场的关切。联合贷的规模,在消费金融市场中占比较高,据《财新》报道,截至2019年10月,联合贷款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万亿元左右,涉及数百家银行等金融机构。其中,蚂蚁金服已经占一半以上,约万亿元;微众银行2500亿元,平安普惠3000亿-4000亿元。这三家合计占到市场的90%,其余10%左右的市场被新网银行、京东数科、百度、消费金融公司等第二梯队的机构占据。 其实目前包括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都是银保监会统一监管,而小贷公司的审批则主要是各地的金融办,助贷机构等则没有监管部门专职监管。监管归属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机构参与消费金融市场的方式也不同,比如助贷机构主要通过助贷模式参与,互联网银行则更多通过联合贷的模式参与,信托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和保险公司过去则较多以通道身份参与,不同角色下的权责利关系也不同。此外,不同机构所提供的产品也各不相同,包括产品形态、产品监管政策等,比如商业银行过去更多通过发行信用卡的方式,而互联网巨头则依托小贷公司,创新推出了“白条”“花呗”等虚拟信用卡产品,在客户体验上较信用卡更胜一筹。某种程度上,上述种种不统一的参与模式,也存在着监管套利的情形 ,预计央行本次调查或将为全国范围内联合贷业务的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二、从需求侧看双循环格局下消费金融的发展之路 双循环格局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在促进消费升级、服务居民消费需求的过程中,消费金融也已经成为一个涵盖上游营销获客、中游的资金供给、授信审批,下游的贷后催收、不良转让等全链条的产业模式,囊括了助贷机构、互联网巨头、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催收公司、信息科技公司、数据科技公司等参与方以及公安、法院等司法机关。随着互联网贷款暂行管理办法的出台,基于互联网的全线上、全流程的消费金融服务,也将迎来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从需求侧来看,消费金融所服务的场景,主要包括电商购物、教育、医美、文旅和3C等,基本覆盖衣食住行文娱医等几个方面。但场景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对于缺乏场景资源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而言,缺乏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场景平台,而是对于场景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去年以来,不少消费金融公司频繁踩雷一些场景,即是缺乏对场景的理解,仅仅是拿着做对公业务的思路来做场景金融,以这种对公业务的思路做场景金融,能够较好的防范B端的欺诈风险,但对于场景本身的风险和来自C端的消费者诉求,可能掌握并不深刻,因而,频频踩雷。 再从消费金融服务的客群角度,消费贯穿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孩童,再到求学若渴的青少年,再到初涉职场的年轻人,再到成家立业的中年人,直至退休之后的生活等等,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消费需求,也蕴含着消费金融的市场机遇。 当然,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增量的客群拓展空间受限,面对存量的客群需求,还需要进一步细分,而且随着互联网对生产生活的深刻影响,客户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需求主体分析的视角,集中体现在客户的年龄结构、消费偏好、收入能力等方面。 从年龄结构看,00后已经进入大学,95后已经参加工作,90后已近而立之年,80后进入不惑之年,而90后特别是95后、00后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从小生活条件较为优渥,个性特立独行,对超前消费的理念更加认同。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的消费金融需求,也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因而,着眼于这些互联网原住民的需求,招联的互联网轻运营模式,无疑是抢占了消费金融发展的制高点和先机。 从消费偏好和收入能力来看,随着80后步入不惑之年,90后进入三十而立之年,95后开始进入职场,80后、90后和95后普遍具有了一定的收入基础和收入能力,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也培养形成、接受了超前消费的理念,形成了追求个性化的消费体验和消费偏好。但也要看到,80后进入不惑之年,其家庭养老压力、孩子就学压力、工作晋升压力等有增无减,同时其已经具备了比较扎实的收入基础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其对金融服务(如子女出国、医美等)的需求恐会更加旺盛,而其知识结构和收入基础,也预示着他们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也值得信赖。最近流行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就是一种现实的写照。