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微摄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2日讯（记者 马常艳）对于有人认为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和“典型通缩风险”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青年课题组近日在《中国金融》杂志刊文回应称，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恶性通胀和通货紧缩都不会发生。 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文章指出，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 从历史经验看，阿根廷在1989年、巴西和秘鲁在1990年、俄罗斯在1992年的物价涨幅在2000%～8000%不等，玻利维亚在1985年的物价涨幅超过10000%，魏玛德国在1922～1923年、匈牙利在1946年、津巴布韦在2008年的物价涨幅百分比甚至数以亿计。 “相较于这些恶性通胀期间动辄‘成千上万乃至过亿’的物价涨幅而言，个别观点以我国少数物资短期上涨过快来推测出现恶性通胀风险，既与事实严重不符，也易误导公众预期和判断。”课题组在文章中说。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 综合这些特点判断，文章认为，局部领域价格涨幅为负、物价涨幅暂时为负、物价涨幅收窄但仍然为正、物价涨幅为负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产出均稳健增长等现象，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研究讨论时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我国具备物价稳定有利条件 文章指出，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框架下分析，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近年来，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经济增长保持韧性，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保持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中长期内物价平稳的压舱石和基本盘。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防通胀和防通缩“两手都要硬” 文章介绍，《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要保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保持物价平稳事关百姓衣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此高度重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 1995年前，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和借款的渠道没有被完全切断，我国曾发生三轮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实施后，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通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课题组在文章中表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摘要 【李迅雷： 当经济持续下行——通胀渐成奢望】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近来对于通胀或通缩的争议颇大，甚至有观点认为将面临滞胀。虽然我不太认可会出现通胀，但也没有断然否定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因为未来经济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出现通胀或通缩，无非就是一个概率判断问题。但从全球各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速低的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刺激下发生通胀的概率却很低，也就是说，通胀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并不仅仅是货币(供给)现象，更是一种经济(需求)现象。基于以往经验，我提出的一些猜想供讨论，未作实证分析。 通胀并不是货币超发的唯一表现方式 通胀直观理解为物价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体中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超过需求将引发通胀，故弗里德曼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疫情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在大肆投放货币，中国的M2增速也超过了11%，由此来推理，通胀必将出现。 但是，就国内而言，5月份PPI为-3.1%，CPI则从2月份的5.4%降低到了2.4%。对此，有人认为通胀将在今后会出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货币超发效应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那么，如果经济迟迟不复苏呢？因此，通胀发生还是有前提的。 如我之前文章的观点，货币超发不仅影响物价，还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根据费雪方程式，MV=PQ，扩展为MV=P1Q1+P2Q2+…+F1Q1+F2Q2+…其中P为某种商品价格，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之后，4月份CPI环比负增长，但股市却出现了技术性牛市。 因此，影响物价的因素很多，货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2018年我们专门写了一篇报告《通胀如何看，通胀影响谁》，认为影响通胀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工业原料价格：根据细分产业链的成本驱动因素，影响通胀的上游原料主要有：原油、煤炭、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原油的影响力与领先性最强，钢铁和有色的可一定程度相互替代。 2、农业供给：受季节性影响，若猪肉和蔬菜在淡旺季的价格环比明显异于往年同期水平，往往是价格拐点的信号。 3、政策影响：受环保限产及供给侧改革影响，2015年后PPI波动较大，如需求面好转，则对价格上升有更强的弹性。 4、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较高时，M2增长/GDP增长应保持在一定水平附近，若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货币超发，PPI随之上升，反之亦然。 5、产出缺口：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则带来紧缩压力。 可见，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远不止货币流量这一种因素。如日本长期以来的货币扩张规模都很大，且实行负利率，但通胀率却始终很低，在日本，通胀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货币流向或可解释通胀率较低的原因 这轮疫情实际上是让经济停摆，它不同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毕竟次贷危机只是金融危机，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不受影响，只要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但疫情导致人们日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受阻，即便美联储释放无限量流动性，美国财政部大幅度补贴企业和居民部门，都不能让实体经济恢复活力。 