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罗延枫主持发布会,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出席,介绍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政策落实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延枫:各位媒体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稳”“六保”工作的决策部署,果断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千方百计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平稳发展。在这个过程之中,人民银行系统和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为了向社会更好地介绍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工作情况,我们将举办“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人民银行系统分支行、相关单位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与媒体交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解读政策、推广经验、凝心聚力、提振信心,更好地为稳企业、保就业贡献金融力量。 今天是我们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主题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进展情况及成效”。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高飞先生,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王玉玲女士,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白鹤祥先生,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张为忠先生参加发布会介绍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 首先请金融市场司高飞副司长介绍情况。 高飞: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下面我就近一段时间金融系统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总体工作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行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牵头责任。5月11日,易纲行长主持召开全系统电视会议,专题部署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6月份以来,潘功胜副行长、刘国强副行长分别召开不同层面的座谈会,统筹金融系统力量,持续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力争做到在政策层面上点面结合、综合施策,同时也兼顾长远的机制建设。 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今年以来,三次降准,释放了1.75万亿的长期流动性。同时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 二是持续释放LPR改革红利,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的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同时启动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三是用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先后出台了3000亿元的专项再贷款和1.5万亿元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全力支持运行保证。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以及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四是拓宽各类主体的融资渠道。支持国债、地方政府债和专项债券顺利低成本发行。设立公司信用债的绿色发行通道,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各类供应链平台接入相关的票据平台。发布《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标准化票据融资。 五是强化政策的协调联动。联合银保监会等八部委出台了《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优化银行的内部政策安排,完善地方融资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同时印发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指引》。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和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方面,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做了大量工作,加大了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创新了很多有效的典型经验做法。 在金融系统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之下,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初见成效,总体上实现了融资服务“量增、面扩、价降”,市场主体经营状况趋于向好。一是贷款的覆盖面明显提升。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连续5个月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前7个月增加2.2万亿元,同比多增8810亿元,支持小微经营主体3007万户,同比增长21.7%。二是信用贷款、首贷占比持续提升。7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占比17%,比上年末提高了3.8个百分点,前7个月新增首贷户超过167万户,占新发放贷款户数的16%,较上年末高了10多个百分点。三是贷款利率持续下降。7月份新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27%,较去年同期下降了0.91个百分点。四是重点领域行业贷款快速增长。7月末单户授信1000万以下小微企业贷款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贷款余额3.5万亿元,占比68%;前7个月增加了4272亿元,占比63%,有力地推动了稳企业、保就业。此外,外贸行业有贷户数和贷款余额也分别较4月末增长了76.5%和27.5%。五是债券市场融资作用提升。前7个月,共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7.1万亿元,净融资3.4万亿元,同比多增1.7万亿元,其中大家关注的民营企业发债4762亿元,同比增长47.9%,债券的发行和净融资规模都创近三年的新高。此外,还支持25家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券2789亿元。六是市场主体经营状况总体改善。据了解,7月末全国共有各类市场主体1.3亿家,较上年末增加约900万家。以上是面上的数据。 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比如说再贷款和再贴现方面,3000亿专项再贷款已经基本投放完毕,支持了防疫保供企业7600余家。1.5万亿再贷款、再贴现已经投放超过了1万亿元,支持企业超过140万户。从两个直达工具的进展情况看,6-7月份已经对50.6万家企业的1.44万亿到期贷款本金实施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5017亿元。从重点企业融资对接看,经过各分行、发改、工信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据不完全统计,走访对接了10.4万家重点企业,有4.5万家企业获贷1.6万亿元,带动稳定了企业就业1154万人。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效地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罗延枫:下面请王玉玲行长介绍情况。 王玉玲:湖北这次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一直以来是人民银行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重点关注地区。按照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部署,在湖北省委省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依托“金融稳保百千万”专项行动,初步探索推出了“1+2+3+4”的工作体系。 “1”是制定“金融稳保百千万”工作方案,在省级层面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副省长牵头组织统一协调推动,各金融部门均成立了由一把手负责的工作专班具体推动落实。 “2”是聚焦两项稳保重点名单,一份重点名单是“光芯屏端网”等产业龙头企业,第二份重点名单是1000家以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核心企业。目前大概有1118家企业进入这两份名单,现在的对接率已经达到了84.7%,其中对543家企业发放了贷款。还有对受到疫情影响但符合支持条件的2.8万余户的小微企业纳入普惠保障的范畴,组织金融机构发放普惠小微贷款。 “3”是用好三套稳保工具。一是落实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金融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包括先期人民银行出台的一些支持政策,还有后期中央专门制定的支持湖北恢复发展的一揽子政策。二是用好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我们已经促成3556亿元的贷款本息延期,惠及28.2万户的企业,支持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52.9亿元,惠及普惠小微企业2万户。三是加强配套的保障措施,包括减税降费和减租,加强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对普惠小微企业首次贷款实施财政奖补。 “4”是建立四项稳保机制,包括建立监测评估机制、设立融资对接台账,“日监测、周调度、月通报”,及时进行提示;建立统筹协调机制,依托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推动信息共享、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等重要事项;第三项机制是建立督导考评机制,将稳企业、保就业的相关指标纳入“湖北金融信用市州县”考评;最后一个机制就是建立名单动态管理机制,跟踪监测企业的经营状态,防范金融风险。 相关数据显示,7月末湖北省各项贷款余额是5.7万亿,同比增长了12.8%,自3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多增。其中,企业贷款新增3247亿,占全部贷款增量的68%,同比提高了6.1个百分点。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是4386亿,同比增长23.9%,支持市场主体68.8万户,较年初增加了8.5万户。制造业贷款的余额同比增长25.2%,其中中长期贷款增长84%,企业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达到了30.7%,同比增长24.7%。对5.6万户的企业首次发放贷款1189亿元,对1.3万户的企业贷款进行了无还本续贷,涉及金额是239.8亿元。7月当月,湖北全省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平均利率是4.53%,同比下降0.81个百分点,较年初下降0.69个百分点。 总的看来,湖北省市场主体的融资可得性初步得到了改善,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工作成效初现。下一阶段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继续把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落实落细各项政策,努力支持湖北疫后重振,谢谢。 罗延枫:下面请白鹤祥行长介绍情况。 白鹤祥: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外贸大省,同时也是金融大省,在广东做好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责任和意义都非常重大。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做了工作。 第一,加强部门联动,凝聚支持合力。发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的作用,健全市场主体经营与融资信息共享、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协同、稳企业保就业政策联动等机制,推动省市县三级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联动,联合有关部门出台金融、财税、产业、就业政策的支持措施,充分挖掘大湾区金融支持意见30条的支撑作用。 第二,广泛开展宣传,提高金融政策的知晓度。将政策宣传与银行服务推广紧密结合,通过线下宣讲、线上直播加互动沟通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金融政策直达市场主体。比如说,我们结合《无价之姐》等流量热点和客家花鼓戏等地方传统艺术,制作政策内容情景视频和图文,借助微信、抖音、直播、电台、乡村喇叭等渠道传播,让金融政策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第三,加强科技赋能,推进银企高效对接。有效利用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整合企业工商、税务、水电缴费等信息,缓解银企信息的不对称;我们在融资对接平台上搭建了“稳企业保就业平台”专区,向银行推送重点支持企业1.2万家。 第四,畅通融资服务渠道,让金融服务“看得见、疏得通、到得了”。我们先后梳理汇总了436家银行1822款信贷产品,在超过100个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进行推介;建立了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定点联系银行、企业商户、园区社区的制度,跟踪监测近200家定点联系企业的经营、稳岗和融资情况,督促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响应的效率;指导金融机构创新推出“社保贷”“生猪活体抵押贷”“跨境贷”等信贷产品。 