而最近同样占据影视头条的《三十而已》,则充分展示了进入而立之年的90后的处境,90后面临着结婚置业、装修、自我教育提升等方面的压力,同样对金融服务(比如装修、在职教育等)的需求非常旺盛,同样的,他们出于自身征信的考量,具备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 因此,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年龄结构、收入结构、区域结构、知识结构及消费结构等的客群,提供符合其年龄阶段和自身诉求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精准定位、精准触达、精准营销,实现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人。 而如何做到,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通过合适的方式,提供给合适的人,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海服务模式,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或者说,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唯有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的手段,用技术实现海量的需求与自身产品的匹配,这需要征信的数据、政务的数据、学历的数据、社交的数据等多维度的数据,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借贷数据与非借贷数据的有机融合和相得益彰。 前不久花呗数据要接入征信,还一度引起业内关注,其实数据维度越多、借贷数据越丰富,才能更好的刻画出大数据分析下的个人画像,相比于日常缴费等侧重于道德约束层面的非借贷数据,借贷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出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 作为持牌金融机构,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消费金融公司等,均承担着一定的普惠金融的使命和责任,在促进消费升级、发展消费金融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更多征信未能覆盖到的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等的客户,逐步引导他们通过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普惠性金融服务。
撰 编辑丨常亮 传统银行向“互联网银行”转型,一批软件企业将从中受益。 所谓“互联网银行”,即不依赖于实体网点,而是通过互联网渠道提供服务的银行。从种类上看,互联网银行既包括“不具备实体网点的新型银行”,比如2014年腾讯发起的微众银行,2015年阿里发起的网商银行;也包括传统银行转型而成的“网上银行”。 传统银行IT部门,一方面技术人才引进不如互联网公司,另一方面跨部门沟通流程相对繁琐。相较而言,传统银行响应市场需求的速度较慢。 因此,当现有业务向互联网迁移时,传统银行会选择与软件公司合作:软件公司凭借专业的开发团队和丰富的实施经验,辅助传统银行将线下业务迁移至线上。 艾融软件(830799)截至目前,已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营业收入近年来水涨船高,从2016年的1.19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69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1%。 那么,软件企业究竟才能如何理解金融业繁杂的业务,提供优质的定制化服务?艾融软件服务大客户的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小型金融机构?更重要的是,当前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是否具备可复制的落地能力,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张? 银行IT改造需求激增 当一个行业积极寻求变化时,通常已经面临困境。 由于实体银行网点客户流量减少、运营成本高企,市场上用互联网银行取代物理网点的声音不绝于耳。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2016年5月30日至2018年5月28日,我国银行物理网点共关闭4591家。 基于这一严峻形势,为了不让业务缩水,传统银行开始把信息技术作为银行业务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开始大力发展线上业务。一方面,能缓解线下运营的成本压力;另一方面,能为长尾人群享受金融服务提供更多机会,从而扩大营收来源。 然而,这一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从外部环境来看,互联网企业凭借自身精湛的IT技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获得了先发优势,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快”:从挖掘用户需求,到产品最终上线往往只需数月。比如,京东推出的第一个互联网信贷产品“京东白条”,从想法初步成型到正式上线,前后不超过半年。 从内部环境来看,银行内部推动创新的过程往往举步维艰。这与银行自身体制有关,由于长期过度依赖信贷、靠吃利息差生存,在非完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下,银行度过了很长一段“躺着就能挣钱”的时代,因此,许多银行缺乏大破大立的创新精神。 