4月份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上升至33%，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高位，储蓄率的飙升，源于政府的一次性现金补助和失业救济金发放，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幅度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抵消并超过原有的工薪收入，同时，由于服务业遭受疫情打击最大，相应消费的减少，使得储蓄相应增加。 那么因消费减少而增加的收入又去哪里了呢？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在由于冠状病毒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美国股市三月份暴跌，三大股指跌幅超过30%，进入所谓技术性熊市，四月份大幅反弹，涨幅超过40%，进入所谓技术性牛市，属于很典型的资金驱动型市场。 再看看中国股市，我国今年前五月A股市场的新开户个数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为644万个。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户数还能与行情较好的去年上半年几乎持平，说明个人投资意愿还是比较强。此外，前5个月公募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超过5500亿元。 因此，在这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次贷危机的疫情，中国及欧美股市的跌幅却远小于次贷危机时股市的跌幅，纳指还创了历史新高。 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看，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创历史新高，而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增速则出现了下降。如今年前5个月新增住户贷款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4%，1-4月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18.6%。当然，房地产的销售额的下降，与疫情关联度比较大，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自2016年达到最高额后，这些年一直没有再创新高，也说明房地产的周期已经从上行趋势转为下行趋势了。 而且，住户部门的短期贷款增速也在回落，说明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下降，与消费增速下滑一致。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奢侈品消费增速大幅上升。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央行大放水，但货币的流向却没有大比例地流到实体或中低端的消费品领域，却大比例地流向了资本市场，或者流向高端消费品领域。从居民收入分层结构看，流向高收入组的规模要明显超过中低收入组的规模，即水往“高处”流。 因此，资金流向的结构可以表明，推动PPI和CPI各项权重上行的资金比重并不高，故通胀的概率就会比较低，甚至不排除出现通缩的可能，如果经济难以复苏的话。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减速趋势，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难道仅仅通过刺激政策就可以抵消疫情的影响，甚至扭转经济颓势？ 从货币流向的长期趋势看，也不支持通胀率上升的逻辑。例如，2016-2019年，我国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中等收入组累计增长19%，而CPI主要反映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去几年明显放缓，这次疫情将更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通胀从何谈起？ 发达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 是否都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过往的数据看，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很少出现高通胀的案例，甚至还面临通缩的压力。例如，美国在过去50年里，除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现过高通胀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的CPI都在3%以下。 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CPI也都很低，而且都非常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非常稳定的原因，如果这些国家的CPI很不稳定，且差距较大，那么，彼此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了。 发达经济体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相对平稳，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利用自身国际化货币的地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移民政策来平抑物价和服务价格。例如，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通过扩大进口来保持国内商品价格的稳定，它甚至还指责中国输出通缩，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总需求不足。货币代表供给，经济代表需求，货币的供给存在扭曲，导致欧美中产阶级数量减少。从需求角度看，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当产出缺口为负值时，代表需求小于长期供给，带来紧缩压力。文献研究表明，欧美的产出缺口对通胀有较好的领先性。 第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除了贫富差距扩大之外，还有长期和平格局使得全球产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需求不足。应该说，如今是人类历史上产能最大的时代，也是人类寿命最长的时代，由此也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 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经过过去4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不是强国，全球十大工业强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高通胀。制造业大国或强国都具有巨大产能和核心技术优势，本币的国际化也是一种竞争优势，两者似乎都支持不会出现高通胀的逻辑。 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虽然也有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但制造业的体量还是太小，而且巴西、俄罗斯都属于资源大国，资源价格的波动大会导致其经济波动大，故出现高通胀的频率就相对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汇率贬值幅度也很大。 我猜想，GDP增速、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存在一定相关性，如中国在2010年之前十年，这三项指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010年之后十年；而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更大于2000年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随之下降。 