第五,落实好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加强应收帐款融资服务,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持续加大资金的支持力度。 在以上各项措施的综合作用下,广东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增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问题。截至7月末,广东本外币贷款余额18.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1%,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1.4万亿元,同比多增了5504亿元。 第二,对实体经济重点行业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截至7月末,广东制造业贷款余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了13.5个百分点。 第三,小微企业贷款“量增、面扩、质优、价降”。7月末,广东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34.5%;贷款的户数达到186万户,比上年末增加20万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余额比重达到了21.3%,同比提高了6.8个百分点;7月份,全省小微企业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是5.53%,同比下降了0.51个百分点。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总行的部署,继续抓紧抓实稳企业保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增强对广东经济平稳发展的金融支持。 罗延枫:下面请张为忠总经理介绍情况。 张为忠:疫情以来,建设银行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落实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的各项要求和安排,制定了支持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的“十项举措”,特别是对湖北地区专门制定26项具体的扶持措施,专门出台纾解小微企业困难的“四专八举措”和“复工助企十八条计划”,全力助力稳企业、保就业。 一是全力以赴加大信贷供给,保障企业流动性。通过为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开辟绿色通道,配置专项信贷规模等措施,加大信贷投放的力度。上半年累放企业类贷款金额超过3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1.2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贷款超过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投放3800亿,发放贷款客户数达110多万户,较去年同期多30多万户。同时,瞄准疫情带来的新阵痛,重点加大对信用贷款、首贷等客户的支持力度,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占比较去年底提升超四个百分点。 二是应急救困,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延期还款服务,确保企业生存和持续经营。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目前建行对各类企业办理延期还本金额约1700亿,为8万多户小微企业、400多亿贷款延长了还款期限。同时,对符合续贷要求的小微企业客户到期贷款提供续贷服务,纾解企业资金压力。 三是减费让利,帮助企业轻装上阵。疫情发生以后,对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0.4个百分点。在大力增加信用贷款投放的同时,针对抵押类贷款,主动为小微企业代付由第三方机构收取的费用,包括抵押物评估费、财产保险费、抵押登记费,切实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是创新产品,提高疫情背景下金融服务适应性和贷款可得性。针对疫情以来企业经营指标的变化,专门创新“云义贷”专属服务和产品,以适应受疫情影响企业,特别是医疗全产业链企业的新特征,目前已发放贷款超过900亿元。针对对稳就业起基础性作用的个体工商户,创新推出个体工商户经营类贷款系列产品,仅上半年,个体工商户贷款新增已达到去年全年新增的约2.8倍。 五是因势利导,以线上服务便利企业融资。为打破疫情对社会交往和商品流通的阻断,建行加速释放“惠懂你”APP平台服务效能,企业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即可使用,一站式办理贷款,简易式操作尤其为从未有过银行融资经历的首次贷款企业提供了便利。目前“惠懂你”访问量已破亿次,认证企业超过380万户,客户授信金额超过2800多亿。 六是授人以渔,赋能企业经营发展。开展“普惠金融百万创业者培训计划”和“金智惠民”工程,为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提供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普及和实用知识培训,帮助提高企业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上半年覆盖超过50万人次。利用智能撮合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信息发布、需求撮合、商机推荐等功能。仅一个多月时间,成功撮合重症呼吸机、防护口罩、额温仪、手术服等各类医疗服务防疫物资出口约5500万件,交易金额累计近8亿元。 下一步,建行将继续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和金融管理部门要求,细化政策措施、强化政策传导,持续做好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罗延枫:下面欢迎大家围绕我们今天的主题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我想知道目前武汉地区复工复产还有中小微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针对武汉当地出台了哪些支持保市场主体的金融措施,目前效果如何?下一步支持保市场主体的金融政策会有哪些调整? 王玉玲:根据相关部门监测情况,目前武汉市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生产经营逐步复苏,相关企业的复工率和复岗率较3月末明显提高。 为了更好地支持武汉市复工复产和保市场主体工作,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措施,主要有四项措施比较有效。一是倾斜优惠政策资金安排。支持武汉市用好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为武汉市防疫保供的重点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共向247家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216亿元,加权平均利率是2.43%;向武汉市单列支小再贷款150亿元和再贴现50亿元,并根据武汉市的实际需求,及时调增相关的额度。 二是开展了系列对接活动。我们今年搞了一系列银企对接活动,包括春季行动、金融特别行等,累计向武汉市的23081户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468亿元,加权平均利率只有4.04%。 三是拓宽武汉市企业的融资渠道。重点支持武汉市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支持武汉市地方法人银行发行金融债和资本补充债。1到7月份,武汉市共有38家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92只,金额715亿元。武汉分别占全省只数的63.9%,金额的70.8%。初审通过了武汉农商行发行100亿元小微金融债,汉口银行发行60亿元小微金融债和50亿元的永续资本补充债。最后是联合有关部门在武汉市设立了600亿的纾困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一年期的贷款,这个贷款由市级财政全额贴息,目前已经发放专项纾困贷款401亿元。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全省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中充分考虑武汉市的实际情况,因为武汉受疫情影响在湖北最重,耽误的时间最长。所以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将更多的符合条件的武汉市企业列入省级优先保障和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目前全省企业名单内近三成的企业是武汉市的企业。下一步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将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武汉市纳入名单的企业,用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金融支持工具和配套的支持措施,同时根据需要进一步增加武汉市的企业进入名单。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商企业贸易资金的收付手续,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的登记。在交易真实性基础上,支持个人以自然人身份通过外汇帐户办理跨境电子商户等贸易外汇结算。此外,我们还制定了操作性比较强的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的操作指引,提高银行和企业新业态业务的办理效率,便利业务操作和促进整个业态的健康发展。 三是推动跨境投融资各项改革政策顺利落地,支持稳外贸、稳外资取得成效。尤其是在稳外资层面,我们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的便利化业务,大幅度提高企业资金的周转效率。截至到7月末,该项业务惠及到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400多家企业,涉及金额超44亿美元。现在大湾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在辖区的任何一家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的基本信息登记、变更、注销的业务。例如,前一段时间建行佛山分行为珠海的一家企业办理外商直接投资增资变更登记,有效降低了企业“脚底成本”。同时我们还允许大湾区内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按照净资产2倍办理一次性外债登记。截至7月末,大湾区内203家企业开展该试点业务,融入境外资金折合19.14亿美元。此外,允许企业从“投注差”外债管理模式调整为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管理模式,通过跨境宏观审慎管理模式来举借外债,也大大便利了企业外债的借用。 四是优化外商管理与服务,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我们取消了单笔等值5万美元以下的特殊退汇业务登记,放宽具有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购汇偿还,便利外汇业务使用电子单证,放宽业务审核签注手续,支持银行创新金融服务等,通过进一步简化外汇业务办理的流程,畅通企业跨境资金的结算渠道。下一步,我们将在总行、总局的指导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支持广东稳外贸、稳外资,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彭博社:我想问一下之前出台的小微企业信贷支持计划和小微企业信贷延期的支持工具,这两个工具落地的情况怎么样?下一步有没有扩大的安排? 高飞:根据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为了更好地落实金融稳企业保就业工作任务,在前期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基础之上,6月初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创设了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到现在运行了2个多月,总体上社会反响良好,政策效益持续释放。 首先看一下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出台以来,6月和7月两个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落实、主动对接,通过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调整还款计划、还旧借新等多种方式,一共支持了50.6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延期。其中有47.1万家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金4126亿元延期,2.8万家其他中小微企业贷款本金8448亿元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32.9万家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共6221亿元的到期贷款本金实施了延期,这中间包含了31万家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的2438亿元本金延期,1.8万家其他中小微企业的3438亿元本金延期。从这个工具来看,基本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效果。 另外一项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工具,我们统计从3月份到7月份,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6万亿元,同比多发放了5017亿元,其中1到5级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6240亿元,同比多发放1670亿元,普惠小微信用贷款发放占比明显提高,前7个月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新增额占全部普惠小微贷款新增额的26.1%。 从这两项工具的政策实施来看,效果初步显现,普惠小微贷款余额7月末同比增长27.5%,创历史新高。对于各类市场主体的覆盖面和服务的深度都大大加强。同时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和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当然这两项政策本来就是阶段性的政策,也要根据市场的实际变化情况进行微调和完善。比如说延期还本付息,目前观察到的普惠小微贷款的延期率接近30%,比我们预计的要略低一些。