尽管“内忧外患”,银行自我革新已然箭在弦上。不过,光靠银行一己之力难以让转型措施落地:如何将产品与互联网环境融合,进而提升客户体验,成为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这需要银行具备敏捷的开发团队,以确保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然而,大多数银行缺乏这样的独立团队和快速开发机制。 庞大的IT改造需求,和银行自身能力欠缺形成了一对矛盾。基于此,银行加大了对IT服务的投入。根据IDC研究报告,2017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的整体规模达到339.60亿元人民币,相比2016年增长22.5%。IDC预测到2022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将达到882.95亿元人民币。 传统银行不断高涨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需求,成就了一批服务于金融行业的软件企业,比如 艾融软件总经理在“2018年中国国际金融展”上表示,艾融软件在产品设计上着眼于物理网点的功能,网点有什么功能就在互联网上对应构造什么功能,追求的是“消灭15万物理网点”,在用户的终端上构造面向15亿人的网点。 艾融软件致力于帮助传统银行转型的决心,可见一斑。 高度标准化奠定扩张基础 国内金融IT解决方案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包括长亮科技(300348)、宇信科技(300674)等。整体来看,企业数量众多,整体市场集中度不高,市场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 根据2019年IDC发布的《2018年中国银行业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2018年,市场份额第一的 除软件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之外,金融系科技公司异军突起:许多金融企业已经设立了科技部门,希望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比如平安集团(601318)成立了平安科技,对内专注于业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这一行业现象也给软件企业发展带来了压力。 艾融软件想要在众多玩家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精准把握客户需求,在短时间内完成定制化开发。 基于此,艾融软件将通用的业务模块高度标准化,以此节约开发时间。其于2018年上线了“SQUARE实施方法”,该方法可满足互联网银行建设中四大软件产品需求:基础技术平台、业务场景应用、安全风控和营销运营。这些丰富的软件产品能够满足银行70%的业务需求。 在应用效果上,艾融软件的“SQUARE实施方法”可以节约50%以上的产品交付时间。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融e购”电商平台项目中,艾融软件团队只用了5个月时间便完成产品上线,同类项目按照以往的实施进度大概需要一年时间。 此外,艾融软件利用“SQUARE整体解决方案”,发挥专业定制服务能力,最终帮助工商银行“e-icbc3.0”互联网金融战略落地。在该战略下,工商银行仅利用三年时间交易额便突破1万亿,实现了超过6000亿网络融资,工商银行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网络融资银行。 目前,艾融软件已经与19家银行建立了紧密合作,除工商银行外,还包括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上海银行等。 由此可见,高度标准化的开发能力,提高了系统部署效率,缩短了人员投入周期。当业务需要进行大幅扩张的时候,高效率运转能够摊薄单个项目的平均成本,为公司实现规模扩张打下坚实基础。 横向拓展保险、证券领域 到目前为止,艾融软件服务的客户主要是大型银行,对于这些客户,艾融软件将进一步深挖需求,持续为其提供定制化服务。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小银行互联网市场却在悄然生长。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农村经济水平的发展,农民的融资、理财、支付等金融需求快速增长。我国农商行和城商行的数量快速增长,分别由2007年的19家、17家,增长至2017年的1443家、1262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小银行的信息化水平普遍较低。 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等其他风险和决策管理要求,一方面,中小银行需要建设一套稳健的系统,能够适应不同的基准利率,帮助银行合理配置资产以规避利率风险,并最终实现盈利;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其区域优势和个性化特点,中小银行必须加快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总的来说,中小银行的信息化建设将趋于向头部银行看齐。这对于长期服务于头部客户的艾融软件来说,天然具备先发优势:可以利用已经实践过的软件产品体系,以及已有客户的成功案例,面向中小型银行客户销售。 更为重要的是,开发能力高度标准化,降低了成本,从而提升了艾融软件在市场上的议价权 。