如今，疫情还是全球肆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为帮扶涉及近2亿人就业的外贸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国内的商品供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需求则不增反降(就业和开工不足压力下居民收入减少)。 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要点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金融危机后，全球央行大放水，美、欧、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较金融危机前膨胀了3—5倍。根据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引发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通胀率低迷，始终未能达到2%的通胀目标。央行“通货”的膨胀并未引发通货膨胀，似乎意味着货币主义理论的失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各国央行再度重启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那么此轮放水是否会引起通胀？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近年来通胀持续低迷背后的逻辑。 全球的结构性变化抑制通胀抬升 技术进步压低单位劳动成本 技术进步会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压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格林斯潘在2005年美国国会证词中就曾表示，计算机、通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密集使用新技术的商品价格，并降低了单位劳动生产成本，从而降低了通胀压力。通过观察1980年以来美国非农劳动生产率与核心CPI的相关性也可以看到，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了越低的通胀水平（见图1）；而20世纪60—80年代数轮通胀高企的背后，则都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下降。 全球化程度进一步深化 全球化程度加深对通胀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商品贸易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竞争之中，市场竞争的加剧压低了相应商品的价格；同时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得全球市场关联更为紧密，原本因地理隔离而分割的市场更为统一。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企业可以将其生产线设置在成本最低的地区以降低综合成本，这也是为何在近几年，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越来越多地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原因；同时，主要进口国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找价格最低的商品进口。在源源不断的低成本供给冲击下，发达国家进口商品价格不断被压低，通胀水平因此也被长期压制。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目前的学术研究普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低通胀的传导路径通常来说有两条——生命周期消费与投票者偏好。一方面，老龄人口的消费倾向较低，同时青年人口占比的减少将降低一国储蓄率，低储蓄率进而带来低投资，造成总需求的下降，对通胀带来向下的压制；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对通胀的容忍度较低，因此老龄化的加剧也会不利于央行通胀目标的实现。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通过将2010—2016年间各国平均老龄人口抚养比以及平均通胀率进行回归后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对应了较低的通胀率。日本是其中最为典型的国家：日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与之相随的则是此后日本长期维持在2%以下的通胀率。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老年人口抚养比自20%左右提升至27%，欧元区国家则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在危机后仍持续上升，这也是危机后美欧国家通胀陷入持续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 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也是在中长期压低通胀的诱因之一。1980年代以来，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前10%群体的财富占全社会份额持续提升，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状况持续加剧；同时，劳动报酬占比逐步让位于企业报酬占比，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集中。 这一现象对通胀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减少，大量劳动力流向服务业等低收入岗位，造成全社会的平均薪资增速放缓，中产阶级收入水平下沉。而薪资本身就是影响通胀的内生动量，因此通胀也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注重效率的社会分配方式导致收入分配逐步向资本要素倾斜，加剧了贫富差距。由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从需求端造成了通胀低迷的环境。 原油价格进入低位均衡状态 如果从通胀的分项来看，原油价格对近几年通胀的低迷同样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即使从剔除油价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看，原油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其价格仍会通过中间品价格进一步传导并影响到服装、运输、电力等成本，因此欧美核心通胀与原油价格也有着密切联系。利用1990—2019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美国PCE物价指数与原油价格涨跌幅的相关系数可达到61%，布油价格每下跌1%，将引起PCE物价指数下降0.02%。2014年以来，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始量产，大量原油供给的释放拉低了全球原油价格，油价进入了30—80美元/桶的低位均衡状态。而油价的低迷叠加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更对这一时期的低通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通货”膨胀由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失效 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背后的本质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引发通胀低迷。从理论上讲，资金的脱实向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膨胀，都会降低货币周转的速度。而费雪方程式MV=PT也告诉我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V的下降将带来物价水平P的下降。这也从货币层面解释了“通货”的膨胀为何未能传导至实体经济。 