据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近一段时间在各方努力之下,整个社会经济恢复正常运行有比较好的进展,所以很多企业经营性现金流也发生了好的变化,他们也不再申请延期。所以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政策,目前来看,政策支持的力度是够的,也是适度的。目前没有扩大支持计划的考虑。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人民日报:建行作为国有大行一直是服务大客户、大企业,现在在政策要求下还有建行自身的转型当中,在服务小微企业包括帮助他们纾困方面有哪些举措和成效? 张为忠:大银行过去的底蕴积累和优势主要是在服务大客户方面,如何在服务大企业、大客户的经验基础上做好小企业、小客户,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作为国有大行,要主动承担大行责任和社会担当,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疫情发生以后扮演好社会角色。其次,要发挥大行资金优势、风控优势、科技优势以及历史形成的战略优势。第三,要思考判断大势,即从客户市场角度判断银行大势,其一是金融科技大势,其二是经营下沉趋势。如果把这几项事情做好了,大行在小微金融领域是大有可为的。建设银行一方面利用服务大客户、大企业所形成优势,通过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业务,推进小微金融服务发展。另一方面,发挥金融科技优势,推进线上化经营、数据化经营、平台化经营,提升了对长尾市场的服务能力。前几天郭树清书记讲了建行有一个APP可以3分钟贷款,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应用市场交付的“惠懂你”APP,只要下载了这个应用,即可享受7X24小时服务,几分钟就可以获得贷款,而且主要以信用贷款为主,效果非常好。 今年上半年,建行普惠小微贷款已经破万亿,余额新增达到了3400亿,客户服务量达到了110万户,并且通过推动线上服务,大大提高了线上服务能力和线上服务的覆盖度。同时,建行针对疫情特殊情况,将普惠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下调0.75个百分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进一步下调0.4个百分点。此外,坚持数据化经营模式,对外连接以政府类为核心的各类数据,对内整合内部积累数据,综合运用内外部数据交叉验证分析客户的信用状况,挖掘构建和评价判断客户信用的能力获得大大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信用贷款客户占比和首贷客户的覆盖率不断提升。 在产品供给方面,建行今年将原有企业法人客户服务优势进一步下沉到个体工商户和自主创业群体,创新了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商户云贷等系列贷款产品,取得了一定成效。 总的来说,建行在做好大客户的前提下,用数据经营的方式和线上化、平台化作业方式,对外改写信用挖掘方式,对内改写内部作业流程和经营逻辑,不断提升了小微金融服务能力。希望下一步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建行小微金融服务。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我的问题也是关于湖北的,我们知道为了支持湖北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中央出台了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目前金融方面的政策落实情况怎么样? 王玉玲:中央出台了支持湖北的一揽子政策,里面有六项是涉及金融部门的。政策出台以后,湖北省政府特别重视,工作抓得特别紧。在人民银行等部门支持下,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共同坐在一起研究如何落实,已经对六项政策研究了17项落实清单,这个清单下面还有很多的具体条目、责任人、具体措施。 六项政策目前的落实情况是这样的。一是在保障信贷需求方面,我们鼓励金融机构为湖北单列信贷规模。目前所有全国性的银行在湖北的分支机构都由总行单列了信贷规模。省内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投放,刚才我介绍湖北省连续5个月贷款同比多增,这个很不容易,因为2月份下降得非常严重,2月份基本全部是停工停产。1到7月份湖北的贷款增量达到了4659亿,同比多增247亿,基本上追平了去年的同期水平。 二是在减费降息方面,我们要求金融机构做好贷款差异化的定价,向实体经济让利。目前所有非法人银行均实施了FTP(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减点,一年期FTP平均水平比上年末下降了65个BP。1到7月全省金融机构通过落实延期还本付息、FTP减点、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免收费等各项措施,累计向湖北企业让利349亿。 三是在助力企业纾困方面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并免收期间罚息。目前全省金融机构已经对46万笔的贷款进行了延期还本付息,涉及本息3556亿,惠及28.2万家企业。 四是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总行为湖北再安排73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推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这两项我们正在落实,而且有初步效果。到7月末全省利用再贷款、再贴现发放的优惠利率贷款是999亿元,惠及企业9.5万户,首批纳入延期支持工具的贷款本金是61.59亿,惠及企业七千余户。列入两批信用贷款支持计划金52.89亿元,惠及企业2万余户。 五是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方面,全国新增的公司信用债券净融资向湖北倾斜。1到7月份全省68家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144支,金额1010亿元,这个数同比分别增长了40%和34%,这是前所未有的增长。其中26家企业发行疫情防控债33支,金额227亿。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在支持中小银行发展方面,我们通过推进改革和补充资本,持续增强地方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已经初审通过了四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行160亿元小微金融债和116亿的资本补充债券。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金融时报:大湾区的金融改革创新大家一直非常关心,5月份的时候央行发布了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想请问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有哪些新的进展? 白鹤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5月份,人民银行联合其他部委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这个意见发布后,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以此为契机,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金融对外开放。同时面对当前的形势,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们重点在五个方面做了相关工作,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 一是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意见》的实施方案,确定了部门的职责分工,从金融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细化80条具体措施,现在已经落实到相关的部门和金融机构。 二是继续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在跨境人民币方面,将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便利化的业务试点从广东自贸区的3个片区扩大到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进一步简化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结算手续。1-7月,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与港澳发生跨境人民币结算16813.5亿元,人民币占跨境收支的53%。也就是说,人民币已经成为大湾区的第一大结算货币。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将贸易便利化的试点范围由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为优质企业简化业务流程;同时,推进银行跨境电商创新业务和支付机构外汇业务,支持贸易新业态的发展;实施了一次性外债登记以及境内直接投资的登记改革,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脚底成本”。 三是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配合做好跨境理财通试点方案等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早日落地实施。港澳居民的代理鉴证开户的业务也稳步推进,到7月末,内地银行已经累计为港澳居民开立内地的个人II、III类结算帐户10.8万户。同时,我们指导中信银行广州分行作为第二家试点银行开展自由贸易(FT)帐户业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首笔外币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全国首笔港澳台居民自助查询信用报告业务也在珠海落地。 四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的创新水平。推动广州市纳入金融科技创新的监管试点,还依托外汇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开拓资本项目收支便利化真实性审核的应用场景,指导银行开发直联区块链系统,实现与该平台的直联。到7月末,该平台在广东辖区共接入银行52家、服务企业579家,完成应收帐款融资金额合计94.6亿美元。 五是深化跨境金融合作。在人民银行总行的指导下,我们正在联合澳门金管局构建粤澳反洗钱监管合作机制,准备研究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分阶段试点开展同一金融集团内部关注名单的联动核查工作,并探索建立跨境新型金融项目产品洗钱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在跨境创新型金融产品推出之前,充分评估洗钱风险因素,促进风险防控的关口前移。 下一步,我们将逐条推进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逐步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提升外汇管理与服务水平,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保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推动跨境理财通落地,争取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等试点,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推动粤港澳反洗钱、征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合作事项取得突破,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开放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新京报:如何在稳企业、保就业的同时可以防止资金流向失信甚至是违法违规的企业,以及如何避免多头授信以及套利的行为? 王玉玲:关于这个问题总行在设计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有所考虑。人民银行总行出台了《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指引》,里面明确规定各地在建立重点企业名单时要充分考虑对于经营异常和贷款违约、严重失信的企业不能纳入,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是认真落实。湖北的“金融稳保百千万”工作方案里也明确规定,对于违法违规或失信的企业不支持纳入名单,在初期审查时我们剔除了34家企业,我们认为他们有失信和违规的信息,所以没有纳入。通过人民银行湖北辖内各级行和金融机构相互之间进行校验,包括充分利用征信系统。 同时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对1118家省级重点企业建立融资对接的台账,定期跟踪监测相关企业的经营状态和融资情况,我们发现有多头授信的情况会向银行进行提示,要求银行必须是在用途合法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发放多头贷款。 白鹤祥:商业银行在利用人民银行建设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过程中是可以有效防范多头授信和套利的行为的。除此之外,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还搭建了广东省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简称“粤信融”。“粤信融”整合了企业的工商注册、税务、水电费缴费、国土资源、环保等等各方面的数据信息,通过发挥非信贷数据的补充作用,以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防范信贷资金流入失信企业。截至7月末,“粤信融”平台累计采集了广东省有关部门、21个地级以上市、1300多万市场主体约6亿条数据信息,累计撮合银企融资对接7.4万笔。 下一步,我们将与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加上商业银行的支持,有效整合各方数据,真正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信息共享,让数据信息在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防范资金的多头授信、套利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为忠:防范严重失信人获贷及套利等行为是商业银行一直在研究的课题,也是监管的重点方向,根本上还是如何形成一个有效的信贷供给和退出机制的问题。 首先在选客上,依托于整个信用体系建设,利用财务数据以外的替代性数据对客户经营情况进行客观真实地研判非常关键。在贷前选客环节需要做到标准化、体系化、数据化,才能真实地选对客户,防止失信客户进入,并通过线上线下对接,对疑似客户进行重点核查,从而对客户的申贷意愿、贷款动机、交易状态、贸易背景真实性、还款能力等进行科学评估。 