一方面,满足中小银行客户在互联网金融应用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 此外,艾融软件立足银行业,积极向金融行业其他领域拓展,比如保险、券商等,并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形成“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目前,艾融软件已经服务友邦保险、中泰证券、信达证券等多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 另外,艾融软件凭借在金融行业的积累,开始涉足其他相关行业,比如,其成立了两家控股子公司艾融数据、上海宜签,分别开展电子商务运营业务以及互联网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服务业务。这两项业务有效扩充了公司现有业务范围 受益于传统银行向互联网银行转型的浪潮,艾融软件一方面凭借优秀的定制化服务能力,深度挖掘用户需求,不断深化原有业务;另一方面,标准化开发使业务具备高可复制性。艾融软件积极拓展行业客户,最终在数字化浪潮下,实现规模持续性成长。
“专注院外市场”“运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医药流通服务”……一连串的标签勾勒出药易购“医药电商”的自我定位。传统医药流通业务与互联网模式之间有啥火花?8月12日晚间,药易购回复创业板“一问”,详解自身业务布局。 6月28日,药易购创业板上市申请获受理。这家来自四川的医药流通综合服务商,主攻“院外市场”,通过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仓储及物流系统、品类管理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体系等,为社区医药终端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医药流通服务。 招股书显示,公司目前以四川省为主要市场,服务的社区医药终端和基层医疗机构数量超过5.3万家。2017年至2019年,公司分别实现销售收入15.87亿元、20.24亿元和22.89亿元,此次选择的上市标准为“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5000万元”。 冲刺创业板,药易购的业务模式有何“新意”?在深交所发出的“一问”中,“医药电商”一词成为核心“考点”。深交所要求公司说清其与一般电商业务的区别,并解释将自己定义为“医药电商”的合理性。 药易购回复称,公司的医药电商业务并非完全从零开始,而是建立在作为成熟的医药流通企业基础上,借助创新的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公司以社区医药终端和基层医疗机构为主要销售对象,而非B2C。另外,公司是医药领域的垂直电商,公司及上下游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均受到GSP相关法规的严格监管。所谓“药品电子商务模式”,即传统医药流通业务与新兴互联网经济结合的产物。 明晰了什么是“医药电商”,深交所随即对公司开展医药电商业务的背景和主体展开了追问。 对此,药易购表示,公司2014年引入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以母公司作为医药电商业务的业务主体,并委托全资子公司合升易科技作为电商平台的运营维护主体。 在技术应用上,公司已搭建起合纵药易购电商交易系统,借此实现快捷、便利的足不出户的药品采购行为,并且通过电子程序的管控,实现医药行业中的药品销售、采购行为的风险管理。 有意思的是,互联网中常见的“获客”和“运维”概念,也被引入了药易购的日常业务中。公司在“答卷”中披露,相较淘宝、京东等消费类B2C平台,其在获客渠道和获客成本方面具有目标客户明确、目标客户基本信息易获取、目标客户采购需求刚性,及在医疗流通领域已有基础等优势。 在运维方面,因公司交易行为主要通过电商平台自动完成,无需大量客服人员的堆砌。截至2019年末,公司推广部和客服部分别仅73人、56人。 人员配置虽不多,业务增长却不慢。据披露,公司自2014年以来,历年新增的注册用户均约1万家。药易购在回复函中颇为自豪地表示:“这正是电子商务模式给传统的医药流通行业带来的变革,以互联网和大数据替代传统的电话服务,大大提高了成交效率和采购体验。” 围绕“医药电商”一词,创业板问询“刨根究底”,对药易购“医药流通+互联网”的业务形态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和展现。新旧产业如何融合?创新创造是否落到实处?在注册制问询下,公司质地愈答愈明。
今天,腾讯发布2020年二季度业绩。 腾讯营收1148.83亿元,同比增长29%,净利润(non-IFRS)为301.53亿元,同比增长28%。上半年营收2229.48亿,净利润572.32亿元。 数字上看,已经是超预期,这并不意外;但反观2020年上半年以来腾讯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却不是一份财报数字能够完全反映出来的。事实上,今天的腾讯,已经处在新一轮爆发之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腾讯这半年的变化——微信生态走向闭环,新基建布局体现前瞻性,投资主动出击,整体业务正在多点爆发。 1 闭环 首先是微信。自2012年微信推出之后,一直停留在“缺乏变现途径”的逻辑中。从去年开始,微信的生态呈现出变化,一个逻辑上完整的商业闭环正在形成。 2019年1月1日的早晨,部分微信用户在起床后习惯性地刷微信,当他们向下拉首页的时候,惊奇地发现顶部多了一个酷似倒置的惊叹号的图标。这便是“小程序”的beta版。 自2018年四季度腾讯提出推出基于“小程序”以来,这个功能便如同腾讯的秘密武器,一直没有披露官方数据。此次财报,小程序的数据仍然没有披露,但是2020这半年以来,小程序生态爆发的态势,已经能够感受到。 昨天(8月11日),腾讯智慧零售销售副总裁范奕瑾,在2020中国国际零售创新大会发表演讲时透露,如今微信小程序已经成长为日活用户达4亿的商业生态,就成交量而言,2019年微信小程序交易额已达8000亿。 