一方面，货币放水引发金融高度繁荣，但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资金脱实向虚，未进入实体经济，也难以引发实体经济通胀。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QE操作带来的大规模流动性供应对金融资产价格起到了明显的推动效果：各国上市公司市值/GDP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美国、法国、日本当前的市值占比达到了金融危机前的近一倍（见图2）；而在间接融资层面，间接融资占比较高的日本、德国银行贷款结构也出现分化，房地产业贷款占比显著提升，由2000年年初的12%—13%左右，提升至2019年年末的16%左右，相应的制造业贷款占比则持续回落（见图3）。由于资金呈现脱实向虚的趋势，大量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危机后 “通货”的膨胀带来更多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央行在量化宽松投放大量流动性后，大量货币以存款准备金或活期存款的方式沉淀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美、日央行在量化宽松后，伴随着央行总资产大幅攀升的是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其中准备金占美联储总资产比重约47%（见图4），活期存款占日央行总资产比重约66%（见图5）。由于金融危机后银行业监管趋严，为满足LCR监管指标等要求，商业银行有较强意愿持有更多的准备金资产，导致大量资金留存在银行体系内部，并没有成为基础货币派生信用，也避免了大水漫灌带来的通货膨胀。 疫情后全球或进入新一轮通胀时代 疫情发生以来，对未来通胀的展望可从短期与长期两个时间维度来考量。 短期（一年维度）：需求不足引发通缩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30亿人遭“禁足”，工业企业生产停滞、居民消费出行压缩，全球经济陷入停摆。这将带来总需求的大幅萎缩，居民薪资收入因此下降，全球原油价格也因供过于求而难以突破低价区间。因此，短期来看，大概率将面临全球性的通缩压力。 长期：低通胀环境逆转，通胀缓慢抬头 疫情作为催化剂，可能导致维系低通胀的经济结构与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长期低通胀环境的逆转，或将使全球进入到新一轮通胀的时代。 一是全球价值链若进一步撕裂，长期低通胀环境将可能逆转。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供应链的撕裂风险或将对长期通胀上行压力带来更为深远的供给冲击。上文已经提到，由于全球化的深化，一方面各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均参与到了激烈的全球竞争之中；另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总能找到成本更低的生产国来压低产品价格，因而全球通胀水平在源源不断的正向供给冲击下被长期压抑。 然而疫情向全球蔓延以来，由于各国工业生产停滞、国际贸易中断，引发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阻。以中国为例，中国是全球重要的工业生产中间品出口国，计算机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其他运输设备、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占全球比重较高。在国内2—3月的疫情暴发期，由于工业生产中断而导致了美欧等国电子、汽车等产业因原材料供应不足而出现了生产周期延长的问题。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各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中断，使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受阻。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使得原本就因贸易摩擦与民粹主义承压的全球价值链面临着进一步撕裂的风险。这意味着数十年来不断压抑全球通胀的重要因素可能已站在逆转关口。未来，逆全球化或将弱化全球合作对通胀的压制作用，引发贸易逆差国通胀的抬头。 二是财政货币化的试验带来的“直升机撒钱”。与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的宽货币、宽财政政策不同，由于当下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且疫情带来的供给端问题难以单纯由货币政策大量放水解决，因此疫情后我们看到各国财政陆续推出了各项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而央行在这其中则扮演了辅助财政政策工具的角色。最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设立的薪资保护计划PPP贷款支持便利。PPP贷款本为美国政府向小型企业提供的贷款计划，美联储为提高贷款机构运用该项工具的意愿，允许商业银行以发放的PPP贷款作为抵押品向美联储申请再融资。该项工具实质上已将美联储由银行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扩展至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当前美联储在名义上仍然具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可由美联储自行决定而非由财政部干预，但美联储对美国经济的兜底，已在实质上有了“直升机撒钱”的意味。未来美联储若为了辅助财政部维持较低的发债成本、降低债务利息负担而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操作，则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更进一步受到财政部的干预。届时，财政货币化的试验或成为通胀抬升的又一重要推手。
近期担忧通胀风险的声音多了起来，最核心的论据是疫情冲击下全球货币宽松力度空前，货币放水将带来物价普涨。中泰时钟对通胀维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构建了量化的指标跟踪体系，本文对中泰时钟通胀维度的指标体系进行跟踪和分析，得到结论：即使全球货币超发严重，在经济企稳前，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较小，而投资品涨价的概率较大。 通胀周期看什么？ 在中泰时钟通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影响通胀的因素：工业原料价格(原油、有色金属等)、农业供给(猪肉、蔬菜等)、政策影响(环保限产、供给侧改革等)、外需(海外经济和物价周期)、货币超发力度、产出缺口等。 在逐一分析这些因素之后，我们认为影响通胀的大趋势(或大周期)的是三个：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代表海外输入性通胀)。其余的因素能对通胀的短期走势起到干扰作用，或者某些指标的高频数据在通胀拐点的地方能更敏感，有一定的领先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通胀的研究都聚焦在猪肉、蔬菜价格等在CPI中的权重以及高频数据的跟踪、预测和分析上。但这对预判通胀的大趋势可能作用很有限。 经过定量的模型测算，我们发现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和原油价格对通胀的大周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从理论上或许能这样来理解：货币超发是物价上涨的源头，而超发后的流向决定了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不同表现。 当超发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较多，经济过热(产出缺口为正)时，接近充分就业，利于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提升，从而更利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胀提升；相反，若超发的货币空转套利，经济过冷(产出缺口为负)，则富人和大中型企业相对更受益，中低收入人群受益很有限，这种情况下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动力很大而消费品上涨就可能很有限了。 