第二,在贷中授信环节,要在合理评价客户还款能力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额度管控机制。如通过人行征信系统,可以了解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整体授信情况、多头贷款、信用状态等,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设定相应的规则和标准,通过风控模型,对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等问题进行管控。 第三,在贷后管理中,建行目前进行了线上化、智能化地跟踪。如企业在建行贷款以后,在其他银行又有贷款,贷了多少,会进行及时、持续的跟踪,保证贷款管理过程中的信息对称性。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及时做好线下的验证和核检。 第四,是做好反欺诈。现在市场上有一些专门欺诈和套利的行为,并形成了产业链条,通过伪造数据、买客经营等进行骗贷。因此,反欺诈能力对商业银行来说就非常关键,建行目前通过构建欺诈客户名单、筛查规则、反欺诈识别模型等,持续提升识别和防控能力。总的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解决好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二是要解决信贷管理中的信息对称性问题,形成持续、一致的整体流程管控,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罗延枫:请继续提问。 上海证券报:央行在保市场主体的过程中运用了哪些市场化手段?刚才介绍今年前7个月共发行了公司信用债7.1万亿,今年以来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怎么样?呈现出和往年有哪些不同的特征? 高飞:我们在制定和研究相关政策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强调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使得政策能够激励相容。比如说一开始在3000亿专项再贷款的时候还是企业名单式管理,那是在相关防疫保供企业急需资金的特殊情况下,相对来说指向性更强一些。到了1.5万亿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实施的时候,更多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在利率上也更加市场化。另外一个例子就是6月初出台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支持的方式上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给予这些地方法人银行相应的政策激励,适度分担他们在开办业务的成本,比如说企业延期还本付息了,或者是提供了信用贷款,银行相应的成本会增加,我们进行适度的成本分担。另外一方面又注意不大包大揽,不越俎代庖,把握好这个平衡和度,既能引导加大延期还本付息和信用贷款的支持力度,又有助于切实防范道德风险等问题。在支持对象的选择上,前面几位人民银行分支行的领导和建行都讲到了,都是由金融机构独立决策,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这样他们一定会支持那些在疫情发生之前经营很正常、只不过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发生了暂时困难的企业,而不是支持那些已经丧失了持续经营的能力和救助价值的僵尸企业。 从客观规律来看,也只有坚持市场化的原则,才能够保持和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也才能有效地避免政策出现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另外我在前面提到的支持企业发债融资,支持商业银行发行小微金融债,推动供应链的金融创新等等,也都是保市场主体中重要的市场化手段。 关于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这些年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很快,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先后建立了复工复产企业的债券融资对接机制,也指导各市场基础设施加大了对受疫情影响地区的债券发行登记、交易托管等方面的费用减免力度。更重要的是积极发挥债券市场正常的融资功能,今年前7个月中国债券市场一共发行各类债券3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截止7月末,债券托管余额是109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了10.4%。从特征上看,也出现了量增价降的特点,很好地承担起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任务。比如说公司信用债,从总量来看,债券供给显著增长,今年前7个月企业发行债券7.1万亿元,净融资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7万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发债4762亿元,同比增长47.9%,净融资1596亿元。从发行量、净融资都是近三年的新高。同时还支持了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专门的疫情防控债券约5600亿元。 从价格上,今年以来总体上整个债券市场的发行利率是下降的,从阶段性来看有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但总体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前期因为疫情的影响,利率下行是比较多的。近一段时间以来因为整个宏观经济出现暂时性的向好趋势,债市利率有所上行。最新8月18日的数据,一年期3A级的信用债收益率是2.93%,相比4月份最低点是上升的,但是比上年末还是要低25个基点。 下一步,人民银行仍然会坚持市场化和法治化的原则,在发挥好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继续做好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罗延枫:因为时间有限,今天的这场发布会就告一段落。这是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一场,媒体朋友有想了解和关注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发布会安排。另外,人民银行网站和微信公众号都开设了保市场主体的专栏,发布有关政策措施和进展成效,欢迎大家关注和支持。 非常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
8月18日,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北雄安新区正式开业。 该银行是国内首批试点成立的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将结合雄安新区金融科技中心的平台优势,加快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升级,全面参与雄安新区智能城市建设,为服务全国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探索新模式,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雄安样板。 目前,雄安新区现已从规划设计转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局面已经形成,雄安新区美好画卷正徐徐铺展,本次落地的中银富登银行作为首家落户雄安的全国性银行业总部金融机构,对于新区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资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具有极强的示范带动效应。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通过托管数据带大家简单的了解了债券市场上的主要机构投资者。在这篇文章,我们会深入介绍第一个债券投资机构,也是最重要的债券投资机构——商业银行。 债券投研人员,对商业银行的研究其实很杂很广,他们要懂银行投资逻辑,也要懂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还要懂各种监管要求。 比如假设银保监会出台了某项新的监管政策,要求银行存款占总负债的比例不能低于70%,问这会对债券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显然,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首要前提是了解银行是否有类似的监管要求?然后去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银行的存款负债比例是否显著低于70%,该政策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的行为构成影响?最后再依据银行资产配置的逻辑去推测银行会怎么应对,应对方式会对债券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所以写“如何研究商业银行的投资行为”这样一个主题,是一个很困难且要涵盖非常多杂乱信息的工作。 为了尽可能有条理的囊括更多信息,我们把对银行行为研究的方法论分析,划分成了银行的资产配置逻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解析、银行的监管约束解析三大部分。 本文先介绍前两个,监管约束解析由于篇幅过长,我们将在另起一篇专门来讲述。 1 银行的资产配置逻辑 对银行来说,它可以持有的资产主要是固收类的资产,包括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简称“非标”)、债券、信贷及固收产品。非固收类的资产,比如股票、一级股权投资,商业银行投资的比例非常小。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1、二级股票缺乏保护垫,没有固定的收益,风险太高,对银行表内合法刚兑的存款负债及较少的资本金是很大的威胁。想一下,一个地处某个县域的农商行,找不到优秀的股票投资经理,如果用储户的钱投资,碰到了十几个跌停板的个股呢?不说几个银行,一个银行碰到了,在铁索连舟的金融体系前,这都是致命的。 2、一级股权,除了没人才、风险太大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流动性差,退出困难,会不断蚕食银行的流动性,期限错配会非常严重。 所以,商业银行被限制只去拿有固定收益的资产。在非标、债券、信贷及固收产品(比如货币基金、券商集合等)中,银行投资选择多配哪一项,有它自己的考虑。 (一)非标 按照央行发布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非标是指不满足五类要求(图表1)的债权资产,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信托收(受)益权等。 对银行来说,投资非标有三个好处: 一是收益很高,低的时候也有6%-7%,高的时候至少有9%以上的收益; 二是能带来存款等其他的一些辅助收益。现实中,一个企业从银行手中融到了钱,那企业要在这个银行开设存款账户,一般就把钱存在这个银行了,所以银行也就多了笔存款。 2013年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比如余额宝的普及、天天基金等互联网代销平台的壮大,大家拿到钱之后去买资管产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存款收益率与资管产品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的背景下,银行存款越来越稀缺。所以能带来存款的业务在现在是非常吃香的。 三是有些时候可以节省资本占用。 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银行是个高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自己的资本金很少,靠的是储户的存款,他们所投资的资产是有风险的。 比如贷款,有信用风险,企业可能会破产,造成银行坏账。还有比如国债,虽然无信用风险,但有利率风险,利率上下起伏波动会对银行持有国债的价格造成冲击,可能会让银行产生损失。 面对这些投资资产所带来的风险,银行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金,表明自己有足够的吸收风险爆发带来的损失,否则只靠储户的存款,出现了风险,拆东墙补西墙,银行就变成空手套白狼了的机构,储户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 所以,为了给银行约束,银保监会设置了监管指标,叫资本充足率,来衡量银行资本金是否充足,计算公式大概可以写成: 资本充足率=银行资本金/(信用风险敞口+市场风险敞口+操作风险敞口) 这里分母所说的敞口,表示的是银行投资一项资产所面临的各类风险。一般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我们不怎么看,因为这是一个总量的值,量也很小,主要看信用风险敞口。 信用风险敞口等于资产的投资额乘以一个风险系数。比如我投的是信用债,那么这个系数就是100%,国债没信用风险,那就是0%。这个系数指代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占用(风险权重)概念。我们说资本占用高或风险权重高,指的就是风险系数高。 非标,它实际上是一种面向非金融企业的贷款,按理说应该和信用债一样,都是100%的风险系数。 但在银行的实际业务开展中,非标往往会和同业投资联系在一起,而同业投资项目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有些是只要按照25%或20%来计提资本金的。所以有些银行在以前会钻这种空子,把非标投资包装在同业投资里,少计提资本金。 当然这种模式在现在严监管的格局下,被查的很严,少了很多。 (二)信贷 信贷和非标很像,除第三点资本占用有时会少外,其他优势好处基本也适用。所以这给银行很大的配置非标和信贷的动力。 但任何事物有利就有弊。银行投资非标和信贷有这么多好处,自然也就有不少弊端,否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全变成贷款和非标了。 具体说信贷和非标的弊端,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是大部分的信贷和非标计提资本金的权重高,除了一部分监管鼓励投向的行业与业务领域比如小微贷款算75%,小于100%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00%。这也就是说,放一笔钱给企业,你就要准备好相对应的资本金来对标,这对银保监会严格考核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是很大的耗损,银行会有很大的考核压力。 第二个是流动性问题。贷款和非标期限比较长,大部分都在2年以上(也有部分是短期或流动性贷款),也基本可以说没有交易流转变现的空间。 一旦银行用储户的存款放了钱,那就基本算是做了期限错配,就要不断吸收存款来养着,银行会有负债压力,银监针对银行流动性设置的考核指标也会有所恶化。 (三)固收类产品 固收类产品其实就是广义基金的概念,包括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公募债基、货币基金、信托计划等。 