小程序的爆发,得益于入口、商城模板、订单查询、售后服务平台、甚至是近期推出的小程序直播等商业配套功能的不断完善,其背后,则是从社交向电商(或数字经济产品)转型的清晰路径。 2020年全球遭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同时中美关系恶化,“经济内循环”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主题词。而微信小程序,对于盘活微信体系内的12亿存量用户,甚至促进经济内循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小程序商圈的成功,有效提振了支付收入,一定程度反映在了二季度金融科技与企业服务业务的收入上(增加30%至299亿元)。 互联网行业里常说的一句粗话,羊毛出在猪身上——相反,当一个生态足够丰富多元的时候,两个节点之间形成闭环,可能会带来第三方的意外获益。当微信的社交属性与小程序的商业功能形成闭环之后,意外获利的是腾讯的广告业务。 逻辑也很简单,小程序为微信提供了商业化的空间,用户发现能够在微信体系里直接形成交易的时候,便会增加在这里的广告投放。之前微信的广告只是展示性的,而现在则成为精准的营销工具。 2020年二季度,社交及其他广告收入大增27%至人民币152.62亿元,虽然与一季度47%的同比相比有所放缓,但最近两三年来社交与其他广告收入持续增加,这是微信生态不断优化的结果。 小程序的成功,对于微信体系而言,完成了闭环的最后一个环节,仿佛老树开花,使得微信不仅停留在通讯与社交工具,而成为了一个电商平台。这也提示人们,永远不要忽视巨头的生态与创造力。 2 前瞻 如果说小程序商圈的靓丽表现是此前播种的收获,那么对于产业互联网的投入,则体现出对未来的前瞻性布局。 人们普遍认为,腾讯是由一堆产品条线组成的,而产品条线之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甚至认为这里面存在赛马机制,跑出的赢家通吃,跑输的惨遭淘汰。一句话:腾讯没有顶层设计。 然而,在腾讯最近一年半载的动作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顶层设计的味道。 2018年9月,腾讯经历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组织架构调整,确立了发展产业互联网的目标。用互联网领域的行话,其实就是发展to B业务。但是产业互联网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许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就像电力,想要供电先要建设电网,就像交通,想要开高铁先要铺铁路。 事实上,产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一项重要甚至迫切的工作。在腾讯历史上,OICQ(QQ的前身)刚刚推出的时候,由于低估了产品的火爆程度,因而服务器不够用;当时中国服务器属于稀缺资源,腾讯曾经有过几次融资就是为了买服务器。 今年5月,腾讯投资5000亿元用于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物联网操作系统、5G网络、音视频通讯、网络安全、量子计算等是重点投入领域。 疫情期间,工作、生活的互联网应用使用增长迅猛,带动用云量大幅上升。今年“618大促”期间,腾讯云的计算资源相比去年增长了一倍。6月整个行业直播卖货的带宽相比1月增长了500%。 此次财报中,未披露“云及其他企业服务”的细节,只是定性为“环比和同比都稳步增长”;但是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政务、商务、工业、金融等领域“上云”的需求将持续增加,云业务终将成为腾讯业务爆发的下一个环节。 3 出击 曾经一度,人们认为腾讯的投资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当某个领域出现竞争对手的时候,腾讯会收购这个领域的“老二”或者“老三”,形成远交近攻。西方军事学有一个思想,当你把价码提高到对手难以承受,他战胜你的收益有限,而为了战胜你却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时对手就会望而却步。 我承认,腾讯在过去的投资行为中,的确有过这种“防御性收购”的影子;但是在今年上半年这几起收购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两个字: 出击。 例如在2019年四季度收购一家北欧游戏公司Sueprcell的时候,腾讯没有采用财务投资的模式,而是战略投资;在今年二季度的时候,腾讯通过董事会权力更换了阅文集团的管理层;刚刚过去的7月底,腾讯提出对搜狗的全面收购邀约;而8月初,斗鱼和虎牙这两家腾讯参股的直播巨头合并。 曾经有分析认为,阿里喜欢收购,京东喜欢单干,而腾讯喜欢“结盟”。这个结论从某种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其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即巨头行为背后的逻辑,是值得深思的。 站在流量的角度,阿里倾向于具有流量焦虑,因为它的流量具有内源性,说白了,不论是淘宝还是支付宝,它们的流量来源于交易需求,并最终归结到交易完结,这部分流量在线时间绝大多数都是在围绕交易,因此阿里总需要外部渠道为它供应流量。 而腾讯的流量具有外源性,不论是从前的QQ还是现在如日中天的微信,只要具有社交和通信的功能,流量就会自动堆上来,而且这部分流量的在线时长与交易无关。一句话,阿里需要流量入口,腾讯需要流量出口。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阿里的收购必须并表,形成中华帝国式的中央集权;而腾讯则可以形成类似欧盟与成员国之间关系松散的投资联盟。这两者无所谓对错优劣,是基于各自的业务基因而做出的判断。 