经济产出缺口恢复是通胀起来的前提 依次来看影响通胀大周期的三个因素(货币超发、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的当前状态。当前，全球货币超发都很明显，但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原油价格也明显疲软。因此，经济产出缺口的恢复是通胀上行的前提。 货币超发：疫情下全球央行大幅宽松，海外(尤其是美国)货币放水的力度可能历史空前，国内相对克制，但货币增速也明显大增。从定量指标(M2增长/GDP增长)来看，货币也已处于超发状态。 经济产出缺口：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停摆和海外需求的大幅下降，当前产出缺口明显为负。 原油：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度停摆，原油需求大降，即使在产油国达成减产的情况下，油价依然难以完全恢复。 经济产出缺口为负短期难以消除 在中泰时钟产出维度中，在对常见的经济产出指标清洗、修整之后，利用逐步回归模型，筛选出统计意义上对名义GDP解释力最大的指标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即用这三个指标能较好地拟合出名义GDP的增速。 逻辑上，这三个指标分别代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值得一提的是，用房地产投资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能得到更好的拟合效果，尤其在经济拐点的地方更灵敏。这是因为在总投资中，基建投资是逆经济周期的，制造业投资是顺周期但滞后的(即经济拐点出现后才出现拐点)，而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灵敏性最高。 当前情况下，房地产再度强刺激的空间和可能性都不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外需和消费都短期难以恢复。可见，经济增速的恢复还需要时间，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会引起物资短缺而引发通胀吗？ 近期以铁矿石为代表的一些品种，由于疫情冲击造成供给受影响，引起价格明显上涨，这可能也增加了一些人对通胀的担忧。但总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需求的抑制明显大于对供给的干扰，对物价的影响偏下降而非上涨。 以铁矿石为例，主要是巴西疫情严重造成部分矿山停工，影响了铁矿石的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效果良好，4月份后进入基建旺季，且赶工的力度很大，造成短期对钢材的需求超出预期。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才使得铁矿石价格涨到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如果看Wind非金属建材(期货)指数(也受基建旺季和赶工的影响，但没有供给的扰动)，其表现就明显弱于铁矿石，离疫情前的价格差距明显。 结论 虽然全球货币都处于超发状态，但由于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的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需求的不利影响短期也难以恢复，通胀短期内难以起来。但投资品的价格可能有强劲的上涨动力。
虽然全球货币都处于超发状态，但由于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的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需求的不利影响短期也难以恢复，通胀短期内难以起来。但投资品的价格可能有强劲的上涨动力。 通胀周期看什么？ 在中泰时钟通胀维度中，我们分析了影响通胀的因素：工业原料价格（原油、有色金属等）、农业供给（猪肉、蔬菜等）、政策影响（环保限产、供给侧改革等）、外需（海外经济和物价周期）、货币超发力度、产出缺口等。 在逐一分析这些因素之后，我们认为影响通胀的大趋势（或大周期）的是三个：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代表海外输入性通胀）。其余的因素能对通胀的短期走势起到干扰作用，或者某些指标的高频数据在通胀拐点的地方能更敏感，有一定的领先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通胀的研究都聚焦在猪肉、蔬菜价格等在CPI中的权重以及高频数据的跟踪、预测和分析上。但这对预判通胀的大趋势可能作用很有限。 经过定量的模型测算，我们发现货币超发力度、经济产出缺口和原油价格对通胀的大周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从理论上或许能这样来理解：货币超发是物价上涨的源头，而超发后的流向决定了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不同表现。 当超发的货币流入实体经济较多，经济过热（产出缺口为正）时，接近充分就业，利于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提升，从而更利于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胀提升；相反，若超发的货币空转套利，经济过冷（产出缺口为负），则富人和大中型企业相对更受益，中低收入人群受益很有限，这种情况下投资品价格上涨的动力很大而消费品上涨就可能很有限了。 经济产出缺口恢复是通胀起来的前提 依次来看影响通胀大周期的三个因素（货币超发、经济产出缺口、原油价格）的当前状态。当前，全球货币超发都很明显，但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原油价格也明显疲软。因此，经济产出缺口的恢复是通胀上行的前提。 货币超发：疫情下全球央行大幅宽松，海外（尤其是美国）货币放水的力度可能历史空前，国内相对克制，但货币增速也明显大增。从定量指标（M2增长/GDP增长）来看，货币也已处于超发状态。 经济产出缺口：由于疫情冲击带来的停摆和海外需求的大幅下降，当前产出缺口明显为负。 原油：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度停摆，原油需求大降，即使在产油国达成减产的情况下，油价依然难以完全恢复。 经济产出缺口为负短期难以消除 在中泰时钟产出维度中，在对常见的经济产出指标清洗、修整之后，利用逐步回归模型，筛选出统计意义上对名义GDP解释力最大的指标是：房地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即用这三个指标能较好的拟合出名义GDP的增速。 逻辑上，这三个指标分别代表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值得一提的是，用房地产投资代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能得到更好的拟合效果，尤其在经济拐点的地方更灵敏。这是因为在总投资中，基建投资是逆经济周期的，制造业投资是顺周期但滞后的（即经济拐点出现后其才出现拐点），而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和灵敏性最高。 当前情况下，房地产再度强刺激的空间和可能性都不大，新冠疫情影响下外需和消费都短期难以恢复。可见，经济增速的恢复还需要时间，产出缺口为负的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疫情会引起物资短缺而引发通胀吗？ 近期以铁矿石为代表的一些品种，由于疫情冲击造成供给受影响，引起价格明显上涨，这可能也增加了一些人对通胀的担忧。但总体来看，新冠疫情对需求的抑制明显大于对供给的干扰，对物价的影响偏下降而非上涨。 以铁矿石为例，主要是巴西疫情严重造成部分矿山停工，影响了铁矿石的供给。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效果良好，4月份后进入基建旺季，且赶工的力度很大，造成短期对钢材的需求超出预期。这两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才使得铁矿石价格涨到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如果看Wind非金属建材（期货）指数（也受基建旺季和赶工的影响，但没有供给的扰动），其表现就明显弱于铁矿石，离疫情前的价格差距明显。 结论 虽然全球货币都处于超发状态，但由于经济产出缺口明显为负的状态短期内难以改变，加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和需求的不利影响短期也难以恢复，通胀短期内难以起来。但投资品的价格可能有强劲的上涨动力。