不同的银行,对这些产品的偏好也不同。以投资的数量规模也不能简单的说哪一项是主要的投资项,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货基、债基和券商资管应该位居前三,同业理财和信托相对偏少。 为什么商业银行要投这些资管产品?这些资管产品归根到底最终投的资产还是债券、信贷类非标等,和银行自己投的资产类别基本相似,为什么还要借这些资管机构来投呢?银行还白白多花管理费。 逻辑没那么简单。银行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产品的动力,有四点原因: 1、找通道,主要是冲存款或放款融资,维护客户。冲存款这一点,货基最为典型,货基是免税的,很多银行发存单去买货基,货基再将资金放在银行当线下同业存款,这样银行就借货基实现了存款增长的目的。 而放款融资这一点,以信托为主。银行自己虽然可以放贷款,但有些重要的客户的融资需求,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银行是没有办法满足的:一是单个客户的授信到极限了,再授信就超出监管要求限制了;二是监管禁止投向的行业企业,比如说现在所说的过剩产能行业,四证不齐的房地产企业等。 这些企业,银行可能和他们有较多业务往来,不想得罪,所以就找理财、找信托,做一个资管放款,让他们帮忙放款,自己真实出资,或做担保,来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 2、流动性管理,主要是货基、债基等一些流动性好的产品,方便银行调剂表内的流动性,做好流动性安排。 3、低风险获利。这是任何一个需要盈利的企业都需要首要考虑的。而中国国内的资管产品很庆幸,除公募债基外,其他大部分都能达到报出的业绩基准,风险低,收益还不低。2017年时,券商资管报价不到6%,基本算不上高,现在因为债券收益率下了比较多,报价也随之下来了,但比起自己去配置或投资债券的收益率依然还是要高。 还有些创新性的固收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基本无风险,比如2019年下半年开始盛行的摊余成本法债基。银行买入公募定制的摊余成本法债基,公募基金用银行的资金去银行间市场买3-5年期的政策性金融债,直接持有到期吃票息,不用管债券市场的波动,银行那边反映出来的净值趋势是一条直直向上且无回撤的净值曲线,同时享受免税和无风险收益。 4、借助外部力量做不能做之事。银行自己虽然能做投资,但有两个问题,一是人手不够,专业度不够。,这一点主要集中在很多城商行和农商行等中小行里,他们很多要一人兼多职,交易员有可能是投资经理,还有可能是信评,忙不过来;二是和非银比起来,银行还是太保守,很多债券想买但行里的合规风控可能过不了,负债成本又高,所以需要借“马甲”,通过买入非银机构的资管产品来间接持有,提高投资收益。 (四)债券 银行投资债券,往往不仅仅是为了明面上的收益,很多时候银行要综合考虑流动性管理、资本占用、税收和监管要求等多个因素。 如果银行只是根据明面上的收益来配置债券,那我们看到的银行债券持仓结构大概率会是流动性极佳的活跃券(用于交易)+长久期高票息的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信用债(持有至到期)。 但从我们的从业经验来看,商业银行实际的持仓比较均衡,各个期限和品种都会持有,尤其偏好5年期以内的利率债,对于超长久期(20年以上)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的偏好反而一般。 可见,银行投资债券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不同的银行,他们看待债券投资收益率的方式是不同的。 有些银行领导对金融市场部(银行负责债券投资的部门)考核的是税后到期收益率(即扣除税收的收益率)。 不同的债券它们面对的缴税要求是不同的。比如国债,银行投资国债,获得的利息收入和资本利得是不用缴纳所得税和增值税的;但信用债就不同,虽然票息收入更高,但要缴纳25%的所得税,扣掉这25%的税收后,其投资收益是否还高于国债的收益就不好说了。 还有些银行领导认为行里的资本金比较稀缺,要节省资本金,所以对所有投资资产收益率考核,除了考虑税收因素外,还要考虑资本占用带来的机会成本。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说过,贷款和非标因为有信用风险,需要占用一定比例的资本金作为风险抵补,信用债是企业发行的,背后是企业的信用,和贷款非标本质上是一样具有信用风险,因此也要占用资本金。 被占用的资本金本来是可以另做它用赚取其他收益,但现在因为投资了信用债,这一部分资本金便被锁定了,因此在考虑信用债的投资收益时,必须要扣除资本占用可能带来的收益(机会成本的概念)。 那怎么算被占用资本金的收益率呢? 很简单,可以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定义就是每一单位净资产(资本金)能够带来的回报率,因此如果投资信用债占用了1单位的资本金,那么其资本占用的机会成本便是ROE。 举个例子。假设某银行,资本充足率(资本金/加权风险资产)是10%,净资产收益率(ROE)是12%。该银行投资了1单位信用债,信用债的收益率为6%。 这1单位的信用债按100%的风险系数计算,要耗费资本金1*100%(风险系数)*10%(资本充足率)=10%,按照12%的ROE计算,这10%的资本金可以给银行带来10%*12%=1.2%的收益。 因此,银行投资1单位信用债,最后的实际收益率应该是6%-1.2%=4.8%。 按照以上综合考虑税收和资本金的原则,我们做了个粗略的测算。从图表2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如果真的考虑税收和资本占用的因素,国债的收益率其实一点都不逊色于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 其次,银行有时是身不由己,受监管的约束比较大,没办法随心所欲。 这一点影响最为明显的是银行会很偏好投资短债和利率债。 这些短债和利率债,在银保监会和央行给银行设置的监管体系中,有很高的地位,能够帮助银行在流动性监管考核要求中达标。 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我们马上会专门出一篇银行监管约束的报告,作为银行投资行为的续章,读者朋友可以在那一篇文章获得更详细的信息。 这些短债和利率债,对银行自己做流动性管理也很有帮助。如果哪天,银行自己发现表内出现了流动性缺口,负债增速跟不上资产的增速,那么直接在市场上抛掉这些流动性好的利率债,或者短债到期后不再续投回收流动性即可。 有些地方的农商行管理机构(省联社)为了防范信用风险,也会给农商行施加额外的监管约束,比如要求农商行不能投资信用债,只能投资利率债;或是要求农商行只能投资AAA评级或白名单里的信用债。这也给银行自身的投资行为构成了约束。 还有一点,对银行尤其是区域性银行的投债行为影响很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虽然现在我们的金融管理是垂直化管理,地方性的金融机构由中央的金融管理部门管理,地方政府名义上没有管辖权,但现实中,区域性银行依然会非常顾虑地方政府,会积极的去拿地方政府发行的地方债与地方城投债,以此维护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除了维护关系,这里面银行自己也能获得相应的收益,比如获得地方政府下面的机关单位存款,以此扩大规模;地方城投一般有地方政府的隐性背书,相对而言也是一类不错的高收益资产。 (五)银行如何决定资产配置 我们之所以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说信贷、非标、固收类资产,这些似乎和债券没有太大关系的资产,是因为银行的投资行为是一个在经济周期、监管和负债三方约束下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形成的行为。 这些资产和债券有很多扯不清的关系,会影响银行投资债券的意愿和规模。 比如替代关系。在经济周期处于复苏或过热的时候,实体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企业盈利状况好,信用风险小,一般也会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那么这时企业信贷和非标增量会比较高,银行会多配这些资产,减少债券的投资规模。我们说经济变好,债券市场会走熊,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再比如联动关系。在一个严监管的周期里,银保监会和央行对不规范事件频繁发生的非标及同业投资的固收类资产限制往往较大,银行在监管的压力下,往往会减少对这两类资产的配置,这会直接导致处于银行下游的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其他广义基金产品的规模缩减,市场上可用于配债的资金减少,使债券市场收益率上行。 所以,一个优秀的债券投研人员,不单单要对债券市场有深刻的了解,还需要对资管业务模式、金融监管、经济周期和投资者行为等方方面面有深刻的理解。专攻机构投资者行为的债券研究员,往往也会是不差的银行研究员。 具体到某一个年份,要决定信贷、非标、债券和固收产品投资的规模和比例,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决策方式,但我们可以大体的将他们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个类型是主观型。归属在这个阵营的银行,不会有明确的资产负债管理部门,银行基于上一年的收入和盈利水平,对各业务部部门制定下一年的收入和盈利考核目标,然后根据需要达成的盈利目标,分配给这个部门多少的风险资产额度、多高的资金价格等等具体的指标。 这种主观型的决策方式一般出现在农商行和部分经营能力偏差的城商行里。 第二个类型是相对客观型。这种类型的决策,一般会有一套复杂的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多出现在大行、股份行和部分经营能力较强的城商行农商行里。 首先,这些银行一般会由高层、各业务部门的领导以及风控合规等相关人员组成决策委员会,对资产负债表结构、未来发展方向等大面上的东西,作出战略性的展望要求。 比如说,今年消费信贷很火,监管机构想打击金融空转套利,那银行决策委员会可能就会制定今年要大力发展零售金融、降低同业业务比例的大方向。 这一个过程实际就是银行领导根据自身对经济、监管和政策的预期来决定银行资产配置重点方向的过程。 在决策下来之后,战略的具体执行通常会由一个称为“资产负债管理部”(简称资负部)或“计划财务部”(简称计财部)的部门来执行,由它来统筹全行每个资产负债品种的期限、利率、规模等具体的事项,以完成行业制定的盈利目标。 要做好这一点,资负部门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要监测行里的流动性风险和日常的流动性分配,决定银行要承担多大的利率波动风险,怎样才能消耗最少的资本金,做最优质的业务等等。 而在这些工作当中,对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有最重要影响的是:资负部门担当司库职责,进行FTP核算。(有些中小银行可能没有设立资负或计财部,司库的职责会交给金融市场部) 什么叫FTP核算呢? FTP全称是内部资金转移体系,它可以衡量每一项业务对行里利润的贡献程度,能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结构。 比如说,银行最基本的存贷业务。一般来说,银行支行的存款业务人员,每个季度都在积极拉存款,对银行的负债和规模扩张有很重要的贡献。 但这些存款如果不通过贷款是没办法给银行创造收入的,所以这些存款业务人员的绩效和给行里的贡献,一般情况下就很难和贷款业务割裂开来衡量。 但在FTP体系下,这个问题很容易能够解决。 当资负部门担起司库职责时,它就像是一个中介,存款业务人员从居民和企业部门手中揽储,假设是以3%的存款利率拉来的存款,那么存款业务人员把这个存款“卖给”司库,司库依据它自己制定的一套复杂的定价模型,给存款业务人员假设4%的价格,那么存款业务人员给行里的贡献便是4%-3%=100BP。 如果是贷款部门,他们相中了一个企业客户,企业客户愿意支付7%的贷款利率,那么他们可以向司库“购买”资金用来发放贷款,司库假设按5%的价格将资金“卖给”贷款部门,那么贷款部门完成这笔贷款便能获得7%-5%=200BP的利差。 如果银行觉得经济不景气,给企业贷款的不良风险比较高,想加大债券资产的投资比例,那么资负部可以调高给贷款部门的资金利率,比如从5%的价格上调到6%,这样银行贷款部门开展业务所能获得的利差收入(对行里的贡献和绩效)是减少的,其业务开展积极性降低,难度加大,从而使银行负债资金配置到信贷上的规模下降。 同样,银行如果希望加大债券(利率债)资产的投资,那么司库给债券投资部门的资金价格可能就会相应的调低。 利用这样一个调节手段,银行还可以调节负债的结构。比如希望提高存款负债比例,那么就提高司库“收购”存款的价格。 总之,如果银行的资负部门担当司库,设计的FTP核算体系足够科学和实用,那么它们确实可以通过FTP来指挥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决策委员会进行战略决策—资负管理执行这样一整套流程,实际是一个非常完美和理性的流程,现实中可能没有几个银行能完全实现,但这不碍事,逻辑和道理是共通的,现实中银行确实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很多主观决策资产配置的银行,可能也会设置所谓的决策委员会、司库等环节,但我们依然会把它归类为主观型,因为对这些银行来说,这些环节基本不会发挥作用,大部分时候这些银行的决策是依靠少数人的主观判断而得。 2 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解析 如果说我们在上一部分“商业银行资产配置的逻辑”中讲的是理论,那在这一部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解析,我们要讲的就是对理论的数据分析和验证。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上市银行报表。(图表4) 报表看着非常杂乱,项目非常多,但我们仔细看,会发现有几个项目占比非常小,比如资产端,像固定资产、贵金属这种,对我们研究银行的投资行为也没什么帮助,所以我们不妨对这个报表进行简化和整理。 依据我们的从业经验,我们将其简化成了图表5。 (一)资产端解析 在资产端,商业银行重要的有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发放贷款和垫款、同业资产和金融投资四大项。 1、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现金和M0是相反的概念,它是指银行的库存现金,是银行留在自身金库中用于应对储户取现而自由支配的资金。只有当储户取现时,这部分现金才进入经济系统中,变成流通中的现金(M0)。 一般来说,这部分现金银行留存的很少,因为这部分现金留存在金库中,不会给银行带来任何的收益,对银行而言是纯粹的成本耗损。 它的波动变化通常情况下也不大。只有在特殊的节假日——春节前后,年前居民为过年先大规模取现,年后又大规模存钱,这部分现金的规模才会发生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说的银行拉存款,拉的是流通中的现金(M0),其实是把流动性中的现金(M0)转换为银行库存现金的过程。 存款中央银行款项,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超额存款准备金和财政存款三项。 法定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按照央行要求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缴纳的准备金,其基数是商业银行的一般存款。 假设银行吸收了100亿的一般存款,央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那么银行便需要缴纳10亿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冻结在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中,无法使用。 超额存款准备金是超出央行规定缴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规模的部分,这部分我们通常称为超储。 