当然,除了松散联盟,腾讯一直都有能力和底气通过并购整合核心板块的上下游业务。这些年,表面上看似从“腾讯没有梦想”到“腾讯不再佛系”,其实这背后是能量从积聚到释放的一个过程。 Supercell、阅文、搜狗、斗鱼/虎牙——这半年以来的投资收购动作遍及游戏、线上阅读、搜索引擎、以及直播平台。这一连串的投资收购动作,体现出腾讯在大文娱方面增加布局,增强生态的战略。当然,这些增强优化之后的生态,会对整体业务形成促进。 4 爆发 在2016年出版的《腾讯传》中,吴晓波将刻画一家互联网企业增长状貌比喻为“定格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首先,互联网这个行业,基于人类高度不确定性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因而行业自身就有很高的变异性;其次,身处行业之中的互联网企业,每时每刻都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他们的战略、他们的策略、以及他们的方法论,也时刻处于变动之中。 但对于市场与投资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对互联网企业的认知范式(cognitive norm),需要随着你所身处的市场与你要认识的对象的变化而变迁。 变者通,不变者死。 腾讯上一轮股价与估值快速上涨,受的是王者荣耀这个爆款游戏带来的盈利-估值提升,即戴维斯双击。而这一轮上涨的破灭,则归咎于2018年游戏产业的调控政策。自2018月1月底股价见顶只有,腾讯维持了两年多的震荡横盘,估值回落,市场质疑,投资者观望。 否极泰来。当2018年9月组织架构调整以及2019年推出小程序以来,腾讯的逻辑酝酿着改变—— 如果说3年前的腾讯是社交、游戏、文娱、金融等板块的松散联盟,一家“没有梦想”的公司;那么今天而言,腾讯的这些板块整合度明显提高,生态明显加强,而业务模式也朝着产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以及新基建的方向跃迁。 从疫情股灾跌至低位324港元,到今天,腾讯的股价累计涨幅已经超过60%。随着这一轮财报的披露,许多大行调高了腾讯的目标价,国金甚至喊出了694的“天价”——虽然有点夸张,但结合这半年来一些列变化以及所反映的趋势来看,这个估值也许不无道理。 今年5月,腾讯股价突破2018年1月的高点,站稳500港元大关。这正是投资者开始下注腾讯的表现。 腾讯正在进击。
日前,京东健康与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医药传承发展工作委员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推“互联网+中医药”发展。今年6月,京东健康中医院暨中医会诊中心已正式上线。与此同时,阿里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老字号百强品牌榜单中,中医药显示出越来越强劲的增长势头。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数字化推进,中医药互联网产业链正在逐步形成,从诊前防未病,到诊中治疗,从诊后康复到医药零售,从院内到院外,为用户提供贯穿生命全周期、覆盖健康全场景的中医药产品及服务,传统中医药正在焕发新活力。 互联网巨头纷纷拥抱中医药 今年6月,京东健康中医院上线暨中医会诊中心正式成立,并聘请多位国医大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入驻。一方面,国医大师、国家级名老中医等中医专家及三甲医院的医生,能为患者提供线上问诊、线下绿通预约挂号等服务;另一方面,中医会诊中心也会以专家团队会诊的形式面向患者,共同为患者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据悉,京东健康中医院会诊中心设置了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名老中医工作室,还基于专家学术特点和专长领域,建立肾病、呼吸、男科、肿瘤、内分泌、妇科、心脑血管等各中医专家中心。在为患者提供专家在线问诊、团队会诊等服务的同时,京东健康中医院还上线了中药饮片开方等特色服务。医生可在平台上为患者开具中药处方,包括中药饮片、颗粒剂、粉剂、水丸、蜜丸以及膏方等,满足更多患者对不同剂型的需求。目前,京东健康已实现中药开方、抓药、代煎、送药的一站式在线服务。 “通过线上会诊中心和线下医疗机构相结合,以及基层医生与名医对接的方式,我们可以盘活当地中医医疗资源,提升当地的中医医疗水平。”京东健康中医院院长李希牧表示,将制定中医优势病种的标准化治疗方案、中药饮片等级标准,提高线下区域的药材质量,解决老百姓的用药问题,进一步降低看病成本。 无独有偶,日前,国内领先的慢病管理平台医联也正式上线中医科慢病管理服务。医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医的特色就是讲究辩证治疗,兼治标本,尤其中医的舌诊特别适合复诊患者,这就使广大基层患者在家中就能获得高水平的专业线上医疗指导,减少了长途旅行的劳苦奔波,大幅度减少了医疗开支;同时,平台可以开具中药制剂,直接送药到家,省时省力。 据介绍,目前医联平台已经有将近2000名中医名医入驻,可为患者提供在线问诊、图文咨询、舌诊、处方开具、续方抓药等专业科学的中医领域慢病管理服务。 大健康时代中医药电商优势明显 中医药行业也已认识到触网重要性。7月17日,固生堂中医与腾讯智慧零售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内容范围涵盖中医行业各类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 据悉,腾讯将向固生堂中医提供“总部研发团队+实施服务团队”的战略服务,保证固生堂中医智慧零售建设的前瞻性和领先性,成为企业信息中心的重要补充力量。此外,双方将通过密切协作,共同构建支撑固生堂中医战略发展的数字化平台,助力固生堂中医在新时期顺利实现企业数字化建设;双方优势互补,打造固生堂中医数字化核心竞争力。