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近来对于通胀或通缩的争议颇大，甚至有观点认为将面临滞胀。虽然我不太认可会出现通胀，但也没有断然否定出现通胀的可能性。因为未来经济总是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出现通胀或通缩，无非就是一个概率判断问题。但从全球各国的经验数据看，经济增速低的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刺激下发生通胀的概率却很低，也就是说，通胀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并不仅仅是货币（供给）现象，更是一种经济（需求）现象。基于以往经验，我提出的一些猜想供讨论，未作实证分析。 通胀并不是货币超发的唯一表现方式 通胀直观理解为物价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体中总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超过需求将引发通胀，故弗里德曼认为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疫情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都在大肆投放货币，中国的M2增速也超过了11%，由此来推理，通胀必将出现。 但是，就国内而言，5月份PPI为-3.1%，CPI则从2月份的5.4%降低到了2.4%。对此，有人认为通胀将在今后会出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货币超发效应会体现在物价上涨上。那么，如果经济迟迟不复苏呢？因此，通胀发生还是有前提的。 如我之前文章的观点，货币超发不仅影响物价，还会影响金融资产价格。根据费雪方程式，MV=PQ，扩展为MV=P1Q1+P2Q2+…+F1Q1+F2Q2+…其中P为某种商品价格，F为某类金融产品价格。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之后，4月份CPI环比负增长，但股市却出现了技术性牛市。 因此，影响物价的因素很多，货币只是其中一个因素。2018年我们专门写了一篇报告《通胀如何看，通胀影响谁》，认为影响通胀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1、工业原料价格：根据细分产业链的成本驱动因素，影响通胀的上游原料主要有：原油、煤炭、水泥、钢铁、有色金属。原油的影响力与领先性最强，钢铁和有色的可一定程度相互替代。2、农业供给：受季节性影响，若猪肉和蔬菜在淡旺季的价格环比明显异于往年同期水平，往往是价格拐点的信号。3、政策影响：受环保限产及供给侧改革影响，2015年后PPI波动较大，如需求面好转，则对价格上升有更强的弹性。4、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速较高时，M2增长/GDP增长应保持在一定水平附近，若超过这一水平，说明货币超发，PPI随之上升，反之亦然。5、产出缺口：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则带来紧缩压力。 可见，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远不止货币流量这一种因素。如日本长期以来的货币扩张规模都很大，且实行负利率，但通胀率却始终很低，在日本，通胀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货币流向或可解释通胀率较低的原因 这轮疫情实际上是让经济停摆，它不同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毕竟次贷危机只是金融危机，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不受影响，只要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但疫情导致人们日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受阻，即便美联储释放无限量流动性，美国财政部大幅度补贴企业和居民部门，都不能让实体经济恢复活力。 4月份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上升至33%，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高位，储蓄率的飙升，源于政府的一次性现金补助和失业救济金发放，如推出的CARES法案，对失业人口的补贴幅度甚至比他们未失业前的收入还高，抵消并超过原有的工薪收入，同时，由于服务业遭受疫情打击最大，相应消费的减少，使得储蓄相应增加。 那么因消费减少而增加的收入又去哪里了呢？从Yodlee披露的数据来看，美国政府针对疫情推出收入补贴法案，以允许人们在由于冠状病毒而被迫经济停工期间继续支付账单，而消费者反过来又用大量的钱在股市进行投机。年收入在35，000至75，000美元之间的人们在收到收入补贴后，股票交易量比前一周增加了90%；年收入在100，000美元至150，000美元之间的美国人的交易量增加了82%；而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美国人的交易频率则增加了约50%。 美国股市三月份暴跌，三大股指跌幅超过30%，进入所谓技术性熊市，四月份大幅反弹，涨幅超过40%，进入所谓技术性牛市，属于很典型的资金驱动型市场。 再看看中国股市，我国今年前五月A股市场的新开户个数与去年同期几乎持平，为644万个。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开户数还能与行情较好的去年上半年几乎持平，说明个人投资意愿还是比较强。此外，前5个月公募基金募集资金规模超过8000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权益类基金发行规模超过5500亿元。 因此，在这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次贷危机的疫情，中国及欧美股市的跌幅却远小于次贷危机时股市的跌幅，纳指还创了历史新高。 从居民部门的负债看，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创历史新高，而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增速则出现了下降。如今年前5个月新增住户贷款额比去年同期下降14%，1-4月份房地产销售额同比下降18.6%。当然，房地产的销售额的下降，与疫情关联度比较大，但居民新增房贷规模自2016年达到最高额后，这些年一直没有再创新高，也说明房地产的周期已经从上行趋势转为下行趋势了。 而且，住户部门的短期贷款增速也在回落，说明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下降，与消费增速下滑一致。但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奢侈品消费增速大幅上升。根据阿里拍卖提供的数据，2020中国3月奢侈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00%，月环比增长超50%，与全球奢侈品行业销售额萎缩近三成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LVMH首席财务官表示，从3月中下旬起，LVMH旗下品牌在中国的大多数门店销售出现同比增长，4月份势头更猛，有些品牌甚至超过了50%。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央行大放水，但货币的流向却没有大比例地流到实体或中低端的消费品领域，却大比例地流向了资本市场，或者流向高端消费品领域。从居民收入分层结构看，流向高收入组的规模要明显超过中低收入组的规模，即水往“高处”流。 因此，资金流向的结构可以表明，推动PPI和CPI各项权重上行的资金比重并不高，故通胀的概率就会比较低，甚至不排除出现通缩的可能，如果经济难以复苏的话。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减速趋势，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难道仅仅通过刺激政策就可以抵消疫情的影响，甚至扭转经济颓势？ 从货币流向的长期趋势看，也不支持通胀率上升的逻辑。