超储是商业银行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也是银行买债、放贷、投广义基金或拆借给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 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比如降准、公开市场操作、MLF操作等给商业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最后也是体现为超储的增加。 因此超储可以说是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流动性供给,也是债券投研人员最关注的流动性指标之一。 财政存款,更准确的说法是“划缴财政存款”,和金融数据中公布的财政存款以及我们经常听到的国库定存有很大的差别。 金融数据公布的财政存款,是财政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账户的存款变化。 企业或者个人缴税,政府发行国债和地方债募集资金,都会造成国库账户中的财政资金增加,财政存款增加。 而财政部下发财政支出给各个机关单位,让这些机关单位去执行政府职责,比如建基建项目,这个过程反过来会造成国库账户中的财政资金减少,财政存款减少。 国库定存是另一个概念。经过多年的累积,国库账户中其实已经有了不少的财政存款,这些财政存款如果只是安静的呆在国库账户里,没什么收益,那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资源的浪费。 所以为了盘活财政存款,央行还会不定期的进行国库定存招标,也就是把这些财政存款拿出来,让银行去报价竞争,使这些本来躺在央行国库账户中的财政资金变成银行的存款负债。 而我们这里说的“划缴财政存款”在资产负债表中属于资产项,显然和国库定存是有明显差别的。 它其实是商业银行担当经济主体和国库账户收付中介形成的财政资金遗留。 我们前面说的企业缴税会增加央行国库账户的财政资金,这个过程不是由央行操作执行的,因为央行通常不和非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 更具体的流程是,商业银行先从企业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然后商业银行将这些税款上缴给央行,央行将其纳入到国库账户。 下发财政支出,也是首先将财政资金划缴给商业银行,然后由商业银行将这些财政资金划缴给机关单位的存款账户。 在这样一个“代收代发”的过程中,未被及时或充分利用,依然遗留在商业银行账户中的财政资金,便沉淀形成了“划缴财政存款”。 这部分沉淀的资金,显然银行并不用为他支付任何的利息,所以并不能算作是商业银行的负债。 2、发放贷款和垫款 贷款和垫款是商业银行资产项中规模最大的一项,也可能是各位读者最为熟悉的一项。 贷款概念无需解释,各家银行的主营业务,每家银行发出去的贷款(包括票据贴现)加总一起构成了央行发布的金融数据中的信贷规模。 垫款是指商业银行为客户垫付的款项,比如某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无法向上游支付支付原料款,商业银行代替它支付。 两者的比例,我们不可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也基本不会公布,但从常识直观来看,垫款的比例应该极小,贷款是这一项目最重要的组成,因此我们把它看做银行信贷规模就行。 对债券投研人员来说,如果不是有意看银行的信用风险状况,那研究某个银行的贷款项目,基本没什么意义。 我们更希望也更喜欢看所有银行加总得到的总量数据,商业银行贷款资产这一项,可能只有在我们希望去了解信贷的结构也就是信贷的流向时,才会有些许的帮助。 3、同业资产 同业资产按照行业内的共识,包括拆出资金、买入返售和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三个科目。 拆出资金是无需抵押品,银行直接“贷款”给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分为同业拆借和同业借款两种。 同业拆借的期限短,一般不会超过1个月,最长的极限也就1年,一般是银行和银行之间在线上操作,是拆出资金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同业借款的时间长,4个月至3年不等,主要面向的群体是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在线下操作。 由于拆出资金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信贷”行为,存在信用风险,所以无论是同业拆借还是同业借款,都要占用银行的资本金。 但因为同业拆借面向的是风险相对更低的银行同业,所以风险系数更低,期限在三个月以内(含三个月)时,风险系数是20%,超过三个月是25%;而同业借款不管时间长短如何,都要100%。 买入返售和拆出同业类似,都是银行给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同的点在于,买入返售是一个“抵押贷款”,它需要银行先买入某项金融资产(“收抵押品”融出资金),再在约定时间,按固定的价格,将资产卖回给资金融入方,以此收回资金和利息。 买入的资产,按照银保监会发布的127号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必须是银行承兑汇票、债券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如果买入的资产是债券,那么银行买入返售的行为其实就是我们在《初探债市》中所说的债券回购交易行为。 我们前面说,超储是债券市场最重要的流动性供给,表示商业银行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这里说的两种同业资产科目——拆出同业和买入返售表示的是,商业银行将这些流动性供给传递给其他机构的方式和规模。 当然,由于银行报表是一个季末的存量时点数据,更准确的数据可能是交易规模这种流量数据。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简称存放同业)是银行在其他银行和财务公司的线下存款,我们简称同业存款。 它的性质和前两个完全不同。 前两个我们说本质上是“贷款”,资金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银行是为了获得利息收入。 但存放同业,资金所有权不会发生转移,资金仍然归属银行。虽然也有部分存放同业是为了获得利息收入,但还有些时候银行是为了方便结算。 4、金融投资 金融投资里面包含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债券、非标和固收产品三大类资产,是债券投研者最关注的项目。 但这一项最近几年因为会计准则的变化,科目分类也发生了变化,大家在做纵向对比是,会比较困难。 在2018年以前,所有银行都会将金融投资分成“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和“应收款项类投资”四个科目。 2018年之后,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 开始陆续有银行将金融资产重新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FVOCI)”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MC)”三个科目。到现在,基本上所有上市银行都采用了这一新分类方法。 我们主要讲述的也是新分类下的三个科目。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AMC),它对应的是旧分类下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应收账款中的大部分非标和债券资产。 在这一科目下的资产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一是持有资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本金和票息收入,持有时间会一直到债券/非标/固收产品到期;二是估值方式顾名思义,是以摊余成本法计量估值。 什么是摊余成本法?简单而言就是以买入成本为入账价值,然后将存续期内的利息收益平均摊派到每一天的一种计量方法。 比如说,某银行以100元的价格买入了一张期限为1年,票息收入为6%的债券,准备持有至到期,银行将这个债券放在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科目。 这意味着,银行将这个债券入账时,记得摊余成本法计量的金融资产项增加100元。 同时,在未来1年,银行要把100*6%=6块钱的收益平摊到每一天,每一天这个科目都会稳定的增长1.66%(6/360,假设一年按360天计算)。 通常来说,我们将这种不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只以获取本金和利息收入为目的债券投资,称为配置盘。 显然,只要司库给银行债券投资部门提供的资金成本小于债券的收益率,那么配置盘买入就是有利可图的,而且还不用考虑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投资风险。 他们担心的其实更多是买入配置时的收益率水平是否足够高。 如果说银行在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3%的时候就大规模买入配置,但两个月后,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上行到了4%,这时银行的配债资金已经被占用,无法继续买入更高收益率的10年国债。 从这个角度看,债券的配置盘实际是天然的空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简称FVOCI),它对应的是旧分类方式下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应收款项投资”这两项中的金融资产。 记在这个科目下的金融资产,它的特点是:1)银行持有的目的不“单纯”,可能是为了长期持有获取利息收入,也可能是想在市场价格大幅上涨时卖出获取资本利得;2)顾名思义,以公允价值为计量估值方式。 什么是公允价值?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难说清楚的问题,简单而言它是一个被大家(最重要的是监管机构)普遍认可且能真实准确反应金融资产内在价值的价格。 比如说债券,它可以流通交易,也有专门的受监管认可的中债登或中证登为其提供估值,那么大家交易出来的市场价格或是中债登/中证登估值就可以作为公允价值。 这个公允价值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其为入账计量方式的金融资产价值自然也会随着公允价值的变化而变化。 比如说我们上面举的例子,银行买入一张债券,价格是100元,两个月之后,这个债券价格假设上涨变成了102元,那么这个债券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价值就会马上变成102元。变动的2元钱,按规定被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银行的当期利润。 按照这样的一个估值方式,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确定的认为,这个科目下基本不会有银行直接投资的非标资产,大多数会是债券或是公募债基与货基。 因为目前来说,非标基本不能被公允价值计量,它一基本没有流动性,二没有一个受大家(监管)广泛认可的机构对其进行准确估值,或者说缺乏除摊余成本法计价之外的估值方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简称FVPL),它主要对应的是旧分类下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三类中,不符合“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损益的金融资产”分类要求的金融资产,也会被纳入到这一新科目中,所以这个科目可以看做是一个大的收容站。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1)持有的大部分资产,其目的都是为了交易获取资本利得收益;2)以公允价值为计量方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会影响银行的当期利润。 但是,和FVOCI不一样,虽然这个科目是要求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但是这个科目也是一个收容站,很多流动性不好的资产比如非标等由于不符合相关条件也会被放置在这个科目下。 在这一科目下的债券投资,由于其目的是为了交易,所以被称为交易盘。它和“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的金融资产”科目中的配置盘截然相反,它希望债券到期收益率持续下行,是天然的多头。 如果是这样一个推论,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当债券市场迎来牛市(收益率快速下行)的时候,银行交易盘力量会明显上升,而在债券熊市(收益率上行)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银行的配置力量增加。 我们以5大行的数据为例进行了验证,发现确实如此。在2018年到2020年的这一轮债券长牛市中,五大行的“FVOCI”和“FVPL”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重明显上升,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占比则逐渐下降。 有了对银行交易盘和配置盘的认识+资产负债表数据,我们其实还可以来验证我们前面说过的各类银行在债券市场上的投资风格。 图表11是我们对各个上市银行2019年年报披露的金融资产项目的整理,从中可以看出: 1)四大国有行持债风格明显偏配置,AMC资产的占比在60%左右,而明确用于交易的FVPL占比在11%左右。 2)股份制银行相比于国有行风格会激进一些,样本行里AMC资产的平均占比为53.5%,明显低于国有行,而FVPL资产的平均占比则达到了22%。 3)城商行在各类银行中表现最为激进,其FVPL资产的平均占比达到了27.73%,还有部分银行甚至接近40%,是各类银行中占比最高的。 4)农商行的风格分化比较明显,不过整体依旧是偏保守,样本行中FVPL资产的占比仅8.95%。有部分银行AMC的比例超过70%,但也有部分银行不足40%。 总体的结论和我们在《债券托管数据分析手册》中通过托管数据所得到结论基本一致。 (二)负债端解析 在负债端,对债券投研人员,比较有意义的项目有向中央银行借款、吸收存款、同业负债、应付债券四大项。 1、向中央银行借款 顾名思义,这一项负债是银行向央行申请“贷款”形成的科目,和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已知的有:再贷款、再贴现、中期便利操作(MLF)、公开市场操作(OMO)、常用借贷便利(SLF)等。 这些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基本的流程和套路都是银行用自身符合央行要求的资产作为“合格抵押品”,或私下一对一的向央行提出申请,或以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向央行申请资金。央行再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确认合适的规模,将其划拨给银行在央行开设的准备金账户中,形成超额存款准备金。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科目的增加或减少,直接对应的是资产端“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规模的增加或减少。 