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湘龙表示,“互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传统医药企业带来更大的便利,通过“互联网+”释放潜能,中医药迎来实现跨越发展的机遇期。以陈李济普生电商服务平台为例,该平台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由最初的年销售规模的2000万元突破至9000万元。 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日前到陈李济调研中医药工作情况时表示,广州作为岭南中医药的主要发源地和聚集地,中医药发展基础扎实、优势明显。下一步应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水平,加强治未病体系和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创新“互联网+中医药”新型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个性化服务和全生命周期服务。 “机遇与挑战的碰撞,刺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目光转向电商。通过AI加持、数字化手段赋能,提升传统医药企业在数字时代的竞争力,让老字号大品种焕发新活力。”阿里健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恒浩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传统中医药企业开始打通线上渠道。阿里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华老字号品牌发展指数》研究报告显示,老字号百强品牌榜单中,中医药行业企业16家,较2016年的10家有明显提升,同仁堂、东阿牌、片仔癀、佛慈快速上榜。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白药名次从此前的第9位升至第3位,马应龙从此前的69位上升至18位,鹤年堂从94位升至62位,而新上榜的同仁堂排在第4位,东阿第9位,片仔癀也排在23位。 中医药行业“互联网+”加速推进 “一方面,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推进方面利好政策频出,有效推进了医药行业的互联网化;另一方面,今年在疫情防控需求的推动下,患者也明显向线上转移。”夏湘龙表示,近年来传统中医药触网明显加速,尤其2020年,在疫情防控中,中医药疗效显著更明确了行业触网信心。有数据显示,今年1-4月份,新增的中医互联网医院数量已超过2019年一半,预计下半年还将持续增加。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医药互联网建设,中医药也不例外。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指出,运用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发智能化中医健康服务产品。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运用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中医药。 7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共同发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简称《意见》)指出,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迈向新阶段。 《意见》提出,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推进线上预约检查检验。探索检查结果、线上处方信息等互认制度,探索建立健全患者主导的医疗数据共享方式和制度。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规范推广慢性病互联网复诊、远程医疗、互联网健康咨询等模式。支持平台在就医、健康管理、养老养生等领域协同发展,培养健康消费习惯。 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提出,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在保证医疗安全和质量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制定公布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医疗审批标准。 政策加持下,中医药行业“互联网+”正加速推进。今年1月,山东省中医院与阿里健康合作项目正式启动。山东省中医院院长赵升田表示,此次合作旨在借助阿里健康的立体化产业发展优势,在我院信息化建设的现有基础上,抓住国家医疗健康大数据中心落户济南这一机遇,共同探索“互联网+智慧医疗”服务新模式,拓展中医院优质服务能力,建立完善的中医大数据和中医药服务体系。 7月30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7月27日,华龙圣爱中医集团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5G+数字中医”合作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数字中医”的建设目标,致力于5G+中医大健康产业领域的业务开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