例如，2016-2019年，我国高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29%，中等收入组累计增长19%，而CPI主要反映的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指数，这部分群体的收入增速过去几年明显放缓，这次疫情将更使得他们的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通缩压力加大，通胀从何谈起？ 发达经济体和制造业大国是否都不会出现高通胀 从过往的数据看，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很少出现高通胀的案例，甚至还面临通缩的压力。例如，美国在过去50年里，除了70年代到80年代初出现过高通胀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的CPI都在3%以下。 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CPI也都很低，而且都非常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非常稳定的原因，如果这些国家的CPI很不稳定，且差距较大，那么，彼此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了。 发达经济体低通胀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相对平稳，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利用自身国际化货币的地位，通过进出口贸易和移民政策来平抑物价和服务价格。例如，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通过扩大进口来保持国内商品价格的稳定，它甚至还指责中国输出通缩，导致美国失业率上升。 第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总需求不足。货币代表供给，经济代表需求，货币的供给存在扭曲，导致欧美中产阶级数量减少。从需求角度看，当产出缺口为正值时，代表当下需求过大，超过长期产出水平，带来通胀压力；反之，当产出缺口为负值时，代表需求小于长期供给，带来紧缩压力。文献研究表明，欧美的产出缺口对通胀有较好的领先性。 第三，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除了贫富差距扩大之外，还有长期和平格局使得全球产能维持较高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需求不足。应该说，如今是人类历史上产能最大的时代，也是人类寿命最长的时代，由此也使得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化。 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经过过去4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不是强国，全球十大工业强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瑞典、韩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士。这些国家那么多年来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高通胀。制造业大国或强国都具有巨大产能和核心技术优势，本币的国际化也是一种竞争优势，两者似乎都支持不会出现高通胀的逻辑。 相比之下，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虽然也有一定的制造业规模，但制造业的体量还是太小，而且巴西、俄罗斯都属于资源大国，资源价格的波动大会导致其经济波动大，故出现高通胀的频率就相对高，与此相对应的是，汇率贬值幅度也很大。 我猜想，GDP增速、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存在一定相关性，如中国在2010年之前十年，这三项指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010年之后十年；而在2000年之前的十年，更大于2000年之后的十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通胀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随之下降。 如今，疫情还是全球肆虐，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前不久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为帮扶涉及近2亿人就业的外贸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这意味着国内的商品供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而需求则不增反降（就业和开工不足压力下居民收入减少）。 总之，认清大趋势对于通胀或通缩的判断至关重要，不能只看单月或单季经济数据变化作为判断依据。毕竟在全球结构性问题空前突出的背景下，今后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概率较大，经济增速下台阶，需求被压缩，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意见领袖辩论财政赤字货币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黄益平 近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高级研究员管涛牵头的《当前全球货币宽松情况、影响及建议》课题报告在“国民财富大讲堂”正式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黄益平在大讲堂上做点评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如何理解货币超发？ 我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最初来自佛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其讨论了大萧条时期由于美联储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下行，引发很多的批评。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初期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 货币政策演变在过去九十年走过了很多路。刚开始，对于大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没有及时调整，美国伯克利教授巴里·艾欣格林在其历史著作《黄金镣铐：金本位与大萧条》中论证了国际金本位制导致不能随便发货币，所以货币收缩了也没有办法。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萧条发生的一个机制就是因为金本位，货币的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引发通缩。通缩遏制投资，所以经济就开始萧条。 大萧条以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脱离金本位，包括中国在1934年开始发行法币，摆脱对贵金属本位即银本位的依赖。但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信用货币超发的冲动很强烈，政府总是“缺钱”的。金本位和信用货币在很长一段时间来来回回，不是货币即黄金不够了，就是货币超发了。 我的理解，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试图在这中间找一个权衡——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当时增加了一个设计，允许各国不定期地调整他们的货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这样即保证了币值的基本稳定，又避免了黄金不够的长期矛盾。但最后没有很多国家调整汇率，主要是怕货币贬值，影响投资者信心。如果说大萧条是因为黄金不够，那么到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就遇到了美元不够的问题，实际上还是黄金不够。所以1971年尼克松总统就把美元和黄金脱钩了，美元发行量由央行决定，这样当然就解决了货币不够的问题，汇率自由浮动。 