未来,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其他更具创新性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工具未来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不同的影响,但只要商业银行增加了对中央银行的债务,那么这些工具最终都必然会归入“向中央银行借款”这一项。 2、吸收存款 这是商业银行最为核心的负债项,在2014年前,这一项占银行负债的比例在70-80%以上。但2014年之后,随着金融资管产品(余额宝、各种理财)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居民储蓄开始脱离银行表内,银行开始更加依赖同业负债资金,存款占比逐渐下滑。 通常来说,银行增加表内存款,有三个途径,这三种途径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不同。 一是通过信用派生创造,企业一般会在商业银行开设企业存款账户,当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投资企业债券和非标时,相应会在企业的存款账户中进行记录,从而在账面上增加了银行的存款规模。 但当企业存款规模增加了,银行需要按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缴纳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将超储转为法定存款准备金,从而使银行可以自由支配的配债资金减少。 因此,存款的增加不一定对债券构成利好,或者说信用派生形成的存款,对债券必然是利空的。这也是为什么,做债券研究的人如此重视金融数据中的信贷和社融两项数据的主要原因。 二是通过参加国库定存招标,吸纳财政资金增加存款。国库定存招标带来的存款,虽然同样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但这部分资金是央行直接将国库中的财政资金转移给银行,对银行来说是确切的可使用资金的增加,而不是账面规模。 因此,即使需要冻结一部分资金缴准,银行也依然还有更大规模的可自由支配用于配债的资金,所以对债券而言,总体是利好。 三是揽储,也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拉存款,将流通中的现金M0拉回银行系统,转为银行的库存现金或超储。 显然,这种方式带来的存款增长,和国库定存性质类似,虽然都要缴纳法定准备金,但银行总体流动性增加了,对债市构成利好。 需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存款都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除保险机构所做的协议存款外,其他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是无需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吸收存款”这一科目,也不包括金融机构在银行的同业存款。 3、同业负债 同业负债共包括拆入资金、卖出回购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三个科目,这三个科目和我们在资产端所讲的同业资产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拆入资金对应同业拆出。一个银行将资金同业拆借给另一个银行,那么该银行同业拆出规模增加,而另一个银行则形成了我们这里所说的拆入资金。 卖出回购也是一样。一方银行是买入返售,作为交易对手的另一方银行必然会形成卖出回购。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略有不同,它的口径要更宽泛一些。通常来说,银行在债券市场上是资金的融出方,一般不会找非银机构融入资金,所以无论是拆入资金,还是卖出回购,对应的基本都是银行同业。 但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其范围要广的多,非银机构形成的同业存款反而有可能会比银行同业存款多。 比如我们买公募基金,买银行理财,或是我们去炒股交给证券公司保证金,这些资金最终都会先以同业存款的形式进入这些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存款账户里。然后这些机构再将这些账户中的资金,用于投资或其他用途。 同业负债非常容易受监管的影响,它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在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监管政策出现了变化。 比如2017年,监管机构主导金融去杠杆,严查资金空转套利,禁止银行用同业负债工具去购买同业理财、券商资管等固收产品。 这不但使固收产品的需求大幅下降,还促使银行赎回未到期的固收产品以应对监管。这些固收产品为了应对赎回带来的流动性需求,被迫抛售流动性好的利率债,从而引发了2017年债券市场的大幅调整。 还有同样在2017年,银保监会提出了一堆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强化了存款负债的地位,如果同业负债规模过高,银行可能无法在这些新的流动性监管指标考核中达标。 这直接导致部分银行主动削减同业负债规模。由于负债端的萎缩,资产端也被迫收缩,流动性最好的金融投资自然会成为银行匹配资产负债表的主要抓手,债券或固收产品又再次被抛售,引发债券市场的剧烈调整。 所以,同业负债这一项,在定义和概念上不难,真正困难和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是在金融监管层面。 对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篇详细展开,届时大家能看到,商业银行的同业负债到底会有怎样的监管约束,这些监管约束对债券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 4、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科目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同业存单,二是银行发行的用于补充资本金的资本工具,比如次级债、二级资本债等。 这部分之所以被大家所重视,在于同业存单的特殊性。 同业存单兴起于2014年,在性质上其实更像是同业存款的替代品,同样是用来吸收同业负债资金的债务工具。 但与同业存款相比,同业存单在兴起时更具有优势:1)同业存单不被纳入同业负债项(尽管他是用来吸收同业负债资金),不受同业负债的监管限制;2)线上标准化发行,更方便和更低的操作风险;3)资金更具稳定性,不存在提前支取的风险。 因此,对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而言,同业存单的出现让他们突破地域限制、突破监管限制,扩张规模成为了可能,大量中小银行和股份行在2014-2016年放量发行同业存单,造成同业存单规模快速上涨。 但2017年金融严监管,央行和银保监会补上了对同业存单的监管“真空”,将同业存单纳入至同业负债口径,从此银行利用同业存单扩张规模受到制约,中小银行和股份行的存续规模逐渐见顶并稳定下来。 但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科目中,同业存单依然被认为是银行发行债券融资的行为,所以在会计记录时,同业存单依然被认定在应付债券项下。 (三)研究资产需先研究负债 作为债券的投研人员,我们其实很少直接硬碰硬的去研究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在大部分时候,我们更多的将焦点放在负债项上,通过研究负债的变化,来推测银行的投资行为和资产端的变化。 扩展到整个固收行业,负债可能都会是最重要的部分。有优秀的投研能力、确定了投资机会,但没有了负债,无能为力。 各金融机构的负债是会互相影响的。某机构的资产可能就是某机构的负债来源,比如公募基金持有的同业存单,是银行同业负债的主要来源;而公募基金的负债尤其是债基和货基,在很多时候,又来自于银行的投资(对应银行金融投资项下的三个科目)。 一旦银行的同业负债出现了问题,那么银行可能就会减少金融投资项,从而影响公募基金的负债端。公募基金的负债端出现问题,同业存单的买盘力量减弱,又会进一步加重银行负债的萎缩,形成一个套娃式的恶性循环。 债券投资中的机构投资者行为研究,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对这种机构之间互动行为的研究。要理解这种更深层次的互动行为,资产负债表、金融监管条例、投资逻辑等这些内容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解析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逻辑的原因。 当然,只是了解基础远不够。金融市场的创新与时俱进,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动行为也会随时发生改变,对债券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东西是需要“干中学”,深入到市场一线中去才能及时了解。
图片来源:微摄 银保监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74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3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4%,较上季度末增加0.03个百分点。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近期表示,当前由于经济尚未全面恢复,新冠肺炎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也存在一定时滞,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贷款率上升压力较大。 受疫情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上升,引发市场担忧。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都可能有所上升,但目前商业银行风控能力比较强,不良贷款率整体可控”。此外,疫情发生以来,金融监管部门联合多部委及时出台多项针对性政策措施,不仅帮扶了企业,也坚定了金融业抗击疫情的信心,帮助商业银行化解了部分风险。 “受疫情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率会有小幅上升,但风险完全可控。”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新闻发言人肖远企今年以来多次公开表态,稳定市场信心。同时,银保监会要求银行等机构未雨绸缪,持续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今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至6月份,贷款核销规模合计4463亿元,同比上升6.1%;仅从二季度来看,贷款核销合计2917亿元,同比上升13.82%。据银保监会透露,今年全年预计银行业处置3.4万亿元,且明年的处置力度会更大。 从银行自身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正采取多种方法补充资本,提前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目前,多家银行尤其是城商行正积极提高拨备覆盖率,如率先公布中报的江苏银行拨备覆盖率从去年末的232.79%增加至246.82%,提高14个百分点。天风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廖志明认为,从中报来看,该行营收增长较快,但净利润增速因拨备计提而下滑明显,显示该行提前应对未来资产质量压力,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毫无疑问,银行拨备覆盖率提高有助于抵御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也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做实资产质量分类,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法评估贷款风险,准确做好资产分类,真实反映贷款质量;同时采取多种方法补足资本,加大拨备提取,提高未来风险抵御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贷款核销等举措之外,今年以来银行业也在积极探索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包括与AMC(资产管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加快发行不良资产ABS(资产支持证券)等。中国华融近日表示,上半年该公司收购不良资产规模累计超800亿元,其中仅6月份就超过了500亿元。 为了减轻不良贷款处置压力,丰富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渠道,今年6月份,银保监会下发了《关于开展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银行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实施方案》,拟进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根据《实施方案》,后续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贷款的区域限制会逐步放开,银行可以向全国性AMC和地方AMC转让单户对公不良贷款和批量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在业内看来,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将有更多不良贷款转让给AMC,此举也将进一步加快银行不良贷款处置效率。 除此之外,今年以来银行不良资产ABS发行也显现出提速迹象。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已发行15笔不良资产ABS,涉及金额近70亿元,发行人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发行数量、发行金额均创下2016年试点重启以来的同期新高。(经济日报记者 陆敏)
2019年8月2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就在第二天,浦发银行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分行紧跟“临港速度”,正式开业。浦发银行董事长郑杨表示,新片区是浦发银行实现新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服务好新片区建设更是浦发银行的新使命、新任务。 白驹过隙,如今正值临港新片区成立一周年,作为长三角自己的银行,过去一年浦发银行在服务自贸金改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该行坚持以“资金支持倍增、服务规模倍增,引领新片区金融制度创新、引领新片区金融开放”的“双倍增、双引领”为指引,走出了一条自贸金改与创新之路。截至7月末,浦发银行已为新片区650户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贷款余额超过100亿元,累计推出14项“市场首单”。 聚焦重点客群,四大专属金融服务全面落地 重点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临港新片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建设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高地,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新动能、新格局。 2019年8月7日,浦发银行推出了《上海自贸区新片区金融服务方案》,针对新片区高新技术企业、航运业等重点产业客群,以实施资金便利收付的跨境金融政策为基础,聚焦与前沿产业集群、新型国际贸易、高能级全球航运枢纽以及跨境金融服务相关的客户,形成了四大专属金融服务,并在新片区落地。 在落户于临港新片区的上海外资最大项目——特斯拉“超级工厂”项目上,浦发银行作为联合牵头行和联合结算行,与上海特斯拉签署了总额约112.5亿元的超级工厂项目银团贷款合同,并在短短十几天内完成了贷款审批、银团谈判、合同签约以及提款发放的全流程, 让企业充分感受到了“上海速度”、“临港速度”。 在航空领域,浦发银行为新片区企业上海上飞飞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了“信用贷款+担保基金贷款+融资租赁”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累计金额达到3000万元,助力企业参与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制,为国产大飞机“圆梦蓝天”贡献浦发力量。 创新引领市场,跨境金融服务创下多项“第一” 作为金融改革的“热土”,临港新片区是上海面向国际的一张亮丽名片,这里联通了境内外两个市场。在此过程中,擅长跨境金融服务的浦发银行依托自身优势,积极创新服务,打造了多个浦发样本。 比如,在本外币一体化、跨境人民币、外汇管理等领域积极探索,实现了14项业内首批业务的落地,包括新片区首单跨境人民币支付便利业务、新片区首单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新片区首单外债额度一次性登记业务等,提升服务自贸新片区的质效,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为了提高跨国公司的资金管理效率,浦发银行为密尔克卫集团搭建了新片区首个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功能型跨境资金池,使企业实现了集团内、境内外资金的高效归集,帮助企业解决了全球化布局中境外资金安全管理、跨境资金灵活调拨、财务成本有效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也让此类跨国企业切实体会到了与国际紧密接轨的金融服务。 上海锆崇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注册在新片区内的小型贸易企业,主营船舶配件贸易。企业在今年3月复工后,收到来自采购方开立的180天国内信用证,为了帮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化解资金链紧张的难题,浦发银行为其提供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将其名下国内信用证福费廷资产转让给了境外交易对手浦发银行新加坡分行。通过高效的系统内境内外联动,有效降低了客户的融资成本。 此外,为了提升新片区跨境金融联动服务,浦发银行积极推动集团成员单位入驻临港新片区发展。目前,浦银租赁已有25家租赁项目SPV公司落户临港新片区,并与法国、瑞士、新加坡的多家知名航运集团开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合作。 从1.0到2.0,新片区金融服务方案再升级 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止。在临港新片区成立一周年之际,浦发银行发布了《自贸区新片区金融服务方案2.0》,重点突出了发挥数字化先行优势提升服务便利、通过多元化融资助力产城发展、三位一体打造离在岸枢纽等三大亮点。 金融服务便利化是企业贸易往来的基础。浦发银行开创性地将API技术运用到新片区的跨境金融服务中,并将服务嵌入合作伙伴的平台和业务流程中,有效提高了服务效率。以区内跨境电商企业为例,企业只需要通过API与银行实现端口相连,即可实现会员建立、账户结汇、订单查询登记和修改等近30项功能,业务均在企业界面完成,实现了“无感式”操作。 产城融合离不开金融机构的全方位服务。浦发银行推出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融资贷款、贸易融资产品、产城融合贷款、万户贷、科技创客贷等30项融资产品,充分满足新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前沿制造业集群、新型国际贸易、现代航运服务等重点行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此外,浦发银行还针对新片区开发主体和招商引资新建项目的融资需求,结合新片区开发周期较长的特点,设计了期限最长可达到25年、用途多样的产城融合贷款。 在三位一体助力打造离在岸枢纽方面,为让新片区企业感受到与国际通行规则相接轨的金融服务,浦发银行基于FTN、OSA、海外分行“三位一体”国际平台,凭借已形成的“离岸平台跨境融资、自贸平台开放创新”的业务特色,为企业跨境资金管理、跨境融资服务、跨境资金汇兑等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 作为总部位于上海的骨干金融机构,浦发银行积极发挥主场优势,创新临港新片区金融服务,提供与国际接轨的跨境投融资服务,为推进临港新片区成为新时代上海新一轮改革开放新高地贡献金融力量,并以此为支点撬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有数字货币钱包,即使手机断网,两个手机碰一碰,就可以把你的数字货币转账给另一个人。这个场景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成立专门研究小组研究法定数字货币,至今已有六年。近期,商务部发文称将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也让外界再次燃起对数字货币的遐想。 01 啥是数字人民币 央行数字货币其实在概念上并不复杂。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告诉中新经纬(微信号:jwview),数字货币指由央行发行的、与现钞并行的数字化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式。而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币的电子版形式,是数字化的人民币现金。 业内人士曝出,近几日,工农中建四大行同时内测“数字人民币”电子钱包,考虑到系统负荷等原因,目前还属于内测阶段。 今年4月17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表示,数字人民币当前阶段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以不断优化和完善功能。 7月,滴滴出行称,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研究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智慧出行领域的场景创新和应用。中新经纬8月17日向滴滴出行方面询问场景应用的探索情况,其回复称,暂时没有可透露的消息,等有进一步消息会对外发布。 8月14日,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其中公布了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有人将其理解为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可能会扩容。然而事实上,当前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仍然是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四地以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并没有发生变化。 不过消息传出,资本市场上的数字货币板块仍然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根据Wind数据显示,8月14日数字货币指数大涨2.81%,8月17日再度大涨3.35%,8月18日继续上涨1.07%,已连续三日上涨,足见市场对数字货币概念的热情高涨。 02 未来如何应用五大猜想 关于数字人民币的应用也引发众多猜想。在哪里能兑换到?未来如何应用?中新经纬采访了多位业内人士进行解答。 猜想一:载体是APP吗? 通常情况下,居民可以在商业银行兑换到纸币,那么数字人民币在哪里可以兑换? 从网上早前流传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数字货币钱包内测图来看,四大行均在测试数字钱包应用。 “数字货币目前还处于测试阶段,可以肯定的是数字货币并非推出一个APP,可能每个银行会推出单独的APP,或者会集成在各个合作银行的APP里。”金融科技咨询公司PANONY联合创始人毕彤彤告诉中新经纬。 “另行推出APP在用户教育成本和使用成本上较高,试点商业银行可能会在已有的APP中嵌入服务。”瀚德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望告诉中新经纬。 猜想二:兑换需要去银行吗?自己可以在APP兑换吗? 从功能上看,各家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功能基本相同。比如建设银行包括“扫一扫”“收款”“付款码”“转款”等,用户可以通过银行账户将钱兑换为数字人民币。中国银行包括“充值”“提现”“转账”“银行卡”等。农业银行的页面包括“扫码支付”“汇款”“收付款”“碰一碰”。 “从流传出的内测图片看,其显示的主要功能与银行电子账户日常功能基本相似。”董希淼表示。 在杨望设想中,使用数字人民币需三个步骤,第一步需要下载一个相应的手机APP;第二步需要注册,输入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等信息,在APP上会展示相关的个人征信查询授权书,需要用户选择同意或者拒绝;第三步绑定银行账户,之后用户就可以用银行存款1:1兑换数字人民币。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预计,未来大概率会有两个账户,一个是数字人民币账户,另一个是银行账户存款派生出的账户,两者保持着相互转换的关系。储户可以从数字钱包中直接支付,但是可能会涉及到先从银行账户中转账至数字人民币账户,再进行支付。 在使用感受上,杨望认为,数字人民币钱包和目前公众接受程度比较高的第三方支付的使用方法类似,同样可以支持二维码支付、指纹支付和人脸支付,不过上述支付方式可能不会一次性全部上线,考虑到技术上的问题,或许会先上线二维码支付,之后再逐步上线其他支付方式。 猜想三:两个手机“碰一碰”钱就能转账成功? “只要你我手机上都有DC/EP的数字钱包,那连网络都不需要,只要手机有电,两个手机碰一碰,就能把一个人数字钱包里的数字货币,转给另一个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曾在一档线上公开课上讲到。 杨望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的一大特征便是双离线支付,也就是没有网络信号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互相转账。 “当然不是碰一下钱就转走了,”杨望解释到,这个功能类似于免密支付,用户需要和银行签订协议,授权后才能使用该功能,每次进入转账场景时,会有确认付款的按钮,点击同意后才能转账,同时该功能或将约定上限,一旦触发一定阈值将无法转账,以此确保用户账户安全。 安全性方面,毕彤彤谈到,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披露的专利尚未说明如何在双离线情况下解决“双花问题”(注:就是一笔钱被重复花两次),这还需要更多的技术专利披露。不过,这个问题也可以通过法制手段来防范作恶动机,并在发生后进行追付。 猜想四:哪些场景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用户更为关心的是自己可以在哪些场景使用数字人民币。杨望介绍,除了可以充值和提现,数字人民币还可以进行用户之间的转账,以及消费。 据杨望了解到,目前试点阶段支持的应用场景包括零售、餐饮、交通卡充值等,随着未来试点应用成熟,应用场景或将在更大范围内拓展。 近日,媒体报道称,河北巨鹿县已申请央行数字货币用于环保等补贴发放。乐智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公司联合河北省巨鹿县开发了“恋上巨鹿”APP,未来当地居民的扶贫补贴等或将以数字人民币形式发放,并且居民可以在该APP钱包中实现资金提取、转账、消费,如交党费、买火车票、充话费等便民服务均可以进行数字人民币结算。 该公司也在和商业银行进行合作,以后居民可以将数字人民币支付给银行兑换成等数量的人民币现金,既可以转换至商业银行的电子账户中,也可以在银行网点兑换成纸质人民币。据了解,该APP将会在近期上线,但是数字人民币功能暂时还不会开放,等后续调试后再另行上线。 猜想五:未来支付宝和微信会实现互相转账吗? 目前,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已经习惯于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数字人民币未来会撼动第三方支付的地位吗? 毕彤彤认为,央行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及微信支付最大的区别在于法权上的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由国家背书,等同于法币。但老百姓个人在第三方支付上的资产其实是一个记账,都是基于商业银行结算。至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会冲击微信和支付宝的市场地位,这是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过程,取决于使用的便捷性、商业价值、经济规模等。 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未来是否能实现支付宝和微信之间的相互转账?杨望认为,此事主要考虑到意愿和能力两个方面。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基于国家信用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也就是任何交易场景都必须无条件接收,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之间都应该支持转账功能。从意愿上,商业银行之间的数字人民币转账问题不大,但第三方支付存在业务壁垒,不同平台之间可能处于保护自己的商业生态还暂时不会实现相互之间的转账,也不排除未来实现该功能。 *标题责编:魏薇 孙庆阳 林琬斯 *标题、导语图为农行数字人民币钱包;文中图片来源包图网
长沙银行8月20日公告称,该行于6月30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方案及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议案。8月20日,该行收到《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批复》及《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同意该行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的方案, 发行普通股不超过6亿股,募集资金不超过60亿元。同时,核准该行根据本次发行后的股份情况修订《公司章程》。 长沙银行称,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证监会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报程序,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