但之后确实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为货币超发，但在77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当时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所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不计代价地把通胀压下去。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不过最后各国央行包括美联储一起找到一个新的锚——这个锚就是盯住通胀，一般发达国家盯住2%左右。今天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盯住通胀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不好、通胀率下降的时候，货币政策宽松一点；经济好、通胀压力比较大，货币政策收一收。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的机制相对复杂一点，但核心机制也差不多。 现在普遍认为的货币超发问题主要是在过去12年间形成的，当然日本的历史更长一些，好像是从2003年开始搞量化宽松。伯南克从研究大萧条开始，就接受了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是不对的判断，所以当全球危机爆发时，在伯南克的领导下，美联储很积极的作为，当然其他央行也都做了同样的事情。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采取一些极端的政策，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会有很多问题会随之而来，我们需要认真的分析这些措施的后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货币政策宽松的的边界在哪里？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反思，过去我倾向于认为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把利率压到零以后，量化宽松会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现在短期看也不见得货币政策就没有空间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多的央行官员和专家认为可以更大量的发放货币，把利率压到负数。所以我还需要再重新思考，零利率量化宽松以后，还有没有政策空间。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我更担心的是最后可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已经听到个别华尔街投资者警告大家，超级通胀时代可能很快就要到来了。这当然会造成很大冲击，但我认为高通胀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可能是最好的一个情形。如果出现高通胀，财政高负债就比较容易消化，央行也会采取积极的措施退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个过程不一定好受，但政策环境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我现在担心的是通胀不来。通胀不来会怎么样？我认为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是钱没有用起来，在市场的某一个角落睡觉，那也许没问题，货币政策没有发挥作用，但起码也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第二种情形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通胀目标可能会失效。最近我看到一个研究，纽约大学的教授、曾经担任印度储备银行副行长的阿查亚用欧洲的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当货币政策已经极度宽松时，进一步宽松会压低而不是提高通胀率。作用机制在于宽松货币政策支持更多的僵尸企业，后果是就业及经济增长没问题，生产在扩张，但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所以我们在考虑退出的时候，常规政策机制是否还有效？还是我们应该看一些别的指标？第三种情形跟国际清算银行曾做过一个经典研究相关，就是货币政策宽松，政策利率压得很低的时候，会鼓励投资者冒险，但在同样的利率水平上，承担的风险大幅度提高，很可能意味着通胀没起来，但金融风险积累起来了。 我无法清楚地回答边界在哪里，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需要修改货币政策规则或机制，用常态时期的货币机制判断应该增加还是退出宽松，也许不再合适。 我国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的立足点和风险是什么？ 当前我国采取了很多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重点是对的，但在做法上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从金融机构角度，如果没有能力按照市场化风险定价，钱发出去后算谁的？这是一个问题。从企业角度，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中小微企业贷款，但企业借钱发工资、交房租，如果经济回不来，麻烦会越来越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近提了一个建议，财政、央行、金融机构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特殊目的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它的好处就是最后由财政兜底，做法是央行提供流动性、金融机构直接放贷，既不影响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不影响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状况。 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财政可能要更多地和金融结合，发挥更多的政策性功能。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另外一点，货币超发以后，大家都认为退出很困难。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对于中国，假设我们判断，一是现在的货币政策环境确实很宽松，二是在短期内退出困难。那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做一些预案。 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是不是还要像2015年那样被动接受人民币贬值、资本外流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有进有出的时候，价格可以调整？ 第二，资本项目在一定情况下是要开放的，但是不是可以更多地关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资本进出没有问题，但要避免短期资本的大进大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尤其是国际收支危机，都是从大量的资本流入开始。一开始听起来是个好的故事，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资产价格上升，经济繁荣，但是实际上很快就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甚至货币高估。当资本一回流，金融危机就来了。我们也要做这样一个预案。 当然，如果我们有办法让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货币错配的问题。我们的资本进出全是人民币，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也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但我想这是一个更长远的目标。短期内，我们还是应该考虑一些政策